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论讲疏的现代奠基之作——姚永朴的《国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国文论文,之作论文,姚永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06）06—0725—05
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转型问题已经探讨了多年，其中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是古代文论研究在现代大学背景中如何变化发展，形成如今的样态。对这个问题，除了可以在学理上进行探讨外，通过对一些具体例证的细致研究，也可以作出相应的解答。姚永朴和他的《国文学》就是很好的例证之一。
姚永朴（1861—1939），安徽桐城人，字仲实，晚号蜕私老人，他是姚鼐伯父姚范的五世孙，光绪甲午科举人，其学宗方姚，与弟姚永概同为桐城派末期主要作家。姚永朴少年与其弟姚永概同在挂车山中学习古诗、古文辞，又从学于桐城派名家方存之、吴汝纶；后于上海见萧敬孚，劝其用力于经史。受其教诲，姚永朴开始致力于“朴学”；其后又结交郑东甫等，多有裨益，其学始成一家之言，于国学可谓通透。从清末开始，姚永朴先后在广东起凤书院、山东大学、安徽高等学堂、京师法政学堂、北京大学、正志中学、江苏东南大学、秋浦周氏宏毅学舍、安徽大学从事教学活动，其中除短期为“学部咨议”外，一生都在学校中致力于经史教学和研究。其成长环境是古代学术研究的氛围，而其教学生涯却是在现代教育体制中进行，因而，他的发展变化可以说是研究古代文论现代转型的最佳范例。
在姚永朴的一生中，对我们今天古文论研究很有意义的是他在北京教学生活留下的一些著作。宣统元年（1909），清学部大臣奏荐姚永朴为学部咨议官，因为长子焕自日本留学归就京职，姚永朴举家入京赴任，并接受京师法政学堂监督乔树枬的聘请，担任国文教习，授古文法。他于是本着薛福成《论文集要》的宗旨，选取了古代名家论文之作20篇，各为评语，成《国文学》4卷，这可以说是古文论讲疏的现代奠基之作。其后，他又于北京大学讲授“文学研究法”，其后出版《文学研究法》一书，成为中国“文艺学”学科最早的著作代表。两书相得益彰，共同展示了古代文论的现代研究转型轨迹，尤以《国文学》一书，可谓是古文论讲疏的杰作。
一、古文论与现代教育机制
现代大学的出现，改变了传统学术的研究样态。古文论从此进入现代教育体制，形成了自己独立的科学研究样态。传统研究的个人化特征，逐渐被现代教育体制的制度化生产特征代替。其中最具特色的就是大学课程的设置和讲义的编写，在这种背景中，讲授方式、传授对象、教学体制和以往比较都发生着重大的变化，这些都改变了旧有的文学理论知识形态的传播方式。像民初的一些重要著述《春觉斋论文》《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文心雕龙札记》等等就是起自于大学的讲义，制度形成著述，著述继续影响着研究，古代文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一步步完成转型的。
1902年，清王朝颁布了由张百熙负责制定的《钦定学堂章程》，将大学分为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业、商务、医术等七大学科，文学有了独立的学科视野。1903年，清政府命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共同修订学堂章程，制定出《奏定学堂章程》。在这一章程中，文学科被分为九门，其中“中国文学门”包括了“文学研究法”“历代文章流别”“古人论文要言”“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四库集部提要”“西国文学史”等16个科目。“古人论文要言”就是我们今天的古代文论选读课的前身。在《奏定学堂章程》中谈到“历代名家论文要言，如（文心雕龙）之类，凡散见子史集部者，由教员收集编为讲义”[1]。这可以说是现代教育机制中最早对古文论研究做出的规定。
资料的收集整理，是现代学科赖以发展的基础。现代形态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首先要面对的是如何从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中整理出较为明确的发展轨迹。所以，对前人言论的整理选择和讲解成了古文论迈向现代形态研究的第一步，姚永朴的《国文学》就在这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1909年，姚永朴入京于京师法政学堂任国文教习，授古文法。此前他已经历了从传统书院教育体制（广东起凤书院）向现代大学教育体制（山东大学、安徽高等学堂）的转变，如今所任教的京师法政学堂亦与现代教育体制的发端京师大学堂有着密切的关系。1902年恢复的京师大学堂设有速成科仕学馆和预备科政科，1903年这两个部门分别改为法律馆和进士馆，1906年又分别改为京师法律学堂和法政学堂。姚永朴就是在这个背景中，把古文论的讲授带入现代教育体制的。
因为是桐城派的后人，而桐城文名在当时依旧享誉天下，所以常被学生询问做古文的方法。为了教学的方便，姚永朴择取了古代论文之作20篇，并且作了详细的评语，最后形成了《国文学》这一著作。1910年，此书由京师法政学堂印行出版，1912年，又由京务印书局出版。这部在现代课堂诞生，由现代的发行媒介推广的书籍，成为古文论研究的在现代教育体制内最早的成果代表。
二、“国文学”的桐城家法
面对西学大潮的涌动，中国传统学术无不反省自身的发展以应对。西学有自己的逻辑和线索，中国传统学术要作出应对，首先也要梳理出自己的脉络。姚永朴的“国文学”探本究源，进行了深入的整理研究。由于具有鲜明的学术背景和个性，他也对古文论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判断。
姚永朴梳理传统的视野是非常广阔的，他择取的20篇著作从先秦一直延续到他所生活的时代，细观其中理路，可以说构成了一部简明的文论发展史。作者把文论大体分为三个时代。作者“粤稽经传所载”，认为周公、孔子、孟子、庄子、荀子、太史公、杨子等人的论文之语，虽然简约，但是已经确立了中国文论的主要精神要旨，是中国文论的第一个时代；从东汉以降，直到齐梁时代的文论，是作者认为的第二个时代，这一时代作者认可的代表是班孟坚、曹子建、左太冲、陆士衡、沈休文、刘彦和等人，认为他们的文论是对前代简约文论的丰富阐发。这两个时代的判断相对比较简略，与第三个时代的丰富论断对比非常明显，这种对比引出了作者的学理背景和主张，使这部著作成为具有鲜明特色的理论著作。文中认定的第三个时代是自唐以降，作者择取了韩退之、李习之、皇甫持正、孙可之、欧阳永叔、曾子固、王杰甫、眉山三苏氏、朱子、归熙甫、方灵皋、姚姬传、恽子居、张皋闻、梅伯言、曾文正作为代表，认为“此数十子者，大抵以明达之材，而为困勉之学”[2]。给予这些人相当高的评价，从这些人物的择取，可以看出姚永朴的桐城家法。
桐城派兴起于清初，衰亡于清末民初，历时200余年，几乎与清王朝的兴亡相始终。其兴衰的历程，完整地体现了传统学术理念在传统社会最后阶段的发展历程。在姚永朴教学的这一时期，桐城派人才依然众多，如严复、林纾、马其昶、姚永概等，而且把持着当时的教学阵地。面对西学的冲击，桐城派作为一个传统学术的重要集团代表，需要做出认真有效的回应。姚永朴的“国文学”就是这样一个成果，它可以说是整理了桐城派理论的方方面面。桐城派是在戴名世、方苞等人顺应清初的形势，学继程朱，文承韩柳，宣称直接继承归有光的文论主张，提倡“清真雅正”的古文规范，力图纠正时文的弊端的形势下产生的。所以唐宋文论名家的代表作就成了作者研读的一个重点。全书共选了21篇文论，分为4卷。其中卷一为唐以前文论，到卷二就进入了唐代文论，选韩退之文论3篇，柳子厚、李习之文论各1篇；卷三为宋代文论，选了欧阳永叔文论2篇，苏明允、苏子瞻文论各1篇。这些选择显示了作者明显的倾向性。
更代表其观点倾向的是第四卷的择取，这一卷完全是桐城派文论的宣讲。此卷选文的第一篇是“方灵皋书归震川文集后”。其评语首先通过方苞的介绍叙述了桐城派的精神源泉归有光，对其推崇备至，认为他是有明一代惟一能继承韩欧血脉的人，虽然才思不高，但仍可称得上一代正宗，他的名篇佳作则是后代学人应放在枕中的秘宝。在此之后，则论述了桐城始祖方苞的论文要旨“义法”，不仅详论了方苞本人的论断，还加入了许多自己的理解和认知。这一篇的评语可以说是这一卷的指导思想，由此开始，作者展开了对桐城文论的种种评价。此卷的第二篇“姚姬传答鲁絜非书”。介绍了桐城派另一名家姚鼐的重要思想“阴阳之说”，试着探究了这一思想与传统学术的渊源，然后论述了曾国藩等人对这一思想的发展。这一篇与前一篇的评语构成了对桐城文派观点的完整概括。选文的第四篇是“曾涤生复陈右铭太守书”，其评语是对曾国藩这一向来被视为“桐城中兴”人物观点的评价，这篇评语丰富了我们对桐城派的认知。选文的第三篇“姚姬传古文辞类纂序”与第五篇“曾涤生经史百家杂抄序”既体现了姚曾二人的理论思想，也把桐城派最重要的两部作品介绍了出来，通过对这两本文学选集择取标准的分析，作者论述出了在桐城派眼光中的文学世界。
整部选集无一处不体现了姚永朴的桐城背景，这当然难免会遗漏一些重要的论文，使得整部著作不够全面，但也由于视点的专一，使得这一著作能在某些问题上讨论得相当深入，显得个性鲜明。
三、“国文学”的学理特点
除了较为明显的桐城背景外，“国文学”这部著作也有着其他十分显著的学理特点，这些特点构成了它独特的样貌。
首先是经世致用思想的贯穿。鸦片战争以后，汉学在社会危机前一筹莫展，理学重新走向复兴，作为理学追随者的桐城派也随之重现光辉。他们同汉学家公开论争，倡导学术兼容，试图从道德重建、经世致用两个方面将理学与时代需求结合起来，从而扩大了桐城派的影响。宋儒本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至此，被姚门弟子结合在自己的文论中阐发开来，因之时代的要求，他们更多地强调作品要有用于世。这一思想的影响在姚的论语中也多可发现。此书序言中说道：“夫国御外侮，在奋武术，而内合内群，则在揆文教。文也者一其化，同其俗，以导国人使之有国者也，其道不綦重欤？”可以看出姚永朴对文章经世的作用十分重视，而认为要使文章的作用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必须要有作文法术的讲授。而在“韩退之答尉迟生书”的评语中，则详细论述了文以行为本的观念。作者以曾国藩的文论作为结束，也大有深意，曾国藩对经世致用思想的身体力行正是作者所赞赏的为文之路。
其次是对小学的重视。在卷一的选择篇目中，“许叔重说文解字序”是相当醒目的一篇，作者在评语中说“但考古今文家未有不识字者，然则作文者于小学不可不究心”。此文不仅注释详尽，而且评语十分丰富。这是桐城派义理、考据、辞章三位一体观点的一个展示，而特别强调出对小学的重视，也是针对当时其他传统学术流派就这一点向桐城派发出攻击的行为作出反驳。在乾隆年间，从“四库全书”的编撰开始，桐城派大家姚鼐被荐入馆任纂修，在这个汉学大本营里，姚鼐的处境是这样的，“纂修者竞尚新奇，厌薄宋元以来儒者以为空疏，拮击汕笑之不遗余力；先生往复辩难，诸公虽无以难，而莫能助也。”[3] 这一情形直到作者生活的年代仍有大量残余，作者对这一情形很不满意。其实在作者看来，汉宋之争实在无此必要，两者并不是水火不容，“汉儒何尝专主于解字，宋儒亦何尝专主于修身”。特别提出对小学的重视，正是为了调和汉宋。
最后一点就是对作文之法的重视。“国文学”一书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教授学生作文之法。作者对法度非常重视，在序言中就有“然非有师则无法，无法则趣不昭，趣不昭则运不神”的言辞。论文评语中亦常常要点出作文的要旨，如对“曾涤生复陈右铭太守书”一文的评论，就点出了写作需注意的几个方面，如不可剽窃模拟，不可褒贬泛量，不可端绪太多，不可但以僻字涩句为能；而在“方灵皋书归震川文集后”的评语中，则点出方望溪当年告诫门人不可入古文的言语，在其后又加上了自己的理解，如汉学家、佛学家、小说家、举业家、游学家言语等等有妨于文体的方面。
经世致用的思想、对小学的重视、对作文之法的重视，以及上面谈到的桐城家法的脉络，这些贯穿在整部著作中的思想，使得这部看起来不过是零乱评点前人言论的著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样貌，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文论最后的理论总结，而这种总结由于时代的影响也显出了向现代转型的一些苗头。
四、“国文学”的编撰特点
“国文学”本意是在讲古文做法，相应的在它自身的写作上也有着鲜明的特点。首先就是选文的精当与注释的详尽。“国文学”选择文论的数量不多，作者在背景上也有桐城派的束缚，但它仍在最大限度内展开了视野。以第一卷为例，“毛诗关雎序”和“班孟坚汉书艺文志诗赋论”论述了古代最重要的两种文体“诗”与“赋”；“魏文帝典论论文”和“陆士衡文赋”这样公认的经典也列在其中；“许叔重说文解字序”与“沈休文宋书谢灵运转”则从训诂、音韵两个方面完善了古代文论的认知方式。仅用一卷的内容就包容了唐以前各种文论的精华，可谓取舍得当。《文心雕龙》这样的大著虽然没有选入，但在注释与评语中也多次体现了它的重要思想。在选文精当基础上，此书非常注重注释的力量，作者在注释方面十分勤力，以“毛诗关雎序”为例，举凡疏、释文、笺无不备至，而且时有案语贯通全文；而“说文解字序”的注释则更为丰富，甚至和正文内容持平。这些不仅体现了作者治学的谨严态度，也体现了作者在小学上的功力十分深厚。
作者还十分注重历代文论的相互关联和影响。仍以所选第一篇“毛诗关雎序”为例，作者称“千古论文要语均发源于此篇”，这来自于一系列的推断，在文后评论中作者说到“其曰情动于中而行于言，此刘彦和诗人为情造文诸子为文造情之说所从出也”，“其曰情发于声声成为谓之音，此吾家惜抱先生作文须从声音证入，曾涤生文以引声声亦引文诸说所从出也”，其后又论证此文与朱子、顾亭林、韩退之、欧阳修、周子文、方望溪等人文论之间的联系。著作中，几乎每一篇的评语都有这样的话语出现，这使得整部著作形成一个极完整的逻辑发展体，以论语间的相互联系突破了形式上的分散。
在对论文评语的观点处理上，作者也有许多值得注意的方面。一方面作者并不限于前人观点，即使是本家论点也多有驳斥，如在“韩退之答李翊书”一文评语中，先说“吾家惜抱先生评此篇云似庄子”，然后又说“然其义理则全取于孟子”；在“方灵皋书归震川文集后”评语中，认为“望溪必因是排孟坚于古作者之外，所见得无稍偏乎”，这些都显示出作者并不是仅仅局限于桐城家法，而是以观点的逻辑推断为唯一准则的求学路数；另一方面，作者在论述前人观点的时候，常爱引用当代人之思想，文中常常会出现如张廉卿、郑东甫、范肯堂等人的言论，而其引用言语也不避讳亲人，他的弟弟姚永概，妹夫马其昶等人的言论也时有出现，这些活生生的当代话语使得他的论证十分的具有时代特点；再有，就是在对待各种观点的态度上，正如作者对待汉宋之争的态度一样，他始终认为并不应固守某一观点，如在“曾涤生经史百家杂钞序”一文评语中，他就认为虽然曾国藩的编选方式与姚鼐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夫文正因流溯源，所见稍殊，于文章宗旨，要无大出，学者合观之可矣，必因之聚讼，乌识前贤启迪后学之深心哉”。
“国文学”的编撰特点显示出了作者对这部作品的用心，正是因为这份用心，作者自己是十分看重这部作品的，在后来他的自选集《素园丛稿》也将此作收入。
五、《国文学》的影响
作者在法政学堂教授完“国文学”之后，去往北京大学教授“文学研究法”一课，并将讲稿刊行出版。从内容上来看，可以说，“文学研究法”是在“国文学”的基础上成型的。但《国文学》是在《文学研究法》之前出版的，可以说，正是以这本书的思路为基础，姚永朴才能写出日后的《文学研究法》。这本书作为一本文论选集，也可以说是《文学研究法》的配套教材。
《文学研究法》分4卷，25篇，包括1篇结论。其目录为：卷一：起原、根本、范围、纲领、门类、功效；卷二：运会、派别、著述、告语、记载、诗歌；卷三：性情、状态、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卷四：刚柔、奇正、雅俗、繁简、疵瑕、工夫[4]。这些条目中的论述内容和《国文学》中的各种评语多有相似之处。比如“起原”首先讨论的是文学的发生，认为文学来源于文字，所以“欲文章之工，未有可不用力于小学者”，这正是“许叔重说文解字序”评语中的精华所在；“派别”中论述了有韵之文与无韵之文的发生，用奇之文与用偶之文的发生，认为有韵、用奇之文在先，认为有韵、无韵，皆应顺其自然，不必强分“诗”“文”，而用奇、用偶流异而源同，也不必彼此攻击，这些与“班孟坚汉书艺文志诗赋论”的论语也几乎相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文学研究法》与《国文学》最大的不同，是它已经具备了后世“文学概论”、“文学原理”课程的一些特点，讲究体系和整体的逻辑，但它的基础在《国文学》，正是《国文学》启动了它的诞生。
《国文学》这一书，除了对作者自身理路的发展的推动外，还是后来同样类型书籍的先声。1937年，中正书局出版了许文雨的《文论讲疏》一书，这是他在北京大学教学生涯的讲稿。此书共选古代文论著作14篇，对每一篇都有详细的注释和解读。其所选篇目跃出了《国文学》以一派观点为中心的方式，在注释上狠下工夫，而在此之外，又力图贯通文词，凸现文论中的大旨要义，其中对《诗品》《人间词话》的讲疏，颇为后人推崇。[5] 另一本书则是程千帆先生的《文论要诠》，选取了10篇文论构建自己的理论框架。与姚永朴、许文雨选本的纯文学化倾向不同，作者的学术意识十分强烈，极重中国的学术传统，所以传统学者的文章成为首选对象，章学诚文章竟然就选了4篇，而刘师培、章太炎的入选也是同样的原因。[6] 在姚永朴之后，许文雨、程千帆二人的著作把以文论选读为方式进行文学理论建设的方式进一步发扬光大，这些对今天我们如何重构中国文学理论，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国文学》一书，今日读来，仍是意趣横生，令人回味无穷。姚永朴在书中引用陶渊明的话说“今我不述，后生何闻”，虽然其后多有谦语，但此语正是这部书最好的评价。文学研究的发展并不能如同自然科学的发展一般，永远地以新换旧，其中有很多的东西需要从头品味研读，每一时代都会产生不同的理解。作为现代教育机制中最早出现的古文论研究成果，《国文学》一书实在值得今天的文学理论研究者的密切关注。
收稿日期：2006—1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