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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疏漏，近乎荒诞：文坛上的“全国山河一片红”
临末萌始，各种媒介，各类讲坛，“世纪之交”成了使用频率极高的语词。
返顾百年沧桑，瞻望新世纪，处于特殊的时空交叉点，不能不促使人们更加深切地审视既往，筹划未来。
纪典撰史，形成一股规模空前、影响深远的热潮。 对于这段文学史，存在三种不尽相同的表述：
其一，20世纪中国文学；
其二，中国新文学；
其三，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
然而，不论如何表述，绝大多数的论著和史书，虽冠之以“中国”，几乎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两类疏漏：台、港、澳地区文学不见了；少数民族文学不见了。
先前的暂且不论，时至今日，这类疏漏依旧印证于白纸黑字。作为“全国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教材”的《中国新文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从第一编《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历程》，到其后的二至五编（小说、诗歌、戏剧、散文创作），台、港、澳地区竟然一片空白。
新近读到的一篇文章，提出“全新的命题”：20世纪中国文学只具有近代性，而不具备现代性。立论的重要依据是：“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我们并未营造出真正成熟的现代文学形态，也缺乏现代文学生长发育的文化环境与现实土壤。”该文于“标新立异”时，特意点明，并不是说在百年之中，中国毫无现代文学因素可言；但在具体阐述时，却只字不提台、港、澳文学。50年代以来，综观台、港、澳文坛，现代文学因素越来越浓厚，焉能漠然置之。仅此一端，也显见该文论断有欠周详。
一方面反复强调台、港、澳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另一方面却又一而再、再而三地疏漏台港澳文学，中国文坛上“全国山河一片红”似的谬误就这样不断延续着。
（二）补缀，远远不够：浑圆像苹果 美才完整
艾青先生曾于多年前为《台湾新文学史初编》作序，言之谆谆：“1981年，我在序《台湾诗选》（二）中写过：‘美应该是完整的——浑圆像一个苹果，’‘残缺不全是遗憾。’中国新文学史，没有台湾，怎能算完整？怎不觉遗憾？”
张炯也曾撰文强调，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史的研究有待开拓，探究汉族与其他兄弟民族文学的相互影响需要做许多认真的工作，否则，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完整意义的中华文学史。
为了这种“完整”，近些年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孜孜矻矻，不懈努力。10年前《二十世纪中国两岸文学史》（辽宁大学出版社）的出现，显示了初步的劳绩。编者期许，把关于台湾文学、东北沦陷区文学的研究成果，“用文学史教材的形式把它们肯定下来，也许是对新文学史内容的扩展和开拓。”从“五四”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几个大的时段，均列专章“沦陷区文学”，分述台湾和东北新文学。若论填补空白，倒也不失为“扩展和开拓”。不过，历史的扫描到了中叶即戛然而止，名曰“二十世纪”，其实不副。至于“两岸文学史”的命名，不妥之处显而易见。据编者称，此书定名出自王瑶先生的建议，感情色彩浓烈，科学依据不足。
前人得失，不能不顾及时间因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不够周全，或尚可理解；而今日面对新近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典》（上海教育出版社），惶惑和失望油然而生，显得格外沉重了。这部“大典”，全套三卷，累计200多万字，按年份，分为“创作”、“理论批评”、 “译文”、“作家活动”、“文坛纪事”、“文化要录”、“社会背景”七大类。第三卷（1966—1994），于年前才出版。经年累月，论史料的把握，可能较前充实、丰富得多。既为“大典”，理应“完整”地呈现包括台、港、澳在内的中国文学事业发展进程的全貌。而人们现在看到的，依然是残缺不全的景观。1949年后的香港、澳门，几乎是“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反观台湾文坛，“理论批评”、“译文”、“作家活动”等部分，寥寥无几，“创作”部分时断时续，偶有记载，那也是百不及一，多数年份同样未置一词。“大典”的权威性不能不受到影响。
东鳞西爪式的补缀，与全景的恢宏展示，与庄重、审慎的纪典撰史相去甚远。
（三）“重写”，势所必然：从“盲点”到“难点”
滔滔“世纪潮”中，“大系”、“经典”之类作品选本和各种史著接踵而来，令人目不暇接。新近出版的10卷本《中华文学通史》（华艺出版社）尤其引人注目。主持者认为，这是第一部完整意义的中华文学通史，是集大成的中国文学史。内容上不再限于汉族，还包括55个少数民族；不再囿于祖国大陆，还涵盖台湾、香港、澳门。从这一意义上，《中华文学通史》已为“重写文学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作出了肯定的回答。
代表性作品集大成，形成另一热点。《百年中国文学经典》（北京大学出版社）和《中国百年文学经典》（海天出版社）问世不久，迅即备受关注。
作品分别列入两部“经典”（1949—1996）的台湾、香港作家赫然在目：
《百年中国文学经典》——
诗歌：徐讦、郑愁予、痖弦、洛夫、犁青、纪弦、琼虹、管管；
散文：郭枫、琦君、许达然、龙应台、余光中、简媜、台静农、梁实秋；
小说：张爱玲、钟理和、林海音、琦君、孟瑶、艾雯、聂华苓、杨念慈、彭歌、朱西宁、高阳、杨海宴、司马中原、段彩华、白先勇、陈映真、金庸。
《中国百年文学经典》——
诗歌：高准、罗门、洛夫、痖弦、余光中、郑愁予；
散文：龙应台、三毛、余光中；
短篇小说：白先勇。
前一部“经典”中，台湾、香港作家作品占有不小的比例，在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所处的应有地位得到一定的体现。但二战后出生的作家只有龙应台、简媜两人，太寂寥了！
后一部“经典”似嫌过苛，选择面窄了。
人们看到的一些落选者，如王鼎钧、黄春明、刘以鬯、董桥、西西、也斯、杨牧、张晓风、李昂、张大春、阿盛等，若与入“典”者比肩而立，毫不逊色，他们的不少佳作脍炙人口，堪称“经典”之作！“出”“入”之间，尺度如何掌握？
处于局部的位置，荟文修史比较从容。一旦交会，融入整体，“重写”的难处立刻凸显。从个别内在的辨析，到相互之间的比较，从品位高下的判定，到质量优劣的取舍，无不反映观念、方法的某些差异。平等、率直的“对话”——沟通，越来越紧迫了。无论作品的选择、作家的评价，大多涉及种种难以回避的实质性问题，诸如“中心文化”与“边缘文化”，文化中心的一元与多元，文学的主流与支流等等，亟需调整视角，理解得宽泛一些。
百年中国的滚滚潮流，台、港、澳地区的特殊的历史遭遇，造就了特殊形态的台、港、澳文学。这是一种客观存在。在某些特殊的时空区段，这种存在分外清晰地为人们所认识。九七回归为恰如其分地评估香港文学，提供了这样的历史契机。
香港文化（包括香港文学）长期被视为“边缘文化”。这固然是由于它的地理区位，处于华南一隅，同时也由于它的政治区位，处于国共对峙的另一端。有论著存疑：香港回归之后，如何看待这个国际大都会？是中国的“边缘文化”或“边区文化”，抑或“中原文化”或“中心文化”？随着环境的演迁、时代条件的改变，“中心文化”与“边缘文化”早已并继续在不断地转化，界限越来越模糊，二者之间决不是孤立、静止、凝固的，一成不变的。
香港所处位置的独特性，决定了香港文学所起作用的重要性。香港处于“中外联属”的交汇点，又处于“一国两制”的交融点。在日益强盛的全球化趋势下，作为“窗口”和“桥梁”，它在海内外文化交流中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它所提供的“香港经验”，比如“都市文化”的多样性，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撞与融汇，雅文化与俗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立统一，给人诸多有益的启示；又如商品文化乃至极端感官文化的流弊，极富警戒作用。香港文学的发展进程，从理念到实践，对于整个中国文学、对于世界华文文学带有不同程度的“预演”和“先行”的意义。
行行复行行。世纪之交，此时此境，也许人们终于能够以前所未有的胸襟和识见，告别既往，走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