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与社会科学的联系--解读弗雷泽的信息社会_信息社会论文

寻找与社会科学的联系--解读弗雷泽的信息社会_信息社会论文

寻求与社会科学的接点——读弗舍的《信息社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接点论文,社会科学论文,社会论文,信息论文,读弗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80年代,美国的一些名门的、具有传统的图书馆情报学校相继被迫关上大门。对于导致闭校的原因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解释。从表面上看是由于入学人数的减少而导致学校经营上的困难。但是Marion Paris对美国的4所被关闭的图书馆情报学校的个案研究的结果表明, 财政上的原因仅仅是一个方面,而美国图书馆情报学教育本身存在的“孤立性”也是不可忽视的要因之一[1]。这种“孤立性”, 从表面上看是由于图书馆情报学校的管理者和教师缺乏和大学的交流所造成的,实际的根源却是美国的图书馆情报学教育所采用的“专门职业学院( Professional School)”这种独特的教育体制。 尽管“专门职业学院”这种教育体制强调了高层次(研究生阶段)的实用性人才的培养、强调技术和技能的训练,但是,如果没有本科教育提供比较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的话,“专门职业学院”教育就缺乏有力的支撑。和同样是“专门职业学院”教育体制的美国的法学院和工商管理学院相比,问题就更明显。因为美国的法学院和工商管理学院除了本身的成熟的、独到的技能和技术的教育以外,它有相应的经济学、法学、以及政治学、社会学作为学科理论基础。而这些理论知识的获得主要是在进入这些学院之前的大学本科阶段,特别是被称之为“Liberal Arts”的一般公共课的阶段。因此,美国图书馆情报学学校的相对劣势并不单纯在教育的经济效益上,而且更突出地表现在缺乏稳固、宽实的学科理论基础作为支撑。因此,如何开发和图书馆情报学研究生教育相联系的本科理论课程,以及建立图书馆情报学本科教育的重要性,已经逐渐被人们所认识。

尽管这一问题也许可以认为是美国的图书馆情报学教育制度的特有的现象,但是,这一问题所涉及的本质,即图书馆情报学教育缺乏广义的、稳固的学科理论基础的问题,即使以本科图书馆情报学教育为主体的我国而言,也是存在的。在90年代初期,我国图书馆情报学教育也一度陷入了招生不足的危机。为此,许多系改了名,企图通过和计算机科学、管理科学、经济学等其他学科的“嫁接”,扩大专业的范围,来适应多样化的就业市场,获得更广泛的生存空间。这种做法,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这场招生危机。另外,随着毕业分配的改革和信息产业的发展,我国的图书馆情报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市场的也日趋多样化,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客观要求图书馆情报学教育内容的扩展。但是,这场改革同时也暴露出了一些新的深层次问题。在一个专业里边实行这种“异种嫁接”,如果没有一个兼容性的、广义的学术理论架构作为基础的话,就不能形成一个合理的课程体系结构。因为图书馆情报学并不是经济学的分支学科,也不等同于计算机科学或管理科学。其结果,往往是以“蚕食”和“弱化”图书馆情报学专业课程作为代价,不仅不能强化专业的竞争力和提高学生的专业素质,甚至引发了新的“存在危机”,有的已经造成“名实俱亡”,重蹈美国的覆辙。这种具有讽刺性结果的事实表明,图书馆情报学教育的改革,只能是通过图书馆情报学自身的研究的深化,在深化的过程中来寻求和其他社会科学的接点,从而达到扩展专业领域,适应多样化就业市场的需要的目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开发既不同于以往的专业课教育,但同时又是图书馆情报学课程的理论基础和延伸的课程是今后的重要的发展方向。近年来,在一些欧美国家的大学里,开展了作为文化基础课的“信息素质教育(information literacy)”的课程的开发研究。这些课程是在以往的文献利用和检索等实用课程基础上扩展和深化,更加注重培养学生对现代信息环境的理解和应变能力。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此纯理论性的信息文化课程,这些课程吸收了图书馆情报学、信息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对于非图书馆情报学专业的学生来说,加深了对现代社会的信息问题,以及对图书馆情报学的科学认识。对图书馆情报学专业学习的学生,这类课程不是一般的“概论课”,而是提供了进入“作为社会科学的图书馆情报学”学习所必需的基础理论教育。1994年出版的约翰·弗舍(John Feather)的《信息社会——连续性和变化的研究》[2],就是这种发展动向的一个具体成果。

弗舍是英国拉夫巴拉大学副校长和图书馆情报学教授。这是作者在该校图书馆情报学系一年级学生为对象的教学基础上写成的。但它不同于一般的入门性的概论性教材,并不是以讲授本学科的主要的概念和理论为目的的。而是通过让学生对现代信息社会的本质和问题的了解,来理解今后他们将要从事的职业的社会作用和使命。同时它又是对所有希望理解现代社会的信息问题的读者提供一个图书馆情报学视角的社会科学的理论解释。所以,它又有别于一般的信息社会论的著作。

这个特点鲜明地反映在其论述问题的方式上。这本著作共分7 章,分别从历史的角度(第1、2章)、经济的角度(第3、4章)、政治的角度(第5、6章)展开现代社会的各种信息问题,最后把这些问题和信息职业联系起来,分析其内容、变化、结构和未来的发展(第7章)。 这样一种构思框架容易使人联想起1933年出版的巴特勒的名著《图书馆学导论》。巴特勒也是从科学的、社会学的、心理学的、历史的各个层面探讨图书馆的理论问题,最后又回归到图书馆职业的理论基础问题的。尽管两者所探讨的问题有着很大的区别,但是,处于“经验的图书馆学问”向“作为社会科学的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的连接点上的巴特勒著作所反映出来的时代要求,却和60年后的今天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就是在面临着信息职业多样化挑战的图书馆情报学教育的今天,迫切需要建立一种宏观理解我们这一职业基础的社会科学的理论。

弗舍著作的核心的理论就是如同副标题所表明的,是一种信息社会“连续性”和“变化”的研究和分析。他认为,一定的信息技术形成了一定的信息存储和传递的社会结构。一旦更新的信息技术出现的时候,它在改善人们的信息存储和传递的同时,也制造了新的障碍,克服这种障碍就会破坏已经建立起来的信息存储和传递的社会结构的“连续性”,从而引起“变化”,形成新的结构和相应的制度。

他首先从历史的角度来论述这种“连续性”和“变化”的相互关系。他认为,信息社会的原点存在于人类最古老和原始的动机:即盼望能够记录和保存更多的信息,能够向更多的人传递信息。从书写开始到现代信息技术的漫长的历史旅程中,人类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技术来改善存储和传递以求更好地实现这种愿望,但同时这种技术又在不断地制造着制约人类愿望实现的各种新的障碍。比如说,印刷技术和印刷物的发明是人类的一大进步,使得大规模的信息传播有了可能。与此同时,它也催生了印刷出版产业,意味着信息领域的商业化的开始,意味着经济要素开始有可能左右信息传播。印刷物的普及也使得更多的人分享信息的同时,也诱发了信息流通的人为的政治控制:审查和信息操纵。印刷革命提高了识字者的重要性的同时,教育的不平等又扩大了新的社会不平等和两极分化。弗舍认为,印刷技术的出现改变了以往的信息传播社会结构的同时也在形成和印刷技术相适应的新的社会制度。公共图书馆就是在接受了印刷文明的恩惠的同时,又是为了克服印刷文明所带来的新的障碍的背景下形成的制度化了的社会机构。人类进入到计算机技术为标志的信息革命的时候,现代信息技术在克服印刷技术在信息传播障碍的同时又在制造新的各种障碍。克服这些障碍就要动摇了原有基础建立起来的一系列制度,这就引起了新的社会变化。比如,多媒体通信技术的发展产生了与原有通信基础结构之间、与原有信息产业格局之间的矛盾,这就触发了80年代西方国家电信制度的的改革变化。弗舍认为,现代人类利用信息技术比以往的任何时候,更加需要财富和掌握技术。这种高度依赖财富和技术所形成的信息社会障碍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就显得更加深刻。

弗舍接着从经济的层面上剖析了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信息市场和信息获得产生的影响。他认为,信息技术推动了信息市场的格局变化。其中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传统的印刷物为主体的信息市场正在逐渐让位给一个相互参与和相互依存的多样化信息媒体市场。印刷物在信息市场中的比重正在下降,其他媒体的信息正在扩大其在信息市场的份额。特别是近年来,数据库信息和网络信息成为重要的信息消费市场。在信息市场竞争的过程中,这些信息市场的新加入者需要庞大的资本投入,以及本身所具有的技术更新周期短的特点,使得跨国经营、集团性、多媒体参与的信息企业逐渐形成并占据了优势,而大多数的传统的印刷信息产业,比如中小出版社在跨国大公司的重压下则生存艰难。弗舍把这种信息市场的竞争的结果称之为“信息市场的分裂”。这一变化对图书馆意味着什么呢,他认为信息市场的竞争首先引起的图书价格的上涨,而这种上涨引起了全世界范围的图书馆财政危机;其次信息市场的多样化造成了图书馆不得不引入大量的多媒体信息资源,其结果增加了大量的投资,这又加剧了图书馆的财政困难。适应这种变化的结果,图书馆日益陷入到商业化的怪圈中。同样,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信息获得的社会制度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比如说,长期以来,人们把图书看成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并实行各种制度来保护图书文化免受市场原理的冲击。例如,为了保护中小书商的经销图书的积极性,避免过度市场竞争,英国在本世纪初就导入的“定价出售协定”制度,和免收图书增值税的“零税”制度受到了挑战。这些制度曾经促进了图书市场的繁荣。但是,在多样化的信息市场的框架中“出版同样的内容,图书免税,而磁带则需征15%增值税”的制度显然是理屈的。导入多媒体信息资源和网络资源以后,这些新的技术和资源的利用往往需要额外费用,如利用图书馆联机检索需要支付必要的通信费和信息费。也就是说,在单一的印刷物的时代,增加图书馆利用者所需的社会边际成本是极为低廉的,而利用其他多媒体信息资源却可能产生相应的成本。按目前的通行做法,这些成本是利用者负担为原则的。这显然又和100 多年来的公共图书馆运营的基本原理“免费服务”相矛盾。弗舍由此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在公共信息利用机构里,信息利用的成本究竟由谁来负担,是社会还是利用者个人。这恰恰触及到了图书馆员还能否恪守引以自豪的“博爱”、“公平”、“福利”的理想主义原则。

他强调现代信息技术在信息和信息利用者之间制造了一个利用障碍,这就是高价的信息基础结构和昂贵的利用成本。这个问题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棘手的政治问题。弗舍接着从政治的层面上着重剖析了“信息获得的公平性”问题。弗舍认为信息社会已经造成和加剧新的社会对立。这种对立和信息技术的经济和技术的障碍有关。从国家的层面来说,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和信息基础结构的落后,不得不高度依赖发达国家的信息资源及其技术。其结果是扩大了南北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同样,从社会层面上说,正如印刷物的普及扩大了识字者和非识字者之间差异一样,信息技术的发展造成了新的两极分化。他用信息贫者(information poor)、信息富者(information rich)、信息富裕(information wealth)、和信息贫乏(information poverty)这4个概念分析“信息获得的不公平”的状况。他反对忽视社会障碍因素而过度夸大新技术的作用的说法。他把因特网的发展所制造出来的“谁都可以即时地、自由自在地纵览世界各地的信息”的印象,称之为柏拉图式的欺骗。他警告,信息社会如果不能有效解决这种信息获得的不平衡问题,就必然陷入到深刻的社会危机之中。这里,弗舍提出了图书馆员的新的历史使命问题。他说,图书馆员已经开始意识到了图书馆在保证信息自由和公平中所具有的潜在和巨大的社会作用,即优先发展图书馆(特别是公共图书馆)作为现代信息高速公路中的信息获得的“公共接点”职能,从而更多地提供、更公平地保障社会成员的信息利用机会。事实上,欧美国家政府通过这几年的信息高速公路政策的调整,已经反映出这样的趋向。

弗舍通过上述对信息技术的“双刃剑”作用的分析,在最后一章里,揭示了作为现代信息职业发展的必要性。他具体分析了出版、图书馆、档案、信息管理(主要指组织内部的信息系统的管理)这4 种职业在新的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发生的变化,认为现代信息技术所造成的新的信息障碍,在客观上是凸现了现有的各种信息职业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信息技术的发展又使得各种信息业务的相互取代和相互渗透已经成为可能和现实,从而又对图书馆等传统信息职业的存在提出了挑战。弗舍认为信息职业之间的传统的界限变得模糊,甚至消失的表象的背后,实际上预示着一种具有统一的活动范畴和职能的信息职业群正在崛起,而目前正处在这样一种过渡的时期。 他把公共信息、 私人信息( private information)、或个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作为一个横轴,把信息源、信息网络和系统、信息机构作为纵轴,粗线条地勾勒和定义了这个信息职业群。按照他的解释,传统信息职业的区分则是相对的、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而各种信息职业所具有的相通性则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尽管弗舍对未来信息职业的描述和预测是否正确还有待进一步论证。但是,他提出了建立统一的信息职业的理论基础的一种可能性,而这正是图书馆情报学研究和教育所有待解决的课题。

国外的图书馆情报学课程中已经普遍开设了信息社会论之类的课程,也出版了不少同类的著作。但是,其内容基本上是以马克卢普、贝尔、马克卢汉、波拉特、托夫勒等人的信息社会理论作为基础,以理解信息社会理论为基本目的的。但是,这本书更注重联系图书馆情报事业以及相关的信息服务产业的实际,揭示信息社会的发展对这些职业的产生的影响和赋予的意义,也就是说是从现代信息社会背景下如何理解我们这一职业的理论基础为目的的。尽管从整体上说,弗舍的著作也没有摆脱信息社会论中占支配地位的“技术决定主义”思路的影响,但是,这本书确实提供了关于图书馆情报事业的一种广义的社会科学理论解释,提供了寻找与社会科学接点的一种可行的途径。特别是他的首尾一贯的、独特的研究思路和富有挑战性的问题提示,对于理解信息社会和今后所要从事的职业的社会意义的图书馆情报学入门者来说,无疑是一本非常有帮助的社会科学著作。这也许是目前我国图书馆情报学理论研究和基础课教育中所缺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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