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黑皮书》是反犹的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德格尔论文,黑皮论文,是反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16.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6)05-0108-10 一、对《黑皮书》“反犹”的炒作 这里所说的《黑皮书》并不是指海德格尔从1931直至1975年写于黑色笔记本中的全部34本思想札记，而主要是指被其命名为“深思”的第一部分，亦即写于1931-1941年间并已于2014年出版的《海德格尔全集》第94-96卷。 早在《黑皮书》第一部分(亦即《深思》)筹备出版的时候，就有人散布说，其中有明确的反犹言论，是能证明海德格尔反犹的重磅炸弹，并能沉重打击那些执迷不悟的海德格尔崇拜者们。海德格尔的学生和追随者也大都相信了这种说法，并担心其对海德格尔的不利影响，甚至试图阻止其正式出版。在《深思》出版之后，论证海德格尔反犹的文章更是层出不穷。如果说关于海德格尔反犹的前几波争论还只是“争论”而无法“定论”的话，那么，《黑皮书》的出版似乎就能给海德格尔的反犹“盖棺定论”。另外，人们的炒作还不仅仅限于海德格尔的言论，甚至相关机构也被拿来作为炒作的对象。人们到处传说着弗莱堡大学要取消“海德格尔教席”，而且还让人相信，这个所谓的“海德格尔教席”的被取消就是缘于海德格尔《黑皮书》的反犹言论。 在这种让公众和海德格尔追随者惶惶不可终日的气氛下，主要写于纳粹时期的《黑皮书》似乎真的就成了海德格尔秘而不宣的反犹宣言。但是，如果不被这种炒作性的“舆论”所裹挟而稍微想一想的话，我们就会产生疑问，纳粹作为一种肤浅而极端的政治运动，其反犹是可以想象的，但海德格尔毕竟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而且在短暂卷入纳粹运动之后又很快与之分道扬镳了，这样的哲学家会有纳粹的那种肤浅而极端的反犹言论吗？另外，《黑皮书》第一部分被命名为“深思”，这种“深思”不是与简单化和教条化的反犹主义不相容吗？ 当然，“深思”与“反犹”也不是绝对不相容的，“深思”也可以是思想的反犹。那么，《深思》果真如此吗？它真是以私人笔记的秘密形式来抒发海德格尔内心深处的反犹思想吗？如果认真读一读已出版的前三卷《黑皮书》(《深思》)，我们就会发现，海德格尔所写的其实根本不是反犹之类的东西，而是一如既往地书写他持续思考的存在等纯哲学问题。如果说海德格尔在这里也确实“反”什么的话，那他所“反”的也不是犹太人，而是现代性。 这一点本来是显然的。在三大卷《深思》中，貌似反犹的句子主要有三四处。如果再加上所有涉及犹太问题的文字，总共也就十几处。而且，这些词句在三卷《深思》中并不是关键性的，而是为关键性问题服务的。如果这极其普通的只言片语就能决定三大卷《黑皮书》的反犹性质，那不是笑话吗？因此，本文认为，我们非常有必要表明《黑皮书》究竟是什么性质的。 二、《黑皮书》的思想特质 海德格尔《黑皮书》隶属于从1931年一直延续到1970年代中期的“存在历史之思”，已出版的《黑皮书》第一部分(亦即三卷《深思》)就是对这种“存在历史之思”的伴随性思考。而这种伴随性思考，按照海德格尔自己的说法，是其“诸思想尝试”的一种(其它几种思想尝试分别是：讲课稿、演讲稿、对练习课的记录、著作之前作、荷尔德林课程讲稿等)。①对于这种伴随存在历史之思的“深思”的思想特质，亦即对于《黑皮书》第一部分的思想特质，海德格尔说：“这些‘深思’以及之前所作的全部思考不是可被人们当作‘生活智慧’的‘警句格言’，而是那种尝试的所有不起眼的‘前哨’(Vorposten)与‘后合’(Nachhutstellungen)。得到尝试的尚未明言的沉思是要为重新开启的发问赢得一条道路。与形而上学之思相区别，这种发问可以称为原在历史之思(seynsgeschichtliche Denken)。”② 这里的“原在历史之思”亦即“存在历史之思”，而这种存在历史之思的“唯一问题”就是“关乎原在(Seyn)③之真理的问题”④。由于海德格尔后期除了以“原在”替代原来的“存在”之外，还以“缘起”(Ereignis，或翻译为“原事”)来替代原来的“存在”，亦即，海德格尔用“缘起”(原事)和“原在”所要表示的东西与其前期用“存在”所要表示的东西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所以，关于原在之真理的问题也就是关于缘起(原事)之真理的问题或关于存在之真理的问题。又由于海德格尔的“真理”是原初意义上的，亦即“解蔽”，而“解蔽”、“真理”与“缘起”(原事)、“原在”或存在等在本质上又都是历史的，所以，海德格尔的“存在历史之思”或“原在历史之思”同时也就是“缘起之思”(Ereignis-Denken，原事之思)。由此，“存在历史之思”或“原在历史之思”或“缘起之思”(原事之思)的“唯一问题”就是关于存在或原在或缘起(原事)的真理问题。 那么，海德格尔是如何思考关于存在的真理问题呢？或者说，海德格尔是如何进行其“存在历史之思”的呢？根据冯·海尔曼(F.-W.v.Herrmann)和海德格尔自己的说法，这种思考的主要道路是由1936—1944年间所写的《哲学论稿(源自缘起)》(Beitrage zur Philosophie[Vom Ereignis]，全集第65卷)、《沉思》(Besinnung，全集第66卷)、《形而上学之克服》(Die überwindung der Metaphysik，收于全集第67卷)、《原在之历史》(Die Geschichte des Seyns，全集第69卷)、《度起源》(über den Anfang，全集第70卷)、《缘起》(Das Ereignis，全集第71卷)和《起源之路径》(Die Stege des Anfangs，全集第72卷)这七部主要著作所开辟出来的，“而《深思》则伴随并扩充着这条主要道路”，“它们被安排在开辟道路的伟大作品的旁边与后面”，⑤是这七部存在历史著作的“前哨”(Vorposten)和“后合”(Nachhutstellungen)。 由此可见，《深思》(《黑皮书》第一部分)是伴随上述七部主要著作的“前哨”和“后合”，是对上述七部著作的补充和扩充，也因而必需在“存在历史之思”的大背景下来理解，而且也“只有从这些伟大的存在历史性著作出发，我们才能通达并理解‘黑皮书’上的那些或长或短的笔记”⑥。反之，如果我们撇开上述七部主要著作，或者说，如果我们撇开存在历史之思，那么，我们就无法把握《深思》，或者只能断章取义地曲解它们。这是我们首先需要注意的一点。 其次，《深思》作为伴随性思考，当然也有不同于七部主要著作之处，其中一个重要不同就在于，《深思》更多地谈到了当时的现实事件，尤其是包含大量的、一再“深化”⑦的对纳粹主义的批判。这些政治、文化、宗教和科学的“信号”⑧如此多地遍布三卷《深思》的各个篇章，以至于我们必须承认，这些象征“现代性之‘完成’标志”⑨的“信号”构成了其不同于那七部主要著作的特别之处。但是，对这些现实事例的讨论并不是以主客二分的方式对客观对象或客观事实的客观化思考，而是基于存在历史之思的现象学思考。这些现实中的事例是作为现象在《深思》所固有的现象学眼光中呈现出来的。“存在历史之思将自身把握为解释学的现象学。诚然，它对自身所作的这一规定并不具备《存在与时间》将自身规定为现象学时所具有的那种明确性，但它的所有见识依然是以现象学的方式——亦即总是被通达事情的解释学—现象学方式打上特有烙印——而赢得的。”⑩作为存在历史之思的“深思”“如此纯粹地实行着现象学式的让事情本身自行显示，以至于‘现象学’这一头衔可以消失掉了”(11)。 对当时所发生的现实情形的全方位深入思考是使得《深思》得以成为“深思”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过，虽然《深思》涉及更多的现实事件，但其对现实事件的讨论又绝不同于通常的讨论，而是具有基于存在历史之思的概念特性和写作“风格”(12)。在当时流行的那些被说烂了的用语也可能会出现于《深思》之中，但这些用语的语义已经被转换了，亦即，被纳粹主义者所赋予的那些纳粹主义含义已经被转换成为存在历史之思语境下的含义。所以，即使有惯常用语出现于《深思》之中，它们也是以不同于被纳粹主义所“支配”(13)的本质而进入思考之中，并被记载在各册笔记本中。另一方面，这种特有的实行思想的“风格”由于与存在历史之思的“基调”密切关联而又绝不是随心所欲的。即使对“当前形势的最激烈批判”也由于“深思”本己的风格而不失其持重之“基调”。这种具有独特基调和风格的“深思”是只有“少数人”才能“精通”并“胜任”的思想(14)，也只有能够真正实行存在历史之思的人才能理解和把握。 所以，即使《深思》中那些对现实事例的讨论，我们也不能以通常的方式加以简单对待。它们对纳粹主义的批判不同于通常的批判，它们对犹太主义(Judentum)的谈论也不同于通常的谈论。在很多事情上，海德格尔都把通常的谈论看作一种“语言滥用”(15)，他自己的谈论当然就不再是“滥用”“语言”，而是让“语言”本身说话，亦即，在对具体事例进行深思时不背离这些事例本身的真实情形和实事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把海德格尔的“深思”与“语言滥用”混为一谈，如果我们把海德格尔的“犹太主义”混同于被人们用滥了的“犹太主义”，那不就是十足的误解吗？ 最后，伴随七部主要著作而又更多谈论现实事例的《深思》肯定也具有与七部主要著作相同的思想特质，这也就是“纯一式的命名”(einfachen Nennens)或“缘—命名”(Er-nennen)。在《深思》第一卷(GA94)的卷首，海德格尔就已告诉我们这一点：“记在黑色笔记本上的东西就其核心意义而言是尝试那种纯一式的命名——而不是陈述甚或记录一种有计划的体系”。(16)存在历史之思或现象学之思就是尝试纯一地命名所思考的事情。这种“命名”由于其“纯一性”和“缘性”而得以使语言保持为本质意义上的语言，从而截然不同于“语言滥用”。 这样的“命名”是存在历史之思的标志性特征。富有思想特质的命名与富有诗性特质的命名同道而行，因为“思想与作诗处于一种无与伦比的切近中”(17)。尽管思想的命名“离于形象”，而作诗之命名总是“将其道说集于形象”，但双方说的却是“一回事”(18)，亦即存在或原在或缘起(原事)本身。“如果我们思考得深切些，就会看到荷尔德林的话语……就是对无法回避者的命名”(19)。这里的“无法回避者”就是原在(Seyn)，对“无法回避者”的命名，就是对原在的命名，就是缘起之真理。所以，“命名原在就是‘思考’缘—起(Er-eignis，原—事)”(20)。“无法回避者”、原在、缘起在此—在之处得到“葆真”(21)，对“无法回避者”的追问或原在之真理或缘起之真理离不开“此—在及其建基”(22)。由此，“纯一式的命名”所指向的就是借此—在而建基的原在之真理。就思想的事情而言，这与我们在同样写于1930-1940年代的缘起之思(Ereignis-Denken)第一部大作《哲学论稿》上所看到的完全一致。 《深思》和七部主要著作所处理的都是原在之真理，所实行的都是存在历史之思。在主要著作中，存在历史之思被称为“原初之思(Anf
ngliches Denken)”和“缘思(Erdenken)”。在《深思》中，存在历史之思又获得一个在彼处未曾明言的头衔：“缘—命名”(Er-nennen)。“思想家的思想是在回忆第一起源之际缘—思(Er-denken)又一起源。因此，缘—思不是空洞的想—出(Aus-denken)，而是创造性的缘—命名。”(23)“缘—命名”及其所命名的东西“因缘而起”(ereignen)，又反过来开启原在之真理。“缘—命名”“因”此在之抛开“而起”，而此在之抛开又依于存在本身的抛予。在这里，一方面，此在之抛开不是任意的自说自话，而是有赖于存在本身的抛予，但另一方面，存在的抛予又需要借此在之“此”(Da)才能澄明(lichten)自身。由此，“缘—命名”的指明就是相互牵引性的，同时也是形式指引性的。 在此情况下，“离别”(Abschied)就成为海德格尔以形式指引方式来指示存在、原在、缘起(原事)这一“思想之事”的实质性概念。与“离别”这一形式指引概念密切相关的是“离基”(Abgrund)、“诀别”(Entscheidung)、“区别”(Unterschied)等概念。“离别”就是“离—别”(Abschied)，就是“离”(Ab)“和”(-)“别”(schied)，就是由“离”决定着的“别”。正如存在之真理的基础是“离—基”(Ab-grund)——“离开着的基础”，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别就是“离—别”——“离开着的区别”。存在与存在者相互离开而区别，其区别是时刻离开着的区别，而不是现成的区别。就存在而言，它离开着存在者，它抽身而退。“深思”之关键就在于从“区别”取得“离别”，亦即指示出存在的离别性。这种指示或暗示构成《黑皮书》所有词句和概念的形式指引特征，同时也决定了“命名”和“离别”的形式指引特征。无论是“原在”、“缘起”，还是“纳粹主义”、“犹太主义”，海德格尔在《深思》中所“深思”的所有事情都要从“命名”和“离别”的形式指引作用出发加以把握。它们都不是已经给定的，而是需要“离别”和“区别”的，并且是有待“诀别”的。因为“缘命名”或“纯一式的命名”绝不是简单地给出一种称呼。 三、对《黑皮书》的曲解和误解 上面对《黑皮书》思想特质的澄清尽管还不够全面，但已足以表明它不是伦理学的、政治学的或政治哲学的。尽管《黑皮书》谈到了许多现实事件，但它仍然是海德格尔对存在历史之思的伴随性思考，或者说，仍属于纯哲学，而绝不属于“第二哲学”，更不属于实证科学或人文学科。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人们大都从现实政治或政治哲学的角度出发去解读它，误解它，甚至肆意地曲解它。 理查德·沃林(Richard Wolin)就完全从政治立场出发，简单化地断言，“海德格尔政治判断的意识形态狂热”随着纳粹及其侵略战争的进程而“随之升高”，“随着‘黑色笔记本’的出版，现已成为不容置疑地清楚的一点是：对于非德意志民族——英国人、俄国人、法国人、美国人，特别是犹太人——的种族偏见处于海德格尔哲学工程的中心”，《黑皮书》“反映了海德格尔对1933年德国所谓‘国家革命’的热情”，其中充斥着“发自其肺腑的反犹主义”。沃林不顾海德格尔与纳粹的决裂而坚称海德格尔“是一个把义务尽到最后一刻的纳粹党员”，不顾《黑皮书》对纳粹的批判而硬说它“几乎从未动摇过对希特勒的支持”，并“向我们提供了海德格尔自己对纳粹的辩护”。(24)沃林甚至在自己都不明白的地方也妄下断语。比如，对于海德格尔所说的“现代性的特征是对所有存在的完全的、无情的伪造(Machenschaft)”，一旦从其“政治的、社会的和宗教的形式”中抽离出来，英国和苏联就是一样的，都遵循同样的技术统治世界的无情逻辑，“英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资产阶级基督教形式”必须被“消灭”等等，沃林不懂海德格尔的“纯一式的命名”或“缘命名”，并承认这是“令人迷惑的”(25)。确实，海德格尔在这里是从存在历史的角度来使用“现代性”、“英国”、“苏联”、“布尔什维克主义”、“资产阶级”、“基督教形式”等词语的，也就是说，海德格尔重新“命名”了这些词语，它们不再是通常的那种政治术语，而成为纯哲学术语。当沃林说这是“令人迷惑”的时候，他是诚实的，但对于令他“迷惑”的这种存在历史话语，他还是随俗地断定为“现实政治判断”，并且说这使海德格尔的“彻底无能”“暴露无遗”(26)。真不知这是暴露了海德格尔的“彻底无能”，还是暴露了他自己的“彻底无能”。 如果说海德格尔《黑皮书》被沃林这样的政治学教授所误解是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作为海德格尔研究专家和《黑皮书》主编的特拉夫尼(Peter Trawny)也误解《黑皮书》，那就让人不可思议了。尽管特拉夫尼承认“在海德格尔的思想和犹太文化之间存在着一种亲和力”，尽管他很清楚，一谈到“反犹”，无非就意味着“诋毁污蔑”犹太人、把犹太人视为“敌人”、“对犹太人进行孤立化”、“驱逐”甚至从肉体上“灭绝”犹太人等等，但是，他仍然坚持认为，“迄今为止，一直不为人知的海德格尔的反犹言论，就存在于海德格尔的《黑皮本》中”。(27)当然，特拉夫尼要比沃林更加哲学化。他不是笼统地宣判海德格尔反犹，而是把海德格尔的“反犹”与希特勒或纳粹的“反犹”区别开来，从而把海德格尔的“反犹”叫做“存在历史的反犹主义”(seinsgeschichtlicher Antisemistismus)，并且说，“无论怎样，这点显然是不容置疑的”(28)。特拉夫尼也把他的这种做法叫做哲学的解读，以区别于激进批判和“海德格尔主义者”的非哲学解读。(29) 那么，特拉夫尼所谓的“显然不容置疑的”“存在历史的反犹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真正从存在历史之思本身出发，并且按照海德格尔“纯一式的命名”或“缘命名”的方式，来理解这个“存在历史的反犹主义”，那么，我们发现这个术语是可以从肯定意义上来刻划海德格尔的相关言论的。因为这种意义上的“反犹主义”由于其“存在历史的”这个修饰语的限定而成为纯哲学意义上的“反犹主义”，而纯哲学意义上的“反犹主义”就可以根本不是通常所说的“反犹主义”，而成为被“纯一地”重新“命名”了的“反犹主义”，亦即成为类似于隐喻但又不是通常隐喻的形式指引性质的“反犹主义”，是以海德格尔方式所使用的“反犹主义”。这种“反犹主义”根本就不是“反”现实的犹太人，而是要反对传统形而上学及其现代形态，亦即批判其谋制(Machenschaft，machination)和计算性思想。 问题是，特拉夫尼“存在历史的反犹主义”实际上并不是这种意义上的“反犹主义”。虽然他在“反犹主义”前面加上一个“存在历史的”修饰语，从而把“存在历史的”与“反犹主义”结合在一起，但他这个“存在历史的”修饰语并没有把“反犹主义”变成一个纯哲学术语，也没有把“反犹主义”拉进存在历史之思里边，相反，其“存在历史的”这个修饰语反倒被拉到通常意义上的“反犹主义”的层面上，拉到“形而下”的层面，从而使得“存在历史的反犹主义”成为种族主义意义上的反犹主义。他说：“海德格尔的反犹是从一般的众所周知的反犹主义形式出发的。”(30) 特拉夫尼赋予“存在历史的反犹主义”的这种“形而下”含义迎合了一般人的理解，因为在西方当下语境中，人们不可避免地从“形而下”意义上理解“存在历史的反犹主义”。特拉夫尼说，“反犹主义有不同的形式，但核心都是一个：反犹”，所以，“引入‘存在历史的反犹主义’这个概念必须审慎。因为，很显然，它能带来毁灭性的后果：无论是谁，只要是反犹主义者，无论在道德上，还是在政治上，就彻底完蛋了，特别是在对犹太人大屠杀之后。倘若沾上反犹的嫌疑，海德格尔哲学无疑将遭受巨大打击”(31)。当然，特拉夫尼自己并没有把海德格尔哲学一棍子打死，而是认为“反犹主义”在一定阶段被“错合”到海德格尔哲学之中。“《黑皮本》是在一定特定阶段写下的文字，受到了反犹主义的侵害”，“海德格尔的反犹言论”“只见于哲学家尽量不向一般公众舆论开放的这批手稿中”。(32) 那么，这种富有道德和政治含义的“存在历史的反犹主义”真的存在于《黑皮书》之中吗？特拉夫尼从三大卷《深思》中总共挑选出寥寥几处言论来证明“形而下”意义上的“存在历史的反犹主义”。他的证明合理吗？下面，本文将对特拉夫尼精心挑选的《深思》中的四处证据及他的证明过程进行具体分析。 第一处：“然而犹太主义(Judentum，Judaism)力量一时增长的原因就在于，西方形而上学，尤其是其近现代发展，为空洞理性和计算能力的扩展提供了出发点，而这种空洞理性和计算能力又以此而在‘精神’中为自身赢得住处，却从没有以自身方式把握那些被遮蔽了的决别之域(Entscheidungsbezirke)。”(33) 特拉夫尼首先分析了海德格尔在其存在历史之思中对现代性或现代主体之“谋制”特征的刻划，并以此来解读这句话中的“空洞理性和计算能力”，并且他也知道在海德格尔那里体现这种“计算能力”的近现代科学并不是与“北欧—日耳曼科学”相对立的“犹太科学”，因为根本就没有这两种科学的区分。(34)这本来是没有问题的。但特拉夫尼接下来说：海德格尔把“谋制”和“计算”归于犹太主义，对犹太主义的这种历史分类是“存在历史的”，把计算之礼品送给犹太人是反犹的，海德格尔的这段话因而就正好体现出“存在历史的反犹主义”(being-historical anti-Semitism)。(35)这就出现问题了。因为当特拉夫尼把送给犹太人以计算之礼品看作反犹的时候，他的“反犹”就已经是形而下意义上的了，他的“存在历史的反犹主义”因而也是形而下意义上的。特拉夫尼由此就犯了三个错误：第一，把海德格尔对计算性思想之存在论层面的(ontological)批判等同于在具体存在层面(the ontical)对计算性思想的否定，同时也等同于欧洲人在咒骂犹太人时所说的那种“计算”或“算计”。第二，在海德格尔那里，“犹太主义”、“纳粹”等本来都是以形而上学及其计算能力为基础的，但在特拉夫尼这里，“犹太主义”反而成为“计算能力”、“纳粹”等的基础了。如此一来，无论是批判“计算能力”，还是批判纳粹，海德格尔所批判的终极目标就都成为“犹太主义”了。但实际上，无论批判“犹太主义”，还是批判纳粹，海德格尔批判的终极目标都是西方形而上学及其“计算能力”。第三，特拉夫尼没有明白海德格尔的“犹太主义”作为形式指引概念，是指向存在论层面的存在历史的，而不是指向形而下的或具体存在层面的犹太人的。一看到海德格尔使用了“犹太主义”，特拉夫尼就马上在具体存在层面上得出“存在历史的反犹主义”这个结论。这就完全搞错了海德格尔“犹太主义”这个形式指引概念的指引方向。如果我们按照海德格尔本人的意思来理解这里的“犹太主义”，那么，特拉夫尼所引用的这段话不但没有证明特拉夫尼意义上的海德格尔的“存在历史的反犹主义”，反而恰恰否定了这一点。 第二处：“在分配帝国主义‘特权’的意义上，即使与英国达成协议的想法也没有达乎历史进程的本质，现在英国正始终在美国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之内上演这种历史进程，这同时也意味着始终在世界犹太主义之内上演这种历史进程。涉及世界犹太主义角色的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种族问题，而是涉及人性的形而上学问题，这种人性可以把所有存在者都从存在中连根拔起，并毫无约束地以此作为自身的世界历史性‘任务’。”(36) 海德格尔在这里明确了我们上面对“犹太主义”的界定，亦即，他所说的“世界犹太主义”并不是种族问题，而是形而上学问题，也即必须在存在历史上得到界定。但特拉夫尼竟然以海德格尔的“种族主义”概念需要重新处理为由，继续误解海德格尔的“世界犹太主义”。首先，他一方面承认海德格尔的“世界犹太主义”是把存在者从存在中连根拔起的一种“人性”或“形而上学”，但另一方面他又粗暴地“强奸”海德格尔的意思：“可以把海德格尔1930年代的这种思想与希特勒的演讲关联起来”，“希特勒这个人给出了理解海德格尔之忠诚于第三帝国的钥匙”。(37)——明明特拉夫尼已经把海德格尔与希特勒区分开来了，但为了他自己的逻辑需要，在这里又强制地把二者“拉郎配”。其次，他说，在“英国——美国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世界犹太主义”这个序列中，“世界犹太主义”被海德格尔看作英国、美国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基础”或“根源”。(38)——在海德格尔那里，英国、美国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世界犹太主义等明明是平列的，而且都以近现代形而上学及其计算能力为基础，但特拉夫尼硬说海德格尔把世界犹太主义看作其它几项的基础。再次，他说，“世界犹太主义”处于“无世界状态”或“无家状态”，这涉及“犹太人的离散”。(39)——海德格尔的“世界犹太主义”、“无世界状态”、“无家状态”等明明是从纯哲学角度来讲的，但特拉夫尼硬是与现实中“犹太人的离散”问题关联起来。奇怪的是，特拉夫尼最后还是承认，所谓“无约束的”“世界犹太主义”，其意思就是，“把一切存在者都从存在连根拔起”导致了存在历史意义上的“故乡”之消失。(40)并且他又引用了海德格尔另外的一段话：“只有当形而上学意义上本质地是‘犹太’的东西反对犹太的时候，自我解构才达到历史的高峰”，因为这个时候“犹太”到处都已取得其完全的统治，“即使反抗‘犹太’也首先并且只能在其支配下才得以进行”(GA 97：20)。海德格尔这段话的意思是很清楚的，他的带引号的“犹太”都是本质上的“犹太”，亦即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犹太”，在现代社会所发生的，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犹太”反对作为具体民族的犹太，而且如果我们反抗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犹太”的话，也只能在这种形而上学的支配下才得以进行。但特拉夫尼又说，“把握这一点是不容易的”。(41) 第三处：“由从德国放出之移民所驱动的世界犹太主义到处神出鬼没，在其整个力量的展开中，它无需在任何地方卷入军事行动，但对我们来说仍然要牺牲自己最好公民的最好血液。”(42) 对于海德格尔的这句话，特拉夫尼除了无端地指责其语义“成问题”之外，又采用移花接木的手段，把世界大战、纳粹、希特勒、国际不安力量等具体存在层面的事情与这里的存在历史之思拉在一起，并说“海德格尔显然把它(亦即世界犹太主义——引者注)当作了德意志民族的敌人”。(43)对于这种误解，我们在这里无需重复反驳了。另外，特拉夫尼一方面承认：对于海德格尔来说，谁“在这个斗争中声称并获得‘世界统治权’”“根本是无所谓的”，“所有的民族”都在“形而上学的层次上”，犹太人仅仅是形而上学上的形态学的又一个形态而已，在谋制问题上海德格尔脱离了对犹太人的指责而在存在历史意义上开展斗争；但另一方面，他又把海德格尔关于存在历史的这句话的意思误解为：没有故乡的犹太人导致跨民族的无形战争，犹太人有能力调动军队而不用自己参军打仗，“我”方则要流血牺牲等等。(44)经过这种误解之后，他得出结论：这里就呈现出存在历史的反犹太主义，并且这种存在历史本身就是反犹的。(45)特拉夫尼在存在论层面与具体存在层面的这种任意转换只能说明，他根本就没有理解海德格尔的存在历史之思，他可能把海德格尔的存在历史当成历史学所研究的历史了。 第四处：“基于他们强调计算算计的天赋，犹太人很久以来早就已经按照种族原则生活了，因此，他们才全力以赴地激烈反对[种族原则]的不加限制的运用。种族式的培育的建立，并不是起源于‘生活’本身，而是起源于通过制作性对生活的高度强化(
)。这种带有计划性的过度强化追求的，就是人民的彻底全面的去种族化，其手段就是在对实存进行相同的构建，相同的剪裁的设施中，形成去种族化的紧张。去种族化的同时也就是人民自身异化——丢失了历史——也就是说，丢失了趋向纯在的决断的地带。”(46) 显然，海德格尔在这里所说的与“反犹”无关，他主要谈的是种族问题。如果说海德格尔对犹太人和种族原则也有所批判的话，那这种批判也弱于对纳粹、种族原则的无限运用、种族思维的绝对化、“去种族化”或种族主义等的批判。特拉夫尼自己也承认，“海德格尔拒绝的不是种族思维本身，而仅仅是种族思维的绝对化”，但他却轻重颠倒地说，海德格尔把犹太人与纳粹竞争的标签“主要贴到犹太人的头上”，并得出结论认为海德格尔的反犹主义是“种族的”或者“种族主义的”反犹主义。(47)由此，特拉夫尼就在这里犯了双重的错误，因为从海德格尔的这段话中既推不出反犹主义，也推不出种族主义。 综上，特拉夫尼用以证明《黑皮书》体现“存在历史的反犹主义”的四处证据根本就不是证据。这就足以反证《黑皮书》中原本就没有什么“存在历史的反犹主义”。因为如果这四处话语都不是“存在历史的反犹主义”的话，那《黑皮书》所有其它话语就更不是“存在历史的反犹主义”了。 四、对海德格尔哲学的否定和误解 特拉夫尼毕竟是专门研究海德格尔的哲学教授，并且是海德格尔全集的编者之一，所以他并没有明确地从整体上否定《黑皮书》，更没有明确地否定整个海德格尔哲学。但是，特拉夫尼这位“权威人士”所提供的所谓海德格尔“反犹”的“证据”却给一些反对海德格尔哲学的人们打了强心剂，使他们更加坚定地拒斥海德格尔哲学。Jeff Malpas就为我们描述了这种情景：“海德格尔事件”被看作海德格尔哲学及其传统的失败；人们要证明海德格尔的政治和道德罪过，要把他的罪过扩展到他的整个思想，至少是后期思想；后期海德格尔被认为是清醒理性、清晰思想和西方现代社会的真实敌人；人们想要从学术话语中除掉海德格尔，这不仅因为他做人的偶尔失败，而且更因为他冒犯了对现代性、理性、技术、资本主义和西方的信念，冒犯了我们对自身的信念。(48) 沃林就属于拒斥海德格尔的这一类人。他首先坚定地给海德格尔扣上反犹的帽子，然后就通过海德格尔的“反犹”来否定海德格尔的整个哲学。他说：“长久以来，海德格尔的拥护者们声称，他的反犹主义只是其晚期思想中一种模棱两可的进展，是大师本人很快纠正了的一个令人惋惜的过失，与他思想的权威性之间没有任何内在的、本质的关联。现在海德格尔反犹主义的过失已被承认，我们又被反复告知，可以安全地吸收他对于技术的不良影响以及现代人的被遗弃状态的重要警示。但是，我们必须牢记的关键点在于，海德格尔对理性、主体性、现代技术和西方文明的衰落的猛烈批判都是一种拒斥理性、民主和个人主义的世界观的一部分，而这种世界观的单个元素在历史上和主题上都是不可分离的。”“他反民主的情感被他对基本本体论的论述所掩盖。”“在‘黑色笔记本’中，存在问题成为海德格尔对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做出过激判断的出发点。”(49)沃林甚至不允许别人为海德格尔哲学辩护，他说：“鉴于包含在‘黑色笔记本’中的令人不安的内情，任何在探讨海德格尔的思想遗产时对其政治愚昧轻描淡写或予以弱化的做法都将是有罪的，而且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将使这位哲学大师所开启的哲学背叛持续下去。”(50) 沃林对海德格尔哲学的否定虽然主要基于其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但他的这种否定态度不仅与其高扬的民主、理性和人权等自相矛盾，而且也缺乏学理基础。不过，即使那些跳出意识形态而纯粹从学术上批判和否定海德格尔哲学的学者也大都以误解为前提。这种误解简单来说主要有三重：首先，把海德格尔从纯哲学上对犹太主义的批判误解为在具体生存层次上对犹太人的批判；其次，在把海德格尔误解为反对犹太人之后，又反过来从海德格尔哲学中挖掘在具体生存层次上反犹的哲学基础，从而误解了海德格尔哲学与具体生存层次上反犹的逻辑关系；最后，在挖掘具体生存层次上反犹的所谓海德格尔哲学基础的时候，又进一步误解了海德格尔哲学本身。贺念《对海德格尔政治迷途的当代反思——阅读海氏“黑色笔记本”》一文(51)就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类似的误解。比如，贺念把海德格尔存在论层面的“犹太人”、“犹太主义”、“美国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德意志人”等形式指引概念误解为具体存在层面的概念，从而把这些概念的指引方向弄反了，进而认为海德格尔陷入“政治迷途”。再比如，贺念把海德格尔的技术批判误解为对技术的否定，忽视了在海德格尔那里“技术”与“艺术”的统一性，也忽视了海德格尔对技术的“顺随”(Gelassenheit，releasement，又译为“泰然任之”)态度，等等。 当然，如果跳出《黑皮书》而从更广阔视野来看有关海德格尔哲学的争论，那就必需涉及分析哲学与海德格尔哲学的某种不相容性。这种不相容性使双方的对话一直不能顺利进行。这种“沟通障碍”是一些分析哲学家拒斥海德格尔哲学的关键因素之一。不过，这个问题已经离题，我们在此就不再讨论了。 收稿日期：2015-12-29 注释： ①④Martin Heidegger,Besinnung,Gesamtansgabe Band 66,Hrsg.v.F.-W.v.Herrmann,V.Klostermann Frankfurt am Main 1997,S.419,S.424. ②Martin Heidegger,
Ⅶ-Ⅺ,Gesamtansgabe Band 95,hrsg.von Peter Trawny,V.Klostermann Frankfurt am Main,2014,S.274. ③我们把海德格尔的Seyn翻译为“原在”，亦即本来意义上的或源始意义上的存在(Sein)，以区别于常被人误解的存在(Sein)。对于海德格尔本人来说，“原在”(Seyn)与“存在”(Sein)其实是同一个概念。 ⑤⑥[德]海尔曼(F.-W.von)：《海德格尔的“笔记本”或“黑皮书”在其著作整体中的位置》，严登庸译，《世界哲学》2015年第6期。 ⑦Martin Heidegger,
Ⅷ-Ⅺ,Gesamtausgabe Band 95,S.450. ⑧Martin Heidegger,
Ⅷ-Ⅺ,Gesamtausgabe Band 95,S.429. ⑨Martin Heidegger,
Ⅱ-Ⅵ,Gesamtausgabe Band 94,hrsg.von Peter Trawny,V.Klostermann Frankfurt am Main,2014,S.487. ⑩P.-L.Coriando,Der letzte Gott als Anfang,München 1998,S.22. (11)F.-W.v.Herrmann,Weg und Methode,Zur hermeneutischen Ph
nomenologiedes seinsgeschichtlichen Denkens,Frankfurt am Main,1990,S.13. (12)参见《海德格尔全集》第94-96卷各处。 (13)Martin Heidegger,
Ⅷ-Ⅺ,Gesamtausgabe Band 95,S.20. (14)Martin Heidegger,
Ⅱ-Ⅵ,Gesamtausgabe Band 94,S.146. (15)Martin Heidegger,
Ⅷ-Ⅺ,Gesamtausgabe Band 95,S.20. (16)Martin Heidegger,
Ⅱ-Ⅵ,Gesamtausgabe Band 94,S.1. (17)(18)P.-L.Coriando:"'Die formale Anzeige' und das Ereignis,Vorbereitende
zum Eigencharakter seinsgeschichtlicher Begrifflichkeit mit einem Ausblick auf den Unterschied von Denken und Dichten",Heidegger Studies,Vol.14,S.41. (19)Martin Heidegger,
Ⅱ-Ⅵ,Gesamtausgabe Band 94,S.330. (20)Martin Heidegger,
Ⅱ-Ⅵ,Gesamtausgabe Band 94,S.429. (21)Martin Heidegger,
Ⅶ-Ⅺ,Gesamtausgabe Band 95,S.330.为表明与真理(Wahrheit)的词根联系，我们把Verwahren译为“葆真”。 (22)Martin Heidegger,
Ⅷ-Ⅺ,Gesamtausgabe Band 95,S.281. (23)Martin Heidegger,
Ⅷ-Ⅺ,Gesamtausgabe Band 95,S.243. (24)(25)(26)[美]理查德·沃林：《国家社会主义、世界犹太集团与存在的历史——关于海德格尔的黑色笔记本》，李旸译，杨河校，《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 (27)[德]彼得·特拉夫尼：《海德格尔与犹太世界阴谋的神话》，靳希平译，谷裕校，《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28)(30)(31)(32)[德]彼得·特拉夫尼：《海德格尔与犹太世界阴谋的神话》，靳希平译，谷裕校，《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29)Peter Trawny,"Heidegger,'World Judaism',and Modernity",in Gatherings:The Heidegger Circle Annual,Vol.5,2015,pp.1-20. (33)Martin Heidegger,
XII-XV,Gesamtausgabe Band 96,hrsg.von Peter Trawny,V.Klostermann Frankfurt am Main,2014,S.46. (34)(35)(37)(38)Peter Trawny,"Heidegger,'World Judaism',and Modernity",in Gatherings:The Heidegger Circle Annual,Vol.5,2015,pp.1-20. (36)Martin Heidegger,
XII-XV,Gesamtausgabe Band 96,S.243. (39)(40)(41)(43)Peter Trawny,"Heidegger,'World Judaism',and Modernity",in Gatherings:The Heidegger Circle Annual,Vol.5,2015,pp.1-20. (42)Martin Heidegger,
XII-XV,Gesamtausgabe Band 96,S.262. (44)(45)[德]彼得·特拉夫尼：《海德格尔与犹太世界阴谋的神话》，靳希平译，谷裕校，《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46)Martin Heidegger,
XII-XV,Gesamtausgabe Band 96,S.82.转引自彼得·特拉夫尼《海德格尔与犹太世界阴谋的神话》，靳希平译，谷裕校，《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其中有些术语的汉译尽管与本文它处不一致，但并没有更改。 (47)[德]彼得·特拉夫尼：《海德格尔与犹太世界阴谋的神话》，靳希平译，谷裕校，《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48)Jeff Malpas,"On the Reading of Heidegger-Situating the Black Notebooks",at academia,edu:https://www.academia.edu/11921311/On_the_Reading_of_Heidegger_Situating_the_Black_Notebooks.also in Reading Heidegger's Black Notebooks(a forthcoming collection on the Notebooks),ed.by Ingo Farin and Jeff Malpas,MIT Press,in press,2015. (49)(50)[美]理查德·沃林：《国家社会主义、世界犹太集团与存在的历史——关于海德格尔的黑色笔记本》，李旸译，杨河校，《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 (51)贺念：《对海德格尔政治迷途的当代反思——阅读海氏“黑色笔记本”》，《世界哲学》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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