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私人领域的拓展与大众文化的崛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众论文,当代中国论文,私人论文,领域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众文化的崛起已经成为当下社会生活中无可争辩的事实。它的出现如同突如而来的 野马，成为打破过去文化领域过于单调、沉闷、僵硬状况的现实力量之一。早在80年代 中期，大众文化就以其新奇的样式和异样的声音引起学界的广泛注意。如今随着市场经 济的进一步确立和传播技术的日益发展，大众文化更加迅速地蔓延开来，在当今文化格 局中占据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正因如此，大众文化已经成为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 但在众多的研究之中，很少有人从私人领域这一视角来探讨大众文化崛起的必然原因， 本文写作的目的就是要理清二者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影响。
一
私人领域是以个体独立人格为基础的私人活动与私人交往空间。在这一空间内，私人 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承诺或者生活习惯等非行政因素进行自由、自主的活动与 交往(注：参见高兆明《公共权力：国家在现时代的历史使命》，《江苏社会科学》199 9年第4期。)。从这个角度讲，私人领域又是一种划界行为，在私人领域面前国家必须 放弃它的控制意愿和能力。对私人领域的理解有两点需要注意。其一，私人领域所表示 的空间并不是与时间相对应的空间范畴，否则就有可能将私人领域狭隘地解释为诸如居 住面积、活动场所等具体事物。其实，与其说私人领域是空间范畴，还不如说是生活样 式范畴，它表明了个人所可能有的一种自由自在、不受干扰的生活状态与存在形式。其 二，私人领域并不等同于个人领域。一方面，发生于私人领域中的活动有可能在特定条 件下进入公共领域并因此带有了公共色彩；另一方面，私人领域本身就包含着真正意义 的公共领域，比如说文学公共领域等，它们是由私人组成的公共活动或组织，但是却超 出了个人活动的意义，在反抗公共权力机关的干扰时比个人活动更有力量(注：参见哈 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以 上两点都突出了私人领域中私人活动的自由、自在性，这正是私人领域的本质特征所在 。
私人领域并不是一个先验范畴，它的出现是建立在许多现实条件基础之上的。首先， 私人财产所有权的确立构成私人领域出现的现实条件之一。汉娜·艾伦特曾对私人财产 所有权与私人领域之间的关系作过深入研究，认为只有私人财产权才构成使私人个体免 受公共权力侵扰的有效屏障(注：参见Hannah Arendt,The Human Condition,Garden Ci ty & New York,1959.)。其次，私人财产所有权的确立又为私人领域的产生提供了第二 个现实条件——人身自由(注：作为共产主义者，马克思反对私人财产所有权，认为只 有消除私有财产所有权才能够消除社会罪恶，但另一方面他又认识到私有财产权的丧失 会导致失去人身自由这一更大罪恶。)。人身自由是私人个体进行自由活动与交往的必 要前提，而自由活动与自由交往正是私人领域的重要内容与特性。如果个人被剥夺了人 身自由，也就谈不上自由、自在的活动与交往了，私人领域也因此无法形成。再次，个 人主体意识与独立意识的获得是私人领域得以形成的另一个条件。由于私人领域更倾向 于一种生活样式范畴而非空间范畴，着意突出个体活动与交往的自由自在性，因此对其 中的个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当每一个活动于其中的私人都具备上述的意识和要求 时，他们的活动与交往才不仅是自由的，而且还是自觉的；私人领域也得以从自在状态 上升为自为状态。因此，独立意识与主体意识的获得正是私人领域得以构成的内在保障 和精神向度。
在西方社会，私人领域形成于18世纪初叶。这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完全确立，而 市场经济原则也成为整个社会运行的基础。由于市场经济是一种自由经济，以私有财产 所有权与人身自由为基础，以独立自主与等价交换为运行原则，很容易在人们之间形成 一种追求自由、民主、平等的文化意识与社会观念，也必然会影响到人们对自由自在的 生活样式的向往和追求。显而易见，私人领域得以形成的各种条件在此时都已经具备， 它的出现也就是必然的事情了。与西方社会相比，私人领域在中国的出现要晚得多。当 然，私人领域是从西方社会内部分析出来的一个范畴，它到底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中国 社会现实的分析仍是一个有待深入讨论的问题。本文对私人领域的使用只是就其自由自 在、不受国家行政权力控制这一主要特性而言的。
二
私人领域在中国之所以出现较晚，原因十分复杂。
首先中国有一个十分漫长的封建社会，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才告结束。从表面上 看，中国封建社会似乎一直存在着相当发达的私人领域。个体在完成既定的国家税收和 兵役、徭役等任务之外就不再理会国家权力机关，而是埋头于日常的生活世界，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地在固定的土地上繁衍生殖，忙碌着自己的事情。国家政权也似乎只对税 收、兵役等维持国家安全和官僚机构运转的事务感兴趣，对社会个体的日常生活并不怎 么关心，也无意干涉。基于此，有人说中国传统社会的国家、政府观念十分淡薄。这种 说法似乎从反面肯定了一个自由自在、不受干扰的私人领域的存在。其实这只是一个假 象。中国传统社会并不具备私人领域出现的种种条件。
中国传统社会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国、家合一，国家政治原则是家庭血缘关系中所包 含的伦理原则的放大与上升，即所谓家庭小国家，国家大家庭。国与家之间不仅结构相 同，而且在功能上也相互一致——规范个体，整合社会。因此，尽管社会成员可以不理 会国家显在的权力机构如军队、衙门等，但却无时无刻不在家庭的监视和控制之下。实 际上，此时的族长和家长已经成为皇帝的代言人控制了整个家庭的生活。作为个体的家 庭成员完全从属、依附于家庭，也只有在家庭中才能获得经济保障和身份规定。在个体 与家庭之间，个人完全处于从属的地位：家庭是实在，个体只是幻影；家庭是权力的发 出者，个体只是权力的运作载体。作为个体他们既没有自己的私有财产，没有充分的人 身自由，也没有要求独立、要求自由的意识，因此，私人领域是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形 成的。
其次，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给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了全新的变化，但私人领 域却没有随之迅速地建立起来。新中国在宪法中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人人平等 、自由独立，也成为社会个体的普遍意识。这似乎表明私人领域的形成已经是必然的事 情了。但实际情况却与此相反，从建国初期，一直到1978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具体的政 治、经济制度一直束缚着私人领域的形成和发展。
新中国自成立以来，在经济制度上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在所有制方面则实行十分纯粹 的公有制。国家不仅是国有资源的最大所有者，而且也是劳动产品最终的分配者。对社 会个体来说，则不仅无法拥有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工具的所有权，而且对自己的劳动产品 也无法直接占有、享用。尤其是在农村人民公社期间，公有制在社会生活中的表现达到 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如“大锅饭”、“粮票”等，个体也因此成了彻底的无产者。在“ 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的社会制度和氛围之下，拥有私有财产不仅可耻，而 且也十分危险。生产资料的完全国有化造成了社会个体对国家的过分依赖，人身自由因 此受到很大的限制。这一点在单位制(包括农村公社)这一社会组织形式上表现得十分明 显。当时的大多数社会成员被国家组织到一个个具体的单位组织之中，这些国有的单位 组织“给予他们社会行为的权利、身份和合法性，满足他们的各种需求，代表维护他们 的利益，控制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注：袁方等著：《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中国社会 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页。)。实际上，单位组织正是通过作为社会资源分配中介者的 身份实现了国家对社会个体进行控制的重要作用。社会个体一旦离开某个单位而又不被 其他单位所接受，其结果将使他不仅无法获得一定的社会身份，更重要的是失去了生活 甚至于生存的保障。这样一来，社会个体往往一生都被束缚在一个岗位上，而且他们的 子女也往往指定为这一岗位的合法继承人，不能自由流动和自由选择。经济、政治上的 依附和人身自由的受限使得人们要求自由、民主、平等的观念受到了削弱，社会个体的 主体意识和自由意识也因此大打折扣，没能得到充分的发展。事实也正是这样。在十年 “文革”期间，全国到处充斥着个人崇拜的阴影，领袖的光芒淹没了个体争取自由、独 立的自觉意识。诗人杨牧曾在诗歌《站起来，大伯》中记录下这样一幕情景：当毛泽东 在天安门城楼上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而作为具体中国人民一员的大伯却深深 地跪了下去；当国际歌正在高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时，大伯却正在伏地叩谢毛 泽东的拯救之恩。正是因为各种客观现实条件的缺乏，使得私人领域在当时极不发达。 人们的活动与交往都因此带有很强的公共化倾向，并且受到权力的严格监督和控制。各 个机关、学校、工厂、农场、公社等单位往往组织成员一起工作、吃饭、学习，甚至于 在工作学习之余地不顾个人的兴趣、习惯、意愿把他们组织起来，去看电影、听报告、 打比赛，从事义务劳动等集体活动。在十年“文革”期间，就连容易形成私人领域的家 庭生活也受到了权力的异化，往往成为思想辩论、政治争斗的公共场所，以至于夫妻反 目、父子成仇，最终沦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总之，由于社会条件、文化传统以及政治经济制度等多方面的原因，使得私人领域在 中国一直没有发展起来。这一状况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才得到了明显的改变。
三
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大幅度的“去国家化”(借用哈贝马斯的术语)，国 家行政权力开始在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收缩它的势力范围。所有制从完全公有向公私并 存模式的转变意味着私人财产所有权得到了国家承认，具有了合法性。国家控制的放松 给公民个人带来了较多的人身自由，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原来的单位和土地，习惯了“跳 槽”和打工的生活，以至于在90年代末出现了无根的“飘一代”。同时，宽松的环境与 市场经济的确立也给思想解放创造了必要的空间，人们的自由意识与主体意识得到了前 所未有的张扬，私人意识也随之日渐觉醒。只要不违背法律，每个人有权利选择自己的 生存样式和交往方式，任何外来的干涉都将被指控为侵权行为。以上诸多因素表明，私 人领域在中国的出现已经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从目前来看，私人领域在中国还远没有 达到成熟状态，仅仅是起步而已。它在当下中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社会劳动领域和商品交换、流通领域。这一领域是市场经济的外在表现形式， 它的出现与市场经济的确立有着同步同时性。在这一领域内，社会个体无需听从任何人 的安排和指令，只需按照平等交换的原则，遵守市场内部本身的规律就可以了。“这些 规律受到了公平交易这一意识形态的保护，因而公正应当能够彻底战胜权力。”(注：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51页。) 市场经济在短时间内就迅速形成了巨大规模，在我国社会结构之中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稳 定的系统，这其中有两个方面的原因。(1)中国的情况与西方不同，市场经济的出现不 是自下而上的斗争过程，而是自上而下的让渡过程。在这一领域国家自愿收缩其干涉权 力，由过去的“指令行为”转变为现在的“指导行为”，这正是市场经济在中国发展十 分迅速的根本原因。(2)尽管我国政体的性质决定了这种让渡毕竟有限，但是市场经济 一经出现它就会产生“去国家化”的内在冲力，反对国家行政权力的干涉，不断地争取 并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下，尤其是中国已经加入WTO，市 场经济“去国家化”的内在冲力肯定会越来越强烈，作为私人领域一部分的社会劳动领 域和商品交换、流通领域也会因此而逐渐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私人活动领域。
其二，家庭生活。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和基本组织形式，其间的活动也最有可能成为私 人领域的表现形式。哈贝马斯就认为基于两性关系的家庭生活处于私人领域的核心地位 (注：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59页。)。在传统社会，家庭与国家的同 构使得家庭生活不可能成为私人领域的组成部分；而在计划经济时代，家庭除了负责人 口繁殖等有限的社会功能之外，几乎完全国家化、权力化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 保障体系的建立、收入职业化的转变以及法律制度的进一步确立和加强，家庭逐渐从经 济、政治压力中解放出来，呈现出越来越强的私人特性。这一特性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1)在家庭组合形式上，现代的绝大部分家庭都是由男女双方按照自由、自愿的原则 组合而成，外来的各种政治、经济力量在婚姻组合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2)在家 庭生活内容上也变得自由而丰富，夫妻双方可以根据共同的兴趣爱好选择电视、录音机 、下棋、钓鱼、电子游戏、旅游、健身等各种有益身心的活动。其实，只要不违背法律 ，夫妻双方尽可以拥有无限丰富的生活内容。由此可见，家庭生活对个体的创造性和主 体性具有培养和锻炼的作用。此外，建立在人身自由、男女平等基础之上的家庭生活还 有利于培养超脱于政治、经济等压力之外的“纯正人性”，哈贝马斯将这种“纯正人性 ”规定为自愿、爱的共同体以及教育等三项内容(注：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 型》，第51～52页。)。
其三，休闲娱乐活动。休闲娱乐活动在现代社会越来越成为私人领域的重要表现形式 。这是因为，一方面，国家、单位一般不再动用行政的力量统一组织人们工作之外的休 闲活动，将休闲娱乐活动的选择权重新还给个人；另一方面，中国社会正由伦理社会向 法理社会转型，因此只要不违背国家法律，社会个体可以忽视传统社会的许多伦理规范 ，完全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习惯，甚至非理性的本能冲动来选择休闲娱乐的方式。 这两个方面的变化都使休闲娱乐活动的私人性和自由性日益突现出来。当然，休闲娱乐 并不是到今天才出现，而是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传统。无论是庙会、年集、听书、看戏 ，还是吟诗、作赋、歌舞、丝竹都是传统社会常见的休闲娱乐方式。但是，当时的那些 活动都无法与现代社会的休闲娱乐相比。首先，从量上讲，现代机器工业的巨大生产力 为人们提供了越来越多的休闲娱乐时间，而且迅速发展的高科技也为人们创造出越来越 丰富的休闲娱乐内容和方式。其次，从质上讲，传统社会中的休闲娱乐还往往服从于社 会的再生产，而现代社会闲暇时间的延长与富余，直接使休闲娱乐成为人们追求多元自 我、拓宽精神空间的生活方式。正如西方学者福勒斯代所言：“一个人选择自己的闲暇 (方式)，也就是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注：奥斯古德等著：《现代生活方式面面 观》，黄德兴等编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152页。)这些情况表明，休 闲娱乐不再是社会个体生活的点缀和附饰，而是逐渐上升为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休闲 娱乐空间的扩大与内容的丰富也同时表明了私人领域在当下中国的进一步拓展。
四
私人领域作为一种新生的生活范式在文化上必然有所吁求，以便填补这一刚刚腾出来 的空白地带。但私人领域所具有的许多特点决定了它不仅拒斥官方文化，而且漠视精英 文化，最终选择了大众文化作为自己的代言人。
改革开放以前，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生活的完全国家化、权力化导致 了大一统的文化专制主义。广大民众在文化上完全处于被动、失语状态，既谈不上什么 文化个性，也谈不上什么文化选择。在当时戏剧舞台上所能看到的仅仅是由当权者所钦 定的八个样板戏，这些弘扬主流意识形态的官方文化作品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强了文化专 制主义。广大民众作为普通人所有的心理、情感、欲望受到压抑，无法在文化上形成自 己的诉求。然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私人领域的出现，广大民众终于在一定程度上获得 了文化选择权利，其文化主体地位也日益突出。对饱受文化专制之苦的大众来说，其文 化选择的自由权利必然首先用来服务于最受压抑的部分，释放自己作为普通人对亲情、 爱情等人伦情感的呼唤，对轻松、安逸、享乐等正常人生欲望的渴望。正因如此，一向 以教育者、引导者自居而脱离社会生活、漠视人间温情的官方文化必然受到大众的冷落 和排斥。
尽管精英文化在价值取向上往往与官方文化背道而驰，但私人领域的依附性决定了它 不可能以精英文化作为自己的代言人。私人领域在中国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 个自上而下的政府让渡过程，这与西方私人领域自下而上式的自然成长恰恰相反。中国 的私人领域因此带有先天的“缺钙软骨症”，它自身没有形成可与国家权力机关相平衡 的内在结构和必要的组织形式。力量的孱弱和组织的缺乏决定了私人领域对国家权力机 关必然表现出很强的依附性。私人领域要想获得政府的认可和存在的权利就应当避免和 政府产生激烈的冲突，弱化自己的反抗力量。因此，尽管私人领域的内在本性为精英文 化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土壤，但外在条件的限制使得这一可能性受到很大削弱。这一点 在1989年之后表现得更为明显，大批精英知识分子无奈地退出了历史舞台的前沿，淡化 了作为精神导师的形象。
所有这些都决定了当下中国私人领域的主要意义及其功能：不在于理性的建构，而在 于感性的狂欢；不在于意义的生产，而在于符号的消费；不在于精神的提升，而在于世 俗的表达。私人领域的这些特点在文化上必然表现为对大众文化的诉求，因为大众文化 正是一种以世俗生活场景为对象，以感性娱乐、轻松活泼为基调，以图像消费为主要内 容，尊重大众的文化个性但又不带有明显社会破坏力的文化形态。可以说，私人领域正 是大众文化得以产生的肥沃土壤。这不仅因为私人领域为大众文化提供了丰富而自由的 内在心理源泉，而且也为大众文化的生产传播提供了商品形式(注：市场经济由于受到 政府的支持而迅速发展，并获得凌驾于其他部门之上的准意识形态话语霸权地位，因此 它必然会向文化领域渗透，并最终导致了文化在很大程度上的市场化，文化的生产和流 通也因此具有了商品的形式，并按照等价交换和资本增值原则运行。而市场经济所在的 产品生产与商品交换活动从根本上说乃是属于私人领域的范围。)。对大众文化的理解 可以从内容、形式和意义三个方面来进行。
首先，大众文化在内容上突显了世俗生活的场景画面，表达了生命深处的本能欲望。 革命理想和战斗激情的退潮使得世俗生活场景迅速突显出来，这个时候人们才意识到， 什么才是他们最需要、最感动、最亲切的。男欢女爱、生离死别、婚丧嫁娶、下岗就业 、油盐酱醋等一系列或大或小的生活故事在此时都具有了实实在在的意义，成为大众文 化关注的重心。诸如邓丽君的爱情歌曲，琼瑶的爱情小说，金庸的武侠小说，电视剧《 渴望》、《篱笆·女人和狗》等文化作品都因符合了大众的心理愿望或者展现了世俗生 活的真实状态而获得很高的发行量和收视率。而近年来冯小刚之所以能在电影界一路走 红，并不完全在于他一贯的滑稽夸张作风，而在于这些影片，如《甲方乙方》、《没完 没了》等都牢牢建基于普通大众的梦想、惆怅、烦恼和喜悦。此外影片中对人间真情、 伦理关爱的呼唤，也契合了普通大众对真、善、美之完满人生的现实渴望，故而博得大 众的广泛喜爱。私人领域所释放出来的自由空间不仅使普通大众的现实生活层面得到了 展现，而且也为生命深处本能欲望的宣泄打开了闸门：一方面，生命需要放松平静，故 而追求轻松、娱乐、消遣和悠闲；另一方面，生命又需要紧张刺激，故而渴望暴力、恐 怖、犯禁和征服。这两方面的渴求在日益刻板机械、单调重复的现代生活环境下不仅变 得越来越强烈，而且似乎也越来越有意义了。前者在大众文化上表现为一系列肥皂剧的 出现和小品、相声的广泛流行，其极致则是以周星驰为代表的“无厘头文化”的兴起。 这些文化作品既不求思想的深刻，也不求意义的丰富，而是拼命地搜求笑料，大耍嘴皮 子来搔大众的痒痒肉，以期在笑声中来缓解生活的压力。后者则表现为枪战片、暴力片 、性爱片、恐怖片的大肆泛滥。这些影片通过刀光剑影、血肉横飞等极端惨烈恐怖的场 景使大众骚动于无意识层深处的性爱、攻击、死亡、窥视等本能欲望得到淋漓尽致的宣 泄，获得现实生活中难以获得的快感和体验。
大众文化在具体形态上表现为多种多样，诸如通俗文学、影视广播、家庭肥皂剧、流 行歌曲、卡通形象、卡拉OK、MTV、交谊舞、迪斯科、电子游戏、家居装潢、建筑设计 、现代广告、时装表演、生活杂志等。但从外在形式上看，这些大众文化的具体形态都 呈现出越来越强的图像化倾向，使得大众文化实际上成了一种“视觉文化”，语言文字 的优势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损害。今天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无论是古代的还 是当代的，都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而人们对看电影、电视比单纯阅读文字表现出更大 的乐趣。此外，大量的中外文学名著都纷纷搞起了插图本，许多报刊、杂志也尽量减少 文字，加大了图片在版面中的比重和分量。甚至于许多学术性理论著作也一改过去的“ 文字一统”的面目，变得图文并茂起来。大众文化在形式上的这种特点显然更适合于私 人领域中大众追求感性愉悦，渴望本能宣泄的审美趣味和审美心理。从哲学层面讲，语 言就是逻各斯，它代表着理性，因此遵守现实规则，而形象却代表着感性，始终处于欲 望的中心，因此它遵循着快乐原则。从生理层面讲，大众也必然会选择以图像为中心的 文化文本。尽管语言文字与图像都是信息的载体，但与语言文字相比，图像则是信息的 直接载体，它能够以全方位的光、影、形等要素直接冲击人们的感官，获得强烈的印象 和感受，而不必像语言文字那样需要经过大脑的翻译劳动才能获得对对象的把握和理解 。图像的这种特点恰好与大众追求轻松娱乐的心理愿望和生理需求相契合。
大众文化在我国作为新生事物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首先，大众文化的出现为大众提 供了一块自由的精神空间，改变了大众过去在文化上完全被动、服从、听命的软弱状态 ，在一定程度上使大众获得了进行文化创造、文化选择和文化活动的主体地位。其次， 大众文化的出现改变了过去大一统的文化专制局面，形成了官方文化、精英文化、大众 文化三足鼎立的文化新格局。大众文化与官方文化、精英文化之间不仅仅是控制与反控 制、提升与反提升的矛盾关系，而且也存在着良性互补、共同进步的协同关系。比如， 大众文化与生俱来的民主、平等倾向必然会借助于高效能的传播和空前壮大的力量影响 到国家的文化立法、文化政策，并因此而促成官方文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而大众文化 与精英文化“两者之间的矛盾实质上是一种相互渗透与改造的矛盾，两者之间的冲突实 质上是一种相互矫正与补充的冲突，这种矛盾与冲突的最终结果是两者之间的相互借鉴 、认同、融会和共同提高”(注：王忠武：《论二十一世纪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方向及 其控制》《东岳论丛》1999年第6期。)。由此可见，大众文化不仅提升了社会个体的文 化权利，而且对我国文化的总体发展也有广泛的积极效应。
总之，私人领域的出现为大众文化的崛起提供了广阔而自由的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 而私人领域目前的特点也具体地决定了大众文化的主要内容和外在形式。如果把私人领 域与大众文化的关系近似地看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那么有理由相信，随着私 人领域在空间上的扩大和结构上的健全，大众文化也会进一步走向成熟和完善。然而大 众文化作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精神活动不能仅仅被动地去接受私人领域的影响，它也应 该反过来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对私人领域加以塑造和改进。至于大众文化应当从哪些方面 来具体发挥对私人领域的塑形作用，已经不是本文的任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