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年代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10年代在20世纪的中国占据着重要地位。由辛亥革命创立共和民国，到五四运动高扬爱国民主，现代产业经济的较快发展，新文化运动的狂飙突进，在在为中国历史打下了深刻的烙印，留下之遗产至今仍可圈可点。为了进一步推动对1910年代中国历史的深入研究，2006年8月25—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北京联合主办了“1910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民国史研究室规划以民国时期的“年代”为主题和论域召开的系列学术研讨会之一①，来自海内外的6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围绕1910年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外交、社会、边疆、民族、宗教等方面的问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展现了1910年代中国历史丰富多彩的各个侧面。研讨会期间，与会学者还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式问题及其他”为主题，举行了圆桌会议，就相关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自由讨论。
提交此次研讨会的学术论文，涵盖了1910年代中国历史的诸多研究领域。现就主要学术观点综述如下。
一
长期以来，政治史一向为研究者的研究重心所在。作为20世纪初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时期，1910年代的中国政治受到与会专家学者的较多关注，而焦点主要集中在对民初民主共和制度利弊得失的讨论，有多篇论文涉及相关问题，从而深化了对民初政治的研究。
台北大学李朝津的《民初有关共和制度的争论——省思中国初次民主实验》，以民初有关共和民主政制的论争为例，剖析了民初的民主政治。该文以章士钊和戴季陶的言论为讨论对象，以戴季陶的激进立场与章士钊的调和立场的不同趋向来反映革命时期左右两派的不同路线。该文指出，首先，双方论争的特征集中在政治结构上，即国会、内阁以至总统的功能与角色，但无论章士钊或戴季陶，均视政治与社会为独立互不干涉的范畴，均认为只要政治上达成改革目标，其他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其次，法律观点在两人的政治方案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争议几乎都可以追源到他们法学观点的不同，章士钊强调法律是妥协及调和的结果，而戴季陶则支持刚性的法制，认为法律是国家精神的表现，不容妥协，尽管有如此区别，但两人均以法律为解决政治纠纷的不二法门；再次，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两人均不否认地方相对自主的权力，但戴氏从形势角度出发，认为以中国地方之大、民主潮流之需要，联邦制度是必然的解决方案，而章氏则从富强角度出发，坚持政治上整合的必要性。两人的论争虽没有结果，但所涉及的各种问题其后仍引起无数纠纷，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川大学杨天宏的《政党建置与民初政制走向——从“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口号的提出论起》，则以辛亥年间颇受争议的政治口号“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为出发点，对民初政党及民主宪政的历史命运作了进一步考察（杨文见本期《近代史研究》，此处不赘述）。
民初民主政治的困境，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朱宗震的《民国初年革命党人的教条主义思维模式》，系统考察了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士钊等人政治思想与实践上的教条主义思维模式，从新的视角解析民初民主政治的危机。该文指出，民国成立后，中国采用了议会民主制度，但事实上，中国政治生活中还没有出现能够确保民主的力量，然而制度的文本和机构又确实存在。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政治上年轻幼稚的革命党人，不同程度上表现出教条主义的思维模式，他们不是根据客观形势和政治力量对比，去认识形势，制订策略，而是按照议会民主制度的规则和原理，主观地判断形势，制订了错误的政策，最后导致自己的惨重失败。该文还进一步指出，民主政治并不能脱离经济生活而独立存在，从士大夫转化而来的革命者，其实并没有真正理解共和的真谛，而当时的中国社会，也还没有提供必要的前提条件。因此，少数人教条地引进西方理论，并不能解决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这样，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就出现了打破旧教条又重建新教条的现象，建设现代国家的努力也就难以落实。由此，该文认为不仅需要提出理论方向和目标，关键在于从实际行动上解决中国社会前进中的文化和体制性障碍。
孙中山与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的关系也引起与会学者的注意。东华大学廖大伟的《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国民主政治的创试：以孙中山与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的关系为线索》，通过全面分析相关材料，从日程安排、具体形式、文本建设等方面对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和孙中山的关系及民主政治创试的过程进行论述，认为孙中山与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彼此无论作为革命党领袖与临时国会的关系，抑或作为临时大总统与临时国会的关系，事实上都可以反映时代的政治氛围和民主意识，可以呈现分权制衡的文本设定与具体行事。进一步而言，如此关系的存在，不仅构成了民主政体的组织形式，而且奠定了民主政体的基本性质和具体内容，由此可以认定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国民主政治创试这一事实的存在。该文认为，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立法权的行使和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行政权的运行，实现了现代政治民主分权和制衡这两大原则，可以说，当时的政治氛围、社会心理以及力量条件，为创制政治民主奠定了基础；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民意、具有临时议会性质的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应运而生，并且迅速、规范、有效地行使立法职能，也获得各政治势力的实际尊重和普遍认可；此外，法律文件的制订、议决，也使新政权的创建程序、政府模式、人选产生、权力结构和国家性质等体现了民主政治的创试。由此，该文认为，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国民主政治的取向和实践，是来自社会的公共需求，来自民众的内心动力，尽管当时民主政治的创试还不完备，仅是昙花一现，但这一事实的存在还是给后世留下了难得的范例。
此外，北京大学臧运祜的《辛亥独立各省军政府的约法之研析》认为，这些约法是民国初年的地方自治与省宪思潮的滥觞，共同记录与反映了中国革命党人对于“中华民国”的最初的政治追求。中国人民大学王续添的《地方主义、联邦主义与新国家建构中的制度选择》，则指出清末以来国际和国内政治生态及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化，尤其是地方性力量的成长和壮大，使新国家构建中的制度选择更加复杂多变。
对于袁世凯当政时期的北京政府，人们关注的重心多在袁世凯的专制集权、走向帝制及其失败的过程。陕西师范大学张华腾的《多角视野下的北京政府：1912—1915年北京政府述评》，提出应扩大视野，多角度、多层面地认识袁世凯当政时期北京政府的地位和性质。该文在分析相关材料的基础上，指出，《临时约法》时期的北京政府，实际上是从内阁制向总统独裁的过渡时期；袁世凯时期的新约法，除了将内阁制改为总统制外，还将立法完全降为行政的附庸，从中国民主进程来说，是大的倒退，但因《临时约法》规定的立法权过大，对政府行使职权有过多的制约，不利于对国家的治理，新约法对其进行一定程度的纠正，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从新约法运行的实际效果看，北京政府对各方面的治理也有一定的实效；实际上，新约法规定的政治体制，仍然在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之内，只不过更加保守而已。再者，从北京政府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法规看，对维护国家统一，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该文还认为，北洋集团与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同时在清末崛起于中国政治舞台，代表着向资产阶级转化的中小官僚、地主阶级中的改革派，他们对腐朽落后的封建制度不满，主张改革，向往资本主义，应该说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不过，北洋集团的大部分成员来源于官僚地主阶层，其封建性保留得更多。因此，1912—1915年的北京政府，性质上是资产阶级政府，由于处在民初中国社会发展的转型期，它既有封建的或者说传统的痕迹，又体现了一定的现代特点，不中不西，亦中亦西。该文提出了一些需要进一步商榷的问题，也引起与会学者的多方探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汪朝光的《北京政治的常态和异态：关于黎元洪与段祺瑞府院之争的研究》，则讨论了袁世凯之后北洋政府的政治局面。作者认为，民国成立后，北京政治基本上是行政主导，在大多数情况下，国会不过是当政者寻求统治合法性与正当性的工具而已。因此，在北京政治格局中，虽然总统府与国务院之间不时也有矛盾，但总体而言，其常态是大总统和国务总理各有分际，多数情况下两者之间的矛盾并不十分凸显，大体可以相安无事。惟独黎元洪与段祺瑞的府院之争是个例外。本非北洋军系出身、也无有力政治力量依托的黎元洪，在出任大总统后，却与北洋军系首领之一、北京政府时期最为强势的国务总理段祺瑞发生了激烈冲突，形成以黎元洪为代表的总统府和以段祺瑞为代表的国务院互为对立面的府院之争，并一度成为北京政治的主要矛盾关系，实可谓北京政治的异态。之所以如此，作者认为有多方面因素的作用：府院之争本因黎、段的政治派系、个人利益等因素而不断发展积累，其后又因中国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纠葛而引入美、日矛盾的国际因素，致使双方矛盾关系更形复杂多变，进而导致北京政局的极度动荡；但凡此种种表面文章而外，民国政治的实力原则仍然起着关键作用。经过此番府院之争的波折，北京政治由府院相争的异态复归为内阁主导的常态，但武力支配政治的原则更不可动摇。因此，段祺瑞复出之后的北京政治常态实际与过往有了内在的差别，内阁主导逐渐向武人主导发展，并随着北洋军系的分化和武人干政的发展而得以在其后有更多的表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孙彩霞的《护法军政府改组的几个问题》，在考察相关史实的基础上，指出，护法军政府成立伊始，在政权的组织、领导等问题上，孙中山等中华革命党人与国民党稳健派、西南地方实力派之间存在着重大的政治分歧，决定了军政府被改组的命运；然而，事实上，国民党稳健派、非常国会内的政学系等议员和西南实力派发起成立西南各省联合会议，改组军政府，根本目的是为了削弱孙中山在军政府的地位，而不是反对军政府这个机构，孙中山还是能够在其中发挥团结真正的护法力量，推动护法运动发展的重要作用的。
省议会弹劾省长案的出现，可谓民初政治生活中的新事物。华中师范大学朱英的《民国时期省议会与省长之间的冲突：以江苏省议会弹劾省长案为例》，即以江苏省议会弹劾省长齐耀琳事件为考察的核心，认为这一现象的出现，除了齐氏自身在主政方面的举措失当等原因之外，江苏省议会部分议员因未达加薪目的，为发泄私愤而对齐氏大加指责，其弹劾之举也并非完全出于公心，再加上一系列突发事件，又使这一冲突趋于白热化，终使议会与省长之间的矛盾无法协调。该文指出，从这一事件中可以看出，省议会与省长之间因矛盾纠葛，已无法建立正常的互动关系，反映了民国时期中国政治生态的一些特点，说明民国时期的所谓议会制度尽管从表面看已经建立，但实际上议会并没有确立应有的权威，加上议员自身各方面素质的限制，致使议会难以真正发挥应有的功能与作用。如果进一步探究其根源，则毫无疑问与中国政治体制现代化进程的一波三折，始终发展不充分有着直接的联系。
对四川保路风潮的不当处理，直接导致了清王朝的覆灭。四川大学陈廷湘的《1911年清政府处理铁路国有事件的失误与失败：以四川保路运动为重点的研究》，从清政府应对重大社会危机举措的视角重新解读这一历史事件，认为晚清铁路风潮尤其是四川保路运动最终演化为灭亡清王朝的辛亥革命的导火线，清廷在应对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失误，诸如对政策发布时机的把握，对事变反应的敏感性及采取的措施，对事变真实情况的掌握，处理事变的用人调度等都一误再误，最终把事件导向了最坏的结果。
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遇到了严重的困难，甚至有一度的疏离。四川师范大学黄天华的《国家建构与边疆政治：基于1917—1918年康藏纠纷的考察》，以1917—1918年的康藏纠纷为考察中心，探讨国家建构与边疆政治问题，认为，民初西藏问题所面临的困境，既缘于英国等外国侵略势力有形或无形的制约力，也缘于北京政府构建“五族共和”的国家不那么成功。此外，清末赵尔丰在川边地区所进行的大刀阔斧的改土归流以及川军进藏，无疑对辛亥革命及其以后的西藏局势影响深远，既奠定了川边建设的基础，也是日后川边地区动荡的重要肇因。
关注政治文化是近年来政治史研究领域出现的一个新趋向。天津师范大学李学智的《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国庆活动》，以民国时期的国庆日为切入点，探讨政治节日后面隐含的政治态度与行为。该文通过梳理大量报纸资料，考察了民国初年国庆日活动的情况，认为民初国庆日的确定，以及国庆活动内容的规定和国庆活动的情况，是举国一致高度政治认同的表现，而且，作为国家庆典，国庆活动也具有展示国家面貌的重要功能。民国初期特别是民国元年，国庆活动圆满热烈，在很大程度上展现了民国不同于前清专制王朝的崭新面貌。但是，随着民国政治情况的变化，北京政府迅速背离了中华民国本来的社会政治取向，而广大民众追求政治民主和思想自由的潮流却不断高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出现分离、分裂、混乱的复杂情况，国庆日官民同庆的情况也逐渐发生变化，官方与民间逐渐形成两个对立甚或对抗的方面。官方组织的国庆活动，成为纯粹政府方面的活动，而民众则利用国庆日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和不满，国庆活动因之承载了远多于本来意义的功能。此外，随着时光的流逝，国庆日所含有的政治意义渐趋淡化，各界人士、普通百姓也将国庆日视为休息娱乐的节日，国庆活动逐渐掺入了非政治的因素。文章认为，国庆活动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初政治情况的变动，实为观察社会政治的晴雨表。
政治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近年取得了不俗的研究成果。日本静冈文化艺术大学孙江的《土匪政治：从档案史料看民国初期华北的土匪》，根据相关档案资料，考察了苏鲁豫皖的土匪现象，具体分析了土匪在华北地方社会和军阀政治中的位置。他认为，在民国初年混乱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广大华北地区活跃着各种大小股匪，他们持枪带械，具有极大的破坏力。面对军事化土匪集团的出现，乡村固有的自卫组织和地方县级政权显得十分无力，根本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而原本应该维护地方治安的军阀政权，却和土匪集团形成了某种“同犯”关系：军阀政权既欲剿灭土匪，保证在势力圈内实行统治，又需要土匪这个准军事集团的奥援；土匪一边躲避和袭扰军队的围剿，一边时刻期待着被收编入军队。结果，在华北出现了“兵匪合流”的怪异现象，对地方社会来说，他们都是不受欢迎的“外来者”。他还认为，审视晚清以来出现的“军绅政权”时可以发现，在地方社会，如果真的曾经存在过所谓“军绅政权”的话，那么这个“军绅政权”在民国初年的华北也早已不复存在；地方士绅不仅是军阀经济榨取的对象，还是兵匪合流下的最大受害者，地方绅民对土匪固然痛之深，对军队更是恨之烈。在某种意义上讲，土匪既是该文研究的对象，也是理解民初华北地方社会和政治的一种方法。
同样关注到土匪与地方政治秩序的还有韩国岭南大学孙承会的《1910年代河南治安组织的成立和性格》。该文以清末民初的河南为中心，详细分析了地方治安组织的成立和性质，以揭示民国初期国家建设的真相。因为河南是清末民国时期土匪和防御土匪的自卫团活动最为活跃的地方之一，所以治安问题是河南重要的政治社会问题，河南省当局根据中央政府的命令，以城市和县城为中心设立了警察和县警备队，在乡村建立了保卫团。然而，以县长为中心建立的治安组织是权力由上往下渗透的结果，因此，虽然从形式上看，其制度和机构已较为完备，但同时其内部权力斗争已经出现，腐败也日趋严重，特别是当地民众对治安组织的批判和诉讼反映了后者与地方社会的尖锐矛盾。因此，该文认为，1910年代河南治安组织的成立和性质，具体、详细地展示出学术界提出的“国家内卷化”过程，即政府的“公式性构造”和“非公式性构造”同时成长，国家对地方的统治能力不得不遭到限制，国家权力的成长与地方无政府状态的蔓延同时发生，这是“没有发展的成长”。
历史研究尤其是历史人物研究的脸谱化倾向依然是应当注意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杨天石的《蒋介石日记与蒋介石研究》，除了介绍现存蒋介石日记的整理、刊布情况，还着重分析了蒋日记的史料价值，指出蒋介石是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决策人和领导者，蒋日记对民国以来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有或详或略的记载，因此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最重要的资料之一，也有助于对蒋做出比较准确的历史定位。在肯定蒋日记史料价值的同时，该文也提出应注意对其真实性的考量。此外，该文还认为对蒋介石的研究虽有很大进展，但问题仍很多，离还原历史真相还有相当长的路程要走，提出应对蒋介石进行准确、科学、全面的评价。河北大学刘敬忠与天津师范大学潘荣的《冯玉祥与护国战争：兼析其在〈我的生活〉中有关自述》，结合冯玉祥回忆录《我的生活》以及档案文献及相关资料，对冯玉祥与护国战净的关系进行了再探讨，对《我的生活》中有些失实的内容进行了辨析，以求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二
本次会议上，有多篇论文关注191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的方方面面。
政治思想历来是思想史研究的重心。复旦大学姜义华的《以社会主义理想建设中国的伟大先行者——跋孙中山1915年11月10日〈致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函〉》，在解读长期被学界忽视的孙函的基础上，从孙中山当时的社会主义思想实际出发，研究孙中山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以及关于中国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主张，认为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前，孙中山在中国倡导建立社会主义，努力号召以社会主义理想建设中国，尽管有不成熟的地方，但不能否定其对于社会主义学说，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及各国社会主义运动已有相当深度的了解，尤其不能否定孙中山许多具有创造性的思考，诸如对现代化道路的思考、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构想、按劳取酬的设计、用和平方式解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思考等。检视随后中国共产党人形成的中国新民主主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与实践，不难发现与孙中山先前思考相通相应的某种内在脉络。因此，孙中山无愧为努力以社会主义理想建设中国的伟大先行者。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政治局面处于急剧的新陈代谢之中，各派政治势力为主导新政治秩序而展开激烈的竞争。韩国成均馆大学吴炳守的《民国初期梁启超中坚政治论与研究系知识分子的形成》，通过分析民初梁启超政治路线及研究系知识分子的形成过程，说明从作为政治道德精英的传统知识分子向作为批判现实的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过程，发掘以梁启超为中心的研究系知识分子的历史意义。作者认为，民国建立之后，梁启超等知识分子基于对国家与个人自由对立关系的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社会作用的认识产生了从社会道德精英到批判现实的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这也意味着清末维新以来出现的知识分子，经过辛亥革命，转变到国民革命上来。作者还认为，当时中国社会处于国家机构解体及国家与国民关系弛废的危险状况，梁启超提出政党政治构想参与现实政治，而检视其政党政治构想的内容，可以发现梁启超的用意在于承认议会的政治中心作用，并强化行政系统的独立性，即责任内阁制。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的这种主张是以他素有的国家观念为基础产生的，他认为国家权力应该受到社会理性的限制，才能恢复原有的公共性，而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而言，政党和议会就是发挥知识分子的理性作用的途径，因此，梁启超所推崇的立宪政治，其根本手段在于借助知识分子这一代表社会理性的中坚势力，通过竞争与妥协，来确定国家的政治规范与惯性。但是，梁启超的中坚政治构想，虽有数次实验，终以失败结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显然与袁世凯推行帝制，以及国家权力的无限扩大化，相应的中坚政治力量的不足有关，类似情况的发生也意味着民初政治自由空间的弱化。
日本京都大学石川祯浩的《李大钊早期思想中的日本因素：以茅原华山为例》，对学界长期争论的李大钊早期思想的复杂性问题作了新的探索。作者在分析代表李大钊早期思想的一系列著作的思想渊源时，注意到李大钊早期思想和茅原华山的著作有很多一致的地方。为此，作者在细致对比两人一系列著作的基础上，详细考察了李大钊与茅原华山之间的思想关系，认为李大钊早期思想的很多方面直接受到茅原华山的影响，而茅原华山和李大钊之间存在的思想关系，也验证了1910年代中日两国言论界的相互关联性。由此，作者认为海外思潮对191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有极大的吸引力，海外思想的流入给中国的思想界带来了决定性的变化，反映出191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卷入到同时代的世界思潮中，并与世界思潮紧紧结合在一起。
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使中国社会各阶层普遍感到了严重的威胁。华南师范大学左双文的《朦胧的、不确定的救国理念：“二十一条”交涉期间新式知识精英的初步反应》，对中国新式知识精英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等对“二十一条”交涉的反应及应对之道作了大致的梳理，认为当时他们的救国主张还是较为含糊、朦胧的，但他们都在努力寻找救国的方案，开始认识到对人民进行启蒙，提高国民的觉悟的重要性，从而开始了他们改造国民性的伟大工程。而在教育人民和启发青年的觉悟问题上，这时他们所崇尚和提出的，仍然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民权学说，这也是他们在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中成为同路人的重要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奇生的《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为视点》，则关注报刊、知识分子与思想运动的关系问题，对《新青年》及其所倡导的新文化向社会的传播过程，进行了具体细致的考察。作者指出，依据留存下来的《新青年》文本解读其思想意蕴，是既存研究的普遍范式，而不同时空背景下的阅读方式、阅读心境与阅读感受之差异，则多为研究者漠视。后来史家所推崇、所眷顾的思想主张，在当时人眼中或许不屑一顾，而当时人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可能已淡出后来史家的视野。作者认为，《新青年》从“普通刊物”发展成为“时代号角”，新文化由涓涓细流汇成洪波巨浪，都经历了相当长的过程，就《新青年》和“新文化”在全国各地传播的进程而言，“新文化运动”以五四为发端，可能代表了当时人较为普遍的看法。作者还指出，今人谈论《新青年》，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德先生”和“赛先生”，但事实上，自晚清以来，民主与科学等观念经过国人的反复提倡，到五四时期已成为知识界的主流话语。正因为民主与科学的威权在中国早已确立，在无人挑战其威权的情况下，《新青年》甚少发表讨论民主与科学的文章；而反孔、伦理革命与文学革命等问题，在当时的反响却最为激烈，当时新闻媒体对《新青年》关注的焦点亦多集中于文学革命，其次是反对孔教，而其他“新思想”则甚少为人称道。然而，从思想史的角度评述《新青年》，日益成为学界的主流话语，而最为时人关注、也最具实绩的文学革命，则渐渐淡出史家的视野。
三
1910年代中国的现代经济与民族资本有了较快的发展，此次会议也有多篇论文涉及1910年代中国经济领域的诸多问题。
南京大学陈谦平的《民国初期英国在华企业制度的建立：以企业注册和英商公会为例》，关注到企业制度问题，围绕企业注册、英商公会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力图在现代化框架下认识民国初期英国在华企业制度的建立。该文指出，中国公司法的制定始于20世纪初，当时因国内工商业发展和对外贸易扩大，迫切需要商事法律的保护，然而由于治外法权的关系，外国公司与外国商会的注册不在中国政府的司法管辖权之下。该文在考察汉口、上海、天津英商公会的成立及其运作后认为，从表面上看这一现象同不平等条约有关，但是实质上英国商人从另一制度层面——自治意义上展开了建立企业制度的活动，商人的法则具有超国家的特性，中国的主权被淡化了。外商企业制度的引入，对近代中国有相当大的影响，该文引用大量外文资料，弥补了这一专题研究外文资料不足的缺憾，同时引入相关企业制度的观念，分析和论证外商在华企业制度的建立与中国相关法律制度之间的复杂关系，体现出新的研究视角。
作为上海工商界同业公会中最具典型性的上海钱业公会，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扮演过重要角色，然而学界对上海钱业公会的研究却较为薄弱，对钱业公会创办初期组织、运作的研究尤为不足。复旦大学吴景平和邹晓昇的《上海钱业公会的成立及初期组织运作》，梳理了从创建到20年代初期上海钱业公会的各种相关资料，考察了上海钱业公会成立及其初期的组织运作情况，指出以往对于钱业进入民国后趋于保守的基本结论，有必要从诸如上海钱业公会这样的个案出发，在详尽占有与全面分析第一手史料、厘清基本史实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具体研究。该文认为，辛亥革命后，钱庄逐渐恢复，行业的发展对于公共事务的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过去会馆、公所的组织形式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成立专门组织，建立规范有效的管理机制，已成为必然。上海钱业公会成立后，采取各种积极措施，维护同业利益，促进了同业发展。分析上海钱业公会成立初期在组织结构方面的调整和主要的实际运作情况，表明中国传统会馆、公所向近代同业公会的变化过程，虽然是渐进的，但其方向却是明确的。上海钱业公会的成立，既是上海钱业同业组织的统一，也表明这一中国本土的金融行业为应对经济与社会变迁所持的进取态度。
日本京都大学森时彦的《1910年代的中国市场与日本棉纺织工业》，以大量翔实的数据，从日本纺织业特别是日本对华棉纱出口的动向方面，对1910年代中国棉纱市场与日本棉纺织工业的状况加以分析。作者指出，1910年代正是中国棉纺织业从传统织布业向近代织布业转变的时期，也是日本对华棉纱出口以粗纱主导型到细纱主导型的转变阶段，日本纺织业依赖对华出口的情况，在一战前后的1910年代发生了由扩大出口量到提高质量的变化，日本棉纱对华出口的减少和对华出口棉纱的高支化，反映了一战对东亚棉纺织工业品流通带来的结构性变化，也导致日中经济关系的结构性变化，促使日本纺织业对华战略从商品输出转向资本输出，其结果是1920年代前半期日本棉纺织公司迁移上海等地，将中国变成为日本最大的棉纺织对外出口市场。
日本神户大学森纪子的《从食用肉类市场看1910年代的殖民城市青岛》，认为1910年代的青岛是帝国主义统治多重性特别显著的时期，德国、日本等国曾直接参与经营，沙俄则不断施加影响，使青岛在近代城市的外表下出现了特殊的政治文化空间。该文主要从牛肉市场的角度分析了列强在青岛的经济活动，讨论了围绕牛肉市场出现的各种矛盾和摩擦，从这个侧面解读当时青岛的状况。
四
这次会议还有若干篇论文涉及1910年代中国的学术史、社会史、租界史、外交史、教会史、边疆史等研究领域。
近代专业性学术研究机构的建立及完善，是学术体制化的重要标志和象征，也是近代学术发展的重要内容。在近代中国学术体制化过程中，清末民初已尝试将西方学术体制移植到中国，并进行了制度设计和初步尝试，民初马相伯之“函夏考文苑”的设计即为典型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左玉河的《从函夏苑到研究所：民初专业研究机构之创设》，考察了从“函夏苑”的设计到专门研究院所创建的过程，认为此过程大体反映了民国初期学术研究建制化演变的轨迹。该文指出，为了保存中华国粹，提升国人学术文化素养，马相伯主张仿效法国考文苑而设立函夏苑，从“学术”和“风化”两方面纠正民初学风。虽因种种原因，函夏苑设计未能实现，但函夏苑“学术独立”的原则，为其后的中央研究院所继承，其拟设之主要研究机构，亦在中央研究院得到某种程度的体现。而且，设立独立专业研究所的呼声也并未停止，各种专业研究所的建立，极大地推动了各门学科的学术研究，促进了近代中国学术研究的体制化与组织化，为国家研究院的建立奠定了制度性基础。1928年正式成立的中央研究院，依靠强大的政府力量和其控制的庞大学术资源，在“指导联络奖励学术之研究”的方针指导下，与各研究机关团体进行了多方面合作，充分发挥其国家研究院的多方面功能，推动并逐渐完成了中国近代学术体制化进程。
近代史学如何建立“途辙”，成为近十年来学界的关注点之一，然而，有关学术机构史的研究，注意的主要还是几个近代学术“策源地”，而对于相对边缘的机构缺乏足够的重视，因此，学术典范的转移仅被描述为单向度的由中心向边缘的扩散，而忽视了其互动的一面。四川大学王东杰的《学术“中心”与“边缘”互动中的典范融会：四川大学历史学科的发展（1902—1952）》，以四川大学历史学科1902—1952年的发展历程为考察中心，检讨川大历史学科由“边区”迈向“中心”的过程，描述近代史学学术典范变化的一个侧面。由于地处“僻远”，川大长期以来处在中国高等教育的边缘地带，故虽早有史学系的设置，然学术风格却与学界主流典范颇有异趣。至1930年代中期，尤其是抗战以后，学校开始随着四川的“地方中央化”实现了真正的“国立化”，川大史学系也得以渐入“中心”，成为国内历史学研究的重镇。然而在这一学术“中心”与“边缘”的互动过程中，并不仅是“主流”典范向学术“边区”的扩散，更是不同学术风格的融会，而新学人加入也带来新的学术风格，使其内部呈现多种学术流派并存的景象，几派不同学风的交互影响，使川大史学形成了自己的学术风貌。
在社会史研究领域，近年来，探究传媒与思想、政治、社会之间的互动，构成近代中国研究的热门话题之一。这一研究视野，对于思考报刊在民初如何介入社会的各个方面，不无裨益。复旦大学章清的《民初“思想界”解析——报刊媒介与读书人的生活形态》，通过对民国初年报刊媒介所营造的思想环境以及读书人在此中所确立的新的角色与身份的解析，并透过报刊与大学及读书人之间的互动，勾画了民初“思想界”的种种形态，该文还以报刊与思想、政治、社会之间的互动，检讨民初由报刊所营造的思想环境的特征，审视民初读书人有别于过去时代的生活形态。作者指出，“思想界”在晚清的形成，既与近代中国形成国家与社会新的对应关系密切关联，也体现了走出科举时代的读书人对新的角色与身份的探求；而晚清所涌现的报刊杂志，则构成了“思想界”的主要载体。从晚清以来报刊之勃兴以及与读书人生活形态密切的关联，大致可以说，报刊之于读书人，构成其联结社会的“中间环节”，报刊在清末民初的繁荣，正应对着“士”向“知识分子”的转型，因此，报刊杂志也体现着读书人对新的角色与身份的寻求。国家与社会形成新的对应关系后，知识分子的角色担当，自也包括诸多环节，然而报刊的出现，却无疑成为表达身份意义最突出的环节。伴随中国社会的剧烈震动，其中最显著的变化之一即是作为传统社会精英的“绅”的特殊地位开始没落，精英从此不再来自较为单一的社会阶层，表达社会身份的新方式随之出现。因此，作者认为，解析民初“思想界”，尤其是透过报刊与大学及读书人的互动，可以更好说明民初的思想环境如何塑造了现代读书人的品性。因为，有一点是清楚的，无论怎样看待报刊媒介，或许都得承认自晚清以来报刊媒介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蔡朝晖的《〈申报〉广告与五四时期上海社会认同与商人心态》，则从广告的角度展开研究，通过考察五四时期《申报》广告，分析上海社会认同和商人心态。作者指出，广告本身与社会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互动关系，比较真实地记载了社会的具体生活和价值取向，因而能真切地反映社会生活的变迁；此外，社会认同、心态等均属精神的、意识形态的范畴，表现这些抽象但确实存在的社会现象的方式方法当然是多种多样的，而以广告作为主要史料，从广告的角度去表现，是比较独特和较为可行的方法，因为虽然社会认同、心态是不可数的，但是广告是能够量化的，某一时期表现同一诉求内容广告的多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说明该时期某种集体意识的强弱；其次，广告不但表现了某种社会的集体意识，同时也包涵了广告主潜藏的个人意识，这往往是广告主不自觉流露出来的，因而所反映的广告主心态就是比较真实的。为此，作者对1919年1—12月涉及民族主义的《申报》广告进行统计，并以此为基础，进行量化分析和比较，发现上海此时已经形成了普遍的民族主义的社会认同，而在此影响下，商人通过登载涉及民族主义的广告，也表达了自身的民族主义情绪。然而，仔细分析商人的这些广告却不难发现，在共同的民族主义情绪下，商人的动机和心态却不尽相同，有投机功利的心态，有利用民族主义作为工具打压竞争对手的心态以及表面附和、暗中另行其事的心态等。
已有的近代租界史研究，尚缺乏对租界内的华人生活及华人与租界当局关系的充分研究。南京大学胡成的《合作中的反抗：华人社群与外人市政当局：以上海鼠疫流行期间的检疫和防疫为中心（1910年10—12月）》，以1910年上海鼠疫流行期间的检疫和防疫为个案，探讨了华人社群与外人市政当局在合作中的反抗关系。该文指出，1910年上海租界发生鼠疫，为了防止鼠疫蔓延，租界行政当局实行强制性检疫、防疫措施，引起租界华人社会的不满，华人精英也同样感受到检疫的压力，他们纷纷致函租界行政当局，提出由华人自主验疫和救治的要求。在华人精英的斡旋下，外人市政当局不得已而让步，然而，外人市政当局的让步，并非出自对中国国家主权和华人基本权益的尊重，而是意识到非此不足以维持市面的稳定和繁荣；而就外人舆论看，同意让步也不是出自对华人的信任，而是意识到如果没有华人精英的合作，租界当局采取的检疫、防疫不可能取得实效。该文认为，作为经民主选举产生的市政自治机构，上海租界不同于沦为殖民地的香港，因而不致过于强硬和蛮横；而租界华人进行的也仅是日常生活的反抗，参与者没有推翻外人市政统治的明确意愿，目的只在捍卫和争取自己的基本权益。因此，谋求参与和合作是当时上海华人社会的普遍立场和态度，与同时期内地诸多民族主义的反抗相比，上海租界华人与外人市政当局合作中的反抗，似更多受到争取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精神之鼓舞，而非来自抵御异族侵略的单一民族主义理念之动员。
四川师范大学王川的《民初西藏拉萨汉人社会生活研究：以拉萨土地庙的两块民国时期匾文为中心的考察》，以现存拉萨土地庙的民国时期木匾匾文材料为基础，考察了民初西藏拉萨汉人的社会生活，以及民族文化的交融、民族之间的通婚等情况，反映出即使在近代内外交困的多事之秋，汉、藏、回兄弟民族的交流并未因此发生截然不同的变化。此文的价值还在于指出了解决边疆史研究中史料不足问题的一条新途径。
此外，华中师范大学刘家峰的《从助手到领袖：1910年代的中国基督徒——以诚静怡为中心的考察》，以中国基督教会的一位领袖诚静怡的早年学习、工作，以及从传教士助手成长为教会领袖的经历为考察中心，揭示出1910年代在中国基督教历史上的重要意义，这一时期，不仅基督教的发展进入了所谓“黄金时代”，而且一批中国精英基督徒也脱颖而出，成为教会领袖，促成了中西共管教会体制的形成。苏州大学许冠亭的《国民外交协会与巴黎和会、五四运动》，则以《晨报》、《申报》的报道为中心，考察国民外交协会与巴黎和会、五四运动之间的关系。
综上所述，本次研讨会围绕“1910年代的中国”的主题，对1910年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问题作了广泛的探讨，在进一步深化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发掘研究史料，扩大研究视野，拓展研究领域，从而得出研究新论，展示了目前学术界对相关问题研究的前沿性与创新性，对于进一步推动对20世纪初中国历史转变时期的深入研究，并以大历史的角度观察和研究民国历史，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然而，本次研讨会也暴露了研究中存在的一些不足，如研究领域的局限，从提交会议论文及会议讨论内容来看，主要集中于政治史、思想史、经济史等传统领域，而在20世纪初社会大变动中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的军事史、妇女史、文学史、艺术史等研究的缺位，不能不令人遗憾。这表明1910年代的中国的研究仍需突破传统史学条条框框的限制，也表明要深化与扩展1910年代的中国的研究，要走的路还很漫长，尚需付出进一步的努力。
注释：
① 前两次研讨会分别于2004年7月在宁夏银川、2005年8月在四川成都召开，主题为“1920年代的中国”和“1930年代的中国”，请参阅《1920年代的中国》和《1930年代的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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