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扶民[1]2001年在《美学范畴与神话》文中研究表明神话，作为人类最早出现的文明表征形式，是人类悠久灿烂文明的土壤，是人类一切文明表征形式的原型。神话反映了人类生存中的本质问题，是对远古人类生存境况的形象化，主要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二者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人与自然的融合，人同自然的分离，以及人对自然的抗争叁个阶段。从美学角度来看，神话中的叁个阶段分别同叁个美学范畴即和谐、崇高与悲剧相对应，也就是说，从神话中可以发掘出和谐，崇高与悲剧叁个美学范畴的原型。本文着重分析了这些关学范畴原型并论述了它们的嬗变。 在神话的和谐原型中，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经历了神人以和与人神以和两个相位。在神人以和阶段，在和谐的天平上，神与人的砝码并不是等同的，前者在和谐的格局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在神与人即自然与人的关系中，人处于依附于自然的地位，人的生存基本上有赖于自然的恩赐，这样就在人与自然之间形成了主体依从于客体的和谐格局。在人神以和的阶段，人初步具有了自觉意识，逐渐摆脱了对自然的完全依附地位，人将自己的生命意识灌注给自然，使之成为人格化的神。神的有灵化即自然的人格化，使人与神有了可以相互交融的共通性，从而形成了人神以和的和谐格局。神话中的和谐原型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一种浑然一体的原始和谐关系。 在神话的崇高原型中，随着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与确立，人作为主体已初步意识到同客体自然的分离和对立。人意识到自然的异己性，认识到后者对自己的威胁，二者力量对比的悬殊使人感到自己的渺小，于是求助神以超越自己的渺小，达到一种崇高的境界，这就形成了原始崇高。崇高原型的实质就是人类“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因此，原始崇高并不是实践中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体现，而只是想象状态中崇高主体人对崇高客体自然精神上的超越。 在神话的悲剧原型中，原始先民的实践力量还不足以征服自然，人类的主观愿望与客观力量之间是不协调的，人们的实际力量不能够帮助其实现自己的愿望，这就造成了理想同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在神话时代，人的本质力量尚处于对象化的萌芽期，人性力量的异化还不能同化自然，二者之间的较量常以人类的残痛失败而告终，这就是悲剧原型的实质。 神话中的美学范畴原型对它们后来的嬗变有着重要影响，规范并制约着后者的发展。神话中的和谐、崇高与悲剧原型范塑着它们此后的演变，二者形成了超时空的逻辑同构性。 神话中的和谐原型演变为古代和谐，即和谐由神话中最初的物我不分的混沌和谐，发展到人有意识地顺应于自然的和谐，再发展到人在主体意识上建立起同自然的能动和谐，从而 奠定了古代和谐的格局。在此格局中，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受到很大的局限，基本上是遵 循白然本身的规律即按照自然本身的尺度来进行实践活动的。因此，人与自然之向的统一、 相容性始终大于对立、分裂性。 神话中的崇高原型演变为近代祟高。近代崇高是在工业革命的历史背景之下形成的，工 业革命极大地增强了人的力量，人类摆脱了对白然的依附而成为了后者的主宰。人类在征服 白然的进程中确证了自己本质力量的崇高，这种崇高不仅是精神力量方面的，而且是物质力 量方面的，并且粕神力量的崇高是诩过对自身实践力量的自信而获得的。 神话中的悲剧原型演变为现代悲剧。现代悲剧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极度腋肽和人类本质力 量的过度对象化所导致的。现代悲剧首先表现为人类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从而导致人类 生存空间的恶化；其次表现为人的自我异化，人成为物欲的奴隶而蜕变为单维度的畸零人。 现代悲剧是人类不遵循自然规律所招致的惩罚。 神话中的美学范畴原型及其赌变展现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发展变化，反映了人类的生 存填况，从而揭示了神话潜在的重大价值和深远意义。
尹泓[2]2012年在《飞天意象研究》文中指出飞天是佛教美术中以绘画、雕塑等形式出现的装饰性艺术形象,也是敦煌壁画中最有特色的一种装饰画。二十世纪藏经洞发现以来,飞天随着敦煌艺术的发展已经走出了佛教石窟,完成了由宗教艺术向世俗艺术的转变。从国酒“飞天”茅台、中国电视剧政府最高奖的“飞天奖”到各种现代装饰,飞天被广泛运用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经典符号。飞天的这一变化对理论研究提出了新要求。以往飞天研究的视野受宗教艺术的局限,主要着力于飞天作为宗教图像的研究,对于飞天与中国文化的内在联系缺乏系统的发掘与论证。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意象的视角介入,将飞天置于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具体地说,本文从广义的飞天概念出发,在中国文化的广阔视域中,以“飞天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为核心,主要解决以下儿个问题：第一,飞天概念的源流及其命名问题；第二,飞天图像作为意象的表现性问题；第叁,飞天图像与嫦娥奔月神话两种不同符号形式的比较问题；第四,飞天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为了方便于论述,本文借用中国古代美学的“言”、“象”、“意”叁个范畴来结构全文。即在对飞天概念的溯源辨流之后,分别从壁画中的飞天图像、文学中的嫦娥奔月神话以及飞天与中国文化的内在联系叁个方面来考察飞天,挖掘飞天的中国文化基因,探究飞天作为中国文化符号的深层原因。本文除导言外,共分为四章。导言部分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概括出飞天研究的新趋势以及此前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论证意象视角的可行性；说明本文研究的对象、方法等相关问题。第一章是“飞天”源流。本章主要通过图像与文献的互证来考辨飞天的源流。首先梳理了有代表性的工具书中的“飞天”概念,以及佛教与道教经典中的飞天,再通过相关的文献与图像的相互印证来探讨飞天的别名；其次,通过梳理现、当代中国与日本的飞天研究中关于飞天命名的争论,提出自己的新看法。认为,“飞天”是一个中国化的概念,因此考察和研究飞天必须联系中国文化,所以本文采取了广义的飞天概念；最后,探讨了飞天的中国文化源头及其在其他文化中的普遍性,认为从人类学意义上看,飞天在中外文化中的共通性根源于人类的“未完成性’第二章是飞天之“象”。本章主要运用图像学的方法,对佛教壁画中的飞天图像进行了考察。首先全面梳理了飞天图像像在印度、中业、中国等不同文化和地域中的分布情况；其次,以敦煌莫高窟飞大图像为样本,考察了飞天图像在中国文化中的历时性演变；最后,在共时性的分布与历时性的演变考察的基础上,运用图像学的方法,从图像构成、图像风格与图像功能叁个方面对飞天图像进行了具体分析。认为,中国艺术“气韵生动”的美学追求以及线描的造型方法强化了飞天图像的表现性。因此,中国文化中的飞天图像实质上是一种表意之象----即“意象”,飞天意象所传达的“意”是中国文化中的自由精神。第叁章是飞天之“言”。本章主要运用神话原型批评的方法考察飞天在中国文学中的一种典型形式----嫦娥奔月神话。首先运用文献分析的方法对于嫦娥奔月神话进行源头考辨,探究月神话、西王母神话、羿神话与嫦娥奔月神话的源流关系；其次,以意象与母题为切入点,对于嫦娥奔月神话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最后,对于飞天图像和嫦娥奔月神话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在中国文化中,嫦娥奔月神话是一个与意识形态相互缠绕的神话,嫦娥奔月神话因其特定的女性主体和叙事的封闭性而呈现出一种悲剧意味；飞天图像因其主体的不确定性而远离社会意识形态。所以,中国文化才会选择外来的飞天图像,而不是本土的嫦娥奔月来作为表现精神自由的文化符号。第四章是飞天之“意”。本章在前叁章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文献和图像分析等方法,从内容、形式与哲学基础叁个层面考察飞天图像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在内容层面,主要考察飞天与“游”在精神内核上的一致性；在形式层面,主要考察飞天的乐舞形式与中国文化的内在联系；在哲学基础层面,主要考察飞天对于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的阐释。通过不同层面的考察后,本文认为,飞天是一种体现精神自由和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符号。本文认为,“飞天”一词产生于中国文化,是一个后起的概念。因此飞天研究必须采取广义的飞天概念；中国文化中的飞天图像实质上是一种意象,它所表现的是中国文化中的自由精神；图像飞天在表达这一思想方面优于文学中的嫦娥奔月,因此中国文化选择图像飞天来表现精神自由；作为精神自由符号的飞天与中国文化中的“游”、“乐舞”、“天人合一”有着内在的一致性。飞天与中国文化的内在联系是佛教艺术的飞天形象超越宗教艺术、蜕变为中国文化符号的深层原因。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概念阐释层面,本文对于飞天概念作了全面的梳理,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将广义的飞天概念建立在坚实的文献基础之上,还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考察了飞天的中国渊源,对飞天概念的内涵进行了新的阐释、拓展与提升。第二,在研究视角层面,本文选择了意象的视角介入飞天研究,既体现了飞天这一图像形式作为意象的表现性特征,也体现了飞天与中国文化的内在关联,同时也使飞天图像与文学中的嫦娥意象的比较成为可能。本文的飞天意象研究是对于此前的飞天图像研究的超越。第叁,在研究方法层面,本文主要采用了多学科综合和跨学科比较的研究方法。本文在此前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于宗教学、敦煌学、神话学、文艺学和美学诸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综合运用实现了多学科领域的文献互证,使论证变得更有说服力,而且打通了学科分割给学术研究带来的人为障碍,使研究视野变得更加开阔。同时,本文还从历时性与共时性两个维度考察飞天图像的分布和演变,并且在文字与图像两种符号体系之间进行了比较研究。这种研究方法较之于此前的研究,也显示出一定的优势。第四,本文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如飞天图像是一种表现性意象；飞天是中国艺术精神的典型体现；飞天是一种体现精神自由和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符号等等。总之,本文对于飞天意象的跨学科研究体现了敦煌学研究的大趋势。它作为一个敦煌学的个案研究,是对于敦煌艺术美学研究的具体尝试。因此,本文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敦煌学的研究视野,尤其是对于促成飞天世俗化和经典化原因的探究,以及对于宗教艺术与世俗艺术关系的研究等,都进一步丰富了敦煌学的内涵。在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当今社会,本文对于飞天意象的研究,也为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以及敦煌艺术的再生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新成果。
刘长华[3]2012年在《民族神话、传说意象与中国新诗民族性的建构之研究》文中认为中国新诗自诞生以来,“中”与“西”、“新”与“旧”之间的辩诘与梳理就是其中常谈常新的话题。且在面对这些话题时,人们基本上立足于新诗与旧诗在外在形态上的比对,即拘泥于中国新诗在语言表达、形式建构等方面与中国古典诗词曲赋是相近还是相远。近些来,“中国新诗有无传统”之争是学界热点,是过去话题的深度推进。“中国新诗有无传统”不仅关乎中国新诗其百年心路历程的总体价值衡估,还左右着它在未来道路上的精神走向。予其以深度性的把握是必要和及时的。遗憾的是论争双方的研讨立足点也是蹈袭过往的。传统文化不能代表文化传统。文化传统是传统文化的灵魂,表征着民族精神。诗、词、曲、赋等体式存有差别的文学样态,能被古典诗歌同一体系所统摄,其根本点应在于文化传统。之于中国新诗而言,也就是须从“器”的思维层面即传统诗歌中跳逸出来,而更要深入到“道”即民族精神的高度中去追本溯源、正本清流。基于中国新诗传统的研究现状,本文就拟从民族精神这个角度来探讨“新诗有无传统”。“独特性”、“恒定性”是“民族精神”的要义特质。“民族精神”的形成离不开历史积淀,“民族精神”的“源初性”生命形态是与一个民族的神话、传说互为表里,神话、传说是管窥“民族精神”的最佳窗口。这已是定论。因此,本文旨在探讨新诗存在传统,其中心任务就落在从民族神话、传说意象来观照中国新诗的民族性上。从民族神话、传说意象来观照中国新诗的民族性,就是以考量出相应诗歌正由于民族神话、传说的意象及相关意象的存在,尽管置身于现代化进程中却能使自身保持和显露出民族个性的历史。在本文看来,民族神话、传说意象所置加的民族性影响为全方位、深层次的,呈体系化的,可以从发生论、流变论、价值论、诗学论、文类(体裁)论、作家论、艺术论、影响论等层面予以一一展开考察。民族神话、传说意象在中国新诗中蓬勃涌现,大约有四个方面原因：首先,“五四”时期中国神话学理论的自觉。梁启超、王国维、鲁迅、周作人、茅盾、谢六逸、林惠祥、黄石等人引介了西方神话学理论,其中就涉及到了他们对诗歌与神话之间关系的认识；其次,“混沌”秩序与“启蒙”想象。20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所呈现出的“混沌”时局,同时知识分子所扮演的“启蒙”角色,使得人们很容易产生比附神话的心理；第叁,文艺现代性的出场使命和内蕴意向。诗歌与神话之间的联姻是文艺现代化的内趋性诉求；最后,庄骚精神的历史“复活”和现代诠释。“庄骚”精神就是与巫楚文化、与神话、传说相关联。而“庄骚”精神又是深得中国知识分子雅好的思想资源之一。民族神话、传说意象与中国新诗的结合就是一种“用典实践”,但渗透期间的不是“用典思想”,而是拥有了时代特征。这表现为：第一,用典思想归化为先锋精神。之所以称其先锋,就因为相关诗歌在内蕴气质上“反俗”,在话语方式上陌生化,以及融合了西方诗学；第二,文化意识对历史意识的覆盖。中国新诗用典民族神话、传说意象中不再是历史意识的凸显,而是与民族性、共时性的视域相联,表现为一种文化意蕴；第叁,崇高之质兼容优雅之文。旧诗学中的用典就是优雅之文的表现,不太与崇高之质交集。含有民族神话、传说意象的中国新诗却是崇高之质与优雅之文相兼容,它们以“强力”、“英雄”、“道义”为审美的同时又不以情节取胜,在语言策略上不与工具白话相类,与楚文化有着交集等。民族神话、传说意象对相关诗作的价值取向有着重要影响。价值取向主要是建构在主体与他人、与世界、与神、与自我之间关系处理的四个维度上。中国神话、传说中的英雄或“神”呈现“德性化”,这在中国新诗中就表现为个人意志在同构中集体化；“化生”神话解释了主体与世界、与自然的“同一性”,这在中国新诗中就转化成生命于现世中的“生生”；中国神话、传说处理“人”与“神”之间关系时,表述的是“人之神化”,相关新诗中的人性便是诗性与神性的分流；中国神话、传说中对主体自我的认同,可用“神之无所不能”予以涵盖,相关的新诗就渗透着“有我”意识或参与精神。含有民族神话、传说意象的中国新诗对相应的西方诗学存在过滤。中国神话、传说中“游”意识的存在因而使得中国浪漫主义诗学中的“神思”精神是非本体性的；西方象征主义的“契合”论在中国神话、传说意象的透析之下表征的是“生命共感”思维；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人格意志属于克制压抑型因而使得生命诗学在中国新诗中脱离了生理属性,而更多地表现出“人文性”的意向；祖先崇拜代一元主神崇拜是中国神话、传说的特质,中国现代神秘主义诗学因而表现出“去宗教性”。含有民族神话、传说意象的诗歌在中国古典时期就形成了一些固定的体式类型。由于中国神话、传说意象的媒介,这些体式类型得以直接或间接的继承。首先,“游仙”题材在新诗中颇为常见；第二,中国新诗中的“剧诗”看似很“新”,但由于民族神话、传说意象的渗透,它很大程度上就是“神仙道化剧”演化而来；第叁、由于“新月派”倡导人文精神,他们藉助民族神话、传说意象传达了“敬天崇道”精神意向,相应的诗歌就表现出“青词”化倾向。“共时”现象的出现离不开一些代表性诗人的个案实践。他们的实践存在差别与个性。郭沫若是在膜拜以“女娲”为原型的东方创始女神之上,体验到了诗的“创造”本质,一反前人对诗之本质的认识同时,又是在民族文化中找了归宿；闻一多是在信仰、幻美、强力融合之上复活“楚辞”,他相应的诗歌就是新“楚辞”,从而于中赋予他对中国新诗的本质某种认识；朱湘则认为中国神话、传说是最优美的,可以拯救人性,另一方面他又认定从民族神话、传说中可以“称述华族民性的各相”,两者是矛盾的也是统一的,民族神话、传说是中国的“载神道”诗歌；冯至从民族神话、传说发现了中国新诗的“思”,《十四行集》中明显了留下了前期长篇叙事诗的精神痕迹；唐湜从地方的“风土故事”中构建了中国狂欢化诗学与牧歌；“寻根派”诗人则从中国远古神话中发掘了生命的神性,以理性为中心的启蒙一个弱点便是漠视生命,而中国神话、传说与西方相比,尊重感性生命是它的突出特质,因而“寻根派”将民族神话、传说视为神圣生命的歌唱。中国神话、传说意象对相应诗歌的艺术影响十分明显。第一,相关的新诗和古典诗歌一样非常重视意象,这种重视并不是受到美国“意象”派的影响,而是中国神话、传说本身就含有图腾崇拜的文化现象；第二,含有民族神话、传说意象的中国新诗不少存在着叙述化的倾向,但这不意味着完全散文化的倾向,因为中国神话是呈现出的“混沌思维”,追求“意”与“境”的统一；第叁、含有民族神话、传说意象的中国新诗一直表现出“纯诗化”的意向,但这种“纯”是建立在“不纯”的基础之上,因为中国神话、传说意象本身是讲究现世之感的。由于少数民族文化与神话、传说之间的历史距离更为亲近,因而相关诗作一方面是有着回应意义,另一方面又是有着重要的启示价值。这种回应与启示归落到民族性诗学建构上,就表现为：地域性是参与民族性诗学建构的渠道；宗教意识是民族性诗学尝试的方向；综合性思维是民族性诗学的还乡之路。综上所述,本文虽然只是从一个方面、一种途径来印证中国新诗的民族性,但由于民族神话、传说在文化属性上非同小可,其本质上就是从民族精神、生命体验、思维方式等视角探讨和厘清了中国新诗传统的有无；与之相伴相行的是,虽然所择取的研究对象只是部分性的,但亦具有了一般性、普遍性的意义。因此,本文的结论是中国新诗存在传统,但这个传统既不在古典诗歌,也不在于中国新诗本身,而在于文化传统之中。并由此得出几个认识：第一,从含有民族神话、传说意象的中国诗歌中返观到了部分中华民族精神；第二,含有民族神话、传说意象的中国新诗中的“上帝”意象在不少情况下并不具有基督教意义；第叁、新诗的本体论须以中国新诗传统为背景,但两者又是有着明确区分；第四、一个创作上的启示便是中国新诗在价值取向上应主动、积极地靠近民族精神。
陈佳冀[4]2011年在《中国文学动物叙事的生发和建构》文中认为本论文立足于对“中国文学动物叙事的生发与建构”的相关研究实则是基于将当代动物叙事作为一个叙事学意义上的类型整体为考查前提,重心是在对动物叙事这一特殊的叙事类型其具体的功能形态与历史根源的考查上。也就是从类型的本质属性与发生学(起源学)两个最为基础的向度衍生而出,包含了对当代动物叙事的概念诠释、伦理资源、叙事传承、类型衍生、功能形态、深层结构、主述模式以及神话根源等多个层面的详尽探讨与系统论述,这实则也兼顾了从审美形式、叙事形态、艺术样貌到文化传承、心理结构与伦理价值——这样经由形式到内容,兼顾历时与共时,横向与纵向(历史的维度)相结合的完备与科学化的研究范式。研究的终极指向是要在“人、动物与自然”这一自人类诞生之日起就错综复杂地胶着在一起的叁维情感逻辑关系当中,以“动物叙事”这样特殊的题材表达方式,所反衬与映射出的从古至今人类(个体到民族整体)潜隐的伦理意识与思维理念当中的某个侧面——对自身困惑、不安与危难的给予解答与拯救的尝试,望求达成的自我人格、品性的修复与完善以及被压抑、扭曲的心灵情感空间的释怀、放纵与常态恢复,乃至经由人类个体到民族主体性的双向伦理互动建构的努力等。也正是基于这样的非自觉的却带有某种功利性色彩的情感价值诉求,才由此催生了独具中国民族特色、充分彰显本土立场之弥足珍贵的当代动物叙事的生发与建构。依据上述的思路与想法,论文正文共划分为七个主述章节,加上导论与结语共计九个部分。具体而言,在《导论》部分,对目前学界有关动物叙事与中国当代动物叙事的研究现状及主要学术成果进行评述,并指出其中存在的某些问题与不足,在此基础之上提出本论文的总体研究思路、叙述框架及类型学相关研究方法的合理而有效地运用方式,及其所具备的特殊价值指向性意义。当然,该部分还要对类型学研究所倚仗的核心材料——50篇当代动物叙事作品的选择及其相关依据进行详细而明确的阐释。论文的第一章《何谓“动物叙事”》中,立足于对“动物叙事”这一崭新的学术概念提出的合理性、有效性及其在叙事学范畴内特殊的应用价值展开深入探讨。首先着眼于与动物童话、动物故事以及动物文学、动物小说两个维度的概念表述进行明确的区分,进而深入到对“动物叙事”概念内涵与外延的诠释与关照当中,特别是其所具备的叙事学层面的指向性意义,更是涵盖了由写作技巧到思想内容两个维度的叙事能指。在此基础之上,对“动物叙事”在表意层次上所呈现出的“寓言”(通过动物来转喻人类社会)与“写实”(动物自身的认知层次)两大“类”的概念特质与各自的叙事旨归分别进行详尽的论述,以求达成对“动物叙事”概念更为全面、精细与深入的认知与体悟。第二章《中国动物叙事的历史传承与类型衍生》则是从历史的、纵向比较的维度,依托具体的作家创作资源的角度入手,对动物叙事这一特殊的叙事类型其漫长的历史传承与自身类型繁衍、演进的不断完善进阶的过程进行系统的脉络梳理与分期论证。具体涉及到几个重要的带有标志性的历史时段,分别为先秦两汉时期、晋唐宋时期、元明清时期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学时段,它们共同见证了中国动物叙事由最初的初创雏形期、到渐趋繁荣发展、趋于平缓稳定并最终向完备的叙事学意义上的现代小说样式有效过渡的发展历程。而包括《山海经》、《搜神记》、《太平广记》、《西游记》、《聊斋志异》等诸多中国动物叙事历史上的代表性着作(与合集)皆纳入到本章节的系统论述之中,这也将有利于我们从历史与发展的维度对当代动物叙事的来龙去脉做出最为清晰而醒目的认证。第叁章《当代动物叙事的故事形态学研究》与第四章《当代动物叙事主述模式考察》则着眼于从类型学的层面展开的对当代动物叙事科学化与系统化的贯穿形式与内容的较为完备的理论考查。基于对作为材料的50部动物叙事文本的系统梳理、归类与深入论证,探讨的具体向度包括类型叙事当中的人物角色、功能形态乃至具体情节功能项的分布、排列与细化阐释等,这其中实则也兼顾了对动物叙事的母题、情节、叙事结构及类型变体等相关的研究,最后结论的得出在于指出并确证当代动物叙事的深层结构表达,及其相应的伦理指涉与价值规约。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着手对当代动物叙事四类主述模式——寻找类、挽歌类、报恩类与标尺类各自的叙事语法、情感范畴与表述逻辑等模式特质进行卓有成效的深入探究,进而得出适用于整个当代动物叙事创作的一般性结论与重要的价值评估标准,并为在固有类型基础上实现反类型意义并创造出崭新类型叙述模式的动物叙事创作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与理论保障,。第五章《当代动物叙事的神话历史根源》是在前两个章节对当代动物叙事具体的类型叙事形态的研究基础之上着手进行的,主要着眼于对动物叙事进行发生学与起源学意义上的历史根源的探究,其关键点就在于回答动物叙事是从何而来的疑问。几个重要的维度分别为原始神话象征母题叙事繁衍的探求,把动物作为人的本质性象征与作为自然象征所呈现出的当代动物叙事的两大核心母题表述的相关探讨;原始动物神话原型意象的现代转体的维度,拟真型、复合型与虚幻型现代动物意象的转承方式与有效诠释;动物叙事原型情感基质内在传承的维度,以万物有灵与动物崇拜为核心情感基质的当代叙事表征及其生发与延伸的伦理指向空间,由动物的“人化”到“民族化”的叙事表征。对动物叙事神话历史根源的研究,实则也是让传统成为我们与现代进行对话的伙伴,而其终极指向却是在中国动物思想的生发与建构上。第六章《中国动物伦理思想的生发、传承与当代叙事建构》则主要是从思想伦理的维度对中国动物叙事的内在伦理视域与有效叙事建构进行某种溯源与资源谱系梳理的工作。具体而言,本章节尝试从追本溯源与资源传承的维度出发,对中、西方传统宗教神学与哲学文化两个主体领域当中的动物伦理思想的演进、变迁与不同价值观念的走向、碰撞进行有针对性的比照论述。而伴随20世纪以来西方现代动物解放运动与思潮的兴起对固有动物伦理价值观进行了某种革命性意义上颠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与文化语境之下中国动物叙事的应对方式。特别是在对中、西方历史上宝贵思想资源的汲取与借鉴基础之上,所呈现出的带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当代动物叙事创作,实则也内蕴了中国动物伦理思想的生发、传承与当代叙事建构的努力,特别是将动物的固有伦理视域由单纯的“物态”与“生态”的维度拓展、延伸至“人态”的视野框架之内,突显了当代动物叙事丰富的伦理视域与人文情怀。第七章《类型学视域下当代动物叙事的总体评价与反思性批判》则是针对整篇论文的偏于结论性的总结文字,每节论述中也内蕴着对本文整体研究过程的反顾与检视。首先,结合上一章节中有关西方与中国传统动物伦理思想的系统梳理,深入到对动物叙事深层结构“陷困+解救”的情感逻辑与叙事旨归的探求当中,从而也达成对中国动物思想的政治、哲学、伦理学等层面的价值反思。在此基础之上指明中国当代动物叙事所特有的题材特质与自身叙事优势所在,以及在创作主体与艺术表现层面的双重规约与审视,而最终核心在于对当代动物叙事多重伦理指向与价值期许的判定,实则也暗含着对当代动物思想和未来趋向的整体判断和反思性批判。总体而言,该章节的相关论述既是一个之于本论文的总结性表述又是对中国未来动物叙事的指点江山,堪称为全篇论文的有效升华与合理拔高的点睛之笔。
赵涛[5]2015年在《中国西部电影审美文化嬗变研究（1984-2014）》文中指出“西部”无论是对于西方还是东方都包孕了一种值得玩味的“想像”与“重构”,西部的荒蛮与神秘、质朴与瑰丽、亲和力和冲击力同时构成了西部民族文化影像记忆的一道复沓而重迭的风景。审美文化视野中的西部电影嬗变研究以其电影标本和电影文化发展史的综合分析和比较研究为切入点,力图展现中国西部电影历经叁十余年时代风云诡谲,不同历史阶段中国西部电影审美文化呈现出不同的样态,从而还原到历史文化现场,考量基于时间链条中西部电影理论空间话语建构的特征和要素,凸显电影文本跨文化研究的理论价值和文化学意义,从而开掘出富有活力的学术领地,并提出未来中国西部电影发展的诸多前瞻性问题。本课题的研究侧重于对文化形态“微观层次”的考察,着重对花样纷呈、支离破碎的具体文化表象的体验,从而在对文化具像的“深描”(thick discription)中揭示出研究题材本身的宏大性。换言之,本课题不是单纯对于中国西部电影史的梳理和建构,而是对西部电影叁十余年作品的文本进行细致的读解,并勾连起纷繁而芜杂的文化表象,以及一切由电影艺术所衍生出来的文化现象,如电影插曲、主题歌、配乐、歌谣、流行音乐、服装、人物、空间造型、道具等都将被纳入研究的宏阔视野之中。本研究广泛借用文化人类学、文化诗学、美学、语义学、史学等研究手段,寻怿叁十余年来中国西部电影审美文化的嬗变轨迹,概括其审美文化流向,建立中国西部电影审美文化演变的宏观理论框架,考察叁阶段的分期依据、创作规律、嬗变动因及特征等。第一阶段：中国西部电影审美嬗变的经典阶段(1984—1989)。该时期经历了理论上的命名、创作上的实践、美学本体的探索、类型化的尝试,形成了中国西部电影为世人瞩目的艺术品牌和美学风格,极大地影响了90年代后中国西部电影的类型建构和话语体系。在审美文化发展上总体表现为：农耕文化的价值取向和艺术趣味、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与原则、新影像叙事的美学追求。经典时期的西部电影在美术造型、音乐和音响、摄影美学等方面突出地表现出了电影本体意识的自觉,催生出了一系列深具艺术魅力和美学深度的电影作品。这一时期的电影导演、摄影师、美术师、编剧、造型师身处一个激情火热的年代,喷薄而出的艺术才情在时代的巨浪中逶迤而去,并创造出了无愧于那个时代的电影和艺术,在电影艺术本体的探索中摸索前行,奠定了中国电影艺术与美学的整体格局与走向。第二阶段：中国西部电影审美文化嬗变的转折时期(1990—1999)。该时期的中国西部电影导演纷纷北上,寻找电影革新的出路。90年代的中国西部电影受到市场经济和政治话语的挤压,伴随着文学轰动效应的消解和启蒙理性的坍塌,创作者们开始自觉追随时代的步伐,或作茧自缚、画地为牢；或急流勇退、走向世俗,社会文化的裂变促使电影人开始重新思索电影的出路。这一时期的西部电影创作开始逐步向类型化方向拓展：出现了西部主旋律、西部人文电影、西部武侠片、西部魔幻片、西部少数民族电影等类型。中国电影也出现症候性的电影创作倾向：主旋律和重大历史题材创作的热潮,娱乐电影作为一种电影意识而被自觉的重视,电影的类型意识开始深化。整个90年代的中国西部电影创作经历了启蒙精神的离散、现实主义精神的放逐、多元价值的混乱与骚动等思想的震颤,在审美文化发展上主要体现为：文化之困境和突围之挣扎,审美形态的不断探索,类型化电影的初步尝试。第叁阶段：中国西部电影审美文化嬗变的发展时期(2000—2014)。随着技术理性的膨胀,反启蒙的宗教价值开始复兴,同时伴生着消费的拜物教,工具理性一跃成为消费社会中的新宠。在商品为主宰的社会中,艺术生产面临着全面市场化和商业化的趋势,文化的商品属性日益凸显,影视产品作为传统的大众媒介走在文化消费的最前端并引领着社会消费和时尚风潮,推动了消费主义在全社会的兴盛与蔓延。在消费浪潮的席卷下,中国电影面临着艺术与商业的共生与分离、本土与外来的共赢与博弈,中国西部电影也面临着一次更为深刻的转型和分化。这一时期的西部电影创作从审美文化发展上主要表现为：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审美叙事风格的多样化、类型探索的各种可能性、泛喜剧和商业元素的放大、多元语境下影像语言的嬗变等。面对复杂多变的电影创作生态环境,中国西部电影如何才能创造出与我们这个时代相匹配的伟大作品?中国电影如何与我们所遭遇的这个时代相称,讲述中国正在走向世界的故事,以及在世界之中的中国故事?除了需要对西部影视文化进行全面资源整合,进一步健全西部电影的产业链,拓宽市场渠道和发行渠道,充分利用新媒体等方式占领文化高地,更重要的是要重估中国经典西部电影的价值,传承和坚守其一以贯之的“西部精神”根只和“现实主义”关怀,在全球化与西部大开发的语境之下,在当前“一路一带”的时代大潮中,重新开启一种中国西部电影与文化的叙事动力,以及中国电影和世界电影对话的能力与可能。
宋佳[6]2017年在《马勒《大地之歌》的“意象美”》文中提出《大地之歌》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杰出产物,透彻解读其中多重文化密码的意味,从而进一步挖掘其中中西交融的魅力,一直是中西方学者的共同期望。从中国理论文化氛围中逐渐发展而来的现代审美意象话语作为中西文化的学理结晶,显示出了对这一独特音乐文本进行全新解释的潜力。本文选取这一话语为基础,与西方意象话语互补互渗,解读出《大地之歌》中的意象美,并在这个过程中重新梳理了这部作品中的中西关系,认为这是一种马勒在特殊危机时期所构建出来的“中国理念”。这其中,对《大地之歌》中原始意象情结与中国风新意象相作用的考察体现了在中西方意象话语基础上的拓展,而提炼“意象美”的种种品质则体现了对中国意象话语精髓的继承。全文分为绪论和五个章节。围绕着酒歌意象美、青春意象美、自然意象美和永恒的女性意象美等四大范畴勾勒出马勒这种“中国理念”的全景图,并对作曲家的这些音乐意象予以新的解读。这一过程显示了意象话语在深入这一具有东方主义特质的中国理念时的价值。第一章基于中西意象的元理论背景,对《大地之歌》内的音乐语言进行学理定位,梳理出全文的意象书写构架。第二章分析“酒歌意象美”。反讽元素这一马勒作品的关键语言在其晚期风格各意象内发生了悄然蜕变,而《大地之歌》中的反讽元素与酒歌意象这个导火索息息相关,并由此步入了更加深邃悲凉的两重境界,一重是诗意宣泄的品质,它包含着绝对孤独寒冷的理性化境遇;另一重是荒诞模式,它所通向的是具有纯真心灵智慧的非理性深渊。第叁章分析“青春意象美”。回忆青春之乐和叹惋青春之死的情感无限交织于晚年马勒的脑海中。青春意象美的范畴由此包含两种品质,一种是瓷亭意象蕴涵着的鲜活生命力中的伤感内蕴;一种是盘桓中的决裂性质,月亮意象使得音乐结构凸显出主体“捉星”和“捞月”的两重虚妄,并通向仙境音乐语汇中的决裂姿态,而这也是马勒对“断肠”意象的全新音乐诠释。第四章分析“自然意象美”。马勒对大自然的声音、色彩和循环规律也有着独特体验。这些内容被包含在对自然意象美两种品质的考察过程中,其中包括了猿、鸟和马叁种动物对人类具有引导性作用的声音性质;以及马勒通过对昼夜-四季意象的重新布局,所获得的一种“在循环-交混之中汇集”的特质。第五章对于永恒女性意象美的新探索分为叁个层面:转折层、中介层和结论层。转折层主要指受叔本华和瓦格纳等人深刻影响、以女性意象为核心的由无尽欲望向救赎演进的过程;中介层包含着以“飘零”的天梯意象为主的新秩序构建;而自永恒静态中心生发而出的欣喜感则构成了最终的结论层。
黄玲[7]2011年在《中越跨境民族文学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越南在地理生态上与中国唇齿相依,两国边疆地区在民族主体和文化传统上呈现为同根异枝的发展样态。学界以往多从汉文化对越南文学的影响进行探讨,关注越南的汉文学和越南文学的经典,对中国汉文学在越南的传播和影响有深入研究。但越南民族文学潜隐的骆越民族文化传统却尚未得到足够关注。本研究是宏观指导下的微观研究,在深入历史、观照全局的前提下,以中越跨境民族民间叙事文学为切入点,运用比较文学学术理念,采用文学人类学研究思路,将文本细读和田野调查相补充,对叁个各具特点又同具共性的文学个案进行比较分析,重返中越民族文学发展之真实的历史场景和文化语境,并观照中越跨境民族现实生存和精神诉求,由此得出了一些新材料、新论点。第一章首先梳理了越南民族与中国民族的族群关系与文化渊源,指出中越跨境民族在族源上的同根异枝和在文化上的多层共生。由此提出“中越跨境民族文学”是居住在中越两国的跨境民族之文学,具有多层涵义：第一层涵义是指文学卞体是中国与越南两国的跨境民族。不仅仅包括中越两国少数民族,两个国家的主体民族也彼此跨境而居。第二层涵义是指其文学具有汉族、骆越和越南民族等多元文化的融合。第叁层涵义是指内容上包括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两部分,尤其偏重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中的民间叙事文学。本研究以民间叙事文学为切入口,对中越跨境民族文学进行比较研究。跨境民族不是一个孤立静止的存在,而是在两个国家的地域范围内跨境迁徙,在不同性质的文化中游走出入。研究中越跨境民族文学涉及到中越两国众多民族间的源流、迁徙、演进和发展。而民间叙事的性质又使得这些文学叙事,成为祖先历史记忆、民族文化传统、民间社会现实和民众真实情志的多元集成。第二章中越侬智高传说,通过对历史文献和口头传说的搜集,并辅以笔者走访中越边境进行调查所获的田野材料,进行比较分析和文化解读。越南北部民族的侬智高传说与中国壮族侬智高传说不同,其结构模式为英雄神话与史实人物的结合,叙事内涵上偏向于神话叙事,演述祖先历史记忆和民族文化传统,如“断头再植”和“竹育兵马”神话母题的原型及其衍化,真切展示了跨境民族的生命历程,还原了骆越民族的深层传统。越南侬智高传说作为富有生命底蕴民间叙事文学,为国家话语借用并提升为国家英雄；在民间叙事里却是对生命崇拜的弘扬,成为越南北部民族所敬奉的祖先神,生殖神和农业神；这对于中国民族文学的多元重建也是一个有机的补充和丰富。第叁章比较中越《金云翘传》,民间性契合是阮攸将中国青心才人的《金云翘传》移植到越南的原因。但青心才人的写作是边缘个体在主流话语中争取言说权力的策略,阮攸《翘传》是通过女性命运来关怀社会民生和反思民族文化。从阮攸《翘传》具有深度模式：越南传统的女性信仰与母道信仰。阮攸用六八体喃诗传来叙事抒情,是将[民族叙事与女性叙事结合起来,翠翘成为越南民族的文学原型,蕴藉着牺牲和救赎的精神,也成为对权力中心和男权话语进行反抗的叙事文学释放出鲜明的民间性质。《翘传》在京族地区传承,为跨境民族寻求主体认同和身份定位提供了文化资源。第四章：中国京族民间流传着一首用京语演唱用喃字记录的叙事长诗《宋珍歌》,其来源是越南喃字长篇叙事诗《宋珍菊花》。本文通过将京族《宋珍歌》和越南《宋珍菊花》与《宋珍新传》进行互文解读,来凸现中越双边民众被遮蔽或遗落的文化交往和精神建构。《宋珍歌》整个叙事中,贫家子与富家女的爱情婚姻是一条贯穿的主线,叙事核心是“家庭”,并以“家庭”为基点,展开了对“家庭”之上的“国家”与“家园”之外的“异域”之集体想象,是跨境民族面对前后两个国家主体,在现实生存、情感想象和文化认同层面的复杂境遇与应对策略。《宋珍歌》对中国民间故事的聚合拓展了民间叙事文学的叙事张力,生动表达和诠释了他们祖先所蕴育、发展并承袭下来的生存智慧与民族精神,释放出乐观的理想主义色彩。第五章是分析总结和规律探讨。本研究所选的跨境民族文学都具有口头传述、跨境传承和活态演绎的特点,这些文学叙事不仅指向历史也存在当下,并对未来富于启示。中越跨境[民族文学的精神核心是民间性：包括民间文化的滋养和民生关怀的触动。其叙事模式也带有民间特征：主人公是一位民间英雄,蕴藉着民族传统的文化原型与神话意象,采用“远行——归家”的情节结构,体现出跨境民族迁徙时对故园和家庭的深层情感,以及面对新的国家主体的自我意识和认同诉求。中越跨境民族文学还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其一是民间历史的记录,这一文学是建构在民间立场上的想象和虚构,反映民众真实的生活和情感,呈现出与国家意识形态主宰下的主流话语相异趣的一面。其二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活化石,这些古老鲜活、质朴丰富的民间叙事,有一些在本国被遮蔽或者遗落的原始信息却在跨境民族的文化场域中得到较好保存。其叁是多元共生的文化场。在中越跨境民族文化交流的历史过程中,蕴藉着汉文化、骆越文化、越南文化的累积,充满了民间叙事、文人叙事和国家话语的互动,呈现为多种文化的“共在形式”。本论文具有如下特点：1、本论文将跨境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不再囿限传统的异同比较和渊源追溯,而是在此基础上,去把脉中越跨境民族文学互动共生的深层原因,得出民间性是中越跨境民族文学的精神契合点。而且通过对民间社会和民族历史的全面观照,发现了中越跨境民族在民间叙事、文人叙事和国家话语中生存发展的智慧的文化策略和独立的精神诉求。2、本论文可以说是将文学研究置放在跨文化、跨学科的背景下进行的所作的一系列实实在在的文学解读和文化阐释。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本论文以民间叙事文学为切入点,以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为基点,运用古代典籍文献为参照,文本细读与田野考察相结合、文学分析与文化阐释相印证,所提出的问题和取获得的结论为学界今后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和新依据。3、本论文既有对越南民族文学的经典文本进行全新阐释,也有在跨境民族的民间叙事文学解读中对中越文学交流图景的新发现。这些研究弥补了当今学界对越南文学和民族文学重视不足、研究不够的缺憾。本论文通过阐释中越跨境民族的文学现象和文化内涵,通过探讨中越跨境民族民间叙事文学的发展衍变,去触摸中越民族文学互动与创生的发展脉络。民间叙事中丰富质朴的文学表现,展现出越南民族文学与中国骆越文化深层的文化渊源,也一定程度上激活了中越两国主体民族和中心地区被遮蔽或遗落的民间文学,充实了我国多民族文学的丰富内涵。本论文尝试为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范例,意在抛砖引玉,以期引起更广泛深入的探讨。
张华[8]2013年在《汉代文学中的神话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汉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文学的许多新变肇源于此。其中有大两类内容在汉代文学中体现尤为突出：一为经学；一为神话。汉代文学中的神话在与经学“尚质”文学观的交融与背离之中,凸显了文学作为文学本身的特点与魅力。汉代文学中的神话是中国古典神话的重要组成部分。汉代文学中神话的新变是对原始神话重新建构的过程,同时也是对汉代文化的重构。正是由于汉代文学中神话的润色、加工和定型,中国神话才成为中国文学中熠熠生辉的一部分。汉代文学中的神话进一步开拓了文学创作的空间,丰富了文学的题材内容及表现方式,甚至影响到后世文人的思维方式、情感寄托乃至价值取向。目前,学界对于汉代经学与文学关系问题的研究,成果丰硕,而对于汉代文学中神话的研究则相对薄弱。本文旨在就这一问题进行相对系统的探究,以期对汉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有所补益。全文除绪论以外,共分七章,具体内容简要概括如下：第一章主要对汉代文学中神话的文化渊源进行了分析。认为上古神话和谐观念影响了汉代宇宙观,并对汉代神学体系的建立产生了重要影响。汉代文学中的神话继承了经传中神话历史化、神话怪异记载及神话夸饰成分,并且受到了诸子的广泛影响。如墨子的鬼神信仰、诸子传闻记录、《庄子》《列子》的虚构手法与游仙主题、纵横夸饰文风等,诸子的进化神话观也影响了汉代文学对于神话的认识。此外,汉代以燕齐文化、巫楚文化为代表的各地神秘文化也为文学中神话场景的描写营造了文化氛围,但汉代神秘文化的渊源并没有南北文化的分野,可以追溯到殷商神秘文化。第二章主要对汉代文学中的神话产生的时代背景进行了探讨。首先,汉代统治者采用神道设教的手段,将神话作为大一统政权的隐喻和象征以及文化建构的一部分。大量的帝王天命神话在汉代产生,并呈现出与先秦迥然不同的面貌。汉代谶纬经学的盛行,使得博士文人群体借助谶纬重新建构以“太一”为中心的神系,并促进了汉代符瑞文化的繁荣。汉代博士文人群体对经书的过度阐释,进一步推动了历史神话化进程,其对先秦及同代典籍的整理、注释具有收集、保存神话之功。此外,神仙信仰作为汉代社会颇为盛行的一种生存状态,对文学中的神话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求仙思想和祛灾求福两个方面。第叁章对汉代文学中神话产生的动因与旨归进行了说明。认为汉代兴废继绝的文化建构以及雅好博物的时代风尚推动了文学中神话记载的大量出现,而文学中神话描写的目的主要体现在追古颂今与聊寄吾心两个方面,分别以封禅和游仙为代表。第四章对汉代文学中神话的生成与摹拟进行了分析。认为汉代繁琐、频仍的庙堂祭祀与民间祭祀为文学中神话的产生提供了良好契机。在汉代文学摹拟创作风气的影响下,文学中神话的摹拟创作促进了类似文学作品中神话记载的不断出现,主要以骚体、汉赋及乐府中的神话摹拟为代表。第五章从虚构与真实、感性与理性、文学与文化等方面对汉代文学中的神话进行多维审视。认为汉代史传文学中的神话虚构与其“实录”精神相互促进,是史家“传神”手法的体现,进一步影响到了汉代的历史传说观念。在“爱奇”倾向的影响下,汉代文学中的神话开拓了文学的情感表现领域,而神话所体现的“致用”原则则是对理性精神的复归。此外,汉代文学中的神话还影响了文学创作的主题、表述方式以及文化依托。第六章对汉代文学中神话的发展特征及文化嬗变进行了梳理。认为汉代文学中的神话体现了神话与历史的双向互动及谶纬化、世俗化、仙话化的发展特征,并经历了从神巫文化到史官文化、从本儒用道到亦儒亦道的文化嬗变历程。第七章探讨了汉代文学中的神话对汉代文学的总体影响。认为汉代文学中的神话对汉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反映了中国文学从先秦到汉代质朴到华丽、由简单到复杂、由粗糙到完善的转变,主要体现在语言的通俗、情节的丰富及风格的浪漫等方面。
董国超[9]2013年在《神话与儿童文学》文中研究说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有一段众所周知的论述，他说：希腊神话“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并具有“永久的魅力”。马克思所说的“范本”和“魅力”，绝非仅仅局限在艺术方面，神话的思想价值同样不容忽视。神话是人类原初智慧的结晶，这种智慧的伟大和深远意义，可能曾经被人类低估过。低估的不良后果之一，是人类的力量被过分夸大，因而招致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破坏，并引发诸多社会性问题。在溯源性地反思文明的局限时，人类开始重新发现了原初智慧的意义，并开始利用这种智慧的“范本”意义来“规范”人类的行为。儿童文化与儿童文学，与人类的原初智慧具有发生学意义上的相似性，是人类认识原初智慧的重要途径，也是未来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既是一种客观存在，也是融入了研究者文化想象的精神建构，神话和儿童文学尤其鲜明地体现出人文科学研究的这种特性。神话与儿童文学的艺术精神是相通的，这表现在以下几点：其一，神话与儿童文学都具有象征性的艺术品质，而这种象征性是神圣的，这体现为，神话与儿童文学的神圣象征是超然的、超验的并具有仪式性。其二，神话与儿童文学较之于其他的文学样式，更为注重身体的感悟，表现出一种直觉的、诗性的智慧。其叁，神话与儿童文学是巴赫金所说的“生命的狂欢”，具体表现为：物质性与生命性的统一、民间立场以及“正反同体”。荣格认为，文学原型是人类的原始意象，积淀着人类的远古记忆和“集体无意识”。从叙事原型的角度考察神话与儿童文学，我们发现，原型从神话向儿童文学的漂移过程中，呈现出从隐性到显性、从哲理内涵到性格特征、从单声到复调、从宇宙范畴到个人境遇的转变特色。如果进一步比较成人文学和儿童文学中叙事原型的表现特色，我们会看到，儿童文学中的叙事原型更为典型、更为生动、更具对比色彩。在新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进程中，可以清晰的看到神话精神对儿童文学创作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为，80年代中后期“探索文学”的寻根意识和梦境呈现、动物文学中展现出的野性生灵神话的特色、郑渊洁创造的童话“神话”、“大幻想文学”的崛起、薛涛与曹文轩对神话题材的运用、“哈利·波特”对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影响、秦文君、彭学军等儿童小说创作所包孕着的神话情思等。如果我们再扩大研究视野，还能发现部分成人作家作品中的神话与儿童文学元素，对这些作家的作品做儿童文学方法的研究，可以获得新的发现。因而表明儿童文学理论对成人文学研究具有启示价值。世纪交替之际，中国儿童文学表现出一些神话特征，譬如文学形象与动漫形象的相互影响、图画书所体现出的语言图像化倾向、“新神话主义”的理论倡导与创作实践，以及虚拟文化对儿童文学创作的影响等。
张高峰[10]2012年在《修远的天路》文中指出张炜是中国新文学史上新时期以来，各类文体创作兼善，而尤以长篇小说实绩突出的大家之一。他始终决绝地以不妥协的道德人文理想救赎姿态，介入具体历史生存场景，反身采集萃取经验与记忆的历史想象力，并能极为可贵地于工业物欲文明侵凌下，还原民间的生命本真；诗性消解的集体消费主义顺役思潮之下，一再拒绝新的规训与迷思，反向以心灵殉道般的民族苦难担当精神，深入历史地脉叙述的褶皱，不断发掘且如化石般不无悲剧性地容留了日渐消泯的野地歧见。而跨越二十二年心灵天路记忆的长河小说《你在高原》更是以城乡游牧的边缘视角，自我放逐的解域化动向，行走在汉语文学的高原，且自觉尝试并创新了多种文体变革，营造出“清明上河图”式庞大的人物画廊，被盛赞为汉语文学的“奇迹”。长河小说《你在高原》在延续作者“融入野地”叙事一脉的同时，“生命温度”的烛照里依然珍贵地保留着鲜明而独特的“诗性关怀”，并自觉地于历史个人化的向度上，沿着“在的地形学”一路反思，聚拢起文化人类学宏阔辽深的超越视角。第一章，在的地形学：归复历史的生命游牧。随着社会世俗化的“祛魅”征程，信仰式微内在危机显形的投影日益蔓延开来，文化河床上不无凄凉的干涸着经散纬脱的家园，现代性视域内小说作为生命价值方位确认的对应结构，交集着个人话语与时代话语交锋乃至冲突的历史隐衷。“在的地形学”可以说恰当地概括并呈现出了历史时空变衍的思想探索轨迹，一种勘探生命存在的精神地形学，既是现实生活中现代性体验的结果，也是文化人类学层面的地质学观察，与生存世界的变迁经验相合。本章结合作家张炜长篇小说《曙光与暮色》与《海客谈瀛洲》两部作品的文体实验修辞效能进入历史文化场域来阐释小说写作可能性变构延伸的文体自觉。第一节，遗忘荒寒的褶皱：断层位移的空间时间化；通过分析张炜长河小说《曙色与暮光》独特的叙述时空观念，考量作者修辞转换生命境遇的“空间形式经营”，可以说空间方位一体的碎落的时间流呈现出拼贴式状态，这样的结构安排并非作者的败笔之处，显然是作者有意为之，通过形式的“错简”之美，以求穿透生命的雕凿之力。可以说也正是张炜这种从历史混沌中抽取出来的错位形式，拼贴时空体成为了历史结构的有意味的表征，确保了思想探索的意度回旋空间。第二节此情可待的追忆：拒绝受役的历史想象力。“追忆”的叙述视角作为有别于观念性择取场景化、在场性的宏大叙事意识形态有效遁逸，成为现代派先锋自觉的文体实验，可见进入历史理解思想的观念嬗变引发了文化修辞方式的变构，张炜竭力接通的正是从叙述实体到历史经验的个人化地质手记书写。《曙光与暮色》叙述方式上借助游移视点，叁条线索间合理置换内外聚焦视角，又不断通过不定内聚焦的人物视点，限知视角营造故事空白，自觉流露人物心理空间世界，真实再现历史原景，增强阅读的现实临场感。第叁节无往不复的放逐：物哀的游与返。从文体叙述结构分析《曙光与暮色》来看最为突出的，是作者祈望于远游的距离中观照生命。“游观”意识较充分地体现在南方楚文化与山东齐文化之中，而其意正是志在渺远的超越，视点游动之间，执着的也恰是屈原庄子“将往观乎四荒”、“荒乎兮远望”的求索远观精神。“游观”从更本质的内理来看，最终投入的是“返赎”归程。第四节，齐夷镜像的游动悬崖：异体混响的反讽和弦；社会文化危机的“游动悬崖”——自古至今，这反复重蹈而临的“游动的悬崖”，成为张炜展开具体历史语境现实危机批判的出发点和忧患所在。反讽修辞随着历史演变进入当下文学叙事的过程中由观照生命世界的视角进而提升为人类拒斥、否定及颠覆压抑性力量的审美感知思维方式，凸显出语言解构的锋刃。第五节恣与累间的历史肖像：多声辩难的复调修辞；为追寻一份“道德”的谱系，我们看到张炜经验世界内东夷文化意象符号的诱惑浮动，来自传统文化价值观巨大参照系的观照，越发反衬出当下知识分子内部藏污纳垢，严重不洁的弊病，张炜凭借深邃的目光书写了一份知识分子心灵萎缩的精神退化史，一份思想备忘录。正是借助张炜小说思想叙事的迷宫，我们看到长河小说《你在高原》借小说形式的现代性反思去整合历史碎片镜像，进而粘合文化精神的衰败的时代裂隙，所负载起的历史批判。第二章，可逆的对话：抒情传统的现代性嬗变。《家族》与《忆阿雅》中张炜兴发感动的“诗可以兴”更多地走入了孤绝怨诽的“诗可以怨”，生命诗意的另一种纯粹，道德紧张感激烈、劲哀地沉浸在清醇家园不在的申诉和反抗之中。就张炜不惑之年的小说创作而言，内在经验世界与情感体验的交互影响，意象性抒情的过程饱含着哀痛不可承受的志思蓄愤，情感呈现的同时，也恰是给予存在定位的意义生成过程。第一节，抒情的史诗：无根化的文体救赎；双体小说的新文体长篇《家族》式实验为更加深入地认识和理解张炜小说中抒情性参与叙事策略的内在机制提供了可能性，势必成为张炜小说研究继续拓展的有效理论激发点，“抒情”的“史诗”自觉地成为张炜历史回声的思想企及高地。第二节，冰封的火种：大地行吟的诗与真；“诗与真”合成的力量才能抵达人性的深处,张炜许多小说自觉锤炼运用拟于自然风物的“诗性写作”，抒情性的辞赋体片段与叙事有机结合，不是彼此可以割裂的并置，而是经由“象意”指向“内观”的“自省”，在“外构”化的家族历史庞大叙述中，形成“抒情”与“叙事”的辩证对锁关系。第叁节，象意的畛域：寓言化的历史视界；作家写意性的对具象的抽象内化，常常为人所不察和忽略不究，浅显层面的理解也许就是以象传意为介质来达到乃至生成抒情的传移效用，这其间所裹挟的情绪流是较为隐蔽的，而以意象的断续时空接引来完成历史沉痛和现实隐忧的荒寒之情是张炜《忆阿雅》的一大特质。第叁章，风化的神话：野地血脉盘诘的隐喻意象。文学借用乃至回返神话当中汲取再度使被干涸的消费生活袭卷的小说复魅的元素，重新聚合转化的叙述视角揳入当下的历史语境，进而获取新的意义洞察。第一节，苦难的皈依：城堡后撤的驱魔仪式；关于人类生存苦难的叙述成为张炜小说始终难以离弃的主题之一，《橡树路》中犹如天方夜谭般被神话笼罩的“橡树路”无疑是异化生存的原欲现场，逃离心灵巨妖袭扰的“纨绔子弟”，罪感与忏悔的道德赎救促使他们投入流浪漂泊的生命游荡之中，“融入野地”成为“被逐灵魂的最后庇护所”。第二节，未逝的火诫：物欲顺驯的信仰；《荒原纪事》神话寓言缝缀其碎片化的文明表象，通过生命伦理的角度看取现代化工业肆意戕害大地，致使疮痍遍布的后果，成为一种观察形象世界的思想资源，透视当下乡土文明进程的异质力量，来破译诸多荒谬不堪的时代合法化潮流。第叁节，无望的救赎：浴火重生的高原；从东部半岛平原撤离毅然走向西部高原的行程，成为长河小说《你在高原》中众多人物的向往与选择，“高原”作为地域态势的特征更多地倾斜于寄托着人文精神信仰的纯洁高地理想气质，以“高原”般的地质肌理榫入“狂欢时代”的现代性焦虑核心，聚合起与虚无对抗的生存关联域。第四章历史的中间物：后象征世界的源始生态遗民。引入“历史中间物”的概念来看待张炜小说风物形态、精神特质并作微观文化分析，长河小说《你在高原》众多人物画廊系列，凝聚了张炜众多历史矛盾的“中间物”意识。第一节反向的返乡：逆行归程式流浪汉；“流浪”成为张炜作品显在的表征，“流浪汉”人物形象成为“互文性”因素的关键所在，血脉的断续成为他们的内在症喉。“逆行归程式流浪汉”，始终朝向抵达自然的内核，另一反观的中心，行吟的返乡式流浪汉的自我放逐，方才可能地展开精神家园的守望，与现时否定性的批判相观照，汇聚起野地精神漫游者的群像。第二节去昧的祛魅：欲望表征的理性危机；可以说张炜的现代性体验与波德莱尔的现代性辨识是声息相通的，而张炜更多的将这种灼裂的生命体验悉数融人对现代化的批评之中，张炜小说中有着野地话语与现代文明话语的激烈“交锋”。第五章游牧高原：走向解域化的生命诗学。长河小说《你在高原》形成了“百科全书式”的文化景观，试图恢复并记录历史面貌的叙述冲动，促使张炜熔铸了更为艰难的复杂性的非文学材料，不断胀破旧有小说体制的范式束缚，极力拓展深化了小说探索生命质地的存在境域。游牧思想成为捍卫日益边缘化的生命存在的反拨力量，拒绝“独断思想形象”妄加之名，拔出骨肉沉痛的尖刺，重新唤起审判罪孽的控诉。第一节，无边的异乡：思想的孤儿线；长河小说《你在高原》家园陷落，亟待救赎的危急时刻，陷入无边的异乡，城市何以安慰灵魂的现代性战栗，以同样的家族相似性，已然在发现历史决定论的贫困那一刻，与后期印象派高更、法国结构主义列维斯特劳斯、俄国存在主义舍斯托夫、法国诺贝尔奖克莱齐奥、美国人类学家萨林斯，汇入了同一思想“家族血脉”。第二节，规训的逃逸：澄明生命喑哑之地的“差异互辩”涩声；长河小说《你在高原》极为成功的萃取了历史复杂性的色泽，语言形式的独特结构劲道而坚实地渗出与生存对称的文化张力，氏族变迁的确认，时代蓝色败坏病带来酒质的衰落，杂志遭受致命的逆折，异质混生的文体形成对娱乐圈套等等社会弊病的艰难批判。张炜对现实生存环境的批驳，显露出基于生命意识的对“差异”的尊重和理解，可以说张炜小说“生命诗学”道德伦理的范畴内有着至深的让喑哑之地“差异”元素发声的吁求。第叁节，爱力的生成：单向度化生命抗辩性语境的神性复魅；张炜对于“爱欲”的深情投入，在小说中表现为超越于情欲的、兼具浓浓道德清洁性的生命灵犀的飞翼，成为记录苦难，拒绝遗忘，走出消极，摆脱生命寂寥的声韵寻找、历史对接的正是“爱力”，延续了精神家族血脉，支撑张炜苍茫的野地寻思，不停的跋涉，并且走的很远很远。结语。张炜唱出了这个时代对于生命的由衷歌赞，护持住了不息的心火，一个时代的“芳心”，不至于燃烧殆尽，他引领人们重新正视深渊的内在，而抵近深渊的内核。当新世纪在现代性驰骋逐兀，温良的土地开始去根化的欲望裸露之际，张炜通过反复行走、推敲河山的酝酿和沉潜，从二十二年的历史光阴侵蚀的精神历险中走来，恭呈了饱含心血、忧患的长河小说《你在高原》，历史书写和哲学人类学眼光的存在变迁考量，使得他关注生命差异的游牧思想，极为触人心弦地发出了一个来自边缘化的“迟滞之音”，如同“冲积期的化石”，凝重地镌刻了来自一个个村庄里的大地哀歌。长河小说《你在高原》地质记忆里仍“在路上”重写着个体历史寻根的心灵盘旋，“父亲阴影”下个体所表征的人类“我从哪里来？”、“情归何处去？”的终极生命关怀问题成为张炜一再重复探问的不断重临的起点。也许哈姆雷特那忧郁的迟疑徘徊与堂吉诃德天真执着的浪漫理想主义始终并未远去，成为我们人类本身普遍的一种宿命，正因此个人有时往往正以它巨大的历史生存弧度投影向我们昭示出生命即将来临的某些可能性和更加险峻的危机存在，也许长河小说《你在高原》会成为张炜家族血脉书写的最终完成，而有关荷尔德林“神性之夜我走遍大地”的存在敞开真义寻求却永未完成，还会萦绕着张炜那颗敏感而流浪不止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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