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雅尔塔协定的再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雅尔塔论文,再认论文,协定论文,蒋介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1945年，国民政府的外交史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2月11日美、英、苏三国首脑秘密商议的雅尔塔协定，二是8月14日中苏两国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后者是以条约形式，将前者确认的苏联权益合法化。所谓苏联权益，即是以对中国的领土和主权作交易，以满足苏联出兵日本的条件。
抗战胜利前后，作为战胜国的国民政府，不得不将自己部分主权出让给另一战胜国，仿佛重演一战后同是战胜国的中国面临《巴黎和约》的窘况，反映了所谓世界四强的中国，在国际政治地位方面仍处于“半周边”的尴尬处境。这段历史，也是民国外交史上颇具争议的领域之一。
蒋介石为何愿意接受雅尔塔协定内容，并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以条款形式确定下来？关于这个问题，一般史书认为主要有两个理由：一是苏联和美国逼迫下的无奈选择，二是以苏联放弃支持中共为交换条件。①
前者是当时国际背景下“大国外交”的结果，后者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量。作为一般说法，这两个理由也不无道理，但作为史论，则未免流于简单化，尤其后者，有过度意识形态化之嫌疑，更重要的是它还遮蔽了历史的另一面。
如果说是蒋介石“以苏联放弃支持中共为交换条件”的话，那么，有几个因素我们不能不察：蒋介石对雅尔塔协定的最初态度如何？蒋介石最看重的是斯大林这一许诺，还是其他问题？在中苏问题交涉上，蒋介石的立场以及他采取了什么相应对策？
世人看重结果，惟达至结果的过程，更值得史家探究，毕竟史实比定论更重要。本文尽可能避开宏大叙事，着重回到当时的历史场景中，以蒋介石日记以及相关史料为依据，考察蒋介石对待雅尔塔协定的思想言行。一些被忽略的细节也许更能说明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在对以上问题作答的同时，本文也试图对蒋介石的应对策略作一延伸性探讨。
二、蒋介石对雅尔塔协定的最初反应
说蒋介石是“以苏联放弃支持中共为交换条件”，这里有两层意思：
一为蒋介石以此条件出让国家主权，是将党派利益置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②归根结底“是为了维护他所代表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统治”。③
二为斯大林支持蒋介石政权而放弃意识形态的同道者延安共产党，即是以意识形态的“红利”作为交易筹码。
何谓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体现了国家性质，亦是国家利益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并非最重要部分。按照美国学者唐纳德·诺切特莱的排序，美国国家利益分为四大类：一是国土防御，二是经济繁荣，三是世界秩序，四是价值观念。④意识形态属价值观念。除了第三类，这一排序也大致适合其他现代国家。
雅尔塔协定中关涉中国利益的内容是什么？即苏联出兵的价码指什么？
雅尔塔会议也称美苏英三国首脑峰会，1945年2月4日至2月11日在黑海北部的克里木半岛的雅尔塔皇宫内举行。这是一次关于制定战后世界新秩序和利益分配问题的秘密会议，会议中关涉中国利益部分，实质就是苏联提出的出兵条件。此时，盟军在东西战场展开最后的总攻击。
对于斯大林来说，苏联对宿敌日本出兵是迟早之事，“日本是俄国历史上的敌人，俄国必须最终击败它”。这是斯大林对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以及在访的英国首相丘吉尔的由衷之言。⑤早在1943年11月德黑兰会议期间，斯大林明确答应击败希特勒后2～3个月内，苏联对日作战，这也是美、英、中反法西斯同盟的共同期望，但斯大林对参战条件语焉不详。直到1945年初，欧洲战场胜利在望，斯大林胜券在握。于是，在雅尔塔会议上，拥有十足筹码的斯大林终于抓住时机适时地轧上一脚，亮出对日作战底牌。美国约翰·托兰评论说：“俄国人受贿去做一件他们本来非常想做的事情。”⑥
由于中方代表没有参加会议，对苏联心存戒心的蒋介石预料斯大林在出兵条件上会大开狮子口，从而对中国造成不利。参与分析各路情报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少将组长陶希圣根据以往经验，认为“苏俄参战，必将勒索重大条件。这种条件必将以我们中国的土地和利权为牺牲品”。⑦这正是蒋介石所担心的。
蒋的担心不无道理。早在雅尔塔会议召开之前的1944年10月，顾维钧从美国海军上将李海获知即将签订的雅尔塔协定的部分内容是苏军参战涉及“旅顺不冻港”。警觉的蒋介石立即要求顾维钧尽快查明俄提及旅顺“用意何在”？
蒋介石密切关注雅尔塔会议进程。1945年2月8日，蒋介石在日记里无不担心地写道：“今日见罗、邱、斯黑海会议第一次公报，一如所预料，其果与英、俄协议以牺牲我乎？”⑧蒋介石预感不妙，但对罗斯福仍抱有一贯的信任和期待。蒋在2月12日日记里写道：“俄国对我交涉迁延，中共态度转劣，当受三国会议之影响也。但余毫不动心，无论其态度好坏，必待罗斯福之来报，详悉其内容而后再定方针；此时不必臆测，更不必焦灼也。”⑨
蒋认为罗斯福不会对损害中国利益的行为坐视不理。蒋介石在2月第二周的“反省录”中再次流露这一心态：“惟此会对我国之影响必大，罗或不致与英、俄协以谋我乎？”⑩时隔两个月，蒋介石得知雅尔塔会议真相后，对罗斯福评价一落告千丈，“其畏强欺弱、以我中国为牺牲品之政策，或者随之消灭乎？惟天佑之”。(11)
事实是，野心勃勃的斯大林于1944年10月透露出他的远东战略概念，是包括中国东北、华北，甚至向中国南部推进，但遭美国反对。(12)对于罗斯福来说，雅尔塔会议就是要对因苏联参战带来的远东问题以及苏对华扩张加以限定。斯大林提出恢复沙俄时代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将中国东北划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尤其提出中国割让旅顺，遭罗斯福反对。罗斯福的立场是“中国保持在东北的全部主权”，有关中国的协议需征求蒋介石的同意。
按陶希圣分析，罗斯福无意加害中华民国与蒋委员长，但中国不在场的情形下，三方作的有关苏俄参战条件的秘密交易，则是严重损害了中国利益。如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所诘问：“美国是否有权割让另一个主权国家的一部分领土？是否破坏了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宣告的一切原则和目标（联合国宣言等）?”(13)无论如何，罗斯福的这一行为，违反《开罗宣言》中的“在就任何有关亚洲问题作出决定之前，中国和美国应彼此进行磋商”条文。(14)蒋介石事后对罗的反应强烈，认为罗斯福对俄姑息。时罗斯福病逝，蒋介石临时取消赴美参加罗斯福葬礼计划。黄仁宇就此评论道：“美国人责备他不知感激，我们也可以在这情景中想见及知。”(15)
雅尔塔协定被视为高度机密文件，中国无法得知苏方开出什么条件。雅尔塔会议一结束，不明底里的蒋介石即命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长、外交部长）、顾维钧（驻英大使）、傅秉常（驻苏大使）以及魏道明（驻美大使）广为收集消息，尽快搞清会谈结果。
令人担心的“好像签有密约”情报迅速从英、苏传来。顾维钧、傅秉常分别传回密电。我们从蒋介石2月21日的日记得知部分电文内容：
阅傅大使秉常来电，以美驻俄大使通知其罗、史（指斯大林——引者注）谈话大意，俄史之对华方针到此完全明了：其中尚有难言之内容未能明以告我者，证诸顾大使之言，俄国对东北与旅大特权恢复之要求，当非虚传也。(16)
战后收复东三省是蒋介石的一大心愿。九一八事件后，当时在江西“剿共”的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闻沈阳、长春、营口被倭寇强占以后，心神不宁，如丧考妣。苟为吾祖宗之子孙。不收回东北永无人格矣。”(17)当时蒋介石曾一度欲率兵北上收复失地，为此留下遗嘱：
持此复仞之志，奋吾吞虏之气。兄弟阋墙，外御其侮。愿我同胞团结一致，在中国国民党领导指挥下，坚忍刻苦，生聚教训，严守秩序，服从纪律，期于十年之内，湔雪今日无上之耻辱，完成国民革命之大业。(18)
为记住国耻，自九一八事件后的第三天开始，蒋介石每天日记页首都写有“雪耻”二字，直至日本投降后仍不改这一习惯。此时，接到傅秉常来电，蒋介石心情沉重，这天日记末尾留下一句：“国势之危已极，不知何日有济？”(19)
蒋介石忧心忡忡，他在1945年3月第二周的“本星期预定工作科目”中感叹道：“近日尤感外交之无公理、无情义，而惟以强权与势力是依。我国若不能自立自强，绝不能生存于今后之世界！”(20)愤然之情跃然纸上。
来自美国魏道明的禀报更使蒋介石坐立不安。3月15日，魏道明将罗斯福向他透露的雅尔塔密约详情电告蒋介石。蒋介石当天在日记里写道：
上午，批阅魏大使道明来电，得悉罗（斯福）斯（大林）对于远东方面之谈话：
（一）满洲铁路，斯提国际代管而主权属华。
（二）斯欲旅顺或大连为其出口之不冻港。罗斯福嘱其不必急急于此，而对我则主张旅顺为俄长期租借，其主权属于我云。
阅此，但有痛愤与自省而已，“耶尔达”果已卖华乎？惟如此可以断定此次黑海会议俄国对日作战已有成议。果尔，则此次抗倭战争之理想，恐成梦幻矣！(21)
蒋介石的“抗战之理想”是恢复中国领土主权完整。蒋介石引以为荣的《开罗宣言》曾明确宣布，东北三省、台湾、澎湖列岛都是中国的领土，战后理当归还中国。之于旅顺、大连是否可以租用给外国作为军事基地，当由中国政府自己决定，否则就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胜利前夕，蒋介石的“抗战之理想”犹如水中花。至于罗斯福为何违反与斯大林的保密协定将消息告知中方，有种种猜测，有说罗斯福意在试探中国的反应，无论如何，“内容虽简，而可贵”，中方至少可事先酝酿应对之策。(22)
蒋介石获知罗斯福透露信息的两天后，即与吴鼎昌、熊式辉、王世杰等商议对策。熊式辉认为，应该让美国了解旅顺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既然不能自保，不如提议辟作国际军用，避免苏俄独占，而且苏联即使取得旅顺也不能满足其欲望。被视为蒋介石谋士的王世杰则建议：“苏联迄今尚未对日作战，竟先提出如此要求，彼参战后其态度将益不可测矣。”王世杰还建议：“我政府应坚持领土完整、主权完整之两原则，不可轻于让步。”(23)
纵观蒋介石这段时期的日记，涉及雅尔塔会议内容的记录，几乎每段文字末尾语气，都是相当沉重甚至痛愤，如“国势之危已极，不知何日有济？”“我国若不能自立自强，绝不能生存于今后之世界！”“抗倭战争之理想，恐成梦幻矣！”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蒋介石最初对雅尔塔协定内容的获知，其态度是震惊和痛愤的。
三、蒋介石最关切东三省主权问题
1945年4月3日，苏联突然更换驻华大使。蒋介石警惕苏对华政策有变：“俄国发表彼得罗夫（即彼得洛夫——引者注）为其驻华大使之任命，此为其对华突变之行动，用意何在？……岂其对华政策已转变乎？”(24)彼得洛夫的到任，显然是为下一步的中苏交涉作准备。
在即将到来的中苏交涉中，蒋介石最关切东三省主权问题。面对咄咄逼人的斯大林，蒋甚至做了最坏的假设。4月5日，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
关于旅顺问题，宁可被俄强权占领，而决不能以租界名义承认其权利，此不仅旅顺如此，无论外蒙、新疆或东三省，苟被其武力占领而不退，则我亦惟有以不承认、不签字以应之。盖弱国革命之过程中，既无实力，又无外援，不得不以信义与法纪为基础，而断不可稍予以法律上之根据。如此则我民族之大凭借之厚，今日虽不能由余手中而收复，深信将来后世之子孙、，亦必有完成其恢复领土行政主权之一日。要在吾人此时坚定革命信心，而为外物胁诱，不签订丧辱卖身契约，以贻害于民族而保留我国家独立自主之光荣可也。(25)
蒋介石与毛泽东一样，都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蒋以孙中山信徒自居，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最大目标就是废除不平等条约。蒋介石上台伊始即推行的“革命外交”，其目标就是废除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以成就国土完整和民族独立。(26)
早在《日苏中立条约》签订时，蒋介石已对苏联藐视中国外蒙和东北领土主权的条文语气愤愤不满，如今听闻“果已卖华乎”消息后，蒋介石的应激反应是“不承认、不签字以应之”、“不签订丧辱卖身契约，以贻害于民族而保留我国家独立自主之光荣可也”。但这只是纸面上的激愤之言，在公开场合，蒋甚至不得不忍气吞声，委曲求全。正是“弱国外交，言之可叹”。(27)一个国家的主权地位，取决于其实力地位和国际环境，国民政府还未具备这个条件。
这几天，蒋介石可谓悲欣交集。4月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发表讲话公开支持蒋介石政权，并声称美国不以武器供给中共，“只要仍有强有力地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武装政党和军阀，中国就不可能有政治上的统一”。(28)赫尔利之前在给国务卿的电报中就说过，“共产党的全部策略表明，他们的目的是推翻国民党的统治，使中共获得对中国的一党专制”。(29)新任驻华大使赫尔利要竭力辅助蒋介石政权，这也是罗斯福交代的任务。至此，美国的对华政策从扶蒋容共到扶蒋反共的转变已完成，蒋介石深感欣慰。延安则宣布，不许美国观察组派员到前方，特别不准到中共根据地。毛泽东随即在新华社发表评论《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
连日来，国民政府外交成果连连。4月3日，宋子文与加拿大驻华大使互换《中国与加拿大平等条约》并即时生效。4月5日，宋子文与瑞典驻华公使亚勒在重庆签订《中瑞关于取消瑞典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同一天，苏联宣布废除《苏日中立条约》。中宣部长王世杰发表讲话：“自今而后，苏联与中国及其他联合国家之合作，其任何形式上之障碍，已无存在矣。”(30)只是历史开了这样一个玩笑：盟友苏联竟以出卖他人利益的“密约”方式与中国“合作”，历史就是这样相背离地推进着。
汇总了各路消息后，4月6日和7日，蒋介石分别召集两次会议讨论对策，认为俄国必于最近以出兵攻打日军为名而占东北，战局实有急转直下之可能，“我国军事各部如不能彻底觉醒，力图自强，则所有革命基础与希望完全绝灭”。(31)只是苏军出兵势在必然，而美国不改口风，加上对密约还没完全摸底，蒋介石等人一时也拿不出行之有效的具体对策，只是笼统地提出半年内须按计划整顿军队。
4月13日和14日，顾维钧和宋子文电告他们分别与美国海军上将李海及罗斯福特使霍普金斯会谈的情报。宋子文传达了蒋介石最为关心的东北主权问题，宋很肯定地说斯大林在会上从未对东三省有任何要求，仅对旅顺和中东路恢复权益两点盼与中方商定办法，外传苏联欲得东三省，实无其事。宋子文向霍普金斯表明中方立场，中国决不会将自己领土租给外国。(32)
也许，有人说，蒋介石之所以态度强硬，是因为他还不知道斯大林的交易“红利”。实际上，迟至4月24日，蒋介石已清楚地获悉斯大林的这一用意。这一天，美国驻华新大使赫尔利到重庆上任时，明确带来斯大林主动提出的“支持蒋而非毛泽东”的承诺。据目前史料看，蒋介石并没有因此而软化原有立场，随着协定内容的越发明朗化，蒋介石最重视的仍是东三省主权尤其旅顺问题。
协定的全部内容，终于在4月29日被赫尔利以“私人性质”向蒋介石和盘托出。曾向杜鲁门发誓保密的赫尔利深知此举非同一般，他“甚盼委员长不向苏联方面或美政府方面说出”，以免消息外泄，引致日本先发制人。(33)这一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
晡时哈雷（赫尔利——引者注）报告其与罗斯福及史大林讨论其在黑海会议对远东问题之决议，而将要求余同意事项，其与我有密切重大关系者：（一）史大林承认朝鲜独立。（二）史要求旅顺与南满、东清各铁路恢复其日俄战争一九○四年以前之特权，而并未有魏大使前所报告所谓满洲铁路由中、美、俄三国共同管理之议案也，数月来所抱之疑问，至此方得明了也。（三）外蒙古现状不变。(34)
国民党人士认为，之所以出现这个协定，是由于美国“对中国作战能力颇失信心”，“转而期待苏俄参战，以致造成史达林的乘机勒索”。(35)回这次谈话，王世杰在座。从王世杰日记中得知，与赫尔利交谈中，蒋介石对旅顺“租借”问题最为关切，“蒋先生谓‘租借地’方法甚不好，但云容详细考虑后再谈”。(36)
5月4日，王世杰奉蒋之命与赫尔利商谈时，再次表示，“租借”旅顺和苏联对中东、南满两路享受“特权”这两点要求，中国政府最不能接受。
5月6日，蒋介石亲自回复赫尔利提出的问题。王世杰对此有详细记载：“今日赫尔利在山洞蒋先生官邸和蒋先生谈二小时。一为中共问题。蒋先生谓此事与中苏关系为一个问题。二为中苏问题。蒋先生谓在不妨害中国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及行政完整之原则下，可容纳苏联对东北之合理主张。”(37)其中提到中共问题，这是回应赫尔利的“传话”。蒋介石表示有条件地接受苏联参战，条件就是尊重中国领土、主权与行政完整。这是蒋介石掌握雅尔塔协定内容后定下的中苏交涉原则。在既定的雅尔塔协定框架内，蒋介石的选择是有限的，对此，蒋在日记里曾嗟怨地写道：
对俄国横暴之来，能忍痛自制；形势上示弱虽甚，然而外交处境为此一途。如果我与之据理争胜，则彼俄更有隙可乘；而我亦无外援，则必陷于绝境。所谓盟誓与约言，其实皆是为强权所利用而已。(38)
蒋介石不顾赫尔利的“保密”警告，电示在旧金山开会的宋子文和顾维钧、王宠惠“慎密研讨应对方案”。顾维钧认为苏联提出的参战条件不合世界潮流，不致公开提出。王宠惠认为苏联野心在欧洲已达，正转向远东，其欲望超过日俄战争前沙俄在东三省之地位，其野心难以阻止。蒋介石在电文里说：“无论何项，其主权与行政必须完全归我国自主，各国不能干预，若俄欲归其独占或租让，则我必反对到底，决不许可也。”(39)此事关乎当时罗斯福对中国的态度，蒋介石要宋子文先了解罗斯福与斯大林会谈时，是否同意旅顺归俄国，如是，就应该强调“此乃中国主权所在，我国自可加以拒绝，不能承认”。(40)在旅顺问题上，蒋介石照样不买罗斯福的帐。蒋还命宋子文谒见杜鲁门时，要清楚表明中国反对苏俄租借旅顺的立场。
宋子文拜见杜鲁门时，郑重表明了国民政府的强硬立场：
中国政府绝对不能同意让苏俄按照“雅尔塔协定”的规定，在东三省行使这样程度的控制权！中国一旦具有充分的力量，一定要以军事行动来解决这一争论——在今后五百年之内随时都可以这样做。(41)
蒋介石为什么屡屡强调旅顺问题？旅顺战略位置非同一般。俄国一直梦想在中国东北拥有不冻港，而旅顺港是俄国东出太平洋的出海口，自沙皇时代以来，东北就一直受到俄国人的觊觎。正因如此，近50年来，中国重大国际纠纷均源于旅顺租借他人。蒋介石不希望重蹈覆辙，使满洲成为苏联的另一个“波兰走廊”。抗战目的就是要恢复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为达到这个目的，蒋介石甚至曾经答应罗斯福的与延安握手言和，联立“民主政府”的建议，条件是美国保证苏联尊重对满洲主权。(42)
对俄国人的野心，蒋介石屡有教训：1940年11月，苏联与盛世才秘密签订了严重损坏中国主权的锡矿协定；1944年8月，苏联将属中国领土的唐努乌梁海并入自己版图，以及后来支持“新疆匪乱”建立地方政权。凡此行径，都被蒋视为“西遭俄毒”，与“东受倭患”并列。俄国被蒋冠为“赤色帝国主义”称号也就不奇怪了。这也符合陶希圣认定的“苏俄对于中华民国，一步一步的歧视，排挤和打击”。(43)蒋介石甚至对刚从俄国回来不久的蒋经国直言不讳：“俄帝本来是中国的世仇大敌。”(44)
事先并不看好苏联参战的侍从室五组组长及《中央日报》主笔的陶希圣，其担心终被证实，“原来苏俄参战的条件是取得千岛群岛和库页岛，外蒙独立，旅顺口大连湾为中苏共同使用的国际港，中东路供苏联使用等项”。(45)至此，协定还没被公开，陶希圣认为：
这是极端秘密的事件，我不能泄露秘密，但必须间接评判和暗示答复。就在苏俄大使彼得洛夫向我政府提出参战条件之际，我在《中央日报》发表社论，以《解散日本帝国》为题目，援引开罗会议宣言，重申中国领土主权完整，主张日本除保持本土四岛以外，它太平洋上占领的岛屿应交战胜国托管。(46)
法学出身的陶希圣按国际惯例，强调旅顺、大连都是中国的港口，战后理应归还中国。坚持法理公义是这篇文章的核心所在。正如白崇禧所言，我国是弱国，因为没有力量，就要用公理。陶希圣说：“声明中国抗战之目的在于恢复领土主权的完整。此一论点就是针对着苏俄要求外蒙古独立以及中东铁路与旅顺大连湾的特权，而暗示反对之意。”(47)由于《中央日报》是国民党党报，苏俄驻华大使馆相信，这篇社论就是中国政府对于雅尔塔协定的答复。
数日之后，在一次酒会上，陶希圣遇见苏俄大使馆中文秘书费特伦科，他们之间有一段对话，陶希圣的回忆录中记载如下：
费特伦科说：“你陶先生是历史学者，为何不讲历史？千岛群岛和库页岛原是俄国领土，你为何主张交给美国托管？你这是帮助美国帝国主义说话。”
我答道：“讲历史，话就长了。在历史上，西伯利亚极东的海滨省是中国的土地。千岛库页岛亦然。我说交战胜国托管，并不排斥苏俄，只须苏俄参战而获得胜利，那就有谈判的余地。”(48)
面对国民政府的态度，斯大林再次向蒋介石示好。5月中下旬，斯大林先后对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美国总统特使霍普金斯再三说明，“无论战时战后都愿意尊重蒋主席在中国的领导地位”，“愿望（意）中国成为坚固统一的国家”。(49)斯大林还与霍普金斯达成以下谅解：苏联将于8月8日前完成对日作战准备，但行动日期将取决于中国是否接受雅尔塔协定；苏联将不损害中国在东北和其他地方的主权，外蒙古共和国将保持现状；苏方将帮助中国实现统一，蒋介石是唯一使中国统一的领导人等。(50)
由于意识形态的隔阂，蒋介石一直视苏联与中共为一丘之貉，现斯大林一再声明“蒋介石为中国唯一领袖”，苏联不支持中共。这本是蒋介石多年的愿望，但蒋介石在5月24日的日记中却一再强调，“我国亦不能放弃革命之原则，即领土、主权与行政完整必须确保之宗旨也”。(51)抗战目的就是要收复中国失去的领土，以国家领袖自居的蒋介石，此时也自以为民族利益的捍卫者。
历史是错综复杂的，蒋介石并非不重视中共问题的解决。蒋介石自认为他有两个坚守原则：一是“我国之立国主义，不能有所动摇，故不能任共产主义之赤化中国”；二是“立国命脉，即国家主权与尊严，不能有所损伤”。蒋介石将两者作为“不能稍事迁就”之宗旨。(52)与俄国共产党相关联的中共“武装割据”，始终是蒋介石的心腹大患。没有哪一个政治家不关心自身权力的安稳而一味追求他的“抗战之理想”。但在面对雅尔塔协定处理国家利益问题上，我们看到，蒋介石的民族主义居于其他主义之上。
四、斯大林的扶蒋远共政策早已浮出水面
蒋介石并非不重视斯大林放弃意识形态隔阂的许诺，但这不足以抵消蒋介石一心收回东北主权的强烈愿望，更何况斯大林的扶蒋远共政策早已浮出水面。
陶希圣说过，罗斯福是理想主义者，斯大林是现实主义者。自1943年起，苏联开始重新考虑战后远东战略格局问题，斯大林基本继承沙俄时期的思路，以夺取太平洋出海口和不冻港为目标，建立远东安全带。雅尔塔协定体现了苏联这一意图。
为实现在远东的战略利益，斯大林需要获得美国的支持并与国民政府修好。因此，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赞成美国的对华政策。于是，战后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成为美、英、苏三国的共识。苏联获得在领土、安全和势力范围方面的利益，罗斯福则得到斯大林扶蒋承诺——这有利于实现美国在中国的战略目标。对于斯大林来说，承认国民政府是唯一合法政府，有助日后促使蒋介石政权奉行对苏友好政策。
因此，斯大林对蒋介石保证：我们不支持他们（中共），不帮助他们，我们不打算这么做。……以前我们向蒋介石提供了援助，今后还将是这样。如果有必要援助中国的话，那么这种援助将提供给蒋介石政府。这种情况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清楚的。斯大林还答应不向中共提供武器，并认为国民党政府力求合并军队和建立国家统一的政权，是“完全合法的愿望，因为国家应有一支军队和一个政府”。(53)
历史是吊诡的。抗战胜利前夕，关于中共问题的解决，竟然是由斯大林主动提出的。
苏联重视它在中国的战略利益如何得到保障，在国共问题上不愿与美国和国民政府对抗。此时，扶蒋远共政策更符合现实需要，毕竟“中国的共产主义此时在其纯粹的革命能力上对于俄国几乎没有什么利益”。(54)从战略地位上看，“延安毫无价值”，因此“对中共则完全不予以正式承认”。(55)斯大林对共产党也好，对国民党也好，其对华政策，基本上是以自身利害得失为衡量。
为实现战后战略目标，苏联对中共采取消极态度。在斯大林看来，中共越来越像代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追求民族利益和社会福利的政党。为表示对国民政府的诚意，斯大林避免被“重庆控诉共谋”，从而影响到雅尔塔协定的履行和中苏条约的缔结，一再声称，苏联与这些自诩为“共产主义者”没有任何关系。苏联从来没有，今后也不会帮助中国共产党人。(56)斯大林还批评中共为“人造奶油”。在延安的毛泽东也说过，“我们不指望俄国人的帮助”，“对我们来说，寻求俄国援助只会使中国局势更糟”。(57)毛泽东特别强调全党要自力更生。这一时期，支持“一个政府”是苏联对华政策的一项既定方针。既然是既定方针，作为交换筹码的分量当然大打折扣。
蒋介石也清楚苏联在远东的最大对手是美国，只要美国立场鲜明支持蒋介石政权，苏联断然不会反蒋。蒋之前权衡过：“只要美国不为中共声援或袒护，则俄国亦决不敢以武力助共，故对共问题，我必能自了之。”(58)况且，蒋介石早已获知“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与罗斯福、丘吉尔统一步调”的情报。因此，斯大林这一许诺筹码，在蒋介石看来，并不是意外的“红利”。
蒋介石还认为，“俄国已视美国为其假想敌，故其不能不以我国为其外交政策重大之目标”，“我国实力虽未充足，但在东亚与太平洋上国际之地位，对苏俄与英、美已居于举足轻重之势，故彼不能不厚交于我也”。(59)这一看法在国民党上层普遍存在。侍从室秘书邵毓麟说过：“苏联与英、美已行对立，我介其间，举足轻重。从世界全局看去，苏俄得我则胜，失我则败。”(60)这话显然自视过高，但也认为中共背后的苏联，并非总是支持中共。只是他们没有考虑到，审时度势的斯大林会将中共问题转化为向蒋介石施压的砝码。下面，我们将看到，随着苏军出兵，中共问题如何成为斯大林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的有力武器。
意识形态的一致并不能掩盖各自利益的分歧，反之亦然。抗战胜利前夕的中苏关系，双方的国家民族利益明显占据主要地位，意识形态地位反在其次。如果说，4月突然更换俄国大使时，蒋介石警惕苏对华政策有变，那么，在6月的大半个月里，蒋介石连续三次召见俄国大使彼得洛夫，就是为即将展开的中苏谈判摸底和定调。
6月3日，蒋介石首次会见苏联新任驻华大使，重述列宁时代的对华政策，希望中苏交往能以此为基础。蒋介石郑重地对彼得洛夫说：“苏联自革命以后，帮助我国争取独立、领土主权完整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已于民国十三年先于其他国家，正式宣布取消帝俄与中国所缔结之不平等条约，及放弃其一切特权……本人认为此乃中苏友谊合作之历史基础，并认为现在仍有恢复民国十三年时代中苏合作之可能。”蒋介石希望苏联能够帮助中国恢复东三省主权，并说：“盖我国人民咸认不平等条约、领事裁判权及租界等事为国家的耻辱，一致痛恨，吾人为革命党人，自应注意人民之心理与要求。”“希望苏联能帮助中国的独立、行政与领土之完整，希望恢复东三省领土主权完整与行政独立。”“如苏联能帮助我国恢复东三省领土完整及行政独立，以后东三省的铁路与商港当与苏联以便利，如有军港需要，则军港亦可为苏联使用，决不致于苏联有不利之措施。”(61)
蒋介石还专门对俄大使说：“香港问题虽尚待与英国商议，但九龙必须收回。”这是针对之前彼得洛夫对王世杰说的“英国如能保有香港，苏联应亦可以保有旅顺”的正式回答。(62)这是蒋介石就雅尔塔协定第一次明确回应苏联。
这一天，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与俄大使谈话，关于东三省及军港、商港等主权行政必须完整之意见，明白对其表示；并说明中、俄利害关系，不可为小失大也。”(63)对这番话的用意，蒋介石有过这样的说明：“旅顺问题如我不先表示可与俄共同使用一点，则俄不仅对我绝望，而且对美更不谅解，盖曾其疑虑；故余一面严拒其租借之谬说，而一面不得不自动允其共同使用以慰之。”(64)蒋介石认为这符合他原先定下的原则。他对王世杰说过，应“在不妨害中国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及行政完整之原则下，可容纳苏联对东北之合理主张”。
蒋介石的这一态度，是对带有强制性的雅尔塔协定的有限反弹，毕竟蒋不可能与大国协定相抗衡。蒋介石把它的“可容纳”视为“绝非寻常”的外交手段，所谓以曲求伸谋略。在雅尔塔协定的有限框架内，蒋介石自以为能够咬住大体不变的目标而作灵活变化。这天，他在日记里写道：“此种外交方针，绝非寻常外交家之所能知者也。”(65)
6月12日，蒋介石再次接见苏大使。彼得洛夫端出中苏谈判的“先决条件”，其中引起最大争执的是“恢复旅顺港之租借，建立苏联海军根据地”。双方都亮出了各自论点，互不让步。蒋介石说：“租借地一类的名义，我中国人民认为是国家的耻辱，我们不好再用这种名义，中苏友谊互助条约是一种光荣的条约，如有租借地一类的名义，则将失去条约的原意。”彼得洛夫坚持说：“‘租借地’与‘租界’不同，‘租界’的意思包含着领事裁判权等等的特权，‘租借地’却不包括这样的特权，它的领土主权完全属于中国。”蒋介石反驳道：“既有租借地，便是领土主权的不完整，因为中国的军港，自己不能管理，不能使用，便是领土主权不完整。”彼得洛夫说，苏联出于安全考虑，在太平洋需要有不冻港。蒋介石反唇相讥：“苏联在太平洋要求安定，中国亦然。”彼得洛夫说丘吉尔和罗斯福是支持苏联这一要求的，表示租用旅顺决不会用以反对中国的。蒋介石丝毫不让步，“当然不会反对中国，但不可因此使中国变成不平等的国家”。(66)
蒋介石始终将“租借”看成极为严重的国家主权问题。关于租借旅顺一项，蒋介石明确表示“反对到底”，中国再也不能接受耻辱的“租借地”协定。蒋介石请彼得洛夫将其要求告知苏联政府。这次与俄大使交涉未果，亦在蒋介石意料之中。此时，蒋对宋子文赴美求援仍抱期望。
6月26日，中国代表团即将赴苏前夕，蒋介石再次接见彼得洛夫，宣示了中方对苏的立场，主要精神是：凡涉及中国的条件必须由中国本身决定，其他任何国家不能代决，中国今后所有条约都不能再出现租借与特权的文字；如果苏方提出不解决租借旅顺问题就不要派代表团赴苏，那么中方将拒绝交涉，一切责任均在苏方。蒋介石还强调：“关于外蒙问题，苏联于一九二四年在条约中，曾经承认外蒙的领土和主权是应属于中国的。”(67)“外蒙不可脱离中国，中国亦不能放弃其宗主权，否则即为中俄两国将来纠纷之恶因。但我中央政府可与外蒙以高度自治也。”(68)
蒋介石对涉及国家民族利益的旅顺租借、外蒙古等问题仍紧咬不松口，但也提出“关于政治问题，希望能彻底商谈”。政治问题即指中共问题。尽管如此，我们不能由此断定，蒋介石将解决政治问题转变成为与苏谈判的先决条件。
五、徒劳无功的联美抑俄
世事如棋局。雅尔塔协定的签订，是出于尽快取得对日作战胜利以及战后秩序的安排，是众大国权衡战时战后各自战略需要的结果。中国是其中一重要棋子，于是乎，中美关系、中苏关系、美苏对华政策的矛盾以及国共关系等等，三国四方关系纵横交错。蒋介石从中了解美国不会放弃自己的底牌以及排挤苏联在华影响的心态，希望能借助美国一臂之力与苏斡旋，从而走出困局。
蒋介石采取联美抑俄策略，即是传统的“以夷制夷”对策。蒋介石相信美国对苏联抱有戒心乃至利益上有冲突，需要中国来维持远东的稳定，也就是所谓的“战后中国将为美俄间冲缓”。(69)按罗斯福原意，在东亚扶持起一个强大的中国，一是出于战时有利于打败日本的战略意图，二是出于战后建立一道遏制苏联野心屏障的展望。6月6日，美国爆发《美亚杂志》间谍案，之前一直呼吁“延安比重庆更值得美国人重视”的前驻华大使馆及国务院的谢伟思等6名亲中共人员被捕。(70)延安认为这一事件是中美关系分水岭，此后，美国政府只承认蒋介石政权。这一事件给蒋介石打了一支强心针。蒋介石期待美国伸出援手，毕竟华盛顿是重庆不可替代的重要盟友。蒋介石为此先后制定了两个方案，中心内容都是围绕旅顺租借问题。
6月8日，蒋介石电示宋子文拜见杜鲁门时商谈三项预案：一、旅顺交国际安全机构为国际海空军基地；二、中美苏共同使用旅顺港；三、以上两项苏反对的话，至少限度必须中苏共同使用。(71)
前两点是希望通过联美抑俄手段遏制苏联野心，第3点是中方的退让底线。蒋对此寄予很大期望。同一天，蒋迭电宋，特别关照宋子文与杜鲁门会谈时“应注重技术”，并特别指示宋子文须向美国表明中国今后决不能再有租借地名义出现，希望美国支持中国这一立场。
6月8日及10日，蒋再电宋子文，务必向美国表明，旅顺军港最少应由中俄共同使用，必须不损及中国主权及行政自主，租借或独占均不可行。“若俄提归其独占或租让，则我必反对到底，决不许可也。”(72)蒋介石曾期望“美国必坚持其对远东一贯政策，使中国之领土、主权与行政完整不受损害，凡在华领土之内，不能再有任何特权之设置也”。(73)
宋子文拜见杜鲁门时表示，1924年苏联政府已经自愿放弃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和租界地，难以理解雅尔塔协定中关于苏联在满洲享有“优越权益”的条款。对中国来说，最困难之点是租用旅顺，因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非常反对在中国重建专门租用港口的制度，这也关涉到战后收回九龙问题。
杜鲁门含糊其辞，保证“不会做任何伤害中国利益的事情”，并再次搬出斯大林的保证：愿意助华复兴，苏联无领土野心，蒋介石为中国唯一领袖。(74)杜鲁门更乐见苏联早日向日军发动进攻，以减少美国士兵的牺牲，中国的利益反在其次。
宋子文无功而返，蒋介石深感失望。第一次预案没有达到目的，蒋介石仍不放弃，继续对美游说。蒋和宋商议，把英国也拉进来共同遏制苏联野心。6月15日，蒋介石对赫尔利提出新三项建议，希望美国和英国加入中苏协定，由四国（中、英、美、苏）海军共同使用旅顺口，使得中苏双边协定变成中苏美英四边协定。在蒋介石看来，四边协定是一种保护性协定，它可以限制苏联在华权益，以维护中国的主权完整和独立。蒋介石还计划，如果美国加进来，“则余对俄仍作坚决态度，提出中、英、美、俄四国共同使用旅顺军港之方案于俄，如俄不允，即使交涉破裂，余亦在所不惜也”。(75)
但是，杜鲁门的回函使蒋介石感到愤怒。这一天蒋介石在林园官邸会见赫尔利，赫尔利带来杜鲁门的函件，杜鲁门开宗明义就强调斯大林所承诺的“决尽其所能促进中国在蒋委员长领导下之统一”，“战事结束后中国应由蒋委员长继续领导”等等，然后就是雅尔塔协定规定的几项条件。(76)蒋介石的心情并没有因斯大林的再次许诺而感到轻松，相反，蒋介石听罢感到十分郁愤。蒋在日记里写道：
上午回渝所，哈雷（即赫尔利——引者注）来提其总统备忘录，闻之郁愤不知所止，甚恐其此尚非耶尔达密约之全文，然仅此亦足置我中华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境，而且其美国今后百年内对东亚亦无安定和平之日，夫可（以下有数字不清）此一最黑暗之时代也。(77)
长于内斗而拙于外交的蒋介石等国民党政治家，希望在纵横交错的国际关系中寻求支持者的愿望落空。他们没有意识到，杜鲁门根本不可能就旅顺问题作任何回应，因这是罗斯福的用意，“美既拟永久占领日本附近海岛，无法拒绝苏联使用旅顺，故罗总统有此让步”。(78)英国也不反对，因它有九龙租借地问题。雅尔塔协定，本身就是美、苏、英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为了各自利益，互相妥协的结果，是典型绥靖政策的体现。面对着被“利益均沾”捆绑一起的众大国，蒋介石的应对之策进退失据，唯有派宋子文赴莫斯科与斯大林谈判。
中国代表团启程前往苏联前夕，蒋介石衡诸大势，与宋子文、王世杰再次敲定对苏谈判方案，主要结论是：旅顺口在中苏拟定之同盟条约期间可与苏联共同使用，但主权仍归中国；中东、南满铁路及大连湾的所谓“特殊利益”问题，应明确规定其范围，不用“特殊利益”名词；外蒙问题暂不提出讨论。(79)
6月23日，蒋介石在“上星期反省录”中写道：“对俄交涉方针研究即毕，决心已定。铁路交涉当可放宽，而旅顺租借必须严拒，以期达成共同使用而不失行政主权之方针也。令子文不可以第三国或国际关系与俄作交涉，应以中俄两国自动解决，勿使俄国误解也。”(80)
在涉及国家民族利益的角力场上，蒋介石是被动的。对此，蒋介石悲愤交集，他在日记里涉及雅尔塔及对苏交涉内容共有17处，“首曰‘隍惑’，又曰‘悲愤’”，更是感叹“抗倭战事之理想恐成梦幻矣，但终接受现实，并且又自为宽慰”。(81)
蒋介石的种种应对方策也并非独创，从某种程度上是继承了孙中山的外交遗产，其手法无外是“借助外力，以夷制夷”以及“运用公法，遵守惯例”等。(82)只是抗战胜利前夕，在大国外交的框架下，蒋介石能够有所作为的历史空间实在有限。
六、蒋介石提出中共问题
与苏联交涉中，蒋介石明确提到中共问题，是在代表团出发前夕。6月24日，蒋介石在日记里总结与苏联谈判要点：
甲、不得以旧日辽东半岛租借地区之范围；
乙、只要行政权不失，则技术人员可聘俄人助理；
丙、中共问题必须明白提出，如果能将军政权交还中央，则可允其参加政府，否则当视为叛变之军队，无论在任何方面，不得声援；
丁、新疆问题亦须提出，伊宁、伊犁必须收复，俄国不可再予叛部以武器之接济，如此则新疆经济乃可与俄国完全合作；
戊、东北铁路俄国运兵必须事先商定，而且中途不得下车停留；
己、必须将旧俄时代所定之过期之条约（而且失效）及其精神扫除，而根据十三年北京新约；
庚、外蒙可予以高度自治，在中国宗主权之下成立自治政府，其权限可予俄国宪法上所规定之各苏维埃权限相同。(83)
这七点，基本是国民政府解决中苏关系的一揽子问题。这年初，王世杰列出的中苏间的重大问题除了外蒙外，已包括以上七条，如中苏同盟、东三省及大连旅顺港、中东铁路、中共、新疆等问题。对于蒋介石政权来说，这都是有关国家民族利益以及国土安全的重大问题。
七条谈判要点中，第三条与中共有关。条文的前半句，仍沿袭5月国民党六大提出的《关于中共问题之决议》以及《本党同志对中共问题之工作方针》等议案的思路，但后半句语气明显强硬：“否则当视为叛变之军队，无论在任何方面，不得声援。”中共力量被蒋视为最具危险的对手，这与近来国共冲突升温有关。
在刚结束不久的中共七大会议上，毛泽东表明将以革命战争解决战后问题，“但现在我们还不向全国人民宣布，因为一宣布，下文必然就是要打倒蒋介石”。(84)延安拥有90多万雄兵，200多万民兵，1亿人口，120多万党员。毛泽东断言，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了中国人民解放重心，已经成了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重心”。(85)会议还提出建立带有政权机关性质的“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这一口号带有极大进攻性，直接挑战国民政府的“国民大会”。(86)对此，谢伟思认为，“其中暗含的威胁是明显的”，是中共抛弃国民党政权“决定性”的第一步。(87)随着中共力量的不断强大，国共之间的冲突也日益严重。素有军统“智多星”之称的侍从室六组少将组长唐纵在5月31日写道：“共产党的攻势甚锐，其势迫人，令人惶恐不安。”(88)时人热议的话题是“战后中国究竟是谁人之天下”。(89)
蒋介石认为，共产党有权表达自己的见解，但不能以推翻中央政府为号召。(90)蒋视之为对国家的破坏，正如陶希圣主笔的《中央日报》社论所言：“如果国人对于这一点不加分别，那么今后任何军阀豪劣土匪都可以先起一支队伍，再与政府‘政治解决’，其结果将使中国化为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的局面。”(91)唐纵说得更明白：“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欲以此号召不满现状之各党派共同夺取国民党之政权，联合政府即为瓦解国民政府之手段。”(92)联合政府口号的实质，就是关于国家权力的再分配。(93)因此，陈布雷从《论联合政府》中读出未来结局是“内战”。(94)
6月27日，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率领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谈判。这次谈判，中苏双方主要围绕外蒙、港口和铁路三个问题展开。在谈判过程中，蒋介石一直担心苏联有加害于东北领土主权完整之意，他特别强调关于租借旅顺港一项，明确指示中方代表要反对到底，中国再不能接受耻辱的“租借地”协定，此点非坚持不可。(95)
老谋深算的斯大林一开始就主动抛出中共问题。谈判伊始，斯大林主动将话题转到中国内政问题，并明确对宋子文说不支持中共提出的“联合政府”口号，强调说，“中国只能有一个政府，由国民党领导”。(96)承认蒋介石的领导，不仅东北仍大致可保，中共亦将听命。斯大林向宋子文表示：“关于中国之共产党，吾人并不予以支持，亦无支持彼等之意向。”斯大林对宋子文表示的国民党应在政府中居领导地位的说法表示赞同：“此实为国民党正当之愿望，自中国历史上观察，实至属明显。”(97)
斯大林还对蒋介石最为关心的旅顺问题作了表态：旅顺将不用租借名义。蒋介石没想到中苏第一次会谈，对方就将他认为棘手的问题化解了。其实，斯大林抛出这两个诱饵的背后用意，在于争取外蒙古独立。外蒙事关重大，宋子文立即“以事逾训令范围”之由拒绝。宋向蒋请示，并就此问题紧急商榷。
多年来，中国对外蒙古拥有法理主权早已形同虚设。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与越飞签署的《孙文越飞宣言》中，孙中山已承认苏联红军对外蒙古的占领权。(98)1924年起，被划入苏联势力范围的外蒙古居民，出入境已持莫斯科颁发的护照。蒋介石征询王世杰意见。事后王世杰写道：
东三省等问题如确能得到不损领土主权之解决，则承认外蒙人民于战后投票自决亦尚合算，因外蒙实际上已脱离中国二十余年。尔后蒋先生约孙、哲生、邹鲁、戴季陶、于右任、吴稚晖、陈辞修诸先生商议，最后决定主张外蒙独立事可让步。(99)
蒋的左右认为，如能以外蒙古换得国内的真正统一及中俄间十年以上之持久和平，可不惜予以满足。外交说到底是国与国之间的一种利益交换，其中包括妥协和让步。中国与俄国长期以来就存在着领土纠纷和争端，此时蒋介石要提出更多的要求，还缺少足够的筹码，尤其美国也主张放弃外蒙。在力有不逮情形下，关于外蒙古问题，蒋介石权衡再三，不得不作出妥协。
7月6日，蒋介石电宋子文称，若我国包括东北与新疆在内真能因此确实统一，所有主权领土和行政真能完整无缺时，外蒙独立则可考虑。提出中国愿于抗日胜利后，自动提出外蒙独立案，经外蒙公民投票，许其独立，以换取如下要求：
一、东三省的领土、主权及行政必须完整；
二、新疆之伊宁及全疆各地被陷区域完全恢复，阿尔泰区仍应属新疆范围；
三、中共对政令、军令必须完全归中央统一。
这是中国最后的期望，如无切实保障，即相机中止交涉。(100)
7月7日，蒋介石提醒宋子文“务望注意我之主要目的：一、东三省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二、苏联今后不再支持中共与新疆之匪乱，此为我方要求之交换条件也”。(101)第一点属外交问题，也是蒋介石最为关注的国家主权问题。第二点属政治问题，也是遭后人批评的“政治交易”。蒋介石之所以将外交问题与政治问题捆绑解决，在他看来，这都属国土安全问题，最重要的是，它们都与苏联脱不了干系，“中共确以苏联为背景”，何况中共已准备与国民党决裂。(102)7月6日，毛泽东告左舜生、章伯钧，决与蒋委员长并立，不惜与美一战。至于“新疆匪乱”成立的“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背后支持者也是苏联。这些“地方割据”，都成了重庆难以安寝的心腹大患，内乱不作，外患不生，蒋介石希望苏联不再给予支持，然后以他的“政治解决”方式来化解。蒋介石既要维护国家主权利益，更要维护国民党在战后中国的统治地位。
前文提到，关于中共问题，斯大林早已向宋子文表态，新疆问题也只属枝节，斯大林的真正用意在于外蒙和东三省。7月9日，宋子文向蒋介石报告斯大林的回复：
（一）关于新疆，允禁止私运军火，堵截边境，同意助我解决匪患……（二）关于中共，史认为中国政府要求军令、政令统一，极为允当，并表示此后援助中国一切武器及其它物质，均以中央政府为唯一对象，不供给武器于共党。(103)
但关于东三省权益问题，斯大林丝毫不让步，坚持旅顺、大连由俄国人管理，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俄国人据有所有权。斯大林在政治问题上让步，其用意是换取对满洲最大限度的控制。
7月19日，蒋介石分别给斯大林、杜鲁门发去一封重要的电报，清楚表明其在中苏谈判中所持的立场，电文指出：
中国政府已经在外蒙古独立问题上作了重大让步，其条件是苏联必须答应：一、为了中国的行政与军事统一，苏联不得给予中共任何精神的或物质的援助；二、必须支持中国平定新疆的叛乱；三、必须绝对尊重中国在东北地区的领土完整和主权。(104)
蒋介石表示感谢斯大林就前两点做出的明确保证，但他坚持认为苏联在第三个问题上，即中东铁路、南满铁路、大连和旅顺等问题上的要求，妨碍了中国恢复主权与行政统一的目标。
电文的前两点是复述斯大林之前的保证，也即是斯大林提出的条件。很明显，双方争执的重点在于第三点。对于中方来说，争取东北领土、主权及行政完整是中国抗战目的之一，兹事体大；而斯大林对于满洲权益则志在必得。如果说蒋介石“以苏联放弃支持中共为交换条件”的话，其目的在第一轮谈判中就已达到，大可不必在第二轮东三省问题上颇费周章，频频示强硬态度。
在第二轮谈判过程中，苏联不仅要控制军港，还要求旅顺市政管理权，蒋介石坚持不作让步。关于苏方提出的旅顺以南100公里内岛屿中国不能设防问题，蒋介石认为是欺人太甚，“除非将我国政府看作一个没有常识的政府，否则这种要求是绝不可能提出来的”。(105)在美国的反对下，这种侵犯中国主权的赤裸裸的提议最后被收回，斯大林表示，苏联没有打算破坏中国的主权。
8月5日，美国务卿贝尔纳斯令驻俄大使哈里曼劝告斯大林勿于雅尔塔协定之外对中国作过分要求。哈里曼随即也通知宋子文，不要作超出雅尔塔协定的让步。对于美国来说，雅尔塔协定有更深一层的战略意义，它“起码在纸面上限制了俄国的野心”。(106)美国担心，如果苏俄在远东取代日本的地位，无异拒虎引狼，势必影响美国在远东的门户开放政策。
正当中方与苏方为东北主权完整以及外蒙疆界问题争吵不休时，形势急转直下。8月6日，美国在广岛投下第一枚原子弹，杜鲁门宣称日本如不投降将会投下第二颗原子弹。苏联抓住天赐良机于8日迅速宣布出兵。9日凌晨，150万苏军兵分五路挥师进入东北。同一日，美国在长崎投下第二枚原子弹。苏军适逢其时地“轧上一脚”，在蒋介石看来是“极尽其投机取巧之能事”。(107)战争即将结束，形势发生始料不及的变化，中苏谈判出现变数。
8月9日，斯大林警告宋子文，中国政府必须让步，否则“共产党就将进入东北地区”。(108)到了这时，“中共问题”才真正地、独立地成为斯大林威吓蒋介石的最有力筹码。斯大林奉行“军队到哪里，制度就建到哪里”的强者逻辑，东北有可能如同东欧那样，成为苏联利用中共建立一个独立的或自治地区。如果没有和苏方签订条约，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后，国民政府将难以对其约束，苏军有可能公开支持中共，出现孙科讲的“将政治交与中共”情形。这是美国与国民政府最不想看到的局面。
美驻俄大使哈里曼认为，苏俄出兵东北，必支持中共，甚或在东北、华北建立傀儡政府。国民党人士更是忧心忡忡，陶希圣提出：“倘使苏联向日宣战，而以大兵取右翼包抄之势，向察绥、河北进兵，以取东北，苏、共会师，则北方大势既去。”(109)新任外长的王世杰意识到，“苏军参加到对日作战后，我如事前未与有所协定，则（一）苏联军进入东三省后，领土主权以及经济利益必更难取回；（二）中共与苏联或竟发生正式关系。凡此均使我无统一，亦且对内对外均无和平之可能”。(110)
中共果然迅速行动起来。8月10日，在日本表明投降之意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苏联参战后准备进占城市及交通要道的指示。(111)10至11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连续发布了七道命令，命令解放区军队收缴敌伪武装和接受日军投降。(112)12日，中共发出《关于必须力争占领交通线及沿线大小城市的指示》，积极准备对付蒋介石的进攻。(113)13日，毛泽东说：“蒋介石已经在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114)《解放日报》更是将蒋介石宣布为“人民公敌”。(115)
宋子文急电蒋：“苏已对日宣战，形势趋紧，不容过事牵延也。”(116)在这紧要关头，蒋介石却对外蒙疆界问题仍不肯让步。8月12日蒋连电宋子文、王世杰，称蒙古问题如对方不允以中国地图为根据，“则承认其独立不惟无益，而且有害，虽停止交涉，亦所不恤”。(117)在这紧要关头，蒋介石的态度竟然是谈判决裂也在所不惜。对形势看得更深远的宋子文认为应尽速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如依从蒋介石的固执主张，将会使斯大林改变对华政策，其害甚于外蒙及旅大的损失。王世杰也认为，“苏军已大规模攻入东三省，倘再拖延交涉，或生根本变化”，甚至“若再停止谈判则形势势必立变，前途隐忧堪大”。(118)蒋经国则明确电告，如坚持谈判必破裂。情急之下，宋子文甚至主张不理会蒋介石意见，迳与苏方达成妥协，但王世杰坚持须经蒋授权。(119)
正当中方代表团为条文忙不迭与重庆方面来回斟酌时，斯大林心里清楚，一旦他的军队踏上中国领土，蒋介石已没有回旋余地，正所谓实力之水一到，霸权之渠即成。于是，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苏军进攻东北的炮声中仓促缔结。除了旅顺不使用租借名义以外，斯大林得到的比雅尔塔协定的还要多。同一天，日本决定无条件投降。王建朗说得中肯，“莫斯科会谈所能给中国外交家们提供的舞台是有限的”，“让他们在这个舞台施展手脚实在是够委屈的”。(120)事实正是如此！
资深外交家颜惠庆认为，苏联在东北的权益与当年日本在山东的权益性质是一致的，“这是一次大战时山东问题的重演”。王正廷则认为中苏条约的签订，犹如倒退了四十年。斯大林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字仪式发表讲话：“帝俄时代，俄国政策在分裂中国，与日本同一目的，苏联政府则在与中国为友，希望中国军力强盛，使日本不能再起。”(121)宋子文希望藉此达成中苏之间长远友好的同盟关系，但很快发现，苏联并无诚意建立中苏间互信互利的外交关系，其用心只在于重建苏联在东北的势力范围。
关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大公报》基本持赞同态度。《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历史上我国和外国签订的第一个友好同盟条约。……我们认为这个条约是苏联一贯地以平等待我的政策的又一表现。”(122)中共在当时的“反苏必反共”的认识逻辑下，自然站在苏一方。对此，苏联人倒是说了一句公道话。1949年1月苏联领导人米高扬秘密访问中共时无意中流露一句：“旅顺条约是不平等条约。”(123)
9月2日，当初誓言决不坐视苏联取日本而代之的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旧耻虽雪，而新耻又染，此耻又不知何日可以湔雪矣！勉手哉，今后之雪耻，乃雪新耻也，特志之。”(124)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同一天，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了日本投降签字仪式。日本外相重光葵、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政府向同盟军统帅麦克阿瑟签署投降书，正式宣告日本军国主义的彻底失败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
杨奎松说过：“国共两党，包括它们的最高领导人，在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平等这一点上，基本的诉求其实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差别。”(125)重新梳理这段历史，我们看到，蒋介石对雅尔塔协定乃至《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缔结的态度和立场，实在不是一句“以苏联放弃支持中共为交换条件”所能定论的。在谈判过程中，中共问题确实是蒋介石急需解决的问题，但最早提出中共问题的是斯大林，斯大林甚至早在中苏谈判之前就提出来了。在苏联出兵后，中共问题更是成为苏联制约和威吓国民政府的借用力量。(126)
本来是苏联开出的筹码，以换取中方对外蒙和东北主权的让步，却被世人解读成为蒋介石以外蒙和东北等国家民族利益换取苏联放弃对中共的支持。(127)历史记忆在不知不觉中随日后意识形态的左右移易。当“大历史”被宏大叙事模糊时，历史的细节却保留着历史的另一面。至于蒋介石何以作出让步，黄仁宇有句定论：“希望有此让步，可以赢得苏联口头保证尊重除此之外中国之主权也。”(128)此话甚为中肯。
耐人寻味的是，斯大林并没有在协定明文写上不支持中共字句。最终，苏联借口蒋介石向美国“一边倒”而将东北退让给中共，共产党人从而获得改写自己历史的一次战略机遇。斯大林得到他想要的一切，而他的承诺，最终止于纸上。正如沃尔仲教授所言：“苏联对于满洲属于中华民国领土合法组成部分的说法并不当真。”(129)对于老谋深算的斯大林而言，扶蒋只是他的外交政策选项之一，并非独沽一味，正如美国国务卿斯退丁纽所说，苏联支持蒋介石政权的承诺不会长久，如果苏联进入远东舞台，将“会重新审查它的政策，而依照于它最有利的方面，修改它的政策”。(130)
蒋介石的反共立场不言而喻，但其维护国家主权与斯大林抗争的立场同样态度鲜明，如一学者所说：“在中苏关系研究的历史上，曾对蒋介石政府对苏关系中捍卫国家主权利益的一面没有客观地反映出来。”(131)
雅尔塔协定对二战后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决定了直到今天许多国家的命运与方向，它也同样极大地影响了战后中国的走向。国民党最终未能迎接抗战的挑战。在抗战胜利关头，因应付长年战争导致的社会和经济衰落，以及自身权威性有限，内部不统一，工作缺乏效率的国民党政权，开始全面走向衰败。
抗战胜利了，却并没有导致中国的新生。
注释：
①有关这一观点的论述，可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华民国史研究三十年(1972～2002)》上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21页；王真：《动荡中的同盟——抗战时期的中苏关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92页；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8页；何虎生：《蒋介石传》，北京：华文出版社2007年版；张学继等：《陈立夫大传》，北京：团结出版社2008年版。
②王志刚：《苏联对华政策对中共革命战略的影响(1945～1946)》，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华民国史研究三十年(1972～2002)》上卷，第321页。
③王真：《动荡中的同盟——抗战时期的中苏关系》，第292页。
④高金佃：《国际战略学概念》，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0～51页。
⑤［苏］马克斯·贝洛夫：《苏联的远东政策(1944～1951)》，参见王淇（主编）：《从中立到结盟——抗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59页。
⑥［美］约翰·托兰：《日本帝国的衰亡》，郭伟强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9年版。
⑦陶希圣：《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再版，第217页。
⑧蒋介石1945年2月8日日记，参见［日］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全译本）第4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93页。
⑨蒋介石1945年2月12日日记，参见［日］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全译本）第4册，第393页。
⑩蒋的这句话经涂改，不知是否日后所加。参见郑会欣：《蒋介石与雅尔塔协定》，载《历史学家茶座》2009年第2辑，第9页。
(11)郑会欣：《蒋介石与雅尔塔协定》，载《历史学家茶座》2009年第2辑，第12页。
(12)［美］菲斯：《中国的纠葛》，林海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58页。
(13)［日］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全译本）第4册，第396页。
(14)《开罗会议的摘要记录》，载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50页。
(15)［美］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北京：九洲出版社2008年版，第328页。
(16)蒋介石1945年2月21日日记，参见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5卷下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8年版，第679～680页。
(17)引自杨奎松：《民国人物过眼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6页。
(18)同上。
(19)同注(16)，第680页。
(20)同注(11)，第9页。
(21)蒋介石1945年3月15日日记，参见［日］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全译本）第4册，第395页。
(22)梁敬錞：《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签订与其内幕真相》，参见王真：《动荡中的同盟——抗战时期的中苏关系》，第289页。
(23)同注(11)，第10页。
(24)蒋介石1945年4月4日日记，参见［日］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全译本）第4册，第395页。
(25)蒋介石1945年4月5日日记，参见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5卷下册，第692～693页。
(26)参阅李杨：《蒋介石与〈中国之命运〉》，载《开放时代》2008年第6期。
(27)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
(28)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集》1945年第7卷，第318页。参见王淇（主编）：《从中立到结盟——抗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第486页。
(29)《驻华大使赫尔利致国务卿》（1945年2月18日），载《抗战后期国共谈判资料》下册，转引自王淇（主编）：《从中立到结盟——抗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第485页。
(30)罗元铮（主编）：《中华民国实录：抗战烽火》第3卷下册，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259页。
(31)［日］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全译本）第4册，第399页。
(32)同注③，第290页。
(33)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2)，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547页。
(34)同注(11)。
(35)同注(33)，第541页。
(3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王世杰日记》，1945年4月30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
(37)《王世杰日记》（1945年5月6日）。
(38)鸿呜：《蒋家王朝》，香港：中原出版社1988年版，第284页。参见王真：《动荡中的同盟——抗战时期的中苏关系》，第293页。
(39)同注(11)，第13页。
(40)同上。
(41)吴相湘：《俄帝侵略中国史》，台北：“国立”编译馆1957年版，第472～473页。
(42)［美］小罗斯福：《罗斯福见闻秘录》，李嘉译，上海新群出版社1949年版。转引自杨天石：《史迪威假传“圣旨”，策划暗杀蒋介石》下册，载《南方都市报》2009年10月15日。
(43)陶希圣：《潮流与点滴》，第218页。
(44)［日］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全译本）第1册，第49页。
(45)陶希圣：《潮流与点滴》，第217页。
(46)陶希圣：《潮流与点滴》，第218页。
(47)陶泰来：《陶希圣编年表》，未刊本。
(48)陶希圣：《潮流与点滴》，第218页。
(49)吴相湘：《俄帝侵略中国史》，第472页。
(50)同注(30)，第3276～3277页。
(51)1945年5月24日蒋介石日记，参见［日］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全译本）第4册，第400页。
(52)［日］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全译本）第4册，第382页。
(53)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卷322，第31～32页、第38页。参见张盛发：《斯大林与冷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7～68页。
(54)［美］查尔斯B·麦克莱恩斯：《苏联的政策和中国共产党(1931～1946)》，第177页，转引自王真：《动荡中的同盟——抗战时期的中苏关系》，第304页。
(55)［美］阿瑟·沃尔仲：《中国没有眼泪——假如蒋介石没有进行1946年那场决定命运的赌博》，载《当代中国研究》2009年第2期，第124～125页。
(56)《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4年·卷六·中国》，第255页。参见王真：《动荡中的同盟——抗战时期的中苏关系》，第259～260页。
(57)［美］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时代的机会》，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59页。
(58)《蒋总统事略稿本》（1945年2月16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参见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526页。
(59)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5卷下册，第771页。
(60)邵毓麟：《使韩回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3页。
(61)同注(33)，第550～551页。
(62)《王世杰日记》（1945年5月25日）。
(63)蒋介石1945年6月3日记，参见［日］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全译本）第4册，第400页。
(64)6月9日蒋介石“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参见郑会欣：《蒋介石与雅尔塔协定》，第12页。
(65)同注(11)，第13页。
(66)同注(33)，第559～562页。
(67)同注(33)，第570～571页。
(68)同注(11)，第16页。
(69)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1)，第766页。
(70)同注(30)，第3281页。
(71)同注(33)，第554页。
(72)同上。
(73)同注(33)，第547页。
(74)同注(30)，第3259页。
(75)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5卷下册，第726页。
(76)同注(33)，第567～568页。
(77)同注(11)，第15页。
(78)同注(33)，第608页。
(79)同注(11)，第15页。
(80)同上。
(81)［美］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第328页。
(82)杨奎松：《民国人物过眼录》，第378～379页。
(83)同注(11)，第15页。
(84)《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22页。
(85)参见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第529页。
(86)直至日本投降前夕，延安对“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仍在积极作筹备。
(87)《驻华使馆二等秘书（谢伟思）所作的谈话备忘录》，第18～22页，转引自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185页。
(88)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1945年5月31日反省录，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515页。
(89)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9页。
(90)《鲍格莫洛夫给苏联外交委员会的电报》（1935年12月19日）。参见杨奎松：《民国人物过眼录》，第131页。
(91)《中央日报》1946年2月17日社论。
(92)同注(88)。
(93)关于这一论述，参阅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94)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会议上的讲话（1945年5月31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91页。
(95)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29页。
(96)苏联支持美国对华政策的本身，就是对中共提出的“联合政府”方案的否定。参见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第189页。
(97)同注(33)，第577～590页。
(98)参阅杨奎松：《民国人物过眼录》，第378页。
(99)《王世杰日记》（1945年7月6日）。
(100)同注(33)，第593～594页。
(101)同注(33)，第597页。
(102)《王世杰日记》1944年6月22日。
(103)同注(33)，第622页。
(104)《美国外交文件》1945年第7卷，第948～949页。参见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第535页。
(105)《蒋介石与彼得洛夫谈话记录》（1945年8月4日），载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2)，第641页。
(106)约翰L·斯内尔：《雅尔塔的意义·三大国外交和新的权力平衡》，第155页，转引自王真：《动荡中的同盟——抗战时期的中苏关系》，第282页。
(107)蒋介石1945年8月31日日记本月反省录，参见［日］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全译本）第4册，第402页。
(108)《美国外交文件》1945年第7卷，第967～968页。载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2)，第649页。
(109)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页。
(110)《王世杰日记》，第139～140页。
(11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1945年），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13～216页。
(112)同上，第238～240页。
(113)同注(30)，第3306页。
(114)［日］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全译本）第4册，第424页。
(115)参见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第193页。
(116)《宋子文、王世杰致蒋介石电》（1945年8月9日），载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2)，第644页。
(117)同注(33)，第648页。
(118)《王世杰日记》（1945年8月12日）。
(119)《王世杰致蒋介石电》（1945年8月13日），载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2)，第650页。
(120)王建朗：《大国背后的辛酸——再议宋子文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载吴景平（主编）：《宋子文与战时中国》，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8、203页。
(121)《王世杰日记》（1945年8月15日）。
(122)《解放日报》1945年8月29日社论：《远东持久和平的基石》。
(123)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第149页。
(124)蒋介石1945年9月2日日记，参见［日］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全译本）第4册，第405页。
(125)杨奎松：《学问有道——中国现代史研究访谈录》，北京：九洲出版社2009年版，第155页。
(126)同注②，第333页。
(127)同注②。
(128)［美］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第328页。
(129)［美］阿瑟·沃尔仲：《中国没有眼泪——假如蒋介石没有进行1946年那场决定命运的赌博》，第125页。
(130)《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集》1945年第7卷，第343页。参见王淇（主编）：《从中立到结盟——抗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第496页。
(131)王真：《抗战时期中苏国家关系中的意识形态问题》，载《中华民国史研究三十年(1972～2002)》上卷，第3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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