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契丹民族华夷同风的社会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契丹论文,民族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契丹是我国古代北方民族，跨入文明社会后，其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文化教育等方面，基本上继承了中原汉制，但又有所创新。从契丹王朝的社会制度、社会文化诸方面，都体现出华夷同风的社会风貌。从契丹民族的历史观、社会观、民族观、道德观等方面，也体现出契丹族作为中华民族一份子的归属意识与思想认同。本文通过契丹族的历史发展状况说明：有的日本学者认为“契丹国是胡族国家”、辽朝“是在中国史系列之外存在的”。（注：[日]岛田正郎《契丹国》：“契丹国は胡族国家ごある。”“この国を中国史の系列外の存在とする见方を提唱し，二れを强调しつづけてきに がそれは今日とぃぇど变ろない。”东方书店，1993年3月30日。江上波夫《骑马民族国家 》：“このよた氏、 部族や种族の系统别に基础をわぃた国家支配体性のこぇ性は，大陆にねける骑马民族国家とくに征服王朝国家の政治、社会的构造の大きたごぢてと〈原则的ありと言いてめょぃのであるり”。中央公论社，1967年11月25日初版发行。）是不符合契丹社会历史发展的实际的。
一、从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看契丹以炎黄为其祖先的历史观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各民族间虽时有分裂、战争发生，但是友好交往、和平统一始终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早在夏商时期，华夏族和各兄弟民族，就在或和或战中，进行着交流和融合。各民族间此消彼长，兴衰嬗替，分裂融合，逐渐形成了各民族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融合趋势，形成了一个由分到合、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和包括各个民族在内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各民族在这个一体的国家中，并存不悖，并各自在本民族原有的基础上，走着不同的发展道路。各民族在吸收、学习中原文化的同时，又各自发展本民族的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统一整体。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各民族间存在着矛盾、差异与斗争，正是在这种和平交往和复杂斗争交织的形势下，进行着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使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被各民族所确认。在中国的史籍中和版图上，在各族人民的心中，都有这种中华民族的归属感与认同感。而契丹民族也同样具有这种归属感与认同感。无论是从族源还是从历史上看，契丹族都属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它与汉族及其它民族一道，共同缔造了中华文明发展史。
从族源上看，契丹族属东胡族系，为鲜卑宇文部别支。东胡自春秋战国以来，与燕国为邻，后被燕灭。秦末，东胡强盛，后被匈奴冒顿击败：“大破灭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注：《史记》卷110《匈奴列传》。）剩下的东胡人分为两支，一支退居乌桓山，称乌桓；一支退居鲜卑山，称鲜卑。
鲜卑分为宇文部、慕容部和段部。公元四世纪初，慕容部势力强大，建燕国（前燕）称王。前燕王慕容皝联结赵王石虎，攻灭段部。东晋建元二年（344年），又北攻宇文部，宇文部单于逸豆归走死漠北，其残部分为契丹和库莫奚，而独立于世。
北魏登国三年（389年），契丹和库莫奚相继为北魏所破。 契丹败退到潢河（内蒙西拉木伦河）以南，土河（内蒙老哈河）以北，从这时起，契丹之名正式见于史籍。契丹的族称，始见于北齐时成书的《魏书》。北魏时的资料，今辽宁义县万佛堂景明三年（502 年）北魏石刻《慰喻契丹使韩贞等造窟题记》，是契丹名称见于实物的最早记载，说明《魏书》的记载是可信的。《魏书》记载契丹的族源：“契丹国，在库莫奚东，异种同类”。“（契丹）东部宇文之别种也”。《辽史·世表》中同样记载着：“契丹国在库莫奚东，异族同类，东部鲜卑之别支也，至是（元魏）始自号契丹”。可知，契丹源出东胡，为鲜卑宇文部之别支。而东胡自先秦以来就是中国北方民族的一支。《史记·匈奴列传》：“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赵世家》记武灵王说赵“东有燕，东胡之境，而西有楼烦、秦、韩之边”。（注：《史记》卷43《赵世家》。）东胡为中国境内北方民族，其支系拓跋鲜卑建立了北魏政权、契丹建立了辽朝，而蒙古族则建立了元朝，契丹后裔遂逐渐融于周邻各民族中。其大多数与汉族融为一体。
从历史上看，契丹民族与中原王朝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早在北魏时期，契丹各部以名马、文皮入献。另外，北魏又在和龙、密云之间设置榷场，与契丹族进行贸易。隋朝开皇四年，契丹诸莫弗贺率领部民前来朝贡，隋朝廷让其居住在白狼故地。在唐朝时期，唐设置松漠都督府，以契丹首领窟哥为都督，封无极男，赐姓李氏。把契丹八部住地封为州，并玄州为十州，各部部长为刺史，成为唐朝廷属下的羁靡州。各部部民，也成为唐朝廷的属民。契丹大贺氏部落联盟时期，曾先后有八位契丹联盟首领受唐朝册封，成为唐朝设在北方的松漠都督府的都督或郡王。继大贺氏部落联盟之后的遥辇氏部落联盟也如此，其联盟首领曾先后被唐朝封为松漠都督。由此可知，契丹一直与中原王朝有着密切的联系，有着政治上的从属关系。契丹八部所在的府、州成为唐朝设在东北的地方行政组织。契丹与周邻的汉族、奚族、以及其它各族间经济、文化方面的往来也日益频繁，各民族间相互通婚、联姻也日益增多，从而逐渐形成各民族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为融合的历史趋势，也逐渐形成了融各民族于一体的中华民族。炎黄作为中国境内各民族的祖先，被契丹与各民族所顶礼膜拜。
契丹民族始终把黄帝、炎帝视为自己民族的祖先。《辽史·太祖纪下》记载：“辽之先，出自炎帝，世为审吉国”。《辽史·世表》记载：契丹族“为轩辕后”。《辽史》为元朝官修，原本于辽朝汉人史官李俨、金陈大任所修辽史。如认为此说只代表辽、金汉人史学家的说法而不足为凭，那么，辽圣宗在《赐园空国师诏》中，认为轩皇是自己的祖先：“上从轩皇，下逮周发，皆资师保，用福邦家。斯所以累德象贤”（注：《全辽文》卷1《赐园空国师诏》。）。契丹民族把炎帝、黄帝作为自己的祖先，建祠堂祭祀，以示敬意。辽圣宗统和十三年，在奉圣州建黄帝祠，在儒州建舜祠，四时祭祀（注：《辽史拾遗》卷7。）。契丹民族视炎黄为自己的祖先，视自己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这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契丹民族与各民族共同的历史观。
二、从制度与文化看契丹华夷同风的社会观
契丹为游牧民族，过着“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注：《辽史》卷32《营卫志中》。）的生活。建国后，畜牧业仍为辽朝主要经济部门。 辽朝灭亡渤海与后晋，在这些地区设官置府，进行统治。创立了由本族头目制与中原州县制相结合的头下军州，让俘获的汉人、渤海人居住，从事农业生产。这些头下军州内的汉族、渤海族民户，称为头下户，他们“输租为官，且纳课给其主。谓之二税户”（注：《中州集》卷2。）。这些汉人、 渤海人带来先进的农耕技术，由此带动了契丹族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提高。辽朝的赋税制度也随之制订。《辽史·食货志》：“夫赋税之制，自太祖任韩延徽，始制国用。”辽朝实行“计亩出粟以赋公上”。（注：《辽史》卷59《食货志》。）的制度，与宋朝的以田产为准，钱米并出于田亩的赋税制度大体相同。其税法多仿唐五代之制。如地钱、户丁税、农器钱等。
随着契丹社会生产的发展，契丹社会的封建化也进一步加深，各项制度进一步完善起来。
在政治制度方面，辽朝吸收汉制，其官制分为北、南面官。“北面治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辽朝的南面官，是兼采唐、宋之制而制定的。辽初，太祖耶律阿保机在辽中央设汉儿司、三省，管理汉人之事，但大都因人因事设官，南面官制只具雏形，没有系统化。太宗占领燕云十六州，继而灭亡后晋，把后晋的官制与唐、宋官制相互参用，使南面官制逐步纳入中原汉官制系统。辽中央设北、南枢密院、三省、六部、台、院、寺、监、诸卫、东宫之官，地方的京、府、州、县设留守、节度、观察防御、团练、统军、招讨等使及刺史、县令。可知，辽南面官制度属中原制度体系。
辽朝的北面官制，虽然采用契丹原有的官名，但其职掌，与南面官中的职掌大体相同。《辽史·百官志》记载：“北枢密视兵部、南枢密视吏部，北、南二王视户部，夷离毕视刑部，宣徽视工部，敌烈麻都视礼部，北、南府宰相总之。惕隐治宗族，林牙修文告，于越坐而议论以象公师。朝廷之上，事简职专，此辽所以兴也”。可见，辽朝北面官制与南面官制中六部的职掌，名异而实同。所不同者为治理的对象不同，南面官治理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只是在北面朝官中，由契丹民族四时捺钵习俗所产生的宫官与诸帐官系统，仍旧保有契丹本民族的特色。
在法律制度方面，也有番制与汉制之分。辽朝的汉律，源于唐、宋律。辽初，太祖“诏大臣定治契丹及诸夷之法，汉人则断以律令。”（注：《辽史》卷61《刑法志》。）辽初的律令，是以辽南京地区的汉律为准。统和元年，“枢密请诏北府司徒颇德译南京所进律文，从之”。辽中期以后，汉律中又参用宋律。辽圣宗时，“诏汉儿公事皆须体问南朝（宋朝）法度，不得造次举止”（注：《辽史》卷61《刑法志》。）。宋律与唐律一脉相承，因此，辽代汉律与唐、宋律有密切联系。
番律是辽初神册六年制定的《决狱法》，其内容保存了契丹民族大量的习惯法。“制刑之凡四：曰死、曰流、曰徒、早曰杖”（注：《辽史》卷61《刑法志》。）。死刑中有绞、凌迟、斩、射鬼箭、骑践、车裂、生痤、投崖等。刑法严酷。后经圣宗、兴宗、道宗朝的几次修订，使番律逐步向汉律看齐。例如：“诏契丹人犯十恶亦断以律”（注：《辽史》卷61《刑法志》。）。辽的十恶之罪与唐的十恶之罪大体相同。同时，辽朝实行八议之法。八议之法与唐律也是相同的。辽兴宗时，为适应辽代社会发展的需要，重新审定了法令。“其刑有死、流、杖及三等之徒，而五凡、五百四十七条。（注：《辽史》卷62《刑法志》。）被称为《重熙条制》，为辽代正式成文法典。辽道宗时期，又一次修订法律，“凡合于律令者，具载之；其不合者，别存之”（注：《辽史》卷62《刑法志》。）。共七百八十九条，其中取于汉律者为一百七十三条，辽代番、汉二律逐步走向统一。
在文化方面，契丹民族受中原封建文明的影响。辽朝制定了“学唐比宋”“华夷同风”的文化发展方向。中原的封建文明对契丹民族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契丹民族热心学习中原文化。自辽太祖时期创制了契丹大、小字之后，就与汉字在辽代社会中通用。契丹人大都掌握汉字的用法，能用汉字书写、创作诗词与文章。辽太祖长子耶律倍熟悉、精通中原文化：“倍初市书至万卷，藏于医巫闾之绝顶望海堂。通阴阳，知音律，精医药、砭焫之术。工辽、汉文章，曾译‘阴符经’善画本国人物，如射骑、猎雪骑、千鹿图，皆入宋秘府”（注：《辽史》卷72《义宗信传》。）。契丹文人萧韩家奴撰《六义集》十二卷，流行于世。并撰写《辽史》二十卷、《礼典》三卷、译《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注：《辽史》卷103《萧韩家奴传》。）。
契丹皇帝大都精通汉文。辽圣宗好读唐《贞观事要》，他尤其喜爱唐诗，亲自译白居易《讽谏集》，诏契丹臣僚诵读。他曾说：“乐天诗集是吾师”。又亲自出题目，让蕃汉臣僚作诗，从中挑选优秀诗作赐予金带（注：《契丹国志》卷7《圣宗天辅皇帝》。）。辽道宗耶律洪基性儒雅，擅长作诗文。他曾作《放鹰诗》、《华严经赞》等。他精通儒学与佛学，对佛学有较深的造诣。
辽朝重视教育，自辽太祖建国之初，就开始设立学校，相继在上京、东京、南京、西京、中京设立“五京学”，同时，在辽的府、州、县设立府学、州学、县学，对契丹族及其汉民族子弟进行教育。
辽朝中期以后，在景宗保宁八年实行科举制。学校的设立，科举制的实施，为辽朝培养了众多具有汉文化素养的士人。辽圣宗时期至辽道宗时期，是人材辈出的时期，也是辽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的辽代社会，“学唐比宋”“华夷同风”成为时代风尚。以致有宋朝使者惊叹：“谁将家集过幽都，逢见胡人问大苏”（注：[北宋]苏辙《栾城集》，《神水馆寄子瞻兄四绝》。）的赞语。
在辽朝廷的积极倡导下，上至当朝皇帝，下至普通百姓，都热心学习中原文化。辽道宗宣懿皇后， 作《君臣同志华夷同风应制》一诗（注：《全辽文》卷3。），真实地反映了契丹民族华夷同风的时代精神：
虞廷开盛轨，王会合其琛。到处承天意，皆同捧日心。
文章通蠡谷，声教薄鸡林。大寓看交泰，应知无古今。
这首诗颂扬了辽朝的国威及辽文化发展的盛况。辽文化继承、发扬中原文化传统，并影响、传播到北部边陲地区，极大地促进了北方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华夷同风”反映了契丹民族及其它少数民族历史发展的共同趋势，即由多元逐渐走向一体。正如辽道宗所说：“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注：洪皓：《松漠纪闻》。）。辽代契丹人并未把自己视为夷，而是把自己视为中华一份子。“华夷同风”的社会观念，已经深入到契丹民族的心目之中，成为契丹民族的共识。
三、从与宋朝的关系看契丹南北平等的民族观
契丹民族视炎黄为自己的祖先，视自己为中华民族的一个成员，因此认为契丹与汉族及其它民族之间的关系为兄弟之间的平等关系。在辽朝与宋朝的书信往来中，彼此以兄弟相称：“弟大契丹皇帝谨致书于兄大宋皇帝阙下：粤自世修欢契，时遣使轺，封圻殊两国之名，方册纪一家之美”（注：《续资治通长编》卷135、卷151。）。“虽境分二国，克保于欢和，而义若一家”（注：《续资治通长编》卷135、卷151。）。宋真宗死，辽圣宗对臣下说：“吾与兄皇未结好前，征伐各有胜负。泊约兄弟二十余年，兄皇升遐，况与吾同月生，年大两岁，吾又得几多时也？”（注：《契丹国志》卷7《圣宗天辅皇帝》。）下诏为宋真宗建资福道场，百日而罢。
辽朝认为它与宋朝之间的关系为兄弟之间的关系，且“义若一家”，所以认为南北政权彼此之间是平等的关系。在辽道宗朝发生的“华夷正闰之辨”，就是当时契丹民族南北平等观念的直接反映。辽道宗时，太子洗马刘辉上书给道宗：“宋欧阳修编五代史，附我朝于四夷，妄加贬訾，且宋人赖我朝宽大，许通和好，得尽兄弟之礼。今反令臣下妄意作史，恬不经意。臣请以赵氏初起事迹，详附国史”。上嘉其言，迁礼部郎中”。（注：《辽史》卷104《刘辉传》。）辽汉人史官对于宋朝修史书时，把契丹附于四夷很为不满，要以同等的方法，把赵氏（宋朝）初起事迹，详附国史。说明当时辽朝的汉人、契丹人都有南北平等、华夷皆可为正统的民族平等观念。从而认为：南、北各民族都为中华的一员，都有权力建立本民族的政权，有权力做中原（中国）的皇帝，有权力继承中原的正统。
但是，由于中国历史上存在着站在华夏族立场上而提出的：“内诸夏而外夷狄，“夷不乱华”等正统观念的影响，某些汉人把汉族看做中原王朝的正统继承者，少数民族不能入居中原，更不能在中原作皇帝。少数民族既使建立了政权，也不能成为正统。这种观点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有人提出疑义和批判。韩愈在《原道篇》中进一步指出：“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入中国则中国之”。已有了华夷皆可为正统的民族平等的观念。这种民族平等的观念后来被越来越多的人，包括汉族史学家和少数民族史学家所接受。把北魏、辽、金、元、清等朝皆作为中国正统王朝而收入正史。由于少数民族陆续入居中原，建立起本民族的政权，以至到建立全国性的政权，这样，中华与中国不仅仅单指汉族与他们在中原建立的政权，也包括所有入居中原的少数民族和他们在中原建立的政权。历代各族统治者为夺取天下，均以黄帝的嫡系、传人自居，逐鹿中原。原来的中原制度为汉族所独有，现在则为多族所共有。原来的华夏文化为汉族文化，现在则变为多族共有的文化。中华各民族相继进入中原，建立了周、秦、汉、唐、宋、辽、金、元、明、清等奴隶制或封建制、汉族或少数民族政权，并且逐步由地方政权走向统一的全国政权（注：张博泉等著《中国地方史》中的《正统论和乱华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10月版。）。辽朝契丹族的各民族平等，均可入居中原建立政权的意愿，在中国历史上已经实现。
四、从移风易俗看契丹封建文明的道德观
契丹民族在迈入文明社会的门槛前以及建国初期的一段时期内，一直保有较为原始的道德观。其一为“好为寇盗”（注：《契丹国志》卷23《国土风俗》。），其二为“贵壮健，贱老弱”（注：《史记》卷110《匈奴列传》。）。其三为“父母死而悲哭者，以为不壮”（注：《契丹国志》卷23《国土风俗》。）。被史家称为“其无礼顽嚣，于诸夷最甚”（注：《契丹国志》卷23《国土风俗》。）。
契丹民族原始、落后的道德观，与其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有直接的联系。
契丹民族在建国前，生产方式落后，生产力低下，基本上是以部落为单位进行生产和军事活动。在部落联盟组织与邻族间的战争中，是以武力的强弱来决定胜负。掳掠被视为正常的行为和荣誉的事情。而进行战争的目的也多为争夺土地、人口与牲畜。因此契丹民族有“好为寇盗”之说。
契丹民族必须在恶劣的大自然中进行生产和军事活动，以获取生存所必需的猎物与牧放牲畜，同时必须维护本部落的领地不受其它部落侵犯。因此必须要有强健的体魄，才能够抵御野兽的袭击并获取它，才能够战胜恶劣、严寒的气候的侵袭进行野外放牧的生产活动。青壮年是部落的生产和作战的主要担当者，老年人已丧失了生产与作战的能力，只有靠青壮年人来扶养。因此，契丹民族有“贵壮贱老”的风俗。
严酷的自然环境培养了契丹民族勇敢强悍的性格，在大自然中与猛兽搏斗时，稍一踌躇犹豫，就会怡误战机以至丧失生命。因此，契丹民族把懦弱者和悲哭者视为“不壮”。
建国后，契丹民族由于受中原儒家学说的影响，其道德观念有了很大的变化，成为懂礼义、知廉耻、敬老人、爱儿童、讲信誉的民族。儒学中的三纲五常，成为契丹民族所遵奉的道德准则。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为君臣、父子、夫妇之道。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为做人的基本道德原则。辽朝把三纲五常作为衡量官吏升迁、罢黜、政绩优劣的标准，以及处理皇帝与臣下之间关系的准则。对皇帝忠心耿耿、效忠于皇帝的人得到升迁，而背叛或违背皇帝旨意的人则被惩治与罢免。例如耶律仁先在耶律重元反叛时，他率领卫士平乱，保卫了辽道宗的人身安全，从而避免了一场宫廷内乱。辽道宗亲自作诗文褒奖他，任命他为北枢密使，封宋王（注：《辽史》卷96《耶律仁先传》。）。而在辽太祖时期的诸弟叛乱事件中，“有司上诸帐族与谋逆者三百余人罪状，皆弃市”（注：《辽史》卷1《太祖纪》。）。
三纲五常的道德观念，同时又成为辽朝普通百姓在社会上、家庭中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辽朝提倡儿子孝敬父母，妻子忠于丈夫，奖励民间的孝悌行为。“民间有父母在，别籍异居者，听邻里觉察，坐之。有孝于父母，三世同居者，旌其门闾”（注：《辽史》卷10《圣宗纪》。）。在《辽史》中记载了很多契丹族中有孝悌行为的人物。例如：耶律安抟“居父丧，哀毁过礼，见者伤之”（注：《辽史》卷77《耶律安抟传》。）。肃乌野“性孝悌，尚礼法，雅为乡党所称……寻以母老，归养于家。母亡，尤极哀毁”。（注：《辽史》卷32《萧乌野传》。）契丹民族由初期的“贵壮贱老”，到敬老养老，在道德观念上经历了很大的飞跃，发生了质的转变，即由原始、落后的道德观向封建文明的道德观的转变。
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成为契丹民族做人的基本道德原则与道德修养。契丹枢密使耶律宗政，“……乐慕儒宗，诚信佛果。戚里推其孝悌，部下仰其宽仁。”（注：《全辽文》卷7、卷8《耶律宗政墓誌铭》。）。辽朝北院枢密使、于越耶律仁先也是以三纲五常为其立身行事的根本：“王之于国忠也，于家孝也，于民惠也，于官廉也，于人信也，而五德兼备”（注：《全辽文》卷7、卷8《耶律宗政墓誌铭》。）。
契丹民族在建国后，随着生产方式的转变以及受中原封建文明的影响，逐步摈弃了本民族较为原始、落后的道德观念，学习、吸收儒家学说的伦理道德观念，在道德观念上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成为“用夏变夷者”（注：《孟子》《藤文公上》。）。从而缩短了各民族间的差距。各民族间在制度、文化等方面的相互学习与吸收，必然会加快民族大融合的步伐，为以后全国大统一准备了条件。
上述事实充分说明：契丹族自古以来就是中华大家庭的一员，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之一，它所建立的政权是中国地方民族政权，因此，在其制度文化、思想观念等方面与中原王朝及中华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契丹族在元朝之后，已逐渐融于中华民族的母体之中。而日本学者运用“征服王朝”的理论来说明辽朝的历史，从而得出“契丹国是胡族国家。”“这个国家是在中国史系列外存在的”结论，是完全不符合契丹族历史发展实际的。我们应肃清其影响，还辽朝历史以及北方民族政权史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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