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泉的经济结构改革及其对我国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泉论文,经济结构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小泉上台后，高举结构改革的大旗，提出“不进行结构改革，日本就无法再生和发展”的主张，似乎大有“断腕壮士”的架势，因而博得了日本国民的欢迎，赢得空前的高支持率。日本经济的症结何在？小泉改革方案对本国宏观经济及日元，乃至对我国的影响如何？本文作一简要分析。
一、日本经济困境的症结
日本经济的症状简而言之是低增长综合症。经济增长涉及三项要素：第一是劳动力的增长，包括劳动者人数和劳动时间的增长。80年代日本劳动力年增长为0.8%，随着适龄就业人口的减少和失业率的上升，今后几年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约在0%～0.6%之间。第二是资本投入的增加。80年代日本资本投入年增长率为6%，对经济的贡献率为2%。近几年资本投入年增长率为4%，但由于存在严重的投资过剩（反映在银行方面就是不良债权），其对经济的贡献率仅为-0.1～1%之间。未来几年，投资对经济的贡献率仍将维持在这一水平。第三是劳动和资本效率即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日本的TFP年增长率在1979年至1989年间曾达到19%，而目前仅为0.5%。
低增长综合症只是日本经济困境的表面现象，而导致出现这一症状的结构性因素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影响日本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因素有多种，这里着重指出以下四点：
第一，居高不下的不良债权。自从泡沫经济破灭后，虽然日本金融界大规模地处理不良债权，但不良债权问题始终是困扰日本金融业乃至整个日本经济恢复的一大顽疾。据统计，最近8年日本共处理银行不良债权68万亿日元（约合5600亿美元），相当于加掌大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处理不良债权的资金来源于银行用客户的存款进行投资而获得的收益。近几年，日本银行界每年的纯收益约在6～8万亿日元，大规模处理不良债权等于银行在这几年把大量银行的收益扔进了水里。
尽管如此，日本的不良债权依然有增无减。截至2001年3月底，日本银行界在问题企业中的债权共有111万亿日元，其中在会计上被列为不良债权的有32万亿日元。在1995年，这两项数据分别为97万亿日元和31万亿日元（注：《日本经济新闻》，2001年5月4日。）。这说明5年来日本银行界不良债权状况更加恶化了。不良债权居高不下会给经济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其中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银行无力向经济增长部门提供增长所需的资金，银行失去金融中介功能，企业失去发展的机会。
第二，庞大的财政赤字。泡沫经济崩溃以来，历届内阁迄今总共发动10次刺激经济对策，总额近130兆日元。滥用以财政手段为主的经济对策的结果是政府债务的快速膨胀。在本年度内，日本国家和地方的长期债务累积将高达666万亿日元（以目前汇率计约57400亿美元），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3倍。庞大的财政赤字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也不可低估，一是在市场上发行巨额债券容易造成市场利率的上升，抑制民间投资。二是庞大的债务使政府不堪重负，政府在财政问题上陷入两难的境地，政府不敢及时干预经济，阻止经济的滑坡。三是增加了日本的国家风险，如国外评级机构基于日本巨额国债的考虑，降低了日本国债的级别，这使国外投资者对日本投资持消极态度。四是进一步恶化了整个投资效益。日本的许多公共投资是靠发行国债才得以实施的。最近二十多年来，虽然日本的公共投资力度不断加大，但是其对经济的拉动效应却逐渐减弱（表1）。这从另一方面说明政府的投资不但挤占了原可用于对其他产业投资的资金，还浪费了国家的资源和财富，
表1 日本公共投资乘数的变化
75年1月～80年3月
3.015
90年4月～92年3月
1.938
80年4月～85年3月
3.403
92年4月～93年3月
0.950
85年4月～90年3月
1.067
93年4月～97年3月
0.455
资料来源：（日）《周刊钻石》1999年5月6日。
第三、高成本的国内经济体制。日本国内的经济体制的特点从一个侧面来说是以关系为基础并相互利用，无论从其财政制度，还是从其他诸如主银行制、相互持股、客户稳定的交易以及终身雇用制等制度，都可以看到这一特点的影子。这一制度虽然有有助于社会稳定的一面，并对其经济的高速增长起过积极作用，但这一制度也有交易成本居高不下等弊病。
在此人们不禁要问，战后长期存在并对经济增长起过积极影响的日本经济体制缘何现在反倒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了呢？答案之一就是全球化的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生产要素流动速度大大加快，流动范围也更大，生产要素已跨过疆界流向世界。经济全球化尤其是在亚洲形成了“大竞争”的格局，各国之间的竞争更直接、更激烈。经济全球化要求一国经济中的交易成本更低，交易效率更高，否则该国的生产要素（尤其是资本）将流出该国，导致国内产业萎缩，失业增加。另一方面，高成本的经济体制削弱了日本产品的比较优势，其他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则乘虚而入。显然，高成本的国内经济体制是引起近年日本大举进行海外投资的原因之一，也是导致中国等国的商品对日出口激增并引起纺织品贸易摩擦和农产品贸易摩擦的深层次因素。
第四、日趋下降的人口增长率。日本的人口数自70年代末以来持续下降，近几年的人口增长率仅为0.2%。人口数的持续下降给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个人消费的不振。1991～2000年日本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1.3%，造成持续低速增长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个人消费不振。个人消费部分又可以细分为人口、收入以及物价三个因素。计量分析表明，人口因素在三个因素中的作用最大，它的作用超过了其他两个因素的总和。（注：《日本经济新闻》，2001年5月8日。打个比方，日本经济问题如同久治不愈的“痼疾”，随时都有“病变”的可能，无论是何方“神圣”，都不可能在一朝一夕治愈“顽症”，不留“后遗症”。从这方面来看，小泉的改革之路充满了荆棘和坎坷，他提出的结构改革方案究竟能否挠救日本经济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近10年来，日本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如果不进行结构改革，经济增长只能在1%以下徘徊，而要提升经济潜在增长率，只能进行结构改革。原日本庆应大学教授竹中平藏是主张结构改革的代表人物，这一主张与小泉的思路不谋而合，竹中因而也被小泉任命为在内阁府中主持经济财政政策的大臣。
二、结构改革与日本宏观经济以及日元的走势
小泉将实行的一揽子结构改革计划，内容包括清除银行不良债权，缩减政府赤字和继续放松经济管制。从迄今为止小泉的表态来看，其改革的特点是时间短（拟在两三年内解决问题）、力度大（改革涉及结构性问题），因此改革的实施不能不对日本国内乃至国外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1.结构改革对短期经济景气的影响
根据日本经济的“体质”，如果没有小泉结构改革的因素，日本经济的走势仍将是一个长长的一字型，即在低位上长期徘徊。如今虽然有了改革因素，但由于改革涉及的是削减不良债权和财政赤字，因而从两三年的短期来看，在上述结构性因素面前，小泉的改革计划对经济的影响无疑是雪上加霜。首先加速解决不良债权将导致一些企业的倒闭和失业的增加，制约经济的增长。其次，缩减政府赤字，削减公共投资会加剧经济下滑。据日本财务省汇总的财政中期展望，2001年度国债发行额为33.3万亿日元。小泉表示要将国债发行额控制在每年30万亿日元以内，为此今后3年要削减9.4万亿日元的公共事业投资额，每年节省3万亿日元以上的政府开支。众所周知，最近几年日本正是靠巨额的公共投资才阻止了经济进一步的衰退，而削减公共投资对经济的增长无疑是釜底抽薪。
日本内阁府今年6月公布，第一季度的实质国内生产总值较上一季度下降0.2%，较去年同期下降0.8%。另外，4月份日本完全失业者为348万人，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万人，失业率又重新上升到4.8%，接近战后纪录；家庭消费开支比去年同期下降44%。据日本民间研究机构推算，如果小泉实施其结构改革计划，今后两三年内失业人数还将增加50万至130万人。
对于高成本的国内经济体制和日趋下降的人口增长率这两个结构性因素，小泉的结构改革并不能发挥立竿见影的效果。对于前者，不是靠两三年的改革就能解决问题的；对于后者，除非日本近期实施大规模的移民，否则人口增长率进一步下降甚至进入人口负增长是不可避免的。而大规模移民对于日本来说也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小泉的结构改革无法使日本在短期内走出经济增长徘徊的局面，在经济增长率为1%的情况下实施大力度的改革，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两至三年的负增长局面。
2.结构改革对日本经济中长期走势的影响。
小泉的结构改革从中长期来看，无疑会对日本经济的增长起促进作用。从中期来看，日本经济的亮点是IT产业和高科技的发展。2000年11月6日，日本提出了《信息技术国家基本战略草案》。草案提出通过建立超高速、超宽带互联网，使日本在5年后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信息化国家的总目标，强调日本经济结构要向“知识创新社会”转变，并尽快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国家机制，把推进IT革命定位为21世纪“日本新生”计划最重要的支柱。为此，日本政府计划出资23万亿日元（约合2250亿美元），重点投向IT领域，集中力量建设超高速网络。小泉上台后表示准备把原定5年的上述IT战略计划提前至3年内完成。
日本的高科技在世界上占有相当大的地位，而制造业也是它的强项。如果困扰日本的结构性因素得到改善的话，建立在高科技基础之上的日本制造业在世界上仍具有最强的竞争力。例如，日本目前在纳米制造技术方面处在领先地位，欧美紧跟其后。2000年1月21日美国时任总统克林顿宣布美国的纳米国家战略计划时，日本的纳米技术权威学者对美国的计划惊呼：“这是美国人在日本最得意的领域向日本人下的挑战书”。美国的计划出台后，日本科学技术会议就开始研究纳米技术领域的新对策。4月，日本出台的“国家产业技术战略”就将纳米技术列到产业战略的高度；6月，科学技术会议把“2001年度科学技术重点指针”三个重点领域扩充到四个，在原有的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环境技术之外加进了纳米材料技术；9月，在国家科技最高机构综合科技会议里设立了纳米技术战略推进恳谈会，专门负责研究制定日本的国家纳米技术战略和重点研究开发项目，并于12月完成了可称为日本的纳米国家战略计划的“纳米技术战略报告书”。
表2 1995年以来中国对外经贸中的对日经贸单位：%
资料来源：笔者自己计算。
如果小泉的结构改革进展顺利，日本经济在IT产业和高科技的带动下，3年后有可能出现2%左右的增长。
另外，小泉的结构改革通过进一步放松政府管制和促进竞争，从而有助于提高效率和降低交易成本，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高成本的国内经济体制。但所有这一切都将通过日本今后长期的努力才能够实现。
3.结构改革与日元的走势
在经济全球化高度发展的今天，日本的经济改革无疑不仅将影响自身经济的走势，也将通过各种渠道影响其他国家，而本国货币是最主要的渠道。这里暂不考虑国际其他因素，着重分析近期日本经济状况尤其是小泉的结构改革对日元汇率的影响。
日本国内的种种迹象表明，今后两三年内日元汇率不大有可能走强，而只会走弱。首先，日本短期经济增长乏力决定了日元汇率的弱势。其次，使日元汇率走弱的结果符合小泉对改革的要求。小泉的目标是用两三年的时间解决金融和财政问题，使经济增长的质量出现明显的改善，而疲软的日元能够成为达到这一目标的一个手段。(1)通过日元贬值，日本可以扩大出口，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而内需不足正是日本经济难以复苏的最重要原因）。(2)通过日元贬值，日本可以通过进口产品价格的上升来提高国内价格水平，遏止已经持续了两年的物价下跌局面。(3)通过日元贬值来调整国内经济所花的时间较少。在财政政策和利率政策都不起作用的情况下，唯一能迅速对日本经济产生刺激作用的政策，只剩下日元贬值这一步了。
另外，处理不良债权是小泉改革的重要内容，而根据过去其他国家的经验，一国在大规模处理不良债权时总会伴随着该国币值的下跌。如美国大规模开始处理储贷机构(S&L)不良债权是在1989年秋季以后的事，而就在1990年4月召开的巴黎7国财长会议上，通过了写有反映美国主张的阻止日元进一步贬值内容的声明，使美元和日元从此开始了新一轮的美元贬值日元升值的局面。又如，北欧三国（瑞典、芬兰和挪威）集中处理不良债权是在1991年春季以后，而就在1991年11月芬兰马克率先贬值。进入1992年，瑞典和挪威相继放弃了盯住美元的做法，改而实行完全浮动，其结果实际上也是使本币贬值。
诚然，在目前国际汇市日成交量1000亿美元的情况下，各国政府在汇市上所能起的作用是有限的，因此日元贬值也是有限度的，贬值底线可能不会超过1998年的1美元兑147日元，因为日本金融的最困难时期毕竟已经过去了。
三、日本因素对我国的影响及我国的对策
以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额／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我国经济的名义开放度在国际上已达到了较高水平，而且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七大贸易国和第七大出口国，日本又是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因此日本经济的波动不能不影响到我国。
日本经济波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通过国际贸易、国际资本和汇率渠道三条途径进行。从贸易渠道看，近年来我国推行市场多元化战略取得积极成效，但日本仍然是中国主要的出口市场之一。在2000年，日本是我国第三大出口伙伴，对日出口占16.7%，所占份额仅次于对美出口和对香港出口。如果加上香港等地的转口贸易，对日出口要占到35%左右。日本经济继续疲软或日元走低，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的出口需求。2001年第一季度我国对日本出口回落7.6个百分点；对日本的出口50%以上是“三来一补”，受影响较大的主要是出口比例较高的沿海地区。从国际投资渠道看，日本经济继续疲软对其海外投资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一些日本企业由于不景气而无力对外投资，但另一方面又有更多的企业出于提高自身竞争力的考虑准备把产业从置业成本高的国内转移至置业成本低的国外，或者有的企业为了谋求更高的投资回报而在寻求更有利的投资机会。从汇率渠道看，日元贬值不仅将影响日本的购买力，减少日本对中国产品的需求，而且将有利于日本商品提高出口竞争力，其中一部分与中国产品的竞争加剧，从而间接影响我国的出口竞争能力。日元贬值还可能减少日本的对外投资。同时，如果日元对美元汇率持续贬值，将对人民币汇率稳定产生压力。
以上分析仅仅局限于日本因素对我国影响的绝对量方面，但如果从相对量方面来看，对这一问题可看得更清楚。上页表2表明，近五年来对日经贸关系在中国整个对外经贸关系中的地位在逐年下降，因此，从这一点来看，只要日元汇率不跌破1998年的水平，日本因素对我国的负面影响可能不会太严重。
最后，谈一下在日元今后看跌的情况下我国企业的对策。我认为，我们在看到困难的同时，更要看市场上仍有许多机遇。只要我们善于捕捉和利用各种机遇，对日经贸的局面是可以打开的，为此对日经贸工作应做好以下几点。
第一，对日元应有新的认识。70年代以来，日元成为国际上的硬通货。但最近几年日元的走势表明，在西方主要货币中，日元币值的变动幅度最大，日元已沦落为一种高风险的软通货。因此，企业在对外经贸活动中，要尽量少用日元结算，以减少汇率风险。
第二，提前偿还日元债务。80年代以来，我国大量利用日元长期债务，其中我国银行和企业在东京市场上发行的一些商业性的日元债券已到期，日本政府对我提供的日元贷款也将进入偿还期。我们应趁日元疲软之机，提前偿还日元债务，这样一方面可减轻我国外债规模扩大的压力，另一方面也可降低偿债成本。
第三，及时调整出口战略，走市场多元化之路。应从总体上改变我国出口对日本依赖程度过高的状况，做到太阳东边不亮西边亮。但这并不意味着消极放弃日本市场。对日本这样的重要传统市场，我们可进行深度开发，例如通过在华开业的日本商业企业，进入他们在日本的销售网络。
第四，优化出口商品结构。要大力发展科技含量高、有创意的出口产品，因为这些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利润率较高，对价格波动的承受能力较强，而且这些产品与东南亚向日本出口的产品较少雷同，不易遭受低价冲击。今年1至3月，我国对日出口中初级产品比去年同期下降5.61%，而纺织服装产品和机械仪表产品分别增长11.6%和33.1%，这说明附加值和科技含量越高的产品其抗风险的能力也越高。
第五，适当增加从日本进口成套设备和我国紧缺产品。日元下跌，对我国进口日本商品有利。现在适当增加日本产品的进口，不仅可降低换汇成本，而且也符合我国目前扩大投资需求和刺激消费的需要。
除此之外，有条件的企业应树立全球经营的意识，在日本的币值、股价和地价均走低的时候进军日本，到日本开拓市场。近年来，日本在市场准入方面放松了许多限制，外资进入日本市场的门槛已大大降低。
总之，日本经济虽然增长乏力，日元虽然可能下跌，但商机依然存在。只要我们锐意进取，把握机遇，困难是不难克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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