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唯物史观派主流地位的确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史观论文,地位论文,主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 = 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4)12-0096-07
20世纪的中国史学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史料考订派与史观派的对抗史。[1](p3)1949 年以前，唯物史观派只是一个民间史学流派，且受史学界主流话语的排斥。但到了20世 纪后期，唯物史观派却执史坛牛耳，独领风骚近半个世纪。导致这种沧桑巨变的一系列 重大事件差不多都发生在1951年前后。1951年不仅因为恰恰处在20世纪整个百年史的时 间中分点上而具有浓厚的标志意义，而且因为其本身所包容的丰富历史材料和深刻历史 内涵而具有典型意义、开端意义。(注：人们通常用以界定20世纪前后半期学术史的年 份是“1949年”，严格说来，这是政治史意义上的一个界标，而非学术史意义上的真正 转折点——当然，从广义上说，在学术史意义上使用也并没有什么问题；但学术界的真 正的大变革时间实际上应该比“1949年”要晚一些时间。这是因为，1949年10月至1950 年，新政权虽然已经成立，但国民党在大陆的残余势力还未清除殆尽，抗美援朝旋又开 始，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使得新政权还无法更多地关注思想文化领域；1950年6月召 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虽然已有对知识分子“要使用”同时要“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 ”的思路，但此时的工作方针还是“不要四面出击”，思想文化领域尚未掀起烈风巨澜 。到了1951年，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基本上在大陆得以清除，朝鲜战争也一度凯歌高奏， 军事压力的减轻与经济的初步恢复使新政权有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将目光投聚在意识形态 领域、学术界，“批判《武训传》”、“思想改造”等运动使1951年成为政权更替后学 术界的第一个真正的“多事之秋”；整个社会的精神氛围在学术界广泛渗透：“抗美援 朝，保家卫国”、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轰轰烈烈的运动同样在激荡着学人 的心扉，民众普遍怀有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兴奋和仇美亲苏(联)的心理同样在影 响着学人的感情。这一年，一波又一波的思想改造运动开始启动，纠缠在20世纪后半期 学人身上、绵绵不绝的严峻考验由此拉开帷幕。这是笔者之所以关注1951年的原因。)1 951年前后学术格局的大变动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20世纪后半期学术界的走向。当前学 术界虽对这一变动已有若干考察，(注：涉及到这一时期的史学史的宏观方面的论著主 要有周朝民等编著的《中国史学四十年》(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肖黎主编的《中 国历史学四十年》(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王学典的《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 》(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曾业英主编的《近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 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罗志田主编的《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山东 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王学典的《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等。世纪交替之际，《历史研究》、《史学月刊》、《光明日报》等报刊先后组织了大 量总结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历程的笔谈、专栏，林甘泉、戴逸、瞿林东等许多学者的论 述中也大多涉及到这一阶段，但基本上都是宏观的论断。)给人诸多启发，但这些研究 较多属于宏观、粗线条的概括；尽管近年来对当时的历史细节进行了相当的发掘，(注 ：对当时历史细节揭示较多的一般是人物传记、年谱、书信等。如陆键东的《陈寅恪的 最后20年》(三联书店1995年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往事与沉思”丛书系列、顾 潮的《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王学典等的《顾颉刚和他的弟子 们》(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版)、于风政的《改造》(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等。) 但大多还停留在史料层面上，分析相对缺乏。本文试图以1951年为切面，考察唯物史观 派在这期间崛起的行程，并对这一时期的学术转型进行讨论，究其成因，衡其影响，进 而把握这个大转折时期的时代特征、学术特征。
一
唯物史观派主流地位在1951年前后的确立，与政权的鼎革密不可分。1949年新政权的 建立，为唯物史观派从异端走向正统、从边缘走向中心提供了坚实的政治支撑。此前， 由于马克思主义受国民党政权的压制和排斥，唯物史观派学者们的“文章多发表在当时 二三流的杂志上，著作多出版在影响不大的书店，著名大学根本没有他们的讲席。更重 要的是，他们的成果受到主流学术界的轻蔑”[1](p3)。无论是从1943年成立的中国史 学会名单中，还是从1948年组成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名单中，我们都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 点。1943年3月，中国史学会筹备会及成立大会在重庆举行，[2](p207～208)其间罕见 唯物史观派学人。(注：在会上，顾颉刚任大会主席并当选为常务理事，另有傅斯年、 黎东方、朱希祖、陈训慈、卫聚贤、缪凤林、金毓黻、沈刚伯等当选为常务理事，吴敬 恒、方觉慧、蒋复璁等当选为常务监事，黎东方兼任秘书。)1948年3月，中央研究院评 选出第一届81位院士，[3]其中的人文组拥有28人(注：28人为吴敬恒、金岳霖、汤用彤 、冯友兰、余嘉锡、胡适、张元济、杨树达、柳诒徵、陈垣、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 、李方桂、赵元任、李济、梁思永、郭沫若、董作宾、梁思成、王世杰、王宠惠、周鲠 生、钱端升、萧公权、马寅初、陈达、陶孟和。28人中与历史研究有关的院士有胡适、 陈垣、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余嘉锡等，基本上都是史料派代表性人物。)，唯物 史观派只有郭沫若一人凭着在考古学及艺术史上的成绩才得以进入这个名单。仅仅几年 后，随着政权的更替，这两大学术机构被重新组建。1949年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中国 科学院学部正式成立于1955年6月，其下设有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与原中央研究院地位大 体相当，新的中国史学会则在1951年7月28日正式成立(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委员会19 49年7月在北平成立)。尽管新政权成立后组建的这两大学术机构与原来国民党统治时期 的两大学术机构基本相对应，但是这两个机构组成人员的名单却与原来有着天壤之别： 唯物史观派已经成为新学术机构的主宰力量，史料考订派则被边缘化。在科学院，唯物 史观派史家如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尹达、胡绳、胡乔木、刘大年等成为 学部委员(相当于“院士”)，原来占主流的史料考订派的代表人物寥若晨星；在新史学 会，头面人物亦全是唯物史观派：郭沫若任主席，吴玉章、范文澜任副主席。新中国史 学会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这两大学术研究机构的组建可以看做是学术控制权 易手的标志性事件。
自1951年开始、到1952年基本告一段落的全国高等院校调整进一步使唯物史观派控制 了学术机构。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个事例是翦伯赞出任院系调整后的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 。在1949年初，翦伯赞曾试图到燕京大学历史系执教，竟遭到冷遇，燕京大学历史系并 没有因为江山易鼎而对他的加盟表示欢迎——由此可见，虽然当时政权更替已是明显的 事实，但传统学人还仍然控制着这所大学的人事权，即便唯物史观派的代表人物也难涉 足。是年3月，遭到拒绝的翦伯赞只好改任该校社会学系教授。[4](p11)随着新政权的 巩固，三年后，“前度刘郎今又回”，1952年10月翦由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一跃而成 为主要以原北大、清华、燕京三所院校传统学人为班底新组建的历史系的统帅，从此执 掌这个史学重镇达15年之久，后来还当上了北大副校长，地位变化之大之快，有如沧海 桑田。在此前后，唯物史观派及其他马克思主义学者如同翦伯赞一样纷纷出任大学历史 系主任、大学校长或者其他学术机构的负责人。(注：如，吴玉章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吕振羽先后任大连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东北人民大学校长，侯外庐先后任北京师范 大学历史系主任、西北大学校长，李达任湖南大学校长，王亚南任厦门大学校长，华岗 任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成仿吾任东北师范大学校长，杜国庠任中南师范学院院长 、嵇文甫先后任开封师院院长、河南大学校长、郑州大学校长，邓初民任山西大学校长 等等。)[5](p128～132)有些唯物史观派头面人物不仅出任学术界要职，而且在政治上 获得了相当高的地位。例如郭沫若不仅始终位居科学、艺术两界首席，而且一直身兼国 家要职，在中央人民政府、全国人大等国家机构及各类协会、国际性团体组织中，任职 或兼职达十数个。唯物史观派对大学、研究机构领导权甚至国家权力机构的控制，为加 强对学术界的领导提供了组织上的保障。
唯物史观派在掌握学术机构领导权的同时，还创办、控制了种种新的学术期刊。学术 期刊是学术流派的阵地、喉舌，对于繁荣学术、检验研究成果至关重要。唯物史观派为 “建立起一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的新的学术范式”[6]，积极创办了 种种新的学术期刊。1951年是史学期刊创办的“旺季”。是年1月，河南大学校长嵇文 甫带领部分同仁发起创办了《新史学通讯》(1957年1月易名为《史学月刊》)；同月， 《历史教学》在天津创刊；5月，由山东大学校长华岗及一部分同仁创办的《文史哲》 问世。这三家至今在国内享有盛誉的杂志在创办时期都有着强烈的以灌输唯物史观为己 任的使命感。它们发表了大量阐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和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具 体历史问题的文章，成为史学界交流研究成果和教学经验的主要阵地。尽管创办时期也 有种种困难，但由于它们满足了除旧布新的需要，很快便得到发展，一路飘红，后来成 为史学界诸多刊物的领头羊。当时在史学界较有影响的刊物还有《学习》、《新建设》 (两刊皆创办于1949年)、《历史研究》(创办于1954年)等。这些期刊直接成为执政党在 思想文化领域、学术领域进行思想灌输的得力媒体，不同程度地介入了意识形态转换过 程，参与了新意识形态的构建，成为在学术界推动观念转变和话语转换的工具，对广大 学人掌握以唯物史观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们还发动了一波 又一波的理论争鸣，催产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一系列新课题，为20世纪后半期唯物史 观派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平台。
唯物史观派对于学术机构领导权和学术期刊经营权的掌握和控制以及社会政治经济地 位的提升，决定了他们在学术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使他们成为在学术界确立新意识 形态的主导地位、推动观念转变和话语转换的中坚力量。
二
在全国范围内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权威地位，为新社会制度的合理性提供有力的理论论 证与精神支持，是新政权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唯物史观派史学家们凭借他们所处的有 利地位，顺应这种需求，积极参与了新意识形态的构建过程。
新意识形态的构建首先是从全国规模的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运动开始的。在新政权 的推动下，全国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热潮。当时许多地方的学习都是首先从社 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入手的，这对于史学界来说，更具有突出意义。为了配合学 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大量出版，以苏联为主的社会主义 国家的不少论著也被翻译进来。唯物史观派在投入学习运动的同时，还大力从事新意识 形态的传播工作。这主要体现在对毛泽东相关论点的阐发方面。1952年底以前，《毛泽 东选集》出版了前三卷，尤其是1951年前后《实践论》、《矛盾论》的重新发表，(注 ：先后发表于《人民日报》1950年12月29日、1952年4月1日。)对从事研究工作的学人 影响尤大。在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过程中，史学家们结合专业，积极诠释、解说毛泽东的 史学理论。《毛泽东思想与历史科学》、《遵循着毛泽东思想前进》这类文章在当时报 刊上比比皆是。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集中阐发了他对中国历史的基本观 点，是史学界学习的重点篇目。在新政权的推动和唯物史观派的大力倡导下，毛泽东对 历史的相关看法逐渐成为覆盖、支配史学界三四十年的规范性观点。毛泽东一向关注思 想文化领域的动态，对史学的兴趣尤为浓厚，他虽然不是职业学者，但作为具有渊博知 识的革命家、政治家，在现实斗争的背景下来观察、把握问题，见识卓然，对学术界启 发良多。但一旦将其视为覆盖、支配学术界的一言九鼎、不可移易的规范性观点，成为 最终评判标准，也抑制了学术界的自由呼吸，带来不少问题。
阶级斗争观点是贯串毛泽东全部历史理论的主线，这一观点在史学界得到了大力贯彻 。此外，唯物史观派强调“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倡导从人民的立场出发治史，对群众 观点、劳动观点、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精神等一系列观点进行大力宣扬。他们密切关注 现实政治生活，积极参与并强调形势政策教育，培植爱国主义情绪。1951年，抗美援朝 运动、土改、镇反、三反、五反等各项运动接二连三地展开，在这种大背景下，唯物史 观派学人们先后撰写了一批赞扬各国人民民族解放斗争，赞扬社会主义国家成就，揭露 美国侵朝真相，揭露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文章和著作。“劳动创造历史”、“人 民群众创造历史”及爱国主义精神的宣传，变革了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旧史学，增强了 民众的自信心和民族独立的观念，调动了民众建设国家的巨大热情。
唯物史观派学人对新意识形态的正面传播是全国范围内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化，对广大学人掌握唯物史观起了有力的推动 作用，拓展了观察问题的视角，促进了思想方法的改善、思维水平的提高和重视理论的 风气的形成，催产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一系列新课题。这对史学界来说具有理论变革 与学术课题变革的意义。同时必须指出的是，大规模的理论灌输也带来不可忽视的负面 影响。由于肩负了过多的意识形态使命，在理论灌输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把学术变成宣 传工具的倾向，将学术的任务简单化为给经典作家作注解。这至少存在两个问题。一方 面，理论探索都是在既定框架下的思考，史学研究受到了教条主义的严重束缚，越走越 窄，极端者甚至陷入寻章摘句、片面注解个别论断的死胡同。另一方面，尽管解说是小 心翼翼的，但是被注释者可能并不领情。例如翦伯赞在对毛泽东的观点疏注发挥时采用 了“让步政策”一说，但毛泽东后来却否定了翦的这一发挥，成为翦后来惹来祸端的重 要“罪证”。[4](p71)热心的阐释却结出苦涩的果实，这不能不让人深思。
在构建新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对旧意识形态的摧毁。“批判《武训传》” 、“思想改造”等运动使1951年成为政权更替后学术界的第一个真正的“多事之秋”。 唯物史观派在积极向学术界输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努力参与了对“资产阶级唯心主 义思想”的旧学术的清算。
1951年春夏之际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批判《武训传》运动是1949年后直接涉及到学术 界的第一场批判。武训是个历史人物，批判《武训传》史学界首当其冲、责无旁贷。唯 物史观派学人成为大批判运动的重要参与者。在这场运动中，郭沫若处境比较尴尬。19 50年8月，他曾为上海万叶书店出版的《武训画传》题签书名，并认为“武训的出现是 一个奇迹”。当毛泽东主笔的社论发表、风向逆转后，郭作为社会科学界的“一把手” 、史学界的领军人物，只好低头认错。他先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两篇检讨：《联 系着武训批判的自我检讨》(6月7日)和《读<武训历史调查记>》(8月4日)。在前文中， 郭沫若检讨了自己为《武训画传》题名的“错误”，反思自己由于对武训的真相“不曾 加以研究”，所以“容易为一些表面上的刻苦行为所蒙蔽”，下定决心痛改自己“不负 责任的小资产阶级的老毛病”。在后文中，郭沫若除了对附和歌颂武训而再进行自我反 省外，不能不对自己负责领导的“文化界和教育界”出“问题”而承担责任，对自己曾 “附和过”歌颂武训“重新再检讨一次”。郭沫若的自我批评对促进批判《武训传》运 动的深入开展具有示范作用，其他唯物史观派学人也先后表态。如翦伯赞在《学习》4 卷5期(6月出版)上发表了《我对电影<武训传>的意见》，范文澜在《人民日报》(7月6 日)发表《武训是个什么人，为什么有人要歌颂他?》等文，先后对《武训传》和武训本 人进行批判。
批判《武训传》运动刚告一段落，1951年9月下旬开始，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改造运动 又接踵而来。唯物史观派积极参与了这个运动。作为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1951年 12月18日举行的该院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动员大会上作报告，阐述了思想改造的重要性， 对错误思想作了详细的分析和批判。另一史家范文澜则在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学习会上 提出了知识分子改造自己的方法。[7]其他唯物史观派学人也纷纷凭借他们所获得的地 位，组织实施、推行思想改造运动。在运动中，旧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被清洗，新 意识形态空前地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力，唯物史观派的主流地位也得以进一步确立。但运 动给学术界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可低估：将学术与政治斗争纠缠在一起、不同的观点动 辄被上纲上线，窒息了学术讨论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的深入展开和正常进行，日益 使学术研究简单化、教条化、公式化——从根本上说，实际上也禁锢了唯物史观自身。 尽管名义上确立了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但唯物史观已被教条化，其内在的实事求是的 原则变成了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视角，唯物史观原本具有的与时俱进的品格、活力不 复存在，理论的创新、发展已经不再可能。
三
在1951年7月中国史学会正式成立的大会上，郭沫若概括当时史学界初步转变方向的六 大表现时，第一条即是：“大多数的历史研究者已经逐渐从旧的唯物史观转向为新的唯 物史观。”[8]郭沫若的概括表明，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已经初步实现。经 过理论灌输与思想改造，唯物史观派主导地位最终完全确立，大多数史学工作者开始以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指导研究工作，原来分散的研究力量被纳入到唯物史观史学的 轨道上来。在新中国成立前已颇有成就的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郭沫若、范文澜、翦 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这时除了直接宣传、阐释唯物史观外，也继续以唯物史观为 指导从事具体的史学研究。原来的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逐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 的理论和历史研究法，他们的史学研究也进入了新的境界。这样，由一批马克思主义史 学家作为中坚，又有一批初步掌握唯物史观的原传统学人的加入，犹如涓涓溪流汇成滚 滚江河，马克思主义史学呈现出一派蓬勃发展的景象。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自50年代初 开始盛开在史坛上的“五朵金花”等重大史学问题的热烈讨论。不同见解的交锋与切磋 ，促进了史学界学术空气的活跃和史学研究水平的提高，为中国史学研究提供了一大批 “生长点”，史学研究的领域大范围拓展，许多断代史、尤其是近代史的研究逐步展开 ，世界史研究亦开始起步。
农民和农民战争史首次成为史学家最为关注的对象之一。1950年是义和团运动50周年 ，中国史学会编辑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九种《义和团》作为丛刊的第一部先行 编辑，由时任燕京大学教授的翦伯赞主持，不久即告竣工，1951年3月交付上海神州国 光社出版，凡150余万字，分为4大册，这是整套丛刊中出版最早的一部。1951年适值太 平天国革命100周年，1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纪念太平天国革命百周年》的社 论，北京、南京、上海等地都相继举办各种座谈会、展览会。与此同时，对太平天国资 料的整理出版、史迹调查、文物发掘等工作也都全面展开，1952年，《中国近代史资料 丛刊》之《太平天国》8大册也交付出版。在唯物史观派的倡导下，农民战争史成为20 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界的“中心问题”[9](p217)。“新中国历史研究由于强调了中国 农民的革命性以及他们在促进社会变革上的推动作用，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历史 的语言’，建立了评估和重视中国过去历史的标准”[9](p222)。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唯物史观派在40年代中后期即已出现的“逐步向史料学派长期盘 踞的阵地挺进”[1](p137)的趋势的基础上，聚拢传统学人进行史料整理、古籍校订， 为学术史留下一笔财富。这一业绩的代表性作品便是《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以下简 称《丛刊》)。《丛刊》的组编工作自中国史学会筹建之初就开始酝酿，具体主要由范 文澜、翦伯赞负责。他们出面组织了一批传统学人做编辑。他们根据毛泽东在《改造我 们的学习》中提出的关于研究近百年的中国史的任务，首先组织北大、清华、燕京和其 他各方面的力量编辑《丛刊》。唯物史观派在《丛刊》的编辑过程中给予史料考订派以 充分的支持与尊重，发挥了他们的特长。在翦伯赞的推荐下，范文澜亲自到传统学人聂 崇岐家中邀请他出山到历史研究第三所资料编辑室任研究员，主持相关资料的编辑工作 。传统学人齐思和在“1953年，应中国史学会副会长范文澜之邀，承担了鸦片战争时期 历史资料的编辑”。[10]在唯物史观派的信赖与支持下，擅长史料工作的传统考订派学 人在新环境中又有了用武之地，他们工作起来格外勤奋。《丛刊》是由唯物史观派牵头 编辑的，其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共12个选题，明显地是在唯物史观的近代史 框架下开设的，然而其编辑原则却带有强烈的史料考订派的治学特点，披沙淘金、集腋 成裘，资料翔实，奠定了此后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础。论者指出：“《中国近代史 资料丛刊》这一大型资料书的出版，可以说，既承当年《食货》的传统，又与史语所工 作旨趣不悖。而规模之大，考订之精审，则为他们所不敢想望。”它的编辑出版是“19 49年后唯物史观派史学对整个中国史学史所作出的最巨大贡献之一”。[4](p31)两大学 派在史料收集、整理的过程中加深了理解，密切了关系，后来还联袂进行了《资治通鉴 》的校点工作和清人杨守敬之《历代舆地图》的改绘工作。《历代各族传记汇编》、《 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等大型资料丛书及《中外历史年表》等工具书的出版，也是两大学 派共同努力的结晶。两大学派合编的许多史料丛书至今仍为研究者案头所必备。1983年 ，当时在学术界占有重要位置的黎澍在一篇总结文章中谈“解放以来，我国历史学取得 了显著的成就”时，所举例证便是：“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和许 多专题资料的编辑和出版，《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的标点重印，外国历史名著的翻译 等等，都为历史研究工作提供了便利。由于做了大量整理资料的工作，历史著作的出版 也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可以说，在我国社会科学各学科中，历史学研究的成果是比 较丰硕可观的。”[11]在80年代初的那种环境下，黎澍即对五六十年代那么多的学术争 鸣未置一词，却描述了一番史料整理、古籍整理的成就，可见50年代的资料整理工作在 学人心中的地位。在意识形态语境下进行的这些学术努力，是50年代初期的学者们留给 后人的一笔珍贵遗产。
两大学派的合作并非偶然。这种合作固然有外力的影响，但从学术史发展的逻辑角度 看，唯物史观取得史学发展的主导地位也确实有其合法性。20世纪初，中国古典史学终 结，新史学思潮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应运而生，诸多史学流派各有擅场，史学走 上艰难的近代化历程。以“史料考订派”为代表的近代史学与二千年的古典史学相比， 无论是在历史观点上，还是在内容上、编纂形式上、传播途径上，都有自己的特点，也 取得了重大成绩，但是“从总体上看，中国近代史学呈现出两种情形，一种是进化论史 观发展到一定地步，便显现出其无力的一面；而新考据学又限制了研究的深化，特别是 对中国历史总过程无法作出明确的阐释”[12](p53)。二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迅速传播，唯物史观风靡一时，给中国史学带来新气象。唯物史观带来一种崭新的学术 研究范式，它在理论创新、视角转换、领域拓宽方面都给中国历史学带来新的活力。无 论是在对历史发展过程的全面理解上，还是在对问题探索的深度上，或是在观察问题的 角度上，唯物史观史学都有新的建树，其影响是革命性的。但由于政治关系，唯物史观 派与史料考订派这两个学派之间最初水火难容。40年代中后期，二者之间有了互动的蛛 丝马迹，[1](p92～140)唯物史观派史学逐渐获得了主流学术的一定认可。中共政治、 军事上的胜利，证明了唯物史观的“真理性”，为唯物史观升居主导地位提供了雄辩的 事实依据。再加上政权与主导意识形态的强力整合，史料考订派遂与唯物史观派一同在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正是因为有这种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所 以在50年代初期，学术界才可能出现两大学派携手并进，共同进行史料搜集、汇聚、整 理，共同开拓新课题的合流倾向。这种联手开启了史学研究的新方向，如果没有后来的 外界社会压力来干扰，这一学术路向的发展前途将不可限量。
1951年前后，从学术机构领导权的控制到学术期刊经营权的掌握，从马克思主义思想 教育运动到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从清算旧学术到构建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唯物史观派 全方位确立了自己在史学界的主导地位。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可以看到，权力、意识形 态对史学研究具有巨大的干预、渗透和制约作用。在唯物史观史学主流地位逐步确立的 过程中，意识形态话语一步步对学术话语进行渗透，史学研究逐步被纳入到意识形态话 语系统中。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中国的学术界经历了不止一场的话语转换，而50年代 初期的话语转换尤为剧烈。通过这场话语转换，一整套新的概念、范畴和语汇被建立起 来，并渗入到包括学术界在内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中，阶级斗 争学说是史学研究的主要理论依据，阶级斗争史是主要研究对象，阶级分析被视为最科 学的方法。应当承认，以经济发展、阶级斗争作为基础解释社会发展和上层建筑、意识 形态，较之以简单的生存竞争原则或空泛的社会有机体观念阐释中国历史，具有更大的 说服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在血与火的阶级斗争环境中形成、发展起来的，阶级斗 争学说在革命战争年代富有解释力，对旧社会的冲击和摧毁力巨大。但潜在的问题是， 过多的从阶级斗争学说方面去理解和分析一切，就会遮掩其他视角，出现教条主义、公 式化、简单化的缺点与错误。将阶级斗争列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实质上曲解了马 克思主义。这种肩负过多意识形态使命的流行唯物史观对史学的正常发展产生了严重干 扰，桎梏了学术活力，使学术求真的内在追求被忽视，产生许多偏见。1951年前后，这 种偏见已经有了明显的表征。那时，非历史主义一度颇为严重。翦伯赞的《关于历史人 物评论中的若干问题》[13]对当时这一倾向的泛滥进行了集中描述。尽管有不少史学家 在进行正本清源的工作，但对马克思主义的机械理解、非历史主义倾向还是不断地卷土 重来。这表明，意识形态任务的权宜特点往往会妨碍理性的判断，消弭认识上的客观性 ，导致学术“失真”。在“阶级斗争”为基本理论支撑的同时，学者们还运用新的意识 形态话语，以流行唯物史观，对历史进行阐释、清理、解读，意识形态的价值判断成为 学术评判的标尺，意识形态的概念工具如“阶级斗争”、“封建主义”、“资产阶级” 、“帝国主义”、“买办”等等大量地进入学术著述，意识形态话语成为学术研究的时 尚话语、主流话语，成为整个史学界的共同规范性语言。这种学术的意识形态化，塑造 了20世纪后半期史学的基本特征。
但值得注意的是，意识形态对学术的影响并非就一定完全是负面的。在1950年史学的 转向过程中，我们注意到，意识形态对学术的渗入也曾扮演过积极的、正面的因素。例 如，学术意识形态化催产的“五朵金花”即包含有珍贵的学术内核。[1](p157～172)而 为海内外学界所推许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最初的出版意图“是落实毛泽东的指示 ，而毛泽东则是完全为了革命才要求人们去研究近百年的中国史的。但这套完全为适应 现实需要而编纂的资料集，却将在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双重的 意识形态动机却导致出巨大的学术果实，这再一次说明，现实需要相对于学术史绝不仅 是消极的因素，甚至被人们视为有害的‘党派偏见’，也不仅仅具有负面的意义”[14] 。满足现实需要的意识形态动机客观上为学术提供了推动力，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在中 外史学史上的确也有不少实例。这样，学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就更为复杂了，该如何处 理好呢?看来，学术可以不排除意识形态的问题，因为意识形态所提出的问题从根本上 讲也是人类发展史中所提出的问题，而人类所提出的问题，无论多么幼稚或者多么复杂 ，理应都可以进入学术的视野。学术的本质就是回答人类所有的困惑。但是在从事具体 研究时，学术应该独立于其环境，学者的立场应是尽可能不站在当事人的任何一方的立 场，学者应严格遵循学术尺度，只求真理，只求客观，不计学术之外的利害。因为学术 研究的目的是“求真”，它的使命是解决人们对理想、对真理、对事实是非进行界定的 需要，而意识形态立场通常是为了满足现实的需要，往往带有极强的倾向性甚至极大的 偏见。在这种意义上说，“学术就是学术，其余什么都不是”。不如此，现实的利害关 系就会严重影响是非的判断，感情立场就会排挤理性立场。一味地按照意识形态需要来 剪裁学术，不考虑学术自身发展的特点，那就会使得外在因素掩盖、渗透、替代一切， 压抑学术的独立性格，就会葬送学术，也会给现实带来严重的影响。判断纯学术境界程 度的标准，就是看它能在多大程度上独立于意识形态等权势话语，能在多大程度上建构 属于自己的领域，而不是自觉或非自觉地亦步亦趋地充当社会工具。“五朵金花”的“ 学术内核”相当大，正是学者们在从事研究的过程中，部分地坚守了学者“求真”的信 念；《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学术含量巨大，正是学者们在完成意识形态任务的过程中 ，遵守了史料搜集考订的基本原则。这样看来，1951年前后史学界的意识形态化和唯物 史观派在史学界的一系列活动留给后人的思索的确是意味深长。
收稿日期：2004-0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