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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学恢复二十余年来，始终回应和寻求着社会变革进程的合法化知识体系。如果说现代政治学知识领域是由若干部分构成的具有内在关系的一个知识谱系，那么随着公共性理念和制度在传统国家体制内的扩张，以及政府善治的追求，公共政策的知识追求已经成为这一知识谱系中的主导性领域。本文选取近几年中国学者求取的公共政策知识状况，并把它作为分析对象，给予事实描述和定性诠释，为这一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一份必要的文献，最终的目的是关怀公共政策规范的成长。
一、公共政策概念：理解的差异
国内多数研究者赞同以行为准则为中心内容的界定，认为政策是指某一（或一组）行动者（主要是政府的官员、机构和团体）在既定的活动领域中的行为。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政策是政策机构和它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政策体现了这种关系，又为处理这些关系提供了手段。一般来说，公共政策是由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制定的，公共政策体现了他们在政治系统和特定环境下的活动方式和活动过程，表达了他们的行为和目的，反映了他们实际所做的事情和效果。
在这一理性共识的平台上，一些研究者依据不同的理念，从不同的视角诠释了公共政策的概念。一是基于现代政治学的理念，认为公共政策是政府对社会公共利益分配的动态过程。这一分配的基础是政府选择利益和综合利益，分配的关键是落实利益。从社会公共利益中，由利益选择到利益综合，由利益分配到利益落实，这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公共政策的过程取向是与这种利益取向完全一致的。二是基于制度经济学的理念，以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为背景，把公共政策理解为政府运用自己的职能来规范、引导经济法人实体、市场主体和个人行为，有效地调动和利用社会经济资源，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目标。公共政策是调控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和关键因素。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愈高，公共政策的作用和影响也就愈大。三是基于公共管理的理念，认为公共政策是以政府为主的公共机构，为确保社会朝着政治系统所确定或承诺的正确方向发展，通过广泛的参与和连续的抉择以及具体实施而产生的效果，达到解决社会公共问题和平衡与协调社会公众利益的目的。
二、政策研究、政策分析与政策科学的关系：视角的宽窄
关于政策研究，有的研究者认为它是一个最为广义的概念，概括起来有两种观点。一是政策研究是科学基于技艺的知识和艺术的综合。它可以定义为一个指导研究或分析的过程，旨在为政策制定提供行动指南。二是政策研究是为解决各种具体社会问题而对不同公共政策的性质、原因及其效果的研究。
关于政策分析，有的研究者认为它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一是政治学意义上的广义的政策分析。广义的政策分析可以看作是对整个过程（政策问题的确认、政策规划、政策执行、政策合法化、政策评估、政策反馈、政策终结）的分析，也包括对政策环境的分析。二是在系统分析基础上的狭义政策分析。狭义的政策分析可以认为是基于政策、政策目标之间的关系，在各种备选的方案中确定一个能最大程度地实现该目标的最优方案的过程。还有的研究者认为，公共政策分析是对政府为解决各类公共政策问题所选择的政策本质、产生的原因及实施的效果所进行的研究。
关于政策科学，有的研究者认为，它是融系统的知识、合理结构的理性、有组织的创造性为一体的，研究如何制定优化政策，避免灾难性政策的学科领域。政策科学的核心是把政策制定系统作为研究和改进的对象，包括政策制定的一般过程及其具体的政策问题，把政策科学看成是提高控制与解决社会问题能力的重要手段。
在三者相互关系上，有的研究者认为将狭义的政策分析作为政策研究与政策科学方法论的内容是适宜的。除此之外，政策科学的主要内容还包括：元政策制定，即研究政策制定的政策；政策评估；政策制定系统的改进与未来学研究。政策分析并不直接面向行动，但较之基础研究更具技术性；政策研究则是直接面向行动，又有解决基本社会问题特征的研究活动。
三、公共政策的学科定位：从边缘到主流
有的研究者认为，构成一门学科的标准或主要条件在于有无独立的研究对象、有无完整的知识体系、有无规范的学科建制。据此，只有公共政策学科专门将公共政策作为自己的全部研究内容，并且将公共政策的理论建构、运行过程、规划分析以及把具体公共政策的实践作为研究课题，形成与其他学科不同的独立的研究对象。围绕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公共政策学科在发展中逐步形成了完整系统的知识。现代公共政策学科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知识：公共政策理论知识、公共政策过程知识、公共政策分析知识和公共政策实践案例知识。从公共政策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来看，公共政策具备了一定的学科建制。
持有相同看法的研究者还进一步认为，尽管一些传统的社会科学学科，如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也涉及政策系统及政策过程等问题，但他们并未将政策系统及其过程作为专门的惟一的研究领域，并未对此加以系统、全面和具体的研究，只有公共政策学科才是综合地运用各种知识和方法研究政策系统和政策过程，探求公共政策的实质、原因和结果的学科，目的是提供与政策相关的知识，改善公共决策系统，提高公共政策质量。还有的研究者还通过对现代西方政策科学范式和知识体系的细致考察，论证了公共政策学科的独立性。前者认为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的对象、性质、范围与方法构成了这个学科范式的基本内容。拉斯韦尔—德洛尔的传统政策科学构成了公共政策学科的经典范式。后者认为，20世纪中叶以后，西方现代政策科学经历了从“政策科学运动”到“政策分析运动”的历史演变。如果对这一演变的学术积累进行系统的整理，可以从中提炼出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结构的政策科学知识体系。这一知识体系包括三个主要方面：一是对政策的性质、结构、过程及其发展所进行科学阐释的政策理论知识；二是对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进行分析评估的政策方法知识；三是对政策的实际构建、信息处理、计划管理等方面进行探索的政策应用知识。这三个方面既有各自的特点，又按照一定的结构层次贯通起来，形成了一个相对完备的知识系统，从而支持了公共政策学科的形成与发展。
与上述学科分析的传统视角不同，有的研究者从政府工作的角度分析了公共政策学科定位的问题，认为在政府错综复杂的工作中，有三个方面最重要：决策、行政和管理。这三大部分在达成社会目标的整体活动中交织在一起。决策是为达成目标，解决公共问题所做出的指导行动的指南，是核心工作。决策是行政的依据，行政是决策的执行，两者密切地结合使政府的组织目标得以实现。政府管理为顺利的执行政策、实施法律、履行行政职能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运行环境。因此，在国际上，不少大学和政府学院正是在长期对政府工作分析的基础上，逐步认识到公务员所应具备的这三个知识领域，并设立了三个培养政府公务员的学科专业，即公共行政（MPA）、公共管理（MPM）和公共政策（MPP）。同时，在培训中积累了仿照培养医务人员的三种教学方法，即系统专业知识的学习、岗位训练和案例教学，以此来培养公务员的决策能力、行政能力和管理能力。这三种能力正是公务员做好政府工作最重要的能力。掌握这一背景，公共政策学科定位的问题就一目了然了。
认为公共政策是一门独立学科的研究者还分析了它的性质、范围和方法论特点。有的研究者认为公共政策学科作为全新的独立学科，有如下一些特点：是一个综合性、跨学科的新研究领域；是一门行动取向的学科；不仅是描述性的学科，而且还是规范性的学科；是软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这一学科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目前尚难于划出准确的边界，主要的研究内容包括政策系统、决策体制、政策过程、政策思维、未来研究、政策战略（元政策研究）、政策规划、政策价值观、政策分析方法与技术、重大公共项目的论证与评估等。公共政策学科的方法论并未最终形成，但它提倡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提倡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产生的途径，即注重事实分析，又注重价值分析；强调政策研究或政策分析中的理性方法和非理性方法的并用；主张全球观点与未来观点、历史的方法与比较的方法的综合并用。其他研究者也认为，公共政策学科不是以门类而是以公共问题建立起来的一门具有交叉科学和软科学特点的应用学科，其宗旨并不在于完善学科自身，而是为了更好地运用政策工具解决公共问题，这是公共政策学科的本质特点。
四、科学决策与民主决策：诠释的更新
在对科学决策的研究中，有的研究者认为，科学决策一方面是指决策的方法和程序符合科学的要求，另一方面是指决策的结果符合客观规律。对科学决策这一提法需要慎重对待，应该仅仅从前一种意义上，即决策方法的科学性上来使用，而不应该将其意义延伸到决策的结果方面来。因为科学性所追求的是正确的答案，而在实际上并不存在惟一正确答案的情况下，人们就会把并非惟一的正确答案当作惟一正确的答案，而自认为真理已经在握的人，就会把其他的可能答案当作谬误去排斥和打击，因为真理是从不妥协的。在政府管理权力的框架下，决策的结果是决策者和决策对象之间利益交易的结果。就此而言，并不存在追求真理和追求科学性的问题，存在的只是追求利益的协调，追求双方都能或都愿意的结果。这才是正确决策的最后衡量标准，否则名义追求科学性的决策，很可能会变成专制主义的决策。
还有的研究者从比较独特的角度为推动我国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提出了一些建议。第一，普及政策科学知识，宣传政策科学成果，提高全民的政策意识。第二，建立政策研究组织（官方的、半官方的、高等院校的、民间的），培育政策人才，最终形成一支政策分析家队伍。第三，建立政策科学专业（MPP、DPP），培育政策研究人才。第四，用政策科学知识更新公务员的知识结构，提高公务员的决策能力。
在对民主决策的研究中，一种观点指出，要真正实现民主决策，不仅需要人民对决策过程发挥制约作用，以体现人民与政府双方的互动关系，而且还必须从实质上解决如何互动的问题。从实质上解决互动问题主要有五个具体内容：一是互动的内容主要表现在双方的利益交易上；二是人民与政府之间的交易方式，包括制度的和非制度的以及人们能够想到的一切方式；三是这一交易只有经过反复、长期的利益博弈，才能使政府的决策越来越符合人民的利益要求；四是由互动的正和博弈性质所决定的，人民群众在这一交易的每一次利益博弈中所获取利益的幅度只能是有限的；五是民主决策的努力方向是将政府部门控制的各种物质资源的权力归还给社会，消除政府部门的特殊利益。还有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西方近代以来的以权力制约和保护自由的制度安排为核心原则的民主，逐步向可治理型民主转化。政府决策的民主化问题，是当代可治理型民主模式中制度安排所要考虑的关键课题。也正因为如此，研究民主与政府决策的关系，发展一种以公共政策和政策制定为核心的民主理论，是民主研究的主流视角。治理型民主的政策视角，不只是简单地探讨政策过程中公民参与的程度，而是着眼于研究参与是否导致政策结果的差异，研究参与和政策过程与政策产出的关系，研究政府向社会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是否均衡合理地体现了有关阶层和有关群体的利益。总之，治理型民主为公共政策的决策趋向于公共利益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制度平台。
五、市场经济与公共政策：扩张的公共性维度
在讨论政府、市场和公共政策之间的逻辑关系时，有的研究者认为集中讨论了以下三个问题。第一，由于市场自身无法解决不完全竞争，无法解决市场的外部性和公共产品的供给，因此市场失败是公共政策形成的逻辑起点。第二，市场经济的失败，并不在于肯定还是否定政府的作用，而在于如何处理好政府干预（主要是通过公共政策）与市场的关系。公共政策解决市场失败，即公平问题大致包括三个内容：一是公平的竞争规则；二是公平的市场环境；三是公平的分配机制与原则。第三，市场失败需要政府介入，但这种介入是有限的，超出了界限，政府的行为同样也会像市场一样失效。关于公共政策失败的原因，有的研究者认为这种政府运行中的非市场缺陷是由非市场供求关系所产生的。一般地说，这种关系的均衡机制是脆弱而不可靠的，政治过程中所具有的迟缓、滞胀、联盟、互动以及其他一些政治行为，会使非市场供求失衡的可能性延续较长时期。
还有的研究者主要从公共选择理论的原则分析了政策失败的几个具体原因：一是社会实际上并不存在作为政府公共政策追求目标的所谓公共利益；二是现实中存在一些大家利益比较一致的情况，现有的各种决策体制，即方式（投票规则）因各自的缺陷而难以达到最优化或理想的政策；三是信息的不完全、公共决策议程的偏差、投票人的“近视效应”、沉积成本、先例等对合理决策的制约；四是政策执行上的障碍。
在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政策认识上，有的研究者十分强调“公共性”这一概念，认为“公共性”是公共政策所固有的本质特性，在体制转型的过程中要对公共政策重新定位，首先应定位在“公共性”上。一是公共政策的正当性来自于它的问题取向的公共性。政府制定的政策应适用于全社会，恩及于所有的社会成员，公共政策不同于企业战略和行业行规，后者不具备公共性。二是作为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价值分配的过程，公共政策实际上是政府通过选择作为和不作为来完成利益协调的过程，它必须遵循公平原则，而公平原则的正当性则是以公共事务为前提的，价值或利益取向应具有公共性。三是公共政策的权威性和普遍效率性也决定了它的公共性。
有的研究者还对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政策的特点做出了分析，认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政府经济角色的转变、宏观经济调控模式的转变、所有制结构的转变、利益分配格局与分配机制的转变带来了公共政策的基础和取向的重新定位，而与这种转变相适应的公共政策的出发点是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政策的制定是以法律为准绳的，公共政策的目标是以实现效率、公平、发展为重点的。
六、实质性公共政策的分析：制度与技术知识的缺失
有些研究者分析了我国实质性公共政策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许多学者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公共政策的发展变化和实施后果，从中总结经验教训。这是我国政策科学研究的重点，分析范围十分全面，涉及几乎所有部门的政策，具体有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产业政策、区域发展政策、工业政策、农业政策、贸易政策、环境政策、人口政策、劳动政策、卫生政策、文艺政策、社会保障政策、民族宗教政策、国家安全政策、“一国两制”政策、外交政策、教育政策、科技政策、新闻出版政策等等。有的研究者选取了与我国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密切相关的经济社会政策、并进行了研究，试图对转轨时期政策的调整与完善做出深入的分析，主要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外资政策、外贸政策、人口政策、科技政策、经济特区政策、社会保障政策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政策等等。有的学者对我国实质性公共政策的历史演变进行了描述，并在此基础上给予了政策评价，试图使人们对我国一些公共政策的认识从意识形态化走向实证化，这主要涉及到工业政策、农业政策、财税政策、教育政策、住房政策、环境保护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有的研究者以专题报告的形式，对某些实质性政策运行进行了实证分析，主要涉及中国政府机构政策、积极财政政策、国有企业改革政策、电信业竞争政策、土地与可持续发展政策、科教兴国政策、收入分配政策、就业政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政策、医疗保险政策、香港医疗融资制度、澳门公务员本地化政策等等。还有一些经济学、社会学和其他一些学科的学者也从本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出发，对实质性公共政策的某些方面做出了有新意的研究。
七、政策过程现状的分析：寻找宪政秩序
有的研究者分析了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政策制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信息失真，导致决策失误；违反程序，用“拍脑瓜”的方式决策；价值取向失之公正与公平，导致公共政策违背“公共性”原则。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指对中央政策的执行，具体地说是对中央政策的认同与理解，对中央政策运作规律缺乏准确的把握；对中央政策采取对策或有选择的执行；寻找借口拒不执行中央政策。还有的研究者具体分析了中央部门政策与地方政策的冲突与调适问题，认为首先要承认地方利益和中央部门机构利益之间冲突的客观性，在承认中央利益、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的基础上，努力寻找和获得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均衡点。
有的研究者强调了政策绩效评估法治化的问题，认为公共政策绩效评估具有目的和动机的公共性特征，旨在确定政策与结果之间的因果逻辑关系的理性行为。为了使公共政策绩效评估能够顺利开展，就必须破除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误区，前者主要是把绩效评估混同于“不同政见”，后者主要是在评估主体责任规避影响下产生的形式主义评估。强调积极推进政策绩效评估法治化的研究者认为，应该把对“公共”负责作为绩效评估的最高原则，政府应当鼓励、支持公共政策评估主体独立地、不受干扰地开展政策评估活动，确定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的法律地位，科学划分政策制定主体与政策评估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制定政策评估的原则、程序与方法，明确违制处罚的办法与细则。
有的研究者对政策制定环节做了专题研究，认为在政策制定环节上，我国目前事实上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政策研究组织，主要有行政型政策研究组织、学术型政策研究组织和产业型政策研究组织，这些政策研究组织在政策制定中分别发挥了不同的作用。有的研究者对政策执行环节做了专题研究，认为公共政策执行是政府和政策标靶群体的互动过程，公民应有参与政策执行的公开化制度。
八、学科研究与发展：知识求取的方式与制度
有的研究者提炼了我国公共政策研究中的十大理论问题，并进行了新的思考。这十个问题是：公共政策的基本理论；社会公共资源分配中的政策作用；国家、社会与公共政策；政府、市场与公共政策；组织理论研究与公共政策；中央与地方的政策关系；政策全过程研究与政策执行学；效率、公平与公共政策；利益政策学；建立与发展中国特色的政策科学。
有的研究者对我国政策科学教育的现状及其问题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一门学科发展的最重要的标志是教学工作的开展，发展我国政策科学教育应体现五个结合：理论与实际紧密相结合；普及政策科学知识与提高政策研究水平相结合；开展教学科研与为政府提供咨询相结合；学习借鉴外国经验和创造符合我国国情的教学体系相结合；系统的学位教育与专题政策培训相结合。他们提出了将政策科学列入国家学科专业目录，组建公共政策研究院，对全国政策研究室主任进行轮训等对策。有的研究者分析了政策科学的学科理论建构，认为在政策科学的学科理论规范建构争议过程中，形成了三种有代表性的理论建构范式：哈罗德·拉斯韦尔的分析型学科理论建构范式；耶海卡·德罗尔的“总体政策”型的学科理论建构范式；药师寺泰藏提出的“以问题为中心”型的学科理论建构范式。这种观点认为政策科学学科理论建构必须明确三个前提性认识：区分政策科学是与普通理论科学不同的学科理论建构特征；重视哲学并借助综合哲学加强政策理论的解释力度；在普通科学新的认识启示中，不断丰富、完善政策科学理论的方法论体系。有的研究者认为，我国政策科学的学科分化程度还相当低，基本上停留在一般理论和方法（总论）的研究上。面向21世纪的中国政策科学必须全面展开对政策科学的各分支领域的研究，特别是政策分析方法、公共政策。比较公共政策、政策伦理学和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加强学科分化步伐，建立健全政策科学的学科体系。在引进西方公共政策理论并大规模展开的前提下，有的研究者论及了政策科学的中国化问题，认为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不在于是不是应该引进西方先进的公共政策理论，而是如何使这些理论本土化，并迅速而有效地普及这些先进的公共政策理论，使各级掌握实权的地方领导，能够学习、掌握并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把这些理论运用到各级政府决策的实践中去。有的研究者认为，如何使政策科学中国化是一个核心问题，关键是要坚持创新，包括方法论上的创新、政策过程理论体系的创新、在西方政策科学与中国政策思想的结合点上进行创新。学科的发展除了有大量的著作和论文出版出刊外，也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出现了纯学理性的研究和对国外公共政策的研究。前者有代表性的成果是对政策过程阶段论的分析，比较分析了在政策过程阶段论问题上的肯定和批判之间的争议，并认为现代政策分析是一种运用多模型的分析活动，阶段论方法的长处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我们赖以考虑真实世界复杂的理性结构，它的每一阶段都能为多种不同的分析模型提供使用的平台。政策分析中起主导作用的阶段论方法可以被修改或变动，但并不需要一场革命性的转变或替代。后者有代表性的成果是对美国公共政策过程和日本政策科学的研究。
二是从学科发展的学术资源积累来看，公共政策研究的外文资料翻译比往年有所增加。除了原来已有的一些译著外，一些研究者又有针对性地翻译了一批国外公共政策著作，主要有华夏出版社的“21世纪高校教材译丛·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中的《政策分析和规划的初步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经典译丛”中的《公共预算中的政治：收入与支出，借贷与平衡》；重庆出版社的“美国公共政策和社会管理研究译丛”中的《公共政策的制定——程序和原理》、《控制官僚》、《美国政治中的道德争论》和《美国大政府的兴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译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国际社会科学论丛”中的《社会科学与公共政策》等。
三是在南京大学政治学理论博士点开始招收公共政策专业的博士生。
九、理论研究的趋势：以问题为中心的知识求取
从公共政策理论研究的流派来看，有的研究者认为，随着对政策科学研究的深入，其分支学科也将越来越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利益理论与利益分析方法为指导，系统地研究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的规律，建立“利益政策学”是十分必要的，并且从公共政策的本质、过程、终极目标等范畴初步探索了利益政策学的框架。有的研究者运用利益政策学的一般原理和分析框架，对我国现实政策调整问题进行了具体研究。有的研究者强调要以公共事务治理模式的制度安排为中轴，对稳健有效的公共政策进行制度分析，并提出以治道变革为核心的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研究的工作框架，寻求政府制度质量和公共政策质量之间的关联。还有的研究者从比较完备的经验材料出发，对中国县级政府的决策过程进行了研究，并认为选择这一决策主体是因为县级政府作为中国政府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级政府，其决策过程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地方政府的决策过程，具有代表性，甚至基本框架也在相当程度上折射了整个中国政府系统的决策状况。
从研究论题的重要性和成果的密集性来看，一批学术成果推动了规制政策的研究。在规制理论探讨上，有的研究者认为政府规制权力与市场主体的关系属于现代宪政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放松规制政策是当代宪政国家发展市场经济和保障国民权利的一项重要经验，并对政府规制的制度构成和规制能力进行了操作性研究。有的研究者对规制变迁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分析，讨论了转型期建立在总体放松规制下强化局部规制体制的基本模式，以及规制改革后在政企分离的基础上重塑政府规制结构与职能问题，构建了转型经济中政府规制理论的基本框架。有的学者对激励规制政策进行了深入分析，建构了规制制度的一般框架，探讨了电讯、电力、交通和旅游等网络产业规制政策的改革与发展问题。有的研究者认为，规制政策是贯穿于各个具体部门政策的具有主线性的基本政策类型，规制政策的调整直接导致和影响政府职能的变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政府和学术界普遍运用20世纪70年代以来逐渐积累的规制政策成果对政府在调节市场方面的职能进行了诊断，从而推动了政府在机构、人员、职能和政策诸方面的综合改革。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政府改革的主要精力和工作应集中在规制政策的调整方面。
此外，再分配政策的研究引起了较大的关注，并形成了一些代表性成果。这些成果从公共政府、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等理念出发，建立了以公共支出为财政核心的政策框架。依据这一分析框架，有些研究者深入分析了行政支出、教育支出、卫生支出、科学产品支出、农业支出和政府间转移支付等，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构想。
基于一定学科架构和政治需要为背景的公共政策研究的开展，是中国现代政治学知识演进的主导性方向。这一领域知识的积累，反映了政治学术界对变迁社会的需求所做出的准确和敏感的回应，也是对政治统治方式转变路径的分析，但由于求知的后设理论及体制因素的影响，致使已有的公共政策知识还不足以成为政府善治的知识依赖。公共政策知识是创造性的心灵与公共问题碰撞的结果，如果这些知识的求取有一个从意向到规则的转变过程，那么，构成中国公共政策研究规范的规则可以确立为三条：一是以知识社会学为后设理论，脱离信仰式独断；二是以优善公共政策作为研究的强纲领；三是回到公共政策的基础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