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青年大学生中的传播机制及跨文化应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跨文化论文,机制论文,青年论文,大学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说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本文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青年大学生中的传播命题时，一个根本的价值起点是：让马克思主义掌握青年大学生(群众)，让青年大学生(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反观发轫于“主义与问题”之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时，不管把“中国化”理解为一种过程也好，一种路径也好，一种动因也好，一种文化成果也罢，马克思主义要真正掌握青年大学生并主动为青年大学生掌握，必须通过信息传播，必须在传播中科学建构意识形态，并赋予青年大学生主体显性的文化价值，本文即尝试性地对此过程进行理性探析。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文化价值出场与青年大学生政治文化对接
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其力量和生命就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走的就是一条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路，这条道路我们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中国化”必须有两个基本意义：一是它要有中国特色的表现形式；二是它的内容必须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规律的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表现为一种思想理论成果，一种与时俱进的思想文化形态和思想理论体系，其内隐地渗透着思想文化价值观和政治信仰观。在中国化价值认同体系构建中，当代青年大学生面临的现实情境是：我国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社会矛盾不仅存在于经济和政治领域，而且更突出地存在于思想文化领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本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语境中不断重新出场、与时俱进的过程。随着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等“改变世界”实践主体的不断转换，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化进程中的出场不仅“与时俱进”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且也唤醒了学界在认识上“方法论自觉”，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能动创新和主体转换。于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文化价值如何出场的关键节点上，当代青年大学生政治文化与之形成了主体上的内在对接。
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政治文化是人们参与现实政治生活过程的经验积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它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能动性：一方面，它在现实生活中形成，将现实政治生活通过观念的方式保留下来，并随着政治生活的变化和政治制度的改变而有所改变；另一方面，它对于社会政治生活和政治行为又具有巨大的心理和精神支配作用。
在青年大学生政治文化的认知性成分中，对于当前政治组织、政治过程、政治角色、政治产品等方面的认识，构成了他们对政治体系、政治理念进行判断以及选择行为目标和行为方式的基础；在青年大学生政治文化的情感性成分中，包括对政治体系和政治活动的感情；而青年大学生政治文化的评价性成分则依据一套他们认为是正确和合理的准则、信条，或明确或含蓄地对政治体系和政治信念进行价值判断，包括政治价值观念和政治评价的心理过程。大学生从认知到情感以及评价，都是通过接受党团教育、学习政治教材知识、接受父辈关于家庭变迁等言传身教形式，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一种现实的文化价值认同体系，并折射在价值选择中。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文化价值出场，对接了青年大学生政治文化的内容体系和价值判断，其中必少不了一个信息传播和互动过程，以及价值接纳过程。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青年大学生中的传播机制分析：出场路径、传播过程、意识形态工作机制及“意见领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青年大学生中的传播机制主要强调的是传播的出场路径、过程、动力系统和工作机制等，而不是简单的信息传播本身的自圆其说。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青年大学生中传播的出场路径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出场路径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向度：‘对话’、‘问题’和‘方法’构成的不同出场路径”[2]。这对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青年大学生中的传播过程富有启发性。
首先，由“对话”构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出场路径提示青年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疑是一场广泛而又深入的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对话”革命，这是马克思主义出场的具体方式。其对话的根本旨趣在于阐明“我所理解的马克思”，其中比较重要的问题是“何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如何回到马克思”，这些问题对青年大学生价值和信仰非常重要。
其次，由“问题”构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出场路径回应了当代青年大学生急切关心的中国问题：马克思主义要传播深化，他们自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非“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简单推延，而是以“中国问题”为焦点，以“中国话题”为叙说要点，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性、民族性、实践性和世界性品质。
再次，由“方法”构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出场路径赋予了当代青年大学生接纳马克思主义鲜活思想精髓的理论勇气：建构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方法论问题依然是本质性问题，因为方法论是建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规定与原则尺度。青年大学生作为中国发展进程的见证者之一，在理解马克思主义鲜活的理论创新过程中应有客观主见不能混淆视听，要把中国化的艰辛过程放逐在更大的时空环境中去考量和检验：只有在整体上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与方法，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路线，按照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精神，方能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要旨，才能真正辨明各种充斥着浪漫主义色彩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各种方法论棱镜中的马克思主义形态。
2.基于拉斯韦尔5W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青年大学生中的传播过程及要素构成分析
在传播学的经典理论中，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在其1948年发表的《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3]中最早对人类社会的传播活动进行了分析，并清晰地阐释了5W传播模式以及大众传播三功能说，明确提出了传播过程及其五个基本构成要素。“5W”模式是：谁(Who)→说什么(Says 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To whom)→取得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s)。这五个要素对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青年大学生中的传播过程提供了强有力的解释力。
“谁”就是传播者。在中国化传播进程中，到底都是“谁”在对青年大学生“言说”？当下的情境是，社会主义大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情有独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课堂上“言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也是传播者，学生党员和骨干也是信息的负载者和传播者，这些都构成传播中的施动一方，是主体也是客体，互为主客体。
“说什么”是指传播的讯息内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思想体系和文化信息集合，信息量大，紧跟时代主题，贴近改革开放实际，极富时代气息和现实意义。
“渠道”，是信息传递所必须经过的中介或借助的物质载体。在我国语境下，传播“渠道”构成了宣传和舆论阵地等“第三只权力的眼睛”。传播渠道这个信道在我国体制下具有很强的政治敏感性，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在传播渠道中起到了强势的统帅和战略作用。
“对谁”，就是受传者或受众。青年大学生既是受众，又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对象和目标群体。媒介角色定位、传播的全球化趋势、媒介行为方式等都对受众接受问题产生变量的影响，尤其针对青年大学生这个富有批判性和情感性的群体，需要深入探讨接受理论如何在传播中发挥作用，如何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更好地、能动地、长效性地走进他们并深深认同。
“效果”，是信息到达受众后在其认知、情感、行为各层面所引起的反应。青年大学生的政治行为也就是传播效果的表征，其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元素和实践元素就是最明显的显性“效果”。
拉斯韦尔的“5W”模式是线性模式，即信息的流动是直线的、单向的。该模式把人类传播活动明确概括为由5个环节和要素构成的过程。大众传播学的5个主要研究领域——“控制研究”、“内容分析”、“媒介研究”、“受众研究”和“效果分析”也是由此模式发展而来，但它没能注意到反馈这个要素，忽视了传播的双向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播中要时刻重视反馈功能和双向互动，大学生本身是传播的客体也是主体，青年大学生马克思主义者可谓任重道远。
3.探索有效的意识形态工作机制
意识形态(英文：Ideology)是指一种观念的集合。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有三种定义：“一是对历史唯心主义的否定和揭示；二是一种对社会存在的系统解释；三是在总体上是一类确定的文化。这种文化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受社会存在的制约”。[4]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播进程中，也需要探索适合青年大学生特点的意识形态工作机制。一是鲜活的目标导向机制——意识形态工作的目标一定要明朗，政治导向时刻不能松懈，我国《高等教育法》中，“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管理体制就是有力保证；二是长期有效的宣传舆论引导机制——对大学生而言，需要通过强有力的舆论宣传，用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武装青年大学生头脑，用先进的思想指引他们的成才；三是与时俱进的理论话语体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分别见证了我们党和国家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不同阶段，话语内容、话语体系所具有的鲜活的时代气息，但要在青年大学生中达成共识，产生共鸣，还需要理论本身的与时俱进，也需要采用青年大学生乐于接受的话语模式；第四是媒介教育长效机制——从大教育的概念讲，社会教育是个大课堂，媒介是社会教育的重要内涵。在信息共享和信息共荣的时代，媒介教育、公共空间、公共意志表达等都能够对青年大学生的政治信仰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播过程形成重要影响，这是意识形态必须强化的有力工作机制。
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播进程中的“意见领袖”的作用
“意见领袖”(Opinion leader)又叫“舆论领袖”，[5]是指在信息传递和人际互动过程中少数具有影响力、活动力，既非选举产生又无政治名号的人。在传播过程中，“意见领袖”往往具有加工与解释的功能、扩散与传播的功能、支配与引导的功能、协调或干扰的功能。传播者要想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影响广大青年大学生，必然先设法影响大众传播中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
在青年大学生群体身边，主要有这样几类典型的“意见领袖”：一是长辈的代际影响，从青年大学生年少时就以第一任教师的身份引导了他们的价值偏好和思想投射；二是大学部分专业教师的作用，诸如马克斯·韦伯在《学术与政治》中所说，他们对下一代有重要的导引功能，他们也是社会的良心，在知识工作者使命中捍卫着国家利益，完成了政治任务，关键是如何掌握他们；三是信息社会的网络“意见领袖”作用，网络的思想具有穿透性，没有任何的言说顾及，对涉世未深的热血青年大学生极易形成思想跟风，形成网络中的独立意志者，青年大学生俱乐部网站、校园BBS等都是需要关注的“意见领袖”；四是大学生身边一些人的影响，这些人因在某些方面具有突出优势、独特地位等而受到青年大学生关注，影响力也是不可低估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苦口婆心”的工作有时还不及学生身边一些重要他人的几句话(意见)的威信。以上这些“意见领袖”在中国化传播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必须整合资源形成教育合力才能发挥正迁移作用。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青年大学生中传播的跨文化应对分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播实质就是思想和文化的如何出场和如何在场，以致于让错误的思潮如何“退场”。“传播本身构成一种文化行为和文化复写机制，青年大学生主体的思想也好，价值观也好，根本上必须造成主体的接受自觉和文化自觉”。[6]马克思主义是“世界产物”，在中国化进程中必然涉及传统和现代、国际化和本土化、中国与世界等文化沟通、适应、融合、交锋、对话等问题。跨文化指涉不同文化体系的相互沟通或碰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国际教育大会于1992年提出的第78号建议——《教育对文化发展的贡献》指出，跨文化是关于不同“文化的知识和理解，以及在一国内部各种文化成分之间和世界各国不同文化之间建立积极的交流与相互充实的关系”。[7]可见，跨文化的视角主要帮助我们审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主体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以及了解文化因素(广义的环境因素之一)对文化主体发展的影响。
1.青年大学生必须处理好思想“包容”与文化“扬弃”的关系
跨文化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播必须要体现“理解、尊重、鉴赏”。跨文化视野下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播的文化现象，通过在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总过程中进行文化定位，寻求思想文化差异的内在原因和填补差异的有效途径，探索不同思想文化形态之间在深层结构和内在本质方面的共同点、联系点和进一步协调发展的生长点，在对共同性和协调性的世界文化的积极创造中达到跨文化的真正理解与超越，使马克思主义永葆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2.青年大学生必须处理好“求同存异”与“思维借鉴”的思想文化内容选择问题
在跨文化视野下反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播的内容选择，一方面，要继承和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对异域、异质思想文化的认知，应着眼于吸收可以同构的部分，对于与国家主导价值和核心价值完全对立的部分，应采取抵制的态度，对于不适应国情、具有异域伦理道德独特性的部分，应采取理解与宽容的态度。当代青年大学生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播中要做能动的建构者和推动者。
3.青年大学生要学会处理好“一元与多元”的协调关系
这是从我们本国的思想文化处理情况而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作为我国先进文化核心和一元化指导思想，与多元、多样文化之间客观上存在着矛盾。我们既要坚决反对在国家意识形态层面上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又要积极探寻马克思主义在这一历史阶段必然存在的多元、多样、多变的文化领域中的实现机制，以先进文化积极引领社会文化思潮。另外，大学生还要处理好“一元与多元”、“差异与共识”的关系问题。差异化、多元化的价值观充满活力，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创新与繁荣。但是，差异价值观之间的矛盾、冲突又必然消耗共识资源，使社会隔膜、疏远甚至离散，因此，需要加以积极引导以促进共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应当在多样文化空间上找到自己的当代出场路径，在多元对话中引导青年大学生方向。在多元差异的文化中，通过多元主体的精神交往、协商和话语实践，我们应当努力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共识和共同理想，共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强化民族的时代共识。
4.青年大学生要带头做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对话的文化先锋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因此，青年大学生关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对话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这方面大学也有重要使命，尤其是对涉外院校组织，因为与异域文化的近姻关系，与对象国理论流变和思想前沿的对话便利，更应在中国化与传统文化跨文化交流对话中发挥优势。
以史为镜，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最先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时就提到了世界和民族、国际和国内等跨文化问题：“马克思主义是世界的，但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的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的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文化特性……”[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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