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敏[1]2002年在《试论疫病对欧洲中世纪社会进程的影响》文中提出人类社会的发展运行是多种因素、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以往的史学多注重由社会内部探索、阐发推动社会变革、历史运动的机理，成就蜚然；但随着人类对自身认识的逐步深入，探索的视野逐渐拓展，自然界也渐被纳入到社会历史研究的范围之内。自然、人、社会叁者之间的关系以及相互作用日益成为学术界所关注的热点。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中叶以降，人类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同时也面临着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严峻局面。由此，人们开始主动地、自觉地、深刻地反思人类进步的真正含义和价值尺度，开始深入地、系统地认识自然与人的发展、社会进步的关系。随着这种科学认识的深入，人类逐渐意识到社会发展运行的环境，不仅仅是社会结构自身；人的各种活动也不再是推动自身历史发展变革的唯一的力量源泉。自然界也以自身所独具的力量和方式参与到人类活动和社会运行的过程之中。自然、人、社会叁者在历史时空中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相互作用，共同铺就了社会发展进步的漫长里程。疫病作为自然界的一项重要内容和重要的表现形式，始终对人及人类社会的历史有着深刻的影响，甚至在人类社会的某些重大变革转折时期，充当着极为关键的重要角色，因而，对疫病对人和社会影响作用的研究便成为全面科学认识自然、人、社会叁者关系的一项重要内容。 本文是根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现代生态史观理论，运用疾病学、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人口学等各门学科的知识，以历时性的方法来展示、分析疫病对欧洲中世纪社会进程的影响，从而丰富、拓宽对欧洲中世纪社会的历史认识内容，修整、改变以往人们对这一地区这一段历史的传统看法与认识。 全文共分引言、一、二、结束语四个部分： 引言：介绍本人选题的缘起、目前国内外在这一领域研究的现状及本人的基本评估。 第一部分：介绍病菌的演变，疫病的反复以及人类与疫病斗争的历史，并对疫病的历史作用进行评价。 第二部分：阐述疫病的肆虐造成了人口的大量减少，这一生态性的破坏引起了中世纪欧洲社会的经济、政治、军事、宗教等各方面的连锁反应，分析疫病对欧洲中世纪社会进程的影响。 结束语：在前述二节的基础上，对疫病在欧洲中世纪时代的历史作用及其影响做出归纳、总结。
雍正江[2]2014年在《15-17世纪英国农民福利保障模式转型研究》文中认为15—17世纪是英国从封建主义和农本经济向资本主义和重商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期间农民福利问题突出。过渡时期,维系农民福利的哪些根本条件发生质的改变?造成何种负面影响?福利保障模式因此发生了怎样的变革?这些既是引发本文写作的缘由,也是本文想要回答的问题。国人对“福利”概念的理解有时较为狭隘,西方语境下的“福利”是一个内涵丰富、不断发展的理念。从一般抽象的意义上来说,福利是指能使人们生活幸福的各种条件。土地和建立在土地上的劳动是中世纪农民福利的根本条件,这是本文立论的起点。土地、劳动和对劳动能力“失能者”的社会救助便构成了中世纪农民福利保障模式的主要内涵。本文的主体部分共有五章内容：第一章主要探讨中世纪英国农民土地保有权的稳定性及其收益问题。土地保有制度从以维兰保有制为主到以公簿持有制为主的转变反映了农民土地保有权不断改善的进程,也是农民福利得以不断增进的过程,这在农民的饮食、住房、服饰等方面都有体现；第二章主要探讨中世纪农民劳动的不稳定性即“自然性风险”的存在和社会救助问题。自然灾害、饥荒、疾病、瘟疫、老弱病残等自然因素都对农民的劳动能力造成损害,以教会、庄园、村社为主体的传统社会救助体系担负起救助劳动能力“失能者”的主要责任；第叁章主要探讨社会转型下农民的社会流动问题。社会转型加快了农民的社会流动,这是农民福利风险由“自然性风险”向“社会性风险”演变的直接因素；第四章主要探讨过渡时期威胁农民福利的“社会性风险”的扩大问题。过渡时期,农民土地保有权失去稳定性,失地少地农民不断增加,从相对稳定的土地劳动者变成了不稳定的工资劳动者,这样维系农民福利的原有条件大多在消失,威胁农民福利的“社会性风险”日益加剧,大多表现为农民的失业、贫困、流浪等,社会问题十分严重；第五章主要探讨“社会性风险”下农民福利的再建问题。在过渡时期既存在传统意义上劳动能力“失能者”,更存在新的失地少地且劳动能力健全的"失业者",这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救助体系所能解决的问题。除通过济贫改革、经济调控等国家干预手段继续救助“失能者”外,以保障工资劳动,而不是以土地保障为基础,来重建失地少地农民的福利,如海外移民、商业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吸纳“失业者”就业等,成为新福利保障模式的主要内涵。通过对过渡时期英国福利保障模式转型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社会转型与农民的社会流动是福利保障模式转型的根本动力；传统救助体系的不足与没落是福利保障模式转型的直接推力；从济贫到济身是福利保障模式转型的主要趋势；从社会与人的关系到国家与人的关系是福利保障模式转型的本质属性。福利保障模式的成功转型成为促进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又一因素。希望通过对过渡时期英国农民福利问题的研究,能对我国农业现代化、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与农民福利改进问题产生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王晓伟[3]2013年在《明清江南地区疫灾地理规律与环境机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疫灾是瘟疫流行所致的灾害,自始至终威胁着人类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明清(1368-1911年)江南地区有记载的疫灾年份204个,疫灾频度为37.50%。其疫灾多发生于夏、秋两季,春、冬季节较少发生。整个明清,江南疫灾频度呈明显周期性波动上升趋势,疫灾频度趋势线显示“侧W”型并呈现2个近似的涨落周期,除14世纪上半叶上承元代疫灾周期和20世纪初下启民国疫灾周期外,其余基本可以划分为2个大的波长约250年的波动周期：第一波,15世纪初-17世纪中叶；第二波,17世纪中叶-20世纪初。江南疫灾主要发生在苏南地区,浙北地区疫灾相对较少,且疫灾多与内乱外患、水旱灾害有关。明朝重灾区分布沿乌程、归安-吴县、长洲-嘉定一线,清朝重灾区较明代而言有明显扩大趋势,江宁、上元、吴县、嘉定、宝山、上海、川沙厅、南汇、奉贤、娄县、华亭、青浦、嘉善、钱塘、仁和等地皆是重灾区,整个明清疫灾重心有向东迁移的趋势。就致灾率而言,太湖流域地区是明朝高致灾率密集区,上海和嘉定地区是清朝高致灾率密集区,杭州府中部地区一直是低致灾率聚集区,这种疫灾热点和冷点地区的变化特征与疫灾多发地区的变迁有较大关联。在疫病分布上,明清疫灾流行的致灾疫病,据史料明确记载,主要有天花、疟疾、鼠疫、羊毛瘟、痢疾、流感、麻疹、喉症、霍乱、红痧症等10余种类型。明清江南地区明确记载有具体疫病流行的年份64个,累计危及240个县域,波及范围161792.02km2。在气候变迁上,明清江南地区十年疫灾指数与十年寒冬指数成反比,世纪的平均冬温指数与疫灾频度显着负相关,说明气候越寒冷,江南地区越容易诱发疫灾。在社会动乱上,明清江南地区致疫的社会动乱问题都是战争,明确记载有战争诱发疫灾发生的年份4个,波及49个县域,危及范围35737.18km2。在自然灾害上,明清江南地区致疫的自然灾害主要有地质灾害、水文灾害、气象灾害、生物灾害4大类,地震、风暴潮、海啸、洪灾、雨灾、旱灾、雪灾、风灾、高温、蝗灾、鼠灾、霜冻、蠓灾等13亚类。明清江南地区明确记载有自然灾害诱发疫灾发生的年份95个,致疫波及县域559个,危及范围527908.67km2。在经济环境上,明清江南地区疫灾流行频度高于他地并成为全国的疫灾中心主要是由于该地拥有全国最高的经济水平和城市化水平,具体到区域内部疫灾流行的空间差异显然也与人口密度、人口流动性差异密切相关。在“边界性”与“地方性”上,疫源地的环境特征归结为明清江南地区气候、区位、地形等自然因素以及交通、经济、人口等社会因素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激发机制归结为江南地区本身地理条件的潜在激发以及水旱等灾害的直接刺激；抑制机制归结为气候的变化以及地势的阻隔。
喻锋[4]2009年在《治理视野下的欧盟区域协调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人类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区域化已成为世界经济政治发展当中一个极为突出的体制特征。区域化从属于全球化的整体进程,其持续推进有着区域主义的具体形式和实践。随着国内和国际的界限逐渐淡化、区域间范围的日趋模糊,以及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的互动日益密集,区域主义向上影响到全球化进程和全球秩序的构建,向下与国家以及地方、社会团体乃至个人等多元化角色紧密相联,构成了对国内国际经济政治和社会关系结构进行塑造的主要推动力量之这就为治理的擢升提供了现实的社会土壤。治理是为社会设定明确的目标,并为该目标的实现提供激励和制裁、进而监督和调控社会依从的持续的政治过程。在全球化背景下,越来越多全球和区域性公共问题的出现对传统的社会管制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战,全球治理作为独立于主权国家及国家间治理框架之外的新的治理范式应运而生。在区域主义安排当中,区域各成员通过创建公共机构、塑造公共权威、制定管理规则以维持区域秩序,为满足和增进区域共同利益而走向联合或者共同行动,从而推进了治理在区域层面的实践。概言之,区域治理就是径由区域主义的实践步伐来推动区域共同福祉、秩序和价值实现的一种新的进路。区域协调发展缘于经济发展中存在着区域发展差距的客观事实,它不仅与产业布局、资源配置、国民收入分配等经济问题息息相关,也同样关乎政治发展和社会稳定。随着全球化和区域化的不断深入,生产要素和社会资源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得以自由流通和配置,区域性制度安排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践不断涌现,这些就使得一国之内的不同区域之间、跨境经济区内的不同部分之间、以及区域共同体内部不同成员之间的经济社会联系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市场机制作用空间的持续扩展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应,各个国家和地方之间由于自然禀赋和经济社会基础等差异所导致的发展水平差距日益拉大,进而对政治社会稳定以及区域乃至国际秩序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由此,传统的区域协调发展出现了内涵与外延的扩展,被赋予了有关经济与社会聚合、区域竞争力以及可持续发展等新的意涵,其关切的视域也更开始超出传统的国界阀限,更趋整体和宏观。在有着纷繁复杂的整体性地区史、区域主义实践最为成熟的欧洲,一体化的深化和扩展已经构成了区域协调发展的典范。就微观意义上的区域观念而言,欧盟的区域协调发展是以欧洲次国家区域和地方的发展为其社会基础的；就宏观和中观意义上的区域观念而言,欧盟的区域协调发展又是以欧洲一体化和次区域合作为其整体性社会背景的。因此,欧洲的区域协调发展历程实际上就是一部一体化的发展史。现如今,欧盟的区域协调发展已经逐步超越了单纯的经济关切,迈向一种新的以兼具内生性、整体性和综合性为特色的区域发展聚合；在特定区域内部形成一个有机整体,通过良性竞争与紧密合作,从而达到一种区域内部和谐及与区域外部共生这样一种协调发展的高级阶段。正是在欧盟治理的宏观范式下,欧盟区域协调发展政策议程经历着一个治理转向。在一定程度上,跳出了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和政府间合作的框架,经历着从国家中心朝向多层网格的结构再造,从政府管理导向合作治理的路径变迁,从单纯的政府间主义迈向超国家主义和区域间主义的层次升级。具体而言,欧盟区域协调发展的治理转向体现在其治理结构、治理机制和治理过程的变化当中,从而构成了欧盟治理作为一种独特治理范式的权力架构、制度规范与政策过程有机统一的整体性图景。其一,欧盟区域协调发展的治理结构演进。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超国家机构、次区域组织、主权国家、次国家区域和地方乃至个体等行为体都参与其中,同时也实现着自身权利地位和作用方式的扬弃,其相互间的关系模式也朝向开放、透明和包容的方向实现了演进。今天的欧盟是一种多层次、组织间多层网格状治理结构。欧盟区域协调发展治理结构的演进表现在叁个维度：上行扩展：从政府间主义到超国家主义的跃升。下行延伸：次国家区域主义的复兴。外向互动：区域间主义的崛起。其二,欧盟区域协调发展的治理机制变迁。欧盟治理是一整套相对系统和完整的制度框架,是成员国应对共同面对的形势所集体作出的一项积极的制度反应,也是区域层面上形成的具有一定制度竞争优势的新的制度形式。欧盟区域协调发展治理机制主要包括欧盟基础条约法律、成员国法律和跨国法律机制中有关区域协调发展的实体规范,以及治理决策运作机制的程序规范和一般性原则的“软法”规范。在此基础上,欧盟区域协调发展治理机制遵循其独具特色的民主机理,呈现出以共同体方法模式为主、兼有社会伙伴程序和开放协调方法模式特性的混合状态。其叁,欧盟区域协调发展的治理过程转型。区域治理是一种社会政治运行模式的创新,区域性公共政策及其政策过程构成了区域治理的基本实现路径。现如今欧盟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过程业已超越了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和政府间合作框架,超国家实体、成员国及其地方实体乃至个体等各个层级都在其中结成伙伴关系并发挥作用,从而形成了多维互动的治理格局。基于其谋求“善治”的诉求,欧盟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过程囊括了决策、执行和监督的一整套政策网络,配置以有针对性的政策工具,并附以官方评估、市场反应与公民参与叁位一体的治理评估体系,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政策循环。诸行为体在其中的关系又非等级制的,而是在一种扁平化、透明化和非排他式的新型伙伴关系基础上实现了协调互动,从而构成了一个开放的政策流程。总之,欧盟是一个利益与价值共同体,为了平衡欧盟内部不同行为主体的利益和价值诉求,实现一体化的均质化发展和平稳升级,构建一个多维度、网格状、机制化和开放式的区域治理框架就成为欧盟的现实选择；而弥合区域发展差距,构建欧盟范围内的经济、社会与地域聚合,进而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就构成了欧盟治理的基本内容之一。欧洲的成功经验表明：欧盟致力于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改革和发展业已擢升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治理实践,它是对欧盟治理范式的一种具体阐释和运用。正是欧洲政治文化传统中长久以来一直浸润着的公平、聚合与多元统一的价值理念,映射在欧洲区域整合的现实当中,并塑造着其具体政策进程,这才成就了区域协调发展对于欧洲一体化的深远影响。从更宏观的视野观之,欧盟致力于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治理的价值取向、行动理念和基本经验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将产生一定的普适性影响,这一治理范式所代表的人类社会发展观的实现取向将会通过欧盟的影响力而辐射、扩散到更广阔的范围。具体到对我国的借鉴意义而言。在我国区域发展的实践当中,如何统筹城乡共同发展、统筹东西部平衡发展、统筹国内外协调发展,这些都需要我们在健全国内区域协调发展政策机制、促进区域公共管理治理转型以及推进跨境区域合作治理等方面有所作为。“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考察欧盟区域协调发展的治理经验,以此来观照中国的一些现实问题,我们也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张涛[5]2015年在《明代疫灾时空分布及环境机理研究》文中认为疫灾是与人类相伴始终的顶级自然灾害之一。深入研究历史时期疫灾流行及其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可以为当前传染病防控提供历史参考,是当今时代的需要。本文以明代疫灾史料、气候变迁数据和自然灾害史料为基础,运用空间分析及数理统计方法,研究明代疫灾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环境机理。明代疫灾,在王朝分布上,崇祯朝的灾情最为严重,其次为万历朝和嘉靖朝,灾情最轻的为建文和洪熙朝；在季节分布上,春季和夏季是疫灾高发季节,秋季是疫灾多发季节,冬季疫灾最少；在趋势周期上,整体呈上升趋势,每隔十年疫灾县数约增加9.5个,存在100年和50年两种尺度的波动周期,在100年尺度周期下,经历了约5个“轻-重”转换周期,在50年尺度周期下,经历了约8个“轻-重”转换周期；在省域分布上,明代疫灾呈现自东北向西南递减的总体趋势,疫灾较严重省份主要位于东北部地区,包括南直隶、北直隶、浙江等省,位于西南部的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省份疫灾普遍较轻；在县域分布上,共有1009个县有疫灾发生,其中疫灾频度最高的为南直隶吴县,达到8.3%,其次为北直隶大兴和宛平县,均为7.94%,有542个县无疫灾发生,疫灾频度为0；在冷热点分布上,疫灾热点主要分布在东北部叁个区域,冷点主要分布在西南部叁个区域；明代共有10个特大疫灾年份,可以归纳为5个特大疫灾过程。明代全国气候冷暖变迁趋势与疫灾变化趋势相反,波动周期比较接近,呈显着负相关关系,气候温暖阶段疫灾县数显着减少,寒冷阶段则显着增加。二者间的因果关系符合回归方程y=-1.456x-0.577,全国温度距平标准化值每减小1个单位,疫灾县数标准化值增加1.456个单位,气候冷暖变迁可以解释23%的疫灾县数变化。在区域尺度上,华北地区气温与本区疫灾变化趋势相反,二者间呈显着负相关关系,并具有统计学上的显着性,其因果关系符合回归方程y=-0.631x,温度距平值标准化值每减小1个单位,疫灾县数标准化值增加0.631个单位,气候冷暖变迁可以解释39.6%的疫灾变化；华东地区气温与本区疫灾变化趋势相反,呈低度负相关关系,并具有统计学上的显着性,二者间因果关系符合回归方程y=-0.429 x-0.001,温度距平值标准化值每减小1个单位,疫灾县数标准化值增加0.429个单位,气候冷暖变迁可以解释15.4%的疫灾变化；华中地区、华南地区、和西南地区气温与各自区域疫灾变化趋势均相反,均呈微弱负相关关系,都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显着性。明代东部地区干湿变迁趋势与疫灾变化趋势相反,波动周期较为接近,二者间呈低度负相关关系,但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显着性,气候的干湿变化对疫灾轻重的影响不显着。在东部各区域上,华北地区和江淮地区干湿变迁与疫灾变化均为微弱负相关关系,都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显着性,明代江南地区干湿变迁与疫灾变化为低度负相关关系,具有统计学上的显着性。明代疫灾与水灾在时间分布上具有显着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739。具体来说,二者增长趋势具有统计学上显着的完全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1,波动周期性在总体上不存在显着的相关性。在空间分布上也显着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613,疫灾与水灾灾情均呈现从沿海向内陆递减的趋势,疫灾中心基本与水灾中心重合。二者的因果关系符合回归方程y=0.421x-20.961,十年水灾县数每增加1个,十年疫灾县数平均增加0.421个,十年水灾县数可以解释33.1%的十年疫灾县数的变化。明代疫灾与旱灾在时间分布上具有高度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861,疫灾较重时旱灾也较为严重,反之亦然。具体来说,在增长趋势上具有一致性,均呈上升趋势,相关系数为0.998,具有统计学上显着的高度正相关关系,在周期分布上也具有高度的正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844。在空间分布上也显着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657,即疫灾较重的区域旱灾也较为严重,反之亦然,疫灾中心与旱灾中心基本重合。其因果关系符合回归方程y=0.546x-18.230,十年旱灾县数每增加1个,十年疫灾县数平均增加0.546个,十年旱灾县数可以解释74.1%的十年疫灾县数的变化。明代疫灾与蝗灾在时间分布上具有显着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681,疫灾较重时蝗灾也较为严重,反之亦然。具体来说,在增长趋势上具有一致性,相关系数为1,具有统计学上显着的完全相关关系,在周期分布上也具有显着的正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541。在空间分布上也显着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555,即疫灾较重的区域蝗灾也相对较为严重,反之亦然,东北部地区蝗灾较严重的地区疫灾也较为严重,西部及南部地区疫灾和蝗灾都较轻。二者间的因果关系符合回归方程y=0.705x+10.724,十年蝗灾县数每增加1个,十年疫灾县数平均增加0.705个,十年蝗灾县数可以解释46.4%的十年疫灾县数的变化。明代疫灾与震灾在时间分布上具有显着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643,震灾较重时疫灾也较为严重,反之亦然。具体来说,在增长趋势上具有统计学上显着的完全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1,在周期分布上不具有显着的相关性。在空间分布上具有统计学上的显着性的低度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390,疫灾与震灾同时都较严重的地区包括北直隶北部京师地区、山西省中部太原府地区、南直隶东部应天府地区及陕西省西南部西安府地区等。二者的因果关系符合回归方程y=0.383x+6.354,十年震灾县数每增加1个,十年疫灾县数平均增加0.383个,十年震灾县数可以解释29%的十年疫灾县数的变化。疫灾的环境机理可以理解为影响疫灾的环境要素、影响程度及其作用机理。气候冷暖变迁、水灾、旱灾、蝗灾、震灾等5种要素是对明代疫灾变化具有影响的主要自然环境要素。5种环境要素对疫灾变化的影响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旱灾(74.1%)>蝗灾(46.4%)>水灾(33.1%)>震灾(29%)>气候冷暖变迁(23%)”。环境要素影响疫灾的作用机理,从本质上是通过对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这叁个环节施加影响而体现的,如果多种灾害同时迭加发生,就会造成严重疫灾。
饭岛涉, 何雪倩[6]2017年在《“医疗社会史”之视角——以20世纪的东亚和中国为中心》文中认为本文试对20世纪东亚和中国的医疗社会史研究现状展开论述。文中的主要研究对象为日语、汉语和英语出版的着作,并据此探讨处于不同语言环境下的医学史和医疗社会史所应采取的研究方法。例如阐述医学史及医疗社会史时,来自医生、公共卫生行业和医院病人的材料极为重要,其中包含20世纪日本在抑制传染病和地方病方面所取得的进展。然而遗憾的是,20世纪的日本在抑制本国血吸虫病、疟疾、丝虫病方面的基础资料并未受到重视,从而导致“资料危机”的发生,即日本在相关研究领域缺乏原始资料,此亦为笔者在本文中重点讨论之内容。基于日本所面临的“资料危机”,笔者参与了一项历史调研并在公共卫生与医疗部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搜集和整理了大量原始资料,还得以通过口述史的方式搜集到诸多关于20世纪日本在抑制本国血吸虫病、疟疾、丝虫病方面所取得的经验教训。在中国,医学及公共卫生相关的基础资料皆被完整保存于政府或历史档案室里,而这些资料正是考证20世纪中国各地区经济、社会等领域真实状况的最佳凭据。
参考文献：
[1]. 试论疫病对欧洲中世纪社会进程的影响[D]. 崔敏. 东北师范大学. 2002
[2]. 15-17世纪英国农民福利保障模式转型研究[D]. 雍正江. 南京大学. 2014
[3]. 明清江南地区疫灾地理规律与环境机理研究[D]. 王晓伟. 华中师范大学. 2013
[4]. 治理视野下的欧盟区域协调发展研究[D]. 喻锋. 武汉大学. 2009
[5]. 明代疫灾时空分布及环境机理研究[D]. 张涛.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6]. “医疗社会史”之视角——以20世纪的东亚和中国为中心[J]. 饭岛涉, 何雪倩. 医疗社会史研究.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