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面临的就业形势与必然选择——访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厉以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光华论文,北京大学论文,政协委员论文,中国论文,就业形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六大报告指出：要把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比之于党的十五大和历次党的代表大会，十六大报告针对现阶段经济生活中出现的突出问题，首次把增加就业作为宏观调控主要目标之一。这说明国家把促进就业提高到长期战略的重要地位，并采取切实有力的政策措施。为使广大干部更深入地了解党的这一大政方针，记者采访了近20多年来一直在关注和研究中国就业问题的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
记者：曾培炎在向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介绍200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时指出，今年宏观调控的主要预期目标之一是“新增城镇就业岗位800万个以上，城镇登记失业奉4.5%”，要求此次人代会之后各级政府将“新增城镇就业岗位”等预期指标纳入该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可以说我国政府对严峻的就业形势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您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
厉以宁：就业问题，一般说来都应是决策层至为关心的问题，因为它涉及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与否。在我们面前，就业形势至今仍是相当严峻的，公开失业的人数不在少数，隐蔽失业的人数多得难以准确估算。在中国，长时期隐蔽失业的存在是计划体制下的一种特殊情况。比如说，企事业单位中人浮于事，尽管一些人闲着没有工作做，但只要有工资可领，只能算隐蔽失业，而不能算公开失业。广大农民则被看成是全部就业的劳动者。对他们来说，不存在失业问题，而只能称他们是隐蔽失业者。隐蔽失业者是一个大蓄水池，随时向外输水。
就业是体制转轨时期头等重要的问题。中国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时，原有的公开失业继续存在，但更严重的问题表现在过去长期存在的隐蔽失业在逐步公开化。例如，农民离开了本乡本上，外出寻找工作而又未能找到工作，他们没有收入，又不愿回农村。又如，城镇居民原来在企事业单位中工作，由于各种原因失去了工作，从而也就失去了收入来源。或者，由于各种原因，他们虽然仍然留在企事业单位中，有名义上的职务，但领不到工资或只能领到一些生活费。这些都是隐蔽性失业公开化的表现。
隐蔽失业的公开化，是中国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时不可避免的阵痛。假如害怕这个阵痛，采取种种措施阻止隐蔽失业公开化，那么，中国经济的效率就永远上不去。所以必须对效率与就业的关系进行协调。在现实条件下，只顾提高效率而听任失业增加，或者只顾多安排就业而听任效率低下，都是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应当在两者之间选择一条折中的道路，或者说，应当是提高效率与增加就业并重。
因此，除非发生了急剧的通货膨胀，在一般情况下，应该采取“就业优先、兼顾物价基本稳定”的发展战略，把缓解失业问题作为首要任务。这是我对当前中国经济转型发展时期经济问题的基本看法。
记者：我们注意到我国政府把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作为宏观调控的两个头等目标，旨在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7％）以促进就业，但以往的事实是，和一般西方国家不同，我国经济增长率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而经济增长后，所增加的就业实践上却不如理论上所说的那么多，就业率不能与增长率保持同一水平，这是为什么？怎么使这两者协调起来？
厉以宁：为了缓解就业问题，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是必要的，发展是就业问题的重要对策。就业优先，实际上就是发展优先。发展中国家必须把发展问题摆在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首位，通过经济的加速发展来扩大就业，吸收剩余劳动力就业。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中，技术改革的步伐不能放慢，高科技的发展必须加速，但与此同时，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仍应继续成长。
要知道，就中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而言，只有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才能保证财政收入的相应增长和增添新的工作岗位，从而缓解就业的压力。目前中国的税收是以间接税为主的，间接税收入的多少同经济增长率的高低密切相关。经济增长率放慢了，财政收入将减少，这不仅影响政府投资与政府消费支出，而且也会对就业率产生巨大的作用。
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定在7％，有助于缓解社会的就业压力，这是没有疑问的。但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经济增长率的变动同就业增长率的变动并不对称。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后，所增加的就业不会如理论上所说的那么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一方面，在目前的国有企业或国家控股企业中，人力资源并未得到充分利用，一部分员工闲置着，没有工作可做，还有一部分员工工作量未饱和，仍有潜力可以发挥。这样，在产量增长的过程中，这些企业首先是让那些工作量不饱和的在岗员工发挥潜力，使其工作量趋于饱和。因此，企业开始增产时一般不会增添员工，甚至会减少或分流员工。只有经过一段时间，当这些企业现有员工的潜力都发挥出来了，工作量基本上都饱和了，企业才会增加新的工作人员，所以经济增长率的变动同就业增长率的变动不对称，就业量的增长通常滞后于产量的增长。
另一方面，经济增长需要要素投入，而人力资源的投入只是要素投入之一。产业升级、技术创新是下一阶段中国为提高企业竞争力所采取的必要措施。技术创新过程中，产量会有较大幅度上升，但对人力的需求则不会以同一幅度增长，这再次说明了就业量的增长将滞后于产量的增长。
因此，要缓解中国的就业压力，固然要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比如说7％），更要注意就业的结构和就业者的去向，包括新达到就业年龄的人的工作去向和失业人员的再就业去问。假定不在就业者的去向方面进行细致的、深入的分析，而把分析的重点始终放在就业总量以及就业总量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上，那么很可能寻找不到对现阶段中国切实有效的就业对策。
记者：就业压力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以及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构成了严重挑战，亟需国家从宏观层次上进行调控。为了便于宏观层次上的调控，您是怎么看待中国劳动力就业的结构和就业者的去向问题的？
厉以宁：由于农村劳动力外出的情况比较特殊，所以我们先分析城镇劳动力的就业去向。首先要明确指出，城镇劳动力供给主要来自各级学校毕业生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分流出来的人员，那么，这些寻找工作的人将在何处找到工作呢？应当承认，国有企事业单位对新增劳动力的需求是有限的。它们或者在压缩编制，或者自身经营状况不佳，即使由于开展业务的需要而必须招聘职工的话，那么在学历、年龄、技术标准方面的要求是较严格的，并且名额通常有限。于是，劳动力的就业去向显然是在民营经济方面。
民营经济的覆盖面是相当广泛的。私营企业、合伙企业、个体工商户无疑属于民营经济的范围。已改制的、由多元投资主体组成而且并非由国家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也属于民营经济。此外，农村的承包大户，包括种植大户、养殖大户等，同样应被列为民营经济。由此可见，民营经济实际上是和国有企业，国家控股企业相对而言的。哪个城市的民营经济发展得越快，城镇就业压力就会越小；反之，哪个城市的民营经济越不发达，对劳动力的需求越少，那么城镇就业问题就越不容易缓解。
可以相信，无论是科技型的民营企业还是劳动密集型的民营企业，只要都有较快的发展，不同层次、不同技术水平的城镇劳动力都有机会找到适合于自己的工作岗位。而只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这两种类型的民营企业都有发展前景，也就是说，城镇劳动力的就业前景将是较好的。假定不发展民营经济以缓解城镇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我们几乎看不到还有其他什么办法能减轻城镇的就业压力。
记者：前面已经提到了对城镇劳动力的需求主要来自民营经济。那么，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主要来自何处呢？
厉以宁：大体上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村的承包大户、种植大户、养殖大户；二是设在城镇的民营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外资企业；三是基础设施建设单位，从事筑路、兴修水利等劳动。此外，还有一部分农村劳动力自行外出，到城镇或其它农村从事个体工商业活动，如摆地摊、开小店、做货郎等等。
其中，一部分人继续留在农村谋生，大多数人将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进入城镇，在城镇中寻找工作的机会。这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因为现代化的进程就是农村人口在人口总数中的比例不断降低的过程，农村劳动力的外出意味着城镇化的进展。民营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外资企业将从农村吸纳劳动力，使他们成为城镇人口的一部分。不管在户籍管理上，这些人是不是依旧保留着农村户籍，但从生活方面看，他们已经融化在城镇生活之中了。这就是说，城镇化程度越高，城乡过剩劳动力的就业机会越多。但是，进一步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样的城镇最有利于吸纳城乡的过剩劳动力，如何建设这样的城镇。
小城镇对现阶段中国经济的发展固然有重要作用，但在吸纳城乡过剩劳动力方面，要受到一定的限制。这主要因为，第三产业的发展程度同城市的规模、城市的经济发展程度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小城镇虽然也有一些商业、服务业设施，但这些设施的规模不大，所吸纳的就业人数也很少。而大中城市，由于规模大，人口多，交通便利，不但是商业中心，而且往往是文化教育中心、信息中心，甚至是金融中心，第三产业有良好的发展条件，在第三产业中工作的人数也就多得多。加之，靠近农村的一些小城镇居民，在生活习惯、生活方式上通常没有摆脱农村的影响，对生活服务的需求不多，所以第三产业的市场有限，而大中城市的居民在生活习惯、生活方式上则已经城市化了，他们提出了各式各样的生活方面的需求，从而刺激了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三产业也就有可能成为劳动者就业的场所。
因此，要缓解城乡过剩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在现阶段，不仅要继续发展小城镇，更要发展大中城市。不能认为中国的大城市的发展已到了极限，无法再扩大了。只要规划很好，配套措施相应地跟上来，即使是大城市仍有继续发展的必要与可能。假定再考虑到大中城市同小城镇相比，土地利用率要高得多（小城镇建筑占地过多），能源使用效率也有效得多，所以在经济上是划算的。
记者：加速城镇化将对缓解农村过剩劳动力就业问题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这是没有疑问的，但人们对加快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就业的影响问题就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只会促使更多的劳动力外流，从而使本来就严重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更严重，请您谈谈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厉以宁：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农村市场的启动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助于增加就业的。因此，不能孤立地看待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动，不能认为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只会促使更多的劳动力外流。
从绝对收入的角度来看，只要让农村人口的收人增长，消除他们因贫困而无法谋生的压力，农村劳动力外出的“推力”就会减少。从相对收入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农村劳动力的绝对收入上升后，外出取得收入的“拉力”多少有所减轻；另一方面，如果外出的农村劳动力人数偏多，他们在外地工作的收入会因劳动力市场上供大于求而出现降低的趋势，那么仍有可能延缓农村劳动力的外流。从预期收入的角度来看，要延缓农村劳动力外流，关键在于让这些劳动力在农村同样有成为业主、技术骨干或经理人员的机会，使他们有获取较丰厚收入的机会，特别是要使他们感到即使留在农村，前景同样是美好的。
那种认为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只会促使更多的劳动力外流的观点，从长期来看，是片面的，也是肤浅的。
它之所以是片面的，是因为只看到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后，同样产出的条件下所需要的劳动投入较少，或者说，每一亩耕地上所需要的劳动投入减少了，于是就会出现更多的过剩劳动力，他们不可避免地会外流，而没有看到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增加农民的收入，从而会启动农村市场，会导致农村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从而会在农村中提供较多的就业机会。
它之所以是肤浅的，是因为它没有把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后可能引起的农业投资的增加考虑在内。要知道，现阶段不少地区的农业投资是不足的，富裕起来的农民不会继续投资于农业，城市的工商户不愿到农业中投资，一些民营企业也认为向农业投资无利可图。如果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情况就会发生变化。愿意投资于农业的个人和企业都会增力。农业中资本不足的状况将逐渐改变，而投入农业的资本越多，农业劳动生产率就越有可能提高，农业的投资收益率也就会相对地上升，这样又会吸引更多的人和企业进行农业投资，形成良性循环。结果，农村过剩劳动力在农村中和农业中就业的机会也会增加。
当然，这并不是说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扭转农村劳动力外流的总的趋势。这主要表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有双重影响：一方面，有助于增加农村的就业，另一方面，会促使农村劳动力外流。结论是：农村劳动力的外流会因农村就业的增加而有可能放慢速度。因此，无论从近期还是从中长期来说，农村剩余劳动力因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及由此引起的农村经济变化，减缓了向城市流动的速度，这就是一件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好事。
记者：您作为本届政协委员，提出的议案之一是物流产业的发展将吸纳更多的人就业，这是今后国内就业发展的一大趋势，请您谈谈。
厉以宁：物流产业由各个不同的环节所组成，它是一个兼有知识和技术密集、资本密集和劳动密集特点的产业，它需要各种知识和技术水平的劳动者。物流中心不是单纯的仓储中心或运输中心，而是集物品配送、仓储运输、电子商务等业务于一体的中心，物流产业的发展将吸纳许多人就业。比如，随着物流技术的新发展和市场竞争的加剧，物流管理所需的专门人才需求量将以较快的速度增加。此外，物流中的许多环节，如物品配送、连锁经营、初步加工、产前产后服务、仓储运输（包括装卸），都需要一般的劳动力，只要经过一定的技术培训即可上岗。因此，物流产业本身对劳动力的需求呈上升趋势。与此同时，使地方形成“就业增加——购买力上升——经济发展——就业进一步增加”的良性循环，这就是建设物流中心和物流园区的综合效益的反映。
记者：据权威预测，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目前面临来自约1，400万国企下岗失业人员、1.5亿农村富余劳力和近1，000万城镇年度新增劳力的巨大压力。中国未来3到5年，每年城镇需安排2200-2300万人就业，即使经济保持百分之七到八的增长率，仍会出现每年上千万的“工作缺口”，您怎样看待这一相当长时期的就业压力？
厉以宁：城乡过剩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会一直存在。使一切想要工作的人都能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这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社会上总有一部分人没有工作岗位或没有合适的工作岗位，处于失业状态。在研究中国的就业问题时，我们的重点应放在就业总量和就业结构这两个方面，以及放在隐蔽失业向公开失业的转化和压力的缓解方面。今后一段时间内，只要不断地有新增的工作岗位，只要求职者有机会自行开业创业，只要求职者通过区际流动和职业培训而能适应工作岗位的要求，找到工作，只要隐蔽失业向公开失业的转化是有序的而不是突发性的，以及只要城镇登记的失业者可以按规定得到生活保障金，那就可以认为，即使仍保持一定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即使仍有不少准备外出的农村劳动力，中国的就业问题已基本上得到解决。
但就业压力的缓解，在经济运行转入良性循环之后，是可以期待的。“就业是靠就业扩大的，失业是由失业增加的”，这两句话说明了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一批人下岗了，没有工资收入了，消费就减少，他的邻居、朋友、亲戚看到这种情况，就对就业前景感到不放心，于是“可买可不买的就不买”，市场便受到消极影响，工厂的产品积压了，这又引起另一批人下岗。“失业由失业增加”，就是这个原理。相反，一批人就业了，有了收入，就需要消费，于是就使另一批人获得了就业机会。而后者取得收入又花掉，这样又会促使更多的人就业。各个就业者的消费占收入的比例在增加就业的过程中起着作用。此外，各个就业者未用于消费支出的那部分收入，成为储蓄，储蓄向投资的转化也会使就业人数增加。“以就业扩大就业”的设计，在经济运行转入良性循环后，将成为事实。
经济运行怎样才能转入良性循环？前提是有效的体制创新。经济运行的主体是企业，因此企业体制创新是促使经济运行转入良性循环的最重要环节。只有使企业真正成为政企分开的、多元投资主体组成的、富有活力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企业才能根据市场内实际情况进行投资和经营。企业的投资是对投资者负责的，盈亏是由投资者承担的，利润率多少是企业作出投资决策时首先考虑的目标。这样，经济在运行过程中才能在不过分依赖政府投资的条件下实现持续的增长。与此相应的是，市场体制应当创新，应当建立有效的资本市场体制、技术市场体制、劳动力市场体制等等。企业和个人作为投资者，能在有效的资本市场体制下进行融资活动，经济的增长将有保证。个人作为劳动者，能在有效的劳动力市场体制下进行流动并找到适合于自己发挥才能的工作岗位，效率将会提高，收入也会随效率的提高而上升，这就为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的基本平衡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实现创造了条件。而技术市场体制创新与资本市场体制创新的结合，又对产业的升级、高新科技产业的成长、市场竞争力的加强以及人才的吸引、激励等起着重要的作用。
总之，体制创新了，经济转入良性循环，政府投资将保持在适当的水平上，这可以吸纳一定数量的新增劳动力；而更为重要的是，经济转入良性循环，经济主要依靠企业投资和个人投资来实现持续增长，从而为新增劳动力的就业开辟了渠道，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和消费支出的上升，则又可以使一部分新增劳动力获得就业机会。这正是中国面临的就业形势与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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