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边缘到主流：抗战时期华北农村妇女特殊亚群体的演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华北论文,群体论文,农村妇女论文,边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873（2010）01—0125—09
迄今为止，人们在论述中共妇女运动时往往将农村妇女视为一个饱受压迫而亟待解放的无差别整体，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妇女内部各亚群体的存在，遑论以其为案例进行详细研究了。① 本文以华北抗日根据地“破鞋”亚群体为研究对象，具体探究她们对抗战的消极和积极影响，及中共对其改造的措施和成就。
一
中国社会素有严密的婚姻制度和重视妇女贞操的传统，但正如“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所言，这些大都局限在士大夫阶层等上层社会，在一些弱势、底层的社会群体或乡村中，婚姻家庭关系远非儒家理想的那么纯洁。由于经济困窘、天灾人祸和传统婚姻制度的缺陷等原因，华北农村中长期流行着许多逸出传统婚姻规范之外的陋俗，性关系比较紊乱。通常而言，华北乡村通常把与非婚姻关系的男人发生性行为、作风不正派的妇女蔑称为“破鞋”，包括公开的妓女和半公开的私娼，乃至偶尔失贞的人。之所以用“破鞋”一词，蕴涵着人人可穿、下贱、没人要等复杂的文化意义。
抗战爆发后，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均建立了妇女统一战线组织——各界妇女救国会（简称“妇救会”）。其成立伊始的中心工作是“发展”，“由于华北是封建势力相当浓厚的环境，另方面由于华北有民主的政权和帮助妇女工作的军队的存在，所以我们的工作方式曾一般是自上而下的，大刀阔斧地做”。② 最初，基层妇救会主要依靠对象是正派的农村家庭妇女，但是“那些村中作风好的，稳稳当当的娘们，却尽是些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整天关在家中，见不得人，说不了话，更缺乏能力办事”，③ 致使妇救会工作迟迟不能展开。同时，一些名声不好的妇女“在村中敢于说话行事，也容易接受新思想”，④ 渴望借机改变自己的地位，她们往往成为村中最早参加革命的勇敢分子之一。因此，华北各根据地一般因势利导，注意发挥她们的积极性，“开始建立村妇救会时，有的地区利用敢说敢做但名声不好威信不高的妇女作发动妇女运动的桥梁”，⑤ 迅速打破了停滞不前的僵局，使妇女运动开展起来。1938年3月，晋察冀边区率先成立了妇救会。1939年3月，晋东南和晋西北根据地也分别成立了妇救会。12月，山东解放区妇救会亦宣告成立，不久各根据地的分区、县、乡、村各级妇救会也相继建立、健全起来，其中，“村中活跃的多是一般‘破鞋’和呆板的一些老年”。⑥
然而，“破鞋”群体的积极性与中共的革命性并不吻合，双方在抗战动员中虽然表面上合作较为顺利，但是随着抗日运动的深入发展，两者之间的内在差异性急剧地扩大化。“破鞋”们几乎都是着眼于钱财和本能欲望的满足，往往无视革命、道德和法律的制约，故大部分人不具备中共所要求的政治觉悟，“有的出来本来就是为了风流，她们在家感到不自由，羡慕在外边可以东跑西走的女同志，可以见到更多的男人，可以没人管，可以享受，有的单纯为了解决个人的问题而出来参加妇救会，至于妇救会究竟是干啥的则一问三不知”。⑦ 如冀南根据地西大洋村自1938年6月至1939年1月共发展了清一色的12名女党员，从阶级成分上看，除5人是中农外，其余都是贫农，但从私生活来看，“除济环妻不是‘破鞋’外，其余都是‘破鞋’”。⑧ 加之许多村妇救会是村、区政权通过强迫命令方式建立起来的，忽视了对群众宣传和动员工作，因此，造成了妇救会组织不巩固、不深入、工作基础薄弱等缺点，“往往仅在和平环境中起作用，一到敌人‘扫荡’以后便无形瓦解了”。⑨
同时，“破鞋”群体的人格缺陷也阻碍了妇女运动的良性发展。许多人误解了妇女解放的口号，常把性的紊乱作为“妇女解放”的标志，以致“青年男女从旧礼教束缚下解放出来之后，又染上了地主资产阶级荒淫无度及敌伪淫荡之风，使男女关系不严肃陷于混乱”。⑩ 这就为敌对势力破坏抗战提供了可乘之机，如晋察冀平西地区有人在墙上张贴标语，骂“妇救会是破鞋的集团”“妇救会是共产党的工具”。“在妇女的会议上，窗子外面突然投进来大块的石头”。(11) 这些谣言极易引起众多维护传统礼教的落后群众共鸣，使妇女运动徒增无谓的困难。尤其是“破鞋”群体存在着“有奶便是娘”的投机心理，易使少数人对抗日斗争动摇、妥协，乃至叛党投敌，如冀南西大洋村12名党员中就有石改岭、李秀琴两人曾向敌“报密”；冀鲁豫边区内黄县李七吉村“风俗不算很淳朴，性的关系不严肃……曾因奸情的事而致一个人当了汉奸”(12)；晋察冀边区“五台、盂阳等游击区，有的妇女和伪军胡搞，破坏我方工作”。(13) 中央妇委承认，在抗战初期“曾经发生过的一开始就吸收她们作为会员，甚至提拔她们作为妇女干部，这就使得许多良家女子对于我们的妇女组织存在着一种不正确的认识，因此，妨碍了妇女组织的扩大和妇女运动的开展，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经验教训。”(14)
尤其是日本侵略者将性乱作为消弭中国人民斗志、奴化和殖民统治的有利工具，故华北妇女在遭受传统封建压迫之外，又增添了民族压迫和性压迫。日军在华北大肆烧杀淫掠，“据1946年4月，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统计，晋绥、晋察冀、冀热辽、晋冀鲁豫等4个解放区，妇女人口中，因遭受日军强奸和性奴役而身患性病者达620388人……以妇女约占当时人口约一半计算，在华北五大根据地中，平均每50名妇女中，就有因遭受日军奸污而染性病者1名以上”。(15) 日军还有计划地散布淫乱恶风，强迫男女乱交、到处设立妓馆、散发春宫淫书和传播靡靡之音等，腐化人们的民族意识，“破坏中国国民的道德观念，好叫中国在沦陷区的民众因在伦理关系上忘了羞耻，而遂在政治关系上也忘了羞耻，认贼作父”。(16) 并且，日伪军直接利用“破鞋”群体唯利是图的弱点，以小恩小惠来诱使她们堕落为汉奸，达到“以华治华”的目的。“日宪兵队所组织的情报网极为复杂而广泛，……这些情报员大部分为退伍的伪军警察，地方上无法生活的浪人，被我们除掉的汉奸家属，由抗日团体及抗日部队中洗刷出去的不良分子，落后的小学教员，暗娼等。”(17) 日伪军还对革命干部大施“美人计”，“引诱腐蚀干部，送礼请客，使干部变质，拉亲戚关系，结婚找女人”(18)，以便从内部瓦解抗日队伍，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
揆诸事实，华北农村性乱既是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社会问题，也是中共妇女解放运动的具体革命对象之一。虽然“破鞋”群体在抗战初期开辟敌后根据地和发动妇女等方面发挥了若干先锋带头作用，但是她们存在着投机取巧的群体性格缺陷，政治立场易于动摇，不仅阻碍了妇女运动深入发展，少数人还为虎作伥，甘为日军侵略中国的工具。显然，性乱已然超出了低级趣味的个人道德缺陷和茶余饭后、街谈巷议的谈资范畴，关系着民族抗战大业，故改造“破鞋”群体势成必然。
二
性乱作为一种丑恶的社会现象，予以彻底铲除乃是社会进步之必然，然而，“破鞋”群体主要是贫苦农民，属于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既是中共“最接近的朋友”(19)，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受益者，她们与革命之间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合，故“对于一切不幸沦为‘破鞋’的女子，我们的态度应当是寄以最大的同情和积极的援助”(20)，促使她们在抗日斗争中转化为坚定的革命者，这对于她们个人和中共事业都是大有裨益的。1940年后华北抗日根据地妇女运动进入“第二期”，即由“数量扩张”阶段转为“建构秩序”阶段，妇救会工作的“中心是‘巩固’”，“工作方式不但要求自上而下，并特别要求自下而上地进行，不但要大刀阔斧地干，更特别要求进行一点一滴一针一线埋头苦干的深入的，艰苦的工作”。其中，教育、改造“破鞋”群体是妇女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
首先，整顿组织，淘汰冥顽不化分子。中央妇委明确把提高妇女组织的质量作为妇女工作的主要任务，指出：“首先要整理和巩固现有的妇女救亡组织，加强各级领导机关，尽可能应用民主的办法，改造不健全和不称职的领导机关，创造出真正为群众信任的女同志来担任妇女的领导工作”。(21) 此后，各根据地妇救会在发展组织时，“拒绝吸收为群众所仇视的‘破鞋’参加，以争取社会人士的同情与赞助。经过多方教育后，妇女对‘破鞋’有了初步的认识与转变，可个别吸收并改造‘破鞋’”。(22) 妇救会还加强了对妇女们思想政治、文化教育工作，利用报纸、刊物和会议等形式，广泛地宣传中共的方针、政策，并且开设了多种形式训练班，编写了《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与三民主义》等学习材料，有计划地大量培训各级妇女干部。
各根据地还认真审查干部，淘汰顽固落后分子，整顿妇救会组织。中共中央北方局指示：“在选择提拔干部的时候，应当特别注意到他的斗争历史、政治坚定性和他同群众的联系，而不要仅仅以‘能说话’、‘能写文章’、‘有干才’来作选择提拔干部的取舍标准。”(23) 注重纠正过去强调“唯才是举”的弊端，把干部的政治素养作为整顿妇女组织的主要标准之一。“破鞋”群体恰恰是勇敢有余而政治觉悟不足，道德问题更是她们百口莫辩的固有缺陷，尤其是“极少一部分”人参加革命动机不纯，“任意为非作歹，任意贪污浪费”，(24) 拒绝接受教育改造，故妇救会在整顿组织时理所当然地将她们开除出去。甚而许多地方矫枉过正，竟然把道德问题作为整顿组织的主要依据，如有的村妇救会规定会员入会条件非常严格——名誉好、成分好、家庭关系好，有的村庄规定必须由两人介绍，家无顽固人等。山东湖西妇联还提出了“开展反破鞋斗争中整理妇女组织”的口号，河南武乡某村召开了反“破鞋”斗争会，引起彼此人身攻击，以致许多妇女要求退出妇救会。北方局妇委因此批评道，“妇救会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宗派关门倾向”，不应“将党内的一套作风拿到妇救会中来实行”，指出：“我们不能根据主观愿望去工作。对于性乱现象……应从各方面着手进行教育，决非在群众大会上所能解决，尤其不能只从妇女方面进行工作。”(25) 很快，各地纠正了不加区别地打击和清洗“破鞋”群体的错误做法，使整顿组织工作得以健康发展。
其次，颁布法规，建立新婚姻制度。古人云：“食，色，性也。”大凡身体健康者都有性冲动的本能，建立合情合理、合乎人性的婚姻制度有助于规范两性关系，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因此，华北各根据地相继颁布了一些婚姻政策、法律，构建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新婚姻制度，努力矫治传统婚姻制度的弊端。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成立伊始即下令“禁止贩卖及虐待妇女”和“废止娼妓及童养媳”。(26) 1940年，中共中央北方局也提出：“保障妇女在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及家庭地位之平等，妇女依法有财产继承权；男女婚姻自主，反对买卖婚姻与一夫多妻制，反对蓄童养媳，溺婴与戕害青年发育的早婚恶习；严防沦陷区敌伪淫乱恶风侵入边区。”(27) 有的根据地还制订了具体法律条文，对各种性乱行为设立相应的制裁措施，用强制手段遏制性乱现象。1943年晋冀鲁豫边区规定：贩卖妇女者、霸占他人妻女者、勒索财物妨害寡妇再嫁者、蓄婢或纳妾者、重婚者等“处五年以下一年以上之徒刑，得并科千元以下之罚金”；与有配偶之人通奸者、租妻或合伙娶妻者等“处一年以下徒刑，得并科三百元以下罚金”。(28)
华北各根据地以贯彻保护妇女政策和新婚姻条例为契机，大力宣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基本原则，普及法律常识，努力以新婚姻制度来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和两性关系，树立起良善社会风气。如倡导男女自由恋爱，帮助青年人冲破包办买卖婚姻的枷锁，“真正能做到双方自由、自主、自愿的结合”；同时，“以慎重的态度，良好的方式，对于现有的不合理的现象，给以反对，”(29) 支持寡妇再嫁，尤其对青年寡妇进行教育，使她们自觉地解放自己。许多地方还开展了“反淫风”斗争，并作为改革社会风气的重点，以迅速纠正人们对性乱司空见惯的社会心理。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矫正了传统婚姻制度的弊端，实现了夫妻恩爱、家庭和睦，相应地减少了夫妻因失和而各找“相好”或寡妇红杏出墙等现象。当然，有部分干部不能正确认识性乱的社会根源，代之以封建传统道德为标准，急于求成，“反淫风”斗争常有过火之处，片面地责备不正经的妇女乃至将其拘押、拷打等事件屡有发生。如晋察冀边区“平山有些地区，男女关系向不正常……各区村对这类问题颇为注意，大有专门‘找事’之势，所以送县案件大大增加了”。相对来说平山县政府比较理性，认识到这种问题“不是镇压所能济事，也不是短期所能灭绝”，“特别是对女的没有很好的处罚办法（如在监所羁押有害无益）……主要的还依靠长期的教育人民，严肃的建立正确的男女关系”。(30) 对各区送来的人犯虽然大都处以徒刑，但是都很轻。
第三，发展生产，改善经济生活。如果说生活所迫、婚姻不幸是性乱产生的客观原因，那么好吃懒做和爱慕虚荣就是部分妇女堕落为“破鞋”的主观动机。因此，华北抗日根据地努力改善她们的生活状况，铲除产生淫乱风气的经济根源，“基本的办法就是叫他们参加生产，改造与恢复他的阶级意识，积极的去改造他，使其成为基本群众的一部分”。(31) 然而，华北农村除极少数缺乏男劳动力的家庭外，大部分妇女没有参加田间劳动的习惯，故动员妇女参加生产成为一项艰难的移风易俗任务。各地一般采取了开会、座谈、戏剧、歌谣等宣传方式，广泛倡导“劳动光荣”的新观念，反对贪图享乐和不劳而获的腐朽消极思想；提出“好妇女应参加生产不干不光荣的事情”的口号，对“愿意讨小便宜的中心动员她们参加生产、使光景过好等内容教育之”；(32) 并采取了“树立典型、带动一般”的工作方法，表扬先进与批评落后相结合，形成了劳动光荣、懒惰可耻的社会舆论，激励懒婆娘参加生产。如晋察冀边区唐县赵家峪村剧团根据本村的真人真事，编写了《改造懒婆娘张呈子》的剧本，“演出后那个懒婆娘也改好了，不敢再懒下去了”。(33) 同时，当地政府设法解决她们缺乏土地、人力、吃、穿等实际困难，为她们参加生产创造条件，使其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对于一些沉溺于懒惰生活的懒婆娘而言，参加劳动无疑是痛苦和艰难的，她们往往“太阳晒着屁股，还没起床，借给他们籽种叫他种地，他把种子吃了！没事赶闲集，睡大觉”。于是，许多地方想方设法督促她们参加生产，“比如小孩，把懒汉编成歌唱，把懒婆的像画着贴在黑板报、墙报上，大早就集合好多人去叫她起床……最重要的，还是干部和积极分子，帮助推动他们，‘三勤加一懒，想懒懒不得’”。(34) 对于那些屡教不改的“破鞋”懒婆娘则不得不借助强制手段，“采取个别斗争‘破鞋’，教育淫乱妇女，发动她们参加生产。如五台北涧、孟平工上，河西头妇女们在大会上提出‘卖淫生活’可耻，参加生产才是光荣的口号，各人对自己提出要求，会后就积极行动起来了”。(35)
第四，加强道德教育，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风尚。通常来说，“破鞋”身处社会下层，她们的观念、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一般观念的极端表现，欲解决乡村性乱现象，仅靠制度改革是不够的，还需要整个社会的道德自觉，形成一种新的道德与社会风气，故华北根据地广泛地进行了宣传教育工作，“在妇女中用说服教育的方法逐渐达到放足，破除迷信及改变恶习惯”。(36) 它与旨在提高妇女政治觉悟、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的思想文化教育有所不同，这是一种新型的伦理教育，主要内容为：对妇女进行人格教育，使她们懂得要受到他人的尊重，自己的行为就必须合乎新道德和法律；在选拔妇女干部时把优良道德品质作为条件之一，大张旗鼓地表彰、奖励思想进步、工作积极和行为正派的妇女模范，为人们树立学习的具体榜样；并且，提倡新道德观念，努力祛除不良的社会心理及陋俗，“严厉反对以奸污妇女为‘占了便宜’的封建社会的残余思想。使每一群众，认识通奸在今天是不道德的行为，是犯法的行为。要加强每个男女青年的道德修养，使他们养成严肃的生活习惯，使他们了解到：私行上的不负责任，是走向腐化堕落的开始。对男女关系上的苟且，是降低人格的行为”。(37) 同时，鉴于人们性知识匮乏或对性信息的盲目接受，故各根据地开展了卫生知识教育，使人们科学地、理智地认识性问题，懂得“淫乱生活会毁坏身体，妨碍生产及斗争意志”(38)，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性观念，从心理上引导和矫治不良行为，达到抑制和消除性乱行为的目的。
另外，各根据地还把铲除性乱同抗日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积极地反击敌寇一切荒淫无耻的宣传和兽行，把个人贞节提升到民族气节的高度，倡导“可杀不可辱，誓死不变节”的坚定信念。如晋察冀边区发起了“一把剪刀”运动，号召每个妇女随身带一把剪刀（或匕首、锥子等），随时准备与强暴的敌人进行拼死决斗。
三
抗战期间，“破鞋”群体直接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发生了密切联系，在救亡、革命、进步和道德等强势话语的作用下，“破鞋”群体呈现了革命、苦难与放荡的多维形象。华北抗日根据地从妇女解放和民族解放的高度审视性乱问题，对“破鞋”群体进行了去芜存菁式的改造，剔除了其败坏社会道德、影响公共秩序、损害抗战大业、危及国民健康的弊病，在男女两性关系中注入了革命、解放、道德、法律等建设性因素，使其重获新生，转变成了一支新的抗战力量。
首先，纯洁了队伍，为长期抗战奠定了组织基础。早在抗战初期，华北开辟较早的根据地在建立妇救会的过程中，就已经采取培训班等方式教育和改造“破鞋”群体了。晋察冀边区定县“妓女有600多人……在妇救开始建立时，因为一般家庭妇女多怕羞不肯出头，而村长为了应付差事，有的地方就用钱把这些妇女送去受训，这些人受训后，有的进步很快‘洗掉旧习’”。(39) 到1940年底，晋察冀边区区级以上妇救会干部都受到了两个月以上的训练，村妇救会干部也大都经过了轮训。晋东南辽县也开办了7期妇干班，培训学员近千人。这种做法对提高妇女干部的政治觉悟、工作能力和文化水平帮助很大，“经过各级妇救会训练班培养的妇女，基本上成为村、乡、区甚至县级妇救会的领导人或工作人员”。(40)
和风细雨式的新伦理教育也取得了较好效果，如山西省“平顺一个妇女干部，自与人通奸提出离婚后，大家就不拥护她了，但她觉得当干部光荣，怕当不上干部”，上级领导就从她愿意从事革命工作的优点入手来克服其不良的生活作风，“经过教育发扬后，她就自觉地认识到自己的不对，问题也就解决了”。(41) 同时，各根据地在整顿组织中均加强制度建设，堵塞了“破鞋”群体赖以继续存在的各种漏洞。“流氓分子在党政民各种制度严格建立之后，特别是停止罚款，村中停止吃公饭，反对强迫，命令，反对贪污腐化，严肃男女关系的时候，发生了分化。一部分因被迫务了生产，又受党的教育变好了，在村中变成了很不错的干部。”(42) 并且，整顿妇女组织后，出身贫苦、道德清白的主流妇女越来越多地涌入了革命队伍，她们既在革命实践中迅速成长起来，又有道德优势，往往后来者居上，逐渐主导了妇女运动，提高了妇救会在群众中威信。冀南根据地“过去冀县、故城、枣北等县妇救会之名誉很坏，自从调换干部转变作风，现在群众均说这是新妇救会”。(43) 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破鞋”群体的破坏性与中共革命运动秩序要求的矛盾，推动了妇女工作的健康发展，也为坚持长期抗战奠定了组织基础，“使大部分地区的妇女工作在任何残酷的环境中都能继续坚持，基本上在群众中生了根”。(44)
其次，安定社会秩序，壮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各根据地开展反淫风运动后，许多不正派的妇女自觉或被动地接受了革命思想的洗礼和改造，矫正了是非观念，懂得了自尊自爱，摆脱了过去的放荡、懒惰、扭曲人格的生活方式，转化为品德良好的妇女，促进了家庭和睦与社会安定。如山西省“平顺解决一个离婚案件，不但调解他们夫妻在目前不离婚了，而且用算帐的方法，使女方了解有了外遇的害处和损失，使女方醒悟过来，把外遇关系也坚决打断。而这个妇女从此转变为个很好妇女，把一个不和睦痛苦的家庭转变为和谐的生产劳动的好家庭”。(45)
更为重要的是改造性乱风气远远超出了恢复“贤妻良母”文化传统的范畴，具有强烈的政治指向，“把民族最后胜利及妇女可以得到解放的信心，顽石一般地嵌入她们的心坎中，使她们对于目前从事的解放事业，具有着极大的信仰”(46)，既增强了妇女自强意识和推进了妇女政治解放、社会地位的提高，又分化了“破鞋”群体，其中，“绝大部分”“变为抗日群众、战士乃至干部。但也有极少一部分……自动逃亡或在被洗刷后投敌了”。(47) 如冀南西大洋村“破鞋”由原来的七十几个减少到十几个。同时，各根据地中很少再有新的性乱现象发生，“吸鸦片者及娼妓，除新解放区外，也已绝迹；暗娼‘破鞋’，改邪归正”。(48) 另外，“对于嫁伪军和特务和勾引敌伪的妇女，在政治上舆论上要孤立打击；同时亦当进行教育和争取，使他们觉悟过来”。(49) 改造性乱风气后，“破鞋”群体很快溶入了妇女运动的主流，不仅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敌人和壮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华北妇女也呈现匀质化和一体化的趋势。晋察冀边区妇女自豪地说：“七年以来，使我们学会好多本领。现在我们会下地作活，能参加战斗，也能当干部管理边区大事；特别在生产上，在对敌斗争上，创造了很多出色的成绩，发挥出巨大的创造天才，表现出我们妇女一点不弱，实在是打败敌人，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一支不能缺少的伟大力量。”(50)
第三，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支援了抗战。华北各根据地广泛宣传妇女“组织起来力量无穷的道理，提高妇女的阶级觉悟，焕发她们的抗日爱国热情，引导妇女逐步走上抗日的道路，投入到民族解放的革命斗争中”。(51) 大多数“破鞋”接受了教育后，对自己的生活和革命运动有了新的认识，积极投身于抗战运动之中。其中，她们最普遍地参加了生产劳动，成为边区生产战线上一支重要力量，有效地解决了农村缺乏男劳力的困难，增加了抗战的物质供给。晋察冀边区流传着这样口号：“拉懒婆捉懒汉，妇女去种田，男子上前线！”(52) 形象地说明了根据地改造“破鞋”群体不仅是净化社会风气，还形成了妇女在后方生产和男子在前线作战的新社会分工。同时，“破鞋”群体也在生产劳动中逐渐克服了好逸恶劳、游惰散漫、享乐腐化等消极思想，树立起劳动光荣的观念，加之羞耻之心人皆有之，在铲除经济困难后，很少有人再为了生计的原因搞性乱了。如冀南抗日根据地“沙河柴关的高黑妮，过去不务正业，还住过承审处，经动员参加纺织组后……改掉了旧习走上了新路，她积极参加纺织，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春天一个半月时间，除下地干活外，还纺了11斤花，成为一个行为端正、纺花积极的妇女，扭转了全村人对她的看法”。(53)
经过教育和改造，“破鞋”群体大部分人被唤醒了民族意识和抗日热情，商女亦知亡国恨，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抗日斗争。山东抗日根据地“陷在火坑作卖笑生涯的女同胞们，她们不仅加入了抗日救国团体，而且表现出了惊人的力量。在黄县、龙口的姊妹们，捕了18个敌探，而且在酒后套问出汉奸们的活动消息，博得了社会上广大的声援，与当局对她们生活的关心和改善，并使汉奸走狗断绝了藏身窟。”(54) 抗日政府还藉着“破鞋”群体的特殊身份和生活方式，“只要有一技之长，不管是巫婆破鞋，都可利用”(55)，专门安排她们从事一些常人难以完成的特殊工作，如调查情报，争取敌伪等，为抗战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事实上，许多人也把私生活与民族大义区分开来，愿意参加抗日运动，即便在1941年后华北抗日根据地进入最困难时期，她们仍然如此，晋察冀边区向日伪军发动政治攻势时，就通过一些“伪军的‘破鞋’带上宣传品、慰问袋礼物，交给伪军并转给敌军”。(56) 同时，华北根据地开展反奸淫运动后，广大妇女反强奸蹂躏的斗争更加激烈，誓死保持民族气节、妇女贞操者显著增多。晋察冀边区“三、四、五专区，有些地方妇女用武装抵抗，拿菜刀刺杀敌人，使敌人不敢再毫无顾忌的肆意横行”。(57)
另外，减少了性乱现象，改善了社会风气。孟子说：“羞恶之心，义之端也。”道德不仅与个人的行为和品质联系在一起，而且也是社会正义的心理基础。华北根据地矫治性乱行为后，人们大都以进步、正派和勤劳为荣，“流氓地痞游手好闲分子和尚道士破鞋等等，有了大量的减少，某些村庄已是绝迹”。(58) 据1938至1942年间晋察冀边区统计，在“普通刑事案件中，妨害婚姻及家庭、妨害风化所占比例：1938年分别为3％和5％；1939年分别为6％和7％；1940年分别为13％和4％；1941年6月至1942年8月分别为13％和10％”。如果单纯从数字上来看，似乎这两种犯罪均呈现上升趋势，但细究下来就会发现“这主要在游击区由于敌伪淫风侵入的缘故；在巩固区主要是因为边区人民觉悟的提高，对不良习俗检举结果。实际上边区的人民在这方面的犯罪不但没有增加，相反的，善良风俗是在日益发展，确立起来”。(59) 这表明华北根据地的人们开始以较为严肃的态度对待两性关系，逐渐形成了男女平等、道德高尚和勤劳朴实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风气，这对于稳定社会秩序、振奋抗战精神等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两性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它涉及到经济、政治、法律、伦理、生理等多个方面；性乱更是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其消亡需要一个社会、经济的进步和人们思想觉悟提高的长期过程，需要多方面力量的共同参与，而这在以民族解放为圭臬的抗日战争环境下显然是无法做到的，故华北抗日根据地对于那些暂时未能改造好的“破鞋”政策比较宽松，“最低限度是民族立场，只要你不是死心汉奸都好说”。(60)
顺便说一下，虽然“破鞋”群体参加革命运动的事例在档案、文件和回忆录中曾有提及，但她们转变为革命者后却在各种公、私记录中几无记载，究其原因大致有二：一是性乱毕竟违背了传统道德，人们往往故意“遗忘”其不光彩的历史；二是在重视道德和“为尊者讳”的传统意识下，她们在改造为革命者的同时都有一个道德“漂白”过程，这从《白毛女》的叙事演变中可见端倪。《白毛女》故事广为流传在冀西山区，白毛女原名喜儿，是被抵债给地主作丫环的贫农女儿，她被地主强奸后逃到深山中，生下了一个孩子，她痛恨地主便丢弃了婴儿；长期的山中艰苦生活使她的头发变白了，故得名“白毛女”。后来，共产党八路军来到她的家乡后，她参加了革命并成长为“某县某区妇女主任”，西战团据此改编为歌剧《白毛女》(61)；195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同名电影中也包含了喜儿被地主凌辱的情节，不过，这毕竟有损革命者的正面形象，于是《白毛女》叙事不断被“净化”，最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改编成革命样板戏时，便将这段情节完全删除了。
四
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抗日战争已经超出了反侵略的纯粹军事意义，而具有丰富的社会历史影响。“革命战争是一种抗毒素，它不但将排除敌人的毒焰，也将清洗自己的污浊。凡属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其力量是很大的，它能改造很多事物，或为改造事物开辟道路。”(62) 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不仅为民族革命战争提供了一个战略基地，而且也初步整合了一盘散沙般的社会各阶层，促进了偏僻、落后华北乡村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华北社会各阶层都与民族救亡运动紧密地联系起来，妇女“破鞋”亚群体也被纳入其中。相对于志向高远的民族革命大义而言，华北抗日根据地改造“破鞋”群体貌似基于道德考量和回归“贤妻良母”式旧婚姻家庭传统，但实际上它不囿于构建婚姻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新型价值观，而是以民族解放为契机，从社会改良着手，以妇女解放为直接目的，以推翻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为最终依归，环环相扣，紧密相连，使华北农村妇女中一个落后的亚群体浴火重生，融入根据地新社会的主流。它既净化了社会风气，又壮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达到了团结御侮的战略目的，故改造“破鞋”群体蕴涵了社会改良、妇女解放和民族解放的三重意义。当然，我们不能忽略改造“破鞋”群体的特殊历史环境和仓促性，它虽然减少和防范了性乱的发展、蔓延，但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性乱问题。
注释：
① 目前学术界对抗战期间妇女亚群体的研究不多，笔者发表有《华北抗日根据地妇女运动与婚外性关系》一文（见《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1期），初步探讨了“破鞋”群体的构成、特点及其在抗战动员中的作用。又：本文之所以用“破鞋”一词，纯系来源于原始资料和照顾人们的话语习惯，决非有侮辱妇女之意。
② 康克清：《三年来的华北妇女解放运动》（续完），《中国妇女》第2卷第4期，1940年9月10日。
③ 中共中央青委：《略谈青年妇女》，1943年，档案号572－1－175－2，河北省档案馆藏。
④ 浦安修：《五年来华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妇女运动的初步总结》，河北省妇女联合会编《河北妇女运动史资料选辑》第2辑，1983年内部出版，第54页。
⑤ 《晋察冀边区边区妇运发展概况》，晋察冀北岳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编辑组编《晋察冀北岳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中国老年历史研究会1985年内部发行，第482页。
⑥ 《华北妇代大会总结及今后妇运努力方向》，1943年4月22日，档案号585－1－50－1，河北省档案馆藏。
⑦ 中共中央青委：《略谈青年妇女》，1943年，档案号572－1－175－2，河北省档案馆藏。
⑧ 冀南三专署：《西大洋土地复查典型材料》，1947年9月20日，档案号35－1－9－1，河北省档案馆藏。以下涉及西大洋的注释均来自该档案，不再一一注明。
⑨ 琴秋：《抗日根据地的妇女组织问题》，《中国妇女》第2卷第10期，1941年3月8日。
⑩ 彭真：《在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扩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1940年9月1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一册“文献选编”（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426页。
(11) 孙普金：《北平西郊底妇女》，《中国妇女》第2卷第4期，1940年9月10日。
(12) 《内黄李七吉村的调查》，《研究资料》第2期，1943年1月15日，冀鲁豫区党委研究室印。
(13) 《晋察冀边区二专区1944年妇女工作总结》，《晋察冀北岳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第445页。
(14) 刘英：《关于“破鞋”问题》，《中国妇女》第1卷第2期，1939年7月1日。
(15) 转引自田苏苏编《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性暴力》，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16) 陈豹隐：《关于敌人的政治阴谋》，《大公报》（汉口）1939年3月11日，第4版。
(17) 李楚离：《坚持冀东游击战争，为创造大块游击根据地而斗争》，晋察冀人民抗日斗争史编辑部编《冀热辽报告》（一），1982年内部出版，第82页，
(18) 张明远：《我的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490页。
(19)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页。
(20) 刘英：《关于“破鞋”问题》，《中国妇女》第1卷第2期，1939年7月1日。
(21) 康克清：《三年来的华北妇女解放运动》（续完），《中国妇女》第2卷第4期，1940年9月10日。
(22) 《边去抗联关于今后妇女工作的指示》，谢忠厚主编《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资料选编》（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9页。
(23) 《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对冀中工作的指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一册“文献选编”（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71页。
(24) 彭真：《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报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5页。
(25) 浦安修：《五年来华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妇女运动的初步总结》，《河北妇女运动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86页。
(26) 《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决议案》，《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一册文献选编（上），第84页。
(27) 《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关于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中共中央北方局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共中央北方局·抗日战争时期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268页。
(28) 《晋冀鲁豫边区妨害婚姻治罪暂行条例》，河北省地方志编篡委员会编《河北省志·妇女运动志》，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1997年版，第516页。
(29) 王斐然：《关于私生子问题》，《边政导报》第4卷第7、8期合刊，1942年2月。
(30) 章云龙：《目前平山县的司法工作》，《边政往来》（平山县司法工作专辑），1942年8月，第8页。
(31) 《濮（县）范（县）四个月群众工作总结》，案卷号157－1－10－10，河北省档案馆藏。
(32) 《1945年进一步深入开展妇女工作的几个问题》，《河北妇女运动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52页。
(33) 晋察冀边区妇联会研究室：《晋察冀边区妇女的文化生活》，《晋察冀北岳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第755页。
(34) 晋察冀人民抗日斗争史编辑部编《晋察冀人民翻身记》，1982年8月1日内部发行，第56页。
(35) 《晋察冀边区二专区1944年妇女工作总结》，《晋察冀北岳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第445页。
(36) 《中共中央妇委关于目前妇女运动的方针和任务的指示信》，《河北妇女运动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7页。
(40) 王斐然：《关于私生子问题》，《边政导报》第4卷第7、8期合刊，1942年2月。
(41) 浦安修：《五年来华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妇女运动的初步总结》，《河北妇女运动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83页。
(42) 《定县的妇女运动》，《晋察冀北岳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第359页。
(43)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中国妇女运动史（新民主主义时期）》，春秋出版社。1989年版，第412－413页。
(44) 《太行区司法工作概况》，西南政法学院函授部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法制建设资料选编》第4册，1982年内部出版，第125页。
(45) 彭真：《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报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60－161页。
(43) 《1942年妇女工作总结》，1942年12月22日，案卷号25－1－317－1，河北省档案馆藏，。
(44) 田秀娟：《1943年前晋察冀农村妇女工作的初步估计》，《晋察冀北岳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第461页。
(45) 《太行区司法工作概况》，《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法制建设资料选编》第4册，第126页。
(46) 亚苏：《再论“破鞋”问题》，《中国妇女》第1卷第5、6合期，1939年11月15日。
(47) 彭真：《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报告》，第14页。
(48) 晋察冀人民抗日斗争史编辑部编《晋察冀人民翻身记》，第137页。
(49) 北岳区抗联会：《北岳区群众运动的发展和当前的任务》，《晋察冀北岳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第105页。
(50) 《晋察冀边区各种模范妇女大会宣言》，《晋察冀北岳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第434、435页。
(51) 田秀娟：《晋察冀北岳区的妇女抗日运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二册“回忆录选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年版，第85页。
(52) 《晋察冀边区妇救会三届三次执委会》，《晋察冀北岳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第268页。
(53) 《太行纺织运动——邢台、沙河、临城、内邱四县的纺织生产情况》，《河北妇女运动史资料选辑》第3辑，1983年内部出版，第317页，
(54) 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抗战中的中国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06页。
(55) 光：《当前妇运中的几个主要问题》，《晋察冀北岳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第186页。
(56)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一期对敌政治攻势总结》，《晋察冀边区工作研究参考资料》第8集第9分册，1944年8月3日，档案号578－1－31－2，河北省档案馆藏，。
(57) 于林：《二年来的北岳区妇运》，《晋察冀北岳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第290页。
(58) 《党的建设进入全面巩固的新阶段》，《晋察冀边区工作研究参考资料》第7集，1944年8月1日，案卷号578－34－1，河北省档案馆藏。
(59) 《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工作报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法制建设资料选编》第4册，第52－53页。
(60) 《冀鲁豫边区形势的报告》，1943年，档案号157－1－10－10，河北省档案馆藏。
(61) 马可：《〈白毛女〉的创作和演出》，《新文化史料》1996年第6期。
(62) 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