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认同视角下多民族社区和谐民族关系建设研究——以天津市H街道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天津市论文,为例论文,视角论文,多民族论文,街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12)10-0043-06
伴随城市化步伐逐步加快，少数民族成员的迁移与流动使中国民族关系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由此产生的民族关系问题及民族关系发展问题已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从研究内容上看，大多数研究者把和谐民族关系作为民族关系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并将其置于城市化进程这一现实社会条件中加以研究。如马戎从整体上对城市民族关系进行思考，认为城市化进程带来的民族流动人口促使民族交往规模扩大、程度加深，对此政府、汉族民族和少数民族都准备不足，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具体建议[1]；朱绍华等从理论、政策、文化、民族成员、民族工作职责、民族工作方法、民族工作网络等消解城市化对民族关系的影响，以达到在城市化进程中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目标[2]。当前，学术界关于和谐民族关系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理论研究层面上，而从社会实践层面上研究和谐民族关系建设相对薄弱①。和谐民族关系建设作为多民族国家建设的重大问题，离不开理论层面研究为之提供整体性把握和规范性指导，但同样也离不开实践层面研究为之提供操作性建议和可行性办法。因此，论文以多民族社区为研究视点，通过考察天津市 H街道这一典型案例，尝试从实践层面上探讨和谐民族关系建设问题。
从研究思路上看，国内学界关于民族关系建设的相关研究大体有三种：一是费孝通从“共有历史”的视角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3]，认为各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这种共有的历史感为当前和谐民族关系建设奠定了基础；二是马戎提出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即对中国几千年在处理民族关系中具有把民族问题“文化化”的传统应予以继承和发展，借鉴美国等处理族群问题的策略，把建国以来在族群问题上的“政治化”趋势改变为“文化化”的新方向，逐步淡化族群意识[4]，这一研究思路的提出对反思当前我国民族关系建设中客观存在的问题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三是郝时远、陈建樾、朱伦、王希恩等主张民族问题“政治化”思路，认为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5]、从制度和政策层面入手[6]、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7]，以及选择民族识别和民族优惠政策[8]等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之路，这些对推动现阶段民族关系和谐发展意义重大。总体上看，这些研究成果和学术观点主要以多民族国家建设为出发点，分别从历史、文化和政治层面上为民族关系建设提供了不同的研究思路。然而，以少数民族及其成员为出发点观之，他们更多是面临着社会生活中诸多问题的困扰，尤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的问题，将直接或间接地制约着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因此，我们认为从社会实践层面上研究民族关系发展问题，坚持以民族问题“社会化”的研究思路，即强化和塑造少数民族及其成员的社会认同，能够为当前多民族社区和谐民族关系建设提供一种全新的研究思路。
一、社会认同：和谐民族关系建设的一种研究视角
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作为20世纪70年代后形成的一种社会心理学理论，主要关注社会认同的形成、社会群体间的关系，以及社会群体之间关系与社会认同的相互影响等。其奠基人塔吉费尔(Henri Tajfel)认为，社会认同是“个人自我界定的一部分，源于个人对他在一社会群体(或一些社会群体)中成员地位的认识以及赋予这种成员地位的价值观与感情上的重要意义”[9](P.255)。从类型上看，社会群体分为内群体和外群体这两种，因而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社会认同对象并非是单一的。对于少数民族成员来说，他们对社区内不同的社会群体具有不同的认知、情感与价值评判，这种评判直接地影响其对不同的社会群体产生不同程度的偏好。一般意义上，少数民族成员的社会认同既包括其对本族群体产生的群内社会认同，也包括他们对其他群体产生的群外社会认同，且这两种社会认同的程度能反映社区内不同民族群体间的关系状态，影响他们在处理民族关系过程中社会行为的选择。
多民族社区内少数民族群体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共同的语言、服饰、礼仪、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文化特征，由此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民族心理决定着他们对这种“文化共同体”意义上的群体产生所谓的群内社会认同。社会认同理论认为，社会认同是由社会分类(social-categorization)、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和积极区分原则(positive distinctiveness)建立的[10](P.1-39)。通常情况下，少数民族及其成员在对社区内不同社会群体进行社会分类的过程中，明显地或潜在地以共同的文化特征为标准划分为内群体和外群体，以此进一步地进行社会比较，使他们和那些与自己文化特征不同的群体保持距离，并通过积极区分把自身的族群身份凸显化，产生内群体偏好并形成这种群内社会认同。然而，从社会实践看，多民族社区少数民族成员和其他民族成员共同生活在同一社会空间范围内，他们不仅与本民族成员发生共同的文化特征意义上的社会联系，更重要的是在社会生活中必然与其他民族成员发生其他意义上的社会联系。这一客观事实决定了少数民族成员对社区内其他群体产生社会认同成为可能，表现为一种群外社会认同。这种群外社会认同的形成从社会分类、社会比较到积极区分所坚持的标准不再是共同的文化特征，而是在同一社区范围内共同从事或参与社会实践活动所形成的一种积极的社会体验。
当个体强烈地认同他们的群体时，会产生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偏见甚至参加集体行为[11](P.75-86)。少数民族及其成员因群内社会认同过于强化而导致他们产生社会“内卷化”，以及因群外社会认同过于弱化而导致对其他民族群体产生偏见。个体过分热衷于自己的群体，认为自己的群体比其他群体好，并在寻求积极的社会认同和自尊中体会团体间差异，就容易引起群体间偏见和群体间冲突[12]。对于少数民族成员来说，以共同的文化特征为标准而形成的群内社会认同若过于人为性地夸大，意味着他们在以这种社会认同维护和提高自尊过程中，因只强调民族文化差异而容易产生种种过激行为，甚至对其他民族产生歧视或不尊重，由此引发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将危害和谐民族关系发展。
如前述，多民族社区少数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社会生活中面临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从心理上导致他们获得一种消极的社会体验，这不仅不利于其产生群外社会认同，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其群内社会认同得以强化。所以，通过地方政府、民族工作部门、街道居委会、社会居委会、民族成员等共同参与，解决多民族社区少数民族成员在社会生活中遭遇的问题，无疑是有助于这种积极的社会体验的生产，进而重构他们的社会分类，通过社会比较与积极区分，以此来保证其群外社会认同的产生及其认同度的提升将显得尤为重要。当前，面对少数民族成员群内社会认同度较高，而群外社会认同度相对较低的实际，如何强化和培养以积极的社会体验为标准的群外社会认同，成为日常生活实践中和谐民族关系建设的关键所在。
二、多民族社区和谐民族关系建设的社会实践逻辑
本文分析依据的资料来自于2011年11月-12月在天津市H街道进行的少数民族社会认同与和谐民族关系构建研究的实地调研。该街道位于天津市市区北部，目前有3个典型的多民族社区，社区内共有39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占总人数的46.6％，汉族占53.4％。笔者对随机抽取的50名调查对象进行了深度访谈，依据该街道民族构成情况，其中满族13人、朝鲜族11人、回族10人、蒙古族5人、土家族3人，其他少数民族5人、汉族3人。
通过分析访谈资料发现，天津市H街道民族工作在地方政府相关部门、街道居委会、社区会居委会、民族成员等共同参与下，围绕少数民族成员在社会生活中面临的问题予以充分重视和妥善解决，从心理上培养了他们这种积极的社会体验的生产，逐步形成和强化了我们所称之的这种群外社会认同。进而言之，在社会生活中H街道通过多种社会实践活动的努力开展，推动少数民族成员逐步形塑了以社会身份认同、情感认同、社会政策认同等为内涵的群外社会认同②，成为城市多民族社区和谐民族关系建设的一个成功典范。
(一)社区文化活动：社会身份意识的强化
H街道举办社区文化活动是城市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区内民族成员精神需要和心理归宿。更为重要的是，社区文化活动的实践过程既缓解了不同民族群体成员在社会生活中因文化差异而产生的心理隔阂问题，也为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了解他们在社会生活中遭遇的其他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沟通平台。就是说，形式多样的社区文化活动从发起、组织、策划、协调、筹备、管理、宣传等整个过程中，能够把地方政府、民族工作部门、街道居委会、社区居委会、民族成员等参与主体连接起来。这不仅让不同民族群体成员之间相互了解和相互认知的机会增多，而且在活动中或活动后使少数民族成员在社会生活中共同遭遇的问题得以表达和呈现。并且，社区文化活动为少数民族成员内群体与外群体间的接触与交流提供了一定的聚集空间，促使一种以社区为空间范围的集体意识得以产生，因而淡化了参与成员的民族身份意识而强化了他们的社会身份意识。
问：请问你们社区经常开展的文化活动有哪些?
H街道A社区文化站工作人员(满族)：在区政府和街道办关于推进民族工作的要求下，我们以和谐民族关系构建为主题，以“文化站”为载体，积极鼓励小区内各民族共同参与文化活动。常规性的活动有：社区文化展示、歌咏比赛、中小学暑期读书征文、公民道德演讲、科普知识展览、消夏纳凉晚会、露天电影、节日文艺演出、才艺展示、子女教育交流会、棋类球类比赛、健美操、快乐腰鼓、夕阳秧歌等。
问：社区文化活动参与者主要有哪些人?
H街道A社区居民(回族)：参加社区文化活动人可多啦，活动多，小区内大多数人都参加过，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市辖)区领导和街道领导经常过来，准备活动我们大家都参加，有社区主任、协管员、楼长、党员典型、骨干分子、志愿者、卫生监督员、楼门长、保洁员等，我们组织起来，积极宣传和鼓励大家参加，尤其让更多的少数民族成员参加。
问：您认为社区文化活动的意义是什么?
H街道A社区居民(满族)：这些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举办了十几年了，我们感觉使社区成员精神生活充实，精神面貌良好，还使社区各民族成员之间交往频繁，相互了解了，熟悉了，理解了。而且，还潜移默化地密切了区领导和我们之间关系，经常关心我们的生活情况和问题。遇事找领导商量，协商解决，社区内人心齐、人气盛，民族关系和谐。
一方面，这些活动虽然以各种文化事项为主体，但从开始到结束的实施过程中参与主体之间，尤其是不同民族群体成员之间社会交往加深，促使他们相互认知、理解，有效地缓解了他们之间因文化差异而产生的心理隔阂问题，一种积极的社会体验在少数民族成员身上得以生产。塔吉费尔认为，人们建立社会身份，是为了透过所认同的社群，提高自尊[13](P.7-24)。少数民族成员在社区文化活动中，因他们与外群体进行经常性的社会交往而获得彼此理解与包容，尤其是各自的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获得彼此尊重，潜在地推进了其社会身份的建立；另一方面，以社区文化活动为沟通桥梁而建立起的官员与民众的联系与交往，有助于倾诉和缓解少数民族成员在社会生活中遭遇的问题，“遇事找领导商量，协商解决”同样使少数民族成员获得一种积极的社会体验，强化了他们是社区成员的这种社会身份意识。
个体通过社会分类把群体分为内群体和外群体，并通过自我归类(self-categorization)将自己归于某一群体[14](P.31-68)。少数民族成员在日常生活中因社区文化活动而产生的社会交往，重构了一种新的社会分类标准，即突破了原有的以共同的文化特征为类别界限而形成的群内社会认同，强化了以积极的社会身份体验为类别界限的群外社会认同。原有类别界限的突破从心理上弱化了因民族身份而产生的群体间偏见，社会身份体验的重构说明了原有的内群体和外群体中的民族成员都意识到他们是社区中的社会成员，相互关系被拉近了，相互间的认同感提升了，不同民族群体间的偏见消失了。因此，以社区文化活动为沟通桥梁而产生的社会交往，强化了少数民族成员的社会身份意识，由此产生的群外社会认同在实践层面上促进了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
(二)社区互助活动：民族之间感情的深化
H街道B社区互助活动开展得卓有成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受助者在社会生活中面临的现实问题。在该社区中，慰问困难家庭，民汉互助家庭、民汉青年结对帮扶、“手拉手”互助学校，互助志愿服务队等实践活动，使那些家庭困难及在学习、生产、工作中需要帮助的少数民族成员，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社会生活中存在的问题的困扰。正是在互助活动的过程中，社区内汉族与少数民族间及少数民族之间的感情得以深化，受助者对街道民族工作产生认同感及对群外社会成员产生亲切感，一种不同民族群体间的情感认同被生产出来，由此促进了社区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
问：听街道负责人说，你们社区民族互助活动开展得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H街道B社区居委会主任(朝鲜族)：好的。我们社区是天津市典型的多民族社区，贫困家庭较多，平时生活里遇到的各种问题也比较多。(市辖)区政府那边多次要求我们做好民族帮扶工作，像“回汉一帮一”、“民汉青年一对一”等互帮互助活动。我们社区前些年启动了“民汉互助家庭”活动，社区共有300多户结成了80多户民族互助家庭，有朝鲜族、回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土家族等和汉族结成了互助户，还有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家庭户与长期暂居区内的少数民族结成互助户。每组至少有两个民族，最少两户，最多4户。
问：您对社区民族互助活动有怎样的感受?
H街道B社区居民(土家族)：这要感谢党，感谢政府啊!我们家在这里是困难户，孩子上大学要(花)钱，我和我媳妇(爱人)年龄大了，她身体不好要(花)钱，唉!不过现在日子好过了，上面的领导对我家很关心，知道情况后把我们家算成低保户，过年过节还送些钱，还有三户人家帮助俺们。心理真很感激那边的三家，有两户(是)汉族，一户(是)蒙古族。平时给我们一些面啊，米啊，油啊什么的，还给些衣服和钱什么的。人家把我当成一家人，时间长了，我们几家的感情很好，在一起感觉很亲切，很随和。没有什么回报人家，平时里我就帮人家孩子上学接送接送，他们上班忙，我不忙，在家有的是时间。
社区民族互助活动以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等为媒介，既缓解了受助的民族成员在社会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也在不同民族群体成员之间搭建了一种良好的人际关系。有研究者认为，在情感认同的阶段不仅包括简单的价值认知，还包括一定的价值评价和价值选择的成分[15](P.70)。同样，在这种互助活动中，受助少数民族成员对群外民族成员产生积极的价值认知，并在长期的相互帮助中形成了一种稳定的价值评价和价值选择，由此在相互间形成了情感认同。“人家把我当成一家人，时间长了，我们几家的感情很好，在一起感觉很亲切”表明了社区内不同民族群体成员在长期的互助活动中彼此间产生好感、满意、肯定，这种情感认同意味着一种积极的社会体验得以生产，重构了少数民族成员的社会分类标准，促进了他们对社区中其他群体产生社会认同。
情感认同作为少数民族成员产生群外社会认同的重要方面，也是促使少数民族成员形成群内社会认同的基本要素，区别在于前者产生于不同民族群体成员间因互助实践活动而生产的一种积极的社会体验，而后者产生于民族群体内部成员之间因共同的文化特征而形成的一种心理归宿。在此意义上，我们认为少数民族成员的群内社会认同和群外社会认同在合理的认同度，而并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关系。正如有研究者所言：“在接触情景中，如果内群和外群成员的角色是独特而互补的，那么，在合作的框架下，两个群体都能保持其特异性，并能促进族际和谐”[16](P.88)。在当前城市多民族混居的情况下，重构不同民族群体成员之间情感认同对和谐民族关系建设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在以社区为空间范围而形成的新的地缘关系中，这种认同是推动日常生活中民族关系发展的一种主要途径。可见，由民族互助活动而产生的不同民族群体成员间的情感认同，在社会实践层面上有助于多民族社区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
(三)社区就业保障：社会政策的优先照顾
因自然、历史和现实原因，无论是聚居区还是散杂居地方少数民族与汉族在就业比例、就业种类、就业收入等方面尚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少数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社会生活中遭遇的就业问题，在当前城市多民族社区表现得较为突出。H街道在1997年成立的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在就业培训、就业推荐、就业管理等方面，为社区内下岗职工和流动人口提供了一种政策性保障，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解决少数民族成员的就业问题。地方政府从社会政策上优先照顾少数民族成员实现就业，在很大程度上缓解社会生活中这一问题给他们带来的困扰，这对他们自身来说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而且也促使他们对城市民族工作产生认可，为和谐民族关系建设提供重要的政策保障。
问：据我们了解，H街道很早就对少数民族就业实行了优先照顾政策，这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H街道劳动就业服务中心负责人(蒙古族)：我们街道不是工业区，给大家提供的就业机会相对较少。那些年下岗职工多，现在外来人口多，他们的就业问题就成为街道工作的重点。1997年(市辖)区政府要求我们街道建立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并针对少数民族成员多的实际情况，优先照顾少数民族下岗职工和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的工作问题。这些年，我们除了做好就业培训工作、招聘单位和就业人员档案管理工作外，利用各种资源积极为他们联系就业单位，多渠道地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并坚持优先照顾少数民族的原则。如帮助他们到餐饮、宾馆、环保、物流、运输等行业，还积极争取他们到其他区的企业就业等，效果不错，帮助他们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
问：听街道劳动就业服务中心负责人说，他们为您介绍了一份工作，您觉得怎样?
H街道C社区居民(维吾尔族)：很好啦!我是前年从新疆过来的，住在这里，刚来的时候没有工作，只能吃住在老乡那里。后来老乡和(街道劳动就业服务中心)那边的领导说了我的情况，没过几天，人家把我介绍到这里的大饭店工作了。在饭店给人家洗碗、洗菜、端盘子、打扫卫生什么的。虽然要经常加班，很累，但一个月挣得不少，够家里用了，很感谢他们，后来才知道这个工作还是先照顾到我的呢!我们这里像我这样的情况很多，和我一起在那里上班的人也不少，大家在一起相处得也很好，说起工作的事，大家都心里感激，帮了我们的大忙。要不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挣钱养活自己呢?
通过社会政策的优先照顾，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那些少数民族成员在社会生活中因无固定收入来源而产生的诸多问题。戈登·奥尔波特认为，在此(相互接触)基础上，公共政策干预，可能会有效地减少偏见和改善群际关系[17](P.86)。在不同民族群体成员相互接触的基础上，社会政策的实施不仅使那些受照顾的少数民族成员对地方政府心存感激，同时也可以消解因社区内其他民族成员享有就业权利而使他们产生的心理不平衡，可见这种社会政策认同能减少不同民族群体间的偏见，促进民族关系和谐发展。在此意义上，可看出和谐民族关系建设不仅需要考虑到不同民族群体成员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应充分重视少数民族成员与地方政府、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大家在一起相处得也很好，说起工作的事，大家都心里感激，帮了我们的大忙”呈现了少数民族成员对优先照顾的社会政策产生认同感，并获得了一种积极的社会体验，增强了他们对社区中其他民族群体的认同，有助于不同民族群体成员之间和谐共处。
当前，不同民族群体间尤其是汉族与少数民族间的就业差距问题，不仅影响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而且强化少数民族群内社会认同，导致依照族群分界的社会断裂产生，给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稳定因素。社会认同令人们偏袒自己所属社群的成员，歧视甚至鄙视其他社群，破坏社会公正与和谐[18](P.17)。少数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因无法就业或就业不足而产生的消极的社会体验，造成不同民族群体间收入差距拉大及利益分配失衡，在内群体与外群体的认同上形成了一种所谓的消极区分。正如有研究者所言：“这时，群体成员可以在导致其消极区分性的维度上与优势群体进行直接的对抗，如游行示威、政治游说、甚至革命和战争”[12]。可见，少数民族成员在社会生活中遭遇的就业问题，若不能通过社会政策的干预得以及时有效地缓解，将使他们产生的失落感和民族不平等感，极容易产生逆反心理，这种消极的社会体验将制约民族关系的良性发展。
三、和谐民族关系建设的几点启示
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从居住地域及社会交往等方面打破了原有的民族关系格局，使城市民族关系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当前，在利益多样化、文化多元化、社会复杂化背景下，研究和谐民族关系建设这一现实问题，对促进民族团结和维护社会稳定意义重大。通过对天津市H街道民族工作与民族关系现状的考察，并结合社会认同这一分析视角，在和谐民族关系建设上得出以下几点的启示。
一是研究出发点与视角的选择。以多民族国家建设为出发点，学术界提出的“共有历史”、“文化化”和“政治化”的研究思路，在理论和宏观层面上对探讨和谐民族关系建设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实践价值。然而，当前民族关系发展过程中呈现的诸多问题已表明，分析少数民族及其成员在社会生活中遭遇的问题，也应成为和谐民族关系建设研究不可或缺的关注点。因此，以少数民族及其成员自身为出发点，选择民族问题“社会化”的研究思路，即如何塑造或强化他们的群外社会认同，有助于从实践和微观层面上研究和谐民族关系建设问题。
二是少数民族成员两种认同的关系。在日常生活中，少数民族及其成员以共有的文化特征为标准产生的群内社会认同，以积极的社会体验为标准产生的群外社会认同，这两种认同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在一定的认同度范围内可以共存的。强化少数民族群外社会认同，能够防止由群内社会认同过度而产生的民族矛盾和冲突，以及避免因只片面地强调本民族利益而带来的民族关系紧张。同时，这种群外社会认同形式多样，如上述提出的社会身份认同、情感认同、社会政策认同等，它们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共同推动了和谐民族关系建设。
三是民族工作的社会化和社区化。面临少数民族社会生活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以行政手段为主的传统的民族工作方式已无法有效地应对之。民族工作社会化意味着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及民族工作部门，街道居委会、社会组织、民众等行为主体，需形成一种“共同参与、相互促动、各司其职”的工作模式，并根据本地民族关系现状和特点，寻求民族关系问题解决的有效途径，以此来推动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在和谐民族关系建设中，民族工作的社区化意味着应将民族工作植入到社区范围中，通过了解和把握民族成员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的现实问题，能使其更具有针对性与科学性。
四是非正式手段在和谐民族关系建设中的运用。解决少数民族成员在社会生活中面临的诸多问题，不仅需要制度、法律、政策等正式手段的实施，也需把非正式手段渗透到民族工作之中。非正式手段往往是为正式手段提供了必要的、有益的补充，也是社会生活实践中和谐民族关系构建的重要手段。H街道开展的社区文化活动、互助活动、就业保障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非正式手段的运用，使少数民族成员获得了一种积极的社会体验，从而在强化他们群外社会认同中促进了民族关系和谐发展。
注释：
①对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和谐民族关系建设研究，相关论述可参见笔者另一篇拙作《论社会交往过程中的和谐民族关系构建——以天津市A社区为例》，载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2期。
②在社会学的研究中，社会认同一词是一个具有伸缩性的概念，它可以与政治认同、职业认同、身份认同、心理认同等并列，也可以包含后者，但就一般意义而言，社会认同是与政治认同等相区别的，同时又包含身份认同、心理认同等。相关论述参见郭星华《漂泊与寻根——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页。王春光在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的研究中，从身份认同、职业认同、乡土认同、社区认同、组织认同、管理认同、未来认同等七个方面进行考察。相关论述参见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载于《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鉴于此，笔者根据收集的调研资料，结合天津市H街道多民族社区社会认同的实际，从社会身份认同、情感认同、社会政策认同等方面来考察少数民族成员群外社会认同的基本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