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符号—文化——卡西尔符号哲学的内在逻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符号论文,卡西论文,逻辑论文,哲学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符号哲学的根本使命
哲学的根本使命是什么？这个问题是哲学的理论前提。任何哲学理论都以这个前提为其逻辑生长点。卡西尔的符号哲学也不例外。在二千多年的哲学发展史中，各种流派此起彼伏，各种理论异彩纷呈，但渗透于其中的一个焦点就是：哲学要关注、寻求、解答人的本性、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作为生命存在物的终极价值等问题。“认识自我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这看来是众所公认的。在各种不同哲学流派之间的一切争论中，这个目标始终未被改变和动摇过：这已被证明是阿基米德点，是一切思潮的牢固而不可动摇的中心。”（注：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回顾历史，即使是在人类智慧的萌芽阶段，自我也是人类意识的重要取向。“在对宇宙的最早的神话学解释中，我们总是可以发现一个原始的人类学与一个原始的宇宙学比肩而立：世界的起源问题与人的起源问题难分难解地交织在一起。”（注：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7页。）卡西尔的符号哲学作为一种哲学形式，它的根本使命同样是对人的探索。所以在晚年，他把他的最重要的一部哲学著作取名为《人论》，顾名思义，《人论》自然是研究所谓“人的问题”。
任何对“人的问题”的研究总是有一个切入点。切入点不同，对人的理解也就不同。在卡西尔看来，在西方历史史上主要存在着以下几种不同的人性观：
(1)理性的人：
把人看作是一种理性的存在物，这可以说是西方哲学史中的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早在苏格拉底时期，他的哲学唯一的问题就是：人是什么？苏氏的回答是：人之所以与动物相区别，就在于人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况，这是人的理性功能之显现。而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存在于这种显现中。“正是依靠这种基本的能力——对自己和他人作出回答的能力，人成为一个‘有责任的’存在物，成为一个道德主体。”（注：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8页。）后来，他的学生柏拉图继承和发扬了苏格拉底的这种思想，并使其在人类文明的全部发展中留下了它的标记。这种理性的人性观，到了黑格尔便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黑格尔把人的理性异化为一个“绝对”的理念，不仅把人看作是理性的人，就连人之外的自然物也不过是“绝对理念”的外在显现。
(2)宗教的人：
进入中世纪以后，理性被信仰所取代，宗教变得至高无尚。在宗教看来，人类所具有的理性不可能使我们通向澄明、真理和智慧，因为它本身就是含糊不清的。如果没有上帝的指引和启示，理性就不可能正确地使用。即便是这样，由于亚当的堕落，人便永世有罪，人的理性、意志和力量也就失去了意义。“那曾经似乎是人的最高特权的东西被说成是对人严重威胁和使他误入歧途的诱惑物；那曾作为人的骄傲的东西成了人的最深的耻辱”（注：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14页。）。因此，人必须放弃理性，坚定信仰，听从上帝的召唤。所以作为人的本质的异化物，宗教是一种荒谬的逻辑，而且只有这样它才能把握这种荒谬。
(3)生物的人
进入十九世纪以后，一种新的力量出现了——这就是生物学的思想。伴随着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传播与发展，生物学对人性的探究取得了高于其它思想的地位。它对人性的探究既不是抽象思辩，也不是信仰，而是经验实证。“我们再没有必要沉溺于空幻的思辩之中，因为我们不必寻找一个关于人的本性或本质的一般定义。我们的问题只是收集经验的证据，而进化的一般理论已经在一个丰富充实的范围内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证据，以让我们支配。”（注：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24页。）在生物学中：人和其他有机生命之间不存在一个绝对的界限，人都是由最低等的生命形式经过漫长的演化而来。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人只不过是用蚕吐茧丝或蜜蜂筑巢的同样方法在生产哲学和诗歌的一种较高种属的动物。
卡西尔认为，以上形而上学的、神学的、生物学的人性观虽然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人的某些存在属性，但是对“人是什么”并没有作出一个根本性的解答，反而是陷入了“思想的无政府状态”，至今人类仍然处在自我认识的危机之中。之所以是这样，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一种方法来掌握和组织各个学科已经积累并且仍在不断增长的大量事实，从而在一大堆材料中迷失了方向。因此，哲学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承担起这个重任：即成功地找到引导我们走出迷宫的指路明灯，从而达到对人性全面而又深刻的把握。于是卡西尔在总结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符号形式哲学”以图完成这个目标，这也成了符号哲学的根本使命。
从理性批判走向文化批判
从渊源上来说，卡西尔的符号哲学是在康德三个《批判》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可以看做是一种批判哲学，不过是扩大了的批判哲学。人们普遍认为，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认识论转向，而康德作为西方哲学史上承前启后的人物，以其“纯粹理性批判”对人的“知识”、“理性”进行了深入彻底的“批判”考察，从而完成了这一转向。认识论的深刻内涵就是再也不把人性理解为一种实体性的本质，而是一种功能性的定义。这一内涵的意义就是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即在知识的生成中，不是自然为人立法，而是人为自然立法。这样，康德的批判哲学就突出了主体的能动性，确立了主体在世界中的地位。
然而，从近代哲学的开创人笛卡尔直到康德，他们所说的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只是数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知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所要考察的主要是“纯粹数学如何可能”、“纯粹自然科学如何可能”。之所以是这样是因为自近代以来，数学和自然科学塑造了这个时代的知识范型，它的实证和分析的方法诞生出巨大的生产力量。这种状况直到卡西尔时仍然没有什么改观。“除了几何学、解析学、力学，似乎再无任何其他真正严格的科学领域了。因此，对哲学理性来说，如果文化世界向来被认为是可以进入的和自明的话，如果它不再处于神秘黑暗中和神学传统的桎梏中，那么，它也必然就像物理世界一样，是清晰的可被数学公式来表达的”。（注：卡西尔《人文科学的逻辑》，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但是，在人的所有知识中仅仅只是数学和自然科学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知识吗？我们凭什么根据必须把它们供奉在人类文化祭台的中央？这本身受到过前提的“批判”吗？……卡西尔感到，康德理性批判的范围太过狭窄了，康德哲学是以实证科学为基础的，而哲学应有更为广泛的基础。这就是人类的整个文化世界。
卡西尔认为，人不是生活在一个纯粹自然的世界里，而是生活在一个文化的世界之中，换句话说，人只有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才能成为真正的人，也只有在这种活动中，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而人所创造的文化或者说人的文化世界并不仅仅只是一个数理科学的世界，它还包括艺术、语言、神话、宗教、历史、哲学等等。它们都和数理科学的世界一样是实实在在的。对于人类生活来说，这些“其它形式”并不低于数理和逻辑这种形式。它们都是人类文化的一个方面，一个部分。它们内在的相互联系从而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正是这种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都是这个圆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因此，一种‘人的哲学’一定是这样一种哲学：它能使我们洞见这些人类活动各自的基本结构，同时又能使我们把这些活动理解为一具有机的整体”。（注：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87页。）。归根到底，人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必然地把人塑造成文化的人。这就是人的真正本质，也是人的唯一本性。
从这样的立场出发，卡西尔一方面继承和运用康德解决科学知识的原则和方法，另一方面又从内容上扬弃康德哲学中的片面性、局限性，他把康德的“知识批判”或“理性批判”的范围扩大到文化的各个部门。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这样一来，理性的批判变成了文化的批判。它力求理解并展示，文化的每一个内容”（注：卡西尔《语言与神话》，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11页。）。于是，我们就在对文化的批判中有了一种系统的关于人类文化的哲学。这种扩大了的文化批判之哲学，就是要把传统认识论将之排除在外不予研究的广大的文化领域都作为认识论的对象而予以研究，对它们作本质的，总体的探讨，并分析、批判它们形成的条件和形式。借用康德的话语方式来说，就是要考察人类的各种文化形式是否可能，如若可能，那又如何可能，即人类文化能否生成？又怎样生成？
符号，文化生成的焦点
在卡西尔看来，人类文化生成是可能的，之所以可能，就在于人类的符号活动。因为符号活动“这种自觉性和创造性是一切人类活动的核心所在，它是人的最高力量，同时也标志了我们人类世界与自然界的天然分界线。在语言、宗教、艺术、科学之中，人所能做的不过是建设他自己的宇宙——一个符号的宇宙”。（注：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48页。）这就是说，人之所以为人，人的力量之所在，就在于能发明、运用各种符号。从而创造出一个“符号的宇宙”。人的符号活动，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文化世界，反过来，这些文化世界又成了人的各种符号形式。所以符号与文化是一而二，二而一。然而，在符号宇宙中，“我们所寻求的不是结果的统一性，而是活动的统一性；不是产品的统一性而是创造过程的统一性。”所以，符号哲学研究的对象既不是抽象的文化，也不是抽象的人，而是要研究具体的、能动的符号活动本身。因为正是这种活动既产生出一切文化，同时又使人成为人。
由此可见，符号活动的功能就是把人与文化联结起来，所以符号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对各种符号形式——语言、神话、艺术、科学、历史等进行研究，这些符号形式是织成符号之网的不同丝线，是人类经验的交织之网。在这个意义上，卡西尔把他的全部哲学叫做“符号形式的哲学”。而这种哲学研究方法实质上就是发生学与现象学的方法，因此我们可以在一种广义的意义上，把符号哲学叫做“文化现象学”。这样我们就十分清楚的理清了卡西尔符号哲学的内在理路，并且可以用一个公式来表达：人——运用符号——形成文化
在这个公式中，人与文化处于主客两极，在人的本质与文化的本质之间，符号活动作为中介，使两者彼此通达。人、符号、文化本质上就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统一体，而“人的哲学”、“符号哲学”“文化哲学”也就是同一个哲学。
生成文化的符号何以可能
卡西尔直接把人标明为“符号的动物”，那么究竟什么是卡西尔所说的符号？符号又有哪些内涵与特征？作为人类文化生成焦点的符号又是何以可能？
人生活在无比丰富的对象世界之中，无时无刻都发生着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人在这种关系中，通常要以一定的符号来代表一定的对象，以便能随时随地地“指称”对象。由此看来，符号是人所创造的用来指称、标志或代表某一对象的东西。是关于对象的“名称”、是对象的人工“指称物”，因而它是对象的观念性存在，这是符号的一般含义。但卡西尔认为，要更好地理解符号，需要把符号与信号相区别。因为，符号与信号虽然有相似之处，但本质上却截然不同。它们分别与人的生存方式和动物的生存方式相联系。动物是以所属的种的本能活动去被动的适应外部环境，而人却是以自己的精神力量去能动的改造对象世界，使世界满足人类的需要。前者是以获得信号去适应所属的环境，而后者则是以创造符号去把握世界。与动物的功能圈相比，人的功能圈不仅仅在量上有所扩大，而且还经历了一个质的变化。除了在一切动物种属中都可看到的感受器系统和效应器系统以外，在人那里还发现可称之为符号系统的第三个系统。
符号虽然是一种观念形式，但它也具有物理属性，也有物质的外壳。如语言就离不开书写材料以及空气的媒介。但是，在“符号”中，既有感觉材料，又有理性的意义，二者是统一不可分的。因此，“符号，就这个词的本来意义而言，是不可能被还原为单纯的信号的”（注：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41页。）。在卡西尔看来，符号作为对象的观念性存在，它的理性功能具有生成和塑造人类文化的作用。这种作用之所以可能是因它具有三个基本特征：
(1)抽象性。卡西尔把符号理解为由特殊抽象到普遍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代表一定的意义，它可以为别人所了解，可以与他人交流。因而它是社会性的，不是孤立的，符号本身是个别与一般相结合的产物。卡西尔说，“在人那里已经发展起一种分离各种关系的能力——即在其抽象意义上考虑那些关系的能力”，（注：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49页。）这种能力在德国哲学家赫尔德那里，被称之为“反思”，也就是人能够从漂浮不定的感性之流中抽取出某些固定成分，从而把它们分离出来进行研究。而这种抽象能力在动物世界中是没有的。这种抽象化的过程离不开人类的符号系统。所以“如果没有符号系统，人的生活就会被限定在他的生物需要和实际利益的范围内，就会找不到通向理想世界的道路。”（注：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53页。）
(2)普遍性。所谓普遍性就是指符号的功能并不局限于特殊的状况，而是一个普遍适用的原理，这个原理包括了人类思想的全部领域。这一特性表明人的符号功能是不受任何感性材料的限制，此一时，彼一时，此地，彼地，其意义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由于每物都有一个名称，普遍适用就是人类符号系统的最大特点之一”，（注：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46页。）这也就是为什么聋、哑、盲儿童的世界也比最高度发达的动物世界还要无可比拟地宽广和丰富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唯独人类能打开文化世界大门的奥秘之所在。
(3)多变性。一个符号不仅是普遍的，而且是极其多变的。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语言表达同样的意思，也可以在同一种语言内，用不同的词表达某种思想或观念，而信号却总是以一种确定而唯一的方式与它所指称的事物相联系。“真正的人类符号并不体现在它的一律性上，而是体现在它的多面性上。它不是僵硬呆板而是灵活多变的。”（注：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47页。）
卡西尔认为，正是符号的这三大特性使符号超越于信号。卡西尔以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所作的狗的第二信号系统实验为例来予以说明。他认为，铃声作为“食物”的信号不能和人的“符号”相提并论。“铃声”作为“信号”是一个物理事实，是物理世界的一部分；相反，人的“符号”不是“事实性的”而是“思想性的”，它是人类意义世界的一部分。信号是“操作者”(operators)；而符号则是“指称者”(designators)；信号是物理的或实体性的存在，而符号是观念性的或意义性的存在，具有功能性的价值。人类由于有了这个特殊功能，才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世界所给予的影响作出事实上的反应，而且能对世界作出主动的创造与解释。正是有了这个符号功能，才使人从动物的纯粹的自然世界升华到人的文化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