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道家情怀的传播与影响--以元明杂剧小说中的唱道情怀为中心_韩湘子论文

元明道家情怀的传播与影响--以元明杂剧小说中的唱道情怀为中心_韩湘子论文

元明时期道教道情的传播及其影响——以元明杂剧小说中的唱道情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情论文,道教论文,杂剧论文,明时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956.2;I23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8)01-0113-05

道情原是道士弘道、化缘时唱的道歌,后来逐渐发展为一种民间说唱。道情以宣扬离尘脱俗思想为特点,是道教弘道宣教的一种艺术形式。道情在宋元明清以来的中国社会颇为流行,作为宣扬道家思想的民间说唱艺术,因其浓郁的道教色彩而被称为“黄冠体”。元明时期杂剧小说中道士的唱道情,既是道情与当时文学体裁结合的形式,又真实反映出唱道情在中国民间社会的影响,反映出道教传播的时代特征。

一、元代杂剧中唱道情的时代特征

五代沈玢《续仙传》记蓝采和踏歌道情,历来被学界视为唱道情的起源。唱道情在经历宋代社会的发展之后,元明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已较多出现道士唱道情的描写。在唐宋时期的史籍道经中,道教八仙的吕洞宾、钟离权和韩湘子,并无道情说唱的事迹。但在元明时期的杂剧、小说中,三位道士都被刻画为说唱道情的仙真。当时社会上道士说唱道情的实况,成为重新塑造吕洞宾、钟离权和韩湘子形象的素材,由此吕洞宾、钟离权和韩湘子的道情说唱,成为道教仙真虚实描写的典型。

元代是杂剧最为盛行的时期,元杂剧中已不乏道教题材的剧目,并有道士说唱道情的描写,这是道教影响元代社会的结果。元代杂剧中的神仙道化剧属于道家类剧目,神仙道化剧内容是演绎仙道故事,此类杂剧主题旨在宣扬道教神仙思想。元钟嗣成《录鬼簿》记载元杂剧剧目四百本,神仙道化剧约占十分之一。元代流行的神仙道化剧中,如马致远《开坛阐教黄粱梦》、《吕洞宾三醉岳阳楼》、《泰华山陈抟高卧》、《王祖师三度马丹阳》、《马丹阳三度任风子》,其主人公吕洞宾、陈抟、王重阳、马丹阳等人,都是道教史上的高道大德。马致远采撷道教宗师济世度人的故事,以杂剧和散曲的文学表现形式,来阐发道教的神仙道化度世思想,更蕴涵着元代全真道鄙弃功名、超俗离世的时代特点。

此外有郑廷玉《风月七真堂》,李寿卿《鼓盆歌庄子叹骷髅》,纪君祥《韩湘子三度韩退之》,史樟《破莺燕蜂蝶庄周梦》,岳伯川《吕洞宾度铁拐李岳》,赵明道《韩湘子三赴牡丹亭》,赵文敬《张果老度脱哑观音》等,可见神仙道化是元代杂剧热衷的题材。元代以道教题材创作的杂剧,一时间在社会上颇为流行。

元马致远《吕洞宾三醉岳阳楼》杂剧第三折,描写男主角吕洞宾持愚鼓简子,上场说唱表演道情的情景。其中,“正末愚鼓简子上”,吕洞宾唱道情云:

风不着,雨不着,岂知寒暑;

东不管,西不管,便是神仙。

船到江心牢把柁,箭安弦上漫张弓。

今生不与人方便,念尽弥陀总是空。[1]177-178

此以愚鼓来称唱道情的渔鼓,象征渔鼓道情的演唱有警醒世人、开度顽愚的意义。吕洞宾反复演唱渲染道家神仙境界之美好,旨在“劝贤者,劝愚者,早归大道”[1]178。《韩湘子全传》第二十四回《归故里韩湘显化,射莺哥窦氏执迷》,其中湘子说道:“因世上人顽皮不转头,只得把那顽皮绷在竹筒上,叫做愚鼓。有一等聪明的人闻着鼓声,便惕然醒悟;有一等痴蠢的人,任你千敲万敲,敲破了这顽皮,他也只不回头转意。因此上时时敲两下,唱道情提撕那愚迷昏聩的人跳出尘嚣世界。”[2]956正因为道情宣扬出世得道的特点,任讷将元代道情分成超脱凡尘类和警醒世顽类。元杂剧中“愚鼓”的使用比较普遍,这隐约反映出元代士人愤世嫉俗,却又对社会政治无可奈何的复杂心态。元代杂剧刻意将渔鼓写为愚鼓,其警醒世人的用意至为明显。而描写道教崇奉的神仙高道唱道情,折射反映元代道情是道教宣教弘道的艺术形式。元范子安杂剧《竹叶舟》第四折,写道士列御寇等执愚鼓、简板上场,声称要到长街市上,唱些道情曲儿,以警醒世人。《竹叶舟》第四折说:

列御寇等来到长街市上,便唱了四支道情:

【村里迓鼓】我这里洞天深处,端的是世人不到,我则待埋名隐姓,无荣无辱,无烦无恼。你看那蜗角名,蝇头利,多多少少,我则待夜睡到明,明睡到夜,睡直到觉。呀,早则似刮马儿光阴过了。

【元和令】我吃的是千家饭化半瓢,我穿的是百衲衣化一套,似这等粗衣淡饭且淹消,任天公饶不饶。我则待竹篱茅舍枕着山腰,掩柴扉静悄悄,叹人生空扰扰。

【上马娇】你待要名誉兴,爵位高,那些儿便是你杀人刀。几时得舒心快意宽怀抱,常则是焦蹙损两眉梢。

【胜葫芦】你则待日夜思量计万条,怎如我无事乐陶陶。我这里春夏秋冬草不凋,倚晴窗寄傲,仗短筇凝眺,看海上熟蟠桃。

然后有扮演正末的纯阳子吕洞宾唱:

【正宫端正好】俺不去北溟游,俺不去东山卧,得磨跎且自磨跎。打数声愚鼓向尘寰中坐,这便是俺闲功课。[3]1055

元代杂剧中以散曲形式表现的道情曲,多抒发元代士人超脱凡尘的心境,也开创道情警醒顽俗的风格。元代散曲道情擅长以历史事实抒情写景,从衬托的角度喻示仕途莫测、居官得祸、富贵无常、人生如梦的道理。神仙的闲适恬静是散曲重点渲染所在,常用对比手法来显示得道后的逍遥和自豪。

元代杂剧表现的内容题材,多来自于社会上流传的得道成仙故事。元范子安杂剧《竹叶舟》的本事,出自唐代传奇小说中陈季卿的故事。元陶宗仪《说郛》卷一百十七上引唐李玖《异闻实录》说:

陈季卿者,江南人。举进士至长安,十年不归。一日,于青龙寺访僧不值,憇于大阁,有终南山翁亦候僧,偶坐久之,壁间有寰瀛图,季卿寻江南路。太息曰:“得此归,不悔无成。”翁曰:“此何难。”乃折阶前竹叶,置图上渭水中,谓陈曰:“注目于此,如愿矣。”李卿熟视,即渭水,波涛汹涌,一舟甚大,恍然登舟,其去极速。[4]5369-5370

该神异故事说陈季卿得终南山翁指点,乘坐仙人之竹叶舟转瞬间得以回江南见家人。《太平广记》卷七十四道术四《陈季卿》引《纂异记》亦载陈季卿登竹叶事。陈季卿际遇终南山翁本属于道术类故事,而陈季卿因曾有遇仙之经历,后得以皈依道门成为道士。在浙江余杭的大涤洞天,就有陈季卿修道的遗址。宋邓牧《洞霄图志》卷一《洞晨观》载洞晨观:

在余杭县东郭河上,安乐山东为陈李卿故址。季卿,余杭人。世传遇终南山仙翁,以竹叶为舟者。[5]412

宋邓牧《洞霄图志》卷六《洞晨观记》,亦载陈季卿遇终南山仙翁,以竹叶为舟的神异故事。关于陈季卿际遇终南山翁,得竹叶舟而尽情仙游之灵异事迹,宋代进一步敷衍成以《竹叶舟》为题目的小说。元卢陵罗烨撰《醉翁谈录》甲集卷一《舌耕叙引·小说开辟》小说名目,列举“有灵怪、烟粉、传奇、公案、朴刀、杆棒、妖术、神仙。”而其中神仙类有:“论《种叟神记》、《月井文》、《金光洞》、《竹叶舟》、《黄粱梦》、《粉合儿》、《马谏议》、《许岩》、《四仙斗圣》、《谢溏落海》,此是神仙之套数。”[6]3,4《醉翁谈录》小说名目列有八大类,共有一百零七种之多,其中神仙类小说有《竹叶舟》。这大致可判定元代杂剧《竹叶舟》,是在南宋小说《竹叶舟》基础上改编而成。由此可见元代杂剧中的神仙道化剧,与唐宋时期的仙话故事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

元代在民间流行的散曲道情,在当时文坛已被正式列为唱曲之一类。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七《燕南芝庵先生唱论》,其中列举的唱曲门户有小唱、寸唱、慢唱、坛唱、步虚、道情、撒炼、带烦、瓢叫[7]6483。明程明善《啸余谱》卷五亦沿袭此说:“凡唱曲之门户:小唱,寸唱,慢唱,坛唱,步虚,道情,撒炼,带烦,瓢叫。南音为歌,北音为曲。”[8]577可见,元明时期道情为九种唱曲之一,这不能不说是道教影响散曲的结果。

元代杂剧中关于唱道情的描写,折射反映出道情在元代社会流播的实况。《元史》卷一百五《刑法志》载:

诸民间子弟,不务生业,辄于城市坊镇,演唱词话,教习杂戏,聚众淫谑,并禁治之。诸弄禽蛇、傀儡,藏撅撇钹,倒花钱,击鱼鼓,惑人集众,以卖伪药者,禁之。违者重罪之。[9]2685

此“击鱼鼓,惑人集众”的记载,正是城市坊镇唱道情的情景,说明元代道情已趋于民间化,明清道情演唱的主要方式亦在此时期定型。元代皇室节日庆典的仪仗队伍,其中就有唱道情的鱼鼓简子,可见其时道教道情传播已渗入社会的各个层面。

由于全真道在中原地区的广泛传播及影响,元代杂剧之唱道情的散曲词文,又表现出浓烈的全真道清修出世思想。元代杂剧中神仙道化剧的主题是神仙度世,就颇具金元全真道诸宗师传道度化的时代特点。我们知道《开坛阐教黄粱梦》、《吕洞宾三醉岳阳楼》、《马丹阳三度任风子》诸剧,其思想内容渊源于《纯阳帝君神化妙通纪》、《金莲正宗记》等道经。道经中还有全真宗师唱道情,以抒发修道乐趣的记载,全真宗师丘处机西游途中,就曾散发披襟唱道情。元代道士唱道情不仅是抒发乐道之心,也是传播大道于民间的一种通俗形式。

二、明代小说中唱道情的民间化特征

明代文学的特点是市井小说渐趋盛行,在一些道教题材的小说中,对道情说唱有详细的描写。明杨尔曾《韩湘子全传》着力刻画八仙之一韩湘子的道情,是明代小说中有关道情描写的典型。大概明代道士在民间说唱道情,常常是沿街坊闹市处即兴说唱,以吸引过往行人驻足聆听。《韩湘子全传》第十回《唱道情韩湘动众》描写韩湘子将众人施舍的酒肴并铜钱银子、布丝鞋子之类,随手又散与市上乞丐。针对听众对其慷慨施舍的不理解,韩湘子又即兴说唱一套【玉交枝】道情,告诫贪图酒色财气的危害,这种在街坊闹市唱道情并与听者的互动,确有以大道警醒世人的教化作用。这就是所谓“道情谓拯溺之情,由道心而发者”[10]114。

道士唱道情以弘道宣教,其中针对为官者度化的描写,以韩湘子度化其叔韩愈的故事最为典型。《韩湘子全传》第十四回《闯华筵湘子谈天,养元阳退之不悟》说韩湘子:

就挺身坐在上面,拍动渔鼓,唱一个道情道:

衲头胜罗袍。腰间金带,不如我草縧。我在蒲团上拍手呵呵笑,大人早朝,丹墀拜倒。双丫髫胜似乌纱帽。我逍遥清闲,快活终日乐滔滔。……

湘子拍手大笑,口唱《折桂令》出门去了。[2]847

韩湘子度化韩愈的故事,原出自《蓝关记》,《蓝关记》又称《雪拥蓝关》。《雪拥蓝关》的典故,系取自唐代韩愈诗句。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诗曰:“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11]3860宋刘斧《青琐高议》前集卷九《韩湘子》,载韩湘子与韩愈蓝关之事甚详,其中说韩湘子用幻化之术,使笼中岩花二朵顷刻花开,花朵上有小金字分明可辨。其诗曰:“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12]85-86《太平广记》卷五十四《韩愈外甥》引《仙传拾遗》载:

明年春,牡丹花开数朵,花色一如其说。但每一叶花中,有楷书十四字曰:“云横秦岭家何处,雪拥蓝关马不前”。书势精能,人工所不及,非神仙得道,立见先知,何以及于此也。[13]331-332

宋白玉蟾《修真十书武夷集》卷五十《韩湘》诗曰:

白雪满空夜,黄芽一朵春。

蓝关归去后,问甚世间人。[14]817

《仙传拾遗》、《修真十书武夷集》,都是唐宋时期颇为流行的道经,所载韩湘子度化韩愈的故事,被改写成通俗的道情说唱形式,再经过明代流行小说的渲染,成为明代社会脍炙人口的道情名篇。明代小说《金瓶梅》第六十四回《玉箫跪受三章约,书童私挂一帆风》,说西门庆事先请了两名唱道情的,又请了一班海盐戏子,请薛内相和刘内相听说书。海盐戏子先唱《刘智远白兔记》:

唱了还未几折,心下不耐烦,一面叫上两个唱道情的去,打起渔鼓,并肩朝上,高声唱了一套“韩文公雪拥蓝关”故事下去。[15]973

可见《韩文公雪拥蓝关》道情成为广为流传的道情曲目。明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五就说:“道家所唱有道情,僧家所唱有抛颂,词说如《西游记》、《蓝关记》,实匹休耳。”[16]173

明代小说中描写的《庄子叹骷髅》道情,是明代社会宣扬道家出世思想的典型话本。 《醒世恒言》第三十八卷《李道人独步云门》有详细描写:

(李清)正在彷徨之际,忽听得隐隐的渔鼓简响,走去看时,却是东岳庙前一个瞎老儿,在那里唱道情,向着人掠钱。……只见那瞎老儿,止掠得十来文钱,便没人肯出。内中一个道:“先生,你且说唱起来,待我们敛足与你。”瞽者道:“不成!不成!我是个瞎子,倘说完了,都一溜走开,那里来寻讨?”众人道:“岂有此理!你是个残疾人,哄了你也不当人子。”那瞽者听信众人,遂鼓动渔鼓简板,先念出四句诗来道:

暑往寒来春复秋,夕阳桥下水东流。

将军战马今何在?野草闲花满地愁。

念了这四句诗,次第敷衍正传,乃是《庄子叹骷髅》一段话文,又是道家故事,正合了李清之意。李清挤进一步,侧耳而听,只见那瞽者说一回,唱一回,正叹到骷髅皮生肉长,复命回阳,在地下直跳将起来。那些人也有笑的,也有嗟叹的,却好是个半本,瞽者就住了鼓简。待掠钱足了,方才又说。——此乃是说平话的常规。谁知众人听话时一团高兴,待出钱时,面面相觑,都不肯出手。又有身边没钱的假意说几句冷话,佯佯的走开去了。[17]752-753

道家题材的《庄子叹骷髅》故事,有不同的文学表现形式,早在元代就为杂剧剧目之一。据元钟嗣成《录鬼簿》卷上记载,元李寿卿《叹骷髅》杂剧,题目作《南华仙不朝赵天子》,正名作《鼓盆歌庄子叹骷髅》,简名《叹骷髅》。明成祖朝编纂的《永乐大典目录》,其中卷五十四有《鼓盆歌庄子叹骷髅》杂剧。元明以来社会上唱道情者,多奉道家的庄周为祖师,即因庄子鼓盆歌而得悟道之缘故。清代小说《续金瓶梅》第四十八回《莲净度梅玉出家,瘸子听骷髅入道》,其中有一段《庄子叹骷髅》道情的描写,叙庄子救活骷髅武贵后反遭诬陷,但又以法术使骷髅复现原形的故事。

元明时期道士打渔鼓的形象及精神境界,在杂剧、小说中有生动描写。元杨景贤《西游记杂剧》第五本第十八出《迷路问仙》,载采药仙人唱【醉乡春】曲曰:

打渔鼓高歌兴添,采灵芝快乐无厌。大叫高呼,前遮后掩,远量度,近观瞻谨廉礼谦,休猜我做避世陶潜。[18]680

明吴承恩《西游记》第七十回《妖魔宝放烟沙火,悟空计盗紫金铃》说孙悟空:

摇身一变,又变做一个道童:

头挽双抓髻,身穿百衲衣。

手敲鱼鼓简,口唱道情词。[19]891-892

明吴承恩《西游记》第四十四回《法身元运逢车力,心正妖邪度脊关》说孙悟空:“摇身一变,变做个游方的云水全真,左臂上挂着一个水火篮儿,手敲着渔鼓,口唱着道情词。”[19]567明杨尔曾《韩湘子全传》中刻画韩湘子的唱道情,对道士放荡不羁形象的描写最细致入微。《韩湘子全传》第九回《韩湘子名登紫府,两牧童眼识神仙》,描写韩湘子化装成道人打扮说:

(韩湘子)改了仙容,变成老相。这老儿怎生模样?

戴一顶烂唐巾,左偏右折;穿一领破布袄,千补百衲。前拴羊皮后掛氈片,东漏脊梁西见胯骨。腰系一条朽烂草绳,又断又接;脚踏一双多耳麻鞋,少帮没底。面似鸡皮眼如膠葛,鼻涕郎当馋唾喷出。笑殺那彭祖八百年,到不如陈抟千金一忽。[2]795-796

明杨尔曾《韩湘子全传》第十回《唱道情韩湘动众》说:

湘子下得山来,将头上九云巾捺在花篮里面,头挽阴阳二髻,身上穿的九宫八卦跨龙袍,变作粗布道袍,把些尘土搽在脸上,变作一个面皮黄瘦,骨格伶仃风魔道人的模样。手拿着渔鼓简板,一路上唱着道情。……湘子打动渔鼓,拍起简板,口唱道情,呵呵大笑。那街坊上人,不论老的小的,男子妇人都哄拢来听他唱。[2]804

小说中韩湘子头挽一个双丫髻,身穿领布衣,脚穿双草履。这种风魔道人的打扮,是道士说唱道情的典型形象。当时道士刻意打扮成这种清修模样,以示对宋代道门腐败风气的蔑视与抵制。金元全真道创教诸宗师的苦行修炼,被道门人士奉为修道之楷模,当时道情说唱者的清苦打扮,固然出于点化世人的需要,但与金元全真道苦修的价值取向不无关系。道士云游世间说唱道情,实在是一件备尝辛苦的事。元马致远《吕洞宾三醉岳阳楼》第四折道情曲就说:“一顿饥,一顿饱,翻穿羊皮百衲袄。半头砖,一把草,侧卧横眠一任交旁人笑。”[1]182此既是道士唱道情生活实况的表白,也是唱道情者精神境界的真实写照。对于有弘道信念的道人来说,这其实是苦中有乐的一种修行实践。《韩湘子全传》第十三回《驾祥云宪宗顶礼,论全真湘子吟诗》中韩湘子就如此说道:“我吃的是黄虀淡饭,胜似珍肴。你纵有万贯家财难依靠。想石崇富豪,邓通钱高,临死来也归空了。总不如我,闷把瑶琴操。弹一曲《鹤鸣九皋》,无荣无辱无烦恼,逍遥,慢把渔鼓敲。”[2]844《吕洞宾三醉岳阳楼》第四折吕洞宾唱道:

罗浮道士谁同流,草衣木食轻王侯。

世间甲子管不得,壶里乾坤只自由。

数着残棋江月晓,一声长啸海门秋。

饮余回首话归路,笑指白云天际头。[1]182-183

当时唱道情的道士,“一钵千家饭,孤身万里游。为求生死路,乞化度春秋”[2]812。明代小说描写这种云游乞化,其实有道教经典的根据。《晋真人语录》玄门杂宝之十四“钵”云:“一钵千家饭,孤身万里游,为逃生死路,乞化度春秋。”[20]700对元明社会的这种风魔道人的形象,一般世俗之人难以理解其精神,而唱道情者则是我行我素。韩湘子《醉乡奉》道情就说:“打渔鼓高歌兴添,采灵芝快乐无厌。大叫高呼,前遮后掩。腾云驾雾,霎时间游遍九天。一任旁人笑我颠。”[2]807道士沿街唱道情的云游乞化,这种旨在弘道的逍遥之游容易接近民间大众,是元明时期道教传播于社会的重要方式。

中国传统宗教的佛道二教,历来重视在民间讲经宣教,唐代道教、佛教风行的俗讲,就是向民众讲经的教化活动。宋代社会中逐渐兴起的道情说唱,是道教适应时代更为生动的宣教形式。大致宋代以后儒释道三教,都注重更为通俗化的宣传教化。儒释道三家说唱形式不同,说唱的思想主旨也有区别,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七《燕南芝庵先生唱论》,其中说三教所尚:“道家唱情,僧家唱性,儒家唱理。”[8]6482可谓是三教说唱特点的准确概括。道教自唐代兴盛发展以来,已肇开与时代文学样式相结合之路,唐诗中的涉道诗,宋词中的道情鼓子词,乃至元明杂剧小说中的唱道情,都是道教与文学相结合的结果。道教在中国社会的影响无处不在,只要是社会流行的文学样式,总会打上道家影响的时代烙印。明代道情演唱已完成与各地方言结合,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道情演唱。道情说唱被视为方外之音,明代道情的劝世色彩尤为浓厚。说唱者既有云游道士也有民间艺人,那些通俗生动的道情曲从不同侧面抒发遁世隐逸、倾心于修道的情怀,我们从中不难睹见明代的世风,更可见道教唱道情在社会上的影响。

结语

道教唱道情发展至元明时期已相当兴盛,这与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不无关系,金元全真等新道教的崛起与明代正一道的贵盛,都为道情的传播创造了社会条件。明代以来民间已形成打渔鼓、唱道情送旧迎新的年终岁时习俗,渔鼓送岁歌的打渔鼓、唱道情成为民间耳熟能详的习语。中国道教在其1800多年的传教史中,元明清时期更为注重在下层民间社会的弘道,近代以来中国各地流播的地方道情说唱艺术,可谓是当时道教影响民间社会的余绪。道教唱道情与民间信仰的紧密结合,使道教的根底更深入中国民间社会,因此在道教民间化的衍变进程中,唱道情确有其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道教的道情说唱旨在劝化世人,道教经典中繁复的伦理说教,在道情中转化为浅显的人生警语。道情的唱词是对道教教义思想的通俗演绎。道情说唱是道教与民间文化结合的产物,在中国文化的大传统和小传统中,道情可谓融大小传统于一体,本文探讨的元明时期杂剧小说中的唱道情,反映出历史上道教传播影响中国社会的一个侧面。

收稿日期:2007-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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