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基因和智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种族论文,智商论文,基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夏伯铭译
［编者按］ 1994年8月，一部新出版的论及种族、基因和智商问题的著作在美国引起极大轰动和争议。该书题为《正态曲线》，厚达845页。美国几乎所有重要报刊就该书出版发表长篇报道，并刊登各界反应。攻之者谓该书乃种族主义产物，其理论与纳粹如出一辙；辩之者称该书为严肃学术专著，敢于触及敏感的社会现实问题。
该书作者C·默里是美国当代最著名的社会科学家之一，备受争议的“下层阶级”理论的首创者；另一作者R·赫恩斯坦为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已于该书出版后的次月去世。
及时向读者介绍国外最新的社会科学理论和思潮，这是本刊的一贯宗旨，为此特译载本文。本文原刊登于美国《新共和》杂志，乃根据《正态曲线》一书第3、4两章改写而成。为使读者更好地了解该书的内容和围绕该书的争议，本刊下期仍将以较大篇幅刊登有关文章，敬请读者注意，并开展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一
有关美国种族的私下交谈与公开的讨论大相径庭，我们也不仅仅参与白人贫困劳动者中间的议论。我们的印象是，白人上层人士对待黑人的私下态度远比任何公开的承认勉强，敌视并不罕见，而造成态度紧张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日趋增长的怀疑，怀疑影响社会隔阂和经济差距的基本种族差别，尤其是智力方面的所谓基因差别，仍在继续分隔黑人和白人。
我们之所以说“我们的印象”，是因为我们所持的是收集各种印象的独特立场。从1990年初始，我们撰写了一部著作，论述人们和群体中的智能差别，以及这些差别对美国的未来意味着什么。作为作者，我们进行了无数次以“您目前正在从事什么？”开始的交谈。我们的交谈对象包括第一流大学和思想库的学者、记者、高级公务员、律师、金融家和公司经理。总的来说，他们对这个与政治有关的中心问题持左的态度和右的态度的人数大致相等。
除了他们的成功，这些人有一个共同之处，极少例外。只要话题转到智商问题，他们就着重于在智力方面是否存在任何遗传的种族差别。而且，他们往往对答案噤若寒蝉。这种经历使我们也对无知的后果感到害怕。有人甚至问我们，究竟是否应该在文明社会中提出智力的种族基因差别问题。我们认为别无选择。一个完全有可能造成伤痛和引起愤怒的忌讳问题就潜伏在美国人生活的表层之下。至关重要的是，人们开始公开谈论这个问题。因为在任何情况下提出这个问题都会引起许多担心，很值得在一开始就说明我们的研究的一个明确结论：迷恋于种族、智商和基因是声名狼藉的。有关智力与美国人的生活，甚至有关智力与种族特点，有各种事情可以担忧。但遗传学不是其中之一。
二
首先，证据开始于这样一个遭到强烈否认的事实：智力是一个有益的构念。在专家们中间，现在已无很大技术性争论的是，存在诸如人因之而异的与认知能力有关的一般因素之类的东西，这种一般因素能通过各种标准化测试得到十分合理的衡量，最合理的是通过为此目的而设计的智商测验。这些论点已不再是技术性杂志上许多新作品的题目，因为有关这些论点的大多数问题已得到答案。
由智商测验衡量的智力对许多教育、经济和社会的结果来说是预言性的。例如，在今日美国，如果你希望预言一个女孩是否会从中学退学，了解她的智商分数要比了解她的父母的收入或教育程度更有用。如果你是一个试图预测某个求职者的工作效率的雇主，而且你只能选择一条信息，你要求知道智商分数往往比得到简历、大学成绩报告单、推荐信或者甚至招聘面谈更有利。这些说明对白人、黑人、亚洲人和拉丁美洲人来说都是适用的。
这并不是说，智商就是命运——在上述每一个例子中，智商仅仅是比各种替代办法更好的预示者，甚至并不是近乎完美的预示者。但应该说明的是，在过去30年中，作为构念的智力以及所测量的智商的低贱地位所代表的，是一种政治形式的功能，而不是科学功能。
自智力测验发明以后，就发现了已测认知能力方面的种族差别。有关这种差别的含义的争论基本上要对今天围绕智力测验本身的争论负责。应该记住的第一件事是，个人中间的这种差别远比群体中间的这种差别大。即使智力上的所有种族差别一夜之间全都消失，大多数智能差异仍会在美国持续存在。继续存在的不平衡仍会使政治过程变得紧张，因为即使在种族单一的社会内，认知能力上的差别也是成问题的。
甚至使用“种族”这个词汇也是成问题的，这是我们在本文中既使用“种族渊源”一词也使用“种族”的原因所在。如果黑人（或非洲裔美国人）可以用于其祖先与其说是非洲人不如说是欧洲人的人们，就种族而言，作为美国“黑人”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如何给一个其父母来自巴拿马但其祖先基本上是非洲人的人分类？他是拉丁美洲人还是黑人？我们在这儿逼循的是一条简单的规则：根据人们给他们自己分类的方式给他们分类。
三
我们可以从当今美国一个常见的问题开始：亚洲人是否具有比白人更高的智商？答案或许是肯定的，如果亚洲人是指日本人和中国人（或许还有朝鲜人），我们在这儿将把他们称为东亚人。究竟高多少仍然不清楚。有关这一点的最佳测验涉及对除种族外类似的人口所作的完全相同的测验。在一次测验中，年龄13岁至15岁的美国、英国和日本学生的样本接受了有关抽象推理和空间关系的测验。在测验的抽象推理和空间关系两个方面，美国和英国样本所得分数都离标准化的平均100分只差一分；日本样本的抽象推理测验得104.5分，空间关系测验得114分——这种重大差别接近于另一位主要研究者在对美国的亚洲人进行测验时所发现的类似差距。在第二组研究中，从社会和经济地位类似的人口中选取的日本、香港和英国的9岁儿童接受了“雷文斯标准进步模型”测验。香港儿童平均得分为113；日本儿童平均得分为110；英国儿童的平均得分为100。
并非人人都承认存在东亚人与白人的差别。另一组研究对日本、台湾和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的小学儿童作了一系列心理测验。这项研究与前述两项研究之间的主要差别是，这些儿童在许多社会经济的和人口的可变因素方面完全一致。在总的智商方面没有发现重大差别，因此作者们得出结论：“这项研究没有对认为在中国、日本和美国的儿童的一般认知功能方面存在差别的论点提供支持。”
这使我们处于何种境地？争论双方往往都是自信的，在他们的文章中提出了许多直截了当的说明，声称确实存在或确实不存在东亚人和白人的全面的智商差别。根据我们的判断，对证据的衡量支持这样的观点，即东亚人的总体智商平均数高于白人的平均数。智商的3分差别几乎等于没有差别，但毕竟是差别。东亚人在某种不使用语言的智力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
然而，在确定“非洲裔美国人在认知能力标准化测验中的得分是否不同于白人？”这个问题的答案时，问题就变得更令人忧虑得多。如果选择的样本在美国人口中是有代表性的，对一切已知的符合基本心理测量标准的认知能力测验来说，答案是肯定的。对黑人和白人样本在某些具体特点方面——例如少年犯或研究生——相一致的几乎所有研究来说，答案也是肯定的，但有例外。
黑人和白人的差别究竟有多大？通常的回答是统计学家们所称的一个标准离差。例如，在讨论智商测验时，黑人的平均得分通常为85分，白人的平均得分为100分，标准离差就是15分。但是，在任何已知的研究中，所观察到的差别很少正好符合一个标准离差。在本世纪美国进行的156项报告一个黑人样本和一个白人样本的智商平均数、并符合可解释性基本要求的研究中，黑人和白人差别的平均值是1.1个标准离差，或者约16分智商分数。
更严格的选择标准并不减少差别的大小。例如，只是在1960年以后，才在美国南方地区以外进行智商测验，当时人们对种族问题已越来越敏感，研究的数量减少到24项，但黑人和白人的智商平均差别仍是1.1个标准离差。1980年，“全国青年纵观调查”对显然是最大和最精心选择的全国性样本（6502名白人、3022名黑人）进行了一次智商测验，发现差别为1.2个标准离差。
来自“学业能力倾向测验”、“美国大学测验”以及“全国教育进展评估测验”的证据使我们有理由认为，在过去20年中，黑人和白人的智商差别或许缩小了3分。然而，几乎所有的改善都发生在低智商者身上，进步已停滞数年，而“全国青年纵观调查”对下一代进行的智商测验所提供的最直接证据表明，黑人和白人的差别正在不断扩大，而不是日益缩小。
即使1.2个标准离差的差别也意味着，在黑人和白人的认知能力分布方面存在很大重叠，了解这一点很重要。对任何同等数目的黑人和白人来说，大多数的智商是不相上下的。就此而言，数百万黑人的智商高于普通白人。数万黑人所具有的智商使他们处于白人智商分布的最高几个百分位。因此，看到（正如每人每天所做的那样）非洲裔美国人在每一个需要高智力的领域的高层发挥作用，就不应该感到意外。每当考虑个人时，必须记住这种分布。
但是，必须考虑一种额外的复杂情况：在美国，白人和黑人的比例大约是6比1。这就是说，这两种人口的智商重叠在美国的实际状况看来很不相同。在智商范围的较低端，黑人和白人的数目大致相等。但是，在智商范围的整个上半部分，在任何特定的智商水平上，白人和黑人之间人数的不成比例都是极大的。鉴于智商差别代表认知功能方面的可信差别，社会后果也是巨大的。但是，智商差别是否可靠？智商差别是否可归因于譬如说智商测验的文化偏向或者其他人为现象？有若干方式可对这种情况进行评价。我们将逐一加以讨论。
偏向的外在证据 测验被用于预测事情，最常见的是预测在学校或工作中的表现。某种测验的预测能力被称为它的有效性。有效性强的测验能准确地进行预测，而有效性差的测验就会犯许多错误。现在假定某种测验的有效性对两个群体的成员来说是不同的。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学习能力倾向测验”常被用作大学录取新生时的工具，因为这种测验在预测大学学习表现方面具有一定的有效性。如果“学习能力倾向测验”对黑人有偏见，它就会低估黑人在大学的表现。如果测验带有这样的偏向，作为群体的黑人在大学中的表现，就会比新生录取办公室只是根据他们的学习能力倾向测验而抱的期望更好。这就象是测验对黑人“真正的”学习能力倾向测验的得分估计不足，因此，补救这一点的必然方法就是通过譬如适当增加他们的得分数来补偿黑人考生。
如果测验对黑人来说完全不如对白人那么可靠——也就是说不那么准确——预测偏向可能以另一种方式起作用。假定某种用于选择警长的测验，在预测成为警长的白人候选人的表现方面比预测黑人候选人的表现更准确。这种测验并没有低估黑人，但仍等于根本没有作出预测（或者预测得不那么准确）。在这种情况下，正常的补救方法就是不那么看重黑人的而不是白人的测验分数。
对这两类偏向来说，关键的概念是相同的：对黑人持偏见的测验，不能以预测现实世界中白人的表现的同样方式预测现实世界中黑人的表现。从测验对黑人和白人显示不同有效性的意义上说，偏向的证据是外部的。我们曾在数百项研究中寻找偏向的外在证据。根据在小学、大学、军队、技术性或非技术性工作以及各种职业中的表现对偏向的外在证据进行评价。在绝大多数研究中，偏向的外在证据表明，用于帮助作出入学或就业决定的标准化测验并未低估黑人的表现。在测验对黑人和白人的预测准确性方面，专家们也没有发现任何其他系统化的差别。
偏向的内在证据 对文化偏向最常见的指责与测验中项目的推定的文化偏向有关。下面是“学习能力倾向测验”的一个类比项目，它作为文化偏向的例子已变得非常有名。
马拉松赛跑者：(1)大使馆使节；(2)大屠杀殉难者；(3)划船赛桨手；(4)比赛裁判；(5)马厩中的马。
答案是划船赛桨手——如果你既知道马拉松也知道划船赛，回答非常容易，否则就是猜测的问题了。一个来自市中心贫民区的黑人少年怎么会听说过划船比赛？许多人把这种项目看作智商测验必定对出身贫困的人们持偏见的证据。“显然”，一个测验的批评者在引用这个例子时写道，“这个项目衡量的不是学生的‘倾向’或逻辑推理能力，而是有关上层中产阶级娱乐活动的知识。”用心理测量学的用语来说，这被称为偏向的内在证据。
有关偏向的假设再次导致偏向本身接受直接的检验。事实上，这个学习能力倾向测验的批评者是说，文化上有偏向的项目至少能造成某种黑人和白人的差别。去除这种项目，差别就会缩小。他说得是否正确？如果我们观察具有诸如“划船赛桨手”之类答案的项目的结果，以及看来没有任何文化信息的项目的结果，两者是否有任何差别？
技术文献仍是明确的。在对主要智商测验的一次又一次的研究中，认为黑人和白人的差别是由具有文化内容的问题造成的观点是违背事实的。普通的白人接受测验者认为与其他项目比较是容易的项目，普通的黑人接受测验者同样认为是容易的；对普通的白人和黑人认为是困难的项目来说，情况同样如此。鉴于白人和黑人平均来说总的得分不一样，据此推断，较小比例的黑人能对无论是容易的还是困难的项目都得出正确的答案，但难度的次序在每个种族群体中实际上是相同的。事情怎么会这样？解释是复杂的，而且与某个测验项目在衡量智力方面为何是“好”或“糟”的原因有很深的关系。在这儿，我们将自我限定于这样的结论：黑人和白人在就文化来说似乎是中立的项目上的差别，通常大于在就文化来说似乎有偏向的项目上的差别。我们强调这一观点是因为，根据经验它已完全被确认，但对大多数刚接触这个主题的人们来说，则完全是个意外。
尝试的动机 假定文化偏向的本质不是在于预测的有效性或者项目的内容，而是在于可称为“测验意愿”的东西。假设一个典型的黑人少年怀着不同于白人被测验者的心态来接受这种测验。他不那么适应测验的环境（从一种观点来看），或者不那么愿意容忍这种毫无价值的做法（从另一种观点来看）。或许他只是毫不在乎，因为他没有进大学或以别的方式从优良的测验分数中获得好处的愿望。或许他认为，不管怎么说测验都对他持偏见，所以无关紧要。或许他故意拒绝作出最大努力，因为在某些市中心贫民区的学校中，存在同辈人反对“代理白人”的压力。
试图衡量此类情况中的动机的研究通常发现，黑人的动机至少与白人一样。可是，这些研究并不完全令人信服，因为对动机的衡量为何就不会象对认知能力的衡量被宣称的那样是不准确的？对智商测验内在特点的分析再次提供了检验这种广泛假设的最佳手段。在这儿，我们将只提供一个与“数字广度”分测验有关的例子，这种分测验是广泛应用的“韦克斯勒智力测验”的组成部分。数字广度分测验有两种形式：顺行数字广度，在测验中，被测验者努力以向他宣读的次序重复一连串数字；倒行数字广度，在测验中，被测验者努力反向重复一连串数字。测验是简单的，使用的是人人熟悉的数字，除了数字，不要求文化信息。就测验动机来说，数字广度是使人增长见识的，这不仅因为项目的文化偏向很小，而且因为倒行形式是更好得多的测量一般智力因素的方式。倒行形式是测量一般智力因素的更好方式的理由是，颠倒数字次序比以听到的次序复述它们在智力上要求更高，只要你作一次小小的自我测验，你就能亲自确定这一点。
分测验的这两个组成部分具有相同的内容。它们在测验中同时存在。每个被测验者都得完成这两者。但在大多数研究中，黑人和白人在复述倒行数字时的差别约是复述顺行数字时的两倍。随之出现的问题是：缺乏动机（或测验意愿）怎么能解释在同一分测验的两个组成部分中的表现的差别？
这还留下另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在黑人和白人总的测验分数方面的差别是否可归因于社会经济地位方面的差别？这个问题有两种不同的答案，视如何理解问题而定，而且混乱到了极点。有两种基本答案和两种有关的解释。
第一种说法：如果你推断出社会经济阶级的影响，黑人和白人差别的大小会出现什么情况？黑人属于下层社会经济阶级的特别多，而阶级众所周知与智商有关。因此，许多人认为，智商分数中似乎是种族差别的那部分实际上是社会经济差别。对问题的这种提法的答案是，如果在统计时计入社会经济地位，差别的大小就缩小。“全国青年纵观调查”提供了这种分析所特有的结果。在“全国青年纵观调查”中，黑人和白人的差别是1.2个标准离差。在种族和社会经济背景都被计入的回归方程中，白人和黑人之间的差别减至不足0.8个标准离差。社会经济地位说明黑人和白人原先的差别的37%。这种关系是与其他许多研究的结果一致的。
困难的是解释，对社会经济地位的“对照”来说，这种关系究竟意味着什么。对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进行比较所持的理由往往是，人们获得的智商分数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其社会经济地位造成的，因此，如果我们希望看到它们之间的“真实的”或“可信的”差别，就必须排除社会经济地位所起的作用。烦恼在于社会经济地位也是智力的产物，因为具有很高认知能力和低下认知能力的人分别占据阶级结构的高处和低处。父母具有很高或低下社会经济地位的部分原因是他们的智力的促成作用；而他们的智力也通过基因和环境影响子女的智商。
因为这些关系，在种族比较中“对照”社会经济地位必然会减少智商差别，就象从一所招收天资聪颖者的学校中选择黑人和白人样本必然会减少智商差别一样（假定采用不分种族的入学标准）。撇开这些复杂情况，合理的经验法则是，对社会经济地位的对照能减少黑人和白人总的差别的大约三分之一。
第二种说法：随着黑人在社会经济阶梯上攀升，与社会经济地位类似的白人的差别是否缩小？社会经济地位和智商问题的第一种说法涉及黑人和白人人口的总分数。第二种说法着重于社会经济阶级内部的黑人和白人差别。理由看来是这样的：黑人的平均分数较低，因为他们在社会经济方面处于不利地位。不利地位会十分严重地妨碍下层社会经济阶级的儿童，他们遇到的接受教育的障碍大于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儿童。随着黑人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他们的子女就较少遇到这类障碍，与同班的白人儿童的差别就缩小。
资料并没有证实这种可能性。说明这一点的恰当方式是利用一份根据父母的教育程度、收入和职业编制的有关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的索引，并将它与平均智商分数相比较，对黑、白两个种族来说，智商分数都是随社会经济地位上升的。但是，黑人和白人在标准离差方面的差别大小没有缩减。事实上，随着人们从社会经济阶梯的最底层向上攀升，这种差别变得更大。这种模式与其他许多重要研究是一致的，除了认为差别消失的研究。在其他研究中，这种差别的大小在社会经济地位的所有范围内都是继续增大的。
四
这使我们转向作为公开话题的有关智力的引爆点：种族之间的基因差别问题。已得到充分表达的专家的意见大相径庭。1980年代，心理学家斯奈德曼(M.Snyderman)和政治学家罗思曼(S.Rothman)向一个广泛的样本分发了问卷，该样本由1020名学者组成，其中大多数是学会会员，他们的专长使他们有理由熟悉智商除了。其他问题，他们问道：“下述哪一种最能说明你对黑人和白人智商差别遗传性的看法？”答案分成以下几种：差别应全归于环境差异——15%；差别应全归于基因差异——1%，差别是基因差异和环境差异两者的产物——45%。不足以支持任何合理意见的问卷占24%。没有回答的占14%。
这相当出色地总结了专业人士对这个问题的评价。可是，对于已在专业人士和一般公众中展开的环境－基因辩论，这种评价没有说明任何东西。而且，这个问题理所当然具有极大的吸引力。那么，能帮助我们理解遗传性与群体差别之间的联系的是什么？一个恰当的着手之处是纠正常见的有关基因在个人和群体中的作用的混乱局面。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人类作为整体，其智商基本上是遗传的，遗传所占比例约为40%至80%，这就是说，已观察到的智商差异的很大一部分是遗传的。然而，有关人类群体在实测智力方面的差别的根源，这一信息没有确切地告诉我们任何东西。这个问题如此重要，又如此被误解，以致值得强调一下：其种特征在人口中通过遗传传递，这并不意味着群体在这种特征上的差别的根源也是遗传的。任何怀疑这种见解的人可以拿两把基因相同的玉米种子，将一把种在衣阿华州，将另一把种在莫哈维沙漠，并让大自然（即环境）照看其生长。种子在衣阿华州将会生长，在莫哈维沙漠却不会生长，这种结果将与基因差别毫无关系。
对美国黑人来说，环境更接近于莫哈维沙漠，而对美国白人来说，环境更接近于衣阿华州。我们可以把这种一般观察应用于可获得的资料，看看结果会导致什么。假定在实测智力中观察到的种族差别全都来自某些神秘的环境差别——说神秘是因为我们从现有材料中知道，社会经济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法解释的。我们进一步约定，美国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差别是一个标准离差（15分智商分数），东亚人和白人之间的差别是十五分之一个标准离差（1分智商分数）。最后，我们假定，智商的60%是遗传的（折中的估计）。假定存在这些参数，为了解释已观察到的在这些分数上的差别，对这3种群体来说，环境必定会有什么样的不同？
如果白人的平均环境优于黑人的平均环境1.58个标准离差，劣于东亚人的平均环境0.32个标准离差，而且对环境的衡量依据的是他们培养智力的能力的连续性，仅仅根据环境就能解释已观察到的智商的种族差别。让我们根据百分位来说明以下结论：为了证明种族差别完全是与环境有关的差别，黑人的平均环境必须处于白人环境分布百分位的第6位，而东亚人的平均环境必须处于白人环境百分位的第63位。
这种量值和模式的环境差别根本不符合所有对黑人、东亚人和白人环境的客观衡量。此外，我们记得，在社会经济层次的最底层，黑人和白人的差别是微不足道的。如果黑人和白人的差别完全是与环境有关的，那么，为什么在生活较优裕和教育程度较高的黑人和白人中，“白人”的环境较之“黑人”会具有更大的优势呢？我们想不出一个似乎可信的理由。你能吗？为解释种族差别而诉诸种族主义的影响，但这么做仍需说明，为什么环境虽然受到对其他某些群体——例如对美国某些地区的华人和犹太人——的歧视和种族主义的危害，但这种环境仍使这些群体具有比全国平均值更高的智商分数。
无论考虑这一点是多么令人困惑，但有理由怀疑，这与遗传原因有关。证据是与环境有关的，但却是引起争议的。例如，不仅在平均分数方面，而且在智能变化图表上，种族特点都是不同的。全面的智商分数是许多分测验的总分数。例如，在“韦克斯勒儿童智力量表”中，有13项分测验。这些分测验最基本的分工是测验言语智商和测验操作智商。在白人样本中，言语和操作智商的分测验分数往往具有大致相同的平均值，因为对绝大多数白人人口的智商测验已标准化。但个人在这两种智商之间可能有不平衡。具有很强言语能力的人可能擅长言辞和逻辑。在学校中，他们在历史和文学上超人一等；在选择能利用这些才能的职业时，他们倾向于选择法律、或者新闻业、或者广告业、或者政治。相反，具有很强操作智商的人，或者，用一种更能说明问题的说法，具有很强“视觉空间能力”的人，可能擅长物理科学和生物科学、数学、工程学，或者擅长其他需要在物理三维或更多数学维数方面的智力运算的学科。
海外华人在言语智商上的得分近似或略低于白人，而在视觉空间智商上则高得多。即使在为数不多的认为日本人或中国人的整体智商不高于白人智商的研究中，言语智商和视觉空间智商之间的差异仍存在。就生活在亚洲的日本人而言，1987年的一篇对文献的评论文章并无多大问题地证明，即使在完全改用日语的检验中，而且，事实上在日本人自己制定的测验中，言语和视觉空间差别仍存在。一项研究的对象是由比利时白人家庭收养的朝鲜婴儿组成的一个小型样本，这项研究也发现了这种熟悉的得到提高的空间视觉分数。
在美国也有类似的发现。在美国，攻读自然科学学科以及工程和医学院校的亚洲裔美国人数量众多，但攻读法律院校以及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生课程的则难得一见。这是否只是父母的压力问题，或者只是亚洲移民不习惯使用英语的问题？在伊努伊特人和美洲印第安人中（两者都具有亚洲血统），以及在完全同化的第二代和第三代亚洲裔美国人中，都发现了同样的分测验得分模式。鉴于这些群体以及生活在亚洲的东亚人所经历的生活条件、当地语言、教育制度和文化习俗的不同，任何简单的社会经济的、文化的或语言的解释都是微不足道的。不能花言巧语地将他们共同的遗传历史当作不相干的东西加以排斥。
现在转而谈黑人和白人（在使用这两个名称时专指美国人），在理解群体差别的本质以及可能的基因成分时，个人能力图解也是重要的。这种观点围绕所谓的“斯皮尔曼假设”展开。这种假设说，如果在测验分数上黑人和白人的差别反映出一般心理能力（一般智力）方面的真实的基本差别，那么，黑人和白人差别的大小将与某次测验充满一般智力的程度有关。换句话说，某次测验对一般智力的测量越可靠，黑人和白人的差别就越大。
到目前为止，“斯皮尔曼假设”已在14项较重要的研究中得到证实，而且，迄今尚未发现与“斯皮尔曼假设”抵触的适当的数据集。应该指出，并非所有的群体差别都有类似表现。例如，耳聋儿童的测验得分往往低于听力正常的儿童，但差别的大小并不完全与测验包含的一般智力因素有关。斯皮尔曼假设所阐述的现象似乎特别集中于种族群体的比较。这种现象究竟对种族差别的基因解释有何影响？用明白而又有点不确切的话来说：最概括性的智力概念体现在一般智力中。与此同时，一般智力通常具有最高的遗传性（高于智商测验所测量的其他因素）。由于心理测量十分明确和可靠地着重于一般智力，所观察到的黑人和白人在认知能力上的平均差别就变得更大。这种现象本身并不要求种族差别的基因解释，但是，由于断言“测验越可靠，种族差别就越大”，“斯皮尔曼假设”削弱了许多有关黑人和白人差别的环境解释。这些环境解释所依赖的见解认为（再次用简单的话说），黑人和白人的明显差别是低劣的、而不是可靠的测验的结果。
当然，有许多观点反对这种基因解释。许多研究表明，某些黑人的不利环境降低了他们的测验得分。在一项研究中，在佐治亚洲农村的黑人家庭中，年龄较大的兄弟姊妹的智商往往低于年龄较小的。兄弟姊妹之间的年龄差距越大，智商差别也越大。这暗示，在佐治亚洲农村的环境中，有什么东西随着黑人儿童的长大而降低他们的智商得分。无论在佐治亚洲的白人家庭中，还是在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的白人或黑人家庭中，都不存在有关环境的削弱性影响的类似迹象。
另一种探讨认为，测验是文化的产物，而一种文化或许不会均等地扩散到每一个家庭和社区。在一个混杂的社会中，亚文化以必定会影响智商测验得分的方式变化。家中书籍较少意味着较少接触词汇分测验所测量的资料；使儿童社会化的不同方式可能对一个儿童是否获得或希望获得测验所测试的技能产生影响；测验所引用的“普通知识”在某些家庭和地区或许并不是普通的。
到目前为止，这听上去象是一种有关文化偏向的普通观点，但它接受我们在前面讨论偏向的外在证据时的归纳。这种观点的支持者们并不断言，较少接触书籍意味着黑人在词汇问题上得分较低，而在不含文化的项目上与白人一样出色。相反，文化的影响更广泛。
此外，很容易发现家庭或社区的生活与智商得分之间的牢固联系。在一项对加利福尼亚州里弗赛德180名拉丁美洲小学儿童和180名非拉丁美洲白人小学儿童的研究中，研究者调查了8种社会文化可变因素：(1)母亲参加正式组织；(2)生活在种族隔离地区；(3)家庭语言水平；(4)基于家长的职业和教育程度的社会经济地位；(5)都市化；(6)母亲的成就价值观念；(7)住宅所有权；(8)完整的生物学上的家庭。她接着证明，一旦这些社会文化可变因素都得到考虑，儿童中余留的群体和智商差别降至几乎为零。
这种做法的问题在于确定这8种可变因素事实上对照的是什么：是文化传播，还是通常所理解的智力离差的基因根源？由于如此强有力地扩大对社会经济地位的通常比较，这种研究可能只是证明，智商相称的父母将生育具有类似智商的子女——这并不是惊人的发现。此外，用于这些研究的资料继续证明了分测验中的特殊的种族模式。为什么文化传播应该通过倒行和顺行数字广度方面的或全然非言语项目上的差别来显示？既然欧洲白人文化传播在影响黑人的智商分数方面如此重要，为什么它在影响亚洲人的智商分数方面又如此微不足道？
还有其他一些与文化偏向有关的观点。在美国的环境中，博伊金(W.Boykin)是最著名的倡导黑人特殊文化的学者之一。他认为，9种相互关联的特点使黑人文化与占优势的以欧洲为中心的模式不一致。其中有：精神性（黑人把生命看作“本质上是生机论的，而不是机械论的，确信非物质的力量能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信奉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强调运动、节律、音乐和舞蹈的重要性，“这些被认为对心理健康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他认为个人风格的特点是“生气”（高度的激励作用和活力）和“情感”（着重于感情和丰富的表情）；以及“社会时间观点”，他认为这种观点是“一种定向，根据这种定向，时间被看作贯穿社会空间，而不是贯穿物质空间”。这种分析自称说明了，在测验分数上黑人和白人的巨大差别如何能与对诸如学术表现和工作表现之类的测验的同等预言有效性共存，但它仍没有以广泛确定的“智力”差别为基础，更不用说基因差别了。
伯克利人类学家奥格布(J.Ogbu)曾提出这种观点的更明确的说法。他认为，我们考察美国各少数民族群体的历史，是为了理解智力成就的不同水准的根源。他列出3类少数民族：“自主少数民族”，诸如安曼门诺派人、犹太人和摩门教教徒，虽然他们可能成为种族歧视的受害者，但他们仍处于文化主流之中；“移民少数民族”，诸如美国国内的中国人、菲律宾人、日本人和朝鲜人，他们自愿移居他们的新社会，虽然他们一开始可能从事不体面的职业，但仍高兴地将他们自己与本国的同龄人相比；最后是“种姓式少数民族”，诸如美国黑人，他们是非自愿的移民，或者从出生时起就显然被置于社会阶梯的下层。奥格布认为，测验分数的差别是这种历史差别的结果，同时指出，世界各地的许多种姓——印度的贱民、日本的小村居民和以色列的东方犹太人——在教育成就方面显示出类似的问题，尽管属于作为多数民族的同一个种族群体。
世界各地测验分数日趋上升的现象对认为已测黑人和白人差别可能是环境因素的结果的观点提供了间接支持。因为心理学家弗林(J.Flynn)在把注意力集中于这种现象方面所起的关键作用，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弗林效应”，但这种现象本身是在1930年代确定的，当时测验者们开始注意到，在一项测验首次标准化以后，智商得分往往逐年上升。例如，在“斯坦福－比奈智商测验”于1930年代中期重新标准化以后，这项测验观察到，个人在新测验中所得智商分数低于他们的1910年代中期标准化的“斯坦福－比奈智商测验”中的得分；换句话说，在较晚的测验中，更难获得100分（人口平均分）。这意味着普通人能够回答的老测验的项目多于新测验的项目。这种变化的大部分集中于测验的非言语部分。
除了“斯坦福－比奈智商测验”，这种智商得分在标准化以后逐年上升的趋势，目前在许多国家和许多智商测验中都得到了证明。在某些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种上升在一些年内多达每年一分。由于现在美国黑人和白人的差别约为15分左右智商分数，全国的平均值已发生变化。换句话说，就平均值而言，今天的白人与譬如说两代以前的白人在智商上的差别就象今天的白人与今天的黑人的差别一样大。鉴于一段时间内变化的规模和速度，这种变化必定是因为环境的变化，而不是基因的变化。随之出现的问题是：黑人的平均值能不能也通过环境变化增加15分？看来没有理由不能增加——但同样没有理由认为，在“弗林效应”施展其魔力的时候，白人和亚洲人的平均值会停滞不前。
五
再者，到1994年为止，我们仍不能明确说明遗传性和环境在形成黑人和白人智商差别中所起的有关作用。一切证据仍是间接的。个人智商差别的遗传性未必意味着种族差别也是遗传的。可是，那些认为种族差别能容易地用环境差别加以解释的人们，对他们自己的观点也没有足够坚定的信心。在这种复杂因素的复杂交叉口，轻易的答案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答案。
虽然已考虑到许多环境模式的重要性，但基因没有任何作用对我们来说似乎仍是未必可能的——尽管有可能。基因影响和环境影响的混合体是什么？关于这一点，我们是坚定的不可知论者。
我们希望，以下所述将是我们对讨论的贡献。“答案并无多大意义”——我们用活体字排印这句话；如果我们能够，我们会把这句话做成霓虹灯。无论黑人和白人的智商测验差别是由基因造成的，还是由环境造成的，都没有任何理由说明，为什么黑人和白人的差别值得担心。如果明天我们毫无疑问地得知基因起什么作用——如果起作用的话——这消息既不是好消息，即使种族差别绝大部分与环境有关，也不是可怕的消息，即使种族差别绝大部分是遗传的。
这种断言的第一个理由是，问题不是在于差别是与环境有关的还是遗传的，而是在于改变差别是多么困难。许多人有一种模糊印象，这种印象认为，即使认知能力受到不利环境的削弱，这是很容易补救的。它认为，让年幼的儿童得到更起激励作用的环境，让较大的儿童获得更好的教育，环境缺陷就能得到弥补。这种印象是错误的。环境无可置疑对认知能力有影响，但有关50多年来的干预的记录已证明，控制环境以改善认知功能是多么困难。根据《初等和中等教育法》第一章，每年有数十亿美元用于补偿教育，但留下的是如此暗淡的评价记录，以致改善一般认知功能甚至已不再是目标。学前教育的进展也好不了多少。尽管过于夸大地声称偶尔获得其15分钟的名声，学前教育，不只是包括普通的“提早入学方案”，而且包括诸如“佩里学前方案”等更强化得多的计划，在结业测验时只提高智商分数几分，而且，甚至连这种小小的收获也会迅速消失。学前计划在其他方面对儿童或许是有帮助的，但它们对智力没有重要影响。即使更大的影响是可能的，那也只有通过真正的极大努力，使儿童从出生几个月起就受到全日的、整年的、高度强化的日托，并使他们在人生的最初5年都呆在那儿——而且，“密尔沃基计划”和“启蒙计划”都认为，甚至这种结果也在学者中间受到广泛怀疑。
总之，即使明天证明，测验分数上的种族差别完全是与环境有关的，那也没有理由庆祝。这种知识不会提出一个以前没有尝试过的教育的、学前的、日托的或孕期的计划，也不会使我们有理由认为，明天这种计划产生的结果会比迄今为止已见到的结果更令人鼓舞。需要彻底改进有关儿童发展和智力的知识，而不仅仅是更好地补充已经知道的东西。没有什么突破在望。
认为对基因的担忧是过了头的第二个理由是，对基因无能为力的想法是错误的。相反，遗传特征在人口中的分布经过一段时间是能够变化的，因为死亡的人们并不是由具有相似脱氧核糖核酸(DNA)的婴儿逐一取代的。只是因为在这一代的群体中可能存在遗传差别并不意味着这种差别不能缩小。就此而言，这一代的遗传相同也不意味着在几代内不可能产生遗传差别。这取决于哪个群体中的哪个妇女在哪个年龄生育多少孩子。更广泛地说，基因原因不会使我们无能为力。患近视者戴上眼镜看得很清楚，而许多秃发者看上去似乎满头秀发，无论近视和秃发与基因多么密切相关。用任何马金托什计算机结算直观教具和各种小玩意的帐款，看看工业技术如何能弥补数学盲和文盲的缺陷。
现在谈谈对基因的担忧需要重新考虑的第三个理由。这对我们来说是最具吸引力的：为什么个人之间的任何相遇应该以任何方式受群体差别是遗传的而不是与环境有关的知识的影响。假定明天早晨的新闻是，认知测验分数上的黑人和白人差别的根源在于基因差别。进一步假定，明天下午你——让我们说你是一个白人——遇到一个随机的非洲裔美国人，请你试着考虑会影响你对此人的评价或回答的任何事情的任何变化方式，而你很快就会得出人人都应赞同的事实：没有什么东西发生变化。一个人是一个群体的成员，而这个群体具有某种以基因为基础的平均数以及任何特征的分布，无论这种特征是身高、智力、精神分裂症倾向，还是眼睛的颜色，都不会对此人的实际情况有任何影响。一个5英尺高的男子有6英尺高的父母，但他仍是5英尺高，无论基因决定的身高有多高。一个具有130分智商分数的非洲裔美国人仍具有130分智商分数，无论黑人的平均数是多少，或者智商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基因。或许对某些白人来说，如果一些种族差别是遗传的变得众所周知，他们对待黑人的行为会发生变化——但不是因为任何正当的理由。
有人或许会说，我们太理想主义了。在现实世界，人们对待个人是根据其在某个群体中的成员身分。请考虑一下年轻黑人男子试图拦下出租车的情景。无论他是多么诚实，情况也没有区别，许多出租车司机会拒绝让他搭乘，因为抢劫出租车的多半是年轻黑人男子。同样，某些人担心，谈论智商的群体差别会鼓励雇主把种族特点用作回避的廉价挡箭牌，不再费心考虑黑人求职者。
这是一些需要论述的实际问题。可是，听到它们的被提出是作为对“如果涉及基因会有什么差别？”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就感到迷惑不解。两个不同的问题被混在了一起：差别的现实与差别的根源。一个雇主知道能力差别是遗传的，不会比他知道能力差别“只”与环境有关更有兴趣实行种族歧视。有必要重申前面的一个论点：关键问题在于差别是多么难以消除。当一个人求职的时候，他的认知功能可能即使没有彻底消失，也已被削弱到了极点，不论基因和环境在造成这种水平的认知功能方面最初的类似作用如何。群体差别的存在或许会使个人对其他个人的行为发生变化，而这意味着行为的变化完全有可能成为一种方针，但群体差别的根源与个人的行为无关。
六
在《正态曲线》中，我们提出了以上所有论点，为这些论点提供了充分的文献资料，并准备保护它们以抵御所有来者。我们认为，对群体差别的最好的、实际上也是唯一的答案是，积极地和不妥协地重新支持个性。不是根据某人自己的长处来评价此人，这历来被认为是非美国式的，我们敦促事情再次变成这样。
可是，当我们致力于书中的讨论时，我们也开始认识到，推理并不是充分的回答。许多人本能地认为，由遗传引起的智力上的群体差别在心理上必定有几分破坏性。我们在撰写该书时对精英人物所作的非正式调查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这一点。不管我们说什么，我们发现，人们在走开时悄声说，即使与基因有关也“确实”没有什么差别。但我们仍没有被说服。相反，在我们看来，正是由于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别，人们才能轻松地接受各种差别——群体差别和个体差别都一样。
我们没有把这些想法写进书中。不久以前我们决定，必须坚定地将有关种族在智力上的差别的章节封存在资料中。猜测被排除，甚至一些会引起争议的措辞也得到了预防。我们准备表达的想法确实是猜测性的，因此没有成为我们的著作的一部分。可是，如果你希望相应地探讨这些想法，我们认为它们已构成一次值得开始的交谈的基础，我们将在下面公开这些想法。
每当一个人观察世界各地种类庞大的种族群体，都会感到，这些我们所称的宗族中的每一个是多么容易得出结论，认为该宗族是世界上基因和文化的最佳组合。例如，在每个宗族眼里，其成员三生有幸才天生是该宗族的人——阿拉伯人、中国人、犹太人、威尔士人、俄罗斯人、西班牙人、祖鲁人、苏格兰人、匈牙利人。这份名单能无限制地延伸，直至更小的群体（苏格兰高地人、格拉斯哥人、苏格兰－爱尔兰人）。每个宗族的成员并不一定认为，就他们在世界上的政治或经济地位而言，他们的同宗族人获得了最好的机会，但他们并不怀疑其宗族固有的独特长处。
这种宗族自尊是如何发生的？任何一种特性，包括智力，显然只起很小的作用。自尊的基础是各种品质的混合。这种一揽子品质在宗族中间是不可比较的。品质的混合过于复杂，宗族的长处过于不同，品质的为数也过多，以致不能使宗族自己得出一个人人都能赞同的加权组合。爱尔兰人长于言辞；在人的众多能力中，爱尔兰人也高度评价长于言辞。俄罗斯人认为他们自己热情奔放；他们高度评价热情奔放。移居美国的苏格兰－爱尔兰人往往是爱争吵的，不停地和激烈地争吵。美国的苏格兰－爱尔兰人自豪地说，不错，这种品质对了不起的先驱者们是有利的。
我们提出这样的假设：宗族倾向于对世界发号施令，将它们自己置于首位，这不仅因为每个宗族都对其自身长处有言过其实的信念，而且因为每个宗族都利用一种确实起作用的加权算法。多年前，我们中的一人曾就泰国人对美国人的态度与一个泰国人交谈过。这个泰国人说，美国人拥有泰国人没有的技术和技能，这就跟大象的力气比人大一样。“可是，”他耸了耸肩说，“谁愿意成为一头大象呢？”我们不认为他的观点是不合逻辑的。某种内在一致的逻辑可能合情合理地使这个泰国人得出结论：生为泰国人使一个人比生为美国人具有更好的机会成为一个完美的人。他或许是不对的，但他不一定是错误的。
如果这种看法有价值，那么，为什么一个人类宗族在与另一个宗族相比时，偶尔会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种族自卑感？历史使人联想到，原因往往与这两个群体的任何具体品质无关，而是通常植根于历史冲突。如果一个宗族曾经完全被另一个宗族征服，心理上的反应是复杂和持久的。有关政治发展的学术文献充满证明这种情况的有关殖民地人民的反应的研究。这种自我贬低的反应并不限于普通人；要说有什么区别，这种反应在当地上层人士中是最根深蒂固的。例如，请考虑一下印度上层人士对英国人的十分矛盾的态度。印度文化遗产是光彩夺目的，但这种遗产仍不足以保护印度上层人士免受作为被占领者的心理恶果。
将这种观点应用于美国的情况以及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关系，这就提出了一种使熟悉的“奴隶主遗产”概念化的新方式。更明确地说，不仅是奴隶制无疑对黑人文化具有持久影响，甚至也不是奴隶制对黑人的自信和自尊具有广泛的消极影响，而是奴隶制的经历颠倒和阻碍了美国黑人在正常的事件进程中本来会形成的种族中心主义规则系统的演变。白人利用其掌握的一切东西否定和贬低一切有关黑人中间的天资、美德或优势的迹象。他们不得不这么做——如果奴隶们在白人自己所珍视的品质上占优势，又有什么道德上的理由证明使他们受奴役是正当的？因此，必须以贬低有关品质的观点看待非洲裔美国人出色地完成的一切事情。甚至尝试为这一点提供证据也会使一个人受到献殷勤的指责，因此，白人得以成功地强占了价值判断。最明显的是，一个人如若直接谈论许多黑人运动员的优势，就必然会受到指责，说他间接地也是反黑人的。
这种对美国种族自卑感的神经质担心多半被看作殖民地经历的一种变化形式。正是在这种不断受贬的过程中，非洲裔美国人为他们自己确定了使美国黑人宗族变得独特和（相应地在该宗族看来）优秀的品质组合。这种组合出现在黑人作者的小说和黑人学者的越来越多的著作中。这种过程不仅是正常的和健康的，而且是绝对必要的。
在提出上述论点时，我们没有说到若干需要详细说明的事情。我们没有提及种族大熔炉。生活在美国各地的意大利人，他们的邻里中没有一个非意大利人，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说，他们具有的是非意大利血统，而不是意大利血统，但他们仍然以我们描述的方式对其意大利传统得意非凡。其他种族的宗族可能同样如此。就此而言，就象以泰国人和苏格兰－爱尔兰人为例一样，我们能够轻易地利用得克萨斯州人和明尼苏达州人的例子，来描述人们天生地以其群体自豪的方式。美国人往往认为他们自己同时是若干宗族的成员——并且认为他们自己也是百分之百的美国人。这是美国人最值得称道的品质之一。
我们也不尝试告诉非洲裔美国人或别的什么人，在他们的规则系统中，什么品质应该得到重视。我们的观点恰恰相反：没有人需要告诉任何宗族，如何想出一种令人满意的看待其自身的方式；这是人类群落在独力应付时所知道的如何才能出色地完成的事情之一。我们说得更少的是，任何宗族的儿童不应该譬如说学习微积分，因为学习微积分不是该宗族传统的一部分。个人凭自己的力量勇闯新路，根据个人的努力方向在上流社会步步前进，同时仍能对其群体联系感到满意和自豪。当然，在此过程中，存在各种难题和紧张情况。宗族越是控制严格，就越是可能怀疑地看待其向上流社会进军的子孙——然而，一旦他们获得成功，也可能更自豪地夸耀他们的成功，而这些子孙更可能有朝一日恢复他们所遗忘了的与本宗族的某些联系。这是典型的美国戏剧之一。
我们并不鼓吹多元文化主义。我们的论点是，并非一切东西都是相关的，并非每种文化和每个种族群体的成就就象其他每一种文化和每一个种族群体的成就一样出色。相反，我们为某种性质的种族中心主义辩护。假如有机会，每个宗族都会利用其自己的评价系统增加其成就，都会怀着对其自己的价值的信心面对世界，都会对将其成就与其他任何宗族的成就逐一比较毫不在乎。这是明智的种族中心主义。
在智力和智商分数方面，欧洲裔美国人认为，种族群体中的智商平均差别必定意味着在具体特性上得分较低的群体应该对此感到痛苦，就此而言，我们坚决认为，这是愚蠢的种族中心主义——由于白人新教徒这个典型美国人宗族的群体智商处于最上面的几级，这种种族中心主义就更愚蠢了。
这是一个难于令人信服地提出的论点，因为当代无可怀疑的事实是，智力上的群体差别是极其令人害怕和担心的。有人或许会明智地问，思考某种更好的安排，使智力的群体差别在这种安排中不成为问题，这有什么意义？而且，仍然有一些无可否认的反事实使我们有理由认为，不必害怕智力不平衡——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
我们把下述说法作为一种适合于经验测试的假设提出：几乎没有人觉得比具有更高智商的人低一等。如果你怀疑这一点，你自己可测试一下。就纯粹的智力而言，你无疑认识许多显然比你更聪明的人。无可否认，我们都认识这样的人。有时你会想，象其他这些人一样聪明会是令人高兴的。但是，与那个问“谁愿意成为一头大象？”的泰国人一样，我们不会觉得比我们的杰出的朋友们低一等，我们也不会希望与他们交换位置。我们会为他们之中的某些人感到一点遗憾，认为尽管他们的智商很高，但他们缺乏我们所具有的其他品质，我们认为这些品质比他们额外的智商分数更有价值。
每当我们对朋友们议论这一点时，他们的反应往往是“你们说得漂亮，因为你们已经够聪明了”。可是，我们要提出一个更有雄心的论点：不仅仅具有高智商的人们不觉得比具有更高智商的人低一等。在智商连续体的各个层次，这条规则都是可靠的。
因为另一种现象，很难使智力很高者接受这条规则。我们把这种现象作为一种假设提出，但我们完全确信，它是能够被证实的：高智商者往往以高人一等的态度对待智商较低者。再次让你自己接受测试。假定我们指着一个智商分数比你低30分的人问：你会愿意与他交换位置吗？你是否本能地为他感到一点遗憾？这时我们发现，朋友们的回答更勉强，通常还有点为难，但一般说来他们分别回答了“不”和“是”。这难道不是值得注意的：几乎每一个人似乎都认为，他的智力水平是足够的，任何智力比他差的人都不行，但任何智力比他高的人则算不了什么。
换句话说，我们认为，情况在个人中间与在宗族中间是一样的。事实上，而不仅仅在想象中，人们不是根据其智商的高低来评判作为人的他们自己。相反，他们对自身作多方面的评价，这种评价使他们对自身的现状感到满意。毫无疑问，一个具有90分智商的人有时希望他自己有120分智商，就象一个具有120分智商的人有时希望他有150分智商一样。但是，认为某个具有90分智商的人必定觉得比更聪明的人低一等，这是自以为是的，就象自以为是地认为，一个白人必定觉得受到或许存在于白人和日本人之间的群体差别的威胁，一个非犹太人必定觉得受到无疑存在于非犹太人和犹太人之间的群体差别的威胁，或者一个黑人必定觉得受到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群体差别的威胁。不过，令人感到好奇的是，在智力很高者中间，自以为是的现象是常见的。有可能展望未来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不仅能接受、而且能赞美种族群体种种不平等——遗传的和与环境有关的，永久的和临时的——的极好混合物。
这个困难的题目提出没完没了的一系列问题供讨论。既然市场在金钱上如此重视智力，怎么可能只是把智力看作许多品质之一？既然处于智商范围低端的人们惯常保持的社会地位被贬低，怎么可能会有人希望，他们在世界上找到高贵的地位？既然世界往往由智商抽奖中的赢家统治，怎么可能会有人希望，社会的构成将使幸运者不再继续为其自身利益而统治社会？
这些都是重大问题，极其复杂的问题——但它们已不再与智力上的种族差异有关。它们与智力上的人的差异有关。人的差别，而不是种族差别，值得写一本书加以论述——而这正是我们所做的。对种族差别的担忧必须仅仅局限于人们坚持担忧它们的程度。人们无疑正在这么做——这一点并无多大争议。我们在这儿以初步的和无疑是笨拙的方式努力要做的，是开始商讨他们为什么不必担忧的理由。
（摘自美国《新共知》杂志1994年10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