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完美过分 理想难敌现实——对《近代江南乡村地权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的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权论文,人类学论文,江南论文,近代论文,追求完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批评的视角
张佩国先生的《近代江南乡村地权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是一本用力很勤的优秀历史著作。这一点没有疑问。我在这里提出一点疑问和批评，并不是因为这本书写得不好，而是因为学无止境。历史很难研究，资料的积累，知识面的扩大，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这一点严重地影响了历史工作者的视野，推迟了他们成熟的时间。而作者在努力追求一种完美的方法论，与现实有很大的差距，使他的思维方法出现了一点偏差，有必要提出来供作者参考。
我所以要拜读这本著作，是因为我缺乏对近代中国地权问题的研究，对现有的研究成果也了解不多。所以，我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来读的，以弥补我的知识空缺。因此，在正文之前，我要说明我的批评视角。第一，我是以一位年长的历史学工作者的身份来进行批评的。这个身份表明，我有比较丰富的近代历史知识和研究经验，有自己已经定型的思维模式和方法论，同时也表明，思维已经趋向保守化，接受新方法的能力已经衰减。第二，我是以一个读者的身份来进行批评的。这个身份表明，我不是地权问题研究的专家，也不是方法论研究的专家，因此，我的批评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因为没有读懂，也就是因为无知而提出了错误的批评。所以，如果我读错了，那么希望作者在以后的写作中，要尽可能照顾读者的理解力。另外，我的批评的前提是，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事物，学术研究也同样如此，有缺陷是正常的现象，而所谓的完美，则只能是一种幻觉。所以，批评与否定不能等同。同样的道理，基于上述两点，本文也不可避免地存在错误和缺陷，如果作者进行反批评，自会推进学术的进步。我不善于四平八稳地写文章，本文以批评为主，没有充分叙述张先生大作的成就，请作者和读者原谅。
二、关于方法论问题
张佩国先生对本书写作的方法论，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和介绍。他申述说：“我运用社会人类学方法整合经济史、社会史、法制史、文化史等学科领域的学术资源，实际上是在多维视野与再现农民的历史主体性两层面下功夫，这就是我所提倡并付诸实践的历史人类学方法。”（注：张佩国：《近代江南乡村地权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第73页。以下简称本书，并只注页码。）在本书的“内容提要”中，他认为“地权是乡村社会历史变迁的全息元，即地权蕴涵了乡村社会历史的全部信息含量”。因此，他的意图显然是“全面地再现乡村地权演变的历史过程”；同时，“突破概念化的历史书写方式，走向中国乡村史的乡土化书写”。这样的努力，当然是很好的。从全书看，内容丰富，用力很勤，令人赞赏。但独尊人类学方法的倾向，令人疑惑，也不敢苟同，其本身的理论逻辑也有些矛盾。
首先，张先生在本书中，究竟是研究地权，还是研究农民？这是两个范畴不同的概念。从本书的叙述和内容中，常常把地权研究和农民研究（即以农民为主体的地权研究）混为一谈。我觉得，张先生心目中的农民，似乎另有内涵。按照张先生的观点，“地主制经济”理论中的农民这个概念，似乎是结构主义的概念，而不是乡土化概念。因为，按照“地主制经济”的观点，地权问题的历史主体性，在地主方面，而不在农民方面，研究地权首先是研究地主，而不是农民。地及和农民的对立的概念，都是运用现代西方理论后发生的概念。而张先生在本书中似乎在尽量回避地主和农民的对立。我不反对张先生有自己的思辨逻辑，但必须向读者叙述清楚。为了突破作者所说的概念化书写，走向全息化、乡土化书写，为了与“地主制经济”理论下的范畴有所区别，有必要建立自己的明确的定义。按照“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乡土化语言，中国是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农”的概念范畴，与现代概念不同，必须解构和重构。因此，从地权研究的角度出发，如果用乡土化语言，似乎应该用“田主”这个概念，其中包括不参加农业劳动的土地所有者，以及有耕田的农户。没有地权的农民，是否属于张先生研究的范围，由于在本书中缺乏有关的论述，我没有看明白作者的意图，最遗憾的是，由于没有必要的定义，在我这个头脑冬烘的人看来，从第二章到第八章的内容，都不是单纯体现农民（仅仅指主要依靠农业劳动为生的人群，不包括主要依靠地租生活的田主）的历史主体性，而相当部分体现了地主的历史主体性。例如，第二章《村界》中，把“农民”和“村民”的概念混用。张先生反对概念化书写，但应该懂得名不正则言不顺的道理。又如第六章的“家产纠纷”，当然在地主家庭中发生的纠纷，对社会的影响要更大一点。诸子析产制，是造成中国社会地权高度分散（不是集中）的重要原因。我们在这方面研究地权，不可能单纯以农民为主体来研究，除非张先生概念中的农民与农村居民为同一范畴的概念，但张先生并无如此的解释。何况，农村地权也不仅仅属于农村居民。第七章的“家族伦理”，也不等于农民伦理。根据家谱的研究，家族伦理大体是官绅所主导的，而不是农民主导的。显然，张先生没有整合家谱文化的专史研究成果。
第二，张先生相当严厉地批评了概念化书写，但同时说明：“概念毕竟是一种方法，是认识问题的手段，建构概念化的历史解释模式是任何持实证取向（不是实证主义）的历史学者所要坚决反对的。我所反对的是历史的概念化书写，而不是历史研究中运用概念。我提倡并想以自己的实证研究所要发现和解释的，恰恰是存在于乡村社会的乡土概念。”（第35页）我没有读懂合理运用概念和概念化书写的区别，感到困惑。作者在内容提要中说：“农民不像学者有所谓的‘学科意识’，他们的观念、话语全面地反映了乡村社会的实际过程……学者头脑中的学科概念相对于这些乡土观念则明显地缺乏解释力度。本项研究最基本的解释策略也正是要突破概念化的历史书写方式，走向中国乡村史的乡土化书写，我称之为历史人类学的方法论。”本书第一章对其他学派的方法论进行了广泛的批评，至少给我一个印象：似乎只有人类学方法，才突破了概念化书写，似乎只有运用乡土语言，才能突破概念化书写。对此本人不敢苟同。
任何学者或者社会工作者，在研究具体问题的时候，都必然要运用前人创造的理论，也就不可避免地运用某种概念系统。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各种学派，都有自己的概念系统。但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应该充分尊重事实，进行调查研究，重新审视和修正前人的理论和概念系统。所谓教条主义的研究方法，就是不顾事实真相，盲目运用前人理论，只有理论概念和教条，而没有新的研究成果和合理结论。现代理论系统的建立，总是要建立新的解释系统，也就必须有合理的概念系统。没有新的概念系统，新的理论是无法建立起来的。纯粹的乡土化语言，是无法建立起现代的理论解释系统的。除了白描之外，在理论解释的领域，就必须超越乡土化语言。正如上面所说，张先生运用的“农民”这一概念，由于没有自己的定义，因此，他无法与其他学派的语言划清界限。张先生所钦佩的费孝通先生关于“差序格局”的理论抽象，就不是什么乡土化语言。我这个社会学的门外汉，要理解这一术语都有一定困难，何况当年目不识丁的农民。这一术语显然不是写给农民看的。所以，不要笼统地批评其他学派的理论概念系统，它们都有自己的功效。当然，历史学是人文学科，并非任何时候都要运用理论概念，但这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如果本人的批评有误，那末请作者用更明白晓畅的语言和仔细的分析，来予以说明。
第三，张先生批评说：“学科本位的狭窄视野遮蔽了人们的眼光，使历史被碎割化为所谓的政治吏、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法制史、军事史等等专门领域，历史成了历史学者展现其工匠技艺的场所，而社会历史各要素间的内在联系则被搁置一旁。”（第3页）作者既然承认“学科的分化为科学研究提供了日益丰富的方法论资源，没有分化，就没有整体视野中的整合，历史学中的学科分化也应该作如是观。”（第46页）那么，泛泛地批评专业分科的学科意识，实在太过分。事实上，对于单个学者来说，长时段的专门史的研究，都是做不到的。我研究1912年的民国史有10年之久，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也进行过个案研究，对于4亿人口和列强在华势力的全息的1912年民国史而言，不过是冰山一角。许多学者，包括张先生的研究，只是专题研究。横向平面式的研究，纵向线条式的研究，个案专题研究，人类学的典型调查研究，也就是毛泽东所说解剖一只麻雀的方法，抽样调查和全面调查统计分析，都是研究工作所必需的。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互补的，而不是可以替代的。而且，方法论是在不断发展的。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方法论，任何方法和任何学派都是有缺陷的。我们指出前人研究中的缺陷，指出其他方法的缺陷，只是为了前进一步，而不可能建立一种完美的方法，去替代一切其他方法。综合的工作，必须建立在分析的基础上。张先生本人的大作，都还很难全面反映出江南地权的复杂状况，只是在某些方面，推进了研究，这已经是很有价值的研究了。如果全面研究江南地权，张先生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例如，太平天国后江南地权的变化，移民村与非移民村地权状况的差异，一个村落、一个家族在近代百余年时间内地权变迁的典型的人类学调查等等；而对于特殊地权结构的分析，如对于“义门”，张先生根本没有提到。张先生的大作，也放弃了对军事史的整合：军队如何组建，军队的素质，就和地权问题密切相关，军事行动也曾引起地权关系的重大调整。显然，张先生对军事史是位门外汉，但这不妨碍张先生成为优秀的学者。要求张先生动态地、全息地反映江南地权，是苛刻的，不现实的。
至于张先生把专史研究批评为“工匠技艺”（第3页），涉及的问题，比张先生所理解的更为复杂。其实，西方社会学家对“知识分子”有自己的定义，有西方的文化环境。在西方社会学家看来，东方从来就没有知识分子，而西方的知识分子在当代也近乎消失。在现代学术组织机构之下，现代学术分工的工作性质，已经很难有对人类社会问题进行独立思辨的知识分子了。人文、社会学科的工作者，已同工程技术人员没有根本区别。因此，从国家拨款中拿工资的张先生以及本人，从事着在古纸堆中讨生活的研究，都只是一种“工匠技艺”。
第四，张先生十分提倡“文化人类学的‘参与式观察’”，（第69页），以及历史叙述中的乡土化语言。对此当然值得肯定。但我不知道这同毛泽东在《实践论》中的主张，是否有区别？因为，在毛泽东看来，无论是梁漱溟也好，费孝通也好，在他这位在农民运动中成长起来的领袖以及他所“建构”（这是借用张先生的学术概念，不是毛泽东的乡土化语言）的土地革命理论面前，不过是班门弄斧。作为乡村建设派的领袖，梁漱溟在农村的实践，实在也只能算是蜻蜓点水，在“参与式观察”与乡土化语言方面，当然难望毛泽东之项背。毛泽东责骂梁漱溟说：“‘羞耻之心，人皆有之’，人不害羞，事情就难办了。说梁先生对于农民问题的见解比共产党还高明，有谁相信呢？班门弄斧。”（注：《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11页。）打消了凡是论之后，我们才懂得，尽管毛泽东的“参与式观察”是有深度的，但仍不等于掌握了一切真理。梁漱溟和费孝通的学术成就是不能否定的。当代中国学术是围绕着毛泽东的土地革命理论“建构”起来的。在近代地权问题上，不可能再有人在参与式观察和乡土化语言方面，达到毛泽东的水平，因为对于已经过去的事物无法参与，当代农民的语言和思想也已发生重大的变化。但这也不妨碍当代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重新审视毛泽东的理论。我说这几句废话，是要说明，什么事情都不要绝对化。不同的学术流派甚至是对立的学术流派也可能是互补的，而理论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我们今天的视野，来源于前人的积累和今天的生活经验以及理论创造。（注：张先生说：“像梁漱溟的‘礼俗社会’、‘伦理本位’，费孝通的‘乡土社会’、‘差序格局’都是本土意味非常浓厚的概念，至今恐还无人能望其项背。”（第61页）我们好不容易摆脱了对毛泽东的权威崇拜，再听权威崇拜式的语言感到心烦，何况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只是中国现代学术的草创时期，非常年轻，水平很低，还是少说这类话吧！）
至于在语言方面，我要对张先生提出一点忠告。提倡乡土化语言的张先生，他的语言实在太不乡土化。生僻的、生造的概念和拗口的词汇堆砌，致使文章非常不流畅，实在让老眼昏花的鄙人吃足了苦头，我读张先生的书实在太累。什么“碎割”、“透察”、“固化”一类词眼，完全可以用常用词代替。用这样的语言怎能去与农民交流？又如，“社会发展带有全方位性”（第42页），难道还有半方位性的社会发展？只能说全方位地研究社会发展，或说从某一视角研究社会发展。“舍弃学科本位观这样一种单向度的思维定势，以科际整合的多维视野来推进对问题意识的追索。”（第47页）云山雾罩，要追索什么？实在太拗口，这并非是高深的理论探讨所难以避免的书写特点。毛泽东早就主张：“为什么语言要学，并且要用很大的气力去学呢？因为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他引用鲁迅的话说“不要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注：《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58、865页。）当然不能要求学术语言完全通俗化，但要求学术语言尽可能好读好懂，要求张先生根据自己主张的方向去努力，我想总是合理的。
三、关于近代江南地权的问题意识
张先生在本书中，对江南地权做了“多维视野”的考察，我认为很有价值，很有成就。关于地权问题，关于村界、村籍、农家生计、家产继承、家族伦理以及一田二主的起源和内涵，本书都有丰富的内容和独到的见解，读来受益匪浅。尽管我还有很多疑问和不同意见，但即使我的意见都是正确的，也不能否认张先生的成就，而只能说明史学研究的困难。张先生主张，以世界的眼光，建立开放的问题意识，选择研究单位（参本书第一章第二节第二目），其志趣令人钦佩。但以张先生和现代中国学者的训练，以及他们的工作条件，要达到这个目标，恐怕还非常困难。
张先生的大作，严格地说，还不能说是人类学研究。现在人们常说的人类学研究，其实是西方在人类学研究中发展起来的方法，并不等于人类学研究。异土族群文化，是本土族群文化的镜子，只有在比较中，才能理解本土族群的文化特点。西方人类学研究，就是开始于对异土族群文化的研究。西方人类学界对本土的研究，是建立在对异土的研究之上的，是一种研究的深化。中国的人类学研究，既没有本土社会学的研究基础，更没有对异土文化的研究基础，还谈不上是人类学研究，而只是社会学的研究。作为西方人类学家的学生，中国本土人类学的研究，是沿着西方学者的思维而来的，甚至完全是写给西方学术界看的，纳入西方的学术系统之中。这是不必苛求的历史状况。学术研究的进步，是一个反复的过程。由于张先生的大作中，缺乏异土族群地权问题的参照系统，所以我还看不出他的问题意识，是从世界的眼光中引出的。我想，这应该是一种努力的方向，还很难作为现实的要求。由此，我也希望张先生不要去苛求其他学者，而要互相勉励。
张先生根据自己的问题意识，选择了研究单位，完成了自己的课题。但正像张先生所说的“地权分配是中国乡村社会历史进程的全息元”（第63页），我也有自己不同视角的问题意识，在张先生的大作中没有得到满足。同时，张先生的问题意识显然有局限，其大作中“再现农民的历史主体性”的力度，我认为远远不够。
开放的问题意识从什么地方来？我粗粗想来，一是从经验中来。社会上发生了问题，我们感觉到了，进行研究。二是从历史中来。因为现代的状况与古代不同，发生疑问。三是从理论研究中来，或是从逻辑中来。理论研究中，要有合理的解释，在解释过程中发现了矛盾，也就产生了问题意识。四是从世界的比较中来。不过这一点其实可以包含在上述三个方面之中。
张先生曾强调发生学，近代地权问题的研究，是围绕着地权问题发生激烈的社会冲突而来的，并非单纯从理论概念中来。在现代理论引进之前，龚自珍有《农宗》的土地改革方案，洪秀全有《天朝田亩制度》的土地改革方案。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江南地权在事实上有激烈的变化。这一些，在张先生的大作中，未予充分审视。因此，对于现代变革之前，农民在地权问题上的历史主体性，也就在张先生的大作中没有充分展现。辛亥革命期间，刘师培写过《悲佃篇》，孙中山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初步设想，并制定了“平均地权”的改革方案。但这个方案，孙中山是从西方理论中来的，缺乏农民的历史主体性的参与。
近代地权变革，农民的历史主体性表现在哪里呢？实际上，在辛亥革命以后，农民在地权问题上，表现了越来越强烈的权利意识。在苏南地区，抗租抗税斗争十分激烈。苏州地区的田主们，组织了田业公会，设置押佃公所，擅自拘押欠租的农民，甚至施以酷刑。在民国初年民主思想初步发育的背景下，《民权报》上批判说：“田主是游堕之民，*5削敲剥劳动者。”（注：1912年6月1日（上海）《民权报》。）1912年11、12月间，松江田主组织田业会，而佃户们则准备组织佃户会进行对抗。这个时候，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影响，没有共产党人的活动，也缺乏现代地权理论的“建构”。同盟会—国民党不仅没有去领导农民，反而左镇压农民的反抗。大革命时期，是农民的自发的运动，吸引共产党人到农民中去的。地主和农民对立的概念，应该是从生活中来的，而不仅是从理论“建构”中来的。至于后来土地改革理论和农民的自发思想之间的差异，是我们现在需要重新审视的问题，这也是张先生大作的价值所在。在近代江南地权问题上如此激烈冲突，没有引发张先生的问题意识，我觉得非常遗憾。我的直觉是，张先生在地权问题上有偏见。否则，如此长期发展起来的地权问题上的冲突，为什么不能进入张先生的多维视野？土地制度的改革，虽然不属本书要论述的范围，但作为主张全息研究的张先生，至少不应该回避土地改革意识的起源。至于张先生所说的“对农民的人文关怀”（第324页）这种精英意识，并不是民主思想，也难怪张先生对农民的历史主体性有所漠视了。
张先生在书中，多次引用农民的话：“地就在那里摆着，你可以天天见到它，强盗不能把它抢走，盗贼不能把它偷走，人死了地还在。”（第146页）我从历史知识中，发生了问题意识。例如，唐朝一开始就有大量的逃户，脱离土地，后来越演越烈。而明朝则有投献，农民放弃了土地的所有权。为什么？从历史的动态来说，土地制度和赋役制度发生了变化，这影响了农民的地权意识。这个问题意识，也没有进入张先生的视野。在我看来，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土改强调的是地主和农民的对立，这一点不应该被否定和怀疑。但另一问题被忽视了，就是地主和农民同国家的对立。这是我从历史和现实中建立的问题意识，向张先生请教。
近年来有学者认为，士为四民之首，乡居的士处于社会中心地位。而学制改革后，知识分子进入城市，沦入边缘地位。我对这个理论分析是怀疑的，但在张先生的书中也没有答案。我知道，传统中国有一批文丐，即孔乙己式的人物，他们也是在社会边缘。在近代化的过程中，中国的耕读世家是怎样变化的？从地权问题的全息化研究来说，地权和文化的关系，也应该是张先生整合的重要内容。张先生在本书“内容提要”中主张“以人类学的个体主义方法论”、“整合炙学科的学术资源”，那末，个案研究还是必要的。我举两个个案。一是黄炎培的外祖父。据黄炎培在《八十年来》一书中说，他的外祖父有佃出地152亩，自耕地100来亩（那么多的土地，在上海浦东川沙，是很大的地主了）。有一所家塾东野书堂，也就是黄炎培少年时的读书场所。他回忆说：“孟荫余祖父有相当高的文化水平，一生种花、种桑、养蚕，不应考试，原来中间有缘故的。我母亲的祖父是给清朝官吏勒捐巨款，无力交纳，被迫投水死的。遗嘱孟姓子孙勿做清朝官，勿应清朝考试。”（注：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7页。）另一例为吴晗的父亲，浙江义乌人。他的父亲本非书香门第出身，但读书有成，中了秀才。辛亥革命后，进入浙江巡警学堂读书，后出任警官，家道得以小康，购置了土地房屋，成为村中首富之家。但失职后只能守着家中薄产度日，仍然是一个消寒人家。所以吴晗说：“由于幼年时家境的困难，我自然地对农村中生活富裕的大地主不满意，对农民同情。”（注：吴晗：《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吴晗文集》第4卷，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第105页。）张先生在第四章《农家生计》中，由于概念的不明晰，无法区别农村中不同的生存方式，也就不能反映不同农村居民的不同生存方式。我想张先生研究近代江南地权，对这两个个案所发出的复杂信息，应该感到兴趣。如果张先生能进一步提供典型农产百年历史的人类学调查，当然就更好了。
与世界上其他文化比较，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地权运动是非常激烈的。这应该引起人类学研究的强烈关注。消灭地主经济，不单纯是什么结构主义的理论问题，实际上是个国际共识，是个世界性的问题意识。当年无论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都主张改变地主土地所有制。只是动员方式的不同，引起国共战争。苏联支持中共的土地改革自不待论，抗日战争期间，美国在华的外交人员，也同情中共的土地改革主张。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给了国民党政府以很大的压力，要求国民党政府实行土地改革，作为美国向其提供军事援助的条件。在美援中，有专款用于土地制度的改革。1948年2月，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谈到对华援助时说：“中国政府的基础必须扩大，而不应以一小集团为限。尤其我以为国民政府对于土地情形与农民问题，应有所动。在下层阶级中，时常有一种感想，以为政府对于人民或他们的问题置之不理。”（注：《援华问题的各方面议员与马歇尔问答》，1948年2月22日（上海）《大公报》，第2版。）后来国民党在台湾完成土地制度改革，美国援助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重新审视近代地权问题，必须有这种世界的意识。同时，我们还须从现代中国大陆和台湾在土地制度上所面临的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问题，来审视近代地权，才符合张先生提出的开放式要求。
除了对张先生回避近代江南地权问题上的冲突，回避农民自己主动的权利要求，我感到遗憾以外，在其他方面，我是不应该苛求张先生大作的。只是因为张先生在方法论上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我才东拉西扯地提出一些问题。事实上，如何解剖一只麻雀，是很困难的一个问题。解剖学的发展，就经过了漫长的岁月。提出这个问题固然重要，而解决这个问题，更必须长期的努力。全息地解剖近代江南的地权问题，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江南地区广大，人口众多，各地区别也很大，即使把范围再缩小到一个资料比较完备的区域，可能也要耗费张先生毕生的精力。问题的解决，需与专题的、专史的研究共同进行，而不能排斥百家，独尊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