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话语转向：叙事、地方性知识和民俗学的新语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俗学论文,语境论文,性知识论文,话语论文,民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多年来，许多AFS①主席都提到过的那个艰巨任务，现在摆在了我的面前。“会长演说”是个骇人的尝试，特别是它象征着你作为会长的工作即将完成——这一刻最终在瞬间到来，而你昨天似乎还拥有着改变世界的哪怕是最微小的主动权。这种形式本身就是令人生畏的，它通常试图描绘出专业的状况：评价过去、思考现在、描绘未来。②所有这一切都有着广泛的关联，而且非常明确地反映出，我们的学科仍处于民族志学的中心地位。也许这项尝试对我而言最大的挑战是，要传达出对于我们这个领域的我所感受到的激情。加入AFS许多年，一直受惠于很多导师、同事、教师、学生和朋友们的洞见、勇气和热情。这使我感到，我们是特殊使命的继承者。在这一研究领域中，我们正用智慧、热心、广度、深度以及无穷的动力和巨大的潜能促进着社会的改变。 但是，当我罗列面临这项任务的难处之时，我不得不如实告诉你们真正的问题所在：1974年11月2日，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戴尔·海姆斯(Dell Hymes)做过了我的演说。假如戴尔没说过，那么《民俗本性与太阳神话》③过去是、现在仍旧正是我想要说的话。④当然，他写过的很多东西我都希望是我写的就好了；而戴尔的《民俗本性与太阳神话》，探究了这一学科的独特核心和基本视角，正因如此，我们才被认定为民俗学家。我常常和学生们讲，特殊的秘密就掩藏在距今差不多40年的戴尔的文字里。戴尔是我的导师，论文委员会的主席，我对他非常敬佩。所以，在准备写这篇演说稿时，我向他求助。可惜他已身不在此，我温习他的会长演说，以期获得我一向获得的智慧和方向。除了那些美好的语句和观点之外，我发现了一个不同之处。在谈到我们这一领域的局限时，戴尔写到“这一学科得以发展，是因为那里有富于献身精神的同好之士；不过，定义民俗学的总体性质却是很难的，就像要在任何机构和理论化的体系中划定一块地盘一样”，他写道，“广而言之，民俗学被视为是一门研究那些被忽视的事情的学问，是其他科学的剩余之物”，而且“就像克罗伯(Kroeber)对人类学曾经的观察那样，一门剩余的学科是很难永久为自己辩解的。”⑤ 四十年前，戴尔将民俗学视为是对他者忽视之事和对其他学科剩余之事的研究，是正确的。四十年来，我们看到学会和周围世界沧海桑田的变化，而我认为这些变化在我们的专业中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将成为我今天讲话的中心。我将讨论四十多年来，在知识分子的、官僚主义的和世俗社会不断向民粹主义发展的世界上，不管怎么说，我们知识分子的环境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更多地关注民间文化的声音和各种知识。⑥从调查的实证主义风潮以及缺少信用的宏大文化叙事，转向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带来了许多理论和政治的危机；转向欣赏、至少是顾及民间话语，都与此有着深刻的关联，而并非幼稚之举。⑦尽管如此，我还是一直遇到很多人，不知道或者不理解我们的专业。我与人文社会科学界，与医药界、法律界，或者与邮局和街角商店里的人们互动，他们都建议我们的专业要保有仅存的凡心，而这正是我们的研究更能增值的地方。学界和公众对于民间话语的认知转变，集中体现在文化的两个领域：叙事和地方性知识。下面，我将谈到这种对于民间话语的兴趣的剧增，探讨在当代学界和世界的场域下，叙事和地方性知识重要性的激增，这种新发现的重要性对于社区而言的优缺点；以及在变革的氛围中，当民间话语成为立在山头的“小酷哥”，我们的学科该如何处理“为与不为、能与不能、该与不该”的问题，将扮演怎样真实的、想象的和潜在的角色。我的例证将来源于我所热爱的领域：民俗与健康、民俗与法律。 让我从叙事开始吧。过去几年间，在为数众多的专业中，都出现了叙事和叙事分析的兴趣萌芽。这种兴趣常常指的是“叙事转向”，马丁·克赖斯沃斯(Martin Kreiswirth)1994年造出了这个说法，在稍后一些的文字里他指出“二十五年之前，叙事和理论化叙事的兴趣前所未有地海量喷发，至今仍然保持着持续增加和积聚的态势。”⑧克赖斯沃斯引证，叙事的兴趣扩张到了交际理论、教育学、社会学、认知研究、社会心理学、语言学、人工智能、数学、医学和法律等学科；而他也注意到，过去人们并没有思考过，叙事是实用的、正式的、通用的或者是解释性的⑨，但是现在却常常聚焦于本体论、认识论、政治和意识形态，他建议在今天将叙事重新理解为“我们怎样梳理和评估知识和人类行为的中心”⑩，以及知识形成和散播的关键一环。克赖斯沃斯同意海姆斯的理论，并指出，直至最近，“叙事的模式远在学科范式之外，至少作为分析工具而言，它们简直就是不能想象的”(11)。“故事会出现在这些上下文中，但都是类似题外话、例子、修辞性装饰等理性讨论框架指南之外的增补，并不值得评论”。(12)不过，持不同意见者之一，俄亥俄州立大学人文杰出英文教授、《叙事》学刊的编辑杰姆斯·费伦(James Phelan)在2008年争辩道，叙事转向是当代思潮中最有代表性的运动，其影响的学科不断增长。(13)其他人将现代对叙事的聚焦归功于自传式民族志。(14)当下关于如何呈现减弱了的次要的声音的探究(15)，以及我们对于民族志和政治化再现的兴趣(16)，至少部分是源于对于叙事的最新盘活的关注。(17) 虽然将“叙事转向”看成学科巨大的范式变革是非常重要的，但它仍在学界之外，我们依旧看到在世界上对于叙事态度的重大改变还有着真实的鸿沟。几位当代学者断言，我们变成了叙事的社会。在后现代文化中，从支配性叙事转向个体叙事，提升了故事讲述者、见证人、证言、生活故事和私人经验叙事在我们周遭的公共文化的各个方面所扮演的角色(18)；法律的情形支持这一点，法庭上前所未有地重视目击者和幸存者的证词(19)；在医药界，患者的叙事如今作为一种诊断的工具被讨论(20)；此外，教育叙事被视作教师培训的核心部分而被有意识地组合到了学校的课程设置中。(21) 所有这些，并不是说叙事在之前的公众文化中没有一席之地，想想二十世纪早期制药广告中证言的重要性就会有所了解。(22)然而今天，对民间话语的兴趣被理解成创造公众文化的一种路径，既可被注意到又可承担责任。尽管我对此表示怀疑，但是伴随着觉悟和责任的意识有时候会带来真的觉悟和责任。有些人揣摩我们有最阴暗的想法，以为我们想利用对民间话语的兴趣来获得可见的好处；但有时候也正是他们，真诚地认为，理解叙事也许意味着理解普通人，而理解普通人也许是件好事儿呢。 转向地方性知识 对于地方性知识的兴趣的上升，有着和叙事转向类似的轨迹。有人认为，对地方性知识的兴趣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实际上，约翰·洛克(John Locke)在十七世纪就写到，“人权”是通过将普通人纳入“有序的合理性”来保证的。(23)然而到了十九世纪，普通人仍旧不能掌握已提高了的认识世界的技术手段，而专业知识日益增长到前列，并在该领域内受到专业的、国家的认证和保护。(24)1950年代以来，许多学术范式探索了地方性知识的理论借鉴，例如：民俗分类学(25)、民族语义学(26)、本土知识和“传统生态知识(TEK)”(27)；然而，当戴尔·海姆斯在七十年代中期撰写他的演讲时，地方性知识还藏匿在学界之外，只为少数学者感兴趣；在社会运动中的普通人，虽然知道世俗经验和观察的重要性，他们还是认为实现这种转变，需要雇佣一位专家来表达他们的兴趣。(28)至1990到2000年代，一连串的灾难，其中很多是全球性的，诸如切尔诺贝利(29)、二恶英的有毒垃圾场(30)、食品和水安全的危机(31)、艾滋病毒与艾滋病(32)以及全球变暖(33)，开始改变普通人与专家以及专家知识的关系。草根组织，特别是发展中的、环保主义的和健康领域的，开始将常识中的一些想法和行动主义的观点结合起来，成为政治参与(34)和科学的新方式。 一般来说，艾滋病运动和LGBTQ(女同、男同、双性恋、变性和酷儿)社团在健康领域的这种转变中负有关键性的责任，平行的相似的巨变发生在发展和环保领域。正如史提夫·爱泼斯坦(Steve Epstein)所提出的，艾滋病运动不仅仅是迫使政府增加更多基金的“有病的选民”，而是实际上的、专业知识的另一种基础来源；爱泼斯坦解释说“这一运动的成员并不是最早提出要求、可信地提出生物医学问题的普通人；但在美国这确实是一次完成了大规模转换的社会运动，疾病的‘受害者’成为了‘活动家和专家”(35)。艾滋病运动的这一形式，大量地通过国家和国际的支持以及自助组织，为后来的其他疾病运动提供了范例；为不计其数的疾病，尤其是那些被政府和研究极少关注的疾病，催生了走到前线的专业活动家。(36)艾滋病活动家批评那些看上去充满反同性恋假设的科学研究，为艾滋病原因的另类理论猜想辩护，声称基于艾滋病组织的社团拥有定义(和揭露)诸如“安全性行为”等公共健康概念的专业知识，要求可能有效的治疗方案的科学调研，设立治疗知识的草根基础，建立他们自己的地下药品实验，并且批评被艾滋病临床研究所使用的方法论。(37) 借由这一流行病，受艾滋病毒和艾滋病影响的社群和选民们教会了他们自己有关病毒学、免疫学和流行病学的细节，作为回报，他们也被给予了社会地位。(38)健康(39)、发展和环保(40)等方面的行外专家的增多，改变了专家与地方性知识的关系，最终使得人们质疑：为什么乳腺癌委员会集会而没有幸存者在场，食品安全委员会磋商而桌面上没有挨饿的人，或者渔业配额委员会的评审却没有渔民的参与。(41)并不是在每个公共的和制度化的文化领域中都会有这类案例，但是在公共文化中，人们已经越来越期待地方性知识的分享。幸存者、受害者、普通人，这些“受影响者”，他们成为了分享文化的一部分，至少表面上承认了，普通人不仅有知识，而且比所谓专家更接近某些类型的知识(例证见(42))。在叙事转向和地方性知识之间，一场认识论的革命正在为“民间话语”庆祝(当然，也有盗用、操纵、误解、滥用和歪曲)。这一革命意味着你和我生活在四十年前戴尔·海姆斯没有预见过的民俗学的语境中了。 从一个故事说起 这个故事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明确向民间话语的转向。2012年11月8日，有风雪。桑迪飓风过去不到两周，东海岸的酒店和机场还在努力恢复中。我正在去意大利的路上，或者，更准确地说，我还不在意大利之旅中。我滞留在肯尼迪机场的停机坪上，坐在又热又臭的飞机里，磨了七个半小时了，然后开始九个小时的飞行。我乘这架还没有奔赴意大利的飞机，是要去参加一个叫“告诉我：流行病期间的明晰交流”的研究组织的顾问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告诉我”被授权在传染病爆发时，为改善交流风险提供证据和发展的模式。(43)这个组织极大，由五百多个工作组构成，工作范围涉及信仰、态度和科学，从洗手到疾病模型等。“告诉我”是通过简·布伦万德(Jan Brunvand)的美意找到我的，而他们是通过谷歌的美意找到简·布伦万德的。“告诉我”的开发者认识到如果不改进所谓“城市传说”的理解，是不能改善在流行病问题上的对话的。——在谷歌的帮助下，他们找到了“城市传说”，“城市传说”当然就让他们找到了简·布伦万德。(44)当他们写信给简，邀请他参加关注于流行病的健康董事会的时候，简告诉他们一定是找错人了。当他们告诉简他们在找研究流行病的城市传说的人时，简将他们介绍给了我，而我很高兴他这么做。 不管怎样，在飞机上待了那么久，然后还丢了行李，在飞罗马时又有一些麻烦后，我终于在会议开始八小时后到达会场了。我进去时，主持人正在说“所以，我们都同意我们需要更多了解的是，流行病爆发时的社会人际网和‘叙事’(加上了强调)”。每个人都同意地点头，拿起他们的手提电脑和纸，站起来离开了，留下我绝望地想知道我都错过了些什么。好在几个小时之后，我们一起走着去吃了晚餐，我遇到了一些我的董事会的同事，一队令人钦佩的公共卫生官员，包括很多传染病和通信方面的主任，如：世界卫生组织、欧盟红十字会、英国红十字会、欧洲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健康观察研究院，还有世界旅游组织风险管理主任、《柳叶刀》和科学公共图书馆高级医药编辑和欧洲各个健康、卫生和预防研究院的代表。 第二天上午，一位社会心理学家演讲流行病交流时所遇到的挑战。讲到一半，他讲起了他称之为“都市传说”的那些人们在流行病中讲到的故事，特别是有关疫苗与自闭症、疫苗与不孕症的故事。他在结论的某处评论说，“人们讲这些故事是因为讲故事让我们感觉好些”。他讲完后是圆桌讨论，我得以有机会反驳他的部分观点。我先自我介绍说：“我是戴安娜·戈德斯坦，我是民俗学家，是叙事和流行病方面的专家。”我接着说：“虽然我们讲故事确实是因为这样我们会感觉好受些；但是这些故事并不是‘那些’故事。我认为，这里提到的疫苗叙事，大部分是在断定先前叙事提到的风险与自我潜在风险情形之间的关系。”我接着谈到了叙事是如何运作的，导致人们质疑和关心民间话语的原因以及这些叙事对公共健康交流的冲击。我原来准备讲一下“讲故事是为了好玩，价值不高”，但没有料到对我的回应的反应。当我说“我是叙事和流行病方面的专家”时，圆桌上传出“哇”的惊呼。这些年来，我参与过许多公共健康方面的委员会和动议，从未遇到过这样热烈的反应。(45)他们有很多提问(46)，并且反复表示委员会终于有了理解叙事的成员，他们是多么激动。中间休息时，我一站起来，一位来自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的新兴传染病部门的男士就上前问我：“那么，你是什么呢？你在哪儿工作？还有像你这样的人吗？”我解释了我做什么，在哪儿工作，并且表示，是的，实际上还有很多像“我”这样的人。我还告诉他我熟悉他的部门正在做的医药假消息的工作，并指出他们可以利用民俗学家。他回应说听了我说的叙事之后，他“倾向于同意。”几天以后，我回家收到他的电邮，索要民俗学家写的有关叙事和公共健康方面的书目。我回信时说，我还会寄去我的一本书。他告诉我当天早上他已经在亚马逊上订购了一本。也就是说，他有足够的兴趣跟进。 我讲这个故事，不是要说我是这个领域的英雄；我不是英雄，英雄是民间话语，是我们的专业，是“告诉我”委员会。我讲这个故事是想说明，一些公共健康专家终于明白了：不理解叙事是人们对话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有关流行病的对话就无法推进，而这种实践也仅仅发生在最近的15年间；而且，我讲这个故事也想表明，我们的专家意见是很有必要的，被认为是重要的，但却那么难以找到。通常，处理叙事和民间话语的技能，被认为是其他领域的专业人士们能获得或者甚至是不得不学习的，但是人们却不知道有现成可用的专家在。 但是老实说，他们需要我们吗？我们提供的是更深入、不同、有技术的或曰专家性的吗？我们探索了叙事在公共健康、法律、教育或者其他公共文化领域所起的作用了吗？我们在谈论叙事时，说的是同一件事儿吗？也许第二个故事可以帮到我们。 叙事转向与医学 大约八九年以前，我被任命为一个健康科学基金的评阅组专家。参加这个专家组需要评阅85项基金申请。在读了太多的题目，诸如肝肾的氨基酸代谢调节、背根神经节的感觉神经元研究之类的申请之后，我很高兴地在一堆阅读材料中，发现了一项提案是做疾病叙事和慢性疼痛控制的；在文件堆里还发现了做乳腺癌叙事、骨髓灰质炎后遗症叙事和小儿糖尿病叙事的提案。我开始的兴奋，很快变成了失望。我发现四份声称和叙事有关的，其实只有一份是真的有关；我还失望的是，没有一份提案是好的。我发现，其中几个人描述普通人的观点和普通人的方式，让我不能容忍。 很显然他们所说的叙事和我说的不同，这不仅是定义的差别，更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立场的差异。揭示医学在此处对于叙事的兴趣，可以帮助说明我们和我们非民俗叙事的朋友的生活世界是差别巨大的，也会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民俗界和公众在民间话语使用上的衔接与不和之处。 医学对叙事的兴趣，很大程度上只关注他们所谓的“疾痛的故事”(47)或者“病历”(48)。尽管病人说的话一向“在现代生物医学看来，某种程度上是含糊不清的”，但是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医学研究和许多学刊都在探索疾病叙事的重要性。正如凯瑟琳·来斯曼(Catherine Riessman)所说，“疾病叙事(作为案例研究的一类)是对生物医学只关注疾病，而随之忽略病人的自身体验的一种回应”(49)。在医学界，叙事被看作是病人的再现表征、医学专业的再人性化，并为医学实践的同理性提供了证明。(50)正因如此，它很易于操作，为政治性再现创造了有力的诉求，并为行外经验提供了切入口。 医学对于“病人”的叙事的兴趣既古老又年轻，但其历史却并不连贯。十九世纪末期之前，疾病的当代医学模式还没有出现，那时的医生有详细记录病历的极高的能力。(51)十七、十八世纪的医生们只能从极其简单的体检中获得少量信息，他们必须要依赖病人的叙事，来摸清那些可能用来修复身体平衡的疗程。(52)但是随着生物医学的发展和对实验室研究的强调，“对疾病的研究和治疗开始与人体分离，集中在只有专家才懂得的体内某些系统上了”(53)。医生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工作，是搜集“疾病的客观症状与体征”，并“将这些信息翻译成某种疾病诊断及其因果关系”，而与生活方式、信仰、价值观和经验无关。(54)基于实验室的生物医学模式的兴起，使得病人的声音，用医学的话说，变成不需要了；而且疾病的主观陈述变得几乎不相干了。(55)然而，近些年来，这些情况都改变了。有关艾滋病毒、癌症和其他当代意义的疾病用药的恰当性的讨论、通过保健组织和第三方支付的基于消费者的健康关怀模式的发展、通过互联网获得有用的医药信息的行外专家的增多，都创造了很多拒绝沉默的外行，尽管医学界有诸多牢骚，但是必然的现实是，需要关注病人的声音了。(56) 对有些探索疾病叙事的作者来说，类型以及洞察其经验的重要性，是基于疾病叙事能够提供额外的信息，用以简化为了诊断的可用的生物医学信息。例如，布瑞恩·赫尔维茨(Brian Hurwitz)在《柳叶刀》上一篇讲到叙事和医学实践的文章中说到：“每个这样的故事都有奇特的医学潜台词，我作为一名家庭医生，必须试图去破译它。”(57)在赫尔维茨看来，疾病叙事开始是从与病人相关的事件和经验里来的，然后逐步被抽象了出来——当这个故事用医学名词复述为病历后，就变成了一个只有医生才能讲的传言，在查房、病例报告和医学文献中有了它自己的生命。然而，原始的故事仍是有用的，因为它提供了丰富的可用于诊断的信息。例如，赫尔维茨说： 一名年轻的女士抱怨说她的手“发出嘶嘶声”，让她晚上没法睡觉，她说的时候我也感觉到“嘶嘶声”。这种隐喻和她的描述方式似乎有传染性，让我一下子明白了她的症状。(58) 尽管赫尔维茨对于叙事的兴趣，是基于感同身受地理解病人的经验，但是这种经验还是仅仅被看作是可用以揭示生物医学的事实；“嘶嘶声”激发了赫尔维茨的兴趣，是因为它是一个诊断现象的表征。与此类似的是，资深的临床医生经常“为年轻人精简医学叙事的方式，删除那些与临床诊断或当前的目的无关的信息”(59)。尽管疾病叙事领域的多数文辞都在强调，将病人的声音和媒介整合到医学中，叙事至关重要；然而，临床训练还是要求将它包含在集体信息而非个体信息的范围内。 由于医学研究者不确定怎么收集叙事，也不理解类型和内容的重要性，疾病叙事的研究就只聚焦在两类被医学研究者理解的叙事上，即文字性的疾病报告(60)和医生自己的疾病经验叙事。(61)不论是当代文学还是电影电视，自传式的疾病经验记录都令人难以置信地丰富。被称作“病史”(62)的对疾病的自传式记录常常被当作医学院的教材，用以讲授临床理据和道德反思，并提高对人类疾病经验的理解(参见(63))。哥伦比亚大学(64)和范德堡大学设立了叙事医学这样的完整课程，教授医学生文学、文学理论和创造性写作等课程，而且最近几年，医学院甚至登广告招聘专家，以便在医学文学课上讲授所谓叙事。亚瑟·弗兰克(Arthur Frank)主张，书写疾病叙事“提供了区别于经验的医学报告，是病人用自己的语言表达个人的真实感受”(65)。书面病史同时改进了(或者似乎改进了)三个问题：解决了病人漫无目标地讲而医生无所适从的难题，解决了医生不得不花时间收集叙事的问题，也使得叙事提高到了医学教育机构眼中可信的类型。 除了我们民俗学者可以快捷地看到类型和内容的问题外，医生和医学研究者在疾病叙事上无法胜出的原因还在于，叙事那样频繁地着重聚焦治疗不当的问题，并对医学话语霸权表达了文化批判。身体的医学客观化是特别常见的主题。例如，卡琳·康威(Karhlyn Conway)描写了她在乳房切除术之前与医生的互动： 他开玩笑说，现在是女人可以得到她们一直想要的大胸的时候了。我十分反感。我可以选不同的乳房，选尺寸和形状。我不能相信这位医生在这样和我说话。我坐在这儿，腰部以上脱光了，前面是一面镜子。他说话的样子好像是我在选一件礼服。这个男人不知道我在这儿不是为了玩吗？他不知道我马上要割去乳房了吗？他为什么不提真要发生什么，而这个经历对我会有多可怕吗？我是一块肉，不，是人体模型。他在摆弄我的形状。对他而言，我就不是一个人。(引自(66)) 书面疾病叙事功能中有意思的一面是，它在时间上是独特的和凝固的，也就是说，卡琳的疾病叙事变成了她的故事，而不是一个随着信息和视角而变化的故事，更接近被民间话语理解了的经验的静止快照。对于民俗学家，叙事的自觉是在情境中的、自然发生的，凝固的疾病叙事是人工的、碎片化的和有误的，这一点非常清楚。我有一名被调查者简(Jane)(67)，谈及疾病叙事比我说得好，她说： 每天我都听到自己讲不同的故事，因为新情况的出现是有所谓的，而某些情况不再有所谓了。我患有乳腺癌，没有肿块，不痛，没有遗传的前因，就是乳腺癌。某一天我的故事需要去找一种疼痛来告诉我有麻烦了，那么我的故事就这样开始：六个月前我有些疼。然后我痴迷于米勒姨妈神奇的外科手术，那么我的故事就会这样说：我有个姨妈做了这个手术，现在我也想做。我想我应该知道。每天更真实也更不真实。它们敲击我，剃光了我的脑袋，往我的血液里放毒。每天只是比后面更可怕一点儿或者比之前稍好一点儿而已，我不知道怎么能停下来不再讲故事了呀？(68) 尽管民俗学家一般喜欢将叙事中清晰表达的主观经验的重要性放在首位，疾病叙事的医学研究者们还是质疑其中外行视角的权威性。举个例子，尽管承认病人的叙事是重要的，布鲁斯·查尔顿(Bruce Charlton)还是批评了它们的可靠性，坚持它们“代表了一种利用病人的主观解释作为客观事实的尝试，也就是说，是一种电源跳闸”。他还说：“我们不能确认病人的‘声音’拥有优先权，实际上有效的治疗也许要依靠说服病人，让他相信他的意见是错的，或者至少是于事无补的。”(69) 虽然疾病叙事的医学研究在理解类型、观点和内容上与民俗学家大为不同，医学研究在疾病叙事的结构上还是与民俗学家最为接近。这些研究中的结构特性常常松散地建立在拉波夫(Labov)和利珂(Ricoeur)(70)的研究上，将疾病理解为生活中暂时的和断裂的、或恢复的重要事件。很多研究关注疾病叙事的结构类型学，将其视作事件的进程、应对和面临生活突变的心理状态。比方说，弗兰克(Frank)的叙事分类就让人联想到流行的“普洛普式(Proppian)功能”，即“补偿”、“混乱”和“探索”。(71)罗宾逊(72)关注“稳定”、“进步”和“退步”的叙事类型；而加罗(73)则建议疾病叙事的研究要从病发进展到病变，从研究诊断发展到研究治疗。 尽管和民俗学家在结构研究上有诸多接近之处，我们的“终局”却差距甚大。对于叙事和作为结果的疾病经验之间的建构主义的和因果联系的研究，引导了一条理解疾病叙事的路径，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具有重写、改订并具体化新的信息、视角和生活方式的最重要的资格。(74)“病人们”，我在一场肾脏透析和疾病叙事的讲座中被告知：“只需要将他们的疾病叙事混入新常态里。”想象一下，只要改变你的叙事，所有的事情都解决了。有些研究，比如谢丽尔·马丁利(Cheryl Mattingly)研究脊髓损伤病人和职业治疗师之间的协商，关注“有希望的治疗方式”(75)的公共创建；一般来说，有关重写和再构想疾病叙事的工作都类似于叙事帝国主义的形态，意图歪曲病人的叙事，将疾病的视角看作是不恰当的或者具有自我破坏性，其目的不是引导人们理解主观经验，而是更多地将其置换成权威的叙事。 文学中的疾病叙事有着与民俗学家所理解的非常不同的类型和讲述者，他们认为书面和口头叙事的特质没有区别，而民俗学家却不这么认为。他们通常不承认叙事和表演情境之间的关联，不把叙事归位到他们产生的社会关系中去，不承认叙事的兴起——而当他们意识到的时候，他们又借机去修改故事。这些方法通过以医学为主导的观点，在定义和方法论上，对外行叙事的滤除都是持续性的；这就使得在总量的、正常化的医学话语中，讲述者变成看不见的了。 叙事转向与法律 我提供了一些医学叙事的背景信息来建立我的观点的基础，关于法律叙事的一些说法将表明，两者分享的问题很多是一样的。近年来，我和“纽芬兰和拉布拉多半岛法律改革协会”一起工作，致力于理解纽芬兰在签署私有财产协议问题上的犹豫；与加拿大司法部，在艾滋病毒保密的文化理由的问题上合作；和公共健康领域的律师合作，在艾滋病毒的研究和法律保护方面合作；和刑事监控专员合作，研究儿童游戏和恋童癖者之间的关系；最近是和辩护律师合作，研究亲母杀婴与叙事的关系。我对法律叙事的观察，使我意识到法律叙事对民间话语探究的兴趣也同样高涨。 故事的讲述在法律中无所不在的观点，几乎达到了众所周知的真理的程度。我们拿医学界来比较，叙事在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变成了法律界的一个重要的主题。1989年，匹兹堡大学荣休法律教授、知名种族问题时事评论员理查德·德尔加多(Richard Delgado)给主要的法律评论写信，建议召开法律叙事的专题研讨会。德尔加多在信中(76)说到：“故事、格言、编年史和叙事，是分析心态和意识形态的有力手段，其中的前提、获取的智慧和分享的理解是以法律语言为背景的。”(引自(77))。吉姆·夏普勒(Kim Scheppele)在《芝加哥法律评论》上撰文指出：“也许是这样，法律总是关注叙事以及在个案中的原告个体和被告个体，以致对于叙事的‘理论’关注最终出现了。”(78)当代法律叙事的焦点有以下三方面：真人的个人故事在法律中的位置，在事实结构中叙事的角色(79)，法庭上叙事的策略性作用。(80)首先，司法叙事研究力争能回应庭审受害者以及政府调查的当代吁求(81)，提供对于法庭的司法证词编排的考虑(82)；特别是通过批判性种族理论和女性主义法学的视角，来探究如何阅读法律叙事。(83) 尽管有历史的影响，司法叙事的当代研究属于一个正在进行着的更大的知识运动，1970年代出现的司法研究，是从后现代批判性视野中兴起的，是向阐释学、实用主义和文化研究的转向。(84)法律界极度肯定法律是客观和真实的并极力为之辩护，这种做法招致一些人的批评；法律对于叙事的兴趣，可以看作是对这类人的回应。公平、客观、距离、真相和事实，在知识分子生活的几乎每一个领域中都会受到质疑；司法研究及其实践一直区分“事实”和“评判”，相信公平和客观是可以实现的。基于真人的现实故事，可以发现矫正公平中掩盖着的偏袒的办法，并在叙事法学中引起对司法的兴趣。就像在医学中的情况一样，在法律中，叙事变成一个切入口，呈现了能够产生共鸣的，而且是知识性的平民视角。(85) 然而，作为民俗学家，我们知道叙事可以是改变的媒介；我们还知道，叙事改正司法系统问题的潜力，必须依赖于对倾听的真诚渴望以及对另外的意见和不同的观点的看重。故事有强化或改变原有情境的潜力，而对于司法系统而言，严肃地对待叙事，就必须愿意探究那些对于占主导地位的模式而言相对怪异的故事。因此，个人的力量和叙事的力量在司法中都会引发不公平。所以，尽管司法学者质疑调查委员会采纳诸如911事件和卡瑟琳娜飓风受害者进入听证会的做法，认为这样改变了委员会的能力，动摇了政治和司法的权威(86)；委员会仍然选取了他们的看法，使人们能听到它们，并将其编排进了会议程序和质疑中，也包括对他们和对叙事所表现出来的很多其他方面的质询。(87)大家应该会记得在卡瑟琳娜飓风听证会上，社区成员投诉认为：尽管委员会采纳了幸存者的意见，但是他们选取的幸存者却是信用存疑的或者是不合格的；而在强奸审讯和难民听证会上，将会听到暴行和创伤的叙事，法院在明显是使人痛不欲生和碎片化的经验中，寻找所谓程序化和一致性的表述。(88)在这些案例中，司法观念企图盗用个人的叙事，然后将其反叙事化。(89) 到目前为止，很清楚地看到，那些在司法叙事中的问题也反映在医学叙事里。在医学和法律领域，当代对叙事的借用成为使这个学科“再人性化”的手段，这已成为这个话题中很大的一部分内容。对叙事的关注，允许强势的医学力主去采信主观、移情、表达、中介和真实性，而叙事也适用于教育、法律和许多其他的学科。医学和司法的叙事研究，其困扰之处在于，这些学科需要的叙事特质是人性化的和个性化的；而这些领域从本质上讲，却坚守学院化的和科学化的意识形态，蓄意压制主观的、特别是经验性的话语。两个领域的最终目的都是叙事的合理使用，尽力让讲述者与叙事脱离，重写以满足公共团体的需要和目的。一如福柯的概念“医学凝视”(90)，指的就是医学专业人员将身体与人分开的反人类理论；医学和法律中的“叙事凝视”则将叙事和叙事者分离，将故事讲述者客观化，也将故事客观化。 其他学科对叙事和事实的民间话语结构的重要性的认可，都值得称颂，这使得我们学科的传统主题的中心得以具体化了。然而，在我们与世界分享的热诚中，民俗学家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批判性地回应在相当不同的文化和学科的意识形态语境中，“民间话语转向”所具有的用途。叙事在交叉学科的应用是中立的，相反，它构成主观性，有时候与社区的价值有相当大的分歧，但是民俗学家却会支持，比如蓝吉利尔(Langellier)就说：“个人叙事深植于普通的、边缘的和微弱的生活，是对专家叙事之瓦解的回应，人们感觉讲故事对于获取经验和确定身份是有用的。”(91)但是，从积极的观点来看认知和经验，将其视作专家叙事和占主导地位的由上而下的路径的一种反面的意见，个人叙事尽管有着民众的耳目和靠山，它却既是有力的又是脆弱的，既是草根的、再现的、熟悉的、有说服力的，又是被利用的、受控的、仿造的和被擅用的，是会出现好像倾听大众的意见又关心他们的官僚的。 个人的力量和地方的力量，使它们成为我们文化机构有价值的工具。尽管我所举的公众和机构感兴趣的例子来源于健康界和法律界，但是不难想象在难民文艺(92)或者乡村节庆(93)上会出现相同的议题。我在叙事和医学以及叙事和法律的工作中，对于官僚主义对普通人叙事的不断渗入以及某种方式上不可避免的伦理纠缠的嗜好保持着警醒。医学对于疾病叙述的专业目的是，要修正生物医学将身体的客观化，为人的主体性重新赋予声音和媒介，提供医学同理心特质的证明；这就要求与权威的医学宏大叙事的疏离，而这看来是不会在明天就发生的。我很担心机构对民间话语的热爱行将成为帝国主义，就像这些机构向来热衷于管理并改写与优势意识形态不符的传统一样。成为一块不再被忽视的研究领域，责任重大。那是我们的曾经所在，只要想一想在纳粹德国期间作为政治工具的民俗(94)就好了。尽管我很害怕那些事情，但是它们确确实实是民俗学家要参与对话的重要原因。 在我看来，似乎有这样一些关于民俗学的陈词滥调。比如：第一，我们抱怨没有人对我们的工作感兴趣。第二，我们的工作突然变成了很多人的兴趣，比如学术界、政府机关、大公司或者美国文化的经营机构(想想看吧，举个例子，多元文化或者遗产)。第三，我们还在犹豫是否要加入对话，与此同时所关心的只是这样做了能意味着些什么。第四，我们决定不参与。部分原因在于，我们关注意识形态的变化(当观点和概念随着时间被介绍到新的社会和政治语境中时，它们的政治意义就被改变了)；另一部分原因则在于，出于对《非故意后果法》(95)的信任，某些干预明显地会在以后伤害到某些人。然后第五，我们抱怨那些非专业人士不向民俗学专家求援，却正在把持着话语的形式。 我们要改变这种陈规。我们对于非故意后果的害怕是高尚的、重要的，在我们的领域里有着真实的伦理窘境的历史，但是我们还有另一种思考方法。我最喜欢的民俗学引言之一是大卫·惠斯南(David Whisnant)写的：“从事公共事务以及在公共场所行动，都不可逃避地要介于象征着个人生活和机构的意愿和愿景之中。问题并不在于我们是否应该介入，而是我们的介入应该怎么做以及为了什么结果，是处于历史、文化和政治的环境的哪些特殊方面，是为什么样的价值和社会愿景服务。”(96)因为民间文化的公众做法有时候会有错误观念，因此就不想介入，那么我相信我们也就变成了这种做法的同谋了。 所以，我提出以下建议： 1.民间话语的转向使得我们的专业被大家了解，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努力工作并使自己成为民俗学家吧，意义会在经验中得以发展的。我们的研究素材的内涵已经大大地改变了；现在也是学科的内涵可以改变的时刻。要让人们确切地知道，我们领域的专门知识是地方性知识、叙事和表达的文化；要让人们确切地知道，这项工作需要专家，要告诉他们我们有一个相应的应用软件。(97) 2.至少在我们的领域之外发表一次文章，在你的学科以外应用一次你的研究。不管你在哪里，作为民俗学家到其他领域去。 3.当你看到对民间话语的管控时，就制止它。要让机构明白，改写民间话语去适应表面的目标，合成并操纵人们的故事为机构服务，盗用文化去实现机构的目的，这些都不是倾听。要让他们看到，对于故事的所有者和试图去改变故事的机构，盗用并重塑传统几乎没有正面的作用。 4.确保那些关注民生的专业人士得到尊重。个人的力量和文化非常容易被误用，当你看见这种情况时，你要指出。分享故事、洞察经验，或者作为目击者、幸存者、实践者的专门知识，或者文化的传承人，这些都是值得被尊重的。 民间话语作为权力的工具，越来越多地显现在公共文化中，创造了舆论关注的亮点；所以，我们必须要运用我们的专门知识，确保病人、受难者、幸存者和文化传承人不会被排斥在这一进程之外。 很多朋友和同事都和我讨论过这个演讲，建议过书目，或者读过最初的草稿。我特别想要感谢Erika Brady,Ann Ferrell,Lori Fritz,Henry Glassie,Paulina Guerrero,Kate Horigan,Jason Jackson,Carl Lindahl,Barbara Lloyd,Tim Lloyd,Parvina Shukla和Amy Shuman。我将这个演讲题献给Kenny Goldstein和Dell Hymes。 ①译者注：本文是作者在美国民俗学会(American Folklore Society，简称AFS)任职时所做的会长演说(2013年10月)，原文发表于《美国民俗学刊》(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128(508),2015,pp.125-145，经作者授权翻译，中文译稿的摘要由译者整理编写。原文标题Vernacular Turn中的Vernacular一般译为“白话、方言、土语、俗话”。在汉语的使用习惯中，“白话”一般与“文言”相对，“方言”、“土语”一般与“标准语”、“普通话”相对，“俗话”和“谚语”并称。本文中的Vernacular意在强调“老百姓的、普通人的、平民的，而不是专家的、权威的说法、话语和观点”，故此，将Vernacular译为“民间话语”，以表明这一特定的概念内涵，以免歧义。 ②Roberts,John w."'...hidden right out in the open':The Field of Folklore and the Problem of Invisibility",1998 American Folklore Society Presidential Address,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112(444),1999,p.166. ③Hymes,Dell."Folklore's Nature and the Sun's Myth",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88(350),1975,pp.345-69. ④我没有出席1974年的现场演说，我明白现场演说与随后在《美国民俗学刊》上发表的版本会略有出入。此处所引，特指发表了的版本。 ⑤Hymes,Dell."Folklore's Nature and the Sun's Myth",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88(350),1975,p.346. ⑥我特意用了“知识”一词的复数形式，旨在强调其多样性，尤其是福柯所谓的“受压制的知识”。 ⑦Lyotard,Jean-Francois.The Postmodern Condition:A Report on Knowledge.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4. ⑧Kreiswirth,"Martin Merely Telling Stories? Narrative and Knowledge in the Human Sciences",Poetics Today,21(2),2000,p.294. ⑨Kreiswirth,"Martin.Merely Telling Stories? Narrative and Knowledge in the Human Sciences",Poetics Today,21(2),2000,p.294. ⑩Kreiswirth,"Martin.Merely Telling Stories? Narrative and Knowledge in the Human Sciences",Poetics Today,21(2),2000,p.296. (11)Kreiswirth,"Martin.Merely Telling Stories? Narrative and Knowledge in the Human Sciences",Poetics Today,21(2),2000,p.295. (12)Kreiswirth,"Martin.Merely Telling Stories? Narrative and Knowledge in the Human Sciences",Poetics Today,21(2),2000,p.295. (13)Phelan,James."Narratives in Contest; or,Another Twist in the Narrative Turn",PMLA,123(1),2008,p.166.民俗学家先于其他研究领域的同仁涉足这一领域。那些与“叙事转向”相关的课程中发生的“叙事转向”(了解人类，就需要了解叙事，因为叙事与他们的思想、行为、个性特征、权力、文化和语境相关)，成为1970年代和1980年代，美国民俗学家至关重要的分化的一部分。当印第安纳大学的桑迪·斯塔尔(Sandy Stahl)在民俗学中为个体叙述的重要性而辩，阐述其规律，演示其与传说和民间故事类似的传统性和一致性的时候，海姆斯(Hymes)、戈夫曼(Groffman)、拉波夫(Labov)和鲍曼(Bauman)则提供了语言学、交际民族志学和表演学等跨学科领域的语境，创造了一次微型的“叙事转向”，否则，之后“叙事转向”的出现就会存疑。由于民俗学家极少与当代叙事转向的前沿领域建立关系，民俗学家在这一转向中的学术流派和影响力就要归置到宾州和德州，特别是由安东尼·瓦拉斯(Anthony Wallace)发起的民族志史学工作坊，那里成为了灵感的中心。当然，这些学者的范式转型工作相当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些灵感和导师，尤其是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罗曼·杰克逊(Roman Jackson)、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和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我在我们的领域中较早介入叙事转向，则受惠于Amy Shuman的鼓励。 (14)Ellis,Carolyn S,and Arthur Bochner."Autoethnography,Personal Narrative,Reflexivity:Researcher as Subject",In The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Norman Denzin and Yvonna Lincoln(eds.),Thousand Oaks,CA:Sage Publications,2000,pp.733-68.Reed-Danahay,Deborah E(ed.),Auto/ethnography.New York:Berg,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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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授权明确规定：“TELL ME将建立一个综合性的研究项目，包括社会和行为科学、交流和传媒、各级健康卫生和公民社会组织机构的专业行家，共同研究发展整套以事实为依据的行为及沟通准则，来应对主要的疫情爆发，特别是流行性感冒”。参见HTTP://tellmeproject.ed/content/tell-me-mission-statement。 (44)民俗学家简·布伦万德是无数都市传说著作的作者，包括《令人窒息的杜宾犬》、《墨西哥宠物》和《婴儿列车》等等。他也为报纸写专栏，经常在著名的脱口秀中出现，总而言之，他已成为当代传说学术研究界的著名人物。 (45)医疗政策委员会往往并不了解人文科学的参与有什么用。 (46)大多数的问题都与擅用民间叙事、改变他们的信息内容，用于健康教育信息等方面的可能性相关。我对此另有陈述(见Goldstein,Diane E.Once upon a Virus:AIDS Legends and Vernacular Risk Perception.Logan:Utah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4,p.57)，这些问题都是公共卫生工作者们面对叙事时，在脑海中会出现的第一反应(包括修正或者否定)。虽然我曾经相信将叙事纳入健康推广活动中是可行的，但之后我悔悟了这个看法。正如辛迪·巴顿(Cindy Patton)曾经写过有关在艾滋病毒或者艾滋病健康推广文本中，采纳性别叙事的时候所说，“仅仅模仿并复制叙事是不够的，这甚至可能成为危险且不易察觉的文化帝国主义”。(Patton,Cindy.Fatal Advice:How Safe Sex Education Went Wrong.Durham 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96,p.146)。 (47)Kleimnan,Arthur.The Illness Narratives:Suffering,Healing and the Human Condition.New York:Basic Books,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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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Hawkins,Anne Hunsaker."A Change of Heart:The Paradigm of Regeneration in Medical and Religious Narrative",Perspectives in Biology and Medicine,33,1990,pp.547-59.Reconstructing Illness:Studies in Pathography.West Lafayette,IN:Purdue University Press,1999. (63)Charon,Rita."Literature and Medicine:Origins and Destinies",Academic Medicine: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Medical Colleges,75(1),2000,p.23.Gilewski,Teresa,Martin Raber,and George w.Sledge,Jr."The Oncologist as the Patient with Cancer or Relative",American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 Educational Book 32.2012,pp.561-63,http://zds00112000561.pdf. (64)哥伦比亚大学的叙事医学研究项目为范德堡大学提供了硕士学位课程，范德堡大学也为叙事医学的本科生提供了诸如“叙事医学：疾病和医患关系的事例、叙事医学”以及“医学与文学”之类的课程。 (65)Frank,Arthur W."Reclaiming an Orphan Genre:The First-Person Narrative of Illness",Literature and Medicine,13(1),1994,pp.4-5. (66)Sakalys,Jurate A."The Political Role of Illness Narratives",Journal of Advanced Nursing,31(6),2000,p.1469. (67)与简·格里格(Jane Galiger)的访谈(见下注)。考虑到她的健康原因，我先后在18个月里，三次采访了简。我非常在意在此期间她的疾病叙事是如何随着时间而演变的，以期与那种静止的叙事模式相抗衡。 (68)Galiger,Jane.Interview by Diane Goldstein,April 23,St.John's,Newfoundland,Canada. (69)Charlton,Bruce.G,1995 "Review of Reconstructing Illness:Studies in Pathography by Anne Hunsaker Hawkins",Theoretical Medicine,16(4),2009,p.389. (70)事实上，在疾病叙述文本中被例举引用的民俗学家，总体上仅有几位，他们是威廉·拉波夫(William Labov)、弗拉迪米尔·普洛普(Vladimir Propp)和理查德·鲍曼(Richard Bauman)。 (71)Frank,Arthur W.The Wounded Storyteller:Body,Illness,and Ethics.Lond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 (72)Robinson I."Personal Narratives,Social Careers and Medical Courses:Analyzing Life Trajectories in Autobiographies of People with Multiple Sclerosis",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30(11),1990,pp.1173-86. (73)Garro,Linda C,Chronic."Illnes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arratives",In Pain as Human Experience:A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Mary-Jo Del Vecvhio Good,Paul E Brodwin,Byron J.Good,and Arthur Kleinman(ed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pp,100-37. (74)Brody,Howard."My Story Is Broken; Can You Help Me Fix It?",Medical Ethics and the Joint Construction of Narrative,Literature and Medicine,13(1),1994,pp.79-92.Dimaggio.Giancarlo,Gianpaolo Salvatore,Cristina Azzara,and Dario Catania."Rewriting Self-Narrative:The Therapeutic Process",Journal of Constructivist Psychology,16(3),2003,pp.155-81. (75)Mattingly,Cheryl.Healing Dramas and Clinical Plots:The Narrative Structure of Experie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Mattingly,Cheryl,and Linda C,Garro.(eds.)Narrative and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Illness and Healing.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 (76)随后发表在《芝加哥法律评论》(Michigan Law Review)上(参见Delgado 1989)。 (77)Scheppele,Kim Lane.(ed.)"Legal Storytelling".Special issue,Michigan Law Review,87(8),1989,p.2075. (78)Scheppele,Kim Lane.(ed.)"Legal Storytelling".Special issue,Michigan Law Review,87(8),1989,p.2075. (79)亲母杀婴的司法案件，例如说，会在传统叙事中发现其经常表达的主题，(例如说Briggs,Charles L.,and Clara Mantini-Briggs."'Bad Mothers' and the Threat to Civil Society:Race,Cultural Reasoning,and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Social Inequality in a Venezuelan Infanticide Trial",Law & Social Inquiry,25(2),2000,pp.299-354.)，类似于蓄意的疾病传染的叙事(参见Goldstein,Diane E.Once upon a Virus:AIDS Legends and Vernacular Risk Perception.Logan:Utah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4.和Worth,Heather,Cindy Patton,and Diane Goldstein.Introduction to Special issue."Reckless Vectors:The Infecting other in HIV/AIDS Law",Sexuality Research and Social Policy,2(2),2005,pp.3-14.)。 (80)Jackson,Bernard S."Narrative Theories and Legal Discourse",In Narrative in Culture,Cristopher Nash(ed.),London:Routledge,1990,pp.23-50.Bruner,Jerome Seymour.Making Stories:Law,Literature,Lif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3.Gewirtz,Peter.and Paul Brooks.Laws Stories:Narrative and Rhetoric in the Law.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同样的分类适用于民俗学家在法律和叙事方面的写作。参见下例，司雷阁(Schrager,Samuel A.The Trial Lawyers Art,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2000.)的研究是有关审判流程和法律修辞学的，舒曼和伯马[Shuman,Amy,and Carol Bohmer."Representing Trauma; Political Asylum Narrative",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117(466),2004,pp.394-414.]研究发言权的内涵和寻求庇护者的证词，伦特和邓兹的民间法(Renteln,Alison Dundes,and Alan Dundes(eds.)Folk Law:Essays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Lex Non Scripta,2 vols.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5.)，萨姆逊[Samuelson,Sue."Folklore and the Legal System:The Expert Witness",Western Folklore,41(2),1982,pp.139-44.]和埃文·普利查[Evans-Pritchard,"Deirdre the Portal Case,Authenticity,Tourism,Traditions,and the Law",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100(397),1987,pp.287-96.]研究的是作为法律研究者和专家见证人的民俗学家。 (81)Simon,Jonathan."Parrhesiastic Accountability:Investigatory Commissions and Executive Power in an Age of Terror",Yale Law Journal,114(6),2005,pp.1419-57. (82)Gewirtz,Peter.and Paul Brooks.Law′s Stories:Narrative and Rhetoric in the Law.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 (83)Elking,James R."On the Emergence of Narrative Jurisprudence:The Humanistic Perspective Finds a New Path",Legal Studies Forum,9(2),1985,pp.123-56.Espinoza,Leslie G."Legal Narratives,Therapeutic Narratives:The Invisibility and Omnipresence of Race and Gender",Michigan Law Review,95(4),1997,pp.901-37. (84)Elking,James R."On the Emergence of Narrative Jurisprudence:The Humanistic Perspective Finds a New Path",Legal Studies Forum,9(2),1985,pp.123-56. (85)Massaro,Toni M,"Empathy,Legal Storytelling,and the Rule of Law:New Words,Old Wounds?" Michigan Law Review,87(8),1989,pp.2099-127. (86)Simon,Jonathan."Parrhesiastic Accountability:Investigatory Commissions and Executive Power in an Age of Terror",Yale Law Journal,114(6),2005,pp.1419-57. (87)几个委员会对选择“绝对服从政党”或者故意表现为“夸大”或者不可信的幸存者证人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参见例证[Garfield，Gail."Hurricane Katrina:The Making of Unworthy Disaster Victims",Journal of African American Studies,10(4),2007,pp.55-74.]。 (88)Ewick,Patricia,and Susan S.Silbey."Subversive Stories and Hegemonic Tales:Toward a Sociology of Narrative",Law & Society Review,29(2),1995,pp.197-226.Trinch Shonna L.Latinas′ Narratives of Domestic Abuse:Discrepant Versions of Violence.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2003.Shuman,Amy,and Carol Bohmer."Representing Trauma:Political Asylum Narrative",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117(466),2004,pp.394-414.Winkler,Gathy,and Penelope Hanke."Ethnography of the Ethnographer",In Fieldwork under Fire Contemporary Studies of Violence and Survival,Carolyn Nordsrom and Antonius C.G.M.Robben(eds.),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pp.155-85. (89)Marshall,James,Kent H.Marquis,and Stuart Oskamp."Effects of Kind of Question and Atmosphere of Interrogation on Accuracy and Completeness of Testimony",Harvard Law Review,84(7),1971,pp.1620-43.Conley,John M.Rules versus Relationships:The Ethnography of Legal Discours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 (90)Foucault,Michel.The Birth of the Clinic.London:Routledge Classic,[1963]2011,p.xiii. (91)Langellier,Kristin.M."Personal Narrative",In Encyclopedia of Life Writing:Autobiographical and Biographical Forms,Vol.2,Margaretta Jolly(ed.)pp.699-701.London:Fitzroy,Dearborn.2001,p.700. (92)Westerman,William."Wild Grasses and New Arks:Transformative,Potential in Applied and Public Folklore",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119(471),2006,pp.111-28.Kodish,Debora."Cultivating Folk Arts and Social Change",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126(502),2013,pp.434-502. (93)Noyes,Dorothy."The Judgment of Solomon:Global Protections for Tradition and the Problem of Community Ownership",Cultural Analysis,5,2006,pp.27-56.Foster,Michael Dylan."The UNESCO Effect:Confidence,Defamiliarization,and a New Element in the Discourse on a Japanese Island",Journal of Folklore Research,48(1),2011,pp.63-107. (94)Kanenetsky,Christa."Folklore as a Political Tool in Nazi Germany",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85(337),1972,pp.221-35.——."Folktale and Ideology in the Third Reich",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90(356),1977,pp.168-78.Dow,James R.,and Hannjost Lixfeld(eds.),The Nazification of an Academic Discipline:Folklore in the Third Reich.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4. (95)《非故意后果法》是指其结果并非由有目的的行为所致。这一说法因为罗伯特·莫顿(Merton,Robert K.Sociological Ambivalence and Other Essays.New York:Free Press,1976.)而为大众所知。 (96)Whisnant,David."Public Sector Folklore as Intervention:Lessons from the Past,Prospects for the Future",In The Conservation of Culture:Folklorists and the Public Sector,Burt Feintuch(ed.),Lexington: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88,p.233. (97)一种为移动设备开发的能完成一些专门功能的应用软件。“App”已成为美国方言协会2010年度词汇。“我们有一个应用软件”的说法也已众所周知，意为“我们能做到”。苹果公司于2009年12月为现如今无所不在的市场通用语“我们有这个应用”申请了注册商标。在此申请中，苹果公司宣称这一说法于2009年1月26日首次使用。该注册于2010年申请成功。标签：民俗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