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南现代工业浪潮的历史特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南论文,浪潮论文,特色论文,工业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上海开埠之后，客观的优势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的渗入，使上海到本世纪20～30年代，已经成为全国贸易、工业、金融等的中心，形成为一个发展极。
按照法国经济学家佩尔鲁克顿等人的发展极理论，发展极对广大周边地区有一种辐射扩散效应，凭借这种辐射扩散效应，发展极起到了生产中心和市场枢纽的作用。因为上海在发展极形成的过程中，部分地接受了异源的资本主义文化体系，其对周边苏南地区的辐射扩散效应就特别强劲有力。诚如美国学者罗兹·墨菲所指出的那样：“现代中国的银行金融业、工业制造、商业行号（以及跟这些行号有关，并且跟旧中国脱离关系的中国新兴阶级），它们都在上海发迹，现在多半仍旧在上海集合，近百年来从上海，像从一个漩涡中心一样，散布各地。”（注：[美]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第4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上海的辐射以及苏南地区良好投资环境的合力驱动，使得苏南地区在1894～1937年间掀起了一股兴办现代工业的浪潮。就地理区位而言，这股浪潮的中心在无锡，包括苏州和常州等大中城市，波及周围的乡镇地区。以无锡为例，1895年创办的业勤纱厂是无锡兴办现代工业的滥觞，面粉厂、缫丝厂随之而起，到1913年共建立工厂19家，平均每年1 家，从1914～1933年的20年中，共建立工厂182家，平均每年达9家之多，其发展之速可见一斑；就行业而言，浪潮涉及棉纺织业、机器制造业、食品加工以及火柴、电气、自来水、砖瓦等公用事业。（注：《江苏省政府公报》第2309期，1936年。）。当我们对行业进行考察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苏南现代工业浪潮是以棉纺织业、丝业和面粉业为三大支柱行业的。就其产值所占全省的比例看，丝业占全省的100%，面粉业占71.5%，棉纺织业占64%（注：刘大均：《中国工业调查报告》第2编， “地方工业概况统计表”，参见《江海学刊》1996年“中国现代化研究专辑”韦恒文。）。特别是面粉业和缫丝业，在全国或华东地区都占有重要的地位，1932年，以苏南为中心的荣氏茂、福新面粉系统的生产能力占全国关内各省生产能力的31.9%，资金占全国关内各省总额的35.3%（注：《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287页表改制。）； 以无锡为中心的缫丝业在华东地区也是列首位的，其丝厂数和丝车数超过浙江全省的总数，详情可见下表（注：高景岳：《无锡缫丝工业的历史地位》，见《高景岳先生纪念文集》，1987年版。）：
无锡缫丝工业在华东地区同行业中的地位（1936年）
地 区 丝厂数 丝车数 厂 数 占 车 数 占 备 注
(台)
全地区%
全地区% 无锡在华东地区丝厂
上海区49 110943632占1/3强,丝车数近50
江苏省55 162524046%,在江苏省丝厂数占
其中:无锡 51 1556237.5 4494%,丝车数占95%,
在浙江省丝厂数和丝
浙江省32 7808 2422丝车数超过浙江全省
总 计13635154100 100总数.
不过，苏南现代工业浪潮就全国范围而言，仍属地域性的工业浪潮，它既服从于全国性的工业浪潮，有着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部分共性，又有着自身的历史特色。本文试图就此历史特色加以论述，敬请方家学者批评指正。
注重规模经营，组建资本集团
现代经济学认为：“自利行为本是经济学的出发点。”（注：史正富：《现代企业的结构与管理》，第75页。）在资本家那儿，这种“自利行为”就表现为投资是以盈利为目的和前提的。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曾指出：“机器的采用必然要引起机器的更广泛的采用，大规模的生产必然要引起更大规模的生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75页。）， “在这种形式下，用较少量的劳动就足以推动较多量的机器和原料。由此必然引起对劳动需求的绝对减少，不言而喻，经历这种更新过程的资本越是由于集中运动而大量聚集，对劳动需求的绝对减少也就越厉害。”（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89页，第25卷第102页。）
按照现代经济学和马克思的观点，资本家要能追逐到更大程度的利润就必须采用大机器生产，扩大生产规模，而大规模生产的必然结果是引起更大规模的生产，由此减少对劳动的需求，降低成本。但这一切的前提是需要有资金的投入和追加，为此，组建资本集团已势在必行。
在苏南地区，最大的资本集团无疑是荣氏企业集团。荣氏兄弟从投资保兴面粉厂开始涉足近代工业，艰难的创业历程使他们深知投资与产出的关系。要追加资金，除了集股、贷款等，最佳的途径应该是把盈利转化为扩大再生产的资本积累。1912年，荣德生见企业营业稍好，“又生添机扩充之想，以为必须加添机器，减轻开支，方能解除困苦”（注：荣德生：《振新纱厂创业经过》，1951年11月。），而不主张将企业的盈利以分红利的办法分拆掉。特别是1914年振新纱厂盈利20万元之际，力主在上海、南京、郑州等地扩建新厂，与股东们产生分歧，“董事会已露无现金分红不满之意，”（注：荣德生：《乐农自订行年纪事》，民国四年。）最终于1915年退出振新，自办纱厂，这可看作是荣氏兄弟准备筹建资本集团之始。对此荣鄂生说：“是年（1912），粉厂颇获利，因又添造新厂房，增置新机，扩大产量，以应市需。是为吾荣氏宗敬、德生昆仲经营实业发轫之始，不可不记也。”（注：荣鄂生：《恩庵行年随录》，1912年纪事。）
荣家不仅注重企业内部的纵向联合，而且还注重跨行业的横向联合。所谓纵向联合是指把与生产企业有关的原料供应、产品销售单位合并到一个企业的管理之下。现代经济学认为，企业的纵向联合可节省企业的交易费用，荣氏茂、福新系统的联合属于纵向联合。横向联合则可理解为不同行业间的联合，在同一企业的管理之下，不同行业可以互补连进，荣氏在面粉业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又把势力渗入棉纺织业，进行横向联合。面粉和纺织在当时均属有市场的行业，这两个盈利行业的联合，不是简单的一加一，必然带来行业间的正相关效应，由此形成了荣家庞大的企业集团。
类似的情形还可见诸刘裕棠的大隆铁棉联营和刘国钧的大成纺织染公司中。刘国钧的大成纺织染公司，在1931年底，企业盈利50万元后，很多的股东主张分红，而刘国钧则主张利用盈利增资，扩大企业规模。在他的力主下，大成公司的资本额逐年上升，1930年为50万元，1931年为100万元，1932年为140万元，1935年达200万元，1936年更增至400万元，（注：《大成纺织染公司与刘国均》，见《工商史料》第一辑，第47页。）直至解放前夕到达3000万元，（注：吴广义：《苦辣酸甜——中国著名资本家的路》，第89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企业日益恢宏，1932年组建大成二厂，1936年建大成三厂、四厂，还于1938年在上海建“英商安达公司”（注：《大成纺织染公司与刘国均》，见《工商史料》第一辑，第49页。），由刘国钧任总经理。作为纺织染一条龙的生产，大成的联合属于纵向联合，节省了交易费用，如大成三厂建立时的主要动机是为了解决大成二厂印染时坯布不足而筹建，可降低大成二厂向南通购买坯布的交易费用，并且三厂的厂址设在二厂对面。
资本集团的组建解决了企业所需追加资金的来源，机器的大生产、技术设备的改良有了可能。1928年，申新三厂添设力织机400台； 申新五厂加赫乍灵敦840枚，翌年又添泼辣特（platt）9240枚；申新二厂于1929年添购丰田式大松花机2部，泼辣特新式帘子给棉机3部，排气式开棉机3部，三道清花机4部等。（注：《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223 页表改制。）1932年，严庆龄经营大隆机器厂时，对大隆厂的铸冶、机械加工、量具制造、热处理等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技术改造。（注：《大隆机器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第46～48页。）技术的改良必定减少对劳动的需求，降低了成本。
大机器生产和企业技术设备的改良给企业带来的效益是众所周知的。“机器的采用必然要引起机器的更广泛的采用，大规模的生产必然要引起更大规模的生产。”企业在集团化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了，这是一种双向的互动关系，各自以对方为前提。
倡导品牌意识，美化企业形象
消费心理学认为，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既是一种冒险行为，又是一种习惯建立的过程。要减轻这种风险度，消费者在心理上就会自觉不自觉的趋向购买某种已经得到心理认同的商品，并进而形成一种习惯，建立起一种稳固的条件反射，一旦他们再次需要购买这种商品时，就会继续认购早已心理认同了的商品。这种“定向”性质的购买行为一经形成，品牌意识就由此产生。（注：参见马义爽《消费心理学》，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
苏南的企业家们在经营现代工业的过程中，深知消费者的心理，更懂得名牌效应对企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力倡品牌意识。
在缫丝业中，从本世纪20年代，无锡永泰、锦记丝厂率先开始注重创名牌。在原料的选购上，永泰丝厂以无锡“莲子种”和浙江肖山“余杭种”中头号茧、二号茧为原料，头号茧370～380斤干茧可缫“金双鹿”丝一担，采用二号茧，需用430～450斤，为了创名牌，不惜提高折头，在工艺上推行操作规程化，加强技术培训，终于创出了名牌“金双鹿”丝，1921年冬参加纽约万国博览会，以其明显的优点荣获“金象奖”。自此后，“金双鹿”与上海“厂图”、“金猫”，苏州“丰人”名列全国四大名丝，售价比普通丝高40%，“金双鹿”则有时高出60%。 （注：《无锡杂志》蚕业号，1926年4月，参见《无锡近代经济史》。） 乾牲丝厂的“三舞女”丝也跻身名牌之列，当时上海的《申报》、《新闻报》每天公布生丝市场的价格波动，均以“金双鹿”和“三舞女”为代表规格品。（注：《江苏经济探讨》1982年第10期，高景岳文。）。
面粉业中，名牌首推荣氏的“兵船”牌。为了创名牌，荣氏企业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首先以分期付款的办法从美商恒丰洋行手中购进18部当时最先进的新式钢磨粉机。其次从原料精选入手，“宣统三年（1911），大水为灾，各栈厂间积麦为水浸及而起霉味者，其粉即味恶而难下咽，本厂知之独审，凡遇受湿之麦，悉屏勿入，出粉色味，较他厂为优，人渐采购。次年，又进大批四川小麦，粉色更佳。自是兵船牌粉，遂脍炙人口，而为买客所欢迎矣。”（注： 《荣家企业史料》上册， 第30页表改制。）“兵船”面粉由是而成消费者心理认同的品牌，对此“外面只知新美机之佳，……不知我办麦当心，剔去熟坏麦也。”（注：荣德生：《乐农自订行年纪事》，民国二年。）荣德生这一自述道出了创名牌的艰辛和代价，但也使荣氏兄弟懂得，在现有技术设备的基础上，要创出名牌面粉的诀窃，“上年（1912）得诀，在进高麦，本年仍本此意。”（注：荣德生：《乐农自订行年纪事》，民国二年。）至此，“兵船”面粉畅销全国，比阜丰的“老车”牌面粉售价尚高出2分， 成为名牌中之名牌。
棉纺织业中，龙城骄子刘国钧特别注意创名牌。他曾三度到纺织强国的日本去考察技术，像“发了神经病”似的钻研技术，（注：《大成纺织染公司与刘国均》，见《工商史料》第一辑，第52页。）推出大成名牌“大成蓝”，既有海昌蓝的朴素，又有士林蓝之鲜艳，深受男女欢迎。当日本的“铁路牌”绒布畅销中国时，他又组织技术人员细心揣摩，集体攻关，扬长避短，再改良原料规格，创出了大成的“双免牌”名牌绒布。
创名牌是艰辛的，也是企业的付出过程，而名牌效应则对企业来说是一种回报，对此荣德生先生自己也承认：“兵船经此两年，从此立住脚地；后来发展，皆用此牌，占利不少。”（注：荣德生：《乐农自订行年纪事》，民国二年。）
名牌效应的扩散离不开广告市场。荣家企业在一则广告中，不仅介绍了企业的发展历史、规模，更着重介绍了企业的产品品牌，在面粉业中，“绿兵船”面粉位列第一。（注：《实业季报》第1卷1号，1933年9 月1日。）又如大成纺织染公司的名牌产品取名“大成蓝”。在这儿， “大成蓝”本身就是一则强有力的广告，它把名牌和企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名牌是企业的象征，企业是名牌的化身。名牌效应最终带给消费者的不仅是一种优质的商品，更是一家信得过的企业，企业的形象在此得到了美化。良好的企业形象又必然会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资金的追加终将使企业走进良性循环的世界。
讲究农工贸一体化
《工业区位论》是从运输成本和工资成本的角度来探讨工业区位的选择问题，强调工业区位的选择要计算从原料产地到生产地点的运输成本、生产地点的劳动成本和其它生产成本、制成品从生产地点销往市场的成本。如果我们不是以探讨区位问题为宗旨，那么阿尔弗雷德·韦伯在《工业区位论》中所要告诉我们的是，工业的发展必须以原料、生产成本（姑且可以看作是技术问题）、市场为前提和条件。
当我们以这一标准来考察象征苏南现代工业浪潮的丝业、面粉业、棉纺织业这三大支柱行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苏南的这批企业家们正是重视了农工贸的一体化，才使他们经营的企业平步青云。在棉纺织业中，荣氏申新系统的荣宗敬“对市场经营很重视”（注：《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100页表改制。），为了棉花的收购， 在苏南众多的地方设立了自己的办花处，在1922年以前，申新三厂在苏南就有4处办花处， 见下表：（注：《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97页表改制。）
机 构 名 称 业务性质 地 点创办年份
关系单位
申新浮桥办事处
收 花太仓浮桥 1918年申新三厂
申新太仓办花处
收 花太仓六渡桥1918年申新三厂
申新支塘办花处
收 花常熟支塘 1921年申新三厂
申新常熟办花处
收 花常熟何家市1922年申新三厂
在面粉业中，荣氏集团的茂、福新系统也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于原料收购。因苏南地区以水稻生产为主，麦产量不敷茂、福新及其它面粉厂家之需，不得不把原料市场拓向外地，从茂、福新系统所设的麦庄情况可以看到这一点，在1919年以前，茂、福新系统的麦庄在苏南地区仅有1处，其它原料主要来自苏北、安徽、山东等地，见下表：
机构名称业务性质 地点
创办年份
关系单位
茂新姜堰麦庄 办 麦江苏姜堰 1903年 茂 新
茂新高邮麦庄 办 麦江苏高邮 1908年 茂 新
茂新高邮麦庄 办 麦江苏高邮 1908年 茂 新
茂新蚌埠麦庄 办 麦安徽蚌埠 1914年 茂 新
茂新济宁麦庄 办 麦山东济宁 1914年 茂 新
茂新泰州麦庄 办 麦东台溱潼 1919年 茂 新
福新扬州麦庄 办 麦江苏扬州 1915年 福 新
福新常熟麦庄 办 麦江苏常熟 1919年 福 新
在丝业中，无锡周舜卿开办的裕昌丝厂，其货源主要来自周自己开设或租用的茧行，对鲜茧的数量和质量便于控制，后也向宜兴、溧阳等产茧地区收购。（注：《无锡近代经济史》，第51页，学苑出版社1993年版。）无锡缫丝业巨子薛南溟在办永泰丝厂前就曾开办过茧行，对蚕茧的收购业就极为熟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缫丝业的带动下，1915年，无锡丝茧业向北洋政府和江苏省议会提议，要求政府设立蚕桑学校和科研机构，统一制种，改良蚕种。自1918年起，省、县政府先后在无锡建立育蚕和蚕种制造场，改良蚕种，推广良种，至30年代初，无锡共有公、私立的蚕桑改良机构5个，蚕种制造场33个，占江苏全省总数的30 %强，年生产销售改良蚕种100～125万张，占江苏全省总数的近50%。（注：《江苏经济探讨》1982年第10期，高景岳文。）著名的苏州浒墅关大有蚕种制造场创办时，曾得无锡乾牲丝厂的资金赞助，“大有蚕种场的董事会成员大多是无锡丝厂资方”，该场自1926年建场到1937年抗战开始，除浒墅关的大有总场外，在苏、浙、皖3省先后建立了11个分场， 年产蚕种可达近百万张。（注：参见《近代无锡蚕丝业资料选辑》，第176～179页。）。
三个支柱行业对原料收购如此重视，不仅说明了企业对原料市场争夺的重视，同时也说明企业重视农工的结合，特别是企业参与对蚕桑品种的改良，这本身就足以说明企业和原料市场的一体化。
在企业开拓市场方面，企业家们的所作所为也绝不比争取农工一体化逊色。但市场的选择必须根据行业的特色而定，面粉业和棉纺织业是事关人民饮食穿着的行业，主要是面向国内市场；而从区域市场的选择上看，面粉业应更多地选择北方的市场，因为北方以面食为主，南方以稻米为主。以茂、福新为例，虽然从其所设立的各地产品推销机构的区域范围看，1922年前基本上都在南方，但实际上，茂、福新系统为打开北方市场付诸了极大的精力、人力和财力。在保兴面粉厂的积存机粉出现销售困难时，荣氏兄弟特聘王尧臣、王禹卿兄弟跑北方各庄，利用王氏兄弟与营口、烟台、天津各帮坐庄素有交往的关系，为保兴的积存机粉找到了销路，才使保兴能正常生产，稍有盈利。东北地区是面粉销售的巨大市场，茂新厂趁日俄战争时俄商在东北的面粉厂减产之际，派王禹卿于1904年7月到营口，向东北推销茂新面粉， 仅在三个月内推销面粉20余万包，盈利2万余元。1906年，沪宁铁路沪锡段通车后， 茂新自备专用的小火车把面粉从无锡运往上海，再由上海装海轮转运东北，使茂新面粉在东北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注：《无锡近代经济史》，第45～46页，学苑出版社1993年版。）
茂、福新面粉厂除了自己出资在各地设立批发处外，还和各地商号订立经销合同，作为茂、福新的代理商，茂、福新以每代销1 包面粉可得回扣银5分的促销手段，调动了代理商们的积极性， 大大地提高了企业对市场的占有率。
缫丝业则是瞄准国际市场的外向型行业，市场在外。苏南的丝业企业家们紧紧抓住上海这一国际大市场，发展外贸。在苏州，清代前期，江浙地区的蚕丝大都通过闽、广商贩转运广州出口，但随着上海贸易地位的上升和苏州开埠以后，始由苏州转销上海洋商。（注：《苏州对外经济志》（1896～1990），第47页。）根据苏州海关统计，经苏州出口的生丝在1911年为2821担，货值114594海关两，到1913年达到22938担， 货值11883128海关两，之后到1930年的10余年间，基本上维持在1 万担以上，只有个别年份低于1万担的水平。（注：陆允昌：《苏州洋关史料》，第408～409页。）
30年代以前，无锡生丝出口的大权操纵在洋商手中，洋行控制生丝检验权，竭力压低生丝等级。进入30年代以后，无锡丝商为了打开国际市场，摆脱洋行的控制，1930年由中国银行张公权撮合，上海、无锡两地一些丝厂联合组织通运生丝贸易公司，越过洋行，经营生丝直接出口，曾先后在纽约、里昂、伦敦、苏黎世等地设立代理机构。当时5 家华商生丝出口公司，年直接外销生丝7300包，占上海生丝输出总额的18%左右，其利润比委托洋行代销超出1倍以上，（注：《无锡文史资料》第2辑，第54～55页。）直接勾通了无锡丝厂与世界生丝市场的联系。
不难看出，苏南现代工业企业在处理农业、工业、商业的三者关系上，以市场为纽带，把农工贸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形成了农工贸的一体化，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一大特色。保尔·拉法格指出：“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工厂也日益扩大，同时也就把那些制造原料或完成产品最后加工的补充部门统统合并起来了”（注： 《拉法格文选》， 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8页。）；“托拉斯则生产自己所需要的原料， 或者是直接向生产这些原料的工厂购买，同时还向零售商直接交售自己的产品，从而摆脱了这些收费昂贵的中间人。”（注：《拉法格文选》，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5页。）可见农工贸的一体化减轻了企业的交易费用，保证企业以更快的速度发展。
适度调整劳资关系
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的发达史时指出，早期资本家不惜“把浪费工人的生命和健康，压低工人的生存条件”看作是“提高利润的手段”（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89页，第25卷第102页。）。但在苏南地区，企业家们是把适度调整关系作为“提高利润的手段”之一。
刘国均在经营大成纺织染公司的19年中，把工人的工资订得比同业为高，平时还有福利，年终还有奖金。他这样做是基于两个想法：一是职工待遇略高于同业，熟练工人就不会跳厂，有利于保护人才；二是提高工资后的产出部分必定高于工资的提高部分。所以大成厂职员每年都有薪加。据刘国均先生的好友，大成公司的元老朱希武回忆：“在大成公司工作年代较久之职员，二、三百元工资一月者甚多。一般职员每年都有分红酬劳，每年常有二十至三十个月薪水之数可以得到，对办事勤恳的则酬劳更丰。”（注：《大成纺织染公司与刘国均》，见《工商史料》第一辑，第53～54页。）高级职员还有“暗贴”等。在其它福利设施方面，大成公司内设有保健所，职员小病可以免费治疗；职员之住房有“房贴”；子女上学之学费，小学部分可向厂内报销，中学部分可以补贴；对有培养前途之技术人员，有少数还由企业出资，出国深造；还建成了一座功德堂；有贡献的职员死了可立碑入堂，老年职工死了要开追悼会；青年人结婚时，厂方还有时举办集体结婚典礼等。（注：《刘国均经营大成染纺织公司的经验》，《工商经济史料刊》第3辑。） 由于上述措施的推行，对大成的高级职员能安心供职、全厂职工提高生产积极性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荣家企业也很注意劳资关系的调整，1920年《劳动界》上有文披露：“无锡面粉厂很有几家，工人的工资却都是很薄的。只有保兴（应为茂新一厂）里工人的工资每月就有十元七角，其余各厂都是九元（应为八元十角小洋）。从前米贵的时候，各工人联合全体，要求厂主加薪，再三商量，各厂主方才答应加一成，先前每月九元，改作十元，但是米价落时，工资仍须还原，各厂工人们以生活要紧，也就没有再争了。”从这则记载可以看到，一是茂新一厂的工人工资要略高于他厂；二是工人为了生活计，曾要求厂方增加工资，最终厂方则承认以市场米价涨落为准加一成工资，这是一种资方在不愿意加薪的情况下所采取的调整劳资关系的折中办法，工人也没有再争。此后工资指数基本上与市场米价相适应，1921年，江苏省实业厅应比利时外部函询我国现时生活程度所作的调查证明了这一点，看下表：（注：《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130 页表改制。）
荣家工资和上白米价格变动指数比较表（1915年＝100）
年 份191519161917191819191920
工 资100 102 106 110 114 135
上白米100 90.183.0100 125.7
138.2
表上所反映的工资与上白米的变动情况，以6年计平均值， 工资的涨幅比上白米的涨幅高出5个百分点，尽管其数有限， 但有利于部分调整劳资关系。
最能反映荣家特色的是在无锡申新三厂推行的“劳工自治”，分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设立学校、医院、宿舍、合作社等。1931年9月21 日，申新小学正式开学，聘请蔡文玉女士为校长，宋振华女士为教员，本厂职工子女可免费在申新小学就读。合作社是经营日用百货和供应粮食、蔬菜等的机构，亦由蔡、宋两位女士兼任负责人，方便职工。宿舍事关职工的住宿，工厂统一建设职工宿舍，“阖室整洁纤洁纤尘不染”，保证职工住居环境的舒适，同时也保证了工人的出勤率。二是建立“工人自治法庭”。法庭中设5名工人自己推选的裁判员，负责处理纠纷， 给工人以部分自主的权利。三是设“尊贤堂”和“功德祠”。“尊贤堂”是违犯厂规厂纪的工人思过之处，“功德祠”是永志企业功臣，激励全厂职工效忠企业的场所，同时又可缓和劳资矛盾。通过这种施以薄恩，加以道德宣扬的措施，劳资关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调整。
性质类似的措施还可见诸缫丝业中，无锡乾牲丝厂为了消除工人担心因技术鉴定不合格而遭解雇之疑虑，采取了对一线工人培训的制度，这不仅解除了工人之疑虑，而且促进了工人学技术的热情，被誉为“制丝改进战线上的第一次胜利。”（注：荣德生：《乐农自订行年纪事》，民国二十年。）
适度调整劳资关系从表面上看，其受益者是劳方，其实最大受益者是资方，是他们“提高利润的手段”而已。
马克思、恩格斯曾精辟地指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51页。）苏南的企业家们在兴办现代工业的时候，追逐利润并没有使他们利令智昏，他们尚能清醒地面对现实，巧妙地动用经济规律，使苏南现代工业办得有声有色，呈现出一个气势恢宏的浪潮，其间成功的经验是值得我们总结和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