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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11-4721(2003)03-0039-08
延安中央研究院作为中国革命后期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至今没有引起学者的注意。实际上，它在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研究它，对于今天已经进入现代化建设快车道的中国，有计划推进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转型，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一、延安中央研究院成立的社会文化背景
延安中央研究院是在1941年7月根据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的精神，在延安兰家坪宣告成立的。洛甫(张闻天)任院长，范文澜任副院长。它是中国革命即将取得胜利时期特有的文化现象。
首先，新民主主义政治文化的框架基本确立并在中国部分地区实施以后，利用政权推动学术文化转型的任务，便突出地提到日程上。
文化从功能结构上看，可以分为政治文化、学术文化和世俗文化。当然，政治文化归根结底也是一种学术文化。但是，政治文化在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和转型中具有其他文化无法替代的枢纽作用。它在整个文化系统和社会系统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第一，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要想获得政权，总需要一种反映社会发展要求的政治理论作舆论工具。“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1](P13)第二，在近代社会政治活动中，政治文化是政党活动的理论武器。在近代社会，作为两大对立阶级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其活动是通过政党来活动和领导的。政党作为特定阶级、阶层为了共同利益而采取共同行动以期取得政权或影响政府而结合起来的一种政治组织，必须有一定的政治理论作为行动纲领。“一个政党如果没有纲领，就不可能成为政治上比较完整的、善于在任何转折时期始终坚持自己的路线的有机体。”[2](P4)第三，政治文化为社会全面转型，从而也为文化转型提供范式。政治观是一定阶级、阶层的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当代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曾说政治学应当研究“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3](P1)在经济变迁基础上产生的政治文化包括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框架，它不仅是新社会建构的理论依据，也制约着文化的发展、变迁，规范着文化未来发展的方向。“政治制度常常给整个文化打上自己特有风格的印记，这一点是不成问题的。”[4](P51)从文化功能结构的角度看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如果说学术文化中的科学技术文化提出转型的基础因素的话，那么，新型政治文化不仅提供范式，而且具有枢纽作用。
近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变迁，充分证明了政治文化在社会变迁和文化变迁中的重要地位。在孙中山三民主义理论的指引下，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空前伟大的政治变革。但是，辛亥革命没有大的农村变动，最后又没有成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独立创造出全新、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尽管延安中央研究院成立时陕甘宁地区处于极端艰苦的时期，但是，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政治现代化在权力层面基本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以后，利用新型政权推进学术文化全面转型的任务就提上了历史的日程。因为从现代化进程的要求看，这时“现代化政治领袖面临的中心问题，是调整自己社会独特的传统文化使之适应于同现代知识所提供的机会相对应的生活方式”。[4](P60)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后发现代化国家，尤其是如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锐敏地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延安中央研究院的成立就是利用政权自觉推动文化转型的典型表现。
其次，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以来，西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在中国的引进、传播和本土化进程为延安中央研究院的成立准备了丰厚的土壤。
近代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是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的产物，同时又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文化手段。开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在西方文化的撞击中逐步认识到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在近代中国，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未加区分，统称社会科学，一直到新中国建立后仍如此)对改造中国社会的极端重要性。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把社会科学称为“救国的学术”。他们说：“要破坏，需要社会科学；要建设，仍需要社会科学。”“技术科学是在时局转移以后才有用，他自身不能转移时局。……要救中国，社会科学比技术科学重要得多。”[5](P388)《新青年》更明确指出：“特别需要社会科学的根本知识，方能明察现实的社会现象，求得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6](P4)
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与革命关系较为密切的政治学、哲学、历史学和文学，转型起步较早。在哲学方面，中国近代救亡图存的历史主题推动着古代哲学向近代资产阶级进化论哲学的转型。“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又促使资产阶级进化论哲学向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型。后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哲学史完结了经学时代，进入了现代化的新时代”。[7](P174)
哲学方法论的转变为历史学的转型提供了工具。随着进化论的传播，以梁启超1901年发表的《中国史叙论》和1902年发表的《新史学》为标志，中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开始形成。五四时期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推动着资产阶级史学向马克思主义史学转型。1930年，郭沫若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出版，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
进化论的传播也推动着文学的近代转型。戊戌变法时期，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以诗歌、散文为主要体裁、以文言为表达方式的古代文学向资产阶级近代文学转型。19世纪20世纪之交，以梁启超为首，文学界掀起一场以“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剧改良”为内容的文学革新运动。白话文受到重视，小说升入文学的殿堂，视为“文学之最上乘”。周作人进而提出以“意象、感情、风味”三事之有无作为区分文学和非文学的标准，并针对中国古代将“经、史、子、集”统称文章的作法提出“纯文章”与“杂文章”的区分。梁启超的“三界革命”与周作人对文学概念的界定，标志着资产阶级文学的初步形成。五四时期，白话文又代替了“言、文分离”的古文。1925年，茅盾提出“无产阶级艺术”的口号。1930年2月，以鲁迅为盟主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标志着无产阶级新文学的开端。
在社会科学方面，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充分，市民社会没有正常发育起来。所以，以研究近代社会的人们在社会和文化方面的行为为学科对象的社会科学诸学科，除了与革命关系较为密切的政治学之外，发展都比较迟缓。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适应正确认识、深入研究中国社会尤其中国近代社会的客观需要，掀起了以学习和引进为主要内容的社会科学运动。“不数年间，译著之书汗牛充栋，学校设专科，各地设学会，一时青年群趋此途，俨然成为一时风尚。但流弊所及，不务实际，空谈理论；……一若社会科学者即清谈诡辩之工具。”[8](P299)1930年5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并出版《社会科学战线》等刊物和《社会科学讲座》等普及读物。引进、介绍的必然结果是学术的本土化。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学者们提出了“学术中国化”的口号。他们指出：“‘中国化’的口号被提出于学术界，这是富有历史意义的。中国需要现代化，需要把世界上进步的学术文化尽量吸收，使自己迅速壮大起来。然而我们有自己的社会机构，有自己的民族传统，有自己的历史发展阶段；不是可以随便安上美国的头，英国的脚，要方就方，要圆就圆的。世界上任何好东西，总须经过我们的咀嚼消化，融合到我们的血肉机体中，然后对于我们方为有用。”[8](P637)“学术中国化”口号的提出，说明学者们已经自觉意识到由吸收、引进西方近代学术转变到融合中西文化、建设中国化的近代学术文化的迫切性。利用政权推进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转型的时机已经成熟。
再次，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是中国革命的中心，民主政治的楷模，进步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而国民党政权却日益腐败。国共比较上的反差，延安在政治方面、文化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强大的、不可遏止的向心力，吸引了大批资深学者和“进步青年从全国各地，甚至从侨居的遥远的南洋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缅甸等地，经历千山万水，不顾国民党反动派一切阻挠，奔向延安”，[9](P8)使延安成为一个崭新的、反映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学术中心，为延安中央研究院的成立提供了客观可能的条件。
二、延安中央研究院的成立、组织机构和历史概况
延安中央研究院的前身是1938年5月5日成立的马列学院。院长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副院长是著名经济学家王学文。该校培养了大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实际工作者。1941年7月，根据毛泽东要着重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指示，马列学院改为延安中央研究院。研究院设研究指导处、总务处和9个研究室。这9个研究室是；中国政治研究室，室主任是哲学家、政治家张如心；中国经济研究室，室主任是著名经济学家王思华；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室主任是著名哲学家艾思奇；中国教育研究室，室主任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李维汉；中国文艺研究室，室主任是著名作家欧阳山；中国新闻研究室，室主任是李维汉；中国历史研究室，室主任是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俄语研究室，室主任是著名翻译家师哲；国际问题研究室。全院研究人员约200人，大部分是青年知识分子，也有不少在学术界有一定声望和地位的学者。研究院成立后，各研究室都制订了三年研究规划或半年、一年执行计划。研究院的治学方针是大、变、化三个字。意思是：“大，志向要大，决心要大；变，是指学习方法要变；化，是联系实际，具体应用，也就是马列主义中国化。”[10](P129)可见，研究院成立时，推动学术文化转型的自觉性是颇高的，在各专业领域里大干一番的决心也是颇大的。可是，研究院的正常工作仅仅进行了半年多，形势发生了变化。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检讨了党在历史上、特别是十年内战期间的路线问题，确认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前所犯的‘左’倾错误是‘路线错误’。毛泽东同志在会上尖锐地批判了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10](P169)在这种政治形势下，对于在苏联红色教授学院学习5年，“从一九三一年二月回国以后直到遵义会议的四年中，犯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10](P166)的张闻天来说，尽管在遵义会议后政治路线一直正确，可能也觉得自己在延安中央研究院院长的位置上不太合适了，于是主动要求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经中共中央同意，张闻天放下了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由凯丰代理)和延安中央研究院院长(工作由李维汉代管)的工作，率领调查团从1942年1月到1943年3月到陕北的神府、米脂、绥德和晋西北的兴县等地，对农村和城镇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各方面的情况进行了一年多的调查。据李维汉回忆，“洛甫临走时对我说，‘中央研究院的事你照顾一下。’我曾三次要求凯丰自己管，未成。中央研究院作为中宣部的一个整风试点单位，很快开展了整风运动，我参加领导了这个运动的主要阶段。”[11](P14)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延安整风运动从此开始。3月18日，延安中央研究院召开动员大会，开展整风运动。本来，整风的目的是“为了弄清是非，提高认识，接受经验教训，不追究个人责任”。[11](P2)可是，整风运动开始后，阴谋家康生以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的身份一度控制了整风运动。在由毛泽东、刘少奇、康生三人组成的总学习委员会中，康生任副主任。该委员会成立后，毛泽东对康生说：“总学委的工作由您做。”[11](P1)康生有了合法权力之后，疯狂迫害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他“在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了一个题目叫《抢救失足者》的报告，胡说什么延安‘特务多如牛毛’，有一大批日寇、汉奸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隐藏在各个机关，要搞一个运动来抢救所谓‘失足者’。”[10](P209—210)1942年夏，康生提出了一个包藏阴险目的的整风程式：“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肃反必然转入抢救，抢救不成而自救”，这就是说，“只要他说谁有问题，即使搞不出什么任何事实，也要让其‘自救’，永远没有完。”[11](P2)1943年5—6月间，“抢救‘失足者’运动”已在陕甘宁边区全面展开，准备出席中共七大的代表中已有半数“有问题”。康生借口“整顿后方，清理阵容”，把“不可靠”的人都抓起来。“于是延安一夜之间抓了260人，中央社会部也抓100人，绥德专区抓了100人，关中也在抓人，以后还在扩大。”[11](P6)(后来，毛泽东发现这个问题，纠正了这种倾向)在这种政治氛围下，延安中央研究院的整风一度偏离正确轨道。主持延安中央研究院整风运动的李维汉后来回忆说：“整风运动的对象，主要是老干部(当时是中年干部)，但整风刚开始时，中央研究院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出来刮了一阵小资产阶级歪风，影响很广，如果不首先加以端正，就不可能把整风运动纳入正路。因此，在一段时间内，整风矛头首先对准了青年知识分子中的这股歪风。但过后不久，毛泽东同志还是把整风矛盾拨回到领导干部的思想路线方面。”[10](P11—12)李维汉这里所说的歪风指的是中国文艺研究室研究员王实味等表现出来的极端民主化和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对不良思想倾向进行善意的批评当然是应该的，问题是继之而来的毫无根据的残酷斗争不断升级：从延安中央研究院的批判发展到全延安所有机关、学校代表参加的批判，从一般的墙报内部批判到在《解放日报》上公开批判。“这个斗争持续开会十次，参加会议的人员最多时达到一千余人，座谈会变成了群众大会，全延安七十多个机关学校都有代表参加。”[10](P26)关于座谈会的情况，据有关人员回忆是：4月7日，“中宣部把研究院的部分同志召集到杨家岭开座谈会，从上午九时一直开到夜里十二时。会上的发言虽然甚为踊跃，但旗帜鲜明地反对王实味的，却只有李超同志一人”。[10](P137)虽然发言者旗帜多不鲜明，但斗争却逐步升级。“很快又有同志揭发王实味在历史上和托派有联系，此事他在一九四○年向组织部交待过。”[10](P26)在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上，本不应该轻易下结论，但不幸的是在毫无实际证据的情况下，王实味被开除党籍，关押起来，1946年被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1947年7月被处以极刑。1991年2月7日，公安部正式作出《关于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给予平反昭雪”。[12](P412)应该说，发生在延安的抢救运动极大地摧残了满怀热情的革命知识分子，有些人甚至受到迫害，当然也极大地影响了延安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研究工作只进行了半年多就停顿下来，到1943年5月4日“改为中央党校第三部”。[10](P77)延安中央研究院从建立到取消建制，前后不到2年时间。
三、延安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概况
研究人员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大部分是原马列学院留下的同志；少部分是由延安其他单位选送并经过考试择优录取的。”[10](P111)从年龄看，“廿岁到卅岁占百分之七十九”。[10](P236)从学术水平看，则分为“研究员和研究生。研究员的任务是独立进行研究工作，其中过去已经有一定学术地位的同志，定为特别研究员。他们的工作职责和研究员相同，只是在生活待遇上得到一些优待。研究生的任务是边学习边工作，开始以学习为主，逐步走向独立工作”。[10](P73)研究工作的具体任务是“系统周密地研究我国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现状；有组织地研究近百年的中国史，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作综合的研究”。[11](P41)研究人员的生活待遇是：“早上能喝到豆浆，一星期还能吃到一两顿肉和馒头。”除了保证生活费用之外，“没有薪金”。[10](P81)在研究院成立后的大半年时间里，在比较艰苦的条件下，研究人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延安整风开始以后，“研究工作就没有按计划进行了”。[10](P61)各研究室的研究工作情况大致是：
中国政治研究室：分为中国革命问题研究、联共党史研究、时事研究三个研究组。中国革命问题组计划写出《中国革命问题》专著。联共党史组主要围绕联共党史研读列宁的名著。时事研究组主要研究中国现实的政治情况、政治动向。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通过有名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研究室的同志们全部投入了这一工作”，他们“不仅向延安派往各地从事选举工作的同志进行深入的调查访问，而且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具体会务工作”。[11](P39)不久，整风运动开始，研究计划绝大部分没有实现。
中国经济研究室：室主任王思华是留学英、法的著名学者，与侯外庐同为《资本论》中译本的最早翻译者。在他领导下，确定研究室的任务是“研究战时中国经济的动态，批判一切不正确的经济思想，研究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根据研究工作任务分为三个组：“大后方经济研究组——研究目前大后方的经济动态；研究鸦片战争以来的经济发展。”“经济思想批判组——研究与批判中国现在的与过去的各种不正确的经济思想。”“边区组——首先研究陕甘宁边区经济，然后再次第研究其他抗日根据地经济。”[10](P267)研究工作开展几个月后，1942年初室主任王思华就被调去参加“绥德专署的农村调查。一九四三年，他到陕甘宁边区政府物资局负责调查研究工作，专门研究边区当时存在的经济问题。”[10](200)研究室的研究工作可能就此停止了。
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18位研究人员中，室主任艾思奇因著有多次再版的《大众哲学》一书而蜚声学术界，柳湜、陈唯实也在学坛久负盛名。研究工作以研究中国文化思想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掌握革命的思想方法和文化政策为目的，制订了三年计划：1.搜集、编辑中国文化思想史料；2.编写《中国近代思想史》；3.编写《中国哲学思想史》；4.编写《中国的辩证法唯物论》；5.研究中国民间思想意识。[10](P268—269)计划订出不久，情况发生变化。1941年9月，毛泽东提出：“关于理论方面，暂时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13](P189)10月底，又专门作了关于思想方法问题的报告。不久，为配合整风运动，毛泽东又提出编写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一书的任务。1942年2月的一天，在杨家岭中央办公楼三楼小会议室亲自主持召开座谈会，说明编写本书的目的、方法。“会上决定，把编这本书的任务交给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和中央政治研究室。艾思奇同志从杨家岭回来以后，立即对搜集、摘录和编纂这本书的工作作了具体的布置，并亲自主持了总的编辑工作。全室十几个同志都分了工，每人分了几本书，紧张地工作起来。……从毛泽东同志召开座谈会，到编成这本书，一共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10](P206—207)这本《思想方法论》是延安中央研究院的重要研究成果，对40年代中国政治和学术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该书编成后，研究人员全力投入整风运动，研究工作也就停顿了。
中国教育研究室：1941年9月建立，“成员有董纯才、张健、华子扬(兼研究室秘书)、陈元晖(薛尔)、李冰洁、席道崇、翟定一、王志匀、陈璧如、封梧、石澜、黄滨、陈如馨等十三位同志”。[10](P57)研究室以“研究创立新民主主义教育的理论和实际，并以研究中培养掌握教育理论的干部”[10](P270)为目的，制订了三年的年度计划。1941年下半年调查研究各抗日根据地、国民党统治区、敌占区“从抗战以来的一般教育状况，包括教育思潮、教育政策、制度方法实行等问题”。[10](P275)1942年以抗日根据地国民教育为中心，调查研究根据地的小学教育、社会教育及师范教育；完成国民教育理论与实际的初步研究；编写《陶行知教育论文选集》、《马恩列斯论教育》、《新民主主义的乡村教育》、《近代各种教育方法介绍》；筹办心理学试验室。[10](P271—272)1943年以研究中外教育史为中心，编写《中国现代教育史》、《外国现代教育史》，[10](P272)1944年，研究教育的一般原理及教育的各种基本问题：教育行政、学制、教育法、训育、课程教材、社会教学，编写《新民主主义教育论》。[10](P272—273)
中国教育研究室是延安中央研究院取得科研成果较多的一个单位。“从一九四一年九月到一九四二年三月整风前的六七个月的时间内，较好地执行了研究计划，拿出了一批研究成果。”[10](P59)其中有张健整理《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学说》，华子扬整理的《乡村教育资料》，陈元晖整理的《杜威教育思想资料》，陈璧如整理的《陈立夫教育思想资料》，董纯才整理的《边区师范资料》，王志匀、李冰洁、翟定一的《关于边区教育的调查》，李维汉关于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笔记。1942年2月，研究室召开了陶行知教育思想讨论会。3月，召开了乡村建设问题讨论会。整风运动开始以后，研究工作停顿下来，“许多同志已经整理好的材料也来不及讨论。这期间，除董纯才同志发表了《论国民教育的改造》(《解放日报》1942年9月4日)、《怎样以反党八股的精神编教材》(《解放日报》1942年12月5日)外，其他同志都没有来得及写出研究著作来，这是很遗憾的”。[10](P61)
中国文艺研究室：除室主任欧阳山外，研究员有刘雪苇、魏东明、王光震、汪琦、郭小川、余平若、金紫光、董速、蔡天心、江帆、金默生、张滨潢、伊明、吴介民、尚伯康、魏荣章、陈振球、肖英、程堃、张炳南、王实味等。研究室研究计划已散失。据该室研究员草明回忆，研究工作的范围，“包括作家、作品和文艺理论。为了与当时的需要相结合，又以研究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浪漫主义为重点。‘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浪漫主义’，是高尔基在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所以我们除了研究这个口号的理论问题之外，也联系研究高尔基的作品和苏联其他作家的作品。除此之外，还研究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和它的代表作。当然，其他各种流派也偶有涉及”。[10](P63)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文艺研究室有少数几个人参加了这个会，也有几个去列席旁听的”。[10](P65)座谈会之后，研究人员陆续深入到工农兵中去了。
中国历史研究室：由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改组而来。研究员中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吕振羽及齐燕铭为特别研究员，杨绍萱、佟冬、金灿然、叶蠖生、刘亚生为一般研究员。陈道、宗箴、李徽、孙孝实、夏奇峰、胡朝芝、谌湘汉是研究生。研究室分近代史组、农民土地组和民族史组。各组制订了三年计划。近代史组：范文澜编写《中国通史简编》下册(近代史之部)、《中国经学史》，叶蠖生编写《苏维埃运动史》、《中国近代政治史》、《抗战史》、《中国经济政治制度史》，李徽编《近代东洋史资料》。农民土地组：佟冬编写《中国土地制度史》，孙孝实编写《中国法制史》，刘亚生、宗箴编写《中国农民战争史》。民族史组：金灿然编写《民族史》，陈道编写《西南少数民族史》。1941年下半年拟完成的工作(大部分为中央指定的)是：《中国国文选》(30万字)，由范文澜、齐燕铭、叶蠖生、金灿然、刘亚生、佟冬等合编；《中级中国史课本》(20万字)，由叶蠖生、金灿然、刘亚生合编；《中国近代思想史料》，由范文澜、齐燕铭、金灿然、叶蠖生合编；《中国文学史》(20万字)，齐燕铭编；《中国通史附录图表》，陈道、宗箴、孙孝实编；《中国史初级课本》(10万字)，佟冬编。[10](P282)
上述计划，“同当时工作人员的力量比，是订得庞大了一些。加之后来转入整风运动，有些研究计划实际上没有执行”。[10](P74)但从工作成绩看，中国历史研究室是比较突出的单位。据叶蠖生回忆，当时有五部书稿开始写作：《中国通史简编》、《中国文学史》、《苏维埃运动史》、《中级中国史课本》和《中国国文选》。“最后一种虽不属历史范围，但那是毛泽东同志指定由范老负责编选的。毛泽东同志还指定了一些需要节选的文章，如《聊斋志异》和《西游记》中一些篇章。这些文字要使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都能读懂，需要加很多注释。于是研究室决定用全力突击完成这一任务，指定由范老、齐燕铭、刘亚生、佟冬、金灿然和我负责。……这部书在一九四二年完成付印，毛泽东同志写了序言，……这部书是历史研究室存在时期唯一全部完成了的一项任务。还有两项任务是在研究室结束后继续完成的。一是《中国通史简编》(下册)，这是范老后来完成的。……一是《中级中国史课本》。”[10](P75)
国际问题研究室：研究员有柯柏年、郭靖、聂耶、梁寒光、牟焕奎、杨博然、金沙、胡南、黎光明、朱仲芷等10人。研究室订有两年计划，主要是关于帝国主义的研究，“研究各国如何从自由资本主义转变为独占资本主义，如何分割殖民地，各国与他国之间的矛盾，各帝国主义者之特点”。[10](P288)此外还有关于资产阶级革命的研究，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等。1942年1月刚确定研究工作计划，3月份即开始整风运动，“研究就中断了”。[10](P78)
中国新闻研究室：除室主任李维汉外，研究员有王禹明、吴景直、邓泽、臧剑秋、王海原、黄铸夫、陈白林、吴越、何定华、陈明等。研究室计划“从中国新闻事业之现状、历史及理论三个方面进行调查研究”。[10](P277)虽然按计划进行了分工，但由于1942年1月确定计划后两个月即开始整风运动，计划基本上没有付诸实施。
俄文研究室：前身是“马列学院的俄文班(俄文教研室)”。[10](P84)这个班培养的“二三十人，例如王天铎、吴良珂、林枫、余实、陈伟凡、唐海、陈波儿、陈戈、田蔚、胡真等，……就是俄语研究室的基本力量。那时的学习召集人和主持者是唐海同志，组长是潘芳同志”。[10](P85—86)名义上是研究室，实际上主要是搞俄语教学。改编为俄文研究室后，“俄语教学又继续了一个短时期，整风运动开始后就基本停止了”。[10](P86)
四、延安中央研究院在中国近代文化转型中的地位
延安中央研究院作为中国近代文化转型后期建立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虽然历史不长，但却是中国近代文化转型中的极为重要的事件。它的经验，它的教训，都是中国近代学术发展史上宝贵的文化遗产，对推动中国当代文化转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首先，它在旧中国虽然没有合法地位，但无疑却代表着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正确方向，预示着中华文化复兴的新时代即将到来。
中国近代文化转型，如果分析地说，它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阶级性质的转型，二是文明形态的转型。在运行中，阶级性质的转型与文明形态的转型并非截然分开，而是相伴而行的。综合地说，所谓中国近代文化的转型，实质上是在中西文化强烈撞击的过程中，对西方文化优秀成果的引进、吸收和中国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优秀部分的继承，更重要的是在中国近代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文化综合创新。从鸦片战争到延安中央研究院成立，中国近代文化转型已经走过了100年的曲折、艰苦历程。在这个过程中，从文化的阶级性质转型上说，经历了地主阶级的封建文化到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文化的转型，再由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文化向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转型。从文化的形态上说，经历了从中世纪的农业文化逐步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新民主主义作为中国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过渡形式，虽然一直到中国近代社会终结之前没有完成也不可能完成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任务，但新民主主义文化及其必然的前途——社会主义文化却指明了并代表着中国近代文化逐步向现代文明形态转型的正确方向。1928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了中央研究院，下设比较齐全的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所，对推动中国近代学术文化转型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作出了巨大成绩。但是这种资产阶级领导的学术机构在无产阶级为统帅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已经壮大起来的情况下，就不再能代表中国近代学术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更不能完成中国近代学术文化转型的任务了。
其次，从对延安中央研究院与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的不同态度和待遇上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当时对自然科学的发展和研究是更加重视的。这种偏颇的态度对后来的文化发展和转型产生了不利影响。更加重视自然科学的态度表现在：一是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成立早。早在作为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延安中央研究院成立之前，1939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创办自然科学研究院”，[14](P1)由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李富春任院长。1940年9月，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改为培养科技人才的理工科大学——延安自然科学院。二是延安自然科学院虽几经变化，但建制基本上保留了下来。延安自然科学院设四个系：物理系(后改为机械系)、化学系(后改为化工系)、地矿系(后并入化工系)、生物系(后改为农业系)，由徐特立任院长。至1943年审干运动时，“由于审干、精减、调整、搬迁，大部分师生主要是参加生产劳动，上课基本停止”。[14](P12)1943年11月，与延安大学合并，成为延安大学的一个学院；1944年6月，又恢复建制，由李强任院长，恽子强任副院长。1945年改为晋察冀边区工业专门学校；1948年并入华北大学，称华北大学工学院；1949年迁北京，称北京工业学院。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建制不仅基本保留下来，而且培养了500多名大学毕业生。当时所以更加重视自然科学，首先是由于中国经济落后。抗日根据地“除政治外，没有足以自夸的东西”，[14](P57)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发展经济，迅速增强抗日根据地的实力实在是刻不容缓。正像自然科学院院长徐特立所说：“科学!你是国力的灵魂，同时又是社会发展的标志。所以前进的政党必然把握着前进的科学”。[14](P54)当时在西方，人文知识分子和自然科学知识分子的分裂已经相当普遍，“二者之间存在着互不理解的鸿沟——有时(特别是青年人中间)还互相憎恨和厌恶”。[15](P4)然而在中国，人文科学家与自然科学家在对科学的认识上虽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分歧，但对自然科学的重要性的认识却相当一致，以致自然科学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甚至“中国的唯科学论世界观的辩护者并不总是科学家或者科学哲学家”，还有“一些热衷于用科学及其引发的价值观念和假设来诘难、直至最终取代传统价值主体”[16](P1)的人文社会科学家。其次，新民主主义文化，无论就中国还是全世界来看都是一种先进的新型文化。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容易形成人文社会科学较自然科学先进的文化心态。“除政治外，没有足以自夸的东西”就是这种心态的反映。毛泽东1940年2月在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也说：“自然科学是要在社会科学的指挥下去改造自然界”，“边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社会改造，改变了生产关系，因此就有了改造自然的先决条件”，“所以边区现在的社会制度是有利于自然科学的发展的。”[14](P32)诚然，先进的人文社会科学环境是适于自然科学的发展的。但是，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是需要协调发展的。只有二者关系协调才能互相促进。就新民主主义的人文社会科学本身的发展而言，政治上是比资产阶级的人文社会科学先进了，但在文化形态(包括文化结构、学科体系、制度化、方法论等)上还有很大差距，还需要继承资产阶级人文社会科学的优秀遗产。而在“政治先进、科技落后”的文化心态支配下，认为资产阶级文化已经“失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17](P697)只强调对它的批判，而忽视对它的继承，严重影响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健康转型，以致出现自然科学落后，人文社会科学也并不先进甚至落后的现实状况。有些被轻率取消了的学科如社会学还要在改革开放以后再重建，不少学科也不得不面对繁重的改革任务。不健全的文化心态严重阻碍了中国近代文化转型和社会现代化进程，教训应该说是十分深刻的。
再次，从对延安中央研究院的处理上可以看出，对学术的相对独立性还缺乏足够的重视。学术与政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从总体上说，学术不能脱离政治。“因为学术是政治的根本、政治的源泉。”[18](P248)学术是民族之魂、立国之本。但学术对于政治又是相对独立的。其原因之一是“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的，自由的，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根本上不能算是学术”。[18](P246—247)学术的相对独立性是学术的生命。原因之二是没有学术的相对独立性，就没有学术的发展，推陈出新。如果完全受制于现实政治，单纯图解政治，没有对于以往文化的批判、继承，没有基于现实的文化创新，就不可能有新文化的产生。从中外近代以来的历史可以看出，没有对资产阶级文化的批判与继承，就不可能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没有对资产阶级文化的批判与继承，没有对传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改革、继承与创新，就不可能有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20世纪初，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已经认识到学术相对独立性的极端重要性。梁启超说：“有新学术，然后有新道德、新政治、新技术、新器物。有是数者，然后有新国家、新世界。”[19](P84)陈独秀认为，“中国学术不发达的最大原因，莫如学者自身不知学术独立之神圣”。[20](P274)要保证学术的相对独立性，最重要的就在于承认学术思想自由与学者人格独立，实行多元的文化政策。学者没有思想自由(包括言论自由)，人格独立得不到保证，当然谈不上学术的相对独立。所以，中国伟大的教育家蔡元培在谈到办大学的方针时首先就说：“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21](P271)如果说争取学术的相对独立性是知识分子的本职工作，那么确保学术的相对独立就是掌权者和政治家应尽的社会责任。按照这个要求看对于延安中央研究院的处理，应该说不无遗憾。诚然，当时中国革命还没有取得最后胜利，在国民党严密封锁与围剿的严酷环境中，在对待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上，无论言与行，都应该格外警惕，不可掉以轻心。但对于并非反革命的一般错误言行，似应慎重处理，以利革命队伍的团结，同时也避免违背言论、思想自由的政策。王实味们的绝对平均主义和极端民主化思想，属小资产阶级意识，完全可以在本单位以整风方式解决。同时，延安中央研究院作为学术研究机构，与党政机关不同，在处理学术研究工作与整风的关系上可以兼顾，做到学术研究与整风两不误。停止正常工作，全力以赴开展整风，联系1957年以来高等校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来看，效果并不好，不是推动学术研究工作的成功经验，而是阻碍学术发展的错误文化政策。
收稿日期：2002-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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