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境是评价言语表达效果的唯一条件吗？关于修辞效果评价的思考[*]_语言表达论文

语境是评定言语表达效果的唯一条件吗？——关于修辞效果评价问题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效果论文,修辞论文,语境论文,言语论文,条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修辞效果评价问题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课题，近年修辞学界有一定影响的语境标准有局限性：符合语境的其表达效果未必就好，不符合的未必就不好。修辞过程是一个复杂的信息交换过程，能直接制约、影响表达效果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标准是交际目的。

关键词 交际目的 言语环境 语言材料 表达效果

修辞是讲言语表达效果的，修辞的目的就是追求最佳表达效果，修辞研究，究其实，也就是为了寻求达到最佳表达效果的途径，总结出获得最佳表达效果的规律。因此，科学地评定言语表达效果，是修辞学中一个十分重要和值得研究的课题。近年来，随着现代修辞学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们已突破了传统修辞单一的、仅限于说写者一方的标准的束缚，将视野转向交际的双方，提出了“语境”标准，认为：“修辞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到底运用得好，还是不好，运用得恰当，还是不恰当，运用得合适，还是不合适，离开言语环境就没有标准。 ”〔1〕（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适合言语环境的语言才是最有效的语言，修辞价值的高下要放在言语环境中方可作出判断”〔2〕。 这些看法概而言之即意为：语境是评定最佳表达效果的唯一标准。

言语交际是一个双边的、动态的信息交换过程，言语修辞的效果，必然牵涉到由此而及的各种复杂关系，一个科学的评价最佳表达效果的标准光靠语境一项能否解决问题？语境是唯一的评定标准吗？修辞效果的评定与其他因素有关吗？本文不揣鄙陋，试图从这些方面谈一点肤浅的看法，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

人们认识客观事物，总是由浅到深，由表及里的，对言语表达效果评定标准的认识，同样也随着对语言理论研究的深入而不断深化。在国内修辞学界，受中国传统文论、诗话等的影响，曾一度占有一席之地的表达效果评定标准是仅囿于语言材料本身的传统修辞学标准。这种标准认为：言语表达效果的优劣，全在于说写者所用的语言材料自身的美丑，语言材料美的，其表达效果就好，反之，其表达效果就差。与之相应，诸如语音“铿锵悦耳”、“和谐优美”，用词“准确简洁”、“生动鲜明”，话语“含蓄蕴藉”、“明快流畅”等这样一些语义宽泛的词语，都成了评价言语表达效果常说的套话。我们知道，修辞效果实现的过程，实际上是说写者根据表达意图，选择语言材料，组织成话语，听读者再对话语进行解码、分析理解的动态过程。评价修辞效果的好坏，不能以说写者的表达为基点，而应以听读者的理解为基点。因为说写者不管你如何斟词酌句，如何组织语言材料，这只是一种主观上的努力，不能等同于客观的修辞效果，说写者的表达必须通过听读者的理解、接受，才能实现语言的交际功能，产生积极的修辞效果，达到交际的目的。只注重表达者一方的传统修辞，忽视了“表达意图——语言材料——话语——效果”这个动态转化过程，把对修辞效果的评定只停留在表达者一方对语言材料的组织上，不注意言语交际过程中除语言材料之外其他一些因素同样也会对表达效果起作用，因此，这种只强调表达者一方的标准，显然是不全面的。这个结论，我们可以从大量的言语事实中得到证明。例如：

（1）卫人迎新妇。妇上车，问：“骖马，谁马也？ ”御曰：“借之。”新妇谓仆曰：“拊骖无苔服。”车至门，扶，教送母曰：“灭灶，将失火。”入室见臼，曰：“徙之牖下，妨往来者。”主人笑之。此三言，皆至言也，然而不免为笑者，早晚之时失也。

（《战国策·宋卫策》）

（2）不久前，我到八宝山去参加追悼会， 在火葬场入口处见到这样一块标语：“经济搞上去，人口降下来。”这标语的内容挺好，但不知怎么此时此地见了，反倒叫人不大舒服；问问同伴，感觉一样，这就有点问题。

（转引自刘焕辉《言语交际学》）

例（1）卫国新妇所说的三句话，就其所用的语言材料本身来说， 都十分明确、顺畅，但最终的表达效果并不好，结果反招人耻笑；例（2）中“经济搞上去，人口降下来”这条标语，语言规范，音节匀称整齐，应该说是符合语言材料要求的标准的，但在听读者心里，却产生了“叫人不大舒服”的效果，可见问题并不在语言材料的本身。

后来，随着语义学、语用学研究的发展及现代修辞学的崛起，人们对传统修辞的标准提出了质疑，并随之提出了“语境”的评定标准。语境（context）即言语环境，其英文原义只是指说话的前言后语、 文章的上下文，后来研究者们又把它扩大到言语修辞过程的时间、地点、场合、对象及语言使用者的身份、职业、修养、处境、心情乃至民族习俗、社会文化背景等等。目前各家对语境的分类尽管是众说纷纭，有的分为“语流语境”、“情景语境”、“社会文化语境”〔3〕， 有的分为“语言因素语境”和“情景因素语境”〔4〕， 有的分为“语言自身的环境”和“语言的社会环境”〔5〕， 还有的将其分为“内隐性语境”和“外显性语境”〔6〕， 但对语言的各构成因素及其在言语交际中作用的看法，基本上还是一致的。按语境学说的观点，人们在话语修辞进行言语信息传递时，话语的信息并不等于句子各组成部分的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即语言材料意义）的总和，而是与语境有关涉的各种主客观因素作用于语言材料之后的产物，它所包含的内容信息往往要比语言材料自身的含义要丰富得多。因此，就说写者而言，语言材料的选择和组织，就应考虑语境各因素对语言运用的制约，以保证话语信息的顺畅传递，获得最佳的言语表达效果；就听读者而言，他在接受对方话语信息时决不能只是消极地充当信息的接受者，而是要充分地利用各种语境因素对所提供的话语信息进行处理和续补，以便从中获得说写者想要传递的全部信息，促使最佳言语表达效果得以实现。也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有的修辞学家就从中断言：“语言的美丑和言语修养的高下都是依赖语境而显现出来的”〔7〕，认为唯有语境，才是评定修辞效果的标准。

应该看到，语境问题的研究，突破了传统修辞只限于说写者一方的束缚，从言语交际的双方入手。探究说写者与听读者各种主客观因素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并以此作为评定修辞效果的标准，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是解脱了传统修辞只注重语言材料评定修辞效果的困境，象上文所举的例（1）、（2）两个例子，从语言材料角度就难以说出原因，而从语境角度却可以得到很好的回答。就科学地评定修辞效果而言，无疑，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突破。

二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在探索问题的过程中，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客观存在的问题上看，都必须坚持辩证地、全面地分析问题。我们承认，语境学说突破了传统修辞束缚，扩大了评定修辞效果的范围，如前所言，这应是修辞理论研究的一种进步。但是，在充斥着各种矛盾、关系错综复杂的言语修辞过程中，光利用语境就可以解决最佳表达效果的评定问题吗？语境唯道真的是评定言语修辞效果的唯一标准吗？我们的看法是否定的。

让我们看看以下这些言语材料：

其一，交际言语中存在着有意与语境相悖而表达效果却很好的事实。例如：

（3）做人的趣味在和许多朋友有趣的谈天，热烈的讨论。 做了皇帝，口出一声，臣民都下跪，只有不绝的yes，yes，那有什么趣味？

（鲁迅《关于知识阶段》）

（4）赵航宇直起腰，拿起一张文件， 大声念道：“‘全总’主席团决定！”围坐在桌旁的人唰地起立，全体立正。

“由刘顺民同志接替主持唐元豹的培训工作。由孙国仁同志接任坛子胡同保安司令。白度同志调总部参议室任公使衔调研员，月薪三百大洋。望各位同志精诚合作，不负党国重托。钦此。”

（王朔《千万别把我当人》）

（5）“我哪这么大岁数了？”我颇为不快。 “我觉得我含苞欲放呢。”

（王朔《过把瘾就死》）

例（3）是话语与语境场合因素不相谐的例子，作者面对的都是国人，在谈论“皇帝”、“臣民”这样的场合，突然冒出一句洋话“yes、yes”，如从语境的角度看，明显是不谐调的，但正是这种不谐，却成了话语幽默的酵素，表达者就是通过话语与语境的反差，创造出幽默的韵味，感染听众，活跃气氛，达到了很好的表达效果。例（4）是言语形式与语境中时代特点不协调的例子。作品中赵航宇所念的“全总”的任命决定，在通篇都是现实生活词语的语境中，时而冒出一个“保安司令”，时而又来一句“精诚合作，不负党国重托”，联系前面“唰地起立，全体立正”，活脱就是一副蒋介石对部属训话的嘴脸，最后还要用封建帝王圣旨结尾的“钦此”作结，文白夹杂，古今合炉，构成了言语形式与语境的严重不谐，但作者正是借助这种不谐，才创造出俏皮隽永、耐人寻味的韵致，在诙谐的调侃中对赵身上泛出的官僚主义习气进行了嘲讽，其表达效果不能说不好。例（5）则是话语与交际对象不谐的例子。作品中的“我”明明是一个虎虎有生气的男子汉，但文中偏有意让他用“含苞欲放”这个多用于少女的词来喻指自己，女辞男用，反使话语跌宕多姿，妙趣横生。

通过上述几个例子，我们不难得出：出于某种表达目的需要，表达者完全可以置语境对交际言语的制约作用而不顾，有意将话语与语境相悖，在矛盾抵触中造成言语表达的不和谐，而这种不和谐又往往会使听读者初初一看感到怪异滑稽、不可思议，稍加分析，又深叹其含滋蓄味、语妙智睿，最终收到了很好的表达效果。

其二，在某些情况下，语言材料自身也能左右言语表达效果的优劣。例如：

（6）翅膀不飞不硬，钢铁不打不坚；刀在磨砺中锋利， 铁在锤炼中成才；心在艰苦中炼红，人在斗争中成长；暴雨更显雄鹰健，深山愈显猛虎勇；火旺才能炼出钢，严格才能学到真本领。我们要在斗争中成长。

（7）高能物理已经列为我国科学发展规划的八个重点项目之一。对此，国内外都很关注。特别是对于什么是高能物理，为什么要研究高能物理，以及在国民经济调整中，高能建设将采取什么方针等问题，尤为大家关心。因此，想就这几个问题讲一些意见。

例（6）是某高校毕业生在支边大会上的发言。就语境问题而言， 挑剔不出什么问题，不存在什么跟语境不协调的地方，但是整个语段仅“我们要在斗争中成长”这么一个话题，却用大量且意思相近的比喻、格言来说明，重复累赘又堆砌造作，造成了话语信息上不必要的冗余，听众虽然可以理解话语的意思，但总感到罗嗦、不顺耳，当然也就谈不上有什么很好的表达效果了。例（7）这段话共谈了三个内容；1、国内外对高能物理列入科学发展规划的注目；2、特别为大家关心的几个问题；3、就这几个问题谈点意见。作为一个语段，上下句间理应前后顺畅、上下连贯，但这个语段第一个内容和第二个内容中1、2两个问题却完全脱节（“什么是高能物理”“为什么要研究”根本不可能“尤为大家关心”，也不会为“国内外所关注”），由于整个语段层次不清，前后衔接混乱，所以从话语组合上看是不成功的，这样的话语，无论把它置于任何一个语境中，都是不可能获得很好的语言表达效果的。

从上面这些言语材料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言语修辞的过程中，语境作为评定修辞效果的标准明显也有一定的局限性，符合语境的，其表达效果未必一定就好；在某些情况下，不符合语境的，其表达效果未必就一定不好。因此，我们据此可以认定：语境只能是评定修辞效果的标准之一，但它不是唯一的标准。

三

语境既然不是唯一标准，那么评定表达效果的标准还有哪些呢？我们认为，言语修辞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信息交换过程，同世间其他事物运动过程一样，其间充满了各种矛盾。如：言语形式与表达内容上的矛盾；言语形式与不同时间、地点、场合、对象及表达者的身份、修养、心情等各种主观因素的矛盾，一定的交际目的与语言材料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彼此关联，相互影响，构成了制约修辞效果的因素，直接影响到最佳表达效果的实现。因此，要科学地解决最佳表达效果的标准，必须从这些矛盾入手，从中找出直接制约、影响言语表达效果的各种因素，进而确定评定的标准。

从言语修辞过程所表现出来的各种矛盾现象分析，能影响、制约言语表达效果的至少有这样三个方面：交际目的、言语环境和语言材料。

首先是交际目的。话语表达者，无论是采用口语形式还是书面语形式，总是围绕着一定的主旨，有一定的目的：或是为了阐明观点、反驳谬误；或是为了传递信息、协调行动；或是为了交流思想、沟通情感；或是为了抒发胸臆、表达情怀等等。言语表达中，说写者正是从如何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个基点出发，去选择各种语言材料和相应的表达手法：是委婉陈词还是单刀直入，是庄重严肃还是诙谐俏皮，是刻意渲染还是朴素平实……例如：

（8）又问：我的第二个问题是代表妇女新闻社提出的。 你作为一个六十二岁的人看来气色异常好，你如何注意自己的健康？是否经常运动？或者有特别的饮食？

周总理：谢谢你。我是一个东方人。我是按东方人的生活方式生活的。

（《在印度总统府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周总理答记者问》）

在那种特定的外交场合，周总理出于既要避开不必要的琐碎问题的纠缠，又要不失外交礼节的交际目的，选用了模糊言语，采取了委婉的方式，温文尔雅，有理有节，收到了很好的表达效果。

交际目的与语言材料、表达手法的关系是如此，与言语环境的关系也是如此。人们在论及语境对经常提的“语境对言语交际有强大的制约作用”〔8〕，事实上，写说者在考虑适应语境时， 首先要考虑的还是如何适应交际目的。比如一些学者论及语境常举的例子“我在此等候你多时了”，这句话如果是恋人约会，表达效果是嗔怪，甚至还有些情意绵绵；如果是在公安人员抓罪犯的场合，表达效果则完全是另一回事。造成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表达效果，不少人认为这完全是语境作用的结果，是场合、对象不同的原因。倘若我们作这样的假设：变换对象，原甲乙一对恋人换成另一对；变换场合，原在公园，现改为电影院门口，那么这句话的表达效果会不会因这些因素的变换而变化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交际目的，男女约会，说这句话的目的是抱怨，公安抓逃犯，目的则是显示威慑力，不同的目的决定了表达者在说这句话时的不同的语气语调，并产生了不同的修辞效果。同样，在上文所举的例（3）、（4）、（5）中， 表达者之所以可以置语境问题而不顾，有意造成言语形式与语境相悖，其根本原因还是出于交际目的的需要：在怪异滑稽中构成幽默，在貌以荒唐中进行嘲讽。由此可见，言语表达效果评定的最重要的标准还是交际目的。

其次是言语环境。由于语境在言语交际中对话语有限制和创造作用，是听读者对话语信息进行分析、选择、鉴别、续补的中介物，所以，说语境对言语表达有制约作用，是评定最佳表达效果的标准之一，这一点是毋容置疑的。有关这方面内容，许多同仁论述颇丰，这里就不再赘言了。但有必要指出一点的是，现代修辞学的语境理论，实其实质，就是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中提及的“情境”。按陈先生的解释，情境是“写说者和读听者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即双方共同的经验”、“写说者的心境和写说者同读听者的亲疏关系、立场关系、经验关系，以及其他种种关系”〔9〕等等。这里提及的写说者的背景、 双方的主客观情况（如对象、时间、地点、社会环境、主观心境及交际双方的各种关系等）与现在流行的语境学说的基本范畴并无多大区别，联系陈先生提出的“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10〕、“题旨和情境可说是修辞的标准、依据”〔11〕的著名论断，语境（也可以说是情境）制约言语表达，是评价表达效果标准的观点，应该说早在30年代的《修辞学发凡》中就提出来了。

此外，与评价言语表达效果有关的还有语言材料。这一点，多年来一些学者持有这样一种观点：语言材料没有什么美丑好坏之分，适合语境的便是美，不适合的就是丑，似乎语言材料与表达效果不发生一点瓜葛。我们认为这种看法，不说是错误的，至少也是片面的。我们承认，表达效果好的话语不一定都是由美的、好的语言材料构成，表达效果差的话语所用的语言材料也不一定全是丑的、坏的，但是，如果某个表达者一番话或一篇文章，通篇都充斥着“王八蛋、他妈的”之类词语，不管将它置于何语境，恐怕也都是收不到好的表达效果的，否则，对“纯洁语言”、“避免语言污染”问题又该作如何理解？同时，语言材料还有一个这些材料如何组织的问题，交际过程中，组合后的语言材料是言语信息的载体，表达者如何依据语言单位意义联系及组合规律来组织话语，直接关系到语言信息传递是否畅通，组织得好，内部无干扰，信息差被克服，表达效果必然就好，反之则相反。所以语言材料组合的优劣，也直接影响到表达效果，上文所举的例（6）产生大量的冗余信息，使人听后觉得累赘做作，例（7）言语组合混乱，造成信息损耗， 听后使人费解，其原因也就在于此。可见，静态的语言材料是言语的基础，在表达中，它并非只处在被动的地位，语言材料中的诸因素如语音、词汇、语法等，对言语表达效果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评定言语表达效果，不能缺少语言材料这个因素。

寻找语言修辞最佳切点，确立评定最佳表达效果的标准，这是一个既重要又十分复杂的问题，它至少跟交际目的、语言环境、语言材料等有关。这些要素在人们进行言语修辞过程中相依相存、互为补充，协调一致地支配着人们的语言行为，制约着语言的表达效果。因此，我们在讨论中，既要注意它们从各个不同侧面对表达效果产生的影响，又要防止将它们割裂开来，只强调其中一个而忽视另一个。正如王希杰先生在谈及这个问题时所说：“在这里，形而上学的方法，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做法，显然是无济于事的。这里需要的是辩证法。”〔12〕

[＊]收稿日期：1995-09-03

注释：

〔1〕〔2〕〔7〕王德春、陈晨.现代修辞学.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89.59、72、60

〔3〕〔12〕王希杰.修辞学新论.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65、67

〔4〕董达武.语境源流论.见：修辞学习.1992（2）.7

〔5〕姚殿芳，潘兆明.修辞与语言环境.见：修辞与修辞教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53

〔6〕〔8〕赵德珠.言语交际和语境.见：修辞学论文集（第6 集）.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198、197

〔9〕〔10〕〔11〕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6.1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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