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科学社会主义共命运——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6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命运论文,共产党宣言论文,中国论文,改革开放论文,周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共产党宣言》发表160周年了。160年来的历史跌宕起伏、错综复杂，但是由《共产党宣言》所开创的科学社会主义运动，无疑是这段历史的主旋律。在对待《共产党宣言》及其奠定的整个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上，有两种基本立场：一种是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的：“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某些地方本来可以作一些修改。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如果是在今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① 这是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立场。另一种是从根本上否定《共产党宣言》所奠定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把它归结为不成熟历史条件下的一种浪漫主义情绪，是一种根本错误的历史观。这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卫道士、当然也是当代中国极少数主张“全盘西化”的人的立场。对于他们而言，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早已被逐出了历史舞台。狂妄地视自由主义的政治构架为不可超越的“历史的终结”的福山声称：“共产主义对自由构成的威胁是如此直接和明确，其学说如今这样的不得人心，以至于我们只能认为它已经被完全赶出发达世界。”② 但是，也正如列宁指出的：“他们曾经一百次、一千次地宣告唯物主义已被驳倒，可是直到现在，他们还在一百零一次、一千零一次地继续驳斥它。”③
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20世纪90年代初苏东剧变以来，在西方乃至世界，确实几乎已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即不管你是否喜欢资本主义，可你必须得接受它；不管目前和未来还有多少思潮在碰撞、在挑战现实，可最终还是无法逾越自由民主的制度架构；也就是说，你可以批判它，却无法取代它。齐泽克是这样描述的：“正如弗雷德里克·詹姆森（Fredric Jameson）极具洞察力地论及的那样，再也没有人严肃认真地考虑可能用什么来取代资本主义了，就好像即使在全球性生态灾难的境况下，自由资本主义也仍然是一个注定存在下去的‘实在’。”④ 乐观也罢，悲观也罢，资本主义不可超越，这就是一个时期以来西方哪怕是左翼思想界也无法摆脱的一种普遍情绪。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旗帜的当代中国，从根本上改变了上述历史格局，使得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具有历史讽刺意义。1997年，即将步入21世纪的中国，通过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向世界宣告，“旗帜问题至关重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⑤ 并通过确立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更高地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2007年，处于新世纪新阶段新起点的中国，通过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深刻总结了以改革开放为主要特征的新时期的历史经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⑥ 这不是一种政治姿态，而是扎根于实践沃土的鲜活经验，它生动地证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分割，实现这一伟业的关键在中国共产党，而“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根本建设，党的理论创新引领各方面创新”⑦。从更广阔的背景看，这实际上通过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创新，已经为近半个世纪以来扑朔迷离的意识形态之争，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主义仍然是凝聚共识、形成合力的主导力量；理论及共同理想所激发出的政治热情、参与共同体生活的积极性仍然是不可替代的有效方式；历史并没有终结，社会主义仍然是当代人类发展的共同追求。
现在的问题在于，西方反华势力一直试图把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其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图谋捆绑在一起，以便从社会存在和社会认同两方面颠覆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而今天我国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严峻形势就在于，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未能充分有效地转化为对于社会主义的认同，相反的认同还大有市场；思想理论界和学界，在许多重大的政治理论问题上还严重缺乏共识；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力和导向力不强，而对于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各种思潮缺乏有效的批判和抵制方式；归结起来，这就从根本上构成了对于社会主义制度合法性的动摇。就此而言，我们的理论还相对落后于我们的实践。因此，我们思想理论工作的一个着力点，就是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依据，充分阐明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科学社会主义共命运，“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⑧
二
就理论上而言，西方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为了从根本上割断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科学社会主义的联系，抛出了许多颇具迷惑性的说法，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一个假设”、“打破三个幻想”。“一个假设”就是关于“经济增长的阶段”假设，认为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必须经历不同经济增长阶段的客观过程，而与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选择无关。用“经济增长的阶段”做出“非共产党宣言”表态的W.W.罗斯托就明确提出：马克思“的整个体系在1848年他和恩格斯起草《共产党宣言》时已经完全形成，这就是说，是在除英国外还没有任何其他社会起飞阶段的时候形成的。”“简言之，马克思属于西方这样一类人物，这一类人以不同的方式反对走向成熟阶段中所发生的社会和人类成本，寻求使社会保持更好和更合乎人道的平衡。”⑨ 在他看来，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整个指控，是建立在个别国家（英国）刚进入经济起飞阶段时出现的不平等现象的片面把握之上，因而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在这方面，西方意识形态制造的一个神话，就是这种不平等与资本主义所制造的剥削无关，而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必然现象。达仁道夫下述观点就是对这一神话的描述：“现代精神的历史从根本上讲是供给不断增长的历史。……沃尔特·罗斯托汇集了自1700年以来世界工业生产和世界贸易的整个指数，尽管他搜集的数据中不可靠的数据可能要多于体现整个指数的准确性所需要的数目。但是，他的工作所提供的画面是十分明确的，以至于其结论是无可怀疑的。……事实上，这是增长似乎能回答一切问题的时代。增长不仅是一种普遍的信条，而且也是扎根于个人和机构的思想的出发点。”“在现代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财富分配里的不平等起初在拉大，随后出现拉平的效果，后来事情的发展就颠倒了过来。……贝格尔认为，发生这种过程的两个主要原因在于技术和人口，而不是社会和政治原因，虽然在增长和不平等的三个阶段中的第二阶段里，政治干预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会强化拉平不平等差距的过程。”⑩ 当代中国的理论工作者，必须要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对于革命和发展的关系进行创新研究。其实，在马克思那里，无产阶级革命从来就不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而是一种建设性的力量；革命不仅催生了新社会，而且也是推动新社会前进的力量；无论革命还是建设，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把我国的改革开放称为共产党领导的第二次革命。尽管两种革命的性质、任务不同，但其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作用是相同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在其中的领导作用是相同的。把革命和发展对立起来，通过“妖魔化”革命把改革发展引向“全盘西化”的邪路，是值得注意的动向。
所谓“打破三个幻想”，就是支撑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三大支柱性观点，即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观点，都是一种虚幻的乌托邦，浸透着空想的激情，但是没有任何现实根据。
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可能发生暴力革命的预言，是马克思主义中最具伤害性的因素”。因为历史不仅使这一预言一再落空，而且“一场除摧毁专制之外还试图尝试达到别的目的的革命，正如它可能达到自己现实的目的一样，至少可能造成另一种专制。”(11)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革命不是建立在对现实社会的正确认识上，而是以黑格尔概念辩证法为基础的历史决定论的产物，这是支撑着马克思幻想的柱石。“波普尔传达的信息很简单，但却是深奥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带有不确定性的世界里；我们尝试着新的东西，而且我们也会犯错误。谁也不能确切知道，哪一条道路会引向前方，而那些自以为拥有这种知识的人也会犯错误。这种不确定性是难以忍受的。贯穿整个历史，对确定性的梦想一直陪伴着带有不确定性的现实。伟大的哲学家们为这种梦想推波助澜。柏拉图描绘了由哲学王治理的国家的景象，在那里，知道真理的人有发言权。黑格尔和在他之后的马克思，要求代表历史讲话，他们认为，合理的东西要么已经是现实的，要么在无产阶级革命之后变为现实。但是，这是一些错误的预言家。”(12) 我们今天的又一任务，就是要充分阐明认识历史规律在何种意义上是可能的，充分阐明历史辩证法的科学性。
西方意识形态认为支撑马克思主义幻想的另一柱石，就在于一个神化了的工人阶级和一个神化了的工人阶级政党，因此他们不遗余力渲染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没有任何特殊性。“革命的幻想把对进步的不可阻挡的进军的信仰与乌托邦的海市蜃楼结合起来。它引诱人们脱离现实的世界，因而在实际上——如果不是有意的话——引导人们离开自由。对于很多人来说，怀抱这种奢望的关键就在于‘无产阶级’这个概念。马克思绝不是惟一的一个执著于这种信念的人，不过，很多人以为找到了一条从现实径直通往乌托邦的道路，他首先对此是负有责任的。”“与虚构的猜测相反，工人们与其说是胸襟宽大的，毋宁说是不宽容的，与其说是国际主义的，不如说是民族主义的，对待自由党人与其说是热爱自由的和开放的，不如说是批判的和寻求保护的。”(13) 因此，马克思“所指出的主要动因并没有获得预期的发展；他指望这支力量发挥的作用并没有成为事实。预定会推动这支力量起作用和发展的趋势一般并没有出现，即使是偶然地和部分地出现了，也并没有带来他所预期的后果”(14)。
不但工人阶级如此，“随着人们对工人阶级的真正的意见和态度产生失望，接踵而至的是人们对工人运动组织的幻想的更大程度的破灭。”“米歇尔深刻钻研了人的本质和社会的要求，来说明这样一种简单的观察：一个政党就是一个政党。……无论如何，他得出结论，认为工人运动已经变成了一般的、政治的进程的一部分。这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诞生。”“雷蒙·阿隆的世界是一个供给的世界；在它发生各种冲突时，所涉及的是多得一些，或少得一些，然而并非是要么得到一切，要么什么也没有。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在代表这种大的意见一致的政党中，哪一个政党，从根本上讲，并不十分重要。”(15) 对于这些明目张胆曲解了马克思主义而又在当代西方以至世界上广为流传的话语，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毫无疑义，在马克思看来，没有谁（包括任何阶级、政党、个人）是天生的革命者或领导者，只有在领导群众不断进行胜利的斗争中才能实现领导权；没有谁（含任何阶级、政党、个人）具有天然的免疫力，面对权力可以自发做到拒腐蚀、永不沾，而只有不断地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才能保持先进性。就此而言，确实没有一个特殊的阶级、一个特殊的政党。但是，谁也不能否认，站在不同的阶级利益立场，对于社会问题的真理性认识和实践态度具有决定性意义；谁也不能否认，不形成特殊的既得利益（其根源是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是在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能够自觉改造主观世界的前提；谁也不会否认，任何阶级的群体，其自发的日常意识及其表现和本阶级的阶级意识及其追求总是不会直接等同的；谁也不能否认，在当今世界，推动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力量分布仍然是不均衡的，仍然存在动力和阻力、先进和后进的分野。由此看来，马克思主义关于先进阶级和先进政党的观点就仍然具有生命力。
西方上述对科学社会主义釜底抽薪式的否定，在我国社会和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混乱，也对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今天，我们不仅要透彻阐明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还必须阐明为什么这些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更为重要的是还要着重阐明这些基本原理为什么正确，为什么在今天还仍然适用。我们现在对于许多重大问题的讨论，已经不存在共同的前提，因此讨论首先是前提的讨论。我们过去的论证往往止步于“马克思和列宁是这样说的，他们这样说是有根据的”，而现在的争论要求我们进一步阐明“在今天该怎么说”。这不是仅就理论本身就能加以说明的，而必须结合新的实践和新的历史条件进行创新研究。这是我们的努力方向。
三
使改革开放的实际成果转化为对社会主义的认同，从政治层面上说，我们必须充分阐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基本属性。在这方面，有两个说法需特别加以澄清：一是把党领导的改革开放片面归结为排除“左”的干扰，提出所谓“三十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不断排除‘左’的干扰的过程”(16) 的断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是目的和效果的高度统一，而根本区别于那些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瓦解、共产党执政地位丧失甚至国家解体的“改革”。因此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包含着对于自由化思潮干扰的排除。正如邓小平在平息八九政治风波时明确指出：“肯定的一点是，不论工人也好，农民也好，知识分子也好，学生也好，还是希望改革的。这次什么口号都出来了，但是没有打倒改革的口号。不过，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17) 党的十七大将改革开放30年来的宝贵经验概括为“十个结合”，即“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等，充分表明把改革开放片面归结为反“左”，本身就是对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和坚持改革开放的干扰。
中国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崭新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它虽然是在毛泽东等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开拓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的新探索，却不是原先道路的简单重复，更不是照搬任何现成社会主义模式。至于对资本主义的学习和借鉴，对于我们而言，从来就不是从道路和发展方向的意义上说的。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决不走“回头路”（即不回到任何以往的社会主义实践方式上）和决不走“邪路”（即不照搬西方、搞“全盘西化”）的实质。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过程，就必然是不断地排除“左”和右的错误干扰的过程。从习惯和感情偏好上说，党内容易认同老路，因此“左”始终是干扰改革开放的一大障碍；但是，由于西方在当代世界的优势地位和西化、分化我国的图谋始终存在，力图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化的倾向也就始终存在。因此，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后来又出现右的倾向，那当然也要纠正。……黄克诚同志讲，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我赞成他的意见。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析。”(18) 今天和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时相比，“左”和右的表现都更具典型性。恩格斯曾说过“两极相通”，历史一再印证了这一点。“左”和右都惊人一致地把以改革开放为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为搞资本主义，都极其相似地割裂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今天讲坚持改革开放、继续解放思想，同样也要既反“左”，又反右，同样要做具体分析。
另一个说法就是，今天在关于“斯大林模式”、“苏联模式”问题的讨论上，有一个被一些人一直视为至宝的假命题，即“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对‘斯大林模式’、‘苏联模式’的根本突破”。这是一个制造混乱而又包藏祸心的提法。我们姑且不谈“斯大林模式”这一提法的可疑，单就“根本突破”而言，就是一个含混的、“怎么都可以”、因而可以任人自由发挥的空间。它摆出一副捍卫中国改革开放的原创性的架势（其陷阱也在这里，谁否定这一提法，谁就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贬低，就可以将其一棍打死，或者将其拖入一场旷日持久的笔墨官司），蓄意把争论的焦点引导到如何评价中国的改革开放上，在掩盖真实意图的同时，使自己披上了“改革的捍卫者”的唬人外衣。实际上，从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照搬任何现成的外国模式的意义上，这是常识和共识，不算什么有创见的观点，也不存在什么大的争议。况且众所周知，不仅中国的改革是这样，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整个革命和建设的道路都是这样。难道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是对任何国外革命（包括十月革命）模式的突破吗？难道毛泽东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的道路不是对所有现成的社会主义模式的突破吗？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其他重大原创性成果一概没有兴趣，单挑出改革来一说，起码说明论者关注的并不是中国改革的已有成果，而是中国改革的何去何从；说明问题争论的实质不在于对过去的评价，而在于对未来的把握。
这样，对“中国改革是对斯大林模式的突破”论的进一步解读，必然使人们提出以下追问，即中国的改革固然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难道不更是对于当今“瑞典模式”、“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根本突破吗？为什么单找一个苏联来说事呢？可见该命题实际上是有破有立，破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有机联系，立的是企图把中国改革开放与民主社会主义以及资本主义扯在一起。毫无疑义，由于时代主题和历史条件的变化，原先那种封闭起来搞社会主义的道路已经是一条死路，社会主义只有在改革开放中才能闯出一条活路。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改革开放为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全新的探索，其创新性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为过。但是，通过改革开放搞社会主义，其前提是不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与资本主义趋同。因此，以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以共产党的领导和1956年后基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而这一点，恰恰是那些想通过改革开放把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的人们所力图抹杀的。绕那么大的一个弯子，本意是要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定向，板子却打在苏联和斯大林身上，可谓避重就轻、声东击西。其良苦用心不外乎试图绕过不这样就根本无法绕过的“钉子”。
说到底，一些人之所以要舍近求远、曲里拐弯，就因为有难言之隐，有难以摆脱的“紧箍咒”，这就是邓小平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制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就是邓小平及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判断。1985年，邓小平对中国的改革作了一个结论性的判断，这就是“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所以堪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二次革命”。他同时非常鲜明地指出：“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开放政策，同时也要求刹住自由化的风，这是相互关联的问题。不刹住这股风，就不能实行开放政策。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实行开放政策，就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化的思想前几年有，现在也有，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19) 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我们党提出了要区分两种改革开放观的问题。“要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的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的根本界限。”(20)
这就是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第一姓“社”不姓“资”，正如邓小平所说：“我多次解释，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有个名字，就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实行开放政策，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有益的东西，是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21) 第二这个“社”不是重起炉灶的“社”，更不是改弦更张向民主社会主义（实质是资本主义）看齐的“社”，而是始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带领全国人民所开拓的社会主义，是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的社会主义，是党的几代领导集体不断开拓和探索的社会主义。正因为这一问题是如此的简单明了，没有任何可以借题发挥的空间，因而别有用心的人就必须选择其他突破口。于是，“斯大林模式”及其相关的假命题就理所当然地被当成了这样的突破口。在一些人看来，斯大林尽管与中国革命和建设有着密切关系，但对于他的评价毕竟没有直接对中国自身经历的评价那样敏感，况且苏联已经解体，其本身又存在着许多历史的悬案，留下了足够的“六经注我”的空间，因而是借刀杀人的绝好把柄。有鉴于此，我们对于一些人蓄意歪曲苏联历史和斯大林作为的伪造当然还要继续地予以揭露，从事实上和学术上证明其无稽和无知，但不能纠缠于此。因为这一讨论本质上不是学术之争，而是政见之争，因而就不能单纯诉诸学术，而必须诉诸政治分析。
因此，我们必须紧紧地抓住这样一个重大问题追问，即中国的改革究竟是在基本制度不变前提下的变革，是在体制层面和局部范围内的制度层面的变革，还是在社会制度层面的全面的革命性变革？换言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家意识形态，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为根基的国家政治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国家经济制度，是通过不断的改革加以完善，还是从根本上推倒？在改革开放的全过程，是根本在党、关键在党，因而必须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还是通过改革开放，最终终结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就是关于改革的全部问题的关键和要害所在。不能笼统地讲“改革无罪”，关键在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还是什么别的“改革”，关键在于改革依靠谁、为了谁、利于谁。正如胡锦涛同志一再强调的，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毫无疑义也是如此。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落实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落脚点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离开了这一点，一切就无从谈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不断发展，必将越来越充分地展示出科学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和真理性光辉。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8-249页。
② 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许铭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34页。
③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6页。
④ 斯拉沃热·齐泽克等：《图绘意识形态》，方杰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页。
⑤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页。
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11页。
⑦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8页。
⑧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页。
⑨ W·W·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郭熙保、王松茂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65-166页。
⑩ 拉尔夫·达仁道夫：《现代社会冲突》，林荣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26-128页。
(11) K·R·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2卷，郑一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40-241页。
(12) 拉尔夫·达仁道夫：《现代社会冲突》，林荣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15页。
(13) 拉尔夫·达仁道夫：《现代社会冲突》，林荣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01页。
(14) 米尔斯：《马克思主义者》，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34页。
(15) 米尔斯：《马克思主义者》，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01-102、146页。
(16) 《报刊文摘》2008年2月4日。
(17)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7页。
(18)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79页。
(19)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2、124页。
(20)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49页。
(21)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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