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谁来养活中国”到“怎样养活中国”——粮食属性、AB模式与发展主义时代的食物主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谁来论文,主权论文,粮食论文,属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莱斯特·布朗(Lester Brown)1994年发表其著名的《谁来养活中国？》(Who Will Feed China?)一文以来，中国的粮食数量安全，即粮食安全(Food Security)就成为了世界性的话题。布朗提出，伴随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粮食需求增加与供给恶化的矛盾将日益尖锐，这决定了21世纪中国必将出现巨额粮食短缺，中国大量进口粮食将推动粮价大幅度上升，致使低收入国家和低收入人口无力购买必需的口粮，由此加剧世界的贫困问题，进而造成世界性的粮食危机[1]。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粮食产量经历了先下跌，再上升的过程。2011年底，国家农业部宣布中国粮食产量实现了“八连增”，国家粮食自给率已达到90%以上，远高于周边国家。中国就“布朗难题”向世界做出了一个负责任的回答。但一些造成了全球性影响的中国食品安全事件，以及2007-2008年和2010-2012年的两轮全球性的食品价格上涨危机，促使我们提出一个新的命题——“怎样养活中国”(How to Feed China)？
上述两个命题的转换，需要我们思考农业与食品体系的深层问题。本文将做出相应努力：第一部分阐述粮食属性，第二部分将粮食置于发展主义时代，第三部分讨论粮食属性的单一化，第四部分论述农业与食品体系的三种国家安全与三个阶段，第五部分提出A模式和B模式，以及AB模式的大战，讨论每个行动主体都处在十字路口上；第六部分是结论和建议。值得指出的是，对从“谁来养活中国？”到“怎样养活中国？”这一命题的讨论不仅具有中国意义，同样也可以置换为具有世界意义的命题：从“谁来养活世界？”到“怎样养活世界？”
一、粮食的基本属性
(一)社会属性
界定“粮食”的社会属性，如同界定“人”的社会属性一样困难。关于“人”的社会属性的定义，从苏格拉底、柏拉图的“两足无毛动物”到马克思抽象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有着巨大的不同，足见越是熟悉的事物，认识越有难度。认识“粮食”属性，亦是如此。本文首先归纳出粮食的三个社会属性——生存必需品、战略品和国家公共物品。
第一，生存必需品。粮食的生存必需品属性是从微观层面上而言的。我们需要确认，粮食满足了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并且，在人类参与生产的产品之中，唯独粮食具有生存必需品的属性。西汉即有农书《汜胜之书》言及，“虽有石城汤池，带甲百万，而无粟者，弗能守也。夫谷帛实天下之命”。东汉的崔寔，在其《政论》中说：“一谷不登，则饥馁流死”，都表明了人类早已对粮食生存必需品的属性有了认识。我们民间也有俗语“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亦说明了粮食的重要性。食物消费是一种刚性需求，这种“刚性”是指我们不能离开它，食物是人类参与生产的唯一一项“生存必需品”。所谓的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除了粮食之外，都是生活必需品，不能算作生存必需品。作为生存必需品，对粮食的要求是数量足够(满足基本的营养需求)、质量合格(不危及生命健康)、价格合理(供求关系平衡，粮价稳定)。生存必需品在民生的层面上是微观的，是粮食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社会属性。对粮食其他属性的讨论，都必须建立在生存必需品这一基本属性之上。
回顾历史，我们也会发现人类早已认识和掌握了粮食的第二个重要社会属性——战略品。比如在《三国演义》中就有这样一句我们熟知的话：“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奠定魏蜀吴三国鼎立局面的关键战役——官渡之战中，曹操出五千骑兵，绕道烧了袁绍的粮草，袁军失去粮草，丧失战争主动权，军心不稳，曹操才最终取得了二万人战胜十万人这一冷兵器时代的军事奇迹。可以说，人类从分邦列国之后，粮食就因其生存必需品的第一属性，衍生出列国征战无一不以其作为战略品的第二属性。从原始的部落争斗，一直到当前各国的国家战略，粮食始终是一个战略品。西汉《汜胜之书》所言“虽有石城汤池，带甲百万，而无粟者，弗能守也。夫谷帛实天下之命”在证明了粮食是生存必须品的同时，亦表明了粮食是极为重要的战略品。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也有“深挖洞，广积粮，缓称王”的政治智慧，毛泽东则制定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国家战略。在现代国际政治中，粮食一直与军事、能源、金融等相配合，形成更为庞大的国家战略。不少人已经意识到粮食可以作为一种非传统武器，虽然无形却最致命。而且，粮食比军事、能源、金融，更具有国家战略的基础地位。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的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了全世界”。美国有清楚的能源、食物、金融三角联动的国家战略，并有能力实施这一战略，其他国家即使无力实施，但至少要认识到粮食的战略品属性，以免盲从和上当。近几年，粮食正在迅速变成国际政治的潜在发动机，在现代的国家战略中常常被使用，例如2007年爆发的粮食危机就与生物能源计划有关，2003年以来的朝核六方会谈与朝鲜食物匮乏直接相关②，在阿拉伯之春以及欧美发达国家占领运动③中，也有粮食战略甚至粮食武器的因素。莱斯特·布朗2011年在《食物的新地缘政治》一文中也宣称：“食物正在迅速成为世界政治的一个潜在发动机”。④
需要注意的是，粮食的第二属性从属于第一属性，且不能超越第一属性，否则，会引发生存危机。1845-1852年，爱尔兰经历了长达7年的大饥荒，人口锐减近四分之一。但在饥荒最严重的几年间，爱尔兰仍在其统治者英国的安排下出口粮食。而且在整个饥荒期间爱尔兰都是粮食净出口国，部分粮食甚至经过爱尔兰的港口转运出口到美洲[3]⑤。在2007-2008年的全球粮食危机中，至少有37个发展中国家在粮食成为战略品后，失去了对粮食作为生存必需品的提供能力，带来了社会动乱甚至政权更迭。对粮食属性的倒置会让人质疑：到底应该将粮食首先用在国际战略，还是用于国民生存？是满足其他国家国民需要优先，还是满足本国国民需要优先？是国际政治(外交战略)优先，还是国内政治(至少是人民生存和政治稳定)优先？
第三，国家公共物品。东汉崔寔的《四民月令》有云：“国以民为根，民以谷为命，命尽则根拔，根拔则本颠，此最国家之毒忧。”阐明了粮食对于维持国家安定、人民生计的根本作用。生存必需品的微观基础，加上战略品的宏观考虑，汇总成为一项最重要的国家义务——保障国民最基本的食物需求。可以设想一个国家没有军队、警察(如哥斯达黎加、列支敦士登、摩纳哥等国就没有军队)，但是“国不可一日无粮，家不可一日无米”。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粮食比国防安全这一纯公共物品还重要。虽然微观上粮食消费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所以需要付费消费，但在国家层面上却具有十分明显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因为在粮食消费的宏观层面上，单个粮食消费的边际成本趋零(非竞争性)，国家又不能排斥任何国民消费(非排他性)，甚至还要把保证国民能吃到粮食，作为比提供国防、治安、邮政、文化、教育等经典意义上的国家公共物品更具有基础性和强制性的国家义务。与此相适应的政策实践是“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实质上是中央政府作为国家代表要求地方负责)、“备战备荒为人民”等。试想，若国家或地区的粮食供应体系遭到暂时性的坍塌，社会秩序和国家主权就会马上受到严重威胁。回顾2008年年初中国南方地区的雪灾、世界粮食危机中的政权更迭以及朝核六方会谈的国家主权让渡，就可以清楚地认识粮食体系暂时或长期中断的危害性。由此，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需要把国家粮食体系的稳定，上升到国家公共物品的认识层面并始终保持。在粮食危机和生态危机合并爆发的今天，对粮食国家公共物品属性的认知，不仅意味着国家要提供粮食作为食物，还要认识到农业的多功能性，并以可持续的农业生产体系和食物供应体系作为基本目标。在国家公共物品的认知框架下，农民是“不带枪的士兵，不领饷的警察”。没有他们，就没有国家的长治久安，这可以视同农民向全社会提供了具有正外部性的福利，却没有得到认识，也没有相应的收入补偿。应该说，粮食作为国家公共物品的功能，是在现代国家出现以后才具有的。所以，只能当作第三社会属性。
(二)经济属性
经济学将物品划分为两类：自然品和经济物品。前者指不经过人类劳动就可以自由取用的物品，比如空气、阳光、水，被称为生命三要素。人类参与生产的其他物品属于经济物品，经济物品又可再分为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可以说，粮食是唯一同时具有这三种经济属性的产品。
第一，准自然品。在人类的生存系统中，阳光、空气、水是生命的三要素，须臾不可或缺。这些物品同样是生存必需品，比粮食更具有消费刚性，但由于可以自由取用，不用付费，被称为自然品。粮食的属性接近自然品，虽然不可自由取用，但支付的费用很低。粮食的生产是人与自然相交换，自然因素居于主导地位的一个过程。农民们很清楚，他们在粮食生产上，仅仅是播种、施肥、管理和收获而已，他们没有任何能力让种子发芽、抽叶、分蘖、结实、成熟，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自然过程，是植物在生长过程中不断地接受阳光、空气、水、矿物质这些上帝恩赐的过程。人类的科技文明发展至今，也仅仅是了解了这个复杂生命系统的皮毛而已，遑论改造与创造了。以粮食的生产过程为例，在特定的地区，这一过程既不可缩短，也不能延长，这和人工成分参与的越来越多的规模化和产业化养殖，以及工业品的生产，对比明显⑥。粮食的自然品属性不仅在生产上体现为一个准自然过程，在消费上也是唯一的与自然品类同的消费品，是唯一一个具备生存必需品属性，且人类参与生产过程的产品。所以，粮食是一种准自然品。准自然品属性可以帮助我们厘清在粮食问题上的人与自然关系，以及人工规律对自然规律的服从关系。当工厂化养殖缩短自然周期，让自然规律服从经济规律时，食品安全问题就出来了。我们常有“劳动创造财富”的说法，但在农业生产中它是不准确的，只能说是“劳动参与了财富创造”。
第二，私人物品。粮食具有明显的私人物品属性，在生产上它突出的表现为谁生产谁占有。从微观角度看，一个人的粮食消费，会对其他人产生影响，表现为谁购买谁使用，在微观层面上具有消费的竞争性和排他性。目前，粮食的私人物品属性，是最被广泛认知的属性，也是影响最大的属性。
第三，准公共物品。这一属性是从宏观的区域与国家层面上来说的，“但愿苍生俱饱暖”是自古至今的国家义务。从粮食的生存必需品、战略品以及国家公共物品这三个社会属性来看，粮食消费具有明显的公共性和外部性(包括生态、生活、就业、教育、文化等)，使得粮食生产、消费，不仅是个人的事情，更具有明显的公共性质，具有准公共物品属性。关于粮食准公共物品的论证，可以借鉴经济学的分类框架，将其放在更大的框架下考虑。粮食至少在如下九个方面具有公共性质：(1)粮食具有战略品属性；(2)粮食生产、加工和消费，具有显著的外部性；(3)宏观层面的粮食消费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4)粮食和农地一样，具有产权模糊性，常有国家委托生产的特征；(5)生存权是一项基本人权，让每一个公民获得作为生存必需品的粮食，也就成为了国家义务；(6)粮食的持续稳定供给，是国家政治社会稳定的基石；(7)在粮食短缺的时期或地点，粮食是首选的共有资源，都会实行配给制或战时共产主义，如军需品一样；(8)粮食是准自然品，就实质意义上讲，自然品都有公共物品属性；(9)粮食消费的信任品属性，导致市场必然失灵，需要国家介入，并需要更为基础的底层结构(如社会、制度、文化、信仰)建设，而底层结构愈下伸，公共性特征愈加明显。
粮食同时具备三种物品的经济属性，使其与其他物品区别开来。一个基本事实是，除了粮食以外，还没有哪种产品同时具有数量安全(粮食安全)、质量安全(食品安全)、国家和人民主权(粮食主权)这三项国家安全职能(下文将继续分析)。不幸的是，我们常常只是把粮食作为私人物品，忽视了它的准自然品和准公共物品属性，这带来了很多经济属性的扭曲⑦。
(三)消费属性
所有的食品消费都具有三大特性：搜寻品、经验品和信任品属性，粮食也不例外(见表1)。搜寻品属性，即消费前可以了解的，如色泽香味，这是一个信息对称状况；经验品属性，即必须在消费以后才能了解，比如食物本身的味道，是指可体验的一部分，存在信息的部分不对称和时滞问题；第三，信任品属性，即使通过事前的观察、事后的了解仍然不足以了解整个食物消费带给自身健康的潜在影响，消费者是存着信心去消费的。
在食物的生产销售者和消费者之间，前两种消费属性信息相对对称，或仅仅存在时滞和信息部分不对称，通过市场监督、声誉机制等，可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但就信任品属性而言，市场彻底失灵，要求政府干预，而政府干预也难以做到真正有效。例如，工厂化农业带来的环境污染及各种残留，以及生产工程技术，使得一些既存或潜在的有害物质或因素侵入人体后，可能积累或者潜伏更长时间，甚至传至后代才表现出临床症状或产生不易觉察的影响[5]。事实上，即便是生物学家、化学家，也不可能在食物消费之前先做食品检验，几乎每个人都是存着信心去消费的。这就导致了在食品安全危机频繁爆发，食物体系无可信任的情况下，刚性消费需求还得驱使人们信任。这带来消费者近似掩耳盗铃式的消费，以及生产者与销售者绑架式的生产与经销。我们必须要认识到粮食信任品的消费属性，并由此思考涉及农业模式改变、食物体系变革及食品安全问题的复杂性。
对粮食属性的讨论，可以做一小结：一直以来，在对粮食及农业问题的讨论中，有一整套“就粮食谈粮食、就农业谈农业”的话语和制度。这一套话语和制度，简单地强调了粮食的某一属性(如战略品属性、私人物品属性)，简单地将农业定义为单一功能(如生产功能)，认为粮食和农业问题是内生的，解决粮食和农业问题的办法，也在于农业内部。实际上，这套话语和制度，简单地回避了“谁问题”，而替换成了一套“如何问题”，使得问题的讨论，一直囿于一套既定的框架，无法触及问题的实质。这套话语和制度，有中国计划时期延续至今的粮食国家管控的计划安排制度，更有市场化改革以来的农业产业化、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粮食市场化、农村市场经济化，以及诸多涉及农业的商品化、规模化、区域化，各种脱离农业自然性状的福特主义大生产，用人工规律取代自然规律的科学主义等话语和制度。
二、粮食遭遇发展主义
粮食属性之所以会被扭曲，走向单一化，是因为粮食遭遇到了发展主义时代。在发展主义时代，将发展作为人类活动的核心，将发展主义作为人类活动的基本理念。发展主义的威力之大，普及之广，使得在全球范围内，发展既是目的，也是工具。人们不再询问“谁问题”(“发展是什么”，“要不要发展”)，而只回答“如何问题”(“怎样发展”)。从而，在发展问题上，出现了全球性的失语，也使得人类丧失了对“发展”的彻底反思能力。
(一)农业与二三产业同台比武
在以发展为中心的时代，粮食的属性被扭曲，农业功能被单一化，农村社会普遍凋敝。原因是在三产间展开了一场类似于发生在罗马竞技场的自由竞赛，农业被迫与二三产业同台比武打擂，竞争各种生产要素。农业的自然依赖性(伴随不可抗力风险和长周期性)、独特的供求特征(农业多功能性及缺乏经济弹性)、市场空间(刚性需求)等特征，使得大多数农业领域缺乏流动性获利，投资风险与回报不可能高过以工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和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4]，结果就像配第·克拉克总结的那样，由于二三产业更具有流动性、收益率更高、可以支付更高的工资、城市文化更有吸引力、更有竞争力，产业间产值会有依次转移的趋势，劳动力也有依次转移的趋势，最终导致二三产业兴起，第一产业衰败。三大产业比武打擂的结果是青壮年劳动力普遍离开农村，只剩下“3861991125部队”(指留守妇女、儿童、老人、男光棍、“二百五”)留守。在土地上劳作的大多是留守老人(被称为半劳动力、辅助劳动力，或者温铁军所谓的“劳动力残值”人群)，不但他们的基本养老需求得不到保障，他们还需承受繁重的劳务负担，教养孙辈，独自应对生活、生产困难。经济贫困、精神孤单、老无所依是这群“静寞夕阳”所面临的问题[2]。留守妇女、留守儿童和农村男光棍也给社会和家庭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成为和留守老人一样值得重视的社会性问题。
(二)发展成为硬道理
在“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时代，“发展”本身不需要被质疑，需要反思的是发展的下落者这一端。在发展主义时代，我们可以轻易地观察到三大产业比较收益的差异，以及劳动、土地、资金三大要素不断流出农村。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现在，农民用脚投票，纷纷离开土地，用脚唱出了“我们的家乡在失望的田野上”。连没有长脚的土地，也就地“用脚投票”，转作非粮用途及非农用途，成为工业和城市用地。农业成为发展主义的下落者，所以需要对其反思和革命，于是就有了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的命题[6]，也就有了从绿色革命到第二次绿色革命，以及将农业二产化、三产化的一系列制度安排。
发展才是硬道理，最终表现出来的是“投资才是硬道理”[4]94-95，投资依靠能源、依靠土地、依靠不断地上新的项目，进行一轮又一轮的扩张。当一栋栋楼被建起来，一批批产品被生产出来时，粮食及农业，和生态、资源、环境、农民、第三世界等一道，都被挤到了发展主义极化发展的边缘。在发展主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农业被推到弱势的另一端[4]19-22，由此也成为被改造的对象。
三、粮食属性的单一化
(一)当粮食仅仅被当作私人物品
供求分析是经济学的基本工具，如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师弗里德曼所言：当你教会鹦鹉说“供给”和“需求”这两个词的时候，它就是经济学家了。因此，我们就从供求分析入手。在发展主义时代，由于粮食仅仅被当作私人物品，所以满足供求分析的基本假设。同时，又考虑到粮食的特殊性，在供求不可能达成平衡或平衡点不能被现实所接受时，引入由粮食生存必需品、国家公共物品属性导致的政府干预，来补充说明粮食问题产生的根源(如图1)。
图1 粮食仅仅被当作私人物品时的短缺与过剩状态
如图1所示，粮食的供给曲线分为两段：(1)在粮食达到最大产量
(既定技术水平下，由用作粮食生产的耕地总规模决定)，即耕地用尽之前，由于粮食生产具有较强的价格敏感性，更由于粮食的消费刚性以及在漫长人类历史中大部分时间都未能满足基本需求(一直处于短缺状态)，故在
这一段，具有较强的价格弹性。(2)在粮食达到最大产量之后，虽然仍有开垦空间，但垦殖成本很高，增产的可能性极小，扩大耕作面积的难度急剧上升，故在粮食产量大于后，供给弹性迅速减少，曲线接近垂直于竖轴，供给弹性很小。
粮食的需求曲线，则分为两种情况：(1)短缺状态。当耕地近乎都配置到粮食生产上，粮食达到最大产量后，仍难满足基本需求时的需求曲线，由于生存必需品属性带来的粮食消费需求的刚性，使得价格变化只能引起很少量的粮食需求变化，此曲线为
。(2)过剩状态。当耕地不需全部用于粮食生产，亦能满足基本粮食需求的曲线，此曲线为
。为了讨论和比较，我们不去平移供给曲线(曲线的特征仍然不变，只是技术效率可能发生了变化)，而简单地将需求曲线左移到最大产量的左侧，这样，就能在一张图中，表明粮食由短缺，走向过剩时会出现的变化。
1.粮食短缺条件下的供求平衡模式
在粮食短缺状态下，我们可以由三个点，来看三种供求平衡模式。首先是供给和需求曲线的交点，是价格极高的a点。同时，考虑到a点只有少数富人才能买得起粮食，才能生存下来。在现代国家体制下，政府必然介入，以让更多人获得粮食，就有了需求曲线上的b点和c点。
(1)a点，米贵伤民点。a点是不考虑政府介入的短缺经济情况。此时，耕地已经尽数配置到粮食生产，绝大部分人口也投入到粮食生产，粮食生产已经超过最大规模，但仍然无法满足全部人口的生存所需。生存必需品的属性，使得粮食短缺较为严重的时候，可能找不到均衡点(即供求曲线永远不可能交叉)，即使短缺不很严重，能找到均衡点，也将是一个价格很高的点，如a点。此时，粮价奇贵，粮食的分配也极不均衡，常常出现富人囤积，穷人饿死的局面，即“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由于没有余粮养活更多的城市人口，使得城市化率极低，社会长期处于求温饱的状态。自然，由粮食短缺带来的生存危机，常常会演化为社会动荡与政治危机，从而带来周期性的政权更迭。在人类前现代的大部分时期，多处于这种状态。
(2)b点，计划配置点。由于a点的状况，不能满足人类社会对于公平和效率的追求，也常常伴随政治的不稳定。当现代政府出现后，向全社会提供生存必需品，开始成为国家义务。在国家财力不足和对外封闭的条件下，压低粮食价格，并在食物短缺条件下，实现各种类型的食物计划配给，就成了一个必然选择。中国的计划经济，各种类型的战时共产主义，就是其中的表现。由于粮食不足，瓜菜代、票证供应(如粮票、肉票、油票等)、按人头分配(如工分制分配的“人七劳三”)等制度，常常普遍实行。
(3)c点，市场配置点。在国家财力充足，并实行市场配置的条件下，一个在接近耕地最大使用规模的价格水平下，参与国际交换的市场配置点，可能形成。通过单纯的粮食进口或双边/多边贸易，使得粮食短缺不需要通过配给，而是通过贸易，达成满足。处在粮食短缺条件下的农业开放市场经济国家，如日本、韩国，可能就是这种情况。
2.粮食过剩条件下的供求平衡模式
虽然美国等粮食主产国，由于石油化学农业的发展、机械化的推进，加上极其富裕的耕地资源，早在20世纪初就出现了粮食大量富余，但当时粮食的国际贸易体系并未形成。发展中国家大多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绿色革命之后，才出现了国内粮食的过剩。具体到中国，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后期，粮食才由几千年来的短缺，实现了相对过剩。这使得粮食一反长达数千年时期的短缺状况安排而仅仅被当作私人物品，被卷入了市场化的浪潮。
在粮食过剩状态下，我们可以由d、e、f三个点，来对供求曲线进行分析。
(1)d点，谷贱伤农点。粮食过剩后，过剩的生产能力在最初一段时期，并不会马上缩减。一方面，作为一个利益边界十分清楚的利益集团的农民群体，不愿意单个主动缩减农业产出；另一方面，饥饿的长期经历，也不会使得小到农民家庭，大到一个国家，去主动缩减农业规模，宁可加大家庭和国家的粮食储备，以保证饥荒时有充足的生存必需品。而选择继续保持生产能力的结果是粮食的供过于求，但是生存必需品属性导致的粮食需求刚性和达到最大规模前的粮食供给弹性，使得“增产不增收”开始发生，粮食价格下跌明显，“谷贱伤农”的现象开始普遍发生。在美国，这种状况发生在1920-1930年代；在中国，则发生在1996年至今。
(2)f点，抛荒意愿点。当粮食价格持续低迷，谷贱伤农连年持续时，农民弃耕、抛荒或将粮田(地)转作其他作物生产的意愿开始形成并增强。由于粮食供给曲线在达到最大规模前的充分弹性，抛荒意愿变得十分强烈，供给规模由大幅度跌至
，由此形成的在f点的意愿供给，大大小于d点的需求规模，粮食减产大幅度发生。在美国，这种状况发生在1928-1933年，中国是1998-2004年。
(3)e点，供求紧平衡点。当农民种粮意愿普遍下降，而一国粮食需求却无法缩减，反而伴随收入上升，而进行营养升级时，“过腹增值”政策导致肉禽蛋奶生产的间接用粮大量上升。国家的粮食安全促使一国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或者是行政命令，或者是最低收购价托市，或者是大量提高种粮补贴，提升农民种粮意愿。种种措施，使得农民的种粮意愿，由f点移向e点。在e点，供求能够达到紧张的平衡。但由于农业自然依赖性带来的粮食供给的不可控性，以及粮食需求的刚性稳定上升，使得这种紧紧张张的平衡，常常是一种危险的平衡。这可能是中国2004年以来一直面临的状况。
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事件，伴随粮食市场化带来的数量波动和农业产业化带来的食品质量波动，不断地出现。粮食价格，也处于突然上涨(短期短缺时，类似短缺条件下的a点，导致“米贵伤民”)和突然下跌(短期过剩时，类似过剩条件下的d点，导致“谷贱伤农”)。国家的宏观调控，常常出现180度的转弯，对进出口粮食的措施，也常常出现方向相反的迅急调整。2006年至今的中国，以及许多实施了高补贴，以维持粮食供求基本平衡的国家(如日本、韩国)，可能处于这种情况。但是，由于实施高补贴的国家，基本上不再仅仅将粮食当作私人物品，至少具有了粮食是生存必需品、战略品和国家公共物品的意识(这是这些国家愿意支付高补贴的主要原因)，粮食短期供求和国际市场价格的波动，常常不会带来这些国家朝向不利于农民和低收入市民方向的政策调整。而在财力不足和意识不够的粮食市场紧平衡国家，政策调整的代价，往往由农民和市民承担。要么是“谷贱伤农”，要么是“米贵伤民”。已经维持了粮食多年紧平衡的中国，大体上处在这样的一种状态。进入21世纪以来的全球粮食供求状况，大体也处在这样的状态。不幸的是，全球市场不像国家那样，有一个清晰的政府调控与利益熨平机制，一个正在崛起的食物帝国，正在逐步掌控，并如同筛麦子一样洗涮着全球的农业生产者和食品消费者。2007-2008年、2010-2012年的这两轮全球粮食价格上涨危机，已经现出了端倪。
(二)食物体系的四个主角、组织的极度不对称和角色不平衡
上述的供求分析告诉我们，当粮食属性在发展主义时代被单一化，仅仅被当作经济物品里的私人物品，农业仅仅被当作产业部门时，政府还必须伸出“看得见的手”，不断进行调控。即使如此，生产者和消费者在粮食数量和价格上，常常处于被决定的位置。但这样的分析仍然不足，我们需要深入到食物体系内部，去认识四个主角、组织的极度不对称和角色不平衡，去理解食物体系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及各种食品安全问题。
图2 喇叭口与沙漏：中美食物体系
图2表示了中美两国的食物体系结构。在美国，作为生产者的农场，2011年仅有218万个，在食物体系成员中占比不足1%，而食品原材料批发商和生产商，由于完成了市场竞争整合过程，垄断竞争甚至寡头垄断局面形成，其数量占食物体系总成员数量的十万分之二和十万分之九。消费者占了98%以上的成员比重。所以，美国大致形成了一个喇叭口式的食物体系结构。中国的家庭农场数量庞大，有2.4亿农户，消费者数量更加庞大，以家庭户(4.02亿)和常年游离在家庭消费之外的单个消费者(流动人口2.3亿)计算，至少有6亿多。经销商、食品原材料批发商、食品生产商、食品批发商、食品零售商等中间商数量由于市场整合深度远不如美国，经营者数量相对较大，但与生产者和消费者相比，仍是一个较小的数字。因此，中国大体呈沙漏型的食物体系结构。
食物体系中生产者、中间商、消费者力量的极度不平衡、组织的极不对称格局，已成事实。由市场力理论可知，谁在瓶颈处，谁就最有市场势力。中间商通过竞争和整合实现了纵向一体化和横向集中化，在食物体系中处于喇叭口或者沙漏口(图中最细的部分)的位置上，同时获得了水平的市场力和垂直的市场力。在他们掌握了市场力后，也就从农民手中拿走了农产品的定价权和产品标准，从消费者手中拿走了食物的定价权和食品行业标准。组织的极度不对称，使得中间商对上欺，对下骗，不断扩充自己的利益边界。[4]58-63
图3 食品的信息不完全、信任品属性与食品中的“劣币驱逐良币”
借助图3，我们可以加深对食物体系组织极度不对称和角色不平衡的讨论，追溯市场失灵、政府失灵以及劣币驱逐良币的原因。
在短缺时代，食物体系中只有两个主角——生产者和销售者，此时的食物市场是一个纯卖方市场。但食物相对过剩后，消费者作为第三个主角出场了。消费者以其手中的货币选票，很快使得销售者(此时已是中间商)易帜，由讨好生产者转向讨好消费者，因为中间商很快认识到，此时稀缺的不是生产能力，而是消费能力，是消费者，而非生产者，将他们手中的商品转化为了货币财富。组织的极度不对等，使得中间商很容易出现对上(生产者)欺，对下(消费者)骗，扩充自己利益边界的行为。因为在食品消费的信任品属性下，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发挥了作用，消费者只能根据食物消费的搜寻品和经验品属性，即根据食物可观察部分和可体验部分做出消费决策，并且大多数消费者只愿意支付这两部分的价格，不支付不可体验(信任品属性)部分和与自己没有直接关系(食物生产的生态、文化、社会影响及农业多功能性)的那部分食物价值。寻求质优价廉商品的结果，就是根据搜寻品和经验品属性做出逆向选择。生产者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本来就具有食品安全上的道德风险，消费者的逆向选择和中间商的上欺下骗，促使他们进行违背质量安全目标的食物生产。食品安全问题的市场失灵就会出现。一个明显的现象是，整个食物体系的定价不是由消费者决定，也不是由生产者决定，而是由中间商控制的，质量标准实际上是行业内掌握的，潜规则流行与这样的食物市场结构直接相关。因此，在这种市场体系下的食物体系，必然出现食品安全问题，出现市场失灵。在两端力量弱小，中间力量独大的食物结构不平衡条件下，第四个主角政府出场了。高度组织化的政府若能选择一直站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一边，与同样高度组织化的中间商形成抗衡，食物市场的组织结构可能就平衡了。不幸的是，在全球范围内，至今还很难找到一个政府，会完全自觉地站在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那一边。因为政府的政策目标函数，政府官员的私人目标函数，常常是与中间商的目标函数相一致的。在利益至上的社会形态中，世界机制的表现形态，几乎是清一色的强强联合，而非强弱联合。政府在中间商与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居间调和角色，往往是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协助中间商做上欺下骗的工作，将短期食品安全危机压制住，转化为长期食品安全危机。亲资本体制的普遍形成，使得政府的介入，常常又加剧了结构失衡，进而导致政府失灵。两大失灵，使得食物体系“劣币驱逐良币”(“劣食品驱逐良食品”)现象，成为全球性问题。
(三)由政府社会责任、企业家社会责任到消费者社会责任
对食物体系四主角不均衡性的讨论，通常是想让利润导向的资本所有者、很难做出选择的政府去改变他们的目标函数，履行他本来不太愿意履行、或者很难履行的企业社会责任或政府社会责任。其实，最需要考虑的是消费者社会责任，要创建一个健康的消费环境，消费者首先就要打破“质优价廉”的消费幻想。质量优，就应该价格优，价格低廉，就应该产品的质量低廉，只有这样，才能创造一个公平和健康的消费环境。虽然消费者的观念在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价值重塑下，已经被严重扭曲了。但消费者社会责任是源头，只有消费者成熟了，愿意履行社会责任了，才能为政府社会责任、企业家社会责任的履行，以及生产者道德风险的舒缓，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四、粮食命题转换与不可能三角
(一)粮食命题的转换
与粮食多种属性相伴随的，是粮食的多种功能，除了粮食外，还没有哪种产品同时具有数量安全(即粮食安全，food security)、质量安全(即食品安全，food safety)和综合安全(即食物主权，food sovereignty)这三大国家安全职能。
粮食及食物体系的运行，相继有三个基本阶段以实现三大国家安全功能。第一，以吃饱为主的阶段，即以粮食的数量安全为主；第二，以吃好为主的阶段，即以粮食的质量安全为主；第三个阶段，以综合安全为主的阶段，既要吃得好、吃得饱，又要吃得起，并得到生产和消费的自主权，以促进食物体系的健康与稳定，保障食物主权，使得人民的生产与生存主权和国家主权，不因粮食问题侵蚀。
粮食命题的第一阶段，是以数量安全为主。早在布朗提出“谁来养活中国”之前的数千年时间里，我们就一直活在这种“布朗综合症”的阴影下。在中国，食物匮乏的情景，从这块土地有人类生息繁衍开始，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粮为纲”的农业思维，至今仍主导着涉及粮食与食品体系的基本决策。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出现粮食相对过剩的同时，另一个粮食命题迅速出现并引起举世关注，即质量安全问题。命题的核心是“拿什么养活中国”？借用一个全国人大代表的提案陈述，现在“吃荤的怕激素，吃素的怕毒素，喝饮料怕色素，能吃什么心中没数”，食品安全与食物主权问题，正在危机当代及子孙后代的基本生存权利。据估计，人类肿瘤的85%～90%为环境因素所致。通过食物链的富集，人类从食品中摄取了种类繁多且浓度高于环境浓度的有毒、有害物质，这些物质的化学结构和性质经由动植物作用后变得更加复杂[5]9。
哈佛大学教授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提出[6]，小到个人，大到社会，无外乎有三个制衡机制：自律(强调内在的道德良心)、他律(强调外在的监督、具有强制性和社团性)、神律(通过信仰、敬畏，获得超越性的向度)。一个社会如有这三律，可以维持一个平衡的社会系统，即使出了问题，也有纠错机制，个人亦是。如果制衡机制不健全，会带来不平衡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可能是“三条腿的凳子靠一条腿站立”。目前几乎只有“他律”机制在发挥作用，无论是食品安全法案、食品安全监督委员会，还是新闻媒体、社会监督等，都是“他律”机制。重建粮食与食物体系中基本的道德底线，重建严重缺失的敬畏与信仰，才能奠定食品安全的基础。
值得提出的是，伴随农户资本主导农业发展方向的进程，农户生产自主权的丧失与消费者消费自主权的丧失合并爆发，使得食物主权这一新的国家安全问题不仅涉及国家主权层面，更加包含了产业安全及基本生产自主权与生命权利。按照食物主权的最早提倡者——“农民之路”(Via Campesina)这个非政府组织的倡导，食物主权有七项原则⑧：第一，食物是一项基本人权。每个人应有数量足够和质量的食物作为生存保证，每个国家应该宣布这是一项最基本的人权，是有联合国宪章作为保障的一项最基本的人权。第二，农政改革。要求农地改革实行无歧视的农地所有，即实现“耕者有其田”，应该让耕作者免于因性别、信仰、种族、社会等级等带来的农地启示与威胁。第三，保护自然资源。实现土地可持续的利用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第四，食物贸易再组织。保障基本的营养权和国家的自主权不受国际粮商的制约。第五，终止饥饿的全球化。不应由资本来主导食物的分配，也不应由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银行(WB)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干预经济政策以便利跨国企业的控制。第六，社会和平。人人享有免于暴力的权利，粮食不应该被当作武器，加剧贫困、种族歧视、小农户歧视及被迫城市化等状况。第七，民主控制原则。小农户虽然很小，但应该有参与决策的权利，尤其是生产决策的权利。怎么样生产、使用什么样的投入品，应该有自主决定权。联合国及相关组织应该推动民主决策进程，让人人都享有真实、准确和公开的信息以参与决策。
2007年以来两轮全球粮价上涨危机，以及世界粮农组织公布的多达10亿的饥饿人口、联合国千年计划难以实现、蔓延阿拉伯世界的革命和发达世界的占领运动的现实表明，食物主权问题已经上升为世界性问题。粮食命题又一次处在重大转换的关口。
(二)不可能三角
粮食命题的转换，会让人误认为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不可兼得。但若考虑三大国家安全问题的同时并存，我们能提出一个“不可能三角”的粮食体系新命题。
图4 食物体系的“不可能三角”
在亲资本体系已经全球化的今天，资本主导的农业(下文将其称为A模式)似乎不可能同时实现粮食的数量安全、质量安全和综合安全。由此带来一个“不可能三角”(见图4)。“不可能三角”指一项政策行动不可能同时得到三个角，至多同时得到两个角。也就是说，要想得到粮食安全、食品安全，就有可能要丧失食物主权，像日本、韩国、朝鲜那样。对于中国来讲，可能得到了粮食安全、食物主权，但却牺牲了质量，即食品安全。美国的情况和中国有点类似，因为资源丰腴，粮食安全几乎不成问题，食物主权也有保障，但美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与中国相比只有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关系。美国的食品安全体系已经深化到了很难改变的状况，大众的消费建立在对高糖、高油、高热这样高补贴的商品化农产品消费基础上，大众体型臃肿，医疗费用不断企高，很难走回头路⑨。一些自给率严重不足，长期大量进口粮食的国家，如日本、韩国，可能得到了食品安全，但丧失了一部分食物主权(除稻米之外无法自给，国家和人民需要外国力量保护)，粮食安全威胁也一直存在。
这一命题，不同于克鲁格曼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基础上提出的“不可能三角”⑩。食物体系的“不可能三角”不再仅限于讨论一下世界经济局势，而是关涉到每个微观个人的生存权利和宏观的国家战略。
(三)由改造传统农业，到改造现代农业
对粮食属性作出划分有助于走出将粮食仅仅当作私人物品，仅仅把农业当作第一产业，这样一些常识误区。其实，农业早已是提供准公共物品的公共部门，而非单一产业。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农民也不是舒尔茨形容的单一理性经济人，只要给他们条件，唤起他们的利益心，就可以为市场而生产[7](11)。投入现代要素，就可以改造传统农业的思维，启动了绿色革命，也带来了长期的农业增长。
但时至今日，现代农业的诸多问题开始凸显出来，至少四方面的影响值得重视：(1)环境影响。包括化肥、农药的大量投入造成的环境污染；过捕、过牧造成的可再生资源的退化和枯竭；过度使用地下水与沙漠化问题；农业扩张造成的自然植被的破坏和生态问题(“绿色荒漠”)；野生动植物的生息地的减少和生物多样性问题。(2)食品安全。以质量损失换取数量增长的工厂化农业方式。(3)资本控制。农业生产的规模化、高成本化和全球化，使得生产和贸易结构越来越不利于劳动者，资本主导农业的现象普遍存在。(4)人类生存伦理。比如由转基因引发的一系列争论。
粮食命题的转换与食品体系的重大结构变革，需要与左右对话。这包括国家计划、集权管理的左手思维，也包括崇尚一系列市场安排的右手思维。相对于左手，右手更强大。突出表现为一系列耳熟能详的主流话语：农业产业化、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粮食市场化、农村市场经济化，想尽一切办法让农业脱离自然性状，让自然规律服从人工规律，将农业改造为工厂化生产方式。这使得我们不得不走出改造传统农业的旧模式，思考改造现代农业的新命题。
五、AB两套食物体系
(一)AB两套食物体系的形成
在发展主义框架下，粮食的多种属性被肢解，仅仅具有短期财富创造和转移功能的经济属性中的私人物品属性被强调，农业功能的单一化和粮食属性的单一化相伴随。随之而来的就是发展主义框架下农业分化和农业多功能性的肢解、丧失和重新找回的过程。就目前而言，强调单一功能和强调多种功能的两套食物体系，在全球的每个角落都已经形成(如图5)。
图5 粮食遭遇发展主义后的农业分化和农业多功能性的丧失与寻回
在A模式下，只是将农业当作提供食物的部门，尽可能按照产业化、标准化、工厂化的方式生产，仅就食物增多而言，率先采用福特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国家，人口规模相对狭小，很快就出现了粮食的过剩。过剩的粮食必须要找到相应的市场，否则，这些国家就会出现持续性的农民增产不增收，导致国家的农业危机、社会危机甚至政治危机。于是，这套体系经过产业化之后，走向了对外扩张之路，变成地区化的食物体系，然后再进一步扩张，变成全球化的食物体系。
B模式则是在A模式出现问题后，遵循着解决问题，寻回失落的农业功能的路径上发展出来的。当A模式走向产业化后，B模式认识到建立在不可再生资源基础上的石油化学农业发挥的是环境负外部性，具有不可持续性，于是发展出可持续农业，找回农业的生态功能。当A模式走向地区化后，B模式则兴起本地化农业以及都市农业，找回农业的生活、就业功能。当A模式走向全球化后，B模式又通过社会农业的发展，找回农业的文化、教育、医疗等功能。这样，与其说B模式是一个替补者，更不如说是一个守望者。当A模式以单一经济思维不断剥离农业多种功能的时候，B模式却一项项发现并重新寻回这些功能。
(二)AB模式大战
现在的情况是，A模式咄咄逼人，B模式屡败屡战，还在顽强地保卫食品体系。前者的咄咄逼人体现在以北美大农场为代表的资本替代劳动的集约化路线，并且已被写入教科书，成为全世界正在学习的模式。它以利益为纽带，再生产平台清晰且强大：生产更多，以便消费更多，消费更多，从而又可以生产更多，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有新的利润、新的产品创造出来，可以赎买更多的人、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再生产，攻城略地，统帅了食品体系、产业链的各个环节。B模式在第一次绿色革命后变成了一个配角，现在只能以各种各样的面目重新包装，打游击战、阵地战、防御战。其名头有生态农业、社区农业、可持续农业、有机农业、社会农业、小农家庭农场农业等，中国自2008年起，也有了“两型农业”(12)的提法。B模式以理念为连接中心，再生产平台远不如A模式强大。
AB模式形成的背后，是亲资本和亲劳动这两只看不见的手在主导食物体系的变迁。A模式的推动力来自“亲资本”的手，将农业仅当作提供食物的部门，把食物仅当作赚钱的工具，最终走向了食物的商品化和政治化，形成了一个以产业化、规模化、标准化为特征，贯彻“为钱而生产”的资本逻辑的农业与食物体系。B模式的推动力来自“亲劳动”的手，尽可能走劳动替代资本的路线，维持食物的天然性，认为食物最主要是为生命服务的，而不是为资本服务的。作为替代角色，B模式意图寻回粮食多种属性、农业多种功能，遵循“为生活而生产”这一生命逻辑。
现在A模式和B模式一方面在相互竞争，另一方面在互相学习，有双轨运行的趋势，也有走向融合的可能。实际上，微观到每个个人，宏观到整个世界，都处在粮食与食物体系的十字路口，每个人都可能是扳道工，进行AB轨道的选择。扳道的关键在于把AKST(Agricultural Knowledge，Science and Technology)(13)运用到哪个方面，即有关农业的知识、科学、技术到底为谁所用。现在的情况是绝大多数的AKST被运用到A模式的建设上，对B模式则没有对等的投入与研究。或者B模式是走出“不可能三角”的关键，但相应的研究却十分匮乏。
六、结论与建议
在发展主义时代，粮食被单一化为私人物品，农业被单一化为产业部门，它们正在被推到弱势的一端。粮食作为生存必需品、战略品和国家公共物品的社会属性以及粮食安全、食品安全和食物主权这三大国家安全功能被忽视，粮食消费的信任品属性在食物体系的主角和组织的极度不对称中被扭曲，使得食品中的“劣币驱逐良币”，食品安全事件频出，“怎样养活中国？”成为现阶段面临的问题。
在发展主义时代，农业被迫与第二、第三产业同台比武，农业的弱质性使得资金、土地和劳动纷纷离开农业、农村，农村社会普遍凋敝，并产生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一系列问题。贯彻资本逻辑，以产业化、规模化、标准化为特征的农业与食物体系(A模式)占据统治地位，并且成为粮食属性单一化、农业功能单一化的核心推手。贯彻生命逻辑的B模式则正在试图寻回粮食的多重属性以及农业的多种功能。AB模式之间有战争，未来也有可能融合。每个人都处在农业与食物体系的十字路口，消费者社会责任的行使，使得每个人都扮演着扳道工的角色。微观行为选择的汇总，可能影响到未来农业与食物体系的走向。
本文建议回到基本常识，认识粮食至少是生存必需品，而非仅仅换取货币的商品，重新把粮食当粮食，认识粮食的基本属性并且保有它的基本属性；明白农业是个公共部门，而非单一的产业部门，不再进行不同农作制度之间、工农业之间的不公平竞争是每个人应有的常识，也应是国家制定各项涉农政策的基本出发点。维护粮食安全、食品安全、食物主权是国家的义务，需要放在战略高度去考虑。农业部也不应该仅仅是粮食生产部，更应该在保持食物主权和保证食品安全上有所作为，推行大农业部或大食品部制度，有利于形成一整套的政策协调体系，来解决各种食品安全问题。每个公民在自己的位置上正在行使扳道工的职责，要认识到食品安全问题频出与消费者社会责任缺失有很大关系，需要对涉及农业和食品的国民行为进行回到基本常识的引导，由此促进平衡的农业与食物体系的形成。重新找回尊重、和谐、公平、合作、公益、平衡的观念，重建社会道德基础，促进三律平衡的社会机制形成，从而为农业与食物体系重大变革的实施创设制度空间。
注释：
①自2007年10月第一作者提出这一命题转换，并在不同的会议与讲座中交流以来，得到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等许多学者、留学生和研究生们的富有建设性的意见，讲座与文稿形成中，得到郝克明(Jim Harkness)、白爱莲(Irene Bain)、温铁军、黄宗智诸位的启发，张明慧、张明涛两位同学做了前期的记录整理，一并致谢。
②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朝鲜就自身的核武器问题必须要参加六方会谈，与其连续十几年的粮食匮乏有直接关系。环球网2012年3月1日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2月29日就举行的朝美高级别会谈发表声明，称双方将改善朝美关系，美国同意向朝鲜提供24万吨营养食品，朝鲜则暂停核试验、远程导弹试射和宁边的铀浓缩活动。
③第三世界网络(设在马来西亚的一个NGO)2011年7月份的一份报道称：“食物短缺里有新的政治学因素”、“飞涨的食物价格成为北非和西亚地区骚乱最主要的发动机”。该文引用英国的一些评论说食物价格已经成为引发包括发达国家在内政治骚乱的核心因素。
④见Foreign Policy 2011年4—5月号。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1/04/25/the_new_geopolitics_of_food。
⑤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中国。1959-1961年中国有三年的大饥荒，被称为自然灾害。在这场“自然”灾害中，最保守的估计至少有1 000多万人非正常死亡，更多基于统计数据和地方实证的研究则认同3 000多万的数字。但即使如此，同期中国对外的粮食援助和出口还在继续，据《中国统计年鉴》1983和1992年的数据，1958-1960年粮食出口量分别达到266、416、265万吨，直到1961年才由净出口改为进口。
⑥我们可以引用几句农谚：“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无灰不种麦”，“收麦如救火”。以及茶叶种植中“早三天采是宝，迟三天采是草。十年老不了爹，一夜老了茶。当天采茶，当天做茶。”
⑦杜甫的诗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仅把粮食当成私人物品，忽视准公共物品功能的明证。按照中国自己的贫困线(低于此线的为饥饿人口)，中国有超过4 000万的饥饿人口。但同时中国有超过20%的人口因摄入过多而超胖，并且患上了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富贵病”，在同一国家出现了过度摄入和饥饿并存的怪状，这样的矛盾是仅把粮食当作私人物品生产和分配而产生的。
⑧见维基百科(Wikipedia)词条“Food sovereignty”。
⑨美国知名医生和营养学家向参议院证实，如果美国人改变饮食习惯，全美医疗费用至少可以消减三分之一，并且牙医可能一夜之间没有了病人[3]118。
⑩见维基百科(Wikipedia)词条“Impossible Trinity”。
(11)比如，苏联经济学家恰亚诺夫在《农民经济组织》一书中，认为农民是“为家庭的消费满足而进行生产”，即不是为了利润而生产。
(12)见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在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目标任务中，明确提出到2020年要基本建立形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体系。
(13)见国际农业知识与科技促进发展评估(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of Agricultural Knowledge，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Development，IAASTD)的报告《世界农业的十字路口(Agriculture at a Crossroads)》，该组织是由联合国环境发展署、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等多方共同出资建立的政府间农业问题评估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