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新阶段——从《现代西方哲学》三个版本的编写说开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方哲学论文,开去论文,新阶段论文,版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刘放桐 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共党员。1934年5月2日出生于湖南桃江。1954年毕业于中南财经学院经济系，1957年初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作西方哲学史专业副博士研究生。1961年初到复旦大学哲学系任教至今。1984年由国家教育部特批为教授。1986年在复旦大学哲学系建立现代外国哲学专业博士点（现归并为外国哲学博士点），任博士生导师。负责指导的博士生已达25名（包括在学）。
50年代作研究生时重点研究西方哲学史，60年代开始转向现代西方哲学。有《现代西方哲学》、《实用主义述评》、《新编现代西方哲学》等独著和合著有关西方哲学的著作十余种，在国内外发表的论文逾百篇，共200余万字。其中《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1981年初版，1990年修订版）长期被广泛采用。初版1986年获上海市1979-1985年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1988年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修订版1997年获国家级二等奖。
主要社会兼职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第3、4届成员；全国博士后管委会专家组成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哲学学科组成员；全国高教哲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副理事长等。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但由于受到复杂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环境等的制约，本学科的发展历程比较曲折。总结这段历程，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将有利于促进本学科研究，使之尽可能发挥出其应有的积极作用，避免其消极作用。
从50年代中期进入西方哲学研究之门。60年代以来偏重于研究现代部分，可由《现代西方哲学》三个版本的编写联系在一起。初版(1981)尝试构搭本学科教材的基本理论框架，参与学科的重建。修订本(1990)力图对学科内容的具体介绍有更多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对旧的理论框架和评价模式有所突破。即将出版的《新编现代西方哲学》在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哲学发展上的伟大革命变更的同时也肯定西方哲学由近代转向现代标志着它发展到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较之西方现代哲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二者存在原则区别，但在超越近代哲学上又殊途同归，都体现现代哲学思维方式，从而主张将二者的研究结合在一起，以便更好地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我在编写每一个版本时都企图紧跟我国本学科研究前进的步伐。前两个版本近20年来在国内同类教材中采用面和读者面都最广，它们的成败得失也许能从一个侧面体现改革开放以来本学科研究的轨迹。作者主观上希望《新编》能继续体现这一轨迹。本文拟联系这三个版本的编写来反思这一时期本学科的发展，特别是就如何将本学科研究推进到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结合的新阶段提出一些想法。
一、克服全盘否定倾向，重建现代西方哲学学科
现代西方哲学在我国本来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并发挥过重要影响的学科。清末严复等一些先进知识分子为了给中国寻找出路早就向国人介绍过实证主义等思潮。尽管他们的这些介绍未能达到预期目的，毕竟在封闭、停滞和落后的中国社会注入了一种主张开放、变更和进步的意识，起到了一定的思想启蒙作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对实用主义及同一时期众多西方哲学流派大都有不同程度的了解、有的甚至是其倡导者。这些流派从理论和现实社会影响说有很大的片面性和消极性，与当时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不能相提并论。但在反对封建旧文化、主张建立具有科学与民主精神的新文化上与后者却有共性，共同促使五四运动成了一场波澜壮阔而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社会变更运动。因此当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些哲学流派采取了既批判又联合的态度。
在此之后，由于国际和国内政治形势剧变，哲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政治的依存性突出地表现出来。1927年国民党当局背叛革命后对共产党人血腥镇压，马克思主义被视为非法。作为对这种压制的反应，加上受国际上左的思潮影响，一些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态度也发生了重要改变：首先对杜威及其实用主义哲学、接着对其他各派哲学都越来越倾向于简单否定。本学科研究可能起到的积极作用往往被忽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有时也因与现实生活（包括当代世界哲学的发展）脱节而出现僵化和片面化倾向，在某些情况下脱离了其实际所是，从而也失去了它应有的活力。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了主导地位，这为中国哲学的发展开辟了全新的道路，也为超越现代西方哲学的界限而对其作出深刻全面的认识和评价创造了必要条件。然而由于左的意识形态干扰等原因，这一条件没有被充分利用。从50年代初起，现代西方哲学进一步被简单归结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绝对对立的资产阶级反动哲学，以致极少有人敢于或愿意再涉足。各大学哲学系几乎均未完整地开设本学科课程，连云集了国内本学科绝大部分著名专家的北京大学哲学系也只开设零星讲座。不过本学科研究没有完全中断，一些专家仍然在困难的条件下以提供反面材料等方式在资料编译等方面作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例如洪谦先生主持编译的《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缉》(1962)就曾广为流传；《哲学研究》编辑部组织一些专家编译了多辑以实用主义为主要内容的《资产阶级哲学资料》（内部发行）；还有一些先生翻译了一些国外（主要是前苏联）关于这方面的批判资料。在偏离政治中心、历史上与西方联系较密的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全增嘏教授1960年起曾以“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批判”的名称尝试讲授过这门学科。他讲的虽很简单，却是作为独立的课程开设的，当时在国内也许是“独此一家”。从62年起我在全先生指导下承担这门课程的教学，甚至还着手编写教材。怎奈左的政治干扰变本加厉，接着是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本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完全停顿了。
文革结束后，随着对左的思潮的清算，哲学界总结五四以来、特别是解放以来我国哲学发展的经验教训，越来越认识到将现代西方哲学学科全盘否定不仅不利于、反而有害于人们全面和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促进其丰富和发展，更不利于认识我们所必需面对的西方世界，主张将其重建。由于原有基础薄弱，中断的时间又长，重建必需从最基础的工作作起。一些专家随即着手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分别组织编写或编译了《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当代美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外国哲学资料》。这些材料在本学科重建初期无疑起了开拓作用。1978和1979年在芜湖和太原分别举行了全国西方哲学学术讨论会。79年的会议专门讨论现代哲学，成立了全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制定了关于各西方现代哲学流派的资料编译和专题研究计划。尽管同行们后来的工作未能完全按会议所定计划进行，但在学会的组织和促进下，学科的重建却是大踏步地启动了。
学科重建的这种新形势使我在文革前编写教材的意念重新涌动，但又感到困难重重。当时国内对本学科的资料编译和专题研究毕竟还较为零碎，对各个哲学流派如何评价、特别是如何具体看待它们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还远未具体探讨；更为重要的是在众多的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中，我作过具体研究、有较深入了解的只是少数，并不具备编写国内本学科第一部较完整的教材的条件。然而学科重建期的百废待兴局面要求大家从不同方面作出贡献。当时各院校哲学专业都着手开设本学科课程，苦于难以找到教学材料。编写出一部勾画出本学科的基本理论框架、较为系统地介绍各主要派别基本内容的教材，从教学上说是学科重建的当务之急。我毕竟有过几年从事本学科教学的经历，为编写教材作过一些前期准备。因此明知自己力不从心，仍然决定尽力一试。
在学科重建大潮的推动下，以《现代西方哲学》为题的教材终于完成，198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并出乎意外地受到了学界和读者的广泛欢迎。在往后许多年内它一直被众多兄弟院校采用，到1989年为止印刷逾10万册，在国家教育部和上海市获多项奖励。这当然不是因为它的编写水平高，而是因为它是在本学科停滞和中断几十年后最早出版的，内容相对系统和完整，适应了人们初步了解本学科的要求。更为重要的是：它表明无论学界还是领导部门在克服对本学科的全盘否定倾向、将其重建上的确已有共识。如果说本书有什么价值，那主要就是它为不了解本学科的人提供了一个初步线索，促使他们进一步去学习和研究。
在70-80年代之交，为了几乎是从无到有地重建现代西方哲学学科，我国哲学界在编译资料、从事专题研究和编写教材等方面都作了大量工作。以往对本学科的简单否定倾向开始克服，大家越来越认识到重建本学科不只是提供反面材料，更是为了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促进我国的社会改革、特别是促进思想文化领域的变更。也正因为如此，重建不能满足于解决从无到有，而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突破旧的哲学思维和评价模式，对学科的内容重新加以认识和评价。
二、循序渐进，突破旧的哲学思维和评价模式
《现代西方哲学》的出版固然适应了学科重建初期的急需，但它毕竟较为粗糙。例如对有些哲学流派的介绍不够准确和具体细致，往往把它们的理论纳入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社会历史观等预设的理论框架中，偏离了其本身的思想逻辑，有削足适履之弊；对它们的评价虽与左倾时期有所不同，但并未摆脱当时形成的基本的批判模式。这些缺陷我们在本书出版以前就有所知。其所以未能克服，既是由于编者专业基础浅薄，更是由于当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还未能摆脱传习已久的思维方式和理论框架的限制。
后一点大概也是当时不少同行都难以超越的时代的局限性。在我国的现实条件下，突破旧的哲学理论框架和评判模式必然是一个相当长期的过程，只能循序渐进，无法一蹴而就。当时大家大都已意识到左倾时期那种对现代西方哲学的评判方式必须改变，也愿意按照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它们作具体分析。但这一点说来容易作来难。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一些方面被教条化、僵化了；将其本来意义与被僵化和教条化的形态明确区分开来不只是纯粹的理论问题，也涉及到现实的政治问题，不是短期内所能实现的。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那段时期内，大多数哲学论著、包括那些最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所阐述的理论实际上未能摆脱僵化和教条化倾向的影响；用其来指导西方哲学研究基本上仍然是意味着把后者纳入某种固定的理论框架中、并作出是否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等结论。这样的研究势必脱离现代西方哲学的实际所是。
我们在编写《现代西方哲学》时曾想到过要摆脱这种局限性，却苦于难以摆脱。有两位前辈建议暂时回避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联系，专注于如实介绍西方各派哲学理论。这可能是一种稳妥的选择，但我没有接受。因为我觉得既然肯定马克思主义是我国一切事业的指导思想，本学科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服务，那对它的研究就不应脱离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另外，左的影响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毕竟还相当强大。如果本书中缺乏对西方哲学流派的批判，也许会被人指责为放弃马克思主义。这会使一些仅从消极方面看待本学科的人由此否定重建它的必要性。在学科重建期，我们最需要的毕竟是学科的生存权。于是我们在整体上仍然沿用了传习已久的评介模式，只是在有限范围内和程度上对之有所超越。
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上述处理似乎较为恰当。本书出版后虽受到学界和读者的欢迎，却也引起了一些人士的不安。他们仍然觉得现代西方哲学只能是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反动哲学，这方面的论著只能作为供批判的内部材料；将其公开出版、甚至成为畅销书，必然产生资产阶级精神污染（当时称为“第二冲击波”）等消极后果。有关领导部门也一度认可了这种意见。这不仅使我个人受到很大政治压力，哲学界的不少人士也为之忧虑。因为本书的最大特点之一在于它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而它的主要缺陷之一正在于没有摆脱左的批判框架。如果这样的书被判定为宣扬资产阶级反动世界观，那末又怎么能谈到对现代西方哲学进行实事求是的、客观的研究呢？不过这场风波持续时间不长，不久就雨过天晴。在这之后，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学习甚至还出现过“热潮”。
本书的公开出版及它对旧的批判模式所作的有限的超越、它所受到的欢迎及所经受的政治风波，分别从不同侧面体现了本学科在80年代初的状况：它已乘改革开放之风重新建立，开始力图摆脱、但仍未能摆脱左的思潮影响下所形成的哲学思维框架和评介模式，或者说突破这种框架和模式的努力还会遇到沉重的困难和阻力。我们在这方面既要作出努力，又不能操之过急，要考虑我国哲学研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现实状况和学界在这方面的承受力，否则欲速则不达，对学科的研究甚至生存反而产生负作用。记得在80年代初现代西方哲学学习出现“热潮”时，有的同行在对萨特的评价等问题上说过一些过头话，而又未能作出充分论证和应有的批判，被一些人当作是散播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由此怀疑本学科的研究的积极意义。
不过改革开放毕竟已是国策，突破旧的哲学思维框架和评介模式也必将成为包括本学科在内的我国哲学研究不可逆转的方向。尽管我国本学科研究后来还遇到过其它一些困难，但大家似乎都能吸取经验教训，使自己的研究尽可能具体细致，论证更具说服力，特别是在深入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同时，也越来越关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新理解和研究，探索二者之间的真实联系。虽然大家对这种联系一时还难以明确揭示，但越来越多的人深信，现代西方哲学固然包含了许多消极因素，需要明确与之划清界限；但也包含着丰富的积极因素，应当给予适当肯定，从中吸取有益的成分，用以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我们在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中遇到的困难和阻力也可以变成推动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动力。在历经周折之后，学科研究越来越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现当代西方哲学名著被成批翻译出版，我国学者撰写的本学科论著（包括不同规格的教材）大量问世，其中不少在科学性和客观性上已有重大进步。
《现代西方哲学》初版体现的是本学科70年代末刚开始重建时的研究水平，随着学科研究后来的发展，它必然会越来越显得过时。为了使本书能体现国内本学科研究的进步，我们在1990年出版了修订本。一方面注意克服初版中对各派哲学评介中的误差和片面性，改写了大部分流派，还补充介绍了一些在当代哲学中已有稳定地位的新流派。另方面注意研究突破旧的评介模式。初版经历的政治风波以及80年代后期复杂的思想政治形势虽然使我们感到在这方面仍需小心谨慎，但更使我们认识到只有对旧的评价和批判模式有所突破，才能对现代西方哲学作出符合实际的评价，使更多的人、特别是那些由于对本学科缺乏具体了解而对它可能产生的积极意义存在怀疑的人消除怀疑，并进而确认其意义。因此我们不能见难而止，为了推进学科研究，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有时还得对僵化的理论框架有所触动，甚至为此冒一定风险。
作为投石问路，我1987年发表了《重新评价实用主义》一文（《现代外国哲学》辑刊10期，人民出版社），提出不能把实用主义简单地归结帝国主义的反动哲学、纯粹的主观唯心主义、市侩哲学、诡辩论。这与过去为学界普遍接受、文革后仍为不少有影响的哲学论著坚持的评价大不相同。考虑到对实用主义的评价在我国往往具有政治含义，本文反行其道自然有一定风险。我之所以敢冒这种风险，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及对实用主义的实际所是的具体了解。就后者而言，我的认识同样有一个转变过程。原来我也未能摆脱流行已久的评价方式，后来对实用主义作过较具体的研究，特别是认真研读了皮尔士、詹姆士和杜威等人的主要著作，才强烈感到过去所作的那些评价严重偏离实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如果有人对此提出质疑，我大概可以据实作答。不过这篇较系统地反对传统评价模式的文章并未招来麻烦，反而得到了一些同行的赞赏和鼓励。就在这一年，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在成都开了一次全国性的实用主义学术讨论会，尽管有的专家会前提交的论文仍保持着传统的批判模式，但经过会议讨论，大家几乎都赞成抛弃这种模式。这使我对“重新评价”更有信心。
正因为如此，在修订《现代西方哲学》时，我把重新评价实用主义的观点扩大应用于评价其他一些（未能作到全部）哲学流派，使修订本对初版仍然沿用的旧的批判和评价模式有一定程度的突破。在此已不再局限于以简单地归属唯物唯心来为各派哲学划界和定是非，而是尽可能对之作出具体分析。修订本还力图改变以往那种把现代西方哲学家的理论纳入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等固定的理论框架的作法，尽可能按照他们的思想本身的逻辑来对之作出介绍。对于西方现代哲学与近代哲学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在此实际上已提出了与初版大不相同的看法。例如肯定现代哲学对近代哲学的许多进步、肯定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超越近代哲学上的同一性。由于这些问题毕竟带有很大的政治敏感性，修订本出版前一段时期又正是我国政治思想和文化领域的多事之秋，我不能不有些顾忌；更主要的是我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充分，对如何重新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还较朦胧。因此修订本有关这方面的论述还不明朗和透彻。
90年代以来，由于政治和经济等方面原因，有关现代西方哲学的论著相对受到冷落，然而修订本出版以来仍然旺销，甚至还出现了“红旗出版社”名义的盗版光盘，国外也有译本。根据全国高校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1997年的调查，本书仍被大部分兄弟院校采用作教材或主要参考书，同年还获得国家级优秀教材奖。这也许表明我们所作的修订，特别是在评价方式和标准上所作的改变，已得到了较普遍的认可。而这意味着，在从无到有问题初步解决后，为了进一步发展本学科，必需突破旧的哲学思维和评价模式。
三、重新认识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向
最近几年来，在我国的学术研究中，左的干预已越来越少，自由探讨的宽松局面逐渐形成，因提出不同学术见解而在政治上遇到麻烦的情况已不多见，哲学研究的各个领域由此取得了重要进步。就现代西方哲学研究来说，尽管不再有80年代一度出现过的那种带有泡沫性的“热潮”，但深入具体的研究之作比那时要多得多。随着一批年轻学者的崛起，学科研究的学术水平大为提高，现象学等个别领域的研究已大体可与国外媲美。
然而本学科研究虽有丰硕成果，却还未充分运用于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在许多情况下与后者仍处于分离状态。不少本学科同行宁肯局限于学科本身的研究，不愿具体涉及和深入探讨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联系；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虽然已在借鉴现代西方哲学的成果，但多半不愿直接提及后者，也不愿具体分析这两种哲学的关系。在一些单位，这两部分学者之间往往缺乏沟通和合作。这种分离状态有复杂的历史原因，在一定时期内也许难以避免，但毕竟妨碍我们对现代西方哲学进一步作全面深刻的研究，更会妨碍我们充分利用本学科研究来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
为了克服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相分离的状况，需要从多方面作出努力。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对一些相关的重要理论问题加以深入探讨，尽可能多地达成共识。例如：如何从整体上看待西方现代哲学，它取代近代哲学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向（转型）呢还是局部性的变化、甚至倒退？它与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有何联系，彼此在超越近代哲学上是存在某些共性呢还是仅仅根本对立？肯定马克思主义哲学较之现代西方哲学具有无比优胜的地位是否意味着必须全盘否定现代西方哲学？等等。这些其实并非新问题，哲学界早就以某种笼统的方式提出和讨论过。只是因为那时对这两种哲学的理解大都未能摆脱旧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视野，加上这些问题在政治上较敏感，因而对它们的探讨往往失于一般化和抽象化，未能对这两种哲学的研究产生显著和实质性影响。现在我国思想文化领域已发生重要变化，已有更好的条件以更直接的方式重新提出这些问题，并对之进行新的探索。
《现代西方哲学》修订本对上述问题已有所涉及，提出了一些与初版不同的看法。但它们还较笼统和含混，未能作出具体和明确的论证，更未能全面地将其运用于分析和评价各个具体的哲学流派。修订本对有些流派的评价大概已有某些新意，对另一些流派则仍没有摆脱旧的评价模式，这说明它在对各派哲学的评价上存在内在矛盾，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还是新旧哲学思维和评价方式交织的产物。修订本的这种矛盾在它出版的当时也许还意味着对旧的评价方式的某种超越，但它显然已不适应进一步将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要求。我们早就酝酿着克服这种内在矛盾。这次出版《新编》，除了注意克服修订本中仍然存在的对各派哲学介绍中的片面不实之处、适当增补一些新的内容（例如近年来国内外都较关注的所谓后现代主义以及当代哲学发展趋势）、以提高其阐释的准确性和现实性外，最主要的目标就是对各流派所作评价要尽可能符合其实际所是，克服在这方面存在的内在矛盾。
总的说来，《新编》在对各种哲学流派和思潮作出评价时力图贯彻如下观点。
第一、现代西方哲学的出现是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哲学思维方式的一次新的重要的转型，主要表现为多数哲学流派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在不同程度上企图超越（不是简单否定和抛弃）以认识论的转向为出发点，以主客心物等二分为前提、以建立关于世界的本源和本质的理论体系为目标、以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等为理论特征的近代哲学，由此使哲学研究在不同意义上从抽象化的自在的自然界或绝对化的观念世界返回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他们企图以此摆脱近代哲学因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而陷入的独断论和怀疑论等困境，为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开辟新的道路。他们的哲学总的说来更能体现这一时期西方社会各个方面发展的状况，具有某种进步意义。西方哲学由近代转向现代标志着它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
第二、马克思在哲学上的变更是哲学史上最具有进步性和革命性的事件。马克思不仅比现代西方哲学家更加彻底和全面地超越了近代哲学的二元分立、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思辨形而上学等倾向，而且为西方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现实的道路；他不是简单地扬弃旧哲学，而是从根本上彻底打破了后者由以出发的前提。他不再企图从纯粹的精神（被绝对化的观念）或纯粹的物质（脱离与人的牵涉的自在的自然）出发来构建关于整个世界的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在坚持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下直面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他把实践观点当作其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主张通过实践来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马克思正是通过对人的实践的意义的深刻揭示和全面阐释彻底地实现了对近代哲学的超越，实现了哲学上的革命变更。
第三、从批判和超越近代哲学思维方式说，从建立一种撇开对关于绝对的物质或精神体系的追求、而以强调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以及发挥人的自主能动性和创造性为特征、以适应现代社会的时代精神的要求的新的哲学思维方式说，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与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具有着某种程度的共性。二者以不同形态和不同彻底性体现了现代哲学思维方式。但二者又有原则的区别。西方哲学家由于不能摆脱资产阶级的狭隘的眼界，不可能把哲学的变更与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根本改造结合起来，不可能真正把现实生活和实践作为他们的哲学的出发点，从而他们的哲学必然在不同程度上与现实脱节，由此必然存在各种不彻底性和片面性，必然陷入各种矛盾和危机。与之相反，马克思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自觉地把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与无产阶级的现实的革命要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克服了西方哲学家无法避免的种种不彻底性和片面性。他既超越了西方近代哲学，也超越了西方现代哲学。
上述观点与我国哲学界中曾广为流行的观点以及一些专家现在仍然坚持的观点都有所不同。我无意对专家们的观点的是非妄加评论。但我总是觉得，如果从西方哲学近现代转向的现实背景出发、而不从脱离这种背景的某种固定的论断出发来重新看待西方现代哲学，如果从现实生活和实践出发、从马克思本人在实现哲学变更时所一再强调的那种意义出发、而不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被僵化和教条化的（特别是按照近代哲学的思维方式所解释的）理论形态出发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那上述观点似乎更为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精神。正因为如此，我在《新编》中才以之来评价各派哲学。为了就这些观点能否成立听取各方意见，以便在《新编》定稿以前对之作出适当的调整，近几年来我陆续发表了几篇文章对它们作了论述。其中《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论纲）》一文（《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3期，《新华文摘》1996年8期转载）所作论证较为系统，在哲学界也引起了较多反应。有些学者对此文的观点持有异议，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一辈学者）则认为本文说出了他们的共同心声。本文后来曾作为社科优秀论文先后在上海市和国家教育部获奖。这当然并不表明它果真“优秀”，却似乎意味着其中的观点大概不至于被认为明显违背马克思主义。
四、迈向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新阶段
不管《新编》评价各派哲学时所用的上述观点能否成立，从社会大环境以及我国本学科研究的进展来说，现在不仅可以、而且应当进入到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相结合的新阶段。只有这种结合研究才能使我们对这两种哲学的实际所是、它们的相互关系以及在近现代哲学发展中的作用有更为全面和深刻的认识，才能更为充分和准确地从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和演化中吸取经验教训，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从而使本学科研究更加符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而本学科的这些作用也正是它得以存在、受到重视、获得支持的必要条件。
在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新阶段，关于学科本身的各种个案（如对特定的哲学家、流派、思潮和理论）研究以及资料编译等仍是学科全部研究的基础。这类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暂时撇开研究对象的外在联系（包括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联系）而专注于其本身的实际所是。由于原有基础薄弱等原因，我国这类研究近年来在现象学、语言哲学等许多领域虽都已有不少出色成果，但学科总体研究水平仍不高，有些领域的研究还刚刚起步，因而很有必要继续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无论如何，过去那种仅凭一知半解便以“马克思主义”名义来指点本学科是非的简单化倾向再也不应继续下去了。
但是这类研究主要只涉及本学科的特殊领域或方面。它们在特殊层面上可能作到具体细致，却往往撇开了各个领域和方面之间以及它们与由以产生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之间等的联系，在对本学科的整体把握上必然存在许多不足。如果我们的研究停留于这种层面，势必难以作到从整体上对本学科有真正全面和深刻的认识。而如果缺乏后者，对特殊领域和方面的认识也难以全面深刻。在这种情况下，自然难以作到更好地从本学科研究中吸取经验教训，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也难以作到通过本学科的研究来促进我们对西方各国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的全面和深刻的了解，以服务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的。因此，在对现代西方哲学本身的各种特殊研究已有了一定基础后，需要进一步关注从各种联系上、从整体上对之加以研究。而后者要取得突破性成果就必须超越本学科的范围，特别是将其置于马克思主义这种最能体现当代时代精神的哲学的视野之下进行研究。即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进行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为了使我国的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符合我们自己的目的，不仅要超越学科本身的范围，也要超越西方哲学家研究的界限。西方哲学家研究他们自己的哲学的条件比我们优越，研究水平自然较高。一些学者就此提出我们应以西方第一流学者的标准为标准，争取达到或接近他们的水平，能与他们平等对话。这种高标准要求当然值得肯定和钦佩。但也应当看到，正因为我们的客观条件远逊于他们，单纯按照他们的研究方式来研究显然难以超越他们的界限，即使在某些方面赶上了他们，也仍难以逾越他们的研究的基本轨迹。只有将现代西方哲学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相结合研究才能逾越这种轨迹。
更应当看到，西方学者的研究方式只符合西方国家的要求，不符合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他们宥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偏见，往往误解、曲解、甚至反对马克思主义。虽然他们中也有人表现出了对马克思哲学的浓厚兴趣并在这方面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但大都无法超越原来所信奉的哲学，不可能掌握马克思哲学的真谛，从而也不能正确认识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如果我们仅仅按照他们的研究方式来从事本学科研究，那即使成果卓著，同样难以适应我国本学科研究的要求。
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现代西方哲学研究、把这两种哲学的研究结合起来，这在我国哲学界并非新议，一些学者早已倡导并作了不少具体工作。但在这方面仍然存在较多困难。其中最主要的是按照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倾向在我国还相当普遍地存在。尽管哲学界现在很少有人公开维护在左的倾向影响下形成的、在某些方面扭曲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意义的所谓“教科书”的理论框架和评判模式，但实际上未能摆脱这种框架和模式的还大有人在。这种框架和模式虽然并不等同于近代哲学思维方式，但它们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未能超越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把这种理论框架和评判模式当作马克思主义来评价现代西方哲学，必然偏离后者的实际所是，对其中某些本来值得肯定的东西简单地当作唯心主义而笼统否定，对它们的确存在的种种矛盾和消极方面反而未能明确揭示，这意味着把对现代西方哲学的评价简单化、庸俗化，甚至颠倒它们的是非。这种评价模式在人们对现代西方哲学还缺乏了解时往往能被人接受。当人们在这方面有了较为深入系统的知识时，谁再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用它来评价现代西方哲学，那只会既暴露自己对二者的无知，又败坏了马克思主义的声誉。
其次，由于现代西方哲学涉及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有较大敏感性。在人们对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用其来评价现代西方哲学等问题还远无共识的情况下，这种敏感性往往会使他们对于用马克思主义作出评价产生种种疑虑。他们既不愿走简单化的老路，又不愿因为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流行的观点有所不同而被人指责为曲解或背离马克思主义。因此，尽管我国哲学界大都赞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也愿意把这两种哲学的研究结合起来，但因存在诸如此类的顾虑而不敢（或不愿）具体这样作。事实上，在当前我国哲学研究中的确存在着这样的反常情况：如果将这两种哲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各按其实际所是重新作出解释和评价，可能会受到一些实际上仍然坚持“教科书”理论框架的人的怀疑，甚至可能被指责为背离马克思主义。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人如果不涉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联系，只就学科本身的层面进行研究，那不管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很少会受到干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如果不直接援引现代西方哲学，他们的一些见解和论证即使曾受到现代西方哲学中的某些流派的启发，一般也不会受到指责。我国哲学界中存在的将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分离开来的局面、近20年来我国本学科研究遇到的许多困难，与这种反常状况密切相关。
能否真正作到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克服上述反常状况，最基本的条件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有正确的理解，只有这样才能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实际所是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有正确理解。才能将二者的研究结合起来。而这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重新加以研究，克服偏离它的实际所是的左和右的偏向，恢复其本来意义。对此哲学界事实上一直都在认真探讨，关于真理标准讨论以来这方面更是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沿习已久的“教科书”理论框架已被动摇，以现实生活和实践为出发点、以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最高体现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正在形成。不过这种进展还不很完善，哲学界在如何具体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本来意义、构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理形态等许多重大问题上还存在不少分歧、有的甚至是重大分歧。这就要求大家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共同目标下，继续从不同方面努力探索，取得更多共识。毫无疑问，紧密联系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进一步研究和学习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提高我们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的最主要途径。
总之，为了把现代西方哲学研究提高到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结合的新阶段，既要超越现代西方哲学本身的范围和西方哲学家研究的界限，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又要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意义，摆脱使它受到扭曲的种种倾向，由此重新认识这两种哲学的实际所是及二者之间的真实联系。没有马克思主义指导，难以如实理解现代西方哲学；脱离现代哲学发展的根本道路，脱离与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联系，也无法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实意义。我们要在马克思实现了哲学上的伟大革命变更这个大视野下重新认识和评价西方哲学近现代转型以及这一转型在西方哲学发展上的重大进步和严重的缺陷，又要在这种转型的背景下更深刻和全面地认识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意义。
为了促进将这两种哲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从事这两种哲学研究的学者应当有更多的交流和合作。如果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对现代西方哲学有较全面系统和深入的知识，并能在自己的研究中充分利用这些知识，他们的哲学视野肯定会广阔得多，能更好地克服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局限性，更深刻地领会马克思哲学的本来意义、特别是其现代（当代）性。如果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学者善于辨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意义和被扭曲的意义，做到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自己的研究，那他们的研究就更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相结合。在这种情况下，这两部分学者不仅会有更多的共同语言，而且可以把彼此的工作融合在一起，大大促进这两种哲学的研究，从而使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起到更大的积极作用。
把现代西方哲学研究提到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相结合的新阶段既非常重要、但也非常困难，需要学界共同来加以探讨。《新编》就有关这方面的一些问题提出了一些想法，并力图以之来评价各个具体哲学流派，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本学科研究的这一方向。它能否取得一定成绩，还有待专家和广大读者的评说。《新编》毕竟不是一部论述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的专著，对与之相关的一些问题不可能作出深入系统的论证。如果其中初步论述的一些观点能起到某些抛砖引玉的作用，我们就感到满足了。
标签：现代西方哲学论文; 哲学论文;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西方哲学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实用主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