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竞争也是体制竞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竞争论文,世界经济论文,体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界经济竞争，包含着一个有关现代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挑战。世界范围内愈演愈烈的产品质量竞争、产品标准和差异竞争、价格竞争、市场营销策略竞争、服务竞争、原料来源竞争、投资机会竞争、科技竞争等令人目不暇接的经济竞争，都被世界各国视为回应挑战的基本手段。人们较少关注经济体制竞争。然而，世界市场形成150年来，世界范围内的体制竞争，一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基本史实。经济体制竞争，既是世界经济竞争的一种性质，也是世界经济竞争的一个方面，一个环节和一种手段。明确世界经济竞争也是体制竞争的意识，对于我国更加坚定地推进体制改革，更好地参加世界经济竞争，是有益处的。
一
世界经济在结构上包括有机组合的三个层次：作为基本单元、处于有机联系状态之中的各国别经济；联结各个国别经济的国际经济纽带，包括国际商品交换、国际劳动力流动、国际投资和融资、国际技术转让等等；综合各种国际经济关系，具有特定规定性的世界经济整体，例如世界市场、世界工业、世界农业等等。在这三个层次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经济体制，即国别经济体制和国际经济体制。作为一国可控变量的，是国别经济体制。世界经济竞争也是体制竞争这一命题中的体制竞争，主要是指各国经济体制之间的竞争。
经济体制，是一国对其经济活动总过程，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各个方面，进行决策、组织、管理和监督的制度与方法的体系。在外延上，它包括企业体制、市场管理体制、金融体制、财政体制、分配体制、外贸体制等等。一国的经济活动，包括其国际经济活动，总是在一定的体制下展开、完成的。反过来看，一国的经济体制，无非也就是对其各种经济活动的特定约束和规范。二者密不可分。
从世界经济概念第一层含义的角度考察历史上世界经济的发展，从来都是既包括各国经济活动的发展，也包括各国经济体制的演进。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各国经济体制的演进，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18世纪下半期到19世纪上半期，以蒸汽动力为标志的第一次技术革命，导致机器大工业物质技术基础上的机器生产机器，工厂制度，批量生产，规模供给，市场扩张等深刻的经济变革，在资产阶级革命的配合下，在一些国家里形成了近代市场经济体制。近代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特征是其企业和市场的二要素结构，以及企业面向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运行模式。19世纪下半期，发生了以电力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电力、炼钢、机械、化学等工业迅速发展，投资和企业规模扩大，生产社会化程度明显提高，推动经济体制中的所有制结构、企业体制等发生变化，股份制、垄断企业制等得到发展，市场在垄断作用下发生形变。到20世纪30年代，国家开始介入经济生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以核能为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的作用下，生产力获得了空前发展，1953-1973年20年时间里生产的世界物质产品，相当于此前150年产品的总和，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社会化程度继续提高。在此过程中，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演化成了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其主要特征是，政府、企业和市场的三要素结构和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市场运行模式。与此相平行，一战、尤其是二战后随着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出现了一种新型的经济体制，就是以指令为特征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这一世界经济发展包括各国经济体制演进过程的逻辑延伸和历史展开，在世界经济竞争中，从来都包含着各国经济体制之间的竞争。
世界范围内的体制竞争，按照基本成因的不同，区分成两种不同类型：一种是主要基于民族国家的利益差别，是同类经济体制之间的竞争，可以称之为“小竞争”；另一种主要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对抗，是不同类型经济体制之间的竞争，可以称之为“大竞争”。世界经济发展的近现代史上，先后产生尔后并存的这两种体制竞争，表现并推动了世界经济竞争的发展。19世纪，英国的自由贸易体制同法国的保护贸易体制进行了长期的竞争。英国在取得“世界工厂”的地位以后，通过废除进口管制、取消航海条例和谷物法等，确立了自由贸易体制，1880年，其平均税率已降至5.8%。法国面对英国自由贸易体制的强大压力，在本国各种利益集团和保护本国工业信念的支撑下，长期顽固地坚守由高关税制、航海管制、进口禁令与惩罚制度和津贴制等构成的保护贸易体制，即使在1860年不得不同英国签订体现自由贸易精神的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之后，这个体制仍在发生作用，导致法国在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之间反复摇摆、游移，以至到20世纪初，仍对英国商品征收平均34%的从价税。法国在同英国的这种体制竞争中，尽管保护和促进了它的工业化进程，但却付出了高昂代价。保护贸易体制，实际上保护了法国较为落后的生产体制，导致了国内制成品的高成本和高价格，技术落后，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1869-1900年，法国对外贸易总额仅仅从62亿法郎增加到88亿法郎，贸易逆差则从7800万法郎增加到58900万法郎；19世纪初，法国制造业产量与英国持平，1830年降为英国的54.8%，1860年继续下降为39.8%；1800-1900年，英国在世界制造业产量中的比重，从4.3%增加到18.5%，德国从3.5%增加到13.2%，美国从0.8%增加到23.6%，法国却只从4.2%缓慢地增加到6.8%，比当时俄国的8.8%还不如，大致与中国的6.2%相当。法国作为传统的欧洲大国在世界经济竞争中的失利，与它在贸易体制的国际竞争中处于下风紧密相关。
本世纪70年代以来，日美之间日见升级的经济竞争，包含着影响深刻的两国企业体制的激烈竞争。五六十年代，日本拜美国为师，从美国引进了各个方面的企业体制，如现代质量管理理论指导下的质量管理体制，以董事会为核心的领导体制等等。日本人并未机械地照搬美国体制，而是在自己独特的社会文化氛围里，结合民族文化特征、经营管理传统和现代生产发展的要求等等，进行了持续的创新，发展成为具有日本特色和高度竞争力的企业体制。这个体制以“人和”与效率为支柱，构建了以“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等为特征的人事管理与分配制度，以质量管理小组、“无缺点运动”等为特征的质量管理体制，以企业系列“无库存控制”等为特征的生产管理体制，以“顾客至上”观念为特征的市场营销体制，等等。相比以等级森严、严格的报告关系和重视物而非人的管理等为特征的美国企业体制，日本企业体制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劳资关系协调、企业凝聚力强、员工生产积极性高、管理成本低、质量管理严格、库存少、生产效率高、产品容易为顾客所接受等等。几十年来，日本在日美经济竞争中令美国人深为恐惧的成功，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就是日本在日美企业体制竞争中的胜利所致。80年代以来，美国人在认识其企业体制劣势的基础上，终于发动了一场“按日本概念改造美国企业的运动”，约翰·奈斯比特在其《重新创造公司》一书中承认，美国最大500家公司正在迅速出现日本化的特点；《幸福》杂志对美国1000家大企业进行的调查表明，几乎半数的企业已经拟好改变其“命令和控制”型企业体制的计划。这一改革浪潮已使美国企业受惠。例如，1985年以后，采用日本丰田公司发明的“恰值其时”(JIT)的生产与存货管理制度的美国企业，已超过3.5万家，其中包括著名的通用汽车公司等。新制度使这些美国企业库存减少、工种简化、产品多样化、产量增加、成本下降、销售扩大。据认为，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企业生产率的回升，与此明显相关。日美之间，正以美国企业从日本企业的经验中吸取营养，加速变革为特点，展开新一轮企业体制竞争。可以预料，它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日美经济竞争的态势。另一类体制竞争即“大竞争”的例子，以美国和前苏联之间的竞争最为典型。尽管前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曾经在同被其作为否定对象的美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竞争中，有过成就，但在战后长期政治、经济、军事的全面竞争中，日益显现出僵化、呆滞、压抑积极性和创造性等弊端，导致消耗高，效益差，增长速度严重下滑，经济实力相对较大幅度削弱。据计算，前苏联80年代的劳动生产率，工业只相当于美国的50%，农业仅20%左右；创造每单位国民收入所耗能源、材料等，则长期高出50-100%。前苏联的经济增长率，1976-1980年为2.2%，1981-1985年为1.8%，都低于美国的3.3%和3.0%的水平。这导致前苏联国际经济地位的严重削弱。1967年，日本在全球总生产额中的分额仅相当于它的46.4%，到1986年，已比它高出20.4%。前苏联对其计划经济体制的迷信和偏执，使它在同美国的体制竞争中败北。许多人总愿意把前苏联的失败，归结为社会制度的失败，殊不知，经济体制的失败，才是其症结之所在。
归纳上述分析和事例，可以看到：(1)经济体制是世界经济大系统的内生变量，世界经济的发展，包含着经济体制的演进；经济体制的演进，也推动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与变化。世界经济竞争的概念和历史，不能不包括经济体制的竞争。(2)国别与世界经济活动，都是在一定的体制框架的规范下进行，没有脱离体制约束的经济活动，也没有离开具体经济活动而孤立存在、运转的经济体制。世界范围的各种经济活动之间的竞争，自然意味着对应于各种经济活动的经济体制之间的竞争。(3)体制关系，说到底是对人在经济活动过程中行为的规范，人是各种经济活动的主体，作为经济人，实质上是各种体制关系的总和。通过世界范围内人的经济竞争行为，体制竞争得以发生和实现。(4)体制决定人的经济主体行为，因而对经济活动效率的高低，具有总体而非仅仅某一侧面的影响。为了在世界经济竞争中取胜，人们最终不能不关注体制的竞争，并将体制竞争作为决定世界经济竞争成败的重要手段。
二
经济体制在一国国内的基本功能，是保证经济活动的有序，并在有序状态中获取效率。效率是经济体制的机能特征。一种好的经济体制，必定能够提供高效率，反之则反。世界经济竞争中的体制竞争，说到底也还是效率竞争。当一种体制产生的效率，不抵与之竞争的另一种体制的效率，其结局或者是消亡，或者是革新。
效率是对经济体制功能结果的检验和表述。一种特定的经济体制，对其覆盖之下的特定经济活动发生作用的过程，即其功能实现的过程，可以区分为彼此连接、影响的若干个方面。首先，体制关系对经济活动主体的作用。表现为能否激发起高涨的创业冲动，能否保障生产积极性的发挥。其次，体制框架对资源生成和聚合的作用。表现为能否在充分的创业活动中，促成各种资源如新技术、新工艺的涌现，并及时将这些资源吸纳到经济活动体系中来。再次，体制规则对资源流动的作用。表现为能否保证资源按照经济的内在合理性，自由而充分地流动。最后，体制运行对资源配置的作用。表现为能否最终导致资源合理、有效的配置。世界经济竞争中各国体制的竞争，实质上无非就是各自体制在这些方面的效能的竞争。在目前世界范围内体制“小竞争”的具体类型中，无论是发达国家之间围绕市场合理化的体制竞争，发展中国家之间围绕市场化的体制竞争，还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市场合理化与市场化相交错的体制竞争，都是循着尽可能强化各自体制在这些方面的效能的方向展开。例如，美国的企业自由型市场经济体制，日本的行政指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都是力图通过政府、企业和市场三者关系的合理排列，提高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效率和企业生产的效率。
依据效率准则，反观世界各国的体制竞争，可以发现，体制竞争力的来源，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体制的国内适应性。从前述世界范围内体制演变的过程可见，经济体制演变的动力，来自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科技进步、生产发展、生产社会化，是经济体制演变的客观依据。体制功能的大小，首先取决于体制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程度。凡是适应程度较高的经济体制，它在上述作用过程各个方面的效能就较强，一般说来，其国际竞争力也就较强。其二，体制的国际适应性。当一国的经济活动扩展到国外，必然受到一些国内所没有的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一国的经济体制要继续保持甚或增大其各方面的效能，就必须适应这些影响和制约。简而言之，这种适应就是能够与国际规则相融，同国际惯例接轨。凡是这种适应性较高的经济体制，其国际竞争力一般也就较强。其三，体制适应国内国际变化的能力。在激烈多变的国际竞争中，体制的竞争力是一个动态概念，它并不机械地取决于某一时点上，对国内国际状况的适应水平在竞争过程中，体制竞争力还取决于它对国内外变化适应的能力，即依据新的态势，不断调整自身适应变化的能力。效率功能强的体制总是能够在随机输入国内外变量的情况下，经历由比较适应到不太适应再到比较适应的应变循环。上述三个方面，即体制的国内适应性（应是民族的）、国际适应性（应是世界的）和应变能力（民族与世界综合性质的），实际上也还是一国体制国际竞争力大小的判断标准。
战后日本的经济体制，一直比较符合这三方面标准，因而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保证了它在体制竞争中的成功。日本在其战后特定的国内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环境里，适应岛国资源稀少，战略上又要赶超欧美国家的情况，形成了以寻求政企协调、强化生产效率为核心的行政指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依据实施出口导向战略的需要，塑造包括企业体制（外向发展、企业集团、生产纵向一体化等）、外贸体制（综合贸易商社、政府激励等）、投资体制（出口导向、倾斜方式、产业政策规范）等在内的一系列体制关系。这样，日本的经济体制基本上适应了国内国际的多方面要求，创造了高效率。面对石油危机、日元升值、国内经济结构升级换代和强制内需扩大等国内外的变化，日本经济体制也表现得具有较强的应变能力，70年代中期以来，总体上保持了体制的效率功能，在体制的国际竞争中经受了考验。
经济体制国际竞争力的形成和强弱的变化，从体制应变能力进一步引申，还同体制在国际竞争过程中的表现，即对于竞争的反应紧密相关。经济体制的下述各种国际竞争反应，也是体制竞争的一些具体形态。
体制创新与转换。体制创新，是体制对国际竞争的一种通常的适应性反应，是指对体制在竞争是暴露出来的缺陷的随时修补，推陈出新，变不适应为适应。例如，印度发现其工业许可证制度，规定开办新厂、老厂生产一种新产品、迁址、产量年增5%或每5年增加25%以上，都必须申领工业许可证的做法，有碍其国际竞争力时，就实行了放松控制的自由化改革。创新是最经常、大量发生而又行之有效的体制竞争形态。体制转换，是指体制竞争过程中，由大量而集中的创新聚合而成的适应形态，其标志，是在总体上变革体制，以一种新体制取代旧体制。例如，60年代东亚“四小龙”面对进口替代体制造成的困境，毅然改弦更张，采用了出口导向的新体制。体制转换较之体制创新，难度与风险都较大，因而并不常见。
体制扩散与体制吸收。体制扩散，是体制在竞争过程中的国际传播。这主要是占据优势的体制，凭借其强大竞争力，扩张到别的国家，并在那儿生根、发展。目前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扩张，就是其效率较高的企业体制的国际传播。体制吸收，是一国体制在竞争过程中，对他国有价值体制关系的借鉴与学习。前述美国企业对日本企业体制长处的学习和移植，就是典型的一例。体制吸收的结果，往往造成竞争双方体制在某些方面的融合。
体制压力与抗拒。体制压力，是竞争过程中优势体制对劣势体制所处的一种竞争形态，对于劣势体制来说，这是一种必须做出某种反应的状态，即或者变压力为动力，顺势而变革，或者因拒绝变革而走向失败。80年代，加纳在国际竞争的强大压力之下，实行了价格、出口、金融等方面的体制改革，取得了世所公认的进步。体制抗拒，是竞争过程中劣势体制对优势体制采取的一种竞争形态。它是体制压力的相对形态，劣势体制固守其身，拒绝以变革做出适应性反应。这一般是自取损害或失败之道。前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这种形态就表现得比较明显。
无疑，世界经济竞争中的体制竞争，是一种远比其他类型和形式的世界经济竞争复杂和艰巨的特殊竞争。上述分析表明，经济体制竞争，至少具有以下特点：(1)综合程度较高。经济体制比之经济活动，包含的内容更多，涉及的范围更广，从理论、政策、经济关系、经济利益、组织程序、机构设置、法律依据到具体的职能、方法和措施，所以竞争所表现的综合程度高于一般经济活动的竞争。(2)必须经历较为复杂的过程。由于涉及的因素众多，反应过程的中介环节繁杂，有时往往需要调整既定权利和利益格局，甚至牵涉文化价值观、社会传统等等，竞争展开和完成的过程就比较复杂。(3)经历的时间较为长久。体制竞争经过宽广的空间，需要耗费较多的时间。体制竞争的结果，往往要经过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或更长的时间才能显现。(4)隐蔽性较强。体制不似某种产品或劳务，可以进行有形的质量、价格、服务等形式的竞争；体制竞争处于世界经济竞争结构的深层，其作用往往通过或借助经济活动的竞争来传导和实现。
三
从上述在世界经济竞争也是体制竞争命题范围内，对经济体制国际竞争发生的原因、实证事例、分类、实质含义、作用过程、竞争力标准、竞争形态和特点等的分析中，可以概括出一些基本的结论，明确若干认识，以利我们更加坚定、稳妥地推进改革开放事业，更好地设定体制转换目标，全方位参加世界经济竞争，提高我国世界经济竞争的能力。(1)世界经济竞争离不开体制竞争。尽管体制竞争具有隐蔽的特点，但它内在于世界经济竞争，伴随着各种各样经济活动的竞争而无所不在。体制竞争有其特定的内含、功能和形态，并在其与经济活动的因果联系中，对世界经济竞争起着一定的决定作用。建树世界经济竞争也是体制竞争的意识，可以使我们恰如其分地关注世界经济竞争中体制因素的作用及其规律性，深化对世界经济竞争的理解，更加重视经济体制的改革工作，在从事世界经济竞争和改革经济体制的相互联系中，同时推进两方面的工作。(2)体制竞争是世界经济竞争的重要手段。体制竞争自成体系的成因、类型、含义、作用过程、标准、形态和特点表明，它不是世界范围内经济活动竞争的附带现象，而是各国参加世界经济竞争必然出现、必须加以利用的一个独立方面，一个特定环节和一种特殊手段。体制竞争不是人们想不想要的问题，而是如何利用好以立于不败之地的问题。(3)国内经济体制的变革，也是参加世界经济竞争。国别经济体制变革，形式上虽属国内经济事务，但由于它同国别经济活动参加世界竞争的联动关系和特定的机能指向，实质上也是一种世界经济竞争的方式。及时、适当地进行国内经济体制的变革，就意味着该国世界经济竞争能力的增强。对于我国来说，经济体制改革的意义，还在于更强有力地参加世界经济竞争。因此，尽早取得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后成功，就显得愈加重要和迫切。(4)体制效率的标准，不仅包括体制的国内适应性，而且包括体制的国际适应性。经济体制的构建和变革，目标不能偏颇，既要适应国内要求，又要适应国际要求。而且，这种双向适应还应该是一个具有自我调整功能的动态过程。当前我国经济体制的转换与构建，必须提出“双适应”的标准，自始至终重视做好与国际规则接轨、按国际惯例办事的工作。(5)体制竞争形态是一个多样化的组合，应十分注意吸收和创新。体制竞争中的优势和劣势，是一种相对的态势，利用好竞争形态的组合，都可以获得回旋和发展的空间。因此，吸收应成为我国体制竞争的内在机制，创新应成为我国体制竞争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