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小说革新的贡献——梁启超与晚清“小说界革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小说论文,中国近代论文,贡献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梁启超是晚清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维新派的领袖，又是晚清杰出的文学大家，他在文学上致力于文学革新，倡导文学革新运动，为中国文学逐渐摆脱封建文学的羁绊，促使中国文学近代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晚清文学革新运动，是在诗、文、小说（当时文人将戏曲归之于小说范畴）等领域全方位进行的。梁启超称之为“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在这场文学革新运动中，就成绩和影响而言，“小说界革命”最为突出，它改变了中国小说的走向，扭转了中国小说从乾隆以后走向低谷的不景气而走向繁荣，走向近代化，也为“五四”新小说的产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梁启超在“小说界革命”中，做了三项促进小说革新的大事，影响深远。
一是创办《新小说》，为小说革新开辟阵地。《新小说》于1902年11月14日创刊于日本横滨，次年第2卷改在上海出版，1906年1月停刊，共出24期。《新小说》是继《海上奇书》（1892）之后近代第二份以刊登小说为主的文学月刊，而《海上奇书》是花也怜侬（韩子云）个人创办的，也主要刊载他个人创作的长短篇小说，发行量小，影响也不大，而《新小说》是一本受西方和日本文学刊物影响的文学杂志，面向海外及全国发行，从这一意义上说，新小说杂志社称《新小说》是“中国唯一之文学报”〔1〕，并非虚夸之言。它的办刊宗旨， 更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表现了维新派要借小说宣传维新变政和反帝爱国的主张，也表现了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在文学上要变革封建文学的勇气和胆略。《新小说》称：“本报宗旨，专在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一切淫猥鄙野之言，有伤德育者，在所必摒。”“本报所登载各篇，著、译各半，但一切精心结构，务求不损中国文学之名誉”，“本报文言、俗语参用；其俗语之中，官话与粤语参用。”〔2〕综观24期《新小说》共开辟了论说、历史小说、社会小说、政治小说、哲理小说、科学小说、冒险小说、侦探小说、法律小说、外交小说、写情小说、语怪小说、札记小说、小说丛话等栏目，刊载长短篇创作小说和翻译小说二十余种，比较著名的有《新中国未来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九命奇冤》、《痛史》、《东欧女豪杰》、《洪水祸》、《黄绣球》、《回天绮谈》、《海底旅行》、《世界末日记》、《毒蛇圈》、《电术奇谈》、《神女再世奇缘》等。根据新小说杂志社的办刊计划，将要刊载的小说还有：《罗马史演义》、《十九世纪演义》、《自由钟》、《亚历山大外传》、《华盛顿外传》、《拿破伦外传》、《俾斯麦外传》、《西乡隆盛外传》、《旧中国未来记》、《新桃源》（一名《海外新中国》）、《共和国》、《华严界》、《新社会》、《世界未来记》、《月世界一周》、《空中旅行》等〔3〕。还值得注意的，《新小说》作为小说杂志一种模式，其影响也不容低估，自《新小说》创刊以后，小说报刊如雨后春笋，大量出现，而《新小说》的模式大都为尔后创办的小说报刊所借鉴，比较著名的如与《新小说》合称“晚清四大小说杂志”的《绣像小说》（1903）、《月月小说》（1906），《小说林》（1907）。此外还有：《新新小说》（1904）、《小说七日报》（1906）、《中外小说林》（1907）、《新小说丛》（1908）、《扬子江小说报》（1909）、《小说时报》（1909）、《小说月报》（1910）、《申报》副刊《自由谈》（1911）等。小说报刊的大量创办，又为小说革新起着促进的作用。
二是努力开创小说理论研究的新领域、新模式。中国小说理论研究，与诗文理论研究不同，起步较迟，这大约与小说的发展比诗文较迟，以及小说在中国的传统文学中地位卑微有关。到明朝以后，才出现李贽、张竹坡、金人瑞、毛宗岗等有影响的小说理论家，但明清时期的小说理论，还停留在序、跋、评点阶段，缺乏专门的、系统的研究，只是到了近代才开始出现对小说进行专门的、系统的研究，而开拓对小说专门的、系统的研究，梁启超是主要的代表。他在《新小说》里，开辟了“论说”专栏，刊载运用西方文学理论，用新的观点阐述小说的专论，要“为中国说部创一新境界，如论文学上小说之价值，社会上小说之势力，东西各国小说学进化之历史及小说家之功德，中国小说界革命之必要及其方法等”。刊载的小说专论主要有《论文学与小说之关系》、《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论写情小说于新社会之关系》及《小说丛话》等。而首篇小说专论，就是梁启超撰写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4〕， 就影响而言，此文影响也最大。文中涉及小说的社会性、艺术性和典型性等问题。其中对社会性的论述最为突出，作者认为，小说一是给人以理想，“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者也”；二是给人以知识，使人对其“所怀抱之想像，所经历之境界”，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三是教育人的作用，认为小说有支配人道的四种力，即熏、浸、刺、提。熏，指熏陶，是指小说的潜移默化的力量；浸，是指“浸入其内”，指小说的艺术感染力；刺，是指小说给人的刺激讽谕；提，是指读者自化其身“入于书中，而为其书之主人翁。”四是左右社会人心的风俗好尚。梁启超从而得出结论，小说不是封建文学所说的末道，不是稗官野史，而是大道，是左右社会的力量，所谓“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梁启超夸大小说的社会作用，倒因为果，这是唯心的，但作者从社会效应的角度说明小说的重要性，强调小说为社会改革服务的社会作用，这在长期排斥、鄙视小说的历史条件下，显然有着叛逆“非圣不道”的文坛时尚，促进文学与时代相结合的进步作用。如果说，《本馆附印说部缘起》〔5〕是晚清第一篇接受西方小说理论，论述也比较完整的小说专论，振聋发聩，那么，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则是一篇以西方小说理论为指导，又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具有指导“小说界革命”作用的纲领性的小说专论。此文发表后，其影响遍及全国，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小说界关于小说革新的理论，都以此文为座标。晚清“小说界革命”，也正是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得到蓬勃发展，小说被誉为“文学之最上乘”，中国小说也从传统的才子佳人、公案、讲史的模式中脱颖而出，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的社会小说、政治小说大量涌现，小说也终于冲破几千年封建文学的桎梏，登上了文学的“大雅之堂”。
第三件大事是在小说创作开辟现实主义新蹊径。《新中国未来记》是梁启超创作的唯一一部长篇政治小说，这是梁启超按照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理论，从“小说救国”的视角创办这部小说的，也是“小说界革命”最早出现的小说创作成果。梁启超在小说的《绪言》说：“顾信此类之书，于中国前途，大有裨助，夙夜志此不衰。”甚至说：“《新小说》之出，其发愿专为此编也。”
根据《新中国未来记》第二回所披露的写作纲目， 此小说起笔于1900年义和团事变、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叙至1962年中国人民举行维新六十年大祝典之日，写中国维新史六十年讲义。全书共分六个时代：预备时代，从八国联军破北京时起，至广东自治时止；分治时代，从南方各省自治时起，至全国国会开设时止；统一时代，从第一次大统领罗在田君就任时起，至第二次大统领黄克强君满任时止；殖产时代，从第三次黄克强君复任统领时起，至第五次大统领陈法尧君满任时止；外競时代，从中俄战争时起，至亚洲各国同盟会成立时止；雄飞时代，从匈牙利会议后以迄今日。关于此书的内容，《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一文有较详细的介绍：“其结构，先于南方有一省独立，举国豪杰同心协助之，建设共和立宪完全之政府，与全球各国结平等之约，通商修好。数年之后，各省皆应之，群起独立，为共和政府者四五。复以诸豪杰之尽瘁，合为一联邦大共和国。东三省亦改为一立宪君主国，未几亦加入联邦。举国国民，戮力一心，从事于殖产兴业，文学之盛，国力之富，冠绝全球。寻以西藏、蒙古主权问题与俄罗斯开战端，用外交手段联结英、美、日三国，大破俄军。复有民间志士，以私人资格暗助俄罗斯虚无党，覆其专制政府。最后因英、美、荷兰诸国殖民地虐待黄人问题，几酿成人种战争，欧美各国合纵以谋我，黄种诸国连横以应之，中国为主盟，协同日本、菲律宾等国，互整军备。战端将破裂，匈牙利人出而调停，其事乃解。卒在中国京师开一万国平和会议，中国宰相为议长，议定黄白两种人权利平等、互相亲睦种种条款，而此书亦以结局焉。”
从上述小说的纲目和内容看，作者是要写中国的复兴史，是要用文学的形式宣传维新党人所鼓吹的先实行君主立宪，逐步和平地过渡到民主共和，实现中国强盛统一的政治主张。可惜，小说只写了五回就中止了。就小说而言，这仅仅是开了一个头。五回连载于《新小说》第1、2、3、7号，发表时间为光绪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1902—1903）。
康梁维新变法失败后，中国向何处去，是坚持君主立宪，逐步和平过渡到民主共和，还是搞暴力革命，推翻清政府，实行民主共和政制，这是当时政坛上维新思想与民族民主革命思想交锋的焦点。已发表的五回内容，恰恰就是政坛上这两种思潮交锋的艺术描绘。这就改变了中国小说历来不敢直接写当今现实社会的状态，把小说现实主义创作推上一个新阶段。五回小说写了三件事：
一、“用幻梦倒影之法”，写中国全国人民举行维新六十年大祝典的盛况：“诸友邦皆特派兵舰来庆贺，英国皇帝、皇后、日本皇帝、皇后，俄国大统领及夫人，菲律宾大统领及夫人，匈牙利大统领及夫人，皆亲临致祝。其余列强，皆有头等钦差代一国表贺意，都齐集南京，好不匆忙，好不热闹。”写出了中国统一强盛的兴旺气派。
二、写中国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的演变。从英国留学回来的维新英雄黄克强，创立了宪政党，有一千四百余万党员，他们“同声一呼，天下动容，权奸褫魄，便把广东自治的宪法得到手了。随后各省纷纷继起”，召开全国国会，实现君主立宪。接着，“前皇英明，能审时势，排众议，让权与民”，选出大统领，由君主立宪转为民主共和，全国呈现一派雄飞景象。
三、写了两场革命与非革命的辩论。一场是主张非革命的黄克强与主张革命的老同学李去病的辩论，结果是非革命论说服了革命论；一场是黄克强与郑伯才的辩论。郑伯才原来是一个“守旧鬼”，维新变法失败后，思想大变，“把全副心血都倾到革命来”，成了革命不离口的“革命迷”。然而辩论的结果，又是非革命论胜利了，郑伯才被黄克强说服，由“革命迷”转向拥护非革命论的维新变政。作者写这二场辩论，很明显，是站在维新变政的立场上，用文学的语言来回答当时政坛上正在兴起的维新党人与革命党人的非革命与革命论的大辩论。而梁启超就是这场大辩论中非革命论的主帅。从中国的历史走向而言，维新变法的失败，已历史地说明中国不能走日本、英国式的君主立宪的道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发动武装斗争，用武力推翻清政府，实行民主共和政体，是历史必由之路。梁启超在中国历史处于两种思潮交替的历史关键时候，抛出鼓吹非革命论的《新中国未来记》，思想倾向无疑是错误的，是逆社会历史潮流的。但小说描绘的非革命与革命的辩论，是在共同的反帝救国，振兴中华的大背景和大前提下开展的，因此，辩论双方一触及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政府卖国媚外，就有了共同的语言，义愤填膺，体现了近代反帝爱国的时代精神，从这个意义上看，自然有其一定的认识价值。请看辩论双方的代表人物黄克强与李去病联手填写的词《贺新郎》，这是他们游长城，感慨国家危亡，不能自胜，回到寓所后写的，词云：
昨夜东风里，忍回首，月明故国，凄凉到此。（黄） 鹑首赐秦如昨梦，莫是钧天沈醉？（李） 也不管，人间憔悴。（黄） 落日长烟关塞黑，望阴山、铁骑纵横地。（李） 汉帜拔，鼓声死。（黄） 物华依旧山河异，是谁家、庄严卧榻，侭伊鼾睡？（李） 不信千年神明胄，一个更无男子。（黄） 问春水、干卿何事？（李） 我自伤心人不见，访明夷，别有英雄泪。（黄） 鸡声乱，剑光起。（李）
词填完了，李去病更是热血沸腾，动情地对黄克强说：
哥哥，你看现在中国还算得个中国人的中国吗？十八省的地方，那一处不是别国的势力范围呢？不是俄、便是英，不是英，便是德，不然便是法兰西、日本、美利坚了。但系那一国的势力范围所在，他便把那地方看成他囊中物一样。这还不了，我们同胞国民住在那一国的势力圈内的，便认定那国是他将来的主人，那些当道诸公，更不用讲，对着外国人便下气柔色怡声，好像孝子事父母一般。对于清政府卖国媚外的揭露，他也是直言不讳的，说：“中国官场，岂是拿至诚可以感动得他来的吗？只要是升官发财门路，你便叫他做乌龟王八蛋几十代婊子养的，他都可以连声唱十来个肥喏。他们把他那瓣香祖传来奴颜婢膝的面孔吮痈噬痔的长技，向来在本国有权力的人里头用熟的，近来都用在外国人身上了。……但得外国人一顾一盼，便好像登了龙门，声价十倍，那些送条子、坐门房、使黑钱、拍马屁种种把戏，都挪到各国钦差领事衙门去了。”真是一针见血，力透纸背，忧患意识，爱国情怀。类似这样檄文式的文字小说里比比皆是。
从文学而言，这几回文字，虽然使用的多是政治用语，着眼点在于“发表政见，商榷国是”，作者在小说《绪言》里也承认：“此编今初成两三回，一覆读之，似说部非说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自顾自失笑。”“编中往往多载法律、章程、演说、论文等，连编累牍，毫无趣味，知无以餍读者之望矣，愿以报中他种之有滋味者偿之；其有不喜政谈者乎，则以兹覆瓿焉可也。”但从小说发展的角度来看，它又有其开小说创作新风尚的价值。
我们知道，中国小说和西欧、日本的小说不同，历来不敢直面社会，直接反映社会现实，都是通过志怪、寓言、讲史、公案、神魔等方法，迂回曲折地反映社会，只是到了近代，才出现直接写社会现实，写社会变革，写革命潮流的小说，而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则是此类小说最早的作品，它标志着一种文学政治化、政治文学化的小说模式的诞生。这类小说，利弊参半，就“利”言之，它密切了文学与社会的关系，适应了当时救亡图强的社会需要，改变了小说不能直面社会的传统模式。但“弊”也比较明显，虽然小说只是开了一个头，但在他的小说理论的带动下，文学政治化、概念化的小说模式却成了小说家效法的时尚，从而也影响和局限了小说向艺术的深层发展。
在结构和语言上，《新中国未来记》也开了一代新文风。在结构上，小说采用“幻梦倒影之法”也就是倒叙法，一开始就写小说的结局，写1962年的新中国举行“维新大祝典”，然后再写“中国近六十年史”的演变。这种倒叙的手法，在中国传统小说中是没有的，显然是学西方和日本小说的，梁启超流亡海外翻译的《佳人奇遇》和《十五小豪杰》，就是采用倒叙手法开头的，而将倒叙手法引进并运用于小说创作中去，梁启超是第一人，《新中国未来记》是第一部小说。小说是完全采用语体文，也为近代小说语言语体化树立了楷模。
梁启超的小说理论、小说创作，以及他对革新小说所作的努力，使中国小说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晚清小说家中，也有不少是在梁启超的影响下开始创作小说的，佛山吴趼人，也是全国著名的小说代表作家，就直言他是在梁启超的影响下从办报转为专门从事小说创作的，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吾执吾笔，将编为小说，即就小说以言小说焉，可也，奈之何举社会如是种种之丑恶而先表暴之？吾盖有所感焉。吾感夫饮冰子《小说与群治关系》之说出，提倡改良小说，不数年而吾国之新著新译之小说，几于汗万牛充万栋，犹复日出不已而未有穷期也。 ”〔6〕这表达了受梁启超革新小说影响的小说家心声，也体现了梁启超革新小说所产生的社会影响。
注释：
〔1〕〔2〕〔3〕新小说报社：《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载《新民丛报》1902年第14号。
〔4〕载《新小说》1902年第1号。
〔5〕载《国闻报》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月十六日至十一月十八日。发表时无署名，现学术界多认为作者为严复和夏曾佑，也有认为作者是夏曾佑的。
〔6〕《月月小说序》，载《月月小说》1906年第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