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电影叙事中的“多重声”叙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键词 电影叙事；叙述人类型；多重声
所谓“多重声”叙述，亦即多个“我”者叙述，是指那种虽然以人物“我”作影片本文的叙述人，但并非像画外或画内的“我”那样由单独一个“我”者视角贯穿到底，而是有好几个“我”者视角，共同承担着本文的叙事。奥逊·威尔斯的《公民凯恩》、黑泽明的《罗生门》、曼凯维奇的《慧星美人》是这种叙述方式的典型范本，谢晋的《天云山传奇》也可以视为这种叙述方式运用的一个典型。
“多重声”我者叙述，其基本特征是它叙述上的多视角性。在“多重声”我者叙述方式中，虽然可能有一个结构性主要视角，如《罗生门》中卖柴人的叙述视角，《天云山传奇》中宋薇的视角，但这一视角并不能替代或取消其他视角的叙述。或者说，正是由于多个叙述视角的共存，才赋予本文以特定的叙事结构和叙述风格。例如，《罗生门》中，不同的叙述人的叙述，使同一个事件具有了不同的叙述风貌（4 个叙述人各自讲述了一个有利于自我形象的故事），每一种讲述都给故事本文提供出新的叙述指向和新的信息范围，因此它们各自之间是不能相互替代的。《天云山传奇》讲的是一个英雄落难的故事，在三个女性的“我”者视角中，周瑜贞叙述了罗群的现状（故事的最近状态，接近高潮点），宋薇的追忆叙述了自己和罗群从相爱到分手的发生在过去的往事，冯晴岚的叙述则讲述了宋薇离开罗群后，自己和罗群相濡以沫、生死与共的故事。三个人的叙述，各有各的视角，各自提供了属于自己的那一方叙述天地，共同构筑和刻画了罗群的生活故事和坎坷经历，同时也折射出三个女性各自不同的生活道路、人生信念和性格特征。其中宋薇的视角是主视角，她不但作为追忆往事的叙述人，而且作为本文叙述结构的支点而发挥作用。如冯晴岚的叙述是通过宋薇的反映（读信）视点而实施的，周瑜贞的叙述也是以宋薇为对象（听述人）而讲述的。但这同样并不说明宋薇的叙述能替代或消解周、冯的叙述。因为后二者的叙述具有自己的特定观照点，这恰恰是宋薇所不具备因而也不能叙述的故事层面（这不光指所述内容，而且包括叙述的语气、态度和评价）。
从叙述功能上讲，“多重声”我者叙述促使本文“讲述”脱离因果式叙述的线型链条，而朝着叙述的横断面上展开，也就是说，“多重声”叙述使故事在事件的某一核点上得到垂直向度上的圆照性聚焦。因此，这种叙述方式常能使本文叙述具有一种“虚虚实实”的张力，一种发散的不确定的叙述指向，从而造成本文意义理解上的多义性与不确定性。这无疑极大地调动了观众参与本文建构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为在影片本文的“多重”叙述声音中，并没有给观众一个权威的、现成的有关故事的涵义、寓意或结局的明确答案，故事究竟讲述了什么，事实真相是什么，多重声音的背后隐含着什么，都要靠观众自己去比照，去琢磨，去思考，去下判断。就此而言，可以说“多重声”叙述是一种最富于“民主性”、“公平性”和“对话性”的叙述方式（自然这也只能是从叙述人的中介角度，而且是比较而言的）。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印证。
1.同事异说
“多重声”我者叙述往往围绕着同一个事件（本事）展开叙述，而各自又都从自己的视角出发来叙述。这种视角又可具体分为：侧重于客观“追述”的人物限定视角——接近于画外“我”者叙述特征，侧重于主观“重构”的人物限定视角——接近于画内“我”者叙述特征的两个类型。这就必然形成对同一件事（或同一个人、同一种态势）的不同讲述风貌。所谓“同事异说”，即指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讲述”所带来的叙述上的差异性。
《罗生门》中，事件的核点是：武士武弘究竟是怎么死的？是自杀的？他杀的？是真砂用匕首刺杀的？还是决斗中被多襄丸杀死的？围绕着这一核点，不同叙述形成了差异。其叙述上的差异性属于一种“主观重构”叙述类型，差异主要是由于叙述上的主观取舍态度而造成的，即各个叙述人为了使“我”自己的形象显得高大、不失面子，而编造出各种有利于自己的故事情节风貌。《天云山传奇》中的叙述差异性，则主要来自外部客观条件的限定所带来的人物视角的差别。影片的事件核点是：罗群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围绕着这一核点，三个女性各自陈述了自己与他的相处和对他的看法。这里的叙述差异和不同看法不是叙述人的主观编造，而是事件——人物的不同阶段、不同侧面的讲述和补充。冯晴岚所讲述的故事是宋薇所不可能讲述的，宋薇对自己与罗群从恋爱到分手的回述，也是周瑜贞所不可能了解的。比较而言，《罗生门》的多种叙述造成对事件（本事）面目的多种解释，使观众始终不能断定究竟谁讲述的是事实真相，突出了故事的多义性。《天云山传奇》的多元叙述则在于通过叙述差异所造成的相异相补，缀合出一个完整的情节结构，同时在“追述”的过程中，突出了叙述的反思性。“同事异说”表明了“多重声”我者叙述的对比或对照性叙述张力。
2.主观中的客观
“多重声”我者叙述没有一个权威的“全知”视角，每个叙述人都是以一种限定性的人物视角来展开叙述的（尽管有叙述层次上的划分，如卖柴人的视角、宋薇的视角处在更高一级的层次上），因此，每一种叙述都涂抹上了一层主观色彩。就此而言，它们与画内“我”者叙述是相通的。然而，由于这里的“主观”叙述不是一个统一的视角，而是多个不同的“我”者叙述，因此，它们在文本意义上的作用又不同于画内“我”者叙述。如《铁皮鼓》中的小奥斯卡给我们提供的那个特定的、以一贯之的叙述视角，在“多重声”这里是不存在的。一方面，多个“我”者叙述在本文建构中以一种“多声轮唱”的方式，使观照视角处在一种流动转换、变动不居的状态中，这使本文叙述的权威性由一统变为多声而受到削弱，进而营构出本文语义关系的不确定性和不断生长性。另一方面，从多个叙述声音的比较中，又能够获得一种相对而言的“客观性”。譬如从《罗生门》的众多叙述的“主观性”中，我们能够得出相对客观的结论，即叙述人都在编织谎言。从《公民凯恩》众人对凯恩的或褒或贬的描述中，作为观众的我们能得到相对全面的对凯恩的看法。这种把本文语义结构的权力直接下放到观众手中，让观众通过对多个叙述人及其叙述声音的比照，去品味，去估价，去判断故事的含义与指向的叙述方式，无疑极大地调动和发挥了“听述者”（观众）参与本文建构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多个“我”者叙述所形成的叙述差异，也使叙述过程成为一种动态的转换而具有某种类似于“悬念”设置一样的情节结构力。这正如波德威尔在分析《公民凯恩》的叙事时所说：“多重叙述人的布局诉诸于我们源自现实生活的期待感，以便有目的地、渐进地和逐步地传达故事信息，并隐瞒起部分信息的答案，而激起好奇心和悬念。”〔1〕这或许正是“多重声”叙述往往具有某种引领观众进入迷宫似的叙述魅力的深层动因。
3.多视角中的深层观照
“多重声”叙述，尽管单个看是限定性人物视角，但由于多个视角的叠加与转换，又使它具有叙述范围上的宽广性、圆照性。因此，“多重声”叙述不但能够通过人物的个性化叙述达到透视某一事件的内幕或人物内心深处的境地，而且能够通过各个叙述间的差异性对比而呈现出对事件发生或人物性格形成的深层动因的抽象性概括之力。《罗生门》的每一种叙述声音都揭示了一种从自我出发的自私心理，但将这种种自私心理叠加起来就传达出了“人人为自己”的社会思想价值观念，而二者的融合则隐喻着叙述主体（隐含作者——作者——黑泽明）对人类真善与丑恶本性的价值思考。《天云山传奇》中三个女性的不同叙述，同样凝聚着一种对中国政治、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中所形成的不同的政治、党性、原则、人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等的抽象性思考与概括之力。这些往往是单一的“我”者叙述所难以达到的叙事广度与深度。后者作为一种个性化的叙述视角，虽然能对个人的心理或社会的某一阶段的历史面貌给予深刻、独特的呈现、剖析与展露，但由于单一的“我”者视角限定性较强，叙述涵盖面相对狭窄。这在展示个人心态上尽管不无优势，但在对社会历史层面的宏观呈现上则显得力不从心，有时不免有“一面之词”之嫌。“多重声”我者叙述则弥补了单一“我”者叙述视角的这种局限，使个人的眼光变成为众人的“审视”与“评说”。这种“审视”或“评说”的多样性、差异性，又使叙述在整体上成为包含了正、反两个（或多个）方面，涵盖着对比、对应、对话等悖反性基因的深层观照，而拥有一种复杂性和抽象化的宏观概括之力。这正是现代电影叙事及现代小说多采用多视角转换的叙述方式的内在原因。如此来看，“多重声”我者叙述由于包孕着“我”者叙述目光的独特、敏锐之神韵，又兼有“他”者叙述方式纵横自如，涵盖面宽广而灵活之便利，因而能达到一种主观中显示客观、对立中见出深刻的叙述境界，那么这种叙述方式倍受现代电影叙事的青睐，是不足为怪的。
奥逊·威尔斯在谈到《公民凯恩》的这种多元视角时说：“……五位非常了解凯恩的人——五个或者喜欢他的人、或者爱他的人，或者恨透了他的蛮横无礼的人。他们讲了五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各持己见。所以关于凯恩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就象关于任何人的真相一样，只能根据有关他的说法的全部总和予以推测。”〔2〕实际上， 影片之所以采用“多重声”叙述，就已经表明，本文并不旨在给我们讲述一个简单明了的故事，而是使可能本身并不复杂的故事变得复杂化，从而使观众从这种多元视角的叙述中，获得一种独特的叙事感受，进而促请人们去思考、去体味、去推测。《慧星美人》中的几个叙述人各自都描述了伊芙面目的某一方面，就她（他）们的各自讲述而言，是限定性的，带有个性的主观色彩，但众人叙述的叠加与总和，却使作为观众的我们了解到了伊芙这个戏剧荣誉称号获得者的真实面目。《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上半部中插入的回忆镜头部分，也带有多个“我”者叙述的色彩，五个女战士对战前美好生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憧憬（这里的“回述”带有主观影象色彩，是非写实的、理想化的主观幻想性描述），展现出五彩缤纷的少女情怀，从而促使观众在感叹她们的伟大爱国主义献身精神的同时，更触发出对战争、对人类历史上非理性及黑暗残酷一面的深入思考。
因此，从总体上看，“多重声”我者叙述的功能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A.赋予故事本文以多义性和互补性。“多重声”叙述打破了单人称叙述的单一指向，而使故事的含义、情感的流程与影象的内涵趋于复杂和多样。
B.强化故事悬念，制造叙述进程上的变化与不定性。“多重声”叙述使故事的含义始终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中，这无疑极大地调动了观众的能动参与性，使观众最终成为最权威的判断者。
C.丰富故事内涵，深化叙述力度。“多重声”叙述由于借助于一种矛盾对立或互补互渗的叙述机制，从而使影片故事的审美内涵成为一种多维度的辩证思考，而拥有了比较厚重的层面和深度，从而达到对人物性格的较为深入的刻画和开掘。
由此可见，“多重声”叙述在建构本文、讲述故事、塑造形象上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魅力。
注释：
〔1〕波德威尔等：《电影艺术导论》，英文第2版，纽约，1985年，第110—111页。
〔2〕参见巴赞：《奥逊·威尔斯论评》，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 年版，第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