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殷墟晚商王陵穴位的昭穆排列规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殷墟论文,穴位论文,排列论文,王陵论文,规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15)05-0077-14 殷墟晚商王陵是目前可以确认的最早的中国上古时期王陵，经过八十多年的考古发掘，目前已基本被发掘清理出来(图1)。几十年来已有不少学者对殷墟王陵及其相关问题做过很多探讨，但由于诸大墓历史上皆被反复多次惨重盗掘，遗留物甚少，给深入研究造成很多困难，因此，仍有很多基本问题尚未解决。今笔者撰作此文的目的拟欲对殷墟晚商王陵的穴位排列规则，进行一些尝试性探讨，以求证于方家。
图1 殷墟西北岗王陵区墓葬分布示意图(改编自《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第102页) 晚商时期诸种礼仪制度已经较为成熟，作为最高等级丧葬地的王陵区应该有预先规划和较为严格的穴位排列规则，其布局不可能是随意形成的。而欲对殷墟王陵区诸大墓的穴位排列规则进行研探，就不得不先对一些关键大墓的墓主进行推测。虽然由于历史上反复多次惨重盗掘，几乎使所有大墓墓主的指认都变得十分困难，不过，依据盗余之物及坑穴形制、规模等信息综合分析，还是可以将各大墓墓主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以下，笔者拟从某些关键大墓墓主的探讨入手开始探索，并援引古代宗庙合祭时诸庙主中太祖牌位独置于西面东、后续子孙庙主分昭穆隶属南北两排置于太祖牌位以东的原则作为启迪，同时佐证以其他相关中国古代高等级贵族墓地材料，最终为殷墟晚商王陵西区大墓的穴位排列规则提供一种暂且合理的解释。 一、殷墟西北岗王陵区部分大墓墓主归属推测 (一)78侯家庄北地一号墓墓主可能为殷王小乙 目前学术界关于殷墟晚商王陵的基本认识，仍然以杨锡璋先生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篇论文最为接近历史的真实①。杨先生的论断中，有三点比较关键：一、1001号大墓属于殷墟文化第二期(殷王武丁至祖庚、祖甲时期)；二、殷墟西北岗大墓没有一个是属于殷墟文化第一期即盘庚、小辛、小乙时期的；三、只有带四墓道的殷墟西北岗大墓才是王陵，少于四墓道的墓是低于王的等级的人使用的。杨先生文章发表多年以后，郑振香先生撰文对侯家庄1001号大墓的年代及相关问题发表看法②。郑先生经过仔细分析、比对1001号大幕相关出土遗物后，认为1001号大墓的时代与王陵东区的59武官M1最接近，而59武官M1是学术界比较一致认可的殷墟文化第一期的墓葬③。所以郑先生认为1001号大墓应属于第一期晚段，而不是第二期墓，其年代约相对于武丁早期，墓主应是早于武丁的一位殷王。郑先生还认为1978年清理的侯家庄北地一号墓④，从其出土白陶假腹豆等物观察，时代应早于1001号大墓，其墓主大概是盘庚迁殷后不久死去的一位殷王或王室成员。 郑振香先生认为1001号大墓时代属于殷墟文化一期的结论迄未得到学术界大多数学者的认可，似值得进一步商榷。但她对78侯家庄北地一号墓时代及墓主的看法很值得重视。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王陵西区1001号大墓时代属于殷墟文化第二期且在三座二期四墓道大墓(1001、1550、1400)中最早，而在殷墟文化第二期去世的殷王先后只有武丁、祖庚与祖甲三位，故多数学者倾向于1001号大墓可能是殷王武丁之墓⑤。而时代比1001号大墓(武丁墓)早，且礼仪地位又较为高崇的78侯家庄北地一号墓，较有可能是盘庚迁殷后第一个直系先王——武丁生父小乙之墓。认为78侯家庄北地一号墓有可能是小乙之墓，需要克服它坑穴规模较小的困难。 关于坑穴规模的问题，我们认为需要从时代发展演变的角度去思考解答。虽然1001号大墓以降，殷墟不仅有八座带四条墓道的顶级大墓，而且还有不少带一或两条墓道的次级大墓，甚至一些普通高级贵族的墓葬虽然没有墓道，规模也比较大，但这并不表明殷墟为都伊始就有带四条墓道大墓、且贵族墓葬坑穴规模就普遍很大。因为盘庚迁殷之初应该沿用的还是先前二里岗时期的旧制，四墓道大墓的出现以及贵族墓葬坑穴规模的普遍扩大可能需要一个过程，殷王并不是一开始就采纳四墓道大墓的葬制。这个问题，曹定云先生早年曾经讨论过⑥。他认为不能推断武丁以前之王陵也是四个墓道的大墓，殷墟早期王室成员的埋葬制度可能在不断变化，直到武丁晚年才最后确定形成的。曹先生的论断有不少合理成分。 湖北黄陂盘龙城李家嘴M2的时代可能早于盘庚迁殷，但已比较接近，它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所有商代前期贵族墓葬中等级最高的，出土四套青铜觚爵、通高55厘米的青铜锥足鼎以及中国先秦时期最长、通高41.4厘米的大型青铜钺等物⑦，礼仪等级比当时的王都郑州商城发现的等级最高、出土两套觚爵的墓葬自家庄M3⑧明显要离。李家嘴M2随葬品仅比当时的王都郑州商城内城近旁窖藏坑所出早商商王所有的青铜大方鼎等器物⑨等级低。但李家嘴M2开口面积仅有12平方米，且没有墓道⑩。建国前在小屯宫殿宗庙区丙区建筑基址群北部的丙五与丙六之间发现的YM331(11)，约下葬于武丁继位前后，虽然只出土三套觚爵，但它沿用的是二里岗上层时期的旧式礼制，随葬罕见的青铜方爵两件及白陶礼器等，实际上等级地位很高，然该墓开口面积只有6.665平方米，亦没有墓道。前引王陵东区59武官M1，亦约下葬于武丁继位前后，出土二套觚爵，但也沿用的是二里岗式旧礼制，有4个人牲头骨，是西北岗王陵东区最早下葬的墓葬，等级地位亦很高，但开口面积只有7.5平方米，没有墓道。由此可见在盘庚迁殷前后，很多等级很高的商文化贵族墓穴均没有墓道，开口面积也多在10平方米以下，极少数可达十几平方米。而1978年在西北岗王陵西区清理的侯家庄北地一号墓(12)，开口面积达40平方米以上，南面还带有一条长在7米以上、宽3米多的墓道，如果以二里岗上层以来的旧制衡量，该墓坑穴规模已经算很高的级别。而且该墓出土非常多的白陶礼器碎片，这一点其他任何一座殷墟王陵区大墓都远逊于它(13)。所以郑振香先生以为它可能是盘庚迁殷不久去世的一位殷王或重要王室成员墓葬是有道理的，进一步延展推测它可能是盘庚迁殷之后第一位直系先王——武丁生父小乙之墓，也不是十分突兀。 (二)武官村大墓墓主可能为小王孝己 梁思永先生等当初是为考古记录的方便将殷墟西北岗王陵区划分为东、西两区。但从几十年的实际考古调查与发掘结果看，王陵东、西两区的区别不仅是殷人当初有意的规划，而且两区差异确实比较巨大。王陵西区内除去少量祭祀坑与陪葬坑外，只有殷王陵墓，是很纯粹的王陵区，等级最高。王陵东区内有四墓道、二墓道及单条墓道大墓，也有M259、59武官M1这样的元墓道墓，埋葬人员显然不纯粹，而且还有大批独立存在、显然不附属于王陵东区墓葬、且有些“喧宾夺主”之嫌的祭祀坑，故王陵东区等级明显低于王陵西区，虽然它已是整个殷墟除去王陵西区以外等级最高的墓地。王陵东区内的带墓道大墓也是历史上反复多次惨遭盗掘，盗余之物很少，因此学术界对于东区内诸墓墓主的判断也是分歧较大。1988年曹定云先生撰文认为东区武官大墓墓主应为武丁法定配偶之一的妣癸(14)。宋镇豪先生则认为武官大墓墓主为祖庚之配母己或母癸(15)。王陵东区内墓葬的排列似乎应是从早至晚、从东向西布置，例如约在武丁即位前后下葬的59武官M1处在东区最东南的方位，属于东区最早的墓葬。其他几座大墓，如武官大墓出土物就显示出早于其西1400大墓与其西南M260(司母戊大方鼎墓)的迹象。武官大墓位置在东区很靠东，因此是东区最早的大墓，这基本上是学术界很多人的看法。武官大墓是整个殷墟规模最大的带两条墓道大墓，其墓主等级地位应该仅次于拥有四墓道大墓的晚商殷王。东周秦汉间文献言及夏商周时期等级最高的三类贵族，累见“王、后、世子”的先后排列，似乎以为最高等级者为夏王、商王与周王，其次为其各自的后，再次才是立为储君的太子。但更可能的情况是，由于“王与后同庖”一体，故紧接连言，并不表明后之礼仪等级地位一定就高于立为储君的太子。两周之际的三门峡虢国墓地有明确的太子墓(16)，其祔葬车马坑与随葬青铜鼎簋等近于同墓地虢国国君，而明显优于同墓地国君夫人所属，并且有虢国国君夫人不能随葬的青铜礼乐器，丧葬礼仪地位显然高于国君夫人。武丁太子孝己在甲骨文中有“祖己”、“父己”、“兄己”、“小王孝己”等称谓，等级地位很高，殷末周祭祀谱中也有他的祀位。孝己由于先武丁而死，所以没能真正即位为王，他应死于武丁在位时期，此与学术界一般认定的武官大墓所处的殷墟文化第二期偏早阶段也基本相当。因此，考虑到武官大墓很高的丧葬等级，它有可能是孝己之墓，而非学术界一般认为的某位王配之墓。实际上亲历武官大墓考古发掘的郭宝钧先生，在发掘报告中也认为墓内殉葬人“一边有侍从，一边有姬妾”(17)，似乎其第一感觉，武官大墓墓主或为男性。 (三)王陵东区1400号大墓墓主可能为祖庚，1443号大墓墓主可能为武丁法定配偶妣癸，司母戊大方鼎墓(M260)墓主可能为武丁法定配偶妣戊 多数学者推定王陵西区1001号大墓有可能是武丁之墓，则西墓道打破1001号大墓南墓道、因而晚于1001号大墓的二期王陵1550号大墓墓主仅余祖庚与祖甲两种可能。两相比较，1550号大墓墓主为祖甲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每一位商王丧事的最终实际完成都应该是在继任商王的主持下进行的。祖甲继其兄祖庚为王之后，无论是从维护晚商王室不断加强王权、努力纯洁父死子继王位传承制度大势出发，还是从确立与稳固自己直系先王身份等级的角度，都可能将其兄祖庚葬在等级较王陵西区低一等的王陵东区，而不太可能将其兄祖庚葬在等级最高的王陵西区内。如此，则王陵东区1400号大墓有可能是晚商倒数第二个旁系先王祖庚之墓。在卜辞祭礼中，旁系的礼遇明显低于有子继位为王的直系。据卜辞材料，旁系先王也没有独立的宗庙(18)。推测丧葬规格也应低于直系先王，因为旁系殷王的丧事一般是在兄弟或非亲生子主持下最终完成，“待遇”很有可能要低于亲生子主持下的丧葬。 殷墟王陵东区1443号大墓南墓道被1400西墓道打破，二墓南北纵列。殷墟墓葬夫妻关系多东西并列(并列规则为男右女左，即若夫妻皆头北葬，则男西女东)，父子等不同辈关系则南北纵列(一般是长辈在北，子女辈在南)，故不排除殷墟王陵东区1443、1400二座大墓墓主为母子关系的可能。夫妻东西并列、父母与子女间南北纵列的墓穴布局原则在西汉早期仍被遵循，如长沙马王堆二号墓(墓主为轪侯利苍)与一号墓(墓主为利苍夫人辛追)东西并列，但利苍夫妻之子墓(三号墓)则置于辛追墓(一号墓)之南，虽然辛追可能比其子还要晚去世几年(19)，但其墓仍置于其子墓之北。1443大墓出土刻有“妻”字铭的骨管，或暗示墓主是女性。晚商乙辛周祭卜辞显示殷王武丁有三位法定配偶入祀谱，分别是妣辛、妣癸与妣戊。妇好墓的发现可以基本确定武丁法定配偶中的妣辛是妇好，葬于小屯宫殿宗庙区西南墓区内的妇好墓；司母戊鼎方鼎墓(王陵东区M260)的发掘基本确立该墓墓主为武丁另一法定配偶妣戊。剩下最后一个法定配偶妣癸，前引学者或以为是武官大墓墓主，但武官大墓墓主如上论有可能是小王孝己。如此，则妣癸或是1443号大墓的墓主。如果1400号大墓果属祖庚，则妣癸可能是祖庚的生母，故二人墓穴在空间上纵列在一起。祖庚墓穴(1400号大墓)打破妣癸墓穴(1443号大墓)，说明祖庚后其母而死，不排除妣癸恰死于祖庚为王之时。 在乙辛周祭祀谱中，河亶甲的配偶未被列入，因此，河亶甲应是一位旁系先王。旁系先王不可能是直系先王之父，故《史记·殷本纪》云直系先王祖乙为河亶甲子的说法应该是错误的。《汉书·古今人表》云祖乙为河亶甲弟，可能是史实。王国维先生曾从《汉书》之说(20)。陈梦家先生早年亦推测祖乙与河亶甲可能为兄弟，同为中丁之子(21)。许进雄、张光直二先生亦持此说(22)。周祭除遍祀所有商王而外，尚享祭直系先王的部分配偶。大多数直系先王只有一个配偶入享，有两或三位配偶入祭者仅三见：中丁(妣己、妣癸)、祖乙(妣己、妣庚)、武丁(妣辛、妣癸、妣戊)。这三位有二或三个配偶入享于周祭祀典的先王均有二子以上入于周祭祀谱，即均有两个或更多的儿子继位为王或曾被立为太子。依前述，河亶甲乃祖乙之兄，二人同为中丁之子；祖乙有祖辛、羌甲二子先后继位为王；武丁有祖庚、祖甲二子即位，另有太子祖己列于周祭祀典。许进雄先生经过考察后发现周祭祀谱中王配妣的数目一定不大于其曾立太子和即位的儿子的数目，因此他怀疑殷代先妣之所以入祀，是在其有子为王或被立为太子的缘故(23)。曾有学者怀疑许进雄先生的论点，认为入祀周祭的先妣是曾被立为正后者，而不论其是否有子继位为王(24)。另有学者举中丁有妣己、妣癸二后入周祭祀典却只有祖乙一子继位，祖辛有妣甲、妣庚二配受特祭却仅得祖丁一子为王，以及《史记·殷本纪》“帝乙有长子曰微子启，启母贱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为嗣”等三证。推论商代各王有立法定配偶之制(25)。这个观点似较片面。由于河亶甲可能为祖乙兄，则所谓中丁有二后入典却只有一子为王之论或许已不能成立；据陈梦家(26)、常玉芝(27)等先生排定的周祭祀谱，祖辛奭妣庚并未列入乙辛周祭祀典，祖辛仅妣甲一配入祀；至于微子启与帝辛之事，则为发生在殷末之世，此时殷王室可能确已有立正后之事，自无需辩。综合来看，许进雄先生的结论比较正确。因为若河亶甲果为祖乙之兄，则许先生的论点可用于全部见于周祭祀典的先妣事例。而具体到武丁，其有三配入周祭祀谱，又恰有一子祖已为太子与二子祖庚和祖甲先后为王，有可能是入周祭祀谱三配与入周祭三子一一对应。曹定云先生曾认为孝己是妇好之子(28)，较有道理。妇好(妣辛)、妣癸、妣戊三人同为武丁的法定配偶，但妇好墓不仅不在王陵区，而且墓穴规模很小、且没有墓道，其他丧葬礼遇也比司母戊鼎方鼎墓及1443号大墓等王陵区大墓低很多。仅用武丁时期礼制初创、制度不定，无法圆满解释，因为丧葬礼遇差别太大。或许其中最关键的原因是妇好之子孝己虽然曾被立为王储，但并未真正继位为王。如果妣癸确为祖庚之母，则妣戊应为祖甲生母。妣癸与妣戊之子均曾真正继位为王，故最终丧葬等级远高于妣辛(妇好)。而且妣癸有可能恰死于其子祖庚正为王之时，妣戊也有可能恰死子其子祖甲正为王之时，故二人均得到很高的丧葬礼遇。据常玉芝先生周祭祀谱(29)，武丁三个法定配偶中，妣辛(妇好)最先去世，其次是妣癸，最后是妣戊。孝己肯定早于其父武丁而死，至于他与生母妇好二人的死亡先后顺序则不太容易判断。杨升南先生以为殷墟花东H3卜辞的“子”的主人是武丁太子孝己，他可能在其母妇好死后不久去世(30)。如果妇好死时，其子孝己尚存，她也只是一个王储的母亲，并不是真正商王的母亲，因此丧葬规格不会太高；如果妇好死时，其子王储孝己已死，丧葬规格可能会更低。妇好虽然是甲骨文中很显赫的人物，而且因为某种原因还成为很少几个有自己独立庙室(“母辛宗”)的殷人先妣之一(31)，但没有儿子真正继位为王这个最致命缺陷，让她最终的丧葬礼遇大打折扣，而丧葬规格其实才是一个商代贵族最核心的身份等级标志。唐杜佑《通典》卷五十《禘祫下》引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议曰：“礼，父为士、子为天子，祭以天子、葬以士”。可见葬礼最能确切反映被埋葬贵族的真实身份。当然，正因为如此，唐宋明诸朝君主出现多例高规格改葬先祖之例(明世宗改葬其父兴献王陵为帝陵规制是最为典型的例子)，用以掩盖自己非帝亲子等方面的弱点，借以提升、巩固自身的礼仪地位。 (四)王陵东区1129号大墓墓主可能为殷王廪辛 前述祖庚作为晚商倒数第二个旁系先王，虽然见于乙辛周祭祀谱，但在晚商不断加强建设父死子继直线传承制度的努力中，其陵墓有可能被排挤出等级最高的王陵西区，而安置在王陵东区。而作为晚商最后一个旁系先王的廪辛，则根本不见于周祭祀谱。故部分学者因此怀疑廪辛一王的存在(32)。然《史记·殷本纪》中有廪辛一王，《屯南》2281与《甲骨文缀合新编》588等武乙卜辞均有“父辛”称谓，三期甲骨《合集》27622、27633中又有兄辛的称谓。尤其是粹341云：“辛亥卜，其又岁于三祖辛”，郭沫若先生考证云：“准‘四祖丁’为祖丁之例，此‘三祖辛’当是廪辛。其前有祖辛、小辛。此居第三位也。”(33)殷人虽然对其死去的未及王位的男性亲属及其配亦进行祭祀，但一般均止于诸父、诸兄与其配，未及王位的祖辈及以上者鲜见有被祭者。粹341片的字体特征约属三、四期，可以晚至文丁之时，该片很有可能是文丁对廪辛的祭祀之辞。因此，仅据不列入周祭一条证据尚难否定晚商廪辛一王的存在。对于廪辛问题的处理，裘锡圭先生的说法较为合理，其云：“(晚商无廪辛一王的)说法不一定正确，但是从廪辛被排挤出周祭这件事来看，康丁的后人显然是不承认他的正常地位的”(34)。常玉芝先生亦推测“中壬、沃丁、廪辛，或者不曾即位为王，或者虽曾即位为王，但由于某种原因而被摒弃于周祭之外了”(35)。虽然晚商有廪辛一王是可以基本肯定的，但如果完全忽视他被排除于乙辛周祭祀谱之外的事实，也不是很科学的态度。实际上，作为有商一代最后一个旁系先王，廪辛所遭遇的“降格礼遇”正是整个晚商时期嫡庶观念逐渐加深、王权不断加强与王位传承制度的日益稳固及成熟的必然结果。在诸种礼仪场合排挤作为旁系的廪辛，正是努力“纯洁”父死子继制度的表现。故如果倒数第二个旁系殷王祖庚葬所被排挤至王陵东区，则最后一个旁系殷王廪辛葬所也只能在王陵东区寻找。 如前所述，殷墟王陵东区诸墓的排列原则类于王陵西区，即王陵东、西二区皆为自早至晚、自东至西依次下葬诸墓墓主。如此，则东区位置最靠西的M1129号大墓有可能是东区最晚下葬的墓穴。东区大墓时代多为二期，但最晚的M1129则有可能已进入殷墟文化第三期之初。而殷王廪辛恰是在殷墟文化第三期之初去世埋葬的，故殷王廪辛是王陵东区M1129号大墓可能的墓主。王陵东区M1129只有二条墓道，规格显然低于其他所有商王墓葬，但此点与殷王廪辛反映于甲骨文中的较低地位恰相互印证。 (五)1217号大墓墓主可能为殷王帝乙 前引杨锡璋先生文(36)推论王陵西区1004、1002、1500、1217四座大墓时代为殷墟文化第三期，按照王陵西区大墓自早至晚、自东向西、先北后南的排列顺序，处于最西墓组南部的1217号大墓应为上述四座大墓中最晚下葬者。再结合墓中所出陶器等物的时代特征，1217号大墓时代有可能晚至殷墟文化第四期之早段。故不排除1217号大墓的墓主为殷王帝乙的可能。 1217号大墓东墓道打破侯家庄北地一号墓墓道南端，我们以为是有意而为，可能表明1217号大墓墓主与侯家庄北地一号墓墓主之间有某种特殊关系，这种关系可能就是二位墓主同昭穆，而殷王小乙与帝乙恰同昭穆。卜辞殷王甲乙日名的产生，自古以来有生日、死日、葬日与卜选诸说。其中李学勤先生的死后卜选说(37)较为合理。略微观察一下自祖丁以降的晚商殷王日名，即会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祖丁日名为丁，其孙武丁日名复为丁，武丁孙康丁日名再为丁，康丁孙文丁日名仍为丁；小乙日名为乙，其孙辈祖己、祖庚与祖甲三人日名均不为乙，但祖己、祖庚与祖甲三人的孙辈武乙日名为乙，武乙孙帝乙日名复为乙。依古礼昭穆之说，祖孙同昭穆，晚商殷王日名祖孙基本相同之情形或暗示晚商昭穆制度的存在。 王陵西区南北纵列的两座大墓墓道之间一般只有一处打破关系，显示二者之间是父子关系。但1004号大墓1001号大墓之间则有两处打破关系，即1004号大墓东墓道打破1001号大墓北墓道，其南墓道又打破1001号大墓西墓道。显示出1004号大墓与1001号大墓之间比较特殊的关系，这种特殊关系可能就是同昭穆。前论同昭穆的1217号大墓与侯家庄北地一号墓之间只有一处打破关系，是因为侯家庄北地一号墓只有一条墓道，无法形成两处打破关系。 (六)1003号大墓墓主可能为殷王帝辛 若1217号大墓墓主果为帝乙，则学术界大多数学者均认为时代晚于1217号大墓的1003号大墓的墓主就颇值得探讨。 《史记·周本纪》云周武王伐纣，在商纣自焚而死后，武王“以黄钺斩纣头，悬太白之旗。”《逸周书·世俘解》复言周人将其头颅带回周都，在周庙行献俘礼。所以有学者怀疑商纣帝辛是否得到正常埋葬，如前引杨锡璋先生即推测1003号大墓南边的无墓道大方坑本为商纣葬所，因他自杀且被斩头，故未被正常埋葬(38)。但《史记·殷本纪》与《周本纪》皆云武王伐纣之后，并没有对商人进行大规模杀戮或压制，而是采取一系列怀柔的政策与措施，并封纣子武庚以续殷祀。作为罪魁祸首的商王帝辛，虽然饱受周人谴责，但考虑到当时的政治形势，也有可能准许以一定档次的丧礼对商纣进行埋葬。殷墟不少遗存的绝对年代可能已进入西周初年，殷墟真正成为废墟可能是在武庚叛乱被平定以后(39)。这个情况也可证明武王伐纣之后、武庚叛乱之前，殷墟的政治军事形势还是相对平和的。 《周礼·春官·冢人》云：“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从许多当代考古学实例来看，此论不确。考古学材料表明的是：包括“死于兵者”在内的凶死者，是“入兆域”或族墓地的，只不过葬穴在墓地内的具体位置和丧葬方式与正常死亡者(或曰“薨于路寝”者)不太一样。顾炎武《日知录·卷五》亦云：“得罪而见杀者，亦未尝不入兆域也。” 北赵晋侯墓地M112在M114、M113组之西，M91、M92组之东，东面附属埋4车8马的车马坑1座，占据一组晋侯及夫人墓应有的位置(40)，但其墓室规模过小，且不设墓道，随葬青铜礼器偏少，又不应是某代晋侯，故有些学者推测其墓主可能是一位未及即位就已死的太子(41)，可从。 北赵晋侯墓地的M91、M92墓列被推测为靖侯宜臼及其夫人的墓(42)，该墓列有三个特点：1.墓主人头皆向南；2.随葬车马器少且无附葬车马坑；3.除前述太子墓M112及时代最早的“始祖”墓列M114、113墓组外，无其他墓组与之同排。墓主头南向，与墓地内其他墓墓主人皆头北相反。这种现象在原始文化的墓地中被有些学者称为非正常埋葬之逆向墓(43)。这种逆向墓往往埋葬在墓区的边缘部位，但也有少数情况下是在墓区中心。它们一般没有随葬品或随葬品很少，葬式一般也比较特殊。北赵晋侯墓地M91、M92墓组比较符合这些情形。《史记·晋世家》云：“靖侯十七年，周厉王迷惑暴虐，国人作乱，厉王出奔彘……十八年靖侯卒。”而《周本纪·集解》引韦昭云：“彘，晋地，汉为县，属河东，今日永安”。则厉王所奔正为晋地。考虑到当时国人暴动，威逼甚紧之形势。晋靖侯极有可能罹“国人之乱”。故为凶死(44)。因而以特葬之礼埋葬于墓地中心西部。未及位而死亡的太子也属于比较特殊的死亡者，故其墓M112建置于M91、M92墓列东边，并与之同排(45)。以墓主人本身头北足南仰身直肢葬式计，北赵晋侯墓地M114、M113与M9、M13这两组最早的墓列，夫妻间墓位的安排是夫右(西)妻左(东)；M6、M7墓组及其以后墓组，除M91、M92墓列外，也以墓主人本身葬式计，则夫妻间墓位的排列则是夫左(东)妻右(西)。M91、M92墓主夫妇皆为头南足北仰身直肢葬式，虽然也是M91(夫墓)在东、M92(妻墓)在西，但其实其相对墓位排列规则则是夫右妻左，与最早的M114、M113与M9、M13两组一致，而与后期诸墓组相反。葬早逝的太子于位处北赵晋侯墓地中心的M112，则可能是为体现对他的特别关心，可视作新石器时代某些墓地葬早夭者于墓地中心葬俗的孑遗。 北赵晋侯墓地M93的墓主则有争议。或认为墓主是晋文侯。《史记·晋世家》云：“二十七年穆侯卒，弟殇叔自立，太子仇出奔。殇叔三年，周宣王崩。四年，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袭殇叔而立，是为文侯。”(46)由于出土有“晋叔家父”方壶两件，李学勤先生以为北赵晋侯墓地M93应为在位仅四年且被袭杀的晋殇叔的墓穴(47)。有学者从之(48)。黄锡全与冯时二位先生也同意北赵晋侯墓地铜器铭文中“晋叔家父”为文献记载中的晋“殇叔”的论点(49)。这个意见值得重视。现由于羊舌晋侯墓地的发现与研究(50)，M93殇叔墓说似乎更合理些。相反，如果认为M93墓主为晋文侯，则无法克服M93墓中来出任何可以与晋文侯相联系的文字材料这一困难。而北赵晋侯墓地其他晋侯墓中皆出带有本人名谥的墓主自作青铜礼器。实际上，M93西旁夫人墓M102没有墓道、丧葬规格较低以及M93、M102墓组在北赵晋侯墓地最晚、却“加塞”埋葬于较不协调的北排最西端等情况，已经能反映出M93、M10Z墓组是一组不正常的特葬墓列。而根据文献记载，晋文侯是“寿终正寝”式的正常死亡，不应该被非正常埋葬。 综合近年来的考古发现看，1923年的李家楼大墓(51)的位置确实有些偏。郑国公室主体陵墓区应在东城西南部的后端湾陵区(52)，而1923年李家楼大墓显然在其西北面。联系到《周礼·春官·冢人》“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之论，李家楼大墓墓主有可能为凶死而被埋葬于墓区之边缘。前引学者已论原始墓地的逆向墓多掘于墓地边缘地带。依据李家楼器群的时代特征及对“王子婴次炉”的考证，李家楼大墓墓主只能是卒于前571年的郑成公或卒于前566年的郑僖公(53)。成公正常死亡，而其子僖公被其相子驷毒死，为凶死。这样看来，李家楼大墓墓主最有可能是郑僖公。 此类事例亦见于文献记载。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云：“崔氏侧(其弑的)庄公于北郭。丁亥葬诸士孙之里，四要，不跸，下车七乘，不以兵甲。”杜注曰：“侧，瘗埋之，不殡于庙。”“士孙，人姓，因名里。死十三日便葬，不待五月。”“丧车之饰，诸侯六翣。跸，止行为。”“下车，送葬之车。齐旧依上公礼，九乘，又有甲兵。今皆降损。”可见凶死的齐庄会不仅被降损礼以葬且被埋于特殊的穴位，不过仍在廓城内的姜齐兆域中。再如据：《左传·定公元年》记载鲁季孙欲沟绝“内不容于臣子，外不容于齐、晋”且未薨于路寝的昭公的兆域，不使与先君同。虽经荣驾鹅之劝告，仍将昭公葬于墓道之南。后来孔子为司寇时方沟合之。 综上，虽然殷末王帝辛自杀且被斩头，但并不意味着他就要被弃尸街头，考虑到灭商之初，周人竭力笼络商人的大势，末王帝辛有可能被以一定档次的仪节下葬，并让其子武庚主持葬礼。帝辛的葬穴最有可能是最晚的四墓道大墓1003号大墓。帝辛凶死乃当时尽人皆知的事实，而他的葬穴时代最晚，却“加塞”于1500与1004号大墓之间，恰与新石器时代以降，非正常死亡者葬穴位置多较为特殊相符合。亦有类于前揭北赵晋侯墓地非正常“加塞”埋葬的被袭杀的晋殇叔墓例——M93。 如果1003号大墓墓主可能为商末王帝辛，则其南的无墓道大方坑有可能是为帝辛之子武庚预备，其反叛被杀，彻底无缘被埋葬，四面墓道自然也均未来得及挖建。 果如上述，则殷墟王陵西区内没有商王室最后两个旁系先王祖庚与廪辛之墓。其内九位墓主，从早至晚，有这样一种可能：小乙(可能为78侯家庄北地一号墓墓主)→武丁(可能为1001号大墓墓主)→祖甲(可能为1550号大墓墓主)→康丁(可能为1004号大墓墓主)→武乙(可能为1002号大墓墓主)→文丁(可能为1500号大墓墓主)→帝乙(可能为1217号大墓墓主)→帝辛(可能为1003号大墓墓主)→武庚(可能拟葬于无墓道大方坑)。这样王陵西区埋葬的八位墓主均为晚商直系先王，显示出晚商加强建设父死子继直线传承制度的努力。王陵东区内葬有小王孝己、殷王祖庚与廪辛、武丁法定配偶妣癸与妣戊等，有一定的排列规则，但显然没有西区清晰。 二、殷墟王陵区诸大墓墓穴昭穆排列规则探讨 (一)殷墟王陵西区侯家庄北地一号墓墓穴位置含义推测 与王陵西区内七座四墓道大墓相较，侯家庄北地一号墓不仅规模很小，而且其在西北岗王陵西区内似乎不太协调的位置，也颇让人费解。但我们从古代贵族宗庙祭祀制度中发掘出一些端倪。《春秋公羊传·文公二年》云：“大袷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毁庙之主，陈于太祖。”何休注曰：“毁庙谓亲过高祖，毁其庙藏其主于太祖庙中。……陈者，就陈列太祖前。太祖东向，昭南向，穆北向，其余孙从王父，父曰昭，子曰穆。”(54)《礼记·大传》孙希旦集解云：“天子大柿之祭，追祭始祖所自出于始祖之庙，始祖所自出之帝居西南隅东向之位，而始祖居东北隅南向之位而配食也”(55)。清初万斯同《庙制图考》云：“明季本《庙制考》义，用其诸庙并列之説，而以太祖居西，四亲庙以次而东”(56)。凡此皆有类同之处。依照上文对于殷墟王陵区部分大墓墓主的推测，78侯家庄北地一号墓位处殷墟西北岗王陵西区西边居中，而七座四墓道大墓依次从早到晚、从东至西一南一北交替作两排布于其东面南北两边，是一种较为典型的昭穆制度墓穴排列方式。这种情形与《公羊传》何休注所云合祭先祖时，太祖神主及其他诸神主间的排列布局十分相近。 (二)殷墟王陵西区墓穴昭穆排列规则的几个晚期佐证 1.徐州西汉楚王墓群的排列规则 江苏徐州附近山丘上发现许多西汉楚王陵墓(图2)，学者经过研究发现(57)，其第一代楚元王刘交及其王后墓挖建在最西面的楚王山上，墓道东向，第二位、第二代楚夷王刘郢(客)及其王后分别葬于东边相邻的狮子山与羊鬼山，第三位、第三代谋反被杀的楚王刘戊与其夫人则葬于狮子山与羊鬼山东北面的驮篮山M1、M2，第四位、第二代楚文王刘礼及其夫人葬于北面的北洞山与桓魁石室，位置比驮篮山明显向西有所移动，第五位、第三代楚安王刘道之墓位置暂不明，或以为是西卧牛山汉墓(58)，但第六位、第四代楚襄王刘注之墓则明确位于西北面的龟山，空间位置均大踏步向西移动，明显靠近第一代楚元王刘交墓所在的楚王山。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刘交一系楚王国除后，西汉晚期汉宣帝另封的刘嚣一支楚王家族，又重新从东边的东洞山、南洞山一南一北左右交错开始，然后复向西推进至楚王山东南边的卧牛山一带，似乎因为是另起的一系，所以可能重排墓穴之“昭穆”，但可能仍以楚元王刘交为“始祖”墓。徐州西汉楚王墓群的布局，学者或认为纯粹是历代楚王个人功利选择的结果，即最先下葬者所能选择的最好的山丘，以后历代楚王依次退而求其次，最终形成今天看到的布局。或以为在整体上似乎没有统一规划(59)。通过有关学者的研究，结合简单的分析，徐州楚王墓群的布局可能有一个整体的规划，并被长期坚守。从某种意义上讲，徐州西汉楚王墓群的布局就是一个“扩大版”的殷墟西北岗王陵西区，整个布局情形和西北岗王陵西区非常相像。
图2 徐州西汉楚王墓群墓葬分布图(采自刘尊志《徐州汉墓与汉代社会研究》) 2.晋侯墓地诸墓组排列规则 山西天马曲村北赵晋侯墓地诸墓组的布列(图3)类于殷墟王陵西区与徐州西汉楚王墓群。关于北赵晋侯墓地诸墓组的时代先后及各自墓主归属，考古发掘者认为从早至晚应作如是排列：M114(晋侯燮父)、M113(燮父夫人)→M9(武侯宁族)、M13(武侯夫人)→M6(成侯服人)、M7(成侯夫人)→M33(厉侯福)、M32(厉侯夫人)→M91(靖侯宜臼)、M92(靖侯夫人)→M1(釐侯司徒)、M2(釐侯夫人)→M8(献侯籍)、M31(献侯夫人)→M64(穆侯费王)、M62(穆侯正夫人齐姜)、M63(穆侯次夫人杨姞)→M93(文侯仇)、M102(文侯夫人)(60)。或以为M63可能是M93墓主文侯仇的夫人墓，M93、M63为一对分开埋葬的夫妻，M102规模小、规格低，应该为妾属之墓(61)。
图3 北赵晋侯墓地墓葬分布图(采自孙庆伟《周代用玉制度研究》第12页) 实际上可以将北赵晋侯墓地九组十九座晋侯及其夫人墓穴与一座太子墓M112划归北、中、南三排。北排自东往西M9与M13墓组、M6与M7墓组、M33与M32墓组，中排自东往西M114与M113墓组、M112太子墓、M91与M92墓组，南排自东往西M1与M2墓组、M8与M31墓组、M64与M62和M63墓组。 北赵晋侯墓地墓穴布局形式与西汉晚期长安城南郊“王莽九庙”(62)方形建筑基址的排列有些近似，均为南、中、北三排东西布列(图4)，尤其是北赵晋侯墓地中排有三墓组(M114、M113晋侯燮父及其夫人墓组，M112太子墓组，M91、M92晋靖侯宜臼及其夫人墓组)，而“王莽九庙”中排也是三个方形建筑基址，或为相似的规则所支配。“王莽九庙”南、北两排各有四座方形建筑基址，多于北赵晋侯墓地所见，是由于“王莽九庙”所含祖先世代多于北赵晋侯墓地所葬祖先世代之故。北赵晋侯墓地北排实际所葬也是四组晋侯及其夫人，但最西的M93、M102晋殇叔及其夫人墓组属于非正常埋葬的“加塞”，情形需另当别论，前已论及之。
图4 西汉长安城南郊“王莽九庙”平面布局图(采自《西汉礼制建筑遗址》第8页) 殷墟西北岗王陵西区与徐州西汉楚王墓群皆将“始祖”墓置于墓区中部西端，与《公羊传》何休注所言宗庙合祭时诸神主的排列如出一辙。但北赵晋侯墓地却将“始祖”墓建于墓区中部东端，后又将可能是凶死的晋靖侯夫妇葬于中部西端，其中似有深意。《周礼·春官·冢人》：“凡有功者居前”，郑玄注：“居王墓之前，处昭穆之中央，”(63)贾公彦疏：“云居前，则不问为诸侯与卿大夫、士，但是有功则皆得居王墓之前，以表显之也。……兼余功，若《司勋》王功、事功、国功之等皆是也。言处昭穆之中央者，上云诸侯居左右以前，即是昭居左、穆居右。今云昭穆之中央，谓正富当冢前，由其有功，故特居中显异之也。”(64)孙诒让《周礼正义》复举《左传·庄公十九年》楚有谏王之功的鬻拳特葬冢前近门阙处补正此说(65)。《礼记·祭法》云：“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66)果如上论，晋靖侯可能是罹于国人之难而死，则他就是晋国乃至整个西周王朝的烈士，虽然因为毕竟是凶死而有所降礼以葬，但将其夫妇之墓穴置于墓区中部西端的位置也未尝不是一种显著的旌表。此与前已论及的同样是凶死的M93、M102殇叔夫妇的丧葬待遇就差异巨大。如此，则晋侯燮父在最初规划北赵晋侯墓地之时，之所以将自己作为“始祖”地位的墓穴设计在墓区中部的东端，而不是西端，可能就是“虚位以待”后世有可能的“以死勤事”者。明朝宗庙制度中有类似现象，清初万斯同《庙制图考》云：“(嘉靖)十四年春诏建九庙如周制，明年冬工成，太祖庙居中，太宗居东第一庙，世世不祧，虚其西第一庙，俟他日奉有功德者”(67)。清任启运《宫室考》卷上亦云：“(天子)始即建七庙，而虚功德二庙以待其人而入，故曰七世之庙可以观德也”(68)。 3.明鲁荒王祖孙三代墓穴的排列规则 明鲁荒王墓园东北约3.15公里处为其子鲁靖王墓，东南约2.45公里为其孙钜野僖顺王墓，形成较为明确的祖墓居西、子孙墓分别以昭穆列于祖墓之东南北的形势(图5)(69)。
图5 山东邹城明鲁王墓群位置分布图(改自《鲁荒王墓》(上)第4页图三) 三、结语 综合全文，则殷墟王陵西区以居西的侯家庄北地一号墓为核心，其他七座四墓道大墓大致从早到晚、从东至西一南一北交替作昭穆两排布于侯家庄北地一号墓东侧南北两边，虽然不太精准，但仍是一种较为典型的昭穆制度墓穴排列方式，其穴位排列情形类于古代贵族宗庙内合祭祖先时诸神主的布局。殷墟西北岗王陵西区78侯家庄北地一号墓可能是小乙之墓。王陵西区内可能没有晚商二位旁系先王殷王祖庚与廪辛之墓，二王之墓应在王陵东区。王陵西区1003号大墓可能是帝辛之墓。王陵东区武官村大墓可能为小王孝己之墓。殷墟王陵西区墓穴的排列情形，类于西汉楚王墓群陵墓布局与北赵晋侯墓地诸墓组之列置，与西汉末年王莽在西汉长安城南郊建设的“九庙”建筑群诸单体的布置，亦较为相似。上述诸例可能均为模仿自古代贵族宗庙合祭先祖时，诸多先祖神主(灵魂牌位)的布局形势。殷墟晚商王陵西区、西汉楚王墓群及北赵晋侯墓地墓穴的排列规则是中国古代高级贵族墓地诸种墓穴排列方式中的一种。 [收稿日期]2014-08-14 注释： ①杨锡璋：《安阳殷墟西北冈大墓的分期及有关问题》，《中原文物》，1981年第3期。 ②郑振香：《侯家庄1001号大墓的年代与相关问题》，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编委会：《揖芬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3-75页。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武官村北的一座殷墓》，《考古》，1979年第3期。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侯家庄北地一号墓发掘简报》，《考古》编辑部编辑：《考古学集刊》，第2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5-40页。 ⑤曹定云：《论殷墟侯家庄1001号墓墓主》，《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2期。 ⑥曹定云：《殷代初期王陵试探》，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资料丛刊》，(10)，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80-87页。 ⑦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169，177页。 ⑧a.河南省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郑州市白家庄商代墓葬发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0期：b.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郑州商城》，上册，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583页。 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代铜器窖藏》，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5-77页。 ⑩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上，第152页。 (11)石璋如：《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二·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丙编·殷墟晚商墓葬之五·丙区墓葬》，上册，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1980年版，第39页。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侯家庄北地一号墓发掘简报》，《考古》编辑部编辑：《考古学集刊》，第2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5-40页。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侯家庄北地一号墓发掘简报》，《考古》编辑部编辑：《考古学集刊》，第2集，第35-40页。 (14)曹定云：《殷墟武官村大墓墓主试探》，《中原文物》，1988年第3期。 (15)朱镇豪：《试论殷墟武官大墓的年代和性质》，《文博》，1988年第1期。 (16)a.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上村岭虢国墓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8-31页；b.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文物工作队：《三门峡虢国墓》，第1卷上，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317-379页。 (17)郭宝钧：《一九五○年春殷墟发掘报告》，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报》第5册第1、2合刊，北京，中国科学院，1951年版，第1-61页，图版壹至肆伍。 (18)朱凤瀚：《殷墟卜辞所见商王室宗庙制度》，《历史研究》，1990第6期。 (19)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第1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图二，第237-240页。 (20)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51-480页。 (21)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369页。 (22)许进雄：《殷卜辞中五种祭祀的研究》，台北：台湾大学文学院，1968年版，第32页；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42页。 (23)许进雄：《殷卜辞中五种祭祀的研究》，台北：台湾大学文学院，1968年版，第28页。 (24)常玉芝：《商代周祭制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2页。 (25)杨升南：《从殷墟卜辞中的“示”、“宗”说到商代的宗法制度》，《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3期。 (26)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382页。 (27)常玉芝：《商代周祭制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0页。 (28)曹定云：《“妇好”、“孝己”关系考证——从妇好墓“司母辛”铭文谈起》，《中原文物》，1993年第3期。 (29)常玉芝：《商代周祭制度》，第110页。 (30)杨升南：《殷墟花东H3卜辞“子”的主人是武丁太子孝己》，李雪山等主编：《甲骨学110年：回顾与展望——王宇信教授师友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4-160页。 (31)朱凤瀚：《殷墟卜辞所见商王室宗庙制度》，《历史研究》，1990第6期。 (32)a.岛邦男：《殷墟卜辞研究》，台北：鼎文书局，1975年版，第71.页；b.郑慧生：《孝己的存在与祖己卜辞的有无》，殷墟博物苑、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编：《殷墟博物苑苑刊(创刊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2-128页；c.常玉芝：《商代周祭制度》，第110、138页；d.杨升南：《“甲骨学一百年”成果之一·甲骨学一百年》，第11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471页。 (33)郭沫若：《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3卷，《殷契粹编》，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58页。 (34)裘锡圭：《关于商代的宗族组织与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的初步研究》，中华书局编辑部编：《文史》，第17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6页。 (35)常玉芝：《商代周祭制度》，第110页。 (36)杨锡璋：《安阳殷墟西北冈大墓的分期及有关问题》，《中原文物》，1981年第3期。 (37)李学勤：《评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考古学报》，1957年第3期。 (38)杨锡璋：《安阳殷墟西北冈大墓的分期及有关问题》，《中原文物》，1981年第3期。 (39)唐际根、汪涛：《殷墟第四期文化年代辨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编：《三代考古》，一，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8-193页。 (40)李伯谦：《晋侯墓地的新发现》，国家文物局主编：《2001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43-50页。 (41)刘绪、徐天进：《关于天马——曲村遗址晋国墓葬的几个问题》，上海博物馆主编：《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版，第41-52页。 (42)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天马——曲村遗址标北赵晋侯墓地第六次发掘》，《文物》，2001年第8期；李伯谦：《晋侯墓地墓主之再研究》，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考古学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4-80页；李伯谦：《晋侯墓地的新发现》，国家文物局主编：《2001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43-50页；李伯谦：《晋侯墓地墓主推定之再思》，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编委会编：《揖芬集——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97-101页。 (43)王仁湘：《中国史前考古论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9-271页。 (44)胡进驻等：《浅谈中国先秦葬俗中的几个问题》，《华夏考古》，2006年第1期。 (45)刘绪、徐天进：《关于天马——曲村遗址晋国墓葬的几个问题》，上海博物馆编：《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版，第41-52页。 (46)(汉)司马迁：《史记·晋世家》，页一六三七至一六三八，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637-1638页。 (47)李学勤：《〈史记·晋世家〉与新出金文》，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四，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168页；李学勤：《晋侯苏钟笔谈》，《文物》，1997年第3期。 (48)张长寿：《关于晋侯墓地的几个问题》，《文物》，1998年第1期。 (49)黄锡全：《关于晋侯墓地几位晋侯顺序的排列问题》，于炳文主编：《跋涉集——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七五届毕业生论文集》，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56页；冯时：《略论晋侯邦父及其名、字问题》，《文物》，1998年第5期。 (50)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曲沃县文物局：《山西曲沃羊舌晋侯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1期。该文指出：“羊舌晋侯墓地M1的墓主人可能是晋国两周之际的一代名君晋文侯。” (51)河南博物院、台北历史博物馆编：《新郑郑公大墓青铜器》，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第8-53页。 (52)河南博物院、台北历史博物馆编：《新郑郑公大墓青铜器》，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第33页；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2002年)》，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266-268页；国家文物局主编：《2001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56-61页。 (53)李学勤：《新郑李家楼大墓与中国考古学史》，河南博物院、台北历史博物馆编：《新郑郑公大墓青铜器》，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第8-10页。 (54)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春秋公羊传注疏·文公二年》，卷第十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6页。 (55)孙希旦：《礼记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03页。 (56)万斯同原著，方祖猷主编：《万斯同全集》，第1册《庙制图考》，卷之四《世宗时九庙图》，宁波：宁波出版社，2013年版，第250页。 (57)a.刘尊志：《徐州两汉诸侯王墓研究》，《考古学报》，2011年第1期；b.徐州博物馆、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图一。 (58)耿建军：《徐州西汉楚王墓塞石的开凿与封填》，《考古》，2013年第3期。 (59)刘照建：《徐州西汉前期楚王墓的序列、墓主及相关问题》，《考古学报》，2013年第2期。 (60)孙庆伟：《周代用玉制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2-14页。 (61)北京大学考古系等：《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五次发掘》，《文物》，1995年7期。 (6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西汉礼制建筑遗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图二。 (63)(64)(65)孙诒让：《周礼正义》卷四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697页。 (66)孙希旦：《礼记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04页。 (67)万斯同原著，方祖猷主编：《万斯同全集》，第1册《庙制图考》，卷之四《世宗时九庙图》，第250页。 (68)任启运：《宫室考》卷上，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2年版，第9页。 (69)山东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鲁荒王墓》，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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