现代汉语人体方所表达形式研究

现代汉语人体方所表达形式研究

叶皖林[1]2001年在《现代汉语人体方所表达形式研究》文中认为方位处所,跟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个重要概念,在现代汉语中占据着一定的 位置,是现代汉语语法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现代汉语中,有的名词具有处所性,有的没有。具有处所性的名词可以直接 做介词的宾语,而不具有处所性的名词需要加上“上、下、里、中”等方位词。 我们研究的人体部位词一般不具有处所性,需要加上方位词,才能构成人体方 所表达形式。 本文对人体方所表达形式的研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表示人体部位的名词与方位词的结合情况。 二、考察人体参照物的特殊性,与人体部位词结合的方位词及“NP+F”的语 义内涵。 叁、考察人体部位词与方位词组合的任意性和选择性,探究人体方所习惯表达 背后存在的认知原因。 四、分析人类利用人体方所意象形成的隐喻。 五、考察了人体方所表达形式进人零动词句时,句式的结构特点、语义特征; 进入“在”字句时,人体方所表达形式的语义指向和表义功能,“在”字句的语义特 征。

赵可红[2]2010年在《现代汉语“人体名词+‘上’/‘下’”结构研究及其认知解释》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现代汉语中的“人体名词+‘上’/‘下””结构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因为该结构比较特殊。一、有些“人体名词+‘上’/‘下’”结构表示方所,有些“人体名词十‘上’/‘下’”结构表示非方所。二、在“人体名词+‘上’/‘下””结构中,表非方所义和表抽象方所义的引申途径并不一样,以往用隐喻解释其中的方位词虚化具有局限性。基于上述原因,我们有必要对该结构进行深入的研究。首先,本文运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描写方法,对该结构在表示方所和非方所时的句法语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察。通过考察发现,语义发生转喻引申的“人体名词+‘上’/‘下’”结构在句法语义方面的表现与表示方所的“人体名词+‘上’/‘下””结构在句法语义方面差异很大。其次,本文考察了“人体名词+‘上’/‘下’”结构的对称与不对称,重点考察该结构的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性主要表现在叁个方面:搭配、表义和语法化程度。然后简要地讨论了造成这种不对称性的原因,主要与该结构组成部分的表义特点有关。最后,本文从隐喻和转喻两个方面对该结构的语义引申进行了解释,同时认为隐喻和转喻在该结构中的方位词的虚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同:隐喻导致功能泛化;转喻导致去功能化。然后对该结构的词汇化问题做了简要的讨论,认为韵律结构和使用频率可能是该结构发生词汇化的原因。

阮氏黎心[3]2011年在《汉越人体名词隐喻对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体词语是人类语言的基本词汇之一,而人体隐喻也是人类最为普遍的思维方式之一。人类认识世界是从自身开始的,并以自身作为衡量世界的标准。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类语言的发展,都是从“自身”开始的。人类把对人自身的认知类推到外部世界事物上,外部世界以拟人化的命名或描述。反过来,人类也把对外部世界的认知类推到人的自身,用外界事物给人体部位和器官命名或加以描述。这些人体隐喻及其成果是人体隐喻最为基本的类型。人类的认知活动来源于身体经验。一方面,不同民族的身体经验可以是相同的,所以,我们可以假设人体隐喻概念系统是有普遍性的,而另一方面,文化背景的差异会影响人们的认知体验,因此我们又有理由推论,不同文化的人体隐喻概念系统中存在着差异。问题是,不同的语言文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表现出人体隐喻概念系统的异和同,本文拟通过对汉、越两种语言的人体名词各方面对比来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在综合运用词汇学、语义学、认知语言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研究主要采用对比研究方法、描写与解释结合法、定性和定量结合法,对人体名词进行多角度、多层次探讨。除结语外,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绪论本章介绍了人体隐喻在人类语言中的普遍存在。人类的思维具有“体认”(embodied)的特征,即人体及其器官是人类认知活动的基础和出发点之一,人类倾向于将对人体自身的认知结果投射到对其它物体的认知与理解中去。正如古希腊哲学家Protagoras (前485—前410)的着名格言所云:"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人是万物的尺度)。因此,在各种语言中都很容易发现用人体及其部位作为衡量世界的标准而映射到其他事物,不管是抽象的还是具体事物都是如此。对此,国外的众多研究主要从几个方面进行探讨,如:从语义的角度研究人体词语;从文化视角研究人体词语;从认知角度研究人体词语;从人类学视角研究人体词语,等等。国内的研究从主要走的是从语言上验证认知语言学理论的路子。虽然对人体词语的研究越来越多,但也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主要表现为几个方面:数量少,国内外就人体词语专题研究的成果不多见,且多数将重心集中于认知机制、特别是隐喻上;缺乏对人体词语语义特征的深刻揭示;缺乏跨语考察。因此我们选择了以汉越人体名词隐喻对比为主,附带以与英语的比较,力图从多角度比较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汉越人体名词隐喻机制和类型的异同,并对人体名词的空间隐喻、容器隐喻及时间隐喻进行对比分析,以期对人体隐喻有更深入的解释和说明。第二章隐喻的理论基础“隐喻”一直被看作是一种修饰言辞的手段,一直属于修辞学的研究对象。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兴起,众多语言学家认为,隐喻不只是修辞手段,而是人类用来组织其概念系统的不可缺少的认知方式。本章旨在确立本课题的理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勾画出汉、越人体名词隐喻与对比的理论框架。分别概括地介绍概念隐喻理论及其相关的理论概念,如:认知域之间的映射、相似性的联想、意象图式、认知经验理论等。按照Lakoff等人的理解,语言使用中隐喻只是一种表层的现象,真正起作用的是深藏在我们概念系统中的隐喻概念。事实上,人体语词的隐喻不但广泛存在,而且还形成了一定的概念和范畴类型即结构,方位和本体叁种隐喻构成了隐喻的一般类型。概念隐喻的固定使一般的隐喻具有系统性,生成性和概括性。而在不同民族语言的隐喻建立的认知过程中,由于概念和意义体系,价值体系和思维方式不同,本体和喻体之间的映射方向也不同,所建立的概念隐喻也会有所侧重。这些异同在语言中的表现为本文进行不同语言之间人体语词的隐喻对比研究提供了哲学基础。第叁章:汉越人体名词语义对比研究。隐喻的本质是一种认知活动,而隐喻的理解过程实际上是将喻体的显着语义特征转移到本体上,人体名词的隐喻反映了名词在语义层面上的演变规律,因此研究语义显得非常重要。本章从认知语义学出发,对人体名词的语义内容,即语义的分类、词义的隐喻性和转喻性转义等概念进行对比研究。语义是语言的意义内容,词义的易变性和稳定性使意义演变具有共性的规律性和个性的差异性两个特征。只有对词义的共性和个性进行深入地分析和描写,并从中揭示决定意义变迁的认知原因,以及意义建构的深层机制,才能全面地把握词义系统。经考察发现,汉越语人体名词都有多义性的特征,即除了本义还有引申义。隐喻和转喻是人体名词引申和转类的基本方式,隐喻途径主要包括:形状类比、功能类比和位置类比;转喻途径主要包括四种借代关系:部分与整体、器官与其动作行为、器官与其功能特征和器官与其尺寸。此外,汉越人体名词转义都呈现出从头部到身躯、四肢再到内脏器官数量递减的趋势。第四章汉越人体名词的转喻对比研究认知语言学认为,“转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而且是人们一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本章从汉越人体名词词义指称和词语转类现象入手,揭示其认知动因为转喻,并对这种认知方式进一步探讨分析。考察结果表明,人体名词转类现象(名转动、名转形、名转量)在汉越语都普遍存在。本章对这几种转类进行了分类,研究了起因,对其进行了认知解释,并阐明了它们的作用。文中指出,人体名词的转类现象就是转喻的结果。其中,人体名动转类是一种事物的关系化,由指代事物的名词转类为表示关系的动词,也就是由指称事物变为陈述关系;人体名形转类可以理解为“用事物来表示该事物的性质的转喻现象”;而人体名量转类分两种情况,人体名形兼类词和人体名词临时当形容词。第一种转义途径是转喻过程,第二种,其实质就是用名词指称的事物所呈现的“空间形体”凸显属性来指代名量词所表示的数量,属于“容器-内容”之间的指代关系。第五章,汉越人体名词的隐喻机制、类型与映射模式对比研究本章从概念隐喻理论入手,对汉越语人体名词的隐喻机制与类型进行对比并得出结论:两种语言中,人体名词的隐喻现象都很丰富并具有相似的认知生成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对客观世界的认知过程的共通性。汉越语人体隐喻类型之所以大同小异,根本原因是在于共同的认知途径。不同民族,尽管语言不同,人们却以相同的方式理解和认识事物的特征,这使得不同语言之间的理解有着一些相同的类型。汉越人体名词隐喻也不例外。然而,相似性由于受语言使用者的不同心理因素、文化背景、生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汉越人体隐喻类型也存在一些相异之处。此外,我们还将隐喻映射的对象进行归类并加以分析。由于人类的认知具有由已知到未知、由简单到复杂、由具体到抽象发展规律,因此,人类不断地把人体部位映射于外界事物的同时,也在与外界事物接触的体验中增加了对自身的了解,将对外界事物的认知及其结果反过来投射到人体。在这个人体域和非人体域的映射过程中,人体既可以作始源域,也可以是目标域。而非人体域可以是具体的动植物类、建筑类、容器类等,也可以是抽象的语言类、空间类以及思想感情类,等等。第六章汉越人体空间、时间、容器和情感隐喻对比研究空间在认知语言学中起着“元概念”(meta-concept)的作用,是“用来理解其他概念的概念”(Lakoff &Johnson,1980:14)。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一个核心观点是:人类的范畴、概念、推理和心智是基于身体经验形成的,其最基本形式主要依赖于对身体部位、空间关系、力量运动等的感知而逐步形成。本章对人体的空间隐喻包括方位隐喻、容器隐喻和时间隐喻进行全面对比,对每一种隐喻类型进行认知探索和共性、个性的分析。特别是对方位词的不对称现象、混用现象以及人体名词空间语法化现象提出个人的见解。另外,本章还对人体的情感隐喻进行尝试性的探讨,文章指出,人类的“喜、怒、哀、惧”等情绪属于人体生理的转喻和隐喻互动的现象。

柳成姬[4]2016年在《与现代汉语名词相关的选择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名词的数量最多,句法地位也最重要。但是目前对名词语法学方面所进行的研究还较弱。早年对名词的研究主要是对名词本质的划分而进行研究。本文基于名词与名词性成分的研究,围绕名词的特点和名词与别的成分搭配来分析。本人主要以结构主义语言学基本理论及研究方法基础,从句法、语义、语用叁方面对该类词语进行描写,并对相关语法现象进行合理解释,力求描写与解释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用形式来验证语义,用语义来解释形式。结构主义语言学以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说作为诞生标志。从语义角度对名词相关的句法结构进行分析,寻找语义搭配规律和语用特点。本人对汉语并不是要面面俱到地讨论名词相关的所有问题,而是采用现代汉语语言学理论的框架,采用形式句法的方法论,并提出较为合理的解决方法。第一章是绪论,主要说明论文选题意义和国内外相关内容的研究。在研读了相关文献和着作的基础上,对名词和与名词相关的选择性研究方面的重要理论和实践价值。概述了本文的研究对象、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以及语料来源,最后对本文的结构安排作出说明。本文讨论了名词与名词的组合、名词与介词的组合、名词与量词的组合、名词与动词的组合、名词与副词的组合、名词与方位词的组合等问题。第二章至七章是本文的主体部分。第二章考察名词的定义,次范畴的叁种分类——量化名词、非量化名词、无量名词,名词的语义语法特征,及其内在时间性、空间性、程度性等。名词的选择性短语的概念及格式。最后论述名词的句法功能研究以及名词的指称性问题。第叁章考察名词与名词的组合,主要是现代汉语“N1+(的)+N2”结构研究,重点讨论“N1+(的)+N2”结构的句法结构类型、语义关系类型(同位结构、定中结构、主谓结构、联合结构),量化名词、非量化名词、无量名词,名词的选择性短语。第四章考察名词与介词的组合,介绍介词的性质、特点、功能,并介绍了介词短语的句法分析,介词与名词性短语构成,还论述了其中不能进入此构成的名词性短语,考察“在X中”的构式。第五章考察名词与量词的组合,名词短语中最热门的就是名词与量词的组合,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以名词与名量词的组合关系为研究对象,从语义和认知角度来分析并解释影响名词与量词互相选择的本质原因和各种制约因素,挖掘名词与量词组合的内在规律及阐述了名词与量词“NN”的双向选择。第六章考察名词和动词的组合。主要讨论名词与动词搭配相关的短语研究,并分析了动词和名词所构成的六种类型的短语:N+V、V+N、V的N、N1+(的)+N2、N+的+V、(V+N1)+N2的类型。它们的构成受到构成成分之间句法和语义上的制约、而这些短语的语法形式和语法语义之间的对应关系,便是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第七章考察名词与方位词的组合。方位词有单音节的方位词和双音节的方位词的区别,本文还对方位词“上、下”作了集中的讨论。方位词是非常有特点的词类,方位词在语法功能上类似虚词,必须和名词组合才能充当句法成分。主要研究方位词短语的句法功能,在入句以后的特点,以及人体名词与“上、下”结合的特点。第八章考察名词与副词的组合。程度副词作为副词中的一类,副词修饰名词的问题本身就包含了程度副词修饰名词问题。“程度副词+名词”结构作为一种后起的语言现象,由于语言使用的经济原则等因素的作用,使得该结构能够兴起和发展。第九章对全文进行了总结,总结了全文讨论的主要问题,指出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和今后还需继续研究的问题。

郭雅娜[5]2017年在《现代汉语双音节复合人体词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现代汉语中的双音节复合人体词为研究对象,首先对其进行共时考察,以《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作为蓝本搜集整理双音节复合人体词,并按照五大义场对该系统进行划分,这之后对其进行结构和语义分析。在此基础上,又从历时层面分五个等级对双音节复合人体词进行词汇化考察,探究其成词过程,梳理其词汇化脉络;并研究其除词汇化以外的其他成词方式。最后,由现象到本质,对双音节复合人体词词汇化背后的机制和动因进行分析研究。第一章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对象,并梳理前人的研究历史和现状,同时介绍了本文的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创新点等。第二章主要对现代汉语双音节复合人体词进行共时考察,按义场分析其构成系统,通过结构分析得出双音节复合人体词主要以联合式形成的并列结构、偏正式形成的定中结构以及注释型补充式这叁种方式作为构词方式,且联合式构词方式要稍胜于偏正式和补充式。通过语义分析得出构成双音节复合人体词的两个语素大致包括五种语义关系,且由两个人体语素构成的整体词义与语素义之和往往不能简单画等号。第叁章主要从历时层面对现代汉语双音节复合人体词进行词汇化考察。以五个等级对并列式双音节复合人体词进行词汇化程度分析,其次对双音节复合人体词的其它成词途径进行探析,认为其除了通过词汇化的“句法途径”以外,还可以通过“词根复合法”的“词法途径”生成,并进行了词法构词考察。第四章着重对现代汉语双音节复合人体词的词汇化机制与动因进行研究,从内外多种因素进行综合考察,得出双音节复合人体词的词汇化是内外多种机制、动因相互作用的结果,比如:语言内部自身的韵律制约机制、组成成分的语义改造、组成成分的线性邻近关系;人类认知中的组块机制、隐喻机制、转喻机制、文化机制等;还有语用动因等的影响。

刘金秋[6]2009年在《面部器官词语多角度考察》文中研究说明面部器官词语出现早,历史漫长,而且使用频率高、范围广,是汉语基本词汇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着一般词语不具有的特点,日益受到语言学家的关注。本文拟从词汇、语义、语法、隐喻认知、文化等方面对面部器官词语进行分析和探讨。本文的论述主要分为6个部分:第一部分界定面部器官词语,介绍目前相关问题的研究概况,本文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语料来源。第二部分,首先确定面部器官词语的构成系统,然后对单音节面部器官词语的演变特点和“面部器官语素+面部器官语素”的双音节面部器官词语的词汇化过程进行探讨。第叁部分,主要从意义方面出发,研究单音节面部器官词语的意义,比较表示同一器官词语的意义的异同,讨论面部器官语素与其他语素组合的内部语义结构模式和双音节面部器官词语语素义之间的关系。第四部分从语法方面分析面部器官词语,对面部器官词语的语法构成方式、语法特征、面部器官名词的缺省和“面”的语法化进行探讨。第五部分,主要从隐喻认知和文化方面对面部器官词语进行探讨。第六部分主要对全文内容进行总结。

范彩霞[7]2016年在《汉英空间方位表达对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是汉、英两种语言在共时平面上的对比研究。空间概念是人类认知外部世界的基础,汉、英语言中很多的非空间概念都是由空间概念通过隐喻而来的,这足以体现空间方位范畴的基础性和重要性。本项研究以空间方位作为深层概念语义,建立以静态位置范畴和动态位移范畴为子范畴的空间方位研究框架,考察两种语言表达同一深层语义体现出来的认知角度和编码方式上的共性与特性。研究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大量的实际语料分析,找出并描写汉英表达的共同性和差异性,运用语言内部制约因素和认知语言学以及类型学研究的相关成果对现象进行合理解释。论文的前叁章介绍了本文的写作意图;回顾了迄今为止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对研究的范围和内容进行界定与分类,交代论文的总体框架,为后续的对比工作打下基础。第四、第五、第六章为本文的重点章节,分别从汉、英的表达手段和两个子范畴的角度进行对比。在每个对比角度上,本文都先列举表达相关概念语义的主要组构要素,继而按照语义的细化分类来匹配两种语言中的表达要素,最后对比两种语言对相同语义的编码差异并找出规律,解析造成差异的原因。两种语言的表达手段分为“名同值异”和“值同形异”两类,既有相同之处,又无法一一对应,各自拥有特殊的表达手段。静态位置范畴按照目标物、参照物以及表示存在状态的动词分别对比论述;动态位移范畴按照[动体]、[背景]、[运动]、[路径]四个基本语义要素的词汇化形式和表达语义的编码方式展开对比研究。本文按照对比实际语料和翻译验证的方法,通过汉译英、英译汉的方法处理语料,进一步揭示两种语言的异同。第七章对全文内容进行总结,对研究的贡献和不足之处逐一梳理,并对未来研究做出展望。本文的研究发现,汉、英语对空间方位范畴的表达体现出的相同点为:二者都可以将空间方位范畴分为静态位置、动态位移两个子范畴进行研究;对目标物和参照物的选取有共同倾向性;物体的实体性都是表达的影响因素;都可以用存在句、处所句以及假想位移句表达静态位置关系;对动态位移的表达都可以根据[动体]与[运动]的不同关系区分出自移和致移两类;对[路径]义的表达都属于附加语类型(S型)等等。汉、英表达空间方位范畴的异同点:对相同概念语义的表达要素不同;目标物和参照物在复合方位词、方位短语、存在句等单位中,语序的组合方式相反;空间维度表达的精准程度不同;位移句中对路径描写的细致程度不同;自移和致移的体现方法不同等。对比得出的两种语言的共性和个性与各自语言系统属性相关;与语言使用者的认知策略、思维角度、文化背景等非语言本体因素相关。汉语属于孤立语,缺乏形态变化,语义关系主要靠语序和语法结构来表达,语序相对灵活,语言的象似性(iconicity)程度高;英语属于屈折语,形态丰富,表达语义时大多可以直接或间接地通过形态(如时态、语态等)变化来表达,语序相对固定,语言的规约性(conventionality)程度高。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是我们解释两种语言差异的有效手段,两种语言的使用者对空间方位的认知具有共性,同时由于对空间场景的扫描方式不同,体现为语言表层的差异性。对比得出的结论具有类型学意义,并可以为英汉互译和对外汉语教学提供帮助。

许瑞娟[8]2009年在《汉语“手”词群的语义范畴与隐喻认知研究》文中认为本论文以汉语“手”词群为研究对象。在对“手”词群相关语料进行全面收集、整理的基础上,运用现代汉语词汇学理论,对其词形特点、构词方式、语义内涵等方面进行描写分析,再运用认知语言学理论,对其语义范畴、造词理据、认知模式作全面的解释。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对“手”词群中的“打”词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为引言部分,主要论述了选题的缘由,提出了本课题的研究内容,从而确定了本课题的研究目标,并且确立了课题研究所使用的主要研究方法以及技术路线;第二章分析了“手”部单纯词、合成词的语义范畴及隐喻认知研究;第叁章是对“手”作为构词语素构成的惯用语、成语的语义范畴及隐喻认知分析;第四章探讨了“手”词群产生的认知基础;第五章是结语。

冯玄玉[9]2018年在《现代汉语“上下”词的认知语义》文中提出众所周知,人类所有的活动都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进行,而进行的过程中所发生的方位以及位移是两个很重要的因素。空间方位是人类认知世界时必不可少的要素,因此方位词也是人类认知中极为重要的空间概念。而人类对身边的空间环境中所发生的事件及位移事件的感知都属于一种空间的体验。随着不尽相同的具体条件的环境,言语表达主体对空间认识也往往存在着不同的方式。汉语“上/下”在各种语言中少见的一组多义词,“上/下”除了可以充当方位词表示方位位置,还可以充当动词表示空间位移。因此作为一个热爱汉语的学习者,笔者想对汉语“上/下”多义词的现象进行全面的研究,同时也想通过自己母语中的表达相对应意义的词组“len/xuong”、“tren/duoi”与其进行对比。运用认知语义理论与L.Talmy所建立的运动事件语义概念成分对汉语“上/下”与越南语“len/xuong”、“tren/duoi”进行分析解释及对比。找出两者在表达方位位置以及空间位移的过程中所出现的共同语义和差异。第一,笔者收集大量关于汉语“上/下”与越南语“len/xuong”、“tren/duoi”材料与语料。对“上/下”与越南语“len/xuong”、“tren/duoi”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归纳,并且提出以往研究存在的问题。最后明确了本文的研究对象、理论方法、思路及语料的来源。第二,初步构建起汉、越语“上/下”的语义构架。首先对越南语“lenxuong”与“trenduoi”进行对比以提出两者的区别。接着对“上/下”与越南语“len/xuong”、“tren/duoi”短语结构的语序进行对比。然后以廖秋忠先生(1988)提出对物体部件描写的原则与方式为基础,笔者对汉、越“上/下”空间关系的语义特征作详细的分析,并且指出位置一般是静态的空间关系,而方向既可以是静态的,也可以是动态的。因此把汉语“上/下”作名词、方位词时与越南语“trenduoi”归为静态的方向。而汉语“上/下”作动词时与越南语“lenxuong”归为动态方向。由此分别对汉越空间位置(静态方向)与空间位移(动态方向)进行细致的研究以及提出两者的语义特征与语义构架。同时也对汉越“上/下”的形状系统与时间、空间的问题进行探讨与对比。第叁,主要从汉语“上/下”与越南语“trenduoi”静态方向的认知语义的角度进行详细的对比与分析。进一步对两者空间义的认知进行对比研究,首先找出两者表达空间义时语义特征的异同,尽量突出汉语“上/下”与越南语“trenduoi”表达空间义时所采用的语法手段以及表现出的意义存在着怎样的差异;在表达空间义时,“观察者”与“采用定位的方式”这两个重要的因素会对“上/下”与“trenduoi”产生怎样的影响;继而对汉语“上/下”与越南语“trenduoi”的引申义进行详细的对比分析并且找出两者差异的根源所在。最后对汉语“上/下”静态方向所表达的各个义项进行整理归纳并且初步建立“上/下”静态方向的义项语义网。第四,笔者以L.Talmy所建立的运动事件语义概念成分对汉语“上/下”与越南语“len/xuong”表达位移事件时的语义特征、表达手段以及两者显出的语义成分进行详细、全面的分析。以“上/下”与越南语“len/xuong”的搭配能力为基础,找出两者在表达位移事件时的语义认知的特征。初步对汉语“上/下”作动词时所表达的义项进行整理并建立“上/下”动态方向的义项语义网。最后,在本论文的结语部分,提出全论文的研究结论、本文的创新意义以及本文研究的不足之处。

吴佳娣[10]2008年在《现代汉语方所词的语义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现代汉语方位词、处所词在现代汉语语法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长期以来语言学界多关注其词性或语法特点的研究,语义方面的研究不足。本研究以现代语义理论和元语言理论为基础,结合认知研究,重新界定了方位词、处所词的性质,参照《同义词词林》,《简明汉语义类词典》,《普通话叁千常用词表》,《现代汉语词典》,初步列出预计的分析对象,176个现代汉语方位词和150个现代汉语处所词。由于成员复杂,对其进行了逐一甄别。筛选出方位词123个,处所词115个。接着鉴别对象的义位资格,归并出47个方位词义位和91个处所词义位。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方所词的语义分类。本研究从方位词、处所词的义征提取和方位词、处所词与名词、介词的组合关系两个角度入手,首先通过语料库检索和内省的方法,分析了18个典型方位词、13个典型处所词和名词、介词的组合情况。在义场中根据词典释义,运用义征分析方法,逐个提取语义特征,并归纳义征标记集和语义组合模型。本研究在总结和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运用新的理论和方法,对方位词、处所词进行重新界定和分类。把方位词、处所词作为汉语时空范畴下的一个重要句法语义标志,深入语义内部,进行系统的语义分析和描写,建立方位词、处所词语义组合模型。这种研究将方位词、处所词研究从“词”的角度推广到句法的广度和语义的深度,可为进一步的语法研究和语义研究提供一些支持。

参考文献:

[1]. 现代汉语人体方所表达形式研究[D]. 叶皖林. 天津师范大学. 2001

[2]. 现代汉语“人体名词+‘上’/‘下’”结构研究及其认知解释[D]. 赵可红. 上海师范大学. 2010

[3]. 汉越人体名词隐喻对比研究[D]. 阮氏黎心. 华东师范大学. 2011

[4]. 与现代汉语名词相关的选择性研究[D]. 柳成姬. 上海师范大学. 2016

[5]. 现代汉语双音节复合人体词研究[D]. 郭雅娜. 河北大学. 2017

[6]. 面部器官词语多角度考察[D]. 刘金秋. 东北师范大学. 2009

[7]. 汉英空间方位表达对比研究[D]. 范彩霞. 黑龙江大学. 2016

[8]. 汉语“手”词群的语义范畴与隐喻认知研究[D]. 许瑞娟. 云南师范大学. 2009

[9]. 现代汉语“上下”词的认知语义[D]. 冯玄玉. 吉林大学. 2018

[10]. 现代汉语方所词的语义研究[D]. 吴佳娣. 南京师范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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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人体方所表达形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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