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市场经济与人的发展观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与人论文,发展观论文,市场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探索与争鸣
内容提要 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市场经济与人的发展的关系问题，是当前社会舆论广泛关注，理论界悉心研讨而又众说纷纭的重要理论与实践课题。本文侧重于阐发马克思关于市场经济有利于人的能力全面发展的根据、条件和机制的系统论述。市场经济促进人的能力全面发展的深刻基础和突出表现，在于它比以往交往形态更有利于剩余劳动的创造，从而为社会提供了发展人的能力的自由时间和广阔空间。与此相关的，是创造财富的劳动体系、劳动能力、消费体系的多样化与普遍性；竞争机制有利于刺激人的创造潜能，鼓励杰出人才脱颖而出；物化的社会交往则建立起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丰富的社会关系，促使血缘的地域的民族的个人向世界历史性的个人转化。马克思既充分肯定市场经济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经阶段，又无情抨击市场经济尤其是西方市场经济对人的发展的消极影响。联系当代世界和中国实际全面把握马克思的上述科学思想，有助于深刻领会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有助于用相关的科学理论指导实践、促进社会经济与人的全面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是马克思毕生关注的焦点。在《共产党宣言》中，他曾经将取代阶级对抗社会的未来共产主义归结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自由人联合体。 此后， 他在倾注其40余年心血的《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深入具体地研究人的发展问题。实现人的能力全面发展这一理想目标，是长期历史过程的结果，从世界历史视野和交往社会形态考察，以人的依赖性为基础的原始的丰富性，是人的发展的最初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普遍性，则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经阶段和重要环节。马克思站在科学历史观和价值观相统一的制高点上，既充满激情地谴责西方市场经济导致人的异化；又不加掩饰地充分肯定市场经济一般乃至西方市场经济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地位和无可替代的价值。
一、市场经济有利于人的能力全面发展的基础和根据，在于它比以往交往形态更有利于剩余劳动的创造，从而为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准备了自由时间和广阔空间。
市场经济既是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也是提高人的文明素质，建立丰富的社会关系、为更高级社会形态创造各种要素的有效手段。市场经济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这一伟大文明作用的深刻基础与突出表现，就是在现阶段它比现有其他交往形态更有利于剩余劳动的创造。它的其他文明作用都是由此派生或在此过程中产生的。
剩余劳动是一切文明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恩格斯说，“劳动产品超出维持劳动的费用而形成的剩余，以及社会生产基金和后备基金从这种剩余中的形成和积累，过去和现在都是一切社会的、政治的和智力的继续发展的基础。”①如果一个社会所创造的财富消费殆尽乃至入不敷出，这个社会必定停滞不前，迟早要覆灭。从一般的、终极的意义上说，剩余劳动实质上是为社会创造的物质财富。剩余劳动时间也就是为发展人的能力而提供的社会自由时间。因为财富就是自由时间。撇开阶级对抗社会少数人占有剩余劳动不说，从整个社会来说，在必要劳动之外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是创造彼此交往，从事科学、艺术等高级活动从而发展人的能力的时间。“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②自由时间愈充分，人的发展的空间愈宽广，人的能力愈全面；个人的能力的全面而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创造出更多的剩余劳动。所以，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又成为财富整个发展的基础。可见，评判一种经济制度的根本标准，就看它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有利于剩余劳动的创造。因为“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作为必要的基础。”③
市场经济，西方市场经济的伟大历史方面，就是创造这种剩余劳动。追求交换价值的市场经济，劳动时间问题成了决定企业命运的东西。追求高额利润的内在动力和竞争的外在压力迫使企业采用先进科学技术和社会交换等一切手段，增加群众的剩余劳动。西方市场经济中尽管资本所有者以社会的名义无偿占有剩余劳动，但从发展趋势看，它不过是为社会创造剩余劳动的不自觉的工具。于是，这种剩余劳动一方面是社会的自由时间的基础，从而另一方面是整个社会发展和全部文化的物质基础。所以在马克思看来，西方市场经济尽管有种种弊端和痼疾，但它也在创造文化，执行一定的历史的社会的职能。
然而，私有制市场经济是在对立和异化中迫使劳动群众创造出剩余劳动的。一方的发展是以另一方把全部时间从而其发展空间几乎完全用于物质劳动为代价的；一方的人的能力的发展是以另一方的发展受限制为基础的。社会的对抗性发展一旦造成“普遍的勤劳”，驱使生产力发展到全社会只需用极少的必要劳动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财富，并且消除异化社会关系，它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所以，从历史过程看，西方市场经济归根到底是为更高社会形态创造各种要素。抛掉这种特殊的剩余劳动的狭隘社会形式，财富正是在普遍交换中造成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的普遍性，正是人对自然和社会力量的自觉驾驭，正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
二、市场经济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促进了社会关系和人的发展，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④
这既是市场经济发展生产力的自然结果，也是它具有较高的生产效率的前提。市场经济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普遍的劳动体系”，从而使人的活动方式多样化，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断丰富与扩展，人的潜能得以全面发挥。由于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分工的扩大，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剩余劳动的增加，市场经济的必然趋势是使用价值的多样化和生产部门的分化。财富的发展不单纯是现有使用价值量的扩大，同时也是质的差别的范围不断扩大，从而劳动越来越分化，越来越多样化。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方面力图发展和提高生产力的强度，一方面又追求劳动部门的无限多样化，也就是追求生产内容的全面性，使自然界的一切领域都服从于生产。”⑤撇开其他因素不谈，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剩余劳动的增加，就必然会使被束缚在传统生产部门中的劳动力游离出来，使之投入新的生产部门。市场经济的职业自由选择和经常变换适应了它自身追求生产内容全面性的需要。这同前市场经济形成鲜明对照。奴隶劳动就像役畜一样，终身从事某种特定的、强加给他的、传统的活动方式。职业分工在行会制度和种姓制度中是特定等级、血统、社会地位与政治特权的象征。职业的特殊化固定化被视为与其先定身份相符的适合天赋的活动，往往终身不易乃至世代相袭。统治者不是追求交换价值，而是占有单纯使用价值形式上的剩余劳动，因而也不需要劳动者职业的流动与变换。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所以传统社会关系引以为荣的“原始的丰富性”，在现代人看来无异于“完全的空虚”。
近现代西方市场经济一方面创造出一个“普遍的劳动体系”，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即人的实践能力及其功能的普遍性。经营者为追求最大化利润，总是面对世界市场，随时准备把资金投向市场容量大，资本利润率高的部门；企业生产何种商品或提供何种服务不过是谋取利润的手段。生产者的直接劳动目的也只是获取货币工资，对于自己劳动的具体内容，对于自己活动的特殊方式都是漠不关心的。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失业风险的困扰，也迫使他们适应多种职业岗位。所以，只要社会分工没有使劳动能力完全片面化，自由工人对于自身劳动能力和活动方式的预示着较高工资的任何改变，在原则上都是可以接受的，在心理和素质上都是有准备的。这在以往已经成为普遍现象。有的西方学者指出，“后工业化社会”工作的知识含量剧增，工作岗位愈益个性化，“知识工人”日益成为“不可替换的人”。职业的流动或变换或者不可能，或者得付出昂贵的代价。对那些低文化的成年蓝领工人来说，解雇确实意味着终身失业。但这并没有改变职业流动和变换的趋势。“如果说成年工人在某种程度上不能适应这种改变，那么他认为新的一代总是能适应这种变化的，新的正在成长的一代工人往往是可以参加到新的劳动部门或特别繁荣的劳动部门中去并得到使用的。”⑥总之，有市场经济就意味着分工的扩大， 新的生产部门的分化，劳动新方式的不断形成，从而也就是使用价值的多样化，职业的经常变换，人与自然处于全面的关系中，人的多方面才能在劳动实践中培养出来。因为新生产部门的这种创造，“不仅是一种分工，而且是一定的生产作为具有新使用价值的劳动从自身中分离出来；是发展各种劳动即各种生产的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广泛的体系，与之相适应的是需要的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丰富的体系。”⑦
通过普遍交换满足的普遍需要体系丰富着人们的社会关系，发展着人的能力。需要体系和劳动体系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需要如同各种产品和劳动技能一样，是生产出来的。需要越丰富，越扩大，现实财富的发展程度便越高。反之亦然。人的需要有自然产生的，维护自然主体的个人生存的“必要的需要”；有从社会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高一级的“社会需要”。相对于原始的基本的需要来说，后者又称为“奢侈的需要”。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是随着经济增长的程度把少数人享有的“奢侈的需要”变成“必要的需要”。如发达国家耐用消费品的普及，住房标准的提高，闲暇时间、旅游消费的增加，等等；这些过去对多数人来说是多余的东西现在转化为必要的东西。这不能归结为资产者的“恩赐”或“欺骗”，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消费方面的贫富差别在西方依然存在。但“生产的发展既扬弃这种自然必要性，也扬弃那种奢侈——当然，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这只是以对立的形式实现的，因为这种发展本身又只是规定一定的社会标准来作为必要的标准，而同奢侈相对立。”⑧广泛的经常的市场交换有助于需要和消费的社会标准的提高。
需要和消费的社会标准的提高，从另一角度看也就是人的能力的普遍提高。发展生产力，在一般意义上，“既是发展消费的能力，又是发展消费的资料。消费的能力是消费的条件，因而是消费的首要手段，而这种能力是一种个人才能的发展，一种生产力的发展。”⑨资本主义强使这一切发展服从于剩余价值的生产，因而它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其自身社会制度性质上受到限制。它是在普遍性与狭隘性的矛盾中运动的。本质上普遍性的需要体系和劳动体系终究会突破其社会制度的狭隘界限。由于人类自然发展的规律，一旦满足了某一范围的需要，又会游离出创造出新的需要。在现有需要水平上停滞或倒退，就得冒社会动荡乃至倾覆的风险。所以西方有“工资刚性”、“福利刚性”之说。可见，西方市场经济在创造剩余价值时，“也使社会劳动即社会的总劳动划分得越来越多，生产越来越多样化，社会需要的范围和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的范围日益扩大，从而使人的生产能力得到发展，因而使人的才能在新的方面发挥作用。”⑩
西方社会劳动群众享有的“高消费”总的来说，仍限于必要劳动范围之内。马克思预测，劳动力价值同其他商品一样，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而下降。这在生活消费资料上早已得到验证。但用于劳动者教育训练的费用反而上升。由于新技术革命对劳动力素质的新要求，劳动者个人或家庭不得不花费巨资接受专业培训，有些高新技术企业舍得耗资万余美元训练一名合格工人。低素质的廉价劳动力已不再有优势。这种新情况既出乎前人意料之外，也是在他们意料之中的。马克思曾经指出，劳动力价值“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要求劳动能力有更高水平的教育，在更复杂的劳动使这一劳动能力的更高的个人发展成为必要，以致创造这种劳动能力所需要的价值（劳动）量增加的情况下，才能提高。”(11)这在马克思时期确实不涉及广大工人群众。战后第三产业的兴起和“白领阶层”比重上升，标志着人的能力已经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这也是市场经济创造文化的表现。当我们说人的素质是历史的产物又给历史以巨大影响时，不能忽略市场经济这种在人的发展中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因为：“培养社会的人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因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这同样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一个条件”。(12)不要忘记，“高度文明的人”是西方市场经济发展不自觉的结果，其中伴随着人的单向性和异化。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减轻乃至最终克服个人与社会发展中的这种负效应。但是从“原始的丰富性”到“自由个性”，必须经过以物为媒介的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的市场经济阶段，直接跨越并不成功。
三、市场经济瓦解了凝固不变的先定的社会身份和职业待遇，允许和鼓励杰出人才通过竞争和双向选择脱颖而出，获得优于常人的职业岗位和物质精神利益。这有利于丰富人的社会关系，刺激人的潜能充分发挥。
一种社会体制如果纯粹或主要用行政强制手段配置生产要素，劳动者被固定在一个地域或生产单位，就不可能建立广泛的社会联系，接受先进文化提高自己。西方市场经济第一次赋予劳动者职业选择和地区流动的自由，尽管这种自由是有限的。“奴隶属于某个一定的主人，工人固然一定要把自己卖给资本家，但并不一定要卖给某个一定的资本家，他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选择把自己卖给谁，他可以换主人。”资本所有者可以自由选择经理人员和工人，实行差别工资。“按照特殊劳动是否要求发展得比较高的、需要较多生产费用的劳动能力这样一些不同情况，工资便有很大的差别，从而一方面给个人差别开辟了活动余地，另一方面给劳动能力本身的发展提供了刺激。”(13)没有或不承认个人差别，就没有发展个人能力的动机与活力。在为资本家创造剩余劳动这个根本前提下，劳动者的收入差别与其劳动能力（劳动力价值）和劳动实绩（劳动力使用价值耗费的结果即剩余劳动生产率）相联系。发达国家人们竭尽全力乃至举债致力于智力投资，动机和动力在于高素质劳动者能够获得较为优越的职业岗位和丰厚待遇。
此外，相对于传统社会来说，个人对于特定阶级、阶层的隶属关系亦有一定的流动性。私有制市场经济无论如何不能使所有人都变成百万富豪，“然而单个的工人借助于特殊的能力、天才等，仍然可能上升到较高的劳动部门，这正像某个工人本身有成为资本家和他人劳动的剥削者的抽象可能性完全一样。”在这里，传统社会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血统、身份、门弟、年资、宗法和地缘关系不值几文。市场经济提供了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竞技和角逐场所，使每个人的商业价值得以充分展示和相当正确的评价。有些决策失误、经营不善的富豪顷刻倒闭破产，无情地被赶出上流社会；某些不受现有资本家欢迎的新的幸运骑士被召唤到战场上来，一旦发迹不可一世。社会关系、社会经济地位的流动性，一方面使自由工人的活动比传统社会劳动者的活动更紧张、更有连续性、更灵活、更熟练；另一方面使资产者、统治者同样经受竞争压力，不敢懈怠、恣意妄为。马克思说，“一个统治阶级越能把被统治阶级中的最杰出的人物吸收进来，它的统治就越巩固，越险恶。”西方社会“腐而不朽”、“衰而不死”，战后经济增长较快，没有发生以往那种大危机大震荡，一个重要因素，是它利用现代市场经济这个有效手段“巩固了资本本身的统治，扩大了它的基础，使它能够从社会下层不断得到新的力量来补充自己”。(14)
西方的市场经济尽管有种种弊端，但它确实培养了一批人才。社会主义社会劳动群众是生产资料与自身劳动力的主人，也是国家的主人，其统治基础极其广泛而深厚。但要使宪法形式上的主人真正成为实际生活中的主人，使人民公仆不致于蜕变成人民主人，使各方面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各类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必须在科技、教育、干部、劳动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上，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进行改革。改革包括吸收西方市场经济具体制度上的进步因素，使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完善起来，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否成功，能否在经济上赶上发达国家，能否在政治上创造比西方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能否造就比他们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取决于这“第二次革命”意义上的制度改革。
四、市场经济以商品、货币、市场为媒介，间接进行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建立起个人、企业、民族国家之间多层次的全面的交往关系，从而有利于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
社会关系的丰富性既是人的能力全面发展的标志，又是其必要条件。市场经济社会中个人之间的社会联系、社会关系总是表现为物的联系，物的社会关系。市场经济越是发达，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越是紧密，社会关系越是丰富。人类劳动本质上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占有自然因素，是促成人和自然间的物质变换的活动。劳动产品则是通过劳动改变了形态的自然物质。所以，“劳动能力也是物质财富的一般可能性，是具有交换价值这种一定的社会形式的财富的唯一源泉。价值作为物化劳动，其实只是劳动能力的物化的活动。”(15)劳动产品作为商品来交换，既是各具特殊性的自然资源的互通有无，更是劳动能力、各民族文化、生活习俗、审美情趣的相互吸取。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人们之间直接的广泛的社会联系受到地理环境、政治制度、种族、民族、语言、意识形态等种种因素制约。但是，通过商品、货币、市场，“社会的普遍物质变换不通过社会成员的个人接触就可以进行。”(16)市场交换使人的能力、人的社会关系外部化、物质化。购买一种质优价廉的外国商品，既能间接了解该国的科技水平、劳动效率、管理状况，也可以领略异国风情、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
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一方面将社会物质变换和人们的社会关系完全物化和外部化，另一方面它的一切规定、一切职能仅仅反映个人参加总生产或把他自己的生产当作社会生产来对待时所处的各种社会关系。借助于货币媒介，使用价值不同的商品相互交换。货币本身是社会权力、社会联系、社会实体的象征。拥有货币就拥有社会权力。“货币本身是世界主义的。”货币能满足货币拥有者对各种使用价值的需要，并因此成为交换各方发生普遍社会联系的手段。世界货币“会在开辟世界市场方面，在使社会物质变换超越一切地方的、宗教的、政治的和种族的区别方面成为异常有力的因素。”(17)世界货币从金银条块、金本位制到“硬货币”、浮动汇率制，货币单位从贵金属重量到“特别提款权”，社会历史创造的文化因素愈益增加，社会关系、社会联系的性质愈益显露。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关系表现为物的关系，社会关系某种程度和范围的物化似乎是难以避免的。市场经济又称之为“货币经济”。货币存在的前提就是社会联系的物化。在这里，货币所表征的，是个人支配他人拥有的使用价值即他人的活动或产品的权力。货币作为同商品实体相分离的孤立化、个体化的交换价值，使社会财富所有者有可能将社会权力、社会联系、社会实体揣在衣袋里。在这种特殊的社会物质变换中，人们信赖的是物即货币，而不是作为人的自身。你要从别人那里获得商品或服务，就必须把这种“社会的抵押品”留在别人手里，后者凭货币亦可与他人“互相交换其活动”。由于货币这种物拥有社会的属性，体现在物上的社会权力就把人与人之间“相互的社会关系转变为一种固定的、压倒一切的、把每个个人都包括在内的社会关系。”(18)但是人们信赖物，崇拜货币，归根到底是因为这种物是人们互相间的物化的关系，是物化的交换价值。而交换价值无非是人们互相间生产活动的关系。在一定历史阶段上，唯有借助于物化的关系，才能进行社会劳动的物质变换，建立起丰富的社会关系，从而使人的能力得到发展。
市场经济以物化形式建立起来的普遍社会联系既有历史的必然性，也有历史的合理性。在马克思看来，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发展，必定要经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这样一个长期历史过程。在这里，每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只有在以货币为媒介的普遍社会物质变换中才能形成全面的社会关系，多方面的社会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其使命是为个人全面发展、物化和异化社会关系被扬弃的“自由人联合体”创造条件。如果无视历史规律跨越发达市场经济，“如果你从物那里夺去这种社会权力，那你就必须赋予人以支配人的这种权力。”(19)滥用行政手段、到处以权威与服从关系代替自由平等的交换关系，排斥市场机制，实践证明很容易倒退到闭塞保守、物物交换的原始交往水平，不利于社会关系和人的能力全面发展。可见，“这种物的联系比单个人之间没有联系要好，或者比只是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要好。”(20)要把一般对象化、物化同异化区别开来。主客体关系的颠倒，物支配人，主要根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在马克思看来，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捆在一起的西方市场经济，是西方社会经济发展，从而也是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功不可没，万万不可因其所导致的人的异化而忽略乃至否定其文明的进步的方面。
马克思没有来得及也不可能详尽研究和论证东方国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马克思以后的社会主义实践表明，市场经济可以而且必须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不走这条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由之路，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只能是死路一条。这是我党和邓小平同志总结中外长期历史经验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上的伟大创造。我们确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的目的“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21)实现这三位一体目标的重要途径，就是充分利用市场经济发展“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的文明方面。西方市场经济体制尚且培养出一大批杰出人才，发挥人的潜能，有代价地促进了社会和人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定能够充分利用自身制度优势，扬长避短，调动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实现人的能力全面发展的目标。这是个全新的历史课题，有许多理论与实践难题有待于探索。马克思关于西方市场经济促进人的能力发展的思想，无疑是有助于我们利用市场经济共有的促进人的能力发展的积极因素，借鉴其成功经验的。马克思关于一般市场经济对人的发展的消极方面和西方市场经济导致人的异化的批判理论，具有同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限于篇幅，只能另文讨论了。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33页。
②③⑤⑩(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532、216、555、260、39页。
④⑦(12)(19)(20)⑧⑨(16)(17)(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4、392、392、104、108页；下册第20、 225、437——438、435、492页。
⑥(11)(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第13、472、11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679页。
(21)《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