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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恩令》与“大一统”思想
周 东 辰 ，崔 雷
(曲阜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曲阜 273100)
[摘 要] 1598年4月13日，法国国王亨利四世为了尽早结束国内的宗教战争，颁布了《南特敕令》。在《南特敕令》之下，胡格诺教徒不仅在宗教、法律、政治上获得了法国国王的承认，有宗教信仰、担任国家官职的自由，更在军事上获得了可以修筑城堡、拥有军队和武器的许可。法国国内很快便由此涌现出了一百多个国中之国，对其中央王权的稳定性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为了强化王权和加强中央集权，在随后的近一百年间，法国国王先后颁布了《阿莱斯恩典敕令》和《枫丹白露敕令》，尽管这些敕令最终使得法国强化了中央集权、巩固了天主教在法国的核心地位，但其在推行过程中仍然过于简单直接，缺乏政治智慧。尤其在《枫丹白露敕令》高压下，法国的新教徒不得不背井离乡。新教徒的离开于法国而言，是技术与人才的双重损失，也最终导致了后来英法争霸中法国处于劣势。而早在公元前127年，中国西汉汉武帝同样面临着国内诸侯国尾大不掉的难题，若同法国一样“一刀切”直接铲除封国，势必会导致战国故土人心涣散，加剧汉帝国内部离心倾向，长远来看，这对于汉帝国解决北患、向西开辟丝绸之路是不利的。在既要强化中央集权，又要巩固地方人心这一看似“两难”的局面下，汉武帝颁布了《推恩令》。规定地方诸侯王死后，除嫡长子外其他庶子同样可以分割部分领地为列候，归郡统辖。两条法令带来的效应是截然不同的，中国此后两千多年来“大一统”格局由此定型，而在法国《枫丹白露敕令》折射下的欧洲至今仍然是一个松散的联盟。研究“推恩令”对于理解中国的“大一统”思想和古代政治智慧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推恩令；大一统；中央集权；形成；发展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不仅是现阶段我国的基本国情，也是历史上中国最基本、最主流的国家状态史实。从历史上来看，古代中国封建王朝中“大一统”的中心内容，是强调“尊王”大义，维护中央权威，巩固封建集权统治体制。这一理念渊源于先秦时期，早在《诗经·小雅·北山》中，便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提法，诸子百家也多以天子“大一统”为其政治理想，如法家韩非子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儒家推崇“定于一”。正是有这样的思想作基础，才有秦、汉、隋、唐、元、明、清的大一统，才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一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近代以来孙中山先生也曾说过：“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地印在我国的历史意识之中，正是这种意识才使我们能作为一个国家而被保存下来。” 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一历史传统进行了详细地阐发，他认为，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始终追求团结统一，把这看作“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但中国“大一统”思想的形成绝非偶然，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推恩令》是中国古代强化中央集权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同时也是国家政令中堵不如疏的典型，是我国古代政治智慧的一个集中体现。对“推恩令”以及“大一统”思想的研究，对于当代中国仍然具有相当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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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恩令》产生的背景
《推恩令》是自秦始皇一统中国以来中央集权强化的重要一环，至《推恩令》产生起，其间不到一百年经历了秦汉更迭、汉初的“七国之乱”。如何建立一个稳固的中央集权迫在眉睫，《推恩令》的出现有着其深刻的历史背景。
(一) 尾大不掉诸侯国的存在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一统六国，行郡县制。然而秦国二世而亡，短暂的14年国祚让建立起西汉王朝的汉高祖刘邦认为，单行郡县制不足以稳固中央集权，为了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汉高祖刘邦采取了封国、郡县并存的制度。“汉初立诸王，因项羽所立诸王之制，地既广大，且至千里。”[1]由此可见，在汉朝初期，汉高祖刘邦采取了西楚项羽分封诸王的制度，诸侯国地域广大，并且拥有域内的任免官员、募集军队的权利。至文景时期，诸侯国已然威胁到了中央，贾谊上疏称“今淮南地远数千里者，越两诸侯，而县(悬)属于汉。其吏民徭役往来长安者，自悉而补，其若属汉，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归诸侯者不少矣。其势不可久。”[2]从贾谊的上疏可见当时的诸侯国已经在人口和经济上对中央构成了威胁，诸侯国已经成了西汉王朝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的阻碍，这也为《推恩令》的实施提供了时代背景。汉景帝时期，为了强化中央集权，采取了晁错的建议发布了《削藩策》，但是却引发了吴楚七国之乱，叛乱之大在最初动摇了汉景帝削藩的决心，汉景帝为了挽回局面杀掉了晁错，但是吴楚叛军仍然不肯撤军，最终由于梁城的坚守和名将周亚夫的出色指挥汉朝中央军在三个月后取得了全面胜利。尽管在七国之乱后西汉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了中央集权，诸侯国在地方的势力被大幅削弱，但是七国之乱这场规模巨大的叛乱对于西汉王朝而言是触目惊心记忆尤深的，并且直至汉武帝时期诸侯国在地方仍然占地千里时有违命。名将不常有而诸侯国常在的局面使得进一步削藩势在必行，为“推恩令”的推出提供了社会背景。
(二)强化中央集权以对抗匈奴
西汉初年，匈奴已经成为西汉朝廷的巨大威胁。汉高祖刘邦为了扫除匈奴，发兵32万却被围困于白登。白登之围对于西汉王朝的影响是巨大的，它让刘邦认为短期内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除匈奴的威胁，于是西汉朝廷对内休养生息，对外采取“和亲”政策，汉匈之间大体保持了近70年的和平。至汉武帝时期，汉朝经历了文景之治，国力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汉武帝一改汉初以来的委曲求全，对匈奴发起了全面战争，力图解决帝国北患。但汉匈战争的消耗是惊人的，为了获得战争的胜利，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获得更多的资源成了必然，这也是“推恩令”得以推出的重要现实因素。
二、《推恩令》的实施及其影响
早在汉文帝时期，贾谊就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2]的主张，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汉文帝虽然采纳了贾谊的建议，鉴于当时诸侯王势力的强大，在实施上不得不有所保留。然至汉武帝时期，汉朝平定了“七国之乱”，地方诸侯的势力已经大不如前。公元前127年，主父偃上疏武帝：“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以法割削之，则逆节萌起，前日晁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适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地之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3]汉武帝迅速采纳了主父偃的建议，推行天下，从此，“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上足以奉供职，下足以供养祭祀，以蕃辅京师。”[4]这便是著名的《推恩令》。《推恩令》的核心思想在于，一改昔时只有嫡长子才能继承诸侯国土地的做法，改为庶子在诸侯王死后同样可以分割部分土地而成为归郡县所管辖的列侯，加之郡县又在朝廷的掌控之下，这样一来，诸侯国土地不断缩小，朝廷控辖地不断扩大。绵延千里的大诸侯国在《推恩令》的作用下逐步瓦解，更多的土地和人口被纳入到朝廷的直辖范围内，中央集权得到了彻底强化。《推恩令》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推恩令》与中中央集权
在调研样地的选择上,遵循区域全覆盖、植物群落类型多样性、样地典型性等原则,结合环城绿带标段划分及各标段竣工图,从中选出49个典型样地,覆盖宝山、闵行、嘉定、浦东等7个区。
(二) 《推恩令》与地方政权结构
纵观中国历史，变革并不少见，然而大获成功的却不多。《推恩令》之所以能推行成功，其最主要原因就在于用恩威并施的方式，产生更多的既得利益者。在《推恩令》下既体现了诸侯王庶子可以获得分封的“恩”，同时也展现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的“威严”，这是典型的堵不如疏，更多的既得利益者不断维护变革也化解了变革所面临的阻力，是统治艺术的体现。最能体现出这一点的是两场结局截然不同的变革——王安石变法和张居正改革。一个是在北宋中期，一个是在明朝中期，目的都是为了解决社会积弊。然而最终王安石变法彻底失败，张居正改革中最重要的“一条鞭法”却得以保存并延续下来。王安石变法失败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短时间内法令过多并且只有堵而没有疏，变法中更多地体现了“威严”而少有“恩”。其青苗法损失了高利贷者的利益，方田均税法损失了大地主的利益，市易均输法损失了大商人的利益，募役法实则加重了人民负担，裁兵法损失了部分军人的利益，科举内容的改革则损失了大量考生的利益，尽管其中有一定既得利益者，但在众多利益受损者的反对下王安石变法很快便失败了。而张居正改革中最重要的财政改革——“一条鞭法”，虽然同样牺牲了官僚们的部分权益，但是仍然给予了他们征收税银的自主权。恩威并存，简洁明了，是张居正改革成功最主要的原因。
(三) 《推恩令》与政治文化
中国相比欧洲最为不同的一点就是，中国历来大一统是主流，而欧洲至今仍然只是一个松散的联盟。即便欧洲人有着曾经辉煌的罗马帝国，但是罗马帝国没有给欧洲人带来像中国人那样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在历史的长河中，罗马帝国早已湮没在尘封里，而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却仍然得以长存。中国人这种根深蒂固的大一统思想和对国家认同感归属感这种政治文化的形成，同汉武帝时期的《推恩令》是密不可分的。中国人大一统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从东周列国纷争到秦始皇一统六国行郡县制，仅仅只是一个开始，之后的书同文、车同轨，让整个中国开始有了一个共通的文化标准，但当时的国人仍然有着战国七雄时的故地思想，有着齐人、楚人之分。如项羽反秦时，自称为“西楚霸王”；汉景帝七国之乱时，叛军仍然打着吴、楚等旗号，当时汉朝虽然处于一统局面，但是内部人心仍然对于汉朝中央归属感不强。直到《推恩令》的出现，这一局面才开始改变。《推恩令》使得大量诸侯王庶子成为朝廷直接管辖的列候，诸侯王原先自主管辖的人口也开始随之依附朝廷，朝廷和中央由此逐步在国人心中得到普遍认可，可以说《推恩令》为中国大一统思想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使国人对于国家有了无比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一点，《推恩令》厥功至伟。
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同样能从其中找到影子，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并没有对计划经济“一刀切”，在让市场经济百花齐放的同时并没有放松对市场经济的不断监管，最终让中国经济改革平稳过渡，迅速发展，成了发展中国家中改革成功的典范。
(四) 《推恩令》与政治智慧
恩格斯曾经说过：“集权是国家的本质、国家生命的基础”[6]。《推恩令》为中国大一统思想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得中国形成了“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7]的局面。中华文化有追求大一统的传统，大一统理念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中，影响了几千年来中国人家国命运的思考。在当代，大一统的天下观，为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是文化自信的根基。“大一统”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和突出特征，中国历史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大一统”在广度与深度上不断拓展的历史，其积极意义及其历史贡献是主要的。
《推恩令》是解除封国、强化郡县制的一道法令。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天下一统，为了强化中央集权设立了郡县制。郡县制使得其上下成为一体，但是由于秦朝的横征暴敛，国家仅仅存在了14年。在随后的楚汉战争中，西楚霸王项羽分封了不少诸侯王，汉高祖刘邦获得楚汉战争的全面胜利，建立西汉王朝后，认为秦朝二世而亡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分封同姓王作为保证中央稳固的侧翼，因而汉高祖刘邦在秦朝的郡县制上，又大量分封同姓王。使得汉初形成了郡国并存制。封国的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汉早期的经济发展，但却让中央政策在地方大打折扣，最后甚至到了地方有力量可以颠覆中央的程度。很显然从西周分封制开始到汉朝初年，分封制已经不再适用于社会发展的需要，郡县制更有利于中央集权，维护中央权威。可以说从《推恩令》之后，郡县制便成了中国社会形态的主流发展方向。之后虽然有开倒车的行为，如明太祖朱元璋分封诸王，但是难以阻挡中央集权，郡县天下的主流。
中央集权所带来的凝聚力，带给人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是无法忽视的。凝聚力是一个国家形成的基本要素。唐朝中期，由于唐玄宗的昏庸腐败，使得节度使安禄山有机可乘，发动了著名的“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后不久，唐朝两京——长安和洛阳便双双沦陷，然而在唐朝皇帝已经出逃、国都即将沦陷时，关中百姓却表示“逆胡背恩，主上播越，臣等生于圣代，世为唐民，愿戮力一心，为国讨贼”[5]。这表明大一统的思想已经深入中国百姓心中，百姓对于中央和朝廷已经有了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种凝聚力是一个国家存在的标志。
作为农村的一所独立高级中学，学校除了坚持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之外，还努力发展校园文化建设。校园社团是学生课余时间施展才华、展示风采的大舞台，是提高学生自我管理能力的重要载体，是学校课堂的有益补充和延伸。学校社团在丰富学生学习生活的同时，也推动了学校的文化建设的发展，也成为了校园文化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三、《推恩令》与“大一统”思想
《推恩令》相较于法国在1685年推行的《枫丹白露敕令》，体现了中国人在如何强化中央集权和维护大一统观念上的超前性。《南特敕令》下的法国，国内有着上百个新教徒组成的拥有自主权和武装的国中之国，和西汉初期的中国相类似。此时的法国就像是整个西欧的缩影，整个西欧很富裕，但是内部却各自为政，散沙一片。然而中央集权是历史的必然，只有强大的中央集权才能够为海外殖民的拓展提供更多的资源。法国为了进一步加强王权，法王路易十三于1629年颁布了《阿莱斯恩典敕令》，该敕令主要在于解除法国国内地方新教教徒的武装和城堡，在这条敕令之下法国实质上已经无法容纳新教徒的存在，其必然会一步步单一性剥离新教徒的一切权利，最终迫使新教徒离开法国。随后在1685年法王路易十四颁布了《枫丹白露敕令》。《枫丹白露敕令》的主要思想在于彻底推翻实行宗教宽容的《南特敕令》，一统法国宗教，驱逐法国国内的新教派。《枫丹白露敕令》虽然帮助法国一统宗教，加强了法国的中央集权，但是其采取的强制措施使得大量新教徒不得不背井离乡，流亡海外，而这些新教徒大多都是法国当时最为需要的手工业者。可以说，《枫丹白露敕令》带来的结果是两方面的，而且都处于极端之上——从一方面来说，法国中央集权得到了强化，从另一方面来说，法国单一的强制性驱离使得法国经济损失惨重，为英法争霸法国的最终失败埋下了伏笔。而实行《推恩令》之前的中国，同样也是和法国一样的局面，一方面西汉王朝为了打击匈奴不得不加强中央集权，另一方面，西汉朝廷之下的地方诸侯国虽然富裕，但是如果强取豪夺，势必会引起地方诸侯的强烈反对，既名不正言不顺，还会丧失民心，适得其反。但是中国较之法国的聪明之处在于，中国采取了两全其美的办法，那就是《推恩令》。既增强了中央集权，给予了西汉朝廷打击匈奴的信心，又扩大了朝廷的领地，为朝廷增加了财富，最重要的是西汉朝廷还获得了人民的认同感、归属感。堵不如疏，“一刀切”的做法是统治者短视的最好体现，合理的疏导才是长远之计。可以说《推恩令》是我国古代政治智慧的一个最佳体现。
陈 雷：刘振伟委员提的问题非常好。小型农田水利工程量大、面广、点多，全国的小型水利工程大概有2 000万处，目前我们已经实行小型农田水利产权制度改革的工程有700多万处，接近1/3。但是因为小型水利工程资金来源主要是国家投入、集体投入和农民个人投入，产权性质也不同，特别是农村土地经营机制发生变化以后，产权制度改革一度出现了滞后的情况，产权不清晰、管理主体不明确、管理不到位的问题也非常突出。为了解决好这个问题，水利部专门制定了农村小型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总的采取措施如下:
从西周分封制开始，中国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权利争夺史，从中央和地方争权，再到皇帝和丞相争权，最终慢慢走向近代的民主化。而中央和地方争权的斗争始于西周结束于汉武帝颁布的《推恩令》，其中最关键在于如何消除封国势力。封国作为西周以来一种特有的存在，在王朝建立初期，有利于开疆拓土，保护中央安全，但时日承久，封国所具备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也让中央逐渐失去权威甚至令国家再度四分五裂。国家强盛的基础首先在于拥有稳定的中央集权政府，《推恩令》的推行彻底化解了封国，地方权利从此收归于中央。此后中国虽然有过分裂局面，但分裂也是从中央开始的，如西晋时期的八王之乱。《推恩令》是一种恩威并施的分化手段，它不仅仅容易推行，更使得地方权力难以集中，《推恩令》之后，西周以来的国中之国不复存在，代替的是直接由中央任免的郡县长官，中央集权成为了历史的必然。
(一)实现国家的有效治理
中央集权的强大政权，为了长治久安，必须不断调整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所谓调整生产关系，就是不断改革。《推恩令》本身就是汉武帝时期西汉中央改革的产物，其反过来又加强了中央集权，巩固了封建王朝的统治。古代中国农业生产技术的不断提高正是得益于中央集权统治下人口迅速的滋生，同时人民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对于生活品质的不断追求，使得古代中国文化艺术从汉赋到唐诗，从唐诗到宋词，从宋词到明清小说，正是得益于古代中国人民在基本的物质需求满足下对精神文化的追求使之变得更加普遍化和平民化。不仅是在中国，近代欧洲开辟新航路，开启大航海时代同样离不开中央王权的大力支持，大航海的贸易带来的财富也能更加巩固中央王权。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大一统”的这种“中央集权”，是“集权为民”的开明专制：以民为本的政治立场、选贤于民的开放政权、养民生息的弹性统治。只有这样的统治模式，才能对中国这样一个疆土、人口、农耕规模如此庞大的国家实现有效的管理。
(二)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融合
国家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是中华文明最核心的文化内核。《推恩令》的实施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基础上，也使得人民对于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不断加深，使得“大一统”的观念深入人心。中华统一于秦，汉唐到达文明顶峰，并在清代最终形成基本的疆域轮廓。虽然期间经历了反复的分裂和统一，但是追求统一的思想始终是民心所向。不论是汉民族还是少数民族在中华大地上建立的王朝，都以“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寰宇”为最主要的政治目标和宣传口号，可见国家统一的“大一统”思想已经深深地融入中华文明的血脉。因此，在当代，我们追求国家统一，制止“台独”“疆独”“藏独”的决心，全力推动两岸统一，不容怀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我们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绝不容忍国家分裂的历史悲剧重演。一切分裂祖国的活动都必将遭到全体中国人的坚决反对。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够的能力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大一统”突出表现在追求领土完整、反对民族分裂，这是维系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团结统一、生生不息的重要精神纽带，这在今日中国仍有着重大现实意义，是中华文明最根本的价值诉求。
(三)实现文化认同
《推恩令》中体现的政治智慧深深地根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而“大一统”思想的文化根基即在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事实上，中国几千年以来是一个文化共同体，而不完全是一个政治共同体。这种文化共同体的构建和“大一统”的政治传统密不可分。纵观历史，不管什么朝代，也不管是不是征服民族，不管中间有多长多短的分裂，只要到了这块土地上，往往被中华文化同化，认同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所谓“征服者被征服”，说的是军事征服的结果，不是被征服者的文化毁灭、中绝，而是征服者的文化皈依和文化进步。当前，在建构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方面，一方面要保留各民族文化的特点，另一方面要建构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认同，培育中华文化共同体意识。
四、结语
《推恩令》是我国古代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革，它对于中国加强中央集权、“大一统”思想的形成至关重要。同时，相比较于近代法国的《阿莱斯恩典敕令》《枫丹白露敕令》体现出了中国古代独特而又杰出的政治智慧，其中所体现的强化中央集权、堵不如疏的改革方式，对当今中国仍然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3.综上所述，提高湿地保护科学性，还要加大湿地保护投入，创新湿地保护载体，注重法制化的开展湿地保护相关工作，在标准化与规范化的原则下建立完善的湿地保护框架，从而系统化的解决湿地保护中的现实问题。
[参 考 文 献]
[1] 范晔.后汉书·百官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5：志第二十八 .百官五.
[2] 班固.汉书·贾谊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2:卷四十八.
[3] 司马迁.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第五一[M].北京：中华书局，1959: 卷一百一十二.
[4] 司马迁.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O].北京：中华书局，1959: 卷十七.
[5] 刘昫.旧唐书·肃宗李亨[M].北京：中华书局，1975: 卷十本纪第十.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96.
[7] 班固.汉书·武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2012:卷六.
周东辰，崔雷.《推恩令》与“大一统”思想[J].知与行,2019,(3):135-139.
[收稿日期] 2018-12-03
[基金项目] 2018年山东省社科规划研究项目、山东省省委党校创新工程项目“习近平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研究”(18CDCJ03)
[作者简介] 周东辰(1987-)，男，河南许昌人，讲师，博士，在站博士后，从事英国史、国外关系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 D69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8284( 2019) 03-0135-05
〔责任编辑：徐雪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