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功能的调适与优化——基于现代政治有效性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有效性论文,政治论文,功能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527(2012)03-0040-06
一、政党社会整合与现代政治有效性
政治现代化是一个由封闭的传统政治形态走向日益开放和民主的现代政治形态的历史进程。作为社会发展演进的一种历史秩序和制度模式，现代化政治的考量具有多维内涵。正如美国政治学家利普塞特鲜明地所言，“任一民主国家的稳定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也取决于它的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与有效性。有效性指实际的政绩，即该制度在大多数人民及势力集团如大商业或军队眼中能满足政府基本功能的程度。合法性涉及该制度产生并保持现存政治机构最符合社会需要的这种信念的能力”。①又如著名政治社会学家弗里德里奇认为，“有效性是指一种成就偏好，指政治权力主体取得的成就如战争的胜利、国家的繁荣、社会的安定和秩序等”。②实际上，“任何政治统治的稳固，都必须以民众的认同与支持为基础……这种认同不仅出于一定的观念、文化的影响，而且必然以民众对政治统治实际行为的认识为基础，也就是说以被统治者对政权履行职能的效率、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和民众个人利益的满足为基础，即以国家的政治产品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为基础”。③总之，任何现代政治体系的稳定与有效运行，需要两大基本构件维系：一是政治体系是否能够为经济与社会发展创造条件；二是政治体系的特性与作为是否能够得到绝大多数民众的认同，从而被人们视为应该接受并自觉服从的权力与制度。通常我们把前者称之为政治的有效性；将后者称为政治的合法性。④质言之，现实意义上的国家政治过程和政治绩效考量，指涉的是现代政治有效性的认同问题。
现代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在于政党政治，因而现代政治的有效性与政党的执政有效性是密不可分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衡量政治体系的有效性关键就在于政党执政的有效性。政党政治正是基于借助政治有效性的不断“嵌入”、政党代表性功能和政党制度化功能的有效性发挥，从而在政治实践中不断实现社会秩序的建构和政党自身权威的重塑。事实上，对于任何政党而言，其在引领民主政治发展和提升政治体系效能时，也必然会考量有效性与合法性的互构关系，并将二者有机统合起来。因此，政党在获取和巩固自身执政地位的过程中，都会依据客观政治环境和社会现实的情景变动进行自身的组织结构、内在功能、运作模式等层面的转换和调适，从而不断聚合和优化执政资源，以期提高执政的治理绩效和管理水平，不断增进执政的有效性与合法性。遵循上述分析逻辑，我们不难发现，政治有效性的建构和生成，在客观上有赖于一个具有较强执政能力的政党，并且这个政党能够依据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积极主动的调整执政方式和创新执政理念，将现代政治变迁过程中遭遇的合法性危机、整合性危机以及参与性危机进行有效调协和化解，通过确保执政能力和治理资源的内在有效性，从而为现代国家的成长建设和社会的良序化运转提供一个长期的有力保障。
作为现代民主政治场域中生成的政党及政党制度，以政党为中心主义的逻辑建构和现代化运作过程主要目的是为了确保政治有效性(执政有效性)，即通过创设和运营有效性政治予以实现政治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效能性推动，从而不断完善和建构生成有效性的权威体系，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政治合法性的再造和民主化政治架构的型塑。从现代国家与政党的内在关联来看，政党自身无与伦比的优越特性和国家工具性选择使然，政党主导的制度化变迁和现代国家秩序建构过程，使得政党本身所具有的利益表达与综合、资源聚集与整合、政治录用以及媒介性利益传输和社会化功能都展现得淋漓尽致。然而，随着现代国家权力对社会的全面渗透转向对社会的有限性干预，以政党为中心主义的单一化整合路径正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效能降低问题。特别是随着当前政党合法性资源的不断流失，政党治理功能的效度逐渐递减，政党制度内在结构化变异，政党内部团体利益的日渐分化，这些都在潜移默化之中稀释和扭曲着政党功能，导致以政党组织为权力运作基础的政治系统会不时地面临和遭遇各项危机。因此，要想真正意义上确保政党执政效能和治理的有效性发挥，就必须积极寻找到新的执政资源，并不断强化政党社会整合功能的有效性发挥。我们知道，现代化政治共同体的建立往往伴随着利益的分化与整合、价值的同一与多元、各要素的对立与妥协，但各方主体最终会因利益的趋同而走向联合，并形成政治参与的扩大化，这些都推动着政党社会整合制度体系的生成。作为现代政治“内化的结构”，政党的生成，一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将公众的意志以合法性的手段和程序传输到政府系统中去，这样做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动员民众，控制政府活动，确保团体利益。作为现代政治运行的必要机制，政党在现代政治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利益的表达与整合、政府和个人之间沟通的桥梁、政治社会化和政治精英的培训以及政治势力的汇整等。政党的这些功能，一方面是作为现代政治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从根本上而言，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整个社会的整合。⑤
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言，“一个现代化中政治体系的安定，取决其政党的力量。一个强大的政党能使群众的支持制度化。政党的力量反映了大众支持的范围和制度化水平。凡达到目前和预料到的高水平政治安定的发展中国家，莫不至少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同有强大的政党的政治体系相比，在没有强有力政党的政治体系中，更容易出现暴乱、骚动和其他形式的政治不安定。”⑥因此，对于政党主导的现代化国家建设，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要实现和确保政治的有效性，就必须通过不断强化政治建设和社会发展来创造政治的有效性。这个有效性的建构主要有赖于政党的有效性领导和制度体系的不断创设及完备，但根本的着力点还在于不断推进政党社会整合功能的有效性发挥。即一方面，政党借助对国家政权的掌控或实施影响，在政治权力的支配和促推下将社会分工中的不同部门和各类组织全部纳入政党活动的轨道之中，并依据不同情势选择多样化的策略和行动机制，使社会结构中不同要素、联动关系及功能统合为一体，从而实现自上而下的整合；另一方面，政党通过搭建庞大的组织化网络，实施政治录用、政治动员以及有效的社会化手段，将社会中分散化的资源和力量吸纳到组织体系中来，以协调和化解社会利益冲突矛盾，从而实现自下而上的资源整合和社会秩序化的建构。
二、政党有效领导与传统社会整合方式的实践困境：转型中国的实践
众所周知，任何一个传统国家要建成一个成熟的现代国家，都必须经历相当长的国家转型与发展过程。它不仅需要转型的动力，即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而且需要转型的战略与策略，即国家建设的总体安排；它不仅需要转型的保障，即有效的秩序与权威，而且需要转型的领导，即有效的权威与领导。⑦正如前文所述，政治有效性建构得益于政党的执政有效性，即政党的有效性领导和运作能够满足社会现实的利益诉求和公共利益的有效性维护。在中国，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执政党而且是领导党，党的领导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党对国家的领导，党执掌国家政权；二是党对社会的领导，即党代表人民，团结人民，从而领导人民。事实上，党对社会的领导，就是党对社会的整合，党对社会整合的程度直接构成党领导和执政的社会基础。⑧从中国向现代化国家演进的实践理路来看，中国共产党的有效性领导和高效的社会整合功能发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民族国家的独立与解放，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和完成国家重建(statebuilding)的过程中，借助社会整合的有效性运作不断实现自我权威的建构，并在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现代化转型及合法性再造。
有学者指出，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之前的执政有效性建构得益于“意识形态中心型的合法性模式”，即“中国共产党主要借助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来培育民众的认同感以凝聚人心，从而有效控制和引导国家的政治生活”。⑨也有学者指出，政绩有效性需求并非中国共产党提升执政有效性和增进合法性的唯一来源，事实上，“经济增长在1978年之后已成为中共统治的新合法性来源，而意识形态则构成了第二保险：一方面它可以减少改革政策的内部阻力；另一方面它随时准备摧毁来自外部的调整”。⑩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地位的最终确立，关键在于自身的有效性领导，其在将不同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有机纳入到统一的中心框架的过程中，实现社会整合的同时也在不断提升着自身的政党权威。这种健全而有效的制度整合体系支撑着社会持久而稳定的运行。概述而言，这种制度化体系的建构是通过组织途径、政治途径、思想途径得以完成的。所谓组织途径，就是我们比较熟知的“单位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基层单位隶属于上级单位，上级单位又隶属于中央和省市，通过实行严格层级控制和支配机制，基层单位成为国家行政组织的延伸。与此同时，执政党广泛建立基层党组织，通过自下而上的行政权力和组织化网络进行基层社会“从底层到上层”的全方位社会整合；所谓政治途径，主要是(党)执政党通过将纲领、路线、方针、政策上升为国家和社会的意志，并借助群众运动、阶级斗争等政治动员的方式予以推行。改革开放前，通过发起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所进行的政治动员式整合成为执政党进行社会整合的典型样式。此外，还表现为通过党组(党委会)对政府及社会外围组织的领导，以及对党员的录用、社会精英的吸纳等方式实行的全方位整合；所谓思想途径，主要通过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道德规范体系等来强化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念，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来实现道德建设和文化认同。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通过组织途径、政治途径、思想途径所完成的社会整合，有效地引领着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为中国社会的安定有序和正常运转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11)
然而，由于社会的快速转型，其带来的环境置换让(党)执政党处于一个全新的活动空间之中，特别是随着内在的结构要素、组织体系、运行模式的转变，传统时期(计划经济时期、革命时期)的社会整合的方式和作用范围日益受到局限，转型期党的社会整合功能能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由于中国当前的社会转型是一个深刻和长期的转换过程。当社会结构和运行机制从一种“型式”转为另一种“型式”时，其原有的社会架构、组织体系、利益关系、价值信条等都随之改变。具体而言，这主要体现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渡、组织体系由“单位社会”向“后单位社会”的转变、资源配置方式由国家调配转向市场交换、社会流动渠道从单一趋向多元、社会阶层身份开始由身份政治迈向公民政治、社会价值观念则由大一统走向多元包容。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与所有传统的无产阶级政党一样，是一个整合型政党(party of integration)，它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实现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自己的使命，但由于长期以来比较缺乏现代民主政治的具体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随着现代化进程中利益的分化、社会的分层以及经济社会的多元化，整合型政党的维系已经愈发艰难。(12)
从经济层面来看，伴随着市场化关系的确立，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传统意义上以行政命令为主导的行政化关系被市场化关系日益取代，过去行政化资源配置关系得以调整和转变。这样，传统意义上借助资源的掌控、调度、使用等方式和行政命令完成的社会整合，在市场化的背景下往往会遭受阻滞和陷入困境，并使得社会整合的成本不断增大；从社会层面来看，市场化改革促推社会结构的多元化，社会的阶层分化和利益结构日趋多样化，个体自主性不断增强，公民意识开始崛起。社会结构的多元化带来的是社会阶层的分化与重组，这样，执政党社会整合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发生改变，而要想在新的执政基础上实现最大范围的社会整合和政治动员，难度可想而知；从政治层面来看，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原有的政治、经济、社会三个领域的高度重叠的局面有所改观，党、国家与社会三者之间日益趋向独立化格局发展，这样，传统政治思想高度统一的局面不复存在。尤其是随着现代性大众传媒和网络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与崛起，传统政治意识形态上的政治整合的效能逐渐递减，思想政治工作和舆论宣传工作难度不断加大。此外，我们知道，“单位体制”一直是一种向上依附性强、向下层级控制的重要体制，这种特殊的组织形式和调控方式一度成为中国共产党实施社会整合和组织动员的重要工具和载体。然而，随着“单位社会”向“后单位社会”的转变，单位对个体政治调控的功能日渐弱化，“单位人”开始告别单位成为“社会人”，人们日益获取单位外满足自身发展的资源空间和选择机会不断增多，身份政治日渐式微。特别是随着当前中国渐进的政治改革不断推进，体制外的力量不断生长和发育，这样传统仅仅局限于依托单位组织的政治整合无法统摄整个社会，面对异质性趋强的多元化社会，单位政治整合模式出现阻滞效应。
杨光斌教授曾深刻反思：“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以强大政党组织起来的国家开始转型，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印度国大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印尼专业集团和中国国民党等强大政党失去了对国家权力的垄断地位，苏联甚至在转型中解体，而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则依然在既定的制度结构中变得更加强大。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相同性质的政党具有如此不同的命运？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根源是党是否有与时俱进的适应性和适应能力”。(13)因此，面对转型期执政党社会整合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我们必须确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整合机制，对原有的社会整合体系进行功能性调整和优化。中国共产党要想继续维系政党的有效性领导和确保执政的有效性，就必须对自身进行适应性调整，即由传统意义上的革命党走向执政党，并不断向现代政党转型的内在逻辑。
三、在有效性中增进合法性：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功能的调适与优化
由于政治体系的有效性是能力与效度的二维有机统一，这种有效性的持续维系需要政治体系自身具备三种能力：(1)政治体系结构与功能的自我完善能力，这是政治体系发挥作用的基础与前提；(2)政治体系保障和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能力，这是政治体系作用发挥的核心；(3)政治体系预防危机和驾驭风险的能力，这是政治体系持续发挥作用的关键。政治体系这三个方面能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政治体系在民众中的权威与形象，直接影响其获得社会认同、赢得合法性资源的基础与空间。(14)可见，政治有效性的建构过程，也是政治合法性不断巩固和完善的过程，二者在本质上是一个有机统一体，相辅相成。利普赛特曾深刻指出：“有效性一再丧失，或长期丧失，则会危及一个合法系统的稳定性”，(15)因此，我们必须在政治有效性(执政有效性)的建构过程中不断增进政治的合法性(执政合法性)。
当前，由于中国现代社会变革加速，社会利益分化与重组不断加剧，党(执政党)必须在多元化与同一性、制度创新与体系融合、社会裂化与结构平衡、战略调整与制度安排等诸多方面作出更加有效的回应和反思。通常看来，理想化的政党治理架构，必然是现代、有序、有效的制度化模式，以其严格和规范化的约束机制促进社会和经济的变革，并在政党制度变迁的过程中自觉地将现代化所产生的新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力量吸纳到体系中来，以确保社会的稳定和秩序化转型。面对今天这样一个日益开放和分化加剧的现实中国，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功能的积极发挥就有赖于自身功能的调适和优化。实际上，这个调整和优化的过程贯穿于党(执政党)自身管理、角色定位、领导和执政的全部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走向现代化政党、全面自我提升和再造的过程。因此，我们有理由预见，未来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功能的调适与优化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推进。
(1)随着政党角色由“政治统治”转向“合作治理”，政党社会整合将会日益注重制度整合功能的发挥。
一般而言，政党获取执政地位，其扮演的角色发挥主要是为了确保政治权力的安全运行和规范化运作，因此政党会充分挖掘政治统治资源来维持和巩固自身的执政地位。随着现代政党治理理念的兴起，政党开始跳出单一化的政治统治惯性逻辑，逐渐由“统治型”范畴转向“治理型”范畴，并形成由善政走向善治的理论和实践。从当前中国现实国情来看，随着市场经济的纵深推进以及由此带来的权力关系和利益结构的变动，正深刻加剧和催化着阶层的分化与社会利益的重组，促推着社会力量的发育成长和社会结构的多元化生成。在这样的现实逻辑推动下，基于传统意义上高度统一的政党政治统治模式日益失灵，如果要想保持政党政治统治及其治理的有效性，就必须积极寻找和开发新的执政资源，而在新的社会结构下，“最有效的资源就是制度建设，推进制度建设成为执政者整合国家及社会中分散性权力的现实选择”。(16)由于制度本身的设计就是为了确保社会关系的规范化和可预期化，因此，制度规则的互动、规约、预期、疏导、调节、激励等正项功能与社会整合效能的有效对接就必然具有战略性结构意义。当前看来，如何针对现实国情和政治现实，积极建构具有可操作性、整体性和系统性的制度规范体系，将党的活动纳入到法治建设轨道中来，不断理顺党政关系，完善人大法定职能制度建设，不断形成参与性互动协商决策过程机制，确保基层民主和党内民主政治运作过程的规范化，通过制度资源的开发建设和制度的整合性再生将社会系统中不同要素、各社会阶层群体进行有机整合起来，对确保转型期社会的稳定和秩序化建设意义深远。
(2)随着政党权威由“魅力型”走向“法理型”，政党社会整合将会不断强化利益整合功能的发挥。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在领导中国人民为摆脱内忧外患局面进行社会革命抗争而建设起来的政治组织，也是在追求民族解放的过程中不断建构起来的政党权威。在那样艰苦卓绝和排除万难的革命战争年代，极具传奇色彩和魅力型领袖的作用不容忽视。作为革命党的身份出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树立起来的形象和威信，恰如马克斯·韦伯所提炼出的“魅力型权威”，即“(建立在)非凡的献身于一个人以及由他所默示和创立的制度的神圣性，或者英雄气概，或者楷模样本之上”。(17)然而，随着中国共产党由地方“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的深度演变，革命战争年代的执政思路、理念及行为就难以与现实国情相适应，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在本质上体现为体制性的转换。这种体制变革和执政环境的全新变化形成“法治”取代“人治”、“以党代政”转向“党政规范”、“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发展”的全新格局，这也使得中国共产党权威建构由传统时期的“魅力型”向现代“法理型”的本质转换。但是，要建构和型塑出现代“法理型”政党政治结构，就必须具备一定利益诉求能力的社会组织，它们与政党一起构成治理型政党的结构性因素，与此同时，只有对这些社会组织的利益诉求进行有效回应并与之互动方才称之为法理型政党。(18)囿于现代政党政治的存在本身就是为了代表不同利益进行专业化博弈的制度化形式，面对社会转型和改革深化带来的中国社会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作为向现代政党转型的中国共产党应不断提升自身利益整合功能，通过完善利益整合机制，积极推进利益整合方式的多元化、利益整合效能的深入化，以此来调解复杂的社会关系，化解社会危机和冲突，通过执政能力的不断增强来提升和重塑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政党权威。
(3)随着政党合法性资源的“流失”与“异化”，政党社会整合将会更加注重执政有效性资源的聚合与再生。
政党合法性资源是政党执政的核心，其本质体现为“权力与服从”的内嵌关系。政党合法性资源的多少往往成为衡量政党政治动员力强弱、执政绩效和执政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由于政党合法性资源的获得并非一劳永逸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多方因素的影响，执政资源也会“流失”抑或是出现“异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度拓展，我国原有的执政基础发生变化，特别是随着社会结构、组织形式、分配方式、外部利益集团、意识形态等多方因素的影响，致使一部分执政资源正面临流失和异化的风险。此外，由于长期以来，党(执政党)在推进现代性的过程中，“往往侧重于对政党政治行为的科学性即政治运作的效率以及工具理性的关注，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其合乎法律性及伦理价值性”，(19)这使得政党与国家之间在公权力关系上往往出现失范，导致政党“被动化”面临合法性危机。因此，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强调：“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因此，我们必须审时度势，强化执政资源的多元开发和重构，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寻求自身执政的合理空间和合法性资源的创建。某种意义上，政党社会整合功能的发挥也是对社会资源和各要素进行有序化的制度安排，继而实现对社会的积极动员、创新管理和高效整合。由此，面对执政合法性资源面临的全新挑战，政党在社会整合的过程中应不断开发新的政治权力资源、文化网络资源、思想理论资源、意识形态资源、人力资源以及党外组织资源等，积极强化执政合法性基础资源的建设，通过高效和科学化配置执政资源，在保持自身先进性的基础上实现执政有效性资源的聚合与再生。
(4)随着政党意识形态由“单一”走向“多元”，政党社会整合将会不断拓展政党执政的包容性与公共性的培育。
政党意识形态作为政党内在性质和行动取向的价值呈现，通常被看做是“滑动(和渗透)到社会大厦各部分的东西，被当成一种特殊的粘合剂，确保政党对自身社会角色、社会功能和社会关系的调整和黏合”(20)。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需要以及马克思主义自身理论品格的魅力吸引，中国共产党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治国理政的根本指导思想，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大众化，使其成为主导社会和引领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作为中国政党成员的共有价值观念和政治理想，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凝聚党员和社会大众的基本媒介。然而，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变迁，其带来的阶层分化和传统媒介传播控制体制的变革，使得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和媒介不断增多，各式各样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层出不穷。市场经济催生思想观念的不断解放，人们日益用理性的眼光来审视和评介政治现实，不再像过去一样过于迷信权威和追随主流，多元价值观的相互激荡和个性潜能的释放，使得传统主流意识形态面临冲击和挑战，这必然表现在对其他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出现困境和弱化的趋势。因此，面对中国现实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价值观念的多样化以及价值诉求的差异化，这些在内在逻辑上要求执政党进行社会整合更具包容性，即建构弹性化包容整合机制，使其能有效吸纳不同的利益诉求和调和价值冲突，以更好地发挥政党的整合功能。与此同时，在价值观念日益趋于多元化的时代下，我们还需注重“公共性”的培育，即塑造出具有公共理性，能自我抉择、自我行动、对自我负责的“理性公民”。因此，如何在新的执政环境下建构出一种能够凝聚和吸引社会多方力量积极参与的“公共治理机制”，这成为政党新时期有效实施社会整合的战略性课题。
①(15)[美]利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53、58页。
②Carl Friedrich,Man and His Government:An Empirical Theory of Politics.NY:McCraw-Hill,Book Company Inc,1963.236.
③龙太江、王邦佐：《经济增长与合法性的“政绩困局”——兼论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基础》，载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④(14)林尚立：《在有效性中累积合法性：中国政治发展的路径选择》，载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⑤王邦佐等：《执政党与社会整合：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社会整合实例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9页。
⑥[美]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396-397页。
⑦(16)林尚立等：《政治建设与国家成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48、115页。
⑧蒯正明：《建国60年来党对社会整合模式的发展与创新》，载于《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⑨朱成君：《“三个代表”与政治文明：政治合法性的两个支点》，载于《攀登》2003年第5期。
⑩张健：《合法性与中国政治》，载于《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5期。
(11)倪明胜：《环境置换与功能调适：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功能提升的内在逻辑》，载于《理论与改革》2012年第2期。
(12)胡伟：《现代政党发展规律探析：以党建科学化为视角》，载于《天津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13)杨光斌：《制度变迁中的政党中心主义》，载于《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17)[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41页。
(18)(19)赵宬斐：《政党政治与政治现代性》，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265页。
(20)Gregory Elliot ed.Philosophy and the Spontaneous Philosophy of the Scientists.Landon:Verso 1990,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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