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人”理论述评———个不完善理论的庸俗化发展进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经济人论文,述评论文,不完善论文,发展进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2)05-0007-03
在经济学众多假设前提中，最基本的就是关于人性的假设——“经济人”假设。“经济人”假设源自亚当·斯密对人的自利性所做的分析，后来经过众多经济学家发展并最终成为各种自由主义经济流派基本理论假定之一。因此，几乎所有国内西方经济学教材和国外主要教材都会在理论分析之前先介绍这一假定。由此假定而形成的“经济人”范式(Ecnomicman's Paradigm)成为经济学的主导范式，它贯穿了西方经济学从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到当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主线。
对于如此重要的理论假定，必须从斯密的原著读起才能了解其来龙去脉，以正确理解“经济人”假设及理论。下面的介绍将表明：“经济人”理论虽然从一开始就存在悖论，但当前流行的理性“经济人”概念却是对斯密本意一步步庸俗化的结果。
一、斯密的“经济人”理论
18世纪中叶，英国著名哲学家亚当·斯密的三本名著：《国富论》、《道德情操论》以及由坎南编写出版的《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是斯密全部经济哲学思想的汇总，其内容相互联系。这三本书对人性进行了深刻剖析，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斯密的经济思想体系。在斯密的理论中，“经济人”包括三层含义：
1.人性：自利人
《国富论》中这样写道：“每个人都努力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高程度……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斯密认为，人从自利的角度出发谋求利益最大化，在经济生活中所追求的完全是个人的利益——是经济生活中的自然的和正当的原动力；资本家进行生产的目的，决不是为了对他人不幸的同情和怜悯，或出自他对公众幸福的恩惠。因此，研究经济世界绝对不可能从同情心出发，而只能从利己主义出发。
2.约束前提：道德和法律
自利人不是无条件的当然定律，而是面临着两个基本约束：一是来自人内在的理智、道德、原则和良心；二是来自外在的法律约束。在这样的约束下，斯密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能够保持一致。因此，自利人不是自私人，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也不是无条件一致的。“经济人”的自私谋利行为应当受到道德和法律的限制，而非可以随心所欲地不择手段地为自己谋取利益。
3.基于制度建设的经济自由主义
当“经济人”自私地追求个人利益时，他好像为一只看不见的手所引导而去实现公众的最佳福利。这只手的调节能力源自自由市场体系的有序性，源自市场供给与需求的自动相互适应，这只手就是价值规律，它能使供求自动实现均衡，而任何政府干预都必然有害于社会福利。但是，由于“人道主义的软弱力量和自然在人的心中点起的轻微的仁爱的火花不能抵抗利益的强烈冲击，于是一种力量更强的动因，在这种情况下发挥了作用。这里指的是理智、原则、良心、胸中的栖息者、内心的人、我们行为的大法官和仲裁者。”（《道德情操论》）
可见，在斯密看来，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需要较高层次的社会道德和法律约束，才能确保价值规律起作用，使稀缺的市场资源得到最有效率配置，实现经济的帕累托均衡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二、“经济人”理论的庸俗化发展进程
1.斯密理论中的政府干预思想与两点悖论
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包含着较高程度的政府干预思想。斯密以道德约束和法律约束下的“经济人”作为其思想的立足点，以经济的“自然秩序”为出发点来推演自己的整个经济自由主义学说，试图确立一种制度，引导个人实现自我利益的同时，促进整体经济发展，达到社会普遍的富裕和进步。这种制度不可能依靠市场在自由运作中自发地建立，而制定这较高层次的约束标准及其监督执行，只能由国家的最高权威机构——政府来进行。
但是，斯密思想体系的关键之处出现了悖论。其一，他没有直接把自己的经济世界理论与道德世界观联系起来，没有说明为什么伦理学中的利他主义在经济学中变成了相反的东西。其二，以受到双重约束的“经济人”假设为基础，斯密建立起完全竞争和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在对垄断的批判过程中他最终转向反对一切政府管理甚至国家法律。
此外，斯密还忽视了一个重要现象：外部性和公共品会使“市场看不见的手”失灵。（虽然，科斯试图以产权界定来解决这一问题，然而科斯定理本身存在一些问题，也就无法使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完美无缺。）正是这些为后来学者将斯密的“经济人”理论庸俗化提供了机会。
2.“经济人”理论的庸俗化发展进程
(1)古典经济学派
《国富论》发表以后，边沁、西尼尔、约翰·穆勒等人纷纷对“经济人”思想进行补充。边沁的庸俗化在于：抛弃了它的两个重要前提，认为个人利益总是与社会利益保持一致，既不需要道德约束，也不需要法律制约，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就是国家利益最大化过程。
穆勒最终完成了古典经济学派对“经济人”理论的发展。他提出“经济人”是对经济生活中一般人的抽象，具有三大特征：(1)自私：人们的行为动机是趋利避害，是利己的；(2)完全理性：每个人都能够通过一定的成本—收益原则或趋利避害原则来对其所面临的一切机会和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自由选择；(3)“经济人”的自利活动，最终都会增进社会公共福利。这三点总结成为古典“经济人”范式的基本特征。
在此，穆勒一方面继承了斯密的自利人假说，也吸收了边沁的看法，使“经济人”的含义等同于个人主义；另一方面添加了理性人假定。虽然通观《国富论》全文，也难以从中发现斯密曾经论及这一问题。
20世纪初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发生之后，凯恩斯放弃了自己一度信奉的经济自由主义，开创了宏观经济学领域，强调政府应干预经济，反对放任自流。但是，他没有涉及微观现象，没有对“经济人”理论做出任何分析。因此，在凯恩斯主义受到挑战以前，古典经济学派一直在微观经济学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2)新古典经济学派
二战结束以后，西方主要国家经济经历了难得一见的黄金发展时期。经济繁荣再次激发了经济学界的的自由主义思潮，西方学者重新开始对斯密理论的研讨，以寻找经济新发展所需要的理论依据。人们称这一段时期对古典理论的恢复性发展为新古典经济学派。该学派在古典学派的基础上继续增加约束条件，使得“经济人”假设成为该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石，卢卡斯更是将其从微观领域扩展到宏观领域，发展出理性预期理论和一切政府干预都是徒劳的政策建议。
新古典经济学派中的“经济人”具有以下特征：a.个体利益最大化；b.个体是理性的；c.信息完全，即个体能够得到并有效地利用一切信息；d.个体能够对经济做出在长期中平均来说是最为准确，而又与所使用的经济理论、模型相一致的预期，即理性预期；e.市场总是出清。由于新古典学派非常强调理性人和理性预期，所以人们也称其假定为理性“经济人”假定。然而，理性“经济人”的致命缺陷正在于理性和信息完全假定。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信息不完全及信息不对称，即使个体是理性人，也无法总是做出符合经济模型的理性预期。
(3)新政治经济学
近30年来，西方兴起了“新政治经济学”运动，以加里·贝科尔、詹姆斯·布坎南、道格拉斯·诺斯等人为代表的“新经济学家”对“经济人”假说进行了完全彻底的庸俗化，将新古典学派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从经济范畴运用到之外的诸多社会领域，认为人的所有活动都会遵照理性和自利的原则，例如：政治、婚姻、生育、非法活动等。例如，在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的观念中，人际关系完全是一种契约关系，一切活动都以起码的个人成本一收益计算为基础，甚至婚姻、家庭、爱情也被视为传统企业来经营，一旦得不偿失就宣告“破产”或契约关系解除。
就这样，理性“经济人”假设不仅抛弃了起初斯密的两个重要前提，而且彻底地走出经济学领域，与道德人分离，被广而泛之为哲学意义上的个人主义。完全理性的人通过深思熟虑的权衡和计算来追求最大利益，而这种私利就其狭义而言是由预测或预期的纯财富状况来衡量的。对于经济、政治选举、情感等等均是如此。在这些学者眼里，人在任何时候都在算计，人性完全利己。但是，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对人性的主张“既不是完全利己，也不是完全利他，利己心和利他心都是人性中自然存在的不同侧面。”
三、“经济人”理论庸俗化发展的后果
无疑，单就经济学而言，“经济人”假定十分重要。它描述了人们总是在既定的约束下选择和追求最有利于主体自身的经济方案，寻求利益极大化。但是“经济人”理论庸俗化的结果不仅是导向经济自由主义，还提倡严重的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这是哲学思想的倒退。
首先，“经济人”理论的科学性趋于下降。
美国经济学家赫策尔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国富论》的主题是关于建立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这个制度中，追求自己私利的个人必然会对社会总利益做出贡献。的确，斯密的政治经济学核心在于建立一种什么样的经济社会制度，规范个人的追逐利益行为，确保个人利益的充分实现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所以，斯密从经济发展能否获得充足的动力出发，以相应的制度建设为归宿，把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归结为一定生产关系所体现出的物质利益关系。遗憾的是，后来人都只是继承了斯密的自利人假说，却抛弃了关于制度建设的前提，使“经济人”理论日趋庸俗化。
自由主义经济学因此从一个道德和法律规范下的“经济人”谋求利益最大化，变成了对完全无管制经济的追求；从谋求国家最大福利和普遍大众福利变成了单纯的保护私有财产；从试图寻找一个合理的经济制度以促进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一致变成了个人利益高于一切。显然，在“经济人”理论的演化过程中，被赋予的假设条件不断增多，理论的现实指导意义因而只能随之降低。布坎南等人试图把理性“经济人”理论演变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然而如果一个学说真的能够用来解释一切，也就意味着它实际上什么也解释不了。
其次，将伦理道德导向极端个人主义。
斯密所指出的，应当在一定的道德范围和法律制度下倡导关心个人利益。然而，上述庸俗化过程从一开始就忽略了斯密对“经济人”的两个约束前提。失去了这两个前提，个人利益不可能与社会利益实现统一，必将导向极端个人主义。《国富论》本不以自利人等同于自私人，是后来的学者将其庸俗化并推向极端，视利己心为与生俱来和一成不变的东西。不分环境和时点，把“自利人”绝对化、永恒化和一般化，从而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潭。对这种理论观念大加推崇必将导致拜物教和个人主义的泛滥，引导人们反国家、反法律、反对对个人的一切合理约束。
结束语：审慎看待新经济自由主义
中国过去经历了长期的计划经济，严重忽略甚至压制个人利益和自由选择权利，经济效率低下，鄙视对外贸易。如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倡关注个人利益，积极参与国际分工，这是对过去极左错误思想的合理纠正。但是，改革不应当矫枉过正，不应提倡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盲从西方经济学说有损于我国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新经济自由主义的兴起发自美国，该主义对内主张弱化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对外提倡实行完全的自由贸易。但是，其一，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尚待完善。因此，需要通过强有力的政府来进行必要而合理的制度建设，确立高层次的道德约束标准和公正严格的法律体系。这样才能使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有机地协调起来，才能使整个社会以最低制度成本运行，促进我国经济、社会良性发展。其二，斯密所处的时代和所在国家利益决定了他是一个坚定的自由贸易主义者。纵观世界经济史，可以发现，一个国家只有在其产业、技术水平处于世界领导地位时，才大力推行自由贸易，否则会实施严格的贸易保护直到本国产业获得足够的竞争力。英国、美国、日本、德国无不如此。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绝不可以退回闭关锁国的状况，也不能盲从自由主义。只有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游戏规则的制定，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适度的、有针对性的实施贸易保护，才是最理性的选择。所以，应当审慎看待当前颇为流行的新经济自由主义。
收稿日期：2002-0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