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能如此曲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日学友推荐，某杂志近期载有一组“佳文”，发在“爱我中华，壮我中华”栏内。我索文欣赏之，始悟栏内两篇文章，皆针对胡绳同志近期发表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
两篇文章，一是反对否定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就，故文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就岂容否定》（以下简称《否定》）；二是反对借批判“民粹主义”而论证“我们现在的任务不是坚持社会主义，而是退回到资本主义”，故文题为《能够这样论证吗》（以下简称《论证》）。依文题之意，作者似真有“爱我中华”之心，“壮我中华”之举。然而两文所针对的是——按其文所说“国内外享有盛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史学家”——胡绳同志的文章，胡绳同志是否真的要“否定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就”，要“退回到资本主义”？我疑之，于是将胡绳同志的文章与两文相对照，见胡文之观点与两文所概括和针对者乃正相反。故甚感惊讶，如此曲解他文而实际上是抓辫子、扣帽子的文章，竟被视为“爱我中华，壮我中华”！如此之“爱”“壮”，中华又何堪？
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就岂容否定”，作者依实践标准来作论证，于是举出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经济增长的一组数字。但翻检胡绳同志的文章，这组数字也在胡文之中（见《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第17页，以下只注页码）。可见， 胡文并非要否定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就。当然，胡文在列举这组数字时，除了是要说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好的成就”之外，还继而指出：“因为起点很低，虽然速度快，但距离社会主义工业化完成当然还遥远得很。所以毛泽东1956年说，中国的特点是‘一穷二白’……”这就是说，至1956年，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提出的任务，“三改”虽然超前完成了，但“一化”还远没有达到。继此之后，搞“大跃进”没有成功，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提高却“继续猛进”，其造成的后果是人所共知的。
胡文指出：“当农业生产力没有任何显著提高，国家的工业化正在发端的时候，认为从人民公社就能够进入共产主义，这是什么思想？只能说这种思想实质上属于民粹主义的范畴，和马克思主义距离很远。”（第17页）胡绳同志提出这一问题，旨在总结1956年前后的经验教训，以此为借鉴，来加深我们现在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改革开放政策的理解。如果有论者要批评胡文的话，那么应就此进行商榷。若毫无道理地认为胡文是要否定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就，那么实是要掩盖我们是否应总结经验教训，是否应加深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改革开放政策的理解的问题。
《否定》一文的作者提出：“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不是什么反对‘民粹主义’，而是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众所周知，当列宁在与考茨基等人争论时，曾面临反对庸俗生产力论的迫切任务。而我们更耳熟能详的是，在文革期间也有人借口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大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的一个最重要内容就是把党的工作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现在，此作者重新提出要以“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为迫切任务，认为“庸俗的生产力论”现在已到了“大肆泛滥”的地步。真不知其根据和意旨何在？
此作者说：“现在甚嚣尘上的论调是，没有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就甭想搞社会主义。”这是针对胡绳同志的文章吗？请看胡文是怎么讲的：“绝不能因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还没有成熟，就等着而不去夺取政权。无产阶级革命家要抓住机遇夺取革命的胜利，然后再在无产阶级政权下补生产力和其他文化条件的课。这就是中国革命必须要走新民主主义道路的道理。”（第14页）这里有“甭想搞社会主义”的意思吗？此作者与胡绳同志的分歧不在是否要搞社会主义，而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是否要“补生产力和其他文化条件的课”，也就是社会主义是否要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如果对此回答“是”，那么这绝非“庸俗的生产力论”，而是辩证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唯物史观；如果对此回答“否”，那么这正是民粹主义的超生产力论。
《论证》一文的作者对“民粹主义”有所认识，他说：“民粹主义的特点之一，是完全否定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大生产，认为没有现代化大生产的一定发展就能建设社会主义。”按理说，只要有此认识，就不应对胡绳同志的文章发生严重误解。但他却又抓住胡绳同志批判民粹主义的一句话，即：“一种看法是，中国可以从农业国家跳过资本主义（跳过工业化）直接到达社会主义，这种看法一般被称为‘民粹主义’。”作者认为这是“问题的要害”，“他（胡绳）把工业化与资本主义完全等同起来了”。实际上，这句话括弧里的“跳过工业化”正是胡绳同志为“跳过资本主义”作的特殊说明，其意正是为了避免“把工业化与资本主义完全等同起来”。如果没有括弧里的特殊说明，这句话作为对“民粹主义”的一般表述也是可以的。胡文引用了毛泽东在七大期间对“民粹主义”的一个表述：“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第5 页）《论证》一文的作者是否从这里也会发现“问题的要害”呢？
此作者说：“那种认为不经过完整的资本主义阶段就不能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的现代化，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张，可以说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一窍不通。”这是针对胡绳同志的观点吗？胡文指出：“马克思并不认为‘资本主义的一切可怕的波折’是不可避免的，但认为社会主义必须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就’。正是在这点上，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不相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就包含着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如何利用资本主义以发展社会主义的内容，指出了一条不经过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避免那种‘可怕的波折’，但又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的路子。”（第13页）可见，并非胡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一窍不通”，而是此作者对胡绳同志的批评毫不着边际。
紧接着，此作者开始扣帽子：“什么批判‘民粹主义’，说来说去，无非是宣扬‘资本主义阶段不可超越’，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任务不是坚持社会主义，而是要退回到资本主义。这便是此公（胡绳）的论证所要告诉我们的。”无独有偶，《否定》一文的作者也说：“讲历史从来都是为了现实。大讲‘民粹主义’不过是说明社会主义此路不通，中国的唯一出路是退回去搞资本主义，至少是退回去搞新民主主义。”这样的“帽子”在二十几年前可以无中生有地置人于死地，而今天我们却一定要看看这样的“帽子”是否符合事实。胡文说：“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接受了30年来的经验，也在30年来的成就的基础上重新开始中国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当然不是回到1949年。只就经济上说，第一，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力量大为增强；第二，解放前的私营资本主义已经消失；第三，农民从合作化到公社化的经验中，学到了应该如何做和不应该如何做。形势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因此我们不可能重新走新民主主义道路。”（第18页）这就是胡绳同志对是否要“退回去”的明确的而有根据的回答。在此回答面前，扣帽子者是无中生有还是理直气壮，人们自会有公论。
在“民粹主义”的问题上，胡绳同志的一次讲话、一篇文章，为什么会引起如此不正常的情况？说穿了，分歧就集中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是否应该总结和接受此前30年的经验教训，是否应该加深对此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理解。有人把此分歧说成是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但显然不过的是，胡绳同志的文章用大量的篇幅和有力的证据反驳了那种认为“毛泽东的民粹主义思想很严重”的观点，这样的反驳是以前所没有人作过的。有人还把此分歧说成是对“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争论问题，但同样显然不过的是，在此“决议”中既充分肯定了建国三十二年来的主要成就，也指出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有缺点和偏差”，“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1956年后的十年“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应该说，胡绳同志的文章所谈到的问题，是与“决议”的精神相符合的。
胡绳同志所不同意的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以后，新民主主义理论就没有什么现实价值，而只可供历史的回顾了。”他认为：“这个理论不仅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有指导作用，而且有助于我们考虑建国以后的一些问题，以至今天我们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时，也还可以从中得到某些启发。”（第15页）此文的关键在于此，游离此关键，在一些莫须有的问题上争论，抓一些莫须有的辫子，扣一些莫须有的帽子，这是很不正常的。将此不正常视为“爱我中华，壮我中华”，就更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