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时期论文,中国古典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J [文章编号]1000-9949(2000)06-0043-06
在中国文学及中国文学理论研究领域，古代文学的研究，积累最为丰厚。特别是进入新时期以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其重要标志是：第一，研究队伍空前扩大，学术梯队逐渐形成，既保证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所具有的较高的学术品格，同时也极大地带动了古典文学的普及工作。在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方面，中国古典文学工作者起到了不可或替的重要作用；第二，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研究方法丰富多彩，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当然，这些年来，充斥于图书市场的确有不少平庸之作，但更重要的事实是，冥心独造、邃密扎实的学术力作也不在少数；第三，全国性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学会和各专业研究会（如建安文学研究会、唐代文学学会、古代韵文学会等）、甚至专书研究会（如《诗经》《文选》《文心雕龙》《水浒》《三国演义》等）及古代作家研究会（如屈原、李白、杜甫、韩愈、苏轼、李清照等）相继成立，加强了学术交流工作；第四，国际间的学术接轨，已成为学术界的一个强烈呼声。把中国古代文学优秀作品及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成果推向海外，同时，把国外优秀的研究成果吸收进来，已日益得到广大学者的重视。
一、学术梯队的建立
新时期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新时期开始到80年代初期为第一阶段；80年代中后期，以78、79级硕士研究生为中坚的中青年学者群体逐渐成为业务骨干；80年代末叶到90年代初，以77、78级大学本科毕业的青年学人经过近十年的磨练，开始登上学术论坛。
80年代初期，老一代学者、文革前大学毕业的中年学者是学术界的核心力量。当时的学术界百废待兴，出现严重的青黄不接的局面。为了迅速改变这种状况，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首要的任务是，及时整理出版前17年、甚至前50年的研究成果。于是，一大批文学名著和学术著作在很短的时间内得以重新出版，填补了一段研究空白。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编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编写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北京大学中文系编注的《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以及一些学术专著在当时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老一代学者身肩重任。他们一方面要潜心整理过去的研究成果，同时又要研究撰写新著。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学不已斋杂著》、程千帆《古诗考索》《闲堂文薮》、朱季海《楚辞解故》、蒋天枢《楚辞论文集》、姜亮夫《成均楼文集》《楚辞通故》、任半塘《唐声诗》《唐戏弄》、萧涤非《杜甫研究》、朱东润《杜甫叙论》《梅尧臣传》《陆游传》《陈子龙及其时代》、唐圭璋《宋词四考》《词学论丛》《唐宋词学论集》《元人小令格律》、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唐宋词论丛》《月轮山词论集》、缪钺等《灵蹊词说》、吴世昌《罗音室学术论著》《红楼梦探源外编》、谭正璧《古本稀见小说汇考》《弹词叙录》《曲海蠡测》《三言二拍资料汇编》、王季思《玉轮轩曲论》、隋树森《雍熙乐府曲文作者考》、王利器《耐雪堂集》、胡国瑞《魏晋南北朝文学史》、马茂元《楚辞研究集成》等已经成为相关学科必读书目。
这一时期，老一代学者更重要的使命是培养一代学术新人。在恢复高考制度后，他们呕心沥血，克尽厥职，将一届届研究生引进学术苑地，让年轻的一代逐渐挑起学术大梁。他们为新时期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事业的繁荣发展，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倾注了毕生的心血，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在老一辈学者严格而又卓有成效的指导下，中青年学人迅速成长。李少雍《司马迁传记文学论稿》、葛晓音《八代诗史》《汉唐文学的嬗变》、王英志《中国古典诗歌艺术新探》、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唐五代志怪小说叙录》、董乃斌《李商隐的心灵世界》《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刘扬忠《朱词研究之路》《辛弃疾词心探微》、施议对《词与音乐关系研究》、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么书仪《元代文人心态》、王钟陵《中国中古诗歌史》、陈庆元《中古文学论稿》、杨海明《唐宋词风格论》《唐宋词史》等等称得上是这一代学者的代表作。他们中的许多人不满足于过去的研究方法，开始探讨自己的学术道路。后来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史宏观研究大讨论，正是这种时代思潮的必然要求。它反映了学术界的后来者渴望超越自己、超越前代的强烈呼声。当然，这场持续数年之久的大讨论，其利弊得失，还有待于后来实践的检验，现在作出评说也许还为时过早。但是，它在客观上促使人们对于以往的学术研究观念、研究课题、研究方法等作进一步的反思，确有其积极的意义。从那以后，学术界基本上摈弃了过去那套庸俗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同时，对于过去似乎已成定论的一些问题，重新作了认真细致的辨析工作。近些年来，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重新思考和认识，已经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与数年前那场如火如荼的文学史宏观研究的探讨密不可分。
80年代末、90年初，恢复高考后前几批考入大学的青年学子，经过了大约十年的潜心苦读，逐渐成熟起来，他们大都具有博士学位，在老一代学者的引导下，奋发扬厉，勇于探索，既注意吸收前辈学者的谨严博赡的长处，又能充分利用自己的年轻优势，将视野拓宽，努力吸收国内外所有的研究成果，从而将自己的研究建立在扎实的基础之上，在一些专题研究上，取得了新的进展。近年已经出版的博士论文如傅道彬《〈诗〉外诗论笺》、赵敏俐《两汉诗歌研究》、蒋述卓《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钱志熙《魏晋诗歌原论》、景蜀慧《魏晋诗人与政治》、卢盛江《魏晋玄学与文学思想》、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阎采平《齐梁文学研究》、曹旭《诗品集注》、刘跃进《永明文学研究》、吴先宁《北朝文学研究》、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张伯伟《钟嵘诗品研究》、蒋寅《大历诗风》、王小盾《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王光鹏《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王筱芸《碧山词研究》、刘永强《西游记论要》、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黄仕忠琵琶记研究》、郭英德《明清传奇研究》等等，已经远远不限于一般的评价，或者仅仅是作翻案文章，而是对各个专题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尽管所得结论不一定全对，但是，后来者如果继续从事这些专题的研究，这些学术成果就绕不过去。这也许就是学术积累的意义所在吧。
在新时期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队伍中，还有一大批令人钦佩的中坚力量，他们自始至终活跃在研究领域，真正起到了承前启后的桥梁作用。这就是在前几年还称之为中年、而今已经并不年轻的学者群体。他们大都毕业于五六十年代，经历了较多的政治磨难，背负着较为沉重的学术重任。新时期伊始，当他们重新踏上学术征途时，正是学术界蹒跚起步之际。他们扮演着多重角色，废寝摊书，同他们的老师一起，一步步地开创了古典文学研究的新局面。这里不能不提到他们的名字和著作：胡念贻《先秦文学论稿》《中国古代文学论稿》、谭家健《先秦散文艺术新探》《先秦散文史纲要》、金开诚《屈原辞研究》、聂石樵《屈原论稿》、董志安《先秦文学与先秦文献》、王运熙《乐府诗述论》《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曹道衡《中古文学论文集》《中古文学论文集续编》、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周勋初《九歌新考》《文史论集》、卞孝萱《元稹年谱》《刘禹锡丛考》、刘开扬《唐诗通论》《唐诗论文集》、陈贻欣《唐诗论丛》《杜甫评传》、廖仲安《反刍集》、吴企明《唐音质疑录》、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唐代科举与文学》、程毅中《宋元话本》《唐代小说史话》、项楚《敦煌文学丛考》《王梵志诗校注》、王水照《唐宋文学论集》、金启华《杜甫评传》《杜甫诗论丛》、陈伯海《唐诗学引论》、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陶渊明研究》、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吴熊和《唐宋词通论》、罗宗强《唐五代文学思想史》《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孙昌武《柳宗元传论》《唐代古文运动通论》、章培恒《洪升年谱》、蒋星煜《明刊本西厢记研究》《西厢记考证》、徐朔方《论汤显祖及其他》《晚明曲家年谱》，陈毓罴、刘世德、邓绍基《红楼梦论丛》、蒋和森《红楼梦论稿》等。这些著作，或开辟了某些研究领域，或创立了某种研究方法，或集前人之大成，或立后世之楷模。可以这样说，新时期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每一点进展，都凝聚着这一代学人的心血。
二、学术水准的提高
经过四代学者的努力，新时期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不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有了新的拓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传统的研究课题，随着新材料的发现，或新的研究方法的运用，出现了某种复兴的态势。这在传统的“文选学”研究上表现较为明显。这是富有戏剧性的研究领域。唐代即有所谓的“文选学”，宋代甚至流传“《文选》烂，秀才半”的说法。但是到“五四”时却成了“妖孽”而被打翻在地，几十年未能翻身。从1949年到1978年，近30年间，“文选学”方面的研究论文不足十篇，它在祖国大陆的境遇可想而知。1988年在长春召开了首届《昭明文选》国际学术研讨会，1992年、1995年、2000年又分别召开了第二、三、四届学术讨论会。每次参加人数都在七八十人以上。新的高水准的论著接连问世。如傅刚《昭明文选研究》、《文选版本研究》，罗国威《敦煌本文选研究》《敦煌本文选注研究》等可谓代表。“文选学”所以能够在新时期表现出复兴的可能有两个原因，其一，海内外不时发现一些新的版本资料，日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比如陈八郎本五臣注、韩国奎章阁本、敦煌吐鲁蕃写本等。其二，《文选》以及诸家旧注是研究中古文学，乃至研究唐宋文学的津梁。以《沧浪诗话》为代表的宋代诗话，凡是论及唐前文学，所列举的作品，几乎没有超出《文选》的范围。在某种程度上说，《文选》就是先唐文学的代称。近代著名学者李详在其《文选学著述五种》中对于杜甫、韩愈等唐代大诗人的作品作了详尽的考察，结论是唐代诗人几乎没有不受《文选》影响的。
唐宋文学历来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热点，已逐渐成为国际性的显学。无论是基础资料建设，还是理论探讨，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著作数量之多，涉及范围之广，令人有山阴道上行，目不暇接之感。《唐代文学研究年鉴》是唐代文学研究的窗口，而定期召开的唐代文学学会主办的各种规模的学术研讨会，则广泛地联络了海内外的研究者，颇有影响。宋词为宋代文学研究的中心，作为词学研究的重要刊物，《词学》发表了许多有分量的研究论文，已经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重视。《词学大辞典》的出版对于有关重要成果已经作了初步的清理。程千帆、吴新雷新著《宋代文学史》则从整体上对宋代文学作了综合性的研究。
第二，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比较突出的现象是作综合性的研究。首先是佛教、道教与文学的研究，尽管多数著作还停留在描述性的阶段，但是引导风气之先却是不容忽视的事实。詹石窗《道教文学史》、王晓平《佛典·志怪·物语》充分吸收了近年海内外研究成果，内容丰富，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新时期的敦煌文学研究创获较多。1982年在甘肃召开了敦煌文学研究座谈会，这是有关敦煌文学和敦煌学术的第一次研讨会。第二年，即1983年成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翌年又在杭州成立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随即展开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首先是创办了《敦煌研究》《敦煌学辑刊》等刊物，此后又出版了多种相关论文集及资料专集，与古典文学研究有关的资料及研究专著一时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如舒学《敦煌唐人诗集残卷》、柴剑虹《研究唐代文学的珍贵资料》《敦煌唐人诗文选集残卷(P.2555)补录》、张锡厚《王梵志诗校辑》《敦煌赋汇》《敦煌文学概论》、任半塘《敦煌歌辞总汇》、周绍良白化文《敦煌变文集补编》、黄徵等主编《敦煌愿文集》、颜廷亮《敦煌文学》《秦妇吟研究汇录》（与赵以武合编）、项楚《王梵志诗校注》《敦煌文学丛考》、徐俊《敦煌诗歌辑校》、蒋礼鸿先生的一代名著《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经过修订多次再版，为敦煌语言文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对北朝文学的系统研究，也是新时期古典文学研究的重要收获。其中以曹道衡先生的成就最为突出。80年代，他在《文学遗产》和其他刊物上发表了《试论北朝文学》、《十六国文学家考略》、《关于北朝乐府民歌》、《从〈切韵序〉推论隋代文人的几个问题》、《读贾岱宗〈大狗赋〉兼论伪〈古文尚书〉流行北朝的时间》等文章以及与沈玉成先生合著的《南北朝文学史》中北朝文学部分，将过去被视为“文学作品几乎绝迹”的十六国及其以后的北方文学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进行纵横比较，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启发意义的创见，厘定了北朝文学研究的基本格局。这些研究成果，多已收录在《中古文学史研究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中古文学史研究论文集续编》（台湾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和《汉魏六朝文学论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代表着近十年来中古文学研究的最高成就。
辽金文学研究历来是较薄弱的领域，张晶《辽金诗史》、顾易生等《辽金元文学批评史》等填补了这段空白。
清代文学研究也取得了重要进展。以苏州大学钱仲联先生为核心的一大批学者，首先从清理资料入手。钱先生自己除编撰了22册《清诗纪事》之外，还撰著了多部学术专著，如《梦苕庵诗话》《梦苕庵专著二种》《梦苕庵清代文学论集》《梦苕庵文学论集》等，此外朱则杰《清诗史》，严迪昌《清词史》《阳羡词派研究》也推为拓荒之作。至于清代小说戏曲研究更是异常活跃，其中以《红楼梦》研究为翘楚。吴恩裕先生的《曹雪芹佚著浅探》《曹雪芹丛考》，周汝昌先生的《论凤姐》，冯其庸先生《论庚辰本》《曹雪芹家世新考》，张毕来《漫说红楼》《红楼佛影》等被推为红学名著，影响颇为深远。
在古代史研究方面，已故胡念贻先生《〈逸周书〉中的三篇小说》（《文学遗产》1981年2期）、曹道衡先生《〈风俗通义〉与魏晋六朝小说》（《文学遗产》1988年3期）等文，不仅对于古小说作了钩沉索隐的工作，还对于两汉子部在小说研究方面的价值作了充分的论证。《金瓶梅》研究一时成为显学，有关作者、语言、结构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等问题都曾展开过深入持久的讨论。对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的研究已经不仅仅限于古典文学研究界，而是成为了广大读者的阅读热点。刘世德、石昌渝、陈庆浩先生主编《古本小说丛刊》出版了200册，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第三，利用出土文献资料研究《楚辞》，取得重要的进展。汤炳正先生学术专著《屈赋新探》《楚辞类稿》特别注意吸收新近发掘的出土文献，因而他的楚辞学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品位。他近期的论文《从包山楚简看〈离骚〉的艺术构思与意象表现》（《文学遗产》1994年2期）根据1987年出土的大量楚简对于楚国每事必卜的风尚以及卜筮的程序、用具及方法作了详尽的考察，不仅订正了历代《楚辞》研究在卜筮方面存在的问题，还以严密的论证，对于学术界有人断言屈原为“巫官”的说法作了辨驳，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充分体现了老一代学者严谨求实的学风。此外，刘信芳《包山楚简神名与〈九歌〉神祗》（《文学遗产》1993年5期）也在利用出土文献方面对《楚辞》研究作了较为成功的尝试。阅读这些文章，耳边总是响起60多年前陈寅恪先生说过的话：“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乃是古史研究的重要途径。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史专业分得越来越细，将活生生的历史强制性地划分成条条块块。条块分割的结果，隔行如隔山。文学研究界对于考古学界的成果，相对来讲，就显得比较隔膜，人为地限制了自己的学术视野。新时期以来，随着综合研究日益得到重视，这种状况开始得到初步的改变。
三、多元格局的形成
首先是研究方法的多元化。80年代初期，古代文学研究刚刚摆脱机械论、教条化的束缚，但是如何发展还一时处在探索之中。记得那时有位海外华裔学者到中国大陆讲学，细腻的艺术分析和借鉴国外的文艺理论分析中国古典文学，犹如一股清泉注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从而轻易地征服了正在探索出路的广大青年学子。但是这种状况并没有持续多久，我们的学术界就大踏步地前进了。比如，傅璇琮先生的《唐代诗人丛考》的出版，使许多青年人为之震撼，由此看到真正学问的魅力所在。如前所述，到了80年代中后期，宏观文学史的讨论方兴未艾；90年代的学者又各自走上专题研究或者跨学科研究之路。学术界的迅速进步，有两个重要因素，其一是文学观念的变化，学术界已经抛弃了机械僵化的庸俗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不断的探索和吸收新的思想。其二，基础资料工作有了长足的发展。以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为龙头，大型的文学总集、工具书及资料汇编得到系统整理出版。譬如《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唐诗》、《全唐文》、《全宋诗》、《全宋文》、《全唐五代词》、《全宋词》、《全金元词》、《全清词》、《全元散曲》、《全明诗》、《全明散曲》及《文选》、《文苑英华》、《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英藏敦煌文献》等大型研究资料汇集已经出版或正在陆续出版，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全面的资料，极大地推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在此基础上，系统地整理古代文学典籍，业已成为新时期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譬如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中国佛教典籍选刊”、“道教典籍选刊”、“古小说丛刊”、“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十三经清人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宋蜀刻本唐人集丛刊”、“山川风物丛书”、“四库类书丛刊”、“四库文学总集选刊”、“四库笔记小说丛书”、“四库别集选刊”、“清人别集丛刊”、“中国古典文学丛书”。浙江古籍出版社“两浙作家文丛”。中州古籍出版社“中州名家集”等，有些虽然不能说全是文学古籍，但是与中国古典文学密切相关。与此同时，工具书的编撰工作也得到了广大古典文学研究者的重视。中华书局“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已经出版了近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楚辞书目五种》、《楚辞书目五种续编》受到学者的欢迎。其实有些工具书是非常有价值的研究专著，比如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宋代志怪传奇叙录》、万曼《唐集叙录》、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清人笔记条辨》、袁行云《清代诗集叙录》等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这已为学术界所公认。这些著作的出版，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水准提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上面极为简略的介绍中不难看出，近20年的古典文学研究正从单一的社会学研究走向多元化。近10年来，在弘扬传统优秀文化的主旋律中，学术著作在逐步升温。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资助的“中国传统文化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学术丛书”，远东出版社“学术集林丛书”，江苏古籍出版社“中国古文献研究丛书”等偏重于传统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而“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文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博士文库”，“北京大学青年学者文库”，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当代中国学者文库”，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思想家评传”“当代国学丛刊”，三联书店“三联－哈佛学术丛书”，东方出版社“中华文库”“东方学术丛书”，江西人民出版社“东方文化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文化史丛书”，吉林教育出版社“中国诗歌史论丛书”，台湾文津出版社“大陆地区博士论文丛刊”百种则是兼收并蓄。从事理论研究的和从事具体材料考证的，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从过去相互不理解逐步变成并行不悖，甚至相互取长补短，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变化！这标志着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正逐步走上成熟。
学术界在关注古典文学研究整体提高的同时，也没有忘记自己肩负的普及的任务。新时期古典文学的普及也是空前的繁荣。最主要的表现是：第一，对于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鉴赏一度成为读书界的热点。继上海辞书出版社《唐诗鉴赏辞典》《唐宋词鉴赏辞典》之后，各家出版社竞相效仿，鉴赏书籍铺天盖地而来。有的还形成了系列的丛书，如巴蜀书社的“中国古典文学赏析丛书”就已经出版了近二十种。尽管这些赏析之作是良莠不一，不时受到学术界的严厉批评，但是不可否认，它们在客观上促进了古典文学的普及，确是一个基本事实。第二，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白话翻译，最初由高校古委会与巴蜀书社合作译注五十种，由此而掀起高潮。吉林文史出版社“中国古代名著今译丛书”，贵州人民出版社“中国历代名著全译”是其中较为影响的代表作。第三，普及读物仍然具有市场。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数十种，巴蜀书社“中华文化要籍导读丛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整理注释这些古典文学典籍工作中，广大的古典文学工作者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他们的工作理应得到全社会的尊敬。
新时期古典文学研究在注重普及提高的同时，还把视野投向海外，时刻注意介绍海外研究信息及有关资料。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比较文学研究室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对海外汉学的研究上，出版了数种研究论著，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这方面《文学遗产》也作了较多的工作。《自成一片风华景象》（1992年2期）实事求是地评介了台湾三部汉赋研究著作，而《台湾近四十年〈诗经〉研究概况》（1994年4期）一文对于海峡彼岸的《诗经》研究情况介绍得尤为详尽，读后使人深深地领略到了同族同根的亲切感。此外，《〈世说新语〉在日本的流传与研究》（1994年4期）、《钟嵘〈诗品〉在域外的影响及研究》（1993年4期）、《韩国研究六朝文论的历史与现状》（1993年4期）、《别求新声于异邦——介绍近年永明声病理论研究的重要进展》（《文学遗产》1999年4期）等文都为学术界提供了较为丰富的资料线索。在此基础上，有意识地组织一批海外学者的论文，譬如清水凯夫先生《〈诗品〉是以滋味说为中心吗？》（1993年4期）、竹田晃先生《以中国小说史的眼光读汉赋》（1995年4期）等，前者对中国大陆学术界普遍存在的问题提出尖锐的批评；后者变换研究视角，从虚构文学的角度评价汉赋的历史作用。与此同时，该刊还发表了一些搜集利用海外各种文献资料而撰写的论文，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归去来兮词〉与〈归去来〉佛曲》（1993年5期）根据日本八世纪文献《圣武天皇宸翰杂集》所收中国刘宋释僧亮的佛曲《归去来》，推断这篇佛曲与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有相通之处，对于陶渊明创作所体现的“玄佛合流”时代精神作了具体而细微的论证。近年该刊又开辟“海外学者访谈”专栏，对术有专攻的海外学者进行专访，主要目的还不仅仅是为了介绍某一学者的成就，更重要的是通过专访，介绍海外最新的研究信息及趋势。而在出版界，以上海古籍出版社为代表，出版了“海外汉学丛书”，倪豪士编《美国学者论唐代文学》，小尾郊一《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自然与自然观》，高友工、梅祖麟《唐诗的魅力》、斯蒂芬·欧文《追忆》、田仲一成《中国宗教与戏剧》、李福清《中国历史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关系》等，都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四、不容忽视的问题
中国古典文学有着悠久而又辉煌的历史，历代的研究者为此也倾注了无数的心血。纵观中国学术发展史，凡是作出重要成就的学者，无不具有一种通识，一种深厚的学养。他们既不拘泥成说，固步自封，又不孤立地偏信某些材料而漠视对文学史实的全面考察；既不忽略对具体作品的细致辨析，又不脱离对某一时期文化背景的深刻认识。应当承认，他们所走过的学术道路，至今仍然有着不可或替的启迪意义。归结到一点，就是如何继承前人的优秀成果，而又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给予不断的发展和创新。
在这些问题上，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界往往容易出现偏差。
问题比较集中地表现在两个极端的倾向上：一是忽视学术积累的意义，凭空高论，在膨胀的架构下，空空如也。在方法论盛行的80年代，这类文章充斥于我们的大大小小的刊物。当时有许多文章，懂行的不看，不懂行的看不懂。时过境迁，几乎没有留下多少有价值的论著。现在，时髦的话题是儒、释、道与中国传统文化。或通论儒家的文学思想，或纵论道家美学思想与中国文化，论题如此之大，篇幅又如此之小，解决这个矛盾的唯一办法，就是天马行空，俯瞰寰宇。这样，所得结论往往适用于任何一代的文学现象，究其实际，又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另一个极端倾向是钻牛角尖，得出的结论往往偏颇。有很多文章，纠缠于一些很难说得清的问题，争来论去，就象从圆心射向两个不同方向的直线，分歧只能越来越大。仅就某一点而言，似乎有一得之见，但是，倘若通盘考察，就满不是那么回事了。仅仅根据一二条孤证来推论字义，这在训诂学上叫望文生义，不足信据。同样，在文学史研究上，这种望文生义的现象还比较严重。这些问题，反映了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界依然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浮躁情绪。急功近利，不利于古典文学研究的健康发展。
新时期古典文学研究已经走过了20年艰辛而辉煌的历程，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站在世纪之交的关口，展望未来，我们应当有理由充满信心。学术的繁荣与发展，需要大家共同努力。70多年前，王国维曾说：“大抵学问常不悬目的，而自生目的。有大志者，未必成功；而慢慢努力者，反有意外之创获”。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是一个相对寂寞的领域，没有别的捷径可走，只有慢慢努力，不尚空谈，也许才是唯一的出路。经过近20年辛勤的耕耘，我们的学术界已经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培养了一代代新人。尽管现在还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困难，但是对于未来，我们应当抱有乐观的态度，毕竟，前程还是美好的。
[收稿日期]2000-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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