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五代时期江右豪杰的浮沉与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豪杰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9.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03)04-0093-06
唐末五代时期是中国封建统治制度大变动阶段，古人说这时是“礼乐崩坏，文献俱亡”、“三纲五常扫地尽矣”，欧阳修等政治思想家不断为此“呜呼”感叹，并极力要重整封建统治秩序，恢复纲常礼教的权威。在史学家看来，斯时不仅是旧的崩坏，更有新生的出现，前辈史学家熊德基1983年为陶懋炳《五代史略》写的序言中说：“这个时期正是历史辩证运动的一个转折点，表明中国封建社会正走向一个新的阶段。”[1](P1)历史的新阶段是在旧秩序大动乱中到来的，这本《五代史略》给读者的正是这个结论。五代十国六七十年间全国的大趋势如此，具体到各个地域，却难一概而论。继杨行密的吴而建立的南唐朝廷，在社会经济、文化教育、人物汇聚诸方面，都比其他朝廷旺盛。江右（注：江右，指唐代江南西道观察使所理的洪、饶、虔、吉、江、袁、抚、信八州之地，在五代十国时期，先后属吴、南唐的统治范围，与今天的江西省境一致。）地区是南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展示历史的新变化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然而已有的研究还未能顾及这个“点”。本文即以唐末五代时期江右的主要人物为中心，讨论变化中的历史现象。
一、江右豪杰的崛起
六朝以来的士族政治，到唐后期加剧衰落。黄巢起义之后的藩镇割据，朱温代唐掀起的政权频繁更替，加速了士族退出历史舞台的进程。一个又一个军将，凭借长矛、大刀，先后建立“五代十国”众多小朝廷。其中吴与南唐政权直接统辖着江右，这里的杰出人士的浮沉，关联着吴与南唐的兴衰存亡。
唐末崛起于江右的豪杰众多，超过以往各代。其中一批人组织武装队伍，占领地方，成了本地诸侯；另外一批人投身刚建立的朝廷，出谋献策，充任大臣。诸侯中以钟传、彭玕、危全讽、卢光稠、谭全播最著名；后者以宋齐丘、刘言、萧俨、王定保等人为突出。这些豪杰都是土著，出身下层，与“士族”无缘。当时，盗贼与豪杰并起，是修武建功之日，也是遁藏山海之时，剧烈的淘汰与选择，为才智之士的崛起创造了成功机会。江西地区乘时奋起的诸侯主要有：
钟传，洪州高安县（今江西高安市）人，以负贩为生。高安在洪州西南百里，来往比较方便，信息传递比较灵通。当黄巢、王仙芝率农民军队转战各地的时候，乾符四年（877年）间，高安民众“推（钟）传为长。乃鸠夷獠，依山为壁，至万人，自称高安镇抚使。”（注：《新唐书》卷190，《钟传》。《资治通鉴》卷255，中和二年五月记事中，写“钟传聚蛮獠依山为壁”。）欧阳修《新五代史》中写钟传“事州为小校，黄巢攻掠江淮，所在盗起，往往据州县。传以州兵击贼，频胜，遂逐观察使，自称留后”。[2]（卷41，钟传）我猜测，《新唐书》的钟传小传，也是这位同乡执笔的。做小贩生意的生活经历，使钟传的见识高于终生农耕者。“鸠夷獠，依山为壁”，表明他的基本队伍是本地民众，而且是官绅文人眼中落后的少数族；依山为壁，保护家乡，与“击贼频胜”互相印证，体现出这批人纯朴、本份的特性，只求免遭兵寇的杀掠，没有攻城掠地的图谋。
王仙芝的军队打过长江，他的部将柳彦璋攻掠至洪州东南部的抚州，“不能守，传入据之。言诸朝，诏即拜刺史”。钟传由高安进军抚州，赶走了柳彦璋，向朝廷报捷，这即是史官们说的“有勤王之节”。[3]（卷17，史臣曰）成了朝廷命官的钟传，于中和二年（882年）五月取代江西观察使高茂卿，遂有洪州，“僖宗擢传江西团练使，俄拜镇南节度使、检校太保、中书令，爵颍川郡王，又徙南平。”钟传成了江南西道的最高军政长官，可见僖宗对他的信赖，以及他对朝廷的忠顺态度。钟传“居江西三十余年”，累拜官爵如此崇峻，却没有培植羽翼亲信，像杨行密、钱镠那样建筑起自家天下。天祐三年（906年），钟传卒，南平王功业即告完结。
危全讽，抚州南城县人，与钟传同时起事。钟传进军抚州，打击柳彦璋的时候，危全讽、危仔倡兄弟随后率军“攻彦璋于象牙潭，斩黄可思、李道谦”[4]（卷10，元氏世录序），柳彦璋大败，退出江西。钟传转入洪州，危全讽遂占抚州，仔倡东向据信州（今江西上饶市）。僖宗皆命为刺史。前期他们东向接受吴越钱镠号令。后来，危全讽与钟传结为儿女亲家，转入杨吴的属下。钟传卒后，其子钟匡时继立，而“次子匡范为江州刺史，怨兄立，挈州附淮南”（注：《新唐书》卷90。在《新五代史》卷41中，“次子匡时”作“传养子延规”，不知谁是。），吴主杨渥即派兵攻下洪州，“大掠三日”，俘匡时。当此之际，危全讽“率诸郡兵十万”救援，无效。开平三年（909年）（注：《新五代史》卷41。马令《南唐书》卷9《周本传》作“天祐五年”（908年）。），吴主杨隆演派老将周本攻入江西，危全讽失败，被俘，事终。
彭玕，吉州庐陵人，“世居赤石洞，为酋豪”。[5]（卷11，彭玕传）“赤石洞”的洞，指森林茂密、交通不便的山间盆地。彭玕好学，通《左氏春秋》。当黄巢率军横扫南北之际，彭玕与兄彭邺、弟彭瑊聚众五百余人，结寨赤石洞王岭，“破家鬻产，冶铁为兵，宰牛练楮为甲胄”，[6]（卷6，彭玕）自为首领，分派偏裨，与约号令，与吉州守宰对立。钟传为镇南军节度使，奏报彭玕为吉州刺史。
洪州被吴将周本攻下之后，彭玕势孤，乃与楚马殷通好，同时使兄弟在新淦县北20里的凤冈建寨，以阻洪州方面的杨吴进攻。相持数年后，战事失利，彭玕退向西部的禾川（今江西永新县），随后再退入湖南，“因尽掠百姓户口几千余家入郴、衡”。[6]马殷对彭氏很友好，“表玕为郴州刺史，为子希范妻其女”。（注：《资治通鉴》卷267、开平三年六月。）彭瑊被授辰州刺史。约十年后，彭玕死，事终。彭瑊之子彭士愁继为溪州刺史，与当地土家族相处融洽。士愁子师嵩继为首领，治理当地，受到马氏的器重。马希范在所立“溪州铜柱”铭文中说：“溪州彭士愁，世传郡印，家总州兵，布惠立威，识恩知劝，故能历三四代，长十万夫”。[1](P171)事实上，彭氏和当地少数族已融为一体，“从910年起，历马楚、宋、元、明迄于清初，保持817年统治，直到改土归流才告结束”。[1](P174)显然，彭玕诸人的入湘，对湖南社会发展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卢光稠、谭全播，南康人（故里属今上犹县）（注：《新五代史》卷41。光绪《江西通志》卷82，卢光稠为上犹县石门村人。）。卢状貌雄伟，善与人相处；谭长于谋略，勇而有识。黄巢起兵后，州县不安，谭全播对卢光稠说：“天下洶洶，此真吾等之时，无徒守此贫贱为也。”他们遂起兵，卢光稠为主帅。光启元年（885年）正月，攻下虔州（今赣州），天复元年（901年）攻下韶州，后又得潮州（不久，韶、潮二州被刘岩攻取）。卢光稠向梁朱温通好，被命为百胜军防御使，兼五岭开通使。开平三年（909年），杨吴军队攻下吉州，抵虔州界，卢光稠于是又臣服于吴。
开平五年（911年），卢病卒，谭全播立其子卢延昌。延昌好游猎，被部将黎球谋杀，谭全播从此畏避于家，称疾谢客。黎球自立，不久即暴病身亡，部将李彦图代之。不久，彦图又死，虔州人拥立谭全播，“相率诣全播第，扣门请之，全播乃起”。谭全播主政后，仍受梁的封号为防御使。他着手加固虔州城墙，扩充东、南、西三方的城区范围，增强了防御能力。“全播治虔州七年，有善政”。[2]（卷41，卢光稠，谭全播）贞明四年（918年）春，杨吴军队进攻虔州，数月攻城不下。十一月，城破，谭全播退走雩都，被俘至广陵。至此，江西诸州全入杨吴版图。
此外，还有一批结寨自保，没有官爵名号的首领。如庐陵人吴先，招集乡邻，据守吉水县鹧鸪洞，筑寨防守，内有水田数百亩耕种自给，遇敌即下山厮打。吴先“狡有谋，且据岩险，不可捕。”[7]（卷8）州县官奈他不了。后来，南唐派刘茂忠率兵攻打。刘为吉州安成（今安福）县人，熟悉地形，原是乘乱“剽掠”，遇赦减死，以捕盗赎罪的勇武者。这次他施苦肉计骗得吴先信任，派人进入山寨作内应，才攻下了鹧鸪洞。
严陀寨，是乡民团聚自保的典型。严陀在抚州乐安县，东不靠抚河，西远离赣江，比较阻塞。“大盗蜂起”的唐末，乐安民朱纶、朱绘兄弟率众结寨于严陀山，“固以土墙，上筑崇楼，令妇女处其中，而廛市屯店环绕于外，七千余户相依，盗不得逞。”全寨乡民接受朱纶、朱绘兄弟督率，“输苗米、酒税、曲脚钱，纳于抚州”。[8]（卷162）他们严防盗寇，不与官府对抗，“安居无恙”至北宋统一以后，自然解体。
上述事例表明，乱世中的江右大族豪强，出现两种应变方式，一类是起兵自立，控有州县，抗拒外来军阀流寇，忠顺于朝廷，奏请官爵，以示正统权威。几十年后，分别败亡于权力角逐之中。另一类是结寨保境于乡里，其中不纳赋税的被当作盗寇镇压，如吴先鹧鸪洞。只有朱纶辈约束着乡民，既防守兵寇劫掠，又纳赋税于官府，才得善终。劳作毕生的百姓，无论是乱世治世，都不可能脱离开统治网络。有统治者的改名换代，无超然于统治之外的“桃源”之民。
二、钟传等人的保境安民政绩
江右自占一方的豪杰们，自我施政，尽力保境，为时虽然不算长，但政绩不算坏，共同特点是安定地方，振兴文教。保境安民，满足在本地的治理权威，没有拓展地盘的割据欲望。能够让农户照常农桑生产，征收赋税不过份刻剥。无事时好文重士，抬纳贤俊，吸纳四方宾客，也有了招徕人口，补充社会劳动力的客观效益。于是文化上注入了新鲜血液，导致日后的昌明，经济上有全面开发的实力，促使生产发达，后劲强盛。现据仅有的零星资料，略述钟传、彭玕二人事迹如下。
钟传“居江西三十余年”，实施保境安民的措施。首先，对各州刺史采取恩威并施，尤重宽大的政策。他为镇南节度使，没有历史背景，缺少政治威望，不为人看重，《新五代史》写道：“是时，危全讽，韩师德等分据抚、吉诸州，传皆不能节度，以兵攻之，稍听命，独全讽不能下，乃自率兵围之。城中夜火起，诸将请急攻之，传曰：‘吾闻君子不迫人之危’。”攻战之际，竟说此话，似为迂腐，但细想起来，实为高着。钟传与危全讽同起下层，皆无名份资历；现在居高临下，宽以待人，宣扬君子风度，是在同侪面前提高其主帅身份。钟在城外祷告：“愿天止火”，危于次日“听命”，并请以女妻传子匡时，由对手变成了亲家。[2]（卷41，钟传）抚州、吉州等处，遂受其节度。由此稳定了统治，致使淮南杨行密不敢图取洪州（注：《新唐书》卷188，《杨行密传》：时谋趋洪州，袁袭说行密：不可，“钟传新兴，兵附食多，未易图也”。）。
其次，重文教，尊士人。钟传虽系商贩出身，却不乏儒学教养。僖宗广明（880年）之后，遍地动乱，“州县不乡贡”，文治教化全都顾不上。唯有钟传在洪州“岁荐士，行乡饮酒礼”。他不嗜好攻战，到外面去抢地盘，相反，主动资助应试者，“故士不远千里走传府”。钟传教训诸子：“士处世尚智与谋”，不能学他年轻时凭力气与猛虎搏斗（注：《新唐书》卷190，《钟传》。《五代史补》记有一则实例：“钟传虽起商贩，尤好学重士，时江西士流有名第者，多因传荐。四远腾然谓之曰英明。诸葛浩素有词学，尝为泗州馆驿巡官，仰传之风，因择其所行事赫赫可称者十条，列于启事以投之。十启凡五千字，皆文理典赡。传览之惊叹，谓宾佐曰：此启事每一字可以千钱酬之。遂以五千贯赠，仍辟在幕下。其激劝如此”。），这是明智的经验总结。乱世对勤于思考者是理想的“实战”场地，能从纷扰中获得见识，增长才干，更快成熟起来。江右的豪杰，以特殊的方式奖励来归的学者，其连锁反应可以想见。
彭玕“世居”的赤石洞，早已是乡民勤劳垦种着的农业中心、人烟稠密的富庶小盆地。文宗大和年间（827-835年），赤石洞地区被官府视为不法农民的据点，命吉州地方官军将“赤石、徐庄等洞贼”镇压下去，得水、陆田400顷，[9]（卷694，武功）纳入缴交赋税的册籍。400顷耕地转入官府财政系统，扩大了唐王朝的经济基础。大约半个世纪以后，彭玕以赤石洞酋豪身份组织队伍，说明这块农桑基地继续旺盛不衰，支持着城镇发展。
彭玕治理吉州成效颇著。他为固守计，“乃广城池，务农训兵，禁约赌博”。兵卒中数人行窃，“玕乃斩之于市，以令众庶”。[6]（卷6，彭玕）在整顿社会秩序的同时，彭玕大兴文教，奖励士类。他熟悉《左传》，喜好经籍，“尝募求《西京石经》，厚购以金。扬州人至相语曰：‘十金易一笔，百金偿一篇，况得士乎？故士人多往之。”[10]（卷190，钟传）《九国志》也总结性地写道：彭玕“当兵荒之岁，所在饥馑，玕延接文士曾无虚日，治具勤厚，人多归之”；“军纪严肃，樵采不犯”[5]（卷11，彭玕传），颇得民心。
钟、彭二人的政绩，仅如上述，虽是零星记录，在同辈人中却是最多，其他人则无有。至于结寨自保如吴先、朱纶等，对维持本地生产，乡里不被破坏，更是肯定无疑。他们安定地方，注重文教的结果，使原有的“既完且富，行者如归”优势，继续发展下来，全面奠定了南唐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乃至为江西地区在宋代经济文化繁盛铺平了道路。
三、宋齐丘等官员的浮沉
活跃在唐末五代政坛上的江西人士空前地多，马令写入《南唐书》传记的有周彬、夏宝松、江梦孙、沈彬、毛炳、颜诩、陈乔、鲁崇范、李德柔、宋齐丘、李征古、刘洞、郭昭庆、萧俨、卢绛、刘茂忠、潘贲、罗颖等18人，他们分别在治军打仗、参政治民、经术文学诸领域展示自己的才智，作出不同的贡献。事实表明，豪杰奋起自立的阶段已经过去，转入才智之士参政决策的时期。表现最为突出、影响最大的是宋齐丘。
宋齐丘，字子嵩，世为庐陵人，其父宋诚与钟传同起兵，高骈上表钟传为洪州节度使，以宋诚为副使，“卒官，因家洪州”，[7]（卷4，宋齐丘传）因又作豫章人。齐丘死在南唐中主李璟手上，时为显德六年（959年），终年73岁。由此推算，他生在僖宗光启三年（887年）。宋在钟传治理的洪州生活约20年，受到家庭和环境的薰陶，形成“好学，工属文，尤喜纵横长短之说”的习惯和志向。唐朝统治的名存实亡，割据纷争的社会实际，提高了“纵横长短之说”的社会价值。钟传告诫子侄辈“士处世尚智与谋”，正是对传统纵横思想的看重与提倡。钟传卒后，宋齐丘去淮南，投奔徐知诰（李昪），凭其见识与学术，让徐知诰“朝夕咨访政治”，成了他的密友高参。
宋齐丘对杨吴，南唐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一是整顿赋税，发展生产；二是振兴文教，招揽人才；三是辅佐李昪，建立南唐。
唐末战乱，对社会经济造成极严重破坏，能否恢复农耕、爱惜民力是稳定统治的先决条件。宋齐丘对此特别注意，他先是建议徐知诰在昇州（金陵，今南京市）“定民科制，劝课农桑，薄征轻赋，禁止非徭”，[6]（卷1，先主）获得“府库充实，城壁修整”的成效。接着在顺义年间（921-927年），提出征收实物，提高绸绢市价，免除丁口课调的赋税政策，推动了江淮地区大范围的社会经济发展。据《吴唐拾遗录》载：“吴顺义中，差官兴版簿，定租税，…宋齐丘时为员外郎，上策乞虚抬时价，而折绸、绵、绢本色，曰：‘江淮之地，唐季以来，战争之所，今兵革乍息，黎氓始安，而必率以见钱，折以金银，此非民耕凿可得也，无兴贩以求之，是教民弃本逐末耳’。是时，绢每疋市价五百文，绸六百文，绵每两十五文，齐丘请绢每疋抬为一贯七百，绸为二贯四百，绵为四十文，皆足钱；丁口课调，亦请蠲除。朝议喧然阻之，谓亏损官钱，万数不少。齐丘致书于徐知诰曰：‘明公总百官，理大国，督民见钱与金银，求国富庶，所谓拥彗救火，挠水求清，欲火灭水清可得乎’？知诰得书，曰‘此劝农上策也’，即行之。自是不十年间，野无闲田，桑无隙地。自吴变唐，自唐归宋，民到于今受其赐”。[11]（续笔卷16，宋齐丘）这里所说的“民到于今”，指北宋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年）。洪迈转录此事之后写道：“齐丘之事美矣。徐知诰亟听而行之，可谓贤辅相。……今之君子为国，唯知浚民以益利，岂不有靦于偏闰之臣乎？齐丘平生，在所不论也。”洪迈将南宋官僚与宋徐二人比较，认为前者应感到惭愧，如果以唐末五代各地的军阀盘剥百姓的残忍手段来对照，两者就更有天壤之别。
文教荒废，是当时的通病。唯独吴与南唐统治区内仍可读书，是士人奔趋所在。宋齐丘初到淮南，即“说先主广延儒素”，襄助徐知诰整顿庶政之后，“又说以虚怀待士，博访艺能，遂立延宾亭，招纳贤豪”。[6]（卷4，宋齐丘）于是四方宾旅之人接踵而至，“庐山国学”在昇元中创办，（注：李梦阳《白鹿洞书院新志》卷1，《沿岸》：“南唐昇元中，于其地聚徒建学置田而命国子监九经李善道为洞主，号曰庐山国学。”）科举考试也于保大十年（952年）举行。
对徐知诰的辅助，既有利于杨吴政权的稳定，更促进了南唐政权的建立。前述的两项与此有联系，更直接的事例，如力劝徐知诰接受移居京口的任命，遂能比在金陵的徐温更快知道扬州事变，及早平定朱瑾之难，获得执掌朝政的大权。（注：《资治通鉴》卷269、贞明三年（917年）六月，卷270，贞明四年六月记事。）马令认为：徐知诰“辅政，励精为理，修举礼法，以遏强众，亲附卿士，宽徭薄赋，人用安辑，齐邱颇有力焉”。[12]（卷20，党与·宋齐丘）史虚白更认为：“宋子嵩以布衣干烈祖，言听计售，遂开五十三州之业，宗祀严配不改唐旧，可谓南国之宗臣矣；”“宋子嵩初佐烈祖，招徕俊杰，布在班行，如孙晟、韩熙载等，皆有特操，议论可听”。[13]徐知诰取代杨吴即帝位之后，宋齐丘任丞相；李昪临终时，召齐丘受顾命，托以后事。中主李璟时期，朝中大臣倡言：“宋公本造国手”，在与后周交兵之际，扬言“国老宋齐丘，机变如神，可当十万（兵）”[12]（卷20，党与·宋齐丘）又传言周世宗对李璟施反间计，要他杀宋齐丘：“朕与江南大义虽定，然宋齐丘不死，殆难保和好”。[6]（卷2，嗣主）所有这些议论传言，都表示了一点，这就是宋齐丘对南唐政治的影响十分突出，是社会公认的顶级人物。历史的遗憾是，昏懦的李璟迅速将宋齐丘囚饿至死。
刘言，庐陵人，是又一个显要的政界人物。他是彭玕的部属，退往湖南后，曾任辰州（今湖南沅陵）刺史，与当地少数部族相处几十年，双方关系密切。马殷死后，儿子争立，南唐乘机出兵，攻灭了楚政权。但是湖南军民不堪南唐驻军的苛刻搜括，酝酿反抗。刘言以“骁勇，得蛮夷心”出名，被拥为武平军（驻朗州，今湖南常德）留后。广顺二年（952年）九月，刘言以王逵、周行逢等十人为指挥使，将兵进攻长沙。十月，长沙南唐守将边镐弃城走，死者万余人，在湖南诸州的唐军守将，闻长沙陷，相继逃遁，刘言尽复马氏岭北故地。十二月，刘言向后周上表，“称潭州残破，乞移使府治朗州，且请贡献、卖茶，悉如马氏故事。”后周世宗允许，于广顺三年正月命刘言为武平节度使，制置武安（驻长沙）、静江（驻桂林）等军事，同平章事。[14]（卷291，后周纪二）可是，刘言没有看出王逵、周行逢的真实用意，是在利用他达到自己得势。当年六月，刘言被王逵等囚禁，八月被杀害。不久，王逵被别人除掉，湖南的统治权转到周行逢手中。刘言浴血搏击之果实，最后被周行逢所享用。
萧俨，庐陵人，刚十岁时即去广陵，感受着杨行密政治氛围的薰染，然而养成志量稳正、交友不苟合的性格。以童子擢第，授秘书省正字。徐知诰取代杨吴，任俨为大理司直、刑部郎中。他审案“明清平恕，号称职”。中主、后主两朝，升任大理卿兼给事中。在职弹劾不阿权贵，百官敛衽避之。对主子的昏聩他敢直谏，如李璟曾耽溺内廷，不愿出见百官，“俨上书极论，遂出听政”。李煜初即位，只顾和嬖倖对奕，萧俨奏事时将他们的棋奁投于地。对大臣的妄为他能阻止，如冯延鲁等新贵在宣布李昪的遗诏时，说“许民私卖己子”，萧俨即予驳斥说：李昪已下令“禁以良人为贱卖奴婢”，怎么会在遗诏中改变；当年正是冯延鲁“疏请听民鬻子”，李昪征求了萧俨的意见之后，下达禁令的，“故知其矫先旨也”。然而，“议者以遗诏已出，不可改，遂行”，豪民广置妓妾的现象依旧盛行。南唐灭亡，萧俨已年七十，老病居乡里。终生秉身方直，卒时“至无一金”。[11]（卷22，归明·萧俨）
王定保，南昌人，仕于南汉，天福五年（940年）十二月，以宁远节度使迁中书侍郎，同平章事。[14]（卷282）定保于光化三年（900年）中进士，遭乱后入岭南，刘隐统治时任为容管巡官，刘岩（）称帝，对定保心存畏惧。后刘岩“作南宫，王定保献《南宫七奇赋》以美之”，[2]（卷65，南汉世家）表明他们的关系趋于融洽。
其他儒士学人甚多，或读经史授门徒，或出任小官吏，虽无多少政绩记下，然而对传承文化，则有一定贡献。如李昪“初建学校，丁乱世，典籍多阙，旁求诸郡”。庐陵人鲁崇范，“灶薪不属而读书自若”，但对自家的藏书，并不视为私产。崇范虽贫，却将世代贮藏的九经子史献出，吉州刺史贾皓付给银钱，他谢绝，曰：“坟典，天下公器，世乱藏于家，世治藏于国，其实一也。吾非书肆，何估值以偿耶。”[12]（卷18，廉隅·鲁崇范）由嗜读经史到贡献书籍，表现出习文好儒的社会风尚，不贪啬庸俗的操守。
四、几点认识
丧乱与激变，交互发生，从唐末至五代江右地区的人事活动中，可以得到如下几点启迪：
1.江右人的社会积极性提高，竞争能力增强，杰出人物增多，其成果表现是空前的。马令《南唐书》列传记写的传主共93人，其中江西人18名，占19.3%（钟传、危全讽、彭玕、卢光稠、谭全播等不在内）。人数之多，比重之高，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就比重而言，和宋元明清各代比较，也不逊色。唐朝289年，各色人物涌现，《新唐书》列传的正附传主共1691人（不含后妃，诸王公主及列女），其中江右人仅4名。前后多寡悬殊如此，究其原因，主要的一条该是江右的地区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
2.江右土著人士的文化水准大大提升，在政治角逐中与其他人群有对等的能力。唐代社会仍是士族的世界，而士族的活动地盘不包括江右，所谓著姓“郡望”之地几乎全在黄河上下。黄巢起义以后，士族急剧衰退，起而代之的新贵多数出身低微。激烈的权力争夺中，长矛大刀比“毛锥子”更顶用，有才干的人比出身门第高的人更被看重。“士人以氏族相高”之风俗，“至唐末方渐衰息”，[15]（卷24，杂志一）在江右是更加明显。钟传、彭玕、卢光稠等被称作“夷獠”、“酋豪”，自然更非豪门世家子弟，然而他们经邦治世的学识与能力不差，所以，江右在丧乱的大环境中显示出安定，更没有田园荒废、以人为粮的惨象。
3.唐末丧乱，“礼乐崩坏”，是朝廷的专制集权统治瓦解了，封建纲常伦理削弱了，皇帝的爪牙——文武官僚们不那样听使唤了。崩坏的是腐朽了的部分，整体统治框架并没有被废弃。钟传等人崛起，无能为力的朝廷不得不承认既成事实，给予官爵。在无序之中虽然有一批恶霸得逞，然而，钟传、彭玕等人保境安民的治理，重视文教的措施，可算是考上上等的“命官”。
我们看到，南唐代吴之类的换代，政权实力没有削弱；可是到了杨行密、李昪、马殷等人的儿孙们手上，统治便衰败腐朽了，坐享富贵的世袭者，例皆缺德无才，骄奢淫逸，根本不能与创业者相比。频繁争夺权力的犯上作乱，正是世袭制的衍生产物。所以，历史便一再出现分裂时期的地方统治者，往往有比较好的统治效果。
4.唐末五代期间，江右地区的社会经济继续缓慢发展，为宋代本地区的繁盛奠定了坚实基础。这种发展包括经济、文化两大潮流，既是相对安定所致，也得益于大量人口的迁入。嘉祐年间(1056-1063)吴孝宗写道：“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江南既为天下甲，而饶人喜事，又甲于江南。”[11]（四笔卷5，饶州风俗）宋朝以后江南超过中土，而江南之中的饶州（治今江西波阳县）又走在前面，这不能不归功于前阶段的好基础。例如：农耕生产，宋齐丘的征实物政策“民到于今受其赐”，同理，钟传、彭玕保境安民措施也是惠及北宋的。书院教育，庐山国学之外，还有泰和罗氏匡山书院、奉新罗氏梧桐书院、胡氏华林书院、德安陈氏东佳书堂等7所，数量达全国书院的一半。这些书院声望颇佳，僧文莹说东佳书堂的盛况是“江南名士皆肄业于其家”。[16]（吴国五世同居者）徐铉说华林书院“子弟及远方之士肄业者常数十人”。[17]（卷28，华林胡氏书堂记）地方完好富实，表现为新增2州军、19县。许多官绅大族迁居定籍江西，山东史虚白定居九江落星湾[7]（卷7）孟知祥驸马吴氏由成都迁来抚州，金陵严可求、严续父子宰相，在南唐后期，续之子严美“举家南窜至泰和，家焉，遂为泰和严氏”，[18]（卷7，严先生碑）…这些人开始时深藏不露，及至北宋才显示其强势发展的后劲，汪藻以其家为例说：“当唐末五季干戈纷扰之时，衣冠散处诸邑之大川长谷间，率皆即深而潜，依险而居，迨宋兴百年，无不安土乐生，于是豪杰始相与出耕而各长雄其他”。[19]（卷19，为德兴汪氏种德堂作记）这些宋代人士的诸多评述，都揭示出唐末五代与宋的承继关系。
5.学术取向与思想建设亦发生转换。科举特重诗文，选人取士以文学为先，是唐代的风尚。唐末五代的动乱与奋争却是政治经验与谋略的较量。宋齐丘、韩熙载各为代表的两类官僚的矛盾，李昪重宋轻韩的政策，正是社会需求的反映。由此而至宋代，政坛上长期的倾向，是重经义而轻诗赋，强调有为实用之学。与此同时，极力扭转礼崩乐坏的风气，重振纲常伦理，成了政治家、思想家们大事。马令、陆游修 《南唐书》、欧阳修写《新五代史》，司马光著《资治通鉴》，都是为此而作，孔孟儒学因此发展至新阶段。很显然，没有唐末五代间激烈的改朝换姓的权力斗争，不会出现宋代思想领域的理论更新。礼乐的崩坏与重建，主要是统治阶层的问题，因此，以讲学为尚的书院蜂起，以“义利之辨”为题抨击官僚的舆论风行，而江右是书院最多，思想最活跃的一个地区。
五代为时很短，而社会变动激烈；江右仅一区域，而表现堪称突出。
收稿日期：2002-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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