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人口性比例失调问题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代论文,人口论文,比例论文,年代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古代人口问题的研究，自上一世纪70年代末至今已20余年，业已取得丰硕的成果。具体分析这些成果，人们不难发现人口史的研究与现代人口学相比较，存在着某些盲点和误区。例如，20余年来人口史研究倍受关注的是历代人口数量、人口规模、人口消长规律、人口消长原因、人口移动轨迹、家庭规模等显而易见的问题，虽然近年来移民史、少数民族人口史、边疆人口史等领域得以拓展，但从总体情况看，仍没有改变人口史研究的方式。同时，与现代人口学研究相比较，历史人口的研究对人口性比例、出生率、死亡率及人口质量等相关问题很少关注，对自然与人类的关系和人类自身因素对人类自身再生产的影响等方面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其次，许多学者在研究历代人口规模和人口消长规律及消长原因时，往往又看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而常常忽视人类自身再生产规模的作用，以致作为人口史研究中重要内容之一的古代人口性比例问题和人口性比例失调问题对当时社会人口消长、政治、经济、民族交往以及诸多文化现象产生的影响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一直为学术界所遗忘，其相关成果屈指可数。有鉴于斯，笔者以个人所能掌握的材料，对自90年代以来关于中国古代人口性比例失调问题的研究做一回顾，或可推动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研究。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1991-1995年关于中国古代人口性比例失调问题的研究
葛剑雄在其《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第十三章“性别构成”一节中，用两页的篇幅，阐述了他对古代人口性比例失调问题的初步认识：《周礼·职方》所载男女数不可信，有关性别的统计数只见于明代以后的地方志；中国古代就人口总数的性比例而言，是男多于女。同时，在第十三章“婚姻状况”一节中，又用两页篇幅说明了影响男子平均初婚年龄的因素之一是人口中性比例的不平衡和造成严重的性比例失调问题的因素是多妻制的观点。
冻国栋在其《唐代人口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2月出版）第六章第三节及第四节当中，对敦煌及吐鲁番文书中所见唐代前期西州、沙州两地区的户口簿籍材料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研究。他认为：从吐鲁番文书看唐太宗、高宗朝西州地区，“男多女少的现象十分突出”；到武后、中宗、睿宗时期，西州地区人口则出现了“女性明显多于男性”的现象，特别是中宗神龙年间《点籍样》中的女性人口比男性多出近一倍，玄宗开元、天宝时期，虽然四件户籍册中总的“男女性别比约略相等”，但户籍亦反映出“丁男多数无妻”和“丁寡居多”现象；其原因大致与逃避赋役和户籍作伪有关。同时，他认为：从敦煌文书看唐沙州地区人口在武后至玄宗开元年代的男女性别比大体均衡；到天宝年间，亦出现女明显多于男子的现象；到代宗大历年间，沙州人口中男口在全部口数中有所上升，约占六成左右；至于天宝年间敦煌文书中所见女口的激增，应与军机调发的严重、男丁死而不返和伪籍密不可分。
宋镇豪在其《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9月出版）第二章第三节“夏商王邑人口分析”当中，利用殷墟商代后期王邑“中小平民墓的几批人骨年龄、性别鉴定报告”的材料进行定量分析与研究后认为：殷墟王邑的人口性别构成是以青壮男性为多，女性以青年为多，壮、中、老三个级别女性呈急剧减少趋势，男女性别比为183：100，男性人数大大高于女性。同时，他认为：男多女少现象早在史前社会就已十分突出。为此他统计了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及大汶口早中晚期文化等遗址中人骨年龄与性别鉴定的情况，从而得出史前社会的“性别比约为199：104，男子几乎多出女子一倍”的结论。至于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有三：从受精开始，女就少于男；史前女性早婚早育，加之卫生条件差，故“常导致女性过早夭亡”；商代有重男轻女的社会痼俗，妇女社会地位低下，受折磨和摧残尤甚，以致寿命短促，加剧了男女性比例失调。
姜涛在其《中国近代人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出版）第十二章“性别与年龄结构”一节中，对人口性比例问题的认识主要来自于对美籍学者何炳棣《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一书以及陈长蘅《清末民政部户口调查之新研究》、江桥《清朝前期宗室人口状况的初步统计与分析》等文的研究和评价。他认为何氏着力搜集的1748-1845年能够反映的人口性别与年龄结构的32条统计资料，是经过精心筛选的，“因为同期一些人口性别比过高的资料竟一条也未在此出现”。至于江文所论宗室人口“系小范围的特殊人群，不足以说明清代整个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原因，更不能否定清代普遍存在的溺女婴和女性少报、漏报的根本事实”。同时，他认为：清代中叶（太平天国革命前），中国人口性别比约在113-119之间。而民国时期各种人口调查数据中关于性别方面的材料，可信性较差。
李中清（美）、郭松义主编《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9月出版）一书中，收录了13篇研究清代皇族人口相关问题的论文，其中刘素芬《清代皇族婚姻与宗法制度》一文涉及皇族人口中的性比例问题。他利用记录近300年清代皇族宗谱—《玉牒》中约8万人的相关资料，对皇族婚姻进行了量化分析，进而认为：“18世纪中叶之后皇族男性可能有晚婚的趋势”，19世纪以后重男轻女匿报女婴或以性别选择进行人为生育控制的现象日益严重，造成了男女性比例失调，进而导致了皇族内部生育率的下降。
袁祖亮在其《中国古代人口史专题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10月出版）的“中国古代人口的自然增长率”部分，利用他人在《李绿园生平及家世》一文中所整理的清康熙年间《歧路灯》的作者李绿园家庭人口材料，研究并认为：“中国与世界上男女性别比例关系相似，一般是男性略高于女性。”这亦反映了每个家庭在性别比上都有一个基本相同的固定数额。故此可以断言“一个家庭的性别比例与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乃至全世界的性别比例基本上是一个常数”。另外，在“中国古代的制土分民思想”部分，引用《周礼·职方》所载男女性比例失调数据，认为：对此数据“不要轻易持否定态度，也许是古代人口增长率低，人口繁衍是由女性的多少来主宰，所以女性多于男性”。
综观1991-1995年中国古代人口性比例失调问题的研究情况，我们不难看出：从葛剑雄、袁祖亮等人对性比例失调问题的推断，到姜涛对前人为数不多的成果的评价，再到冻国栋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对唐前期西州与沙州人口性比例状况的研究、宋镇豪利用殷墟商代王邑人骨性别鉴定材料与史前遗址人骨性别材料对史前社会和商代人口性比例失调状况的研究以及李中清、郭松义、刘素芬等人利用清代皇族《玉牒》材料对性比例失调对生育率的影响所做的研究等，均反映了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敏锐思考和十分可贵的探索。这种思考和探索无疑为1995年以后人口性比例失调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相当的基础。
二、1996-2000年中国古代人口性比例失调问题的研究
高凯在其《从性比例失调看南越国的建立和巩固》（收入《佗城开基客安家》文集，1997年12月出版）一文，将古代人口性比例失调问题的研究与政治史、民族融合史结合起来，并就性比例失调和南越国时期的政治与民族融合的关系研究做了有益的尝试。他认为：秦王朝针对岭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使得大批戍守岭南的将士中出现了十分严重的男多女少的性比例失调问题，而岭南由于自然条件恶劣、生产力水平低下等原因，出现了“丈夫早夭”的女多男少的性比例失调问题，这就为秦末赵佗在岭南越人原居地实行“和辑越人”政策创造了前提，进而亦为南越国的建立与巩固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李晓玲的《人口动态平衡的历史分析》（《史学月刊》1998年第一期）一文，将现代生态学中逻辑斯缔方程运用到历史人口学研究中，对人口性比例问题做出了一些估测性分析。她认为：性比例的变化即有生理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原因。引起性比例失调的社会原因很多：既有生活贫困、卫生条件差和战争频繁的原因，又有多妻制和宗教信仰的因素。
高凯《论中国古代人口性比例失调问题》（《史学月刊》1998年第3期）一文，探讨了中国古代人口性比例失调问题的特点和产生原因。他认为：形成中国古代人口性比例失调问题的原因主要有八个方面，其中既有自然原因，又有社会原因，且经常占主导地位的是社会原因。同时，中国古代人口性比例失调问题还表现出两个显著的特点，即绝对化与相对化的区别。如由于战争、徭役、杀婴、杀殉等造成人口大量死亡，从而形成永久性、绝对化的性比例失调问题；由于战争、徭役等在一定时间内占用大量劳动力或因守丧、婚姻制度、婚姻习俗延缓婚嫁时间，而形成暂时性、相对化的性比例失调问题。而且，这两种性比例失调问题贯穿中国历史始终，对历史上人口的繁衍起了巨大的作用。
姜涛在其《人口与历史——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究》（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出版）一书的“‘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传统人口的性别与年龄结构”一章中，在大量引用、评价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论述了他对传统人口性比例问题的认识。他认为：中国传统人口的性别结构，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而这种变动，又是有规律可循，可以认识的，中国传统人口的性别结构在总体上并非男女持平，而是明显呈男多女少的高性别比。这种性别比结构，是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传统礼教，尤其是溺弃女婴习俗长期作用的结果；此外，育龄妇女卫生条件差以及女性人口的漏报也是造成传统人口高性别比的重要原因。
高大伦在其《伊湾汉墓大牍〈集簿〉中户口统计资料研究》（《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一文中，针对1993年江苏连云港东海县尹湾六号汉墓出土的《集簿》所提供的东海郡102：100的男女性比例材料做了研讨。他认为：汉武帝时代战争频繁，男性死亡率大增，人口性别比中男性比重降低。但汉武帝末年到西汉末年有近百年，既无大的战争，社会又相对安定，性别比应恢复至正常水平。故此他断言尹湾汉简“《集簿》的人口性别统计数字不确”。同时，《集簿》所提供的性别比中女性比上一年多出7000余人的原因，“应与当时男女对国家承担的赋税义务种类有别相关”，由此他认定“当时隐瞒丁口的情况是颇为严重的”。
高凯在《从人口性比例失调看蜀汉政权之败亡——兼评刘备、诸葛亮为政之失》（《郑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一文中，从分析三国时期蜀汉人口性比例失调状况入手，就蜀汉人口与国家治理的关系提出了新的观点。他认为：由于统治者采取了穷兵黩武、连年征战的军政策略，不仅造成了严重的性比例失调问题，使得人口繁衍长期出现停滞局面；而且还带来兵源补充困难、劳动力资源匮乏和物力、财力的严重削弱等一系列问题。为了摆脱危机，蜀汉不得不加强对南中地区人力、物力的依赖和盘剥，并由此激化了民族矛盾，进而大大加剧了蜀汉国家灭亡的步伐。同一作者在《从性比例失调看北魏时期拓跋鲜卑与汉族的融合》（《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2期）一文中，从人口学中的性比例失调问题入手去研究北魏拓跋鲜卑与汉族的融合途径，并做了尝试性的理论推导研究。
综观1996-2000年关于中国古代人口性比例失调问题的研究，人们不能发现在人口性比例失调问题的研究中出现了一些新迹象：首先，高凯对产生性比例失调的诸多因素、性比例失调问题的特点与类型的研究，姜涛对前人自史前社会到清朝末年人口性比例状况研究的概括与总结，高大伦利用尹湾汉简材料对汉代人口性比例状况及户籍真实性的研究，都要比90年代初期的研究深入一些。其次，李晓玲对生态学与人类性比例关系的研究，高凯对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人口性比例失调与政治史、民族融合史之间关系的研究，反映了性比例失调问题的研究领域有所拓展。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随着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深度的推进，研究方法的改进和家谱与考古材料的不断发掘、利用，关于人口性比例失调问题的研究，定将进一步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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