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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8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2826 （2007）01—0077—07
对外经济政策研究已经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领域，过去30年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进展之一就是在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领域做出的。[1] 对外经济政策的研究任务就是“说明为什么各国政府会采取它们已经采取的对外经济政策以及为什么国家的经济关系会表现出它已经表现出来的冲突与合作形式。”[2](P8) 学者们在对国家贸易政策、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汇率和货币政策以及援助政策等的分析中，建立了不同政治要素和经济政策输出的因果关系。对外经济政策研究不仅扩展了我们对一国政策选择的理解，同时也深化了我们对国家间经济冲突与合作的认识。
本文主要分析对外经济政策研究兴起的理论背景，比较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次研究对外经济政策的不同视角，概括这两种视角下的主要研究问题和关注焦点，最后讨论对外经济政策分析对国际关系研究的意义。
一、对外经济政策研究兴起的背景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外经济政策研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该研究得到学术关注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对外经济政策研究天然的是政治经济学议题。无论是将政治经济学理解为经济活动的政治基础，研究政府政策是如何影响经济运行的；还是将政治经济学理解为政治活动的经济基础，强调经济力量对政府政策的约束，[3](P1) 都可以在对外经济政策研究中提出命题并进行经验验证。对外经济政策就其研究内容而言，是处理经济问题的；而就政策过程而言，则毫无疑问是政治协调的结果；就其后果而言，则是关系到国际经济的合作与稳定。对外经济政策明显的体现了政治和经济、权力与财富的互动。当强调对外经济政策制定主体时，就是研究经济活动的政治基础；反过来当强调对外经济政策的经济内容的时候，就可以研究政治活动的经济基础①。
第二，在全球化和相互依赖不断加深的时代，国家间政策的相互影响变得越来越明显。戴斯勒（Destler）认为“在一个相互依赖的时代，我们很难发现没有不超过美国边界某些影响的政策行动，更难发现没有明显经济内容的政策”。[4](P7)随着国家间经济联系的紧密，国家经济政策的跨界影响也相应增强，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国家间冲突的可能性，同时也产生了经济政策相互协调的必要性。可能一国降低国内通货膨胀的政策努力，会导致别国的失业上升；而石油消费大国国内对石油税率的提高，可能导致全球石油价格的下降。政策的外部性要求我们关注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和政策的国际传导机制，在对对外经济政策制定和国际传导机制认识的基础上，我们更容易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实现国际合作。
第三，对外经济政策还是政府对别国施加影响，实现特定政治目标的工具。国家可以通过改变同特定国家的经济联系条件来影响该国政策。针对特定国家的歧视性政策，往往是一国试图利用对外经济政策对其施加影响的一种方式。对外经济政策也可以巩固安全，通过对外经济政策，比如马歇尔计划，可以强化联盟关系，防止第三方的攻击。[5] 就对外经济政策而言，歧视政策显然是一种有效的战略工具。美国的最惠国待遇、对外援助以及经济制裁政策等都是美国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这些政策的目标、绩效以及政治结果对我们理解国际关系是十分必要的。
第四，对外经济政策也是国家应对全球挑战的工具，是国家维护国内稳定的重要手段。冷战结束后，国内政治在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越来越重要，为了制定某项对外政策，常常要经过艰苦的国内政治辩论。全球化对国家政治经济的影响，不仅会影响国家的整体福利水平，更重要的是会对一国社会内部分配产生影响。一国内部可能只有某些部门、某些企业或者某些要素所有者才能从全球化中获益，因此关注对外经济政策已经不仅是政治家或者政党的事情了，也成了普通民众参与政治生活的动力之一。对国家而言，平衡国内不同利益要求，补偿全球市场的失败者，对维护社会稳定和巩固政权是非常重要的。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往往是一种选择性的控制政策，[6](P51) 比如国家会允许某些行业部门更开放，因而降低其关税水平，允许更多外资的进入；也可能会为了保护特定群体的利益，而限制不同类型劳动力的进入或者对特定行业实施保护。这种选择性政策会深刻地影响普通民众的福利水平，因此出于对自身利益的关切，国内具有不同政策偏好的行为体在对外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越来越活跃，这也是对外经济政策研究兴起的重要背景之一。
国际政治经济学框架内的对外经济政策研究经过30年的发展，取得了很大进展。在对外经济政策研究中，权力与财富、国家与市场的互动很好地体现了出来。学者们或是强调政治对经济关系的作用，或是分析经济对政治权力的影响，[3](P4) 针对对外经济政策制定提出了不同的解释机制。根据解释变量的设定，学者们将对外经济政策分成了不同的类别。弗里登和莱克根据研究层次和单元，将对外经济政策研究区分成四种解释模式：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国内政治和国内社会。[3](P4—9) 国际政治角度的研究用国际权力分配来解释对外经济政策，尤其是霸权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国际经济模式则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强调市场的力量，强调经济力量对国家政策的制约；国内政治模式是把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看成是国内政治相互作用的结果，关注的分析单元是政治家或政治制度；而国内社会模式则强调社会利益集团对对外经济政策制定的影响。本文就以此为分类依据，分别讨论从国际层次和国内层次研究对外经济政策的方法及其主要问题。
二、国际政治经济与对外经济政策
国际政治解释模式强调国际体系的特征与国家行为和对外经济政策之间的关系，核心观点就是“国际力量分布的变化和敌对国家在争夺影响力的斗争中的行为，是造成对外经济政策大幅度变化的决定性力量”。[2](P20) 这种观点主要来自结构现实主义，强调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及其决定的国家行动的基本原则，认为体系层次是解释国家行为的最重要的要素。[7] 国际政治解释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强调均势稳定，一种强调霸权稳定。前者认为，只有各国军事能力的相互稳定，才能有稳定的国际经济秩序和避免恶性竞争的经济政策，相信“军事力量结构的变化可能会引起国家政策的变化，有时导致力量的重新组合，建立新的平衡，以遏制新增强了力量的国家或联盟。这种重新组合可能涉及对外经济政策和其他政策”。[2](P22)
从国际政治角度来观察对外经济政策的另一种代表性理论就是霸权稳定论。霸权稳定论强调霸权与开放和稳定的国际经济的关系。金德尔伯格认为一个主导性大国对开放稳定的国际经济是重要的，他在分析1929—193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时候，提出了国际经济中霸权和领导者是世界经济保持稳定的基础，30年代经济危机的出现就是因为英国霸权的衰落和美国没能及时地承担霸权的责任。[8] 吉尔平对跨国公司的研究、克莱斯纳对国际贸易结构的研究进一步考察了权力结构变化如何影响世界经济，他们都主张霸权国家能够保证经济的开放和避免与邻为壑的政策。
吉尔平运用权力分析方法，讨论了霸权与跨国公司的关系，认为“美国霸权提供了特定的政治和安全结构，这一结构推动了美国公司在海外的快速扩展”。[9](P113) 克莱斯纳则分析了贸易开放度与国家权力结构的关系，认为国际贸易结构是由国家利益和权力决定的，也就是国际经济的霸权结构更容易产生开放的贸易结构。[10]
对外经济政策的国际政治视角将国际体系权力结构作为解释变量，强调国家对外经济政策选择是国家扩展在国际体系中权力、实现安全的重要方式。当国际体系是势力均衡体系时，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就是以维护体系均衡为目的，并根据这个政治目标来展开经济交往或进行经济援助。在势力均衡体系下，对外经济政策是维持体系的重要手段。当霸权是国际体系特征时，这种方法着重分析的是霸权国的对外经济政策选择，认为霸权国的政策目标是为了维护自身在全球经济中的利益，其副产品就是国际经济体系的开放与稳定。其他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选择也是受制于霸权国的政策偏好的。这种视角在解释冷战时期，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选择时，具有解释力，但是在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这种研究路径受到了很大挑战。
从国际经济视角出发的研究强调国际市场变化是国家政策变化的首要或主要原因。这种分析将国际经济的特征作为解释变量，将国家对外经济政策选择作为被解释变量，认为国际市场的不均衡特征是政策发生变化的原因。
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是这方面的先行者，在1972年《跨国关系和世界政治》一书中就指出了跨国关系和跨国行为体对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性。跨国关系或者后来发展的相互依赖都是强调世界经济的联系状况，两位作者强调经济联系的密切程度的增加部分地改变了国际关系现实。这个思想已经被广泛地应用到了世界政治的研究中，[11] 从国际经济角度研究对外经济政策的学者，都或多或少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
这种视角下也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试图全面理解全球市场一体化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力量对国家政治的影响。格瑞特（Garrett）将国际市场一体化定义为三个方面“商品和服务贸易、生产的多国化以及金融资本流动”，[12](P788) 认为这三个方面确实限制了国家政策的自主性，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也给了国家更多的权威来源。学者们普遍认识到全球化对国家的制约性，比如资本的流动性增加了私人部门退出某个国家的能力，金融的全球化限制了政府采取某些宏观经济政策的能力。但是，全球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政府权威，当一国经济的开放程度增加的时候，社会中某些部门的社会经济不安全感也会增加，就会要求政府提供保护。所以衡量全球化与政府自主性的关系，关键就是看全球化的两种不同的动力机制是如何起作用的：资本的退出威胁与重新分配的大众要求；政府干预市场的经济成本与收益。[12](P789)
在这种视角下，第二种研究思路关注国际经济对国内政治的制约作用，研究国际经济是如何作用于国内政治。米尔纳和基欧汉认为世界经济通过三种途径改变了国内政治：“创立新的政策偏好和同盟、引发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削弱政府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控制”，[13](P255) 强调“国际化影响社会行为体和经济行为体面对的机会和约束，进而影响其政策偏好，即影响它们对何种政策最能实现其根本目标的选择……国际化也影响了国家财富的聚集、国家对外部变化的敏感性和脆弱性以及政府所面对的机会和约束。”[13](P4) 也就是，通过理解国际经济影响国内政治行为体和社会经济行为体的政策偏好和行动能力，来认识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
对外经济政策研究的国际经济视角通过国际经济的特征来理解国家对外经济政策选择的逻辑。对国际经济特征的判定和国际经济如何影响政治的因果机制的确立是这种研究方法的两个重要问题。第一种研究思路从定义全球经济的双重矛盾特性来理解对外经济政策，全球经济一方面限制了政府能力，但同时又增加了政府干预经济的要求。第二种研究思路则通过国际经济对国内政治的影响来分析国家对外经济政策选择。两种思路各有侧重，并且都被从国内政治经济角度的研究所继承。
三、国内政治经济与对外经济政策
从国内政治经济研究对外经济政策主要有两种路径：强调国内社会利益分化与政策竞争的国内社会路径和强调政治家与政治制度作用的国内政治路径。
国内社会模式是重视民主制度的代议本质和利益集团对国家政治的参与本质，或是用民意或是用利益集团的活动来解释国家对外经济政策选择。[2](P26—29) 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和问题领域，学者们设定不同的国内社会行为体作为研究的考察对象。概括而言，这种研究关注的行为主体是特定的利益集团、公众或者中位选举人。
斯奈特施内德（Schattschneider）对斯穆特—霍利（Smoot Hawley）法案的研究就是最早强调国内利益集团相互作用与贸易政策关系的，他强调因为主张保护主义的进口商的利益更集中、更有组织，因此政治上更有力；而自由贸易的主张者主要是消费者，则很难组织起来，难以发挥政治影响。[14] 但是，因为他的研究过于简化了贸易之间的集团分歧，而受到了严重挑战。后来的学者在斯奈特施内德的研究基础上，发展了对外经济政策的利益集团模式。一般讨论不同的对外经济政策对社会不同群体的收益和成本影响，然后确定它们的政策偏好，再通过这种不同的社会经济行为体的偏好结构分析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这种利益集团基础的模型在贸易领域得到了显著发展，学者们就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政策的不同的国内社会经济基础作了深入地研究。
另一种研究是基于选举的研究，以民主的多数决为对外经济政策制定框架。对于政治家而言，其目的就是维持自己的位置，赢得选举，所以政治家为了赢得选举就必须分析选民的政策偏好，迎合选民。霍特林（Hotelling）和布莱克（Duncan Black）发展的中位选举人定理（the median voter theorem）成了重要的分析工具。按照布莱克的中位选举人定理，投票者的偏好均为单峰偏好，则中位投票人就是政策的决定者，所以对外经济政策体现了中位投票人的偏好。
莫罗维斯克（Moravcsik）总结了这种国内社会解释模式。 莫罗维斯克强调国家与社会关系对世界政治中的国家行为有重要的影响，[15](P513) 从这个基本前提出发，他提出了关于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三个核心假设：社会行为体优先性；代议制和国家偏好；相互依赖与国际体系。社会行为体优先性指的是“国际政治中的基本行为体是个人和私人集团，他们一般而言是理性的和规避风险的，他们在物质稀缺、价值观冲突和不同的社会影响所设定的条件下，组织交换和集体行动以提高自身的利益。”[15](P516) 代议制和国家偏好则是指国家是国内社会的代表，正是在国内社会利益集团的基础上，国家来界定自身的利益和偏好。莫罗维斯克的主张是比较彻底的国内社会主张，强调从下到上的利益汇聚过程，从而对外经济政策也就是各种约束条件下，国内社会利益的加总与实现过程。
从国内社会角度研究对外经济政策强调了政策制定的社会基础，以国内社会行为体的政策偏好来解释政策选择的结果。无论是选择利益集团还是选举人作为研究单元，都为我们更好的理解对外经济政策的国内后果提供了有益的思考。但是这种研究也存在一定缺陷。首先，这种方法忽视了政治行为体自身的政策偏好，当然政治行为体要反映社会行为体的利益和偏好，但是两者并不总是一致的；其次，这种研究方法忽视了社会行为体参与政治活动的成本问题，社会行为体的行动面临着集体行动的困境，并不是总能根据自身的政策要求组织参与政治活动。
国内政治解释模式强调社会经济利益行为体的作用，但是也有学者强调最终的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是由政治家和政党做出的，他们并不是中立的和没有自身利益考虑的，因此要考虑政治家和政党的政策偏好与对外经济政策制定的关系。
从国内政治的角度出发，一般强调政治行为体的重要性，政治家、行政机构、执政党、官僚或者立法机构成了研究关注的行为体。这些政治行为体都被假定是理性的和单一的。政治行为体的基本目标就是维持自己的职位，基本的效用函数就是选票最大化。政治行为体面临的制度约束就是选举，根据这个基本前提，决定选举的要素我们假设为整体的经济状况，比如经济增长速度、失业率、通货膨胀以及社会保障程度等。国内政治视角就是在这个框架内来解释不同的政策过程和结果。
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决定政治行为体的政策偏好；对外经济政策对国内的分配性后果以及对政府干预经济手段有效性的影响。[16](P46) 政府制定特定的对外经济政策，总是会造成国内特定部门、要素所有者、企业或者特定的地区间损益的不同，如果受损的部门或者阶级、企业、地区能够有效的组织起来，并进入政治过程，就会对国家政治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政府或执政党必须考虑政策的分配性后果与统治的支持程度，这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最重要的关切。同时，对外经济政策也会影响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的有效性，如果国家采取了更加开放的经济政策，国际经济状况和国家的国际承诺都会降低国家的政策制定的自主性。比如，如果采取了固定汇率制度，那么国家就不能有效地用货币政策来干预经济，丧失了货币政策的自主性。
也有学者强调国内制度的重要性，认为国内制度是政治家行动和实现自己目标的政治框架，政治制度会决定政治家的政策偏好。这些学者借鉴比较政治学的研究，强调不同的政治制度对国家对外经济政策选择的影响。总统制或者议会制、比例代表制还是多数选举制、两党制还是多党制、议会的结构以及委员会等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的概念和思考方法都被引入了对外经济政策研究中。伯恩哈德（Bernhard）与莱博朗（Leblang）对汇率制度安排的研究就是这种思路的典型。[17] 他们研究了选举制度和议会结构对汇率制度安排的影响。因为选择固定汇率制就是放弃货币政策的自主性，而不同的选举制度和议会结构决定了政治家或执政党是愿意选择固定汇率制还是货币政策的自主性。首先，多数选举制的结果更容易产生一党政府，所以决定选举结果的往往是很少的票差，而独立的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干预可以在选前改变部分选民的福利水平从而赢得选举，因此执政党一般不愿意放弃货币政策自主性，而倾向于采用浮动汇率制。在比例代表选举制下，一般不能形成一党政府，往往是联合政府，所以不会拒绝固定汇率制。[17](P76) 第二，反对党对政策过程的影响也决定了执政党是否会采用固定汇率制。
如果反对党被排除在政策立法过程之外，反对党缺少足够的资源和程序来影响政策过程的话，执政党是不愿意放弃政策自主性而采用固定汇率制的。[17](P76)
总之，国内政治解释模式强调政治行为体偏好对理解政策选择的重要性，通过分析制度性限制来理解政治行为体偏好的形成；就行为体而言，无论选择的是政党、政治家还是议会、行政机构作为研究对象，都是理性的和统一的行为体，有着稳定的偏好；强调政策形成的政治过程特征，认为国家政治是一种分治政府（divided government），因此理解对外经济政策的选择就必须理解这种开放和分享的决策过程。
四、结论
对外经济政策研究的迅速进展反映了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现实。20世纪70年代以来，尤其是冷战之后，国际关系中三个现象变得越来越重要。首先就是国际事务中经济要素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冷战结束后，相互依赖和全球化对国家政治的制约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第二，问题领域变得更加重要，不同领域之间权力的转移并不是自然发生的。“所有问题都附属于安全的时代不复存在”，[18](P27) 石油、国际贸易以及国际货币金融等不同问题领域变得重要起来。第三，冷战的结束使得国内层次变得更加重要，原来两极对抗下军事优势的重要性降低，国内不同行为体的偏好结构与国际合作、国际制度的关系越来越引人注目。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和国内政治过程的妥协性是我们关注对外经济政策的两个基本前提。应该说，从70年代以来这些趋势变得越来越强了。
与20世纪70、80年代占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强调理论的简洁性不同，对外经济政策研究更关注的是国际政治经济的复杂性，这可能既是国际关系现实变化的原因，也是理论趋向变化的结果。在冷战时期，安全是最核心的问题，军事力量是最有效的施加影响的手段。但是，自从70年代以来，尤其冷战之后，经济要素和国内要素在解释国家行为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从理论发展来看，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促成了学者们对政治冲突和权力争夺的关注，学者们关心如何能够发展出避免战争、谋求和平的理论，研究的重点是什么条件下能够保证国际体系的稳定。但是随着国际关系本身复杂性和多样的变化，国际关系研究更强调把握具体的因果链条，“当学者们能带有信心的确证那些影响外交政策和国家间互动关系的因果力量时，国际关系研究才是有用的；而不是在于学者们用自己具体的经验知识来提出意见，尽管可能是睿智的和具有完备信息的。”[19](P136) 对外经济政策研究已经做到了这一点，比如，贸易政策的政治学能够帮助政府找到更好的方法进行国际贸易谈判，也就是给对方最大限度的压力，而自己承担最小的成本。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同欧盟的争端中，美国准备就香水和几种特别的奶酪实施制裁，从而影响了法国政府的态度。[20] 国际关系研究中，各种“主义”之间的界限正在模糊，用传统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等来分类现在的新一代学者越来越困难，学者们更多的强调具体问题领域的原因和结果，通过掌握国际关系的作用方式来理解国际政治经济现象，而对外经济政策研究无疑就是这样一个可以综合各种研究视角的领域。
注释：
① 早期对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研究就是集中于考查经济活动的政治基础，可参考Robert Gilpin,U.S.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New York:Basic Books,1975; Stephan Krasner,Defend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Raw Materials Investments and U.S.Foreign Polic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8.库珀第一个系统地分析了相互依赖对国内的影响，强调国际市场一体化对国家经济政策自主性的制约，可参考Richard Cooper,The Economics of Interdependence:Economic Policy in the Atlantic Community,New York:McGraw Hill,1968; Raymond Vernon,Sovereignty at Bay,New York:Basic Books,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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