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上海印刷出版文化与公共领域的体制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上海论文,文化与论文,体制论文,领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中后期，当代德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家J·哈贝马斯在其《公共领域的结构转换》等著作中，探讨了欧洲的商会、俱乐部、咖啡馆、出版社、报纸和杂志以及其他发表公众意见场所的历史。他认为，随着资本经济因素的出现及其所导致的个人解放，由这些公众意见“场所”（或谓“对话场所”）所构成的公共空间日益扩展，它既是瓦解中世纪社会的基础性因素，也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雏形。据此，哈氏认为，市民社会是一种独立于政治国家之外的“私人自治领域”，它涵括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他将私人领域界定为由市场对生产过程加以调节的经济子系统，而将公共领域界定为由各种非官方的组织和机构——实际上是指社会文化生活领域。他指出，“公共领域首先是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它原则上向所有人开放。在这个领域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他们在理性辩论的基础上就普遍利益问题达成共识，从而对国家活动进行民主的控制”。（注：尤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见《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25～133页。）公共领域为人们提供了有关公众利益事务的论坛，有利于公共舆论的产生。这里的公共舆论主要是指一个公民团体正式或非正式地对以国家形式组织起来的统治机构进行监督。大致而言，西方学术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近代文化和舆论空间构成近代公共领域的重要系统。
公共领域及其各种要素是西方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中缓慢出现的，其内涵和外延的界定也具有西方特定的人文历史背景，以化约的心态作简单的理论比附无助于历史研究的深化。但采用“公共领域”这样一种研究视角重新审视晚清出版史，或者说将清末印刷出版文化系统的演进纳入公共领域问题的研究框架中，这一研究方法本身是极具启发意义的。
从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晚清十四年，为中国历史上风起云涌、思潮激荡的一段特殊时期。而此时上海，却东南形胜，繁华一时。畸形的政治格局使其在夹缝中获得了近代化发展的生存空间。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此时上海印刷出版文化发展迅速。作为一种非官方的、制度化的公共媒介，印刷出版文化（注：印刷出版文化，广义上包括报刊业、书业。本文将着重讨论后者。但需指出的是，由于所承载信息的相通相似，更重要的是近代文化产业结构的模糊性，使书报刊三种媒介形态具有很高的粘合度，即一家印刷出版机构往往跨越三种媒介形态，出版社不仅出版书籍、杂志，还发行报纸，如商务申书馆就曾发行《外交报》、《时事新报》，出版《东方杂志》等刊物。）的勃兴，对这一时期上海公共领域的体制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媒介所荷载的公众舆论，具有独立性与自主性、公共性、批判性等特点。本文拟就此展开分析。
印刷出版促成民间文化的繁盛：公共领域形成的外部条件
公共领域的外部条件是国家与社会的分离，这种分离性保证了此一领域不受国家权力的支配。而晚清之前的中华文化，其内核是国家与社会的同构。按照文化特性和社会功能，可将其分为皇权文化与民间文化两个文化子系统。皇权文化的核心是一种以文人士大夫为人格载体、以经典文献形式流传于世的垄断性文化。手工业作坊的复制方式，手抄、雕版或木活字、铜活字排版、手工印刷，在速度和数量上都严重限制了文化的广泛传播。这使士大夫阶层占据和拥有文化典籍，进而具有对文化典籍的绝对、权威的解释权成为可能。从根本上来说，皇权文化存在的依据就是为皇权等级统治提供文化层面上的合法性论证。民间文化一般以民间戏剧、歌谣、话本演义等形式在民众中广泛流传，其主要功能在于为下层民众的生存与生活提供意义解释和娱乐休闲。民间文化一直处于边缘的地位。
这种局面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上海得到扭转。晚清上海得风气之先，近代化和商业化的程度都远远高于中国内陆城市，市场经济发展迅猛，其结果之一是市民阶层的出现。19世纪上海开埠以来，从全国各地移民而来的中小商人和一般市民阶层不断壮大，构成新的城市大众群体，市民逐渐成为城市和消费主体。这个人口众多的阶层的存在，使传统的贵族生活方式和消费文化向一种近代都市大众生活方式和消费文化转轨，民间大众文化得以与作为封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皇权文化分庭抗礼。
而近代民营印刷出版业以近代机器印刷业为技术支撑，使文化复制更加方便、快捷，在速度与数量上使民间大众文化的广泛传播成为现实，从而加速了这一主流与边缘的颠覆过程。
以小说为例。在皇权文化的主流话语体系中，小说原是“文人末技”。但自1902年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以来，小说冠冕堂皇地进入了主流文化殿堂。一时间，包括《绣像小说》、《新新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等在内的各种文学杂志纷纷创刊。这些杂志在创刊词中，无不阐明宗旨，标榜以小说改良社会，“揆其立意，无一非裨国利民”。小说的出版发行也颇为可观。晚清十四年(1898～1911)出版的小说比此前250年出版的小说还要多（注：参见陈平原《小说的书面化倾向与叙事模式的转变》，《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仅1907年一年，沪上15家书局、报馆出版的各类小说就达121种（注：东海觉我（徐念慈）：《丁末年小说界发行书目调查表》，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群联出版社1954年版，第265～275页。），其繁盛不难想见。有的小说发行量很大，如东亚病夫（曾朴）所著《孽海花》由小说林社出版后，至1911年，“重印至六七版，已在二万部左右，在中国新小说中，可谓销行最多者。”（注：阿英：《晚清小说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
“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的繁盛从一个侧面证明了皇权文化垄断地位的瓦解，民间大众文化不再只处于依附、从属的地位。两种文化的对抗性和离异性加强，从而在文化层面上加剧了晚清以来业已出现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疏离和对峙，孕育出清末民初公共领域的外部条件。
民营出版业与独立知识分子崛起：公共领域形成的必要条件
1897年创立的商务印书馆是中国近代民营出版业兴起的标志。嗣后，此类出版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据统计，1911年5月以前，上海加入书业公所的书局、印刷所就有110多家（注：宋原放：《中国近代出版大事记》，《出版史料》1990年第2期，第74页。）。上海出版印刷事业百余家的资本，总财产值在5000万～6000万先左右。出版印刷业的营业额，民国初年约为1000万元，其中，商务印书馆占十分之三四，中华书局占十分之一二。（注：陆费逵：《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补编，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279页。）故至民国创立前，上海民营出版机构已居于绝对主导地位。
在此之前的官书局完全由清政府操纵，作为“振兴文教”的工具，书局主要经营古籍翻印业务，图书一概由各地官府调拨。而私营出版业则是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其性质属于资本主义企业，出版机构不再是政府部门的附庸，而是一种独立的社会事业。印刷出版文化以机器印刷、近代通讯、交通等技术性手段为物质支撑，建立在受众的个体化阅读和集体性交流的基础上，基本不受国家政治权力的支配，因此，独立性与自主性明显增强。
此时，作为公共领域的参与者一具有独立人格、能够就“普遍利益问题”展开理性辩论的“私人”自治领域也在此环境中产生了。近代之前，文人的写作一般不存在经济目的，以创作谋生只是极个别的现象，而且往往只是权宜之计。对士大夫而言，“学而优则仕”才是正途。于是，从表面上看，他们自己掏钱刻印自己的作品，似乎是处在非常自由的状态之下，实则他们所受到的束缚却是各种无形的道统规范，这种种规范严重挤压的正是文人的创作自由。故此，等级社会里的文人基本是身份依附型的，他们附庸于皇权，以充当帝师王佐为职志。这种状况随着传播媒介的商业化与工业化而改变。大批文人因科举制度的废除而投身于新闻出版行业充当记者、编辑，成为新的文化事业的载体，如翰林张元济之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
而时至戊戌变法前后，上海文化人圈子里撰稿取酬已是普遍现象。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称：1906年以后，他在上海《时报》，每月写论说6篇，另外再写点小说，得80元，包同时在《小说林》兼职，每月40元。（注：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时报的编制》，转引自袁进：《近代文学的突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8页。）商务印书馆各杂志的稿酬最低2元，最高5元，鲁迅在《小说月报》上发表其第一篇小说《怀旧》，稿费是大洋5元；林琴南的翻译小说商务印书馆付给千字5元，后来增加到6元，属于稿酬偏高者。（注：东尔：《林纾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542页。）梁启超待遇最优厚，为千字20元。（注：子治：《梁启超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502页。）清末上海图书市场已逐渐形成一个通用的稿费标准，为每千字2元至4元，5元、6元的很少，小书坊甚至收每千字5角至1元的书稿。（注：陆费逵：《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补编，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281页。）而当时0.2元可以买大约一磅猪肉或一斤鸡蛋，以写作为职业完全可以谋生养家。士大夫转变为知识分子，等级身份转变为职业身份。新式知识分子因接受近代科学的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而渐具独立的人格和价值观念。而更因为经济上的独立，知识分子成为不依附任何势力而存在的、拥有私产的“私人”。商业化反而成全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性。
这种独立性对公共领域的建构不可或缺。作为近代文化系统演进的重要推动力量，独立的媒介与新式知识分子日益显示出其巨大的思想影响力度和舆论扩张能量。一般社会民众的意见均需通过“他者”之口来表达。但较之于传统社会中由退职官员和绅士所组成的“他者”，以新型独立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他者”，无论在知识构成、价值观念或在思维取向上无疑更具近代性特征。因此，通过这些近代“他者”的声音所传递出来的社会舆论更加贴近社会民众，更加倾向于以近代国家理性来衡鉴政治国家的权力运作。
印刷出版媒介主题的公共性：公共领域形成的决定条件
私人的意见要成为社会的意见就需要交流，这可以依靠人际交往，但更重要的是要有形成共识的论坛。在这样的论坛上，各种意见能够不受限制地相互交流，能够对现实政治产生影响。而且这些意见关注的是公共事务。这样，公共交往就脱离了私人的领域，成为了以公共事务为主题在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广大空间内的自由交流。而近代作为大众传媒主要手段的印刷出版文化从一开始就承担起了实现这种公共性的任务。时至晚清，国势衰微日甚一日，加之西方工业化及政治近代化的冲撞，这一阶段内公共领域中的“公共事务”无不以民族近代化和救亡求强为主题，公共舆论系统已经偏离封建文化的导向。正如近代民族资本挣脱封建政治的樊笼一样，近代的文化系统和舆论空间也在印刷出版媒介的导引下缓慢地形成了封建文化的异己力量，在不断销蚀封建社会机体的过程中首先营造出民间化的舆论形态，进而铸就了晚清公共舆论空间和文化形态。
而租界特殊的政治格局则为反政府活动提供了许多有利条件。因此，清末上海成为中国各种反政府政治力量的大本营。印刷出版文化因其本身固有的特性，自然而然地成为各种反政府力量发表政见、宣传鼓动的有用工具。从1896～1898年，据不完全统计，上海维新报刊达20多种，几乎占维新派在全国创办报刊及上海新创办报刊的一半。接下来是以《苏报》等为代表的革命报刊的崛起，至辛亥前，革命派在上海创办的革命报刊达15家（注：据来新夏等著：《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有关资料统计。）。
而上海作为全国图书出版中心，图书出版也积极参与政治公共事务，“为政治立言”，为改造社会制造舆论。图书是宣传政治主张、开启民智的重要工具。在近代中国，几乎所有政治事件都可以从图书出版活动中找到踪迹，而能否顺应社会变革往往成为出版业进步与否的政治标尺。试以翻译图书、革命书籍和新式教材的出版为例。1900年以前，中国有9个比较重要的翻译、出版西书的机构，其中上海占了7个；所出各种西书567种，其中434种由上海出版，占77%；1900至1911年，中国境内有74家翻译、出版西书的机构，其中58家设在上海，占78%；1902年至1904年，中国共翻译、出版西书529部，其中360部出在上海，占68%。（注：熊月之、张敏：《上海通史·晚清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页。）而晚清译书内容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从前期对宗教宣传品、自然科学著作的译介发展到对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的系统翻译。据《译书经眼录》，从1901年至1904年，中译西书中人文社会科学部类就占80%以上（注：诸宗元、顾燮光：《译书经眼录序例》，《中国近代出版史料》第二编，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00页。）。这些译著题材广泛，内容博杂，政治、经济、历史、法律、外交、文艺都有所涉及。如卢梭的《民约论》（杨廷栋译）、斯宾塞的《女权篇》（马君武译）、严复翻译的《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等。近代译书中转译自日文的西学书籍比重较大。有学者统计，从1896年至1911年，中译日书（含转译西书）958种，其中总类8种，哲学32种，宗教6种，政法194种，军事45种，经济44种，社会7种，教育76种，史地238种，语文133种，艺术3种，科学249种，技术243种。（注：谭汝谦：《中国译日书综合目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41页。当然，这个数字也井非绝对准确，据陈永年核对，仍有遗漏，他认为这一时期实际所译“当达一千种以上”，见北京市中日文化文流史研究室编《中日文化交流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8～269页。）总之，20世纪初期出版的大量社会科学译著，广泛系统地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说，引进了进化、平等、民主的思想，极大地推进了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的形成。
清末为宜传革命思想，革命派在短期内编印出版了大批的革命宣传书籍。如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和《警世钟》，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盛
书》以及刘师培的《攘书》等，全面宣传民主自由和革命反清思想。（注：宋元放主编；《上海出版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32～36页。）革命书籍则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宣传的主要手段，它加速和扩大了爱国民主运动的频率和规模，对“国体丕变”、辛亥革命首义成功都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在这些革命书籍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要算邹容的《革命军》。《革命军》于1903年5月由上海大同书局刊印。该书揭露清政府对内压迫人民、对外屈辱献媚的罪行，号召推翻清朝专制统治，扫除帝国主义“外来之魔”，建立自由独立的“中华共和国”，具有很大的革命鼓动性，对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革命军》一书在短短的一两年内，各地翻印达二十余版，“风行海内外，销售逾百十万册”（注：张篁溪、沈祖燕：《赵尔巽书信中历述清末湘籍留东学生的革命活动》，转引自来新夏等著《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1903年5月、6月间，上海《苏报》登载章太炎介绍《革命军》的文章，被清政府以“诋毁政府、图谋不轨”为由查封，逮捕章太炎、邹容，致使邹容惨死狱中。这就是著名的“苏报案”。鲁迅在《坟·杂忆》中，曾对《革命军》在反清革命中的影响给予很高的评价：“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
1902年前后，举国学新知，兴学堂，但可以适用的教材极缺，只有南洋公学出版的《蒙学课本》三册，无锡三等学堂的《蒙学课本》八册。其中《蒙学课本》第一册第一课是：“大清皇帝治天下，保我国民万万岁，国民爱国呼皇帝，万岁万岁声若雷。”（注：转引自马永强《近代出版的文化自觉与民间立场》，《西北师大学报》2002年第5期。）内容陈旧，已无法适应开启民智的文化传播需要。时新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长的张元济于是以日本明治三十七年教科书为蓝本，编辑出版了国文、历史、地理等小学教科书，不到数月，便行销了10万多册。在打破外人垄断文化传播媒介和皇权文化对文化传播的控制方面，商务此功可谓大矣，可以说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有力地传播了新学，启蒙了民众。
这一时期的印刷出版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出版企业是一种私人赢利企业，企业主必然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书报不可避免地会作为追求利润的工具。另一方面，它们又是为公众利益服务的“半公共事业机构”。“作为半公共事业机构，报纸被看做是公共利益的守护者，并常被认为是政府和其他权力部门的敌对者。”（注：梅尔文·L·德弗勒等著：《大众传播通论》，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21页。）其实，在晚清那个风云激荡的历史时期，不但报纸如此，这更是一般进入印刷出版业的知识分子的普遍追求。尤其是清末政党书报的出版，其经费大多来源于党派的拨款或社会的政治捐款（注：如《民立报》、《民权报》等都是“直接拿同盟会的津贴来维持的”。），完全不以商业赢利为目的，革命书报是作为各党派宣传鼓动的有力工具与喉舌。即令是商务印书馆这样的民营企业，其主事者如张元济，也是以开启民智，唤醒民众，改造社会为己任，实行着新的社会伦理观念的导人和建立。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夏瑞芳(1871～1914)及早期的骨干人物杜亚泉都曾指出：“维新同志，皆以编译书报为开发中国急务。”和商务印书馆同年创立的大同译书局，其创办者们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人物，他们认为，“及今不速译书，则所谓变法者，尽成空言，而国家将不能收一法之效。”（注：汤志钧：《戊戌变法时期上海的出版界》，《历史教学问题》1982年第4期。）1904年至1912年，张元济、蔡元培、高梦旦共同编纂了一套初小、高小、中学用的修身教科书。有学者评论说，他们在此“不但‘消化’了‘欧洲文明’的核心思想——自由、平等、博爱，而且针对当时的局势，再三致意：于爱国和合群’的内容”（注：陈原：《书和人和我》，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99页。）。张元济这一代人的心路历程其实很能代表当时一般的知识分子，生在封建专制的土壤中却盛开了民主自由之花，这本身就是一种革命和反叛。晚清印刷出版业的文化自觉正是这一民族觉醒的折射，具体来说就是对传统秩序的怀疑与批判并赋予实践，传播域外文明以解构皇权文化的桎梏，肩负反帝反封建的双重责任，以实现民族的救亡图存。因此，这一时期的印刷出版文化，以一种公开的形式集中反映了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共同愿望和利益诉求，并倾向于导引公众关注的社会公共事务。
我们可以说，晚清印刷出版文化从形式到内容都已具备公共领域形成的条件，它反映一部分近代知识分子通过印刷出版文化对国家政治事务施加影响的努力。更重要的是，印刷出版文化建构的这种公共领域，产生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新的信息流通体系和舆论模式，从而为公共领域表达自身的一般诉求提供了体制上的保障。正是在积极建构公共领域的过程里，印刷出版文化以其独特的功能方式参与到革命事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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