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高层一次真正民主的会议——回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央工作会议上杨西光、王惠德和我的三次联合发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和我论文,党内论文,工作会议上论文,民主论文,高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二十周年。这是一次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解放思想的大讨论。这次讨论，使这个年底召开的以农业为议题的中央工作会议转为对建国以来重大历史问题进行反思的会议，并为稍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思想准备。这两次会议为我国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平反大量冤假错案，实行全面的改革开放，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好局面。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举行的那次中央工作会议，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这个会为三中全会作了充分的准备，召开三中全会的决定就是在这个会上做出的，因而这个会与三中全会是联在一起的。邓小平在这个会的闭幕式上所作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也成了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因此，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活动，一定要把这个会包括在内。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我和《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王惠德分在一个小组，我们三人曾在一起有过三次联合发言。现在，他们俩人都已先后作古，我对他们十分怀念，这篇文章也算对这两位老朋友一个缅怀的纪念吧！
这次工作会议规模很大，参加会议的人有两百多；规格也很高，十一大当选的政治局委员全都到会，现在常说的“三副两高”中的党员和军委常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第一把手，以及中央机关和军委直属机关的第一把手也都到会。两百多与会者中，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占三分之二，占十一大当选者百分之四十多，另外还有七十多与会者不是中央委员，其中有十一大开会时还没有彻底平反的老中委，如习仲勋、宋任穷这样的老同志，还有曾涛、胡绩伟、杨西光、王惠德等比较年轻的同志。这次会议的特点是思想解放，充分发扬民主，既不限制发言时间和次数，又不限制发言范围。会议从1978年11月10日开到12月15日，一共开了36天。会议的内容大大突破了原先提出的讨论农业问题的范围，解决了许多重大问题：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问题；继续平反老同志冤假错案的问题；中央机关的人事问题；党的思想路线问题。这次工作会议闭幕后，休息三天，从12月18日到22日又开了五天会，即十一届三中全会。
杨西光和我一同分在西北组。这个组的召集人是胡耀邦、汪锋和霍士廉。组员除我和杨西光外，还有王惠德和江一真。
在这次会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个问题，我和杨西光、王惠德一起有过三次联合发言。第一次发言是在11月13日，由我主讲，内容是就天安门事件，讲充分发扬民主的必要性。我们在发言中说：“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就一定要谈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有相应的改变。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是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列宁说，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在这里，有一个观点应该在党内明确，那就是我们党在成了执政党之后，仍然应该站在人民群众之中，领导人民群众去争取民主。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不等于争取民主的任务完成。正好相反，在我们国家中还有封建主义的残余势力，而且今天我们的国家政权，还是列宁指出的那种‘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人民的民主权利经常受到这种或那种侵犯，因此，争取民主的斗争仍旧应该继续下去，而且民主不应该是恩赐的。恩赐的‘民主’是不牢靠的，只有人民自己起来争取到的民主，才是巩固的。而人民争取民主的斗争只有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
“从领导群众争取民主这样的革命立场出发，党应该对天安门事件明确表态，指出它是伟大的革命事件。在‘四人帮’即将动手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关键时刻，广大群众奋不顾身地起来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完全应该得到我们党的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
“执政的共产党，一方面站到群众之中，继续领导群众进行争取民主的斗争，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夺取了的政权，去保障人民的民主，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来配合群众自身争取民主的斗争，并把这两方面的斗争结合起来。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就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运用国家政权来保障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做的一件大事。这样我们就要加强社会主义的司法工作，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不过应该指出，社会主义法制的基础是民主，法律如果不是在人民群众斗争中产生，不是经过民主程序来制定，它就得不到人民群众的充分重视和充分信任。如果法律不是在民主的基础上制定出来，不充分反映民主，它就未见得能够真正实施，并且很容易受到破坏。”
在我们作这个联合发言前的11月12日，陈云同志在东北小组的发言中，就讲到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他说：“关于天安门事件，现在北京又有人提出来了，而且又出了话剧《于无声处》，广播电台也广播天安门的革命诗词。这是一次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看到简报上陈云同志的发言后，我们三人就在一起研究，决定做一个联合发言，目的有两个，一是响应陈云同志，二是就这个事件谈我党充分发扬民主的意义。王惠德对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的言论作过系统的研究，那句‘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的话，是他背出来的。杨西光和我认为，列宁这句话是个一般真理，并且特别符合我国的实际。三个人你一言我一语，把这个发言要讲的内容定下来。当然，这个发言不止上面所讲的内容，其中我们还引用了社科院法制研究组对《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由中央政法小组起草法律的文章的批评，还讲了必须改变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办法和对康生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杨西光的消息很多，在准备这次联合发言时，他讲了不少的情况，使得我们这个发言生动而具体。
第二次联合发言，王惠德没有参加，只有杨西光和我，发言的时间是在11月26日。这时，新华社关于“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的消息已经发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全国报纸已经发表。我和杨西光想通过这件事来批判“两个凡是”，宣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同时，我们感到，批判“两个凡是”，不能不对粉碎“四人帮”后主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同志提出批评。他当时是党的副主席之一，是这个会议的领导，这时还没有人点到他的名。我和同组的江一真交换了意见，决定点名批评汪东兴。
江一真在26日上午发言。他讲道，他与汪东兴从长征到延安就在一起工作过，总的印象是好的，希望他多听听别人的批评意见。接着，汪一真批评汪东兴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了错话，做了错事，并举了卫生界发生的一些事例。下午我和杨西光就做了个联合发言。这次联合发言由杨西光主讲，中间我插了一些话。在这个发言中我们说：“最近几个月，广大群众为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平反，作了舆论上的准备。在广大群众的积极努力下，最近一个时期这个问题又取得较大进展。比如，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广大群众用童怀周的名义，坚持不懈地宣传天安门诗文和革命行动；有些工人同志编出话剧《于无声处》；许多在天安门事件中受到迫害的英雄们报告了自己的斗争经历和遭遇等。我们的宣传战线，包括报纸和《中国青年》杂志，在这方面也作了积极的配合。但是，正当广大群众要求为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平反的时候，却有人在那里横加责难。我们想在这里举一件事，这就是所传张耀祠同志（当时是中央办公厅的一个负责人，中央委员）11月3日在信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我们手头有一封《人民日报》的读者来信，是中央编译局几个同志写的，信中引用了张在讲话中讲到天安门事件的一段：“有人说，天安门事件要翻案。天安门事件有坏人，不然为什么要火烧汽车，冲大会堂呢？‘四人帮’迫害群众悼念周总理，但也有坏人乘机捣乱。华主席讲过，中央有规定，这件事不要再提了，但有人要写文章，给天安门事件翻案，要立碑，说是革命行动，这是什么话！”从这段话看，意图是很明显的，就是对着群众的舆论，进行阻挠。”
杨西光接着代表他和我两人说：“说到天安门事件，我们还可以说一件事情。今年6月25日，汪副主席找宣传口的同志讲了一次话，其中有这么一段：香港报纸登周总理的展览，有那张劝总理休息的大字报。第一次刊登的大字报有康老、谢富治，这次民族画报刊登时没有了。香港报纸把这两张大字报都登出来，说康生是和‘四人帮’站在一起的。这对党的团结有影响，这个关没有把好。中宣部写了材料给中央。中国人也是这样，也有人在挑。政协会上，《人民日报》的余焕春6月8日对天安门事件讲了一大篇话，认为这个案没有彻底翻过来。明明是毛主席说的，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他们这样讲不是反毛主席反谁？这个问题还要登简报。这本来是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你要翻，翻谁呀？余焕春说，《人民日报》在运动中揭露出大量的事实，说明‘四人帮’在天安门事件中捣了很多鬼，这是对的。可是余焕春说，当时毛主席和政治局都受了‘四人帮’的骗，那就不对的嘛！有毛主席的批示在，这能翻案吗？余焕春说，今年四月天安门事件两周年时，《人民日报》编了一个天安门诗选的专页，领导又不让登。那是攻击华主席的，怎么能登？余焕春还说，天安门这个事一定要解决，否则人民不平。他是《人民日报》记者，是个党员，不像非党员那样不了解情况，党员能这样说吗？”
杨西光在讲了汪东兴这段话后说：“不让人讲话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应该像这次会议那样解决好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平反问题。”接着，杨西光讲，“除我之外，参加这次会议的张平化、朱穆之、黄镇、曾涛、胡绩伟、熊复、张香山等同志都在场。我提出这段话的意思，也是希望汪东兴同志总结一下对这些问题的经验。”杨西光和我的联合发言中，还说了张耀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一段话：“现在有人写文章，有问题，很严重，有些文章是指向毛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有人不同意发表，有人不同意这时发表。但有的人说好的很，有人用毛主席的话批毛主席，有的不仅是针对毛主席，也是针对华主席，有的逼省委常委表态。这股风很大，要顶住是不容易的”。张耀祠向张平化说，“你是宣传部长，你要掌握方向。有人说要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但是做起来就不一样了。”
杨西光接着说：“张耀祠同志是中央办公厅的一个副主任，并不主管宣传工作，信访会议也不是讨论宣传工作的会议，为什么用这样的口气讲话？”他特别指出：“张耀祠讲话中说‘有人说要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但是做起来就不一样了’的话，是什么意思？指的是谁？我们觉得这些话对安定团结是很不利的。”
我们这个联合发言的分量是很重的。杨西光对这些事情很熟悉，讲起来如数家珍。我们这次发言全凭事实讲话，我们表示，如我们的讲话与事实有出入，希望到会的人包括汪东兴、张耀祠出来补充与更正。
当然，这个联合发言很长，我也不能全引了。在发言中，我们还批评了《红旗》杂志的熊复，讲了彭德怀的问题，拥护中央要中组部彻底审查康生的问题，等等。
在12月14日，王惠德、杨西光和我又做了第三次联合发言。这个发言是在听了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在闭幕会上的讲话后作的。这次由王惠德主讲。在发言中，我们除了对这次会议的成功表示祝贺外，着重讲了有关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事情。我们说：
“华国锋同志在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的讨论问题上，承担责任，为大家实事求是地进行自我批评树立了榜样。我们党的主席勇于自我批评，意义十分重大。这对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发扬党内民主，对解放思想，开动机器，都将产生很好的影响。应当说，这是我们党兴旺发达的一个标志。
“我们完全同意邓小平同志讲到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实际上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这不再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在这个发言中，我们对汪东兴的书面发言表示了态度，我们引用了宋时轮在中南组的发言，表示同意当中所列举的汪东兴的错误，并且说：“在阻挠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上，汪东兴同志不仅负有领导责任的问题，而是有思想路线的错误。他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是否定的。上次我们曾经讲过他在6月15日中央直属宣传单位负责人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内容，他曾经针对那篇文章讲过这样的话：“党性不强，接受教训，下不为例”，也在那次会议上，汪东兴同志还讲过，报纸上报道邓小平同志精辟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难道华主席、叶主席的话就不精辟吗？同时，汪东兴还对今年以来各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特别反感，他说：“还有一些特约评论员，写的东西不好。特约是谁呀？不知道。听说有的是社科院的，有的是党校的，有的是组织部的，这些特约评论员的文章有问题。”
概括起来，我们的联合发言最后指出：“事实表明，汪东兴同志的错误是严重的，就他目前的觉悟来说，要求他把这些问题讲清楚，看来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实在担心，汪东兴同志的这种态度，对党中央核心领导的统一意志是有损害的。我们建议中央敦促汪东兴同志作进一步的深刻检查。”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杨西光除了同我（两次是同我和王惠德联合）有上述三次联合发言外，还同王惠德有一次联合发言。这四次联合发言，每次都讲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胡耀邦立下了第一功，党校《理论动态》孙长江等同志、南京胡福明是第二功，杨西光也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但是，我看到最近出版的有关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书刊，对中央工作会议上杨西光的组织活动没有提到，故而在这里把他和我们的联合发言提供出来，一则为了纪念这个人，二则为了供研究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