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学视角下的唐诗典故异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异文论文,文化学论文,典故论文,唐诗论文,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1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240(2007)06-0199-03
当一对异文(一个是典故异文，一个是非典故异文)经考证可以分出正误时，人们通常肯定所谓正确异文，并认为讹误异文出现的原因是“后人无知妄改”所致。如韦承庆《凌朝浮江旅思》：“羁望伤千里，长歌遣四愁”《全唐诗》在“四”字下注道：“一作客”，此用汉张衡所作《四愁诗》之典，诗人用此“四愁”统言诸种愁绪，故应该取“四愁”而舍“客愁”[1]，“客愁”当是后人不知“四愁”之典而妄改所致。郭在贻分析唐诗异文出现的原因时，第一条就是“后人不晓原文的意思而妄改，从而造成了异文”[2]。这是语言文字学视角下的解释。支撑这一视角的深层理据是传统的作品(work)观念，即作品是一个静态、封闭、自足的世界，一经生成就不能改动，因此必须维护作品的原貌。这一观念的优点在于维护了作品作为本体存在的独特性，避免作品被任意误解和过渡解释。但这种把讹误异文出现原因归于“无知妄改”的结论也遭遇到了如下的尴尬：其一，用于一些非典故异文替换典故异文现象时这种解释无法让人信服，从效果来看，有的非典故异文就比原作品用词更加灵动而富有诗意，即并非所有非典故异文都是因“无知”所致，具体例证和分析见后文。其二、用非典故异文替换典故异文这一改动行为并非个别现象，笔者随机抽取了杨建国《全唐诗“一作”校证集稿》中的187条已经考证的唐诗异文，其中非典故词语替换典故词语的例证有30条[1]，这不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数字，它可以说明非典故异文替换典故异文是一种带有集体性特征的行为，任何接触古书的人都会碰到一些类似的异文现象。
要找到支撑非典故异文的深层原因，我们首先需要把这一现象放置于当代文本观念下考察。即认为文本是一个动态开放的、多义的、充满创造性的世界，它是一个过程，一种创造，由作者和读者共同完成，只有读者阅读，文本的意义才能被激活。所以阅读者留下的阅读痕迹是有价值的，更是有意义的。讹误典故异文正是阅读者留下的阅读印记，从纯语言学角度来看，它的价值不大。但是如果换个角度如从文化学的视角来看，我们发现该类异文具有文化认知价值。
讹误典故异文的文化认识价值并非在于它们蕴涵了某种文化价值观，它的价值在于体现出文化传承过程中的普遍规律和特征。
一、用非典故异文替换典故异文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文化减负活动
李世民《幸武功庆善宫》“共乐还乡宴，欢比大风诗。”全唐诗本“乡”下有小注：“乡，一作谯”。
我们认为，此处以“谯”义见长。
“大风诗”即“大风歌”，即汉高祖刘邦还乡时所做的“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史记卷八高祖本纪》)。古典诗歌讲究对偶，下句用典，上句也极有可能用典故①。经查检文献，果然“还谯宴”是一典故：
“谯”指“谯邑”，乃曹操的故乡。《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载延康元年(公元220)七月，魏王曹丕“军次于谯，大飨六军及谯父老百姓于邑东。”曹丕除宴飨庆祝外，还有令云：“先王皆乐其所生，礼不忘其本。谯，霸王之邦，真人本出，其复(免除)谯租税二年。三老吏民上壽，日夕而罢”(见裴松之注引)这就是魏王②回谯邑的史事。
君王回乡那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辉煌，尤其是在功成名就之时，设宴赏赐，虽为锦上添花但也必不可少。“回谯宴”这一行为本身就凝聚了种种复杂心态：创业艰辛而终获成功的豪迈感、富贵归乡的幸福感以及对于家乡父老施以恩惠的成就感，如此等等。历史的发展往往有惊人的相似：贞观六年，唐太宗李世民也回了一趟故乡武功(《武功县志》卷一)，而此时正是“平突厥、年谷屡登”(《旧唐书卷二十三·礼仪三》)之际。据《新唐书·礼乐志》记载，此时回乡的李世民也是大宴从臣，赏赐闾里，不仅即兴赋诗，而且披之管弦③。两相比照，可以看出“还谯宴”这一典故不仅密合李世民的君王身份，而且用以映衬其回乡心态也很恰当，且唐人喜欢借用汉代的史实来指称当代的事物和行为，彼时的“还谯宴”正是此时的“武功庆善宴”。
从典故本身的语境和所蕴涵的意味出发，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还谯宴”显然优于“还乡宴”。但这只是分析者眼中的“还谯宴”，作者笔下是否出现过该词呢？这就成为异文取舍的另一重要尺度。
看来作者是熟悉这一典故词语的。李世民《过旧宅二首》之“新丰停翠辇，谯邑驻鸣笳”句，其中就出现了“谯邑”这一典故词语。在此“新丰”对“谯邑”。前者用汉高祖刘邦的典故。刘邦在定都长安后，因其父思念故乡沛县丰邑，乃按丰邑样式在长安东近郊郦邑另建街里，迁原丰邑百姓于此，衢巷、栋宇、物色，一仍其旧，更其地名为新丰(见《史记·高祖本纪》)。“新丰停翠辇，谯邑驻鸣笳”，前句说在“新丰”停下，后句写在“谯邑”驻留，都是借汉代的名来说唐代的事儿，一言以蔽之，这是李世民自个儿说自个儿“过旧宅”。
这种典故词语相对仗的写作手法在李世民诗歌中并非个别现象：《过旧宅二首》之二：“金舆巡白水，玉辇驻新丰”，其中“新丰”又与“白水”相对：“白水，水名。相传汉光武帝旧宅在此。”又《幸武功庆善宫》：“寿丘惟旧迹，丰邑乃前基”，“丰邑”又与“寿丘”相对，后者传说是黄帝诞生地。《重幸武功》：“白水巡前迹，丹陵幸旧宫”，“丹陵”传说为尧的诞生地，在此与“白水”相对。
由此看来，其一，李世民对于“还谯宴”一词是熟悉的，诗例证明该词属于他的写作用语范畴；其二，典故词语相对仗的写作手法是李氏的一种写作习惯，因而“还谯宴”与“大风诗”相对仗的形式也极有可能在他笔下出现。相反，若前句用“还乡宴”一词，则不能与后句的“大风诗”相偶对，有头重脚轻之嫌。显然这与作者一贯的写作风格相悖逆。
在唐代其他诗人的类似作品中也有“还谯”一词的用例：如刘得仁《送姚处士归亳州》：“白发麻衣破，还谯别弟回”，可见，该词对于当时的人们并不陌生。又《全唐诗卷十五·舞曲歌辞·功成庆善乐舞词》：“共乐还谯宴，欢比大风诗。”《武功县志》卷一载此诗为：“共乐还谯宴，欢比大风诗”，这两处都用的是“还谯”，与校引诗同是李世民所作的同一首诗中的两句，当是所据版本不同而造成的异文。
由此考证过程可以推出“共乐还谯宴，欢比大风诗”应该是作品原貌④，但把“还谯”换作“还乡”显然只能是读懂了原文才会有的结果，而且异文“还乡”与诗意相吻合，且表意平白易懂，更容易为人接受。看来，非典故异文“还乡”的出现不是“无知妄改”就能解释得了的，这种集体性行为背后应该还有制约它的深层原因。
“人们想通过语言这面镜子学着认识不同民族的世界观，甚至于想以此认识他们文化发展的细节。”[3]语言符号可以看作是历史留给后人的文化记忆和文化标记，而文化则在更深层面上制约、操控各种语言行为。可以这么说，文化的进程犹如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一方面它要把流经时段的优质文化吸纳进来，以成滔滔之势；另一方面也要用大浪淘沙，把一些沉重而不合时宜的东西放下，以达到“文化减负”的目的，而减负正是为了更有气势地奔向未来。由此看来，非典故异文替换典故异文这一行为并非单纯的语言现象，它受制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减负”特质，即深奥难解的典故异文对于阅读者来说已经是一种阅读负担，它减缓了阅读速度，阻碍着阅读者与作品之间的心灵相通，此时文化减负特质则以暗流的方式推动阅读者用平白易懂的非典故异文来取代典故异文，因此不应该把这种替换看成是令人遗憾的“妄改”，它们同时揭示的也是历史的再创造。
二、非典故异文多是用仿拟的手法创造出来的，是典型的“托古改制”
中华古文化对于传统一往情深，同时又具有浓厚的维新特质，其采取的维新方式却又是温和的，程序又是渐进的[4]。从我们收集的唐诗典故异文来看，大多数是采用仿拟的手法创造出来的，与作者所用的词语藕断丝连。例如：
王维《故人张諲工诗善易卜兼能丹青草隶顷以诗见赠聊获酬之》“不逐城东游侠儿，隐囊纱帽坐弹棋。蜀中夫子时开卦，洛下书生解咏诗。”全唐诗本“书”下有小注“书，一作诸”；《校编全唐诗》[5]校：书，《唐诗纪》注：“一作诸。”这就是说，“书生”一作“诸生”，其实，“洛下书生解咏诗”用的是“洛生咏”这一典故，此典源自谢安：“桓公伏甲设馔，广延朝士。因此欲诛谢安、王坦之。王甚遽，问谢曰：‘当作何计？’谢神意不变，谓文度曰：‘晋阼存亡，在此一行。’相与俱前。王之恐状转见于色，谢之寛容愈表于貌。望阶趋席，方作洛生咏，讽‘浩浩洪流’。桓惮其旷遠，乃趣解兵。”刘孝标注引南朝宋明帝《文章志》：“安能作洛下书生咏，而少有鼻疾，语音浊。后名流多斆其咏，弗能及，手掩鼻而吟焉。”(刘义庆《世说新语卷中之上·方正》)又，《南史卷三十二·列传》：“獠贼执(张)融，将杀食之。融神色不动，方作洛生咏。贼异之而不害也。”面对强敌，临危不惧，竟以雍容气度退敌解兵，这就是“作洛生咏”这一行为本身所蕴涵的天地大精神⑤。这也是后名流竞相模仿的内在原因吧。例如，大诗人李白也时作“洛生咏”：“闷为洛生咏，醉发吴越调。”(《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
“洛生咏”也作“书生咏”。唐代诗人的诗作中并不少见。刘长卿《寄万州崔使君(令钦)》(卷148)“自解书生咏，愁猿莫夜吟。”刘禹锡《和陈许王尚书酬白少傅侍郎长句因通简汝洛旧游之什》(卷361)“方同洛下书生咏，又见军前大将旗。”
再回到诗句本身来看，上句把友人张諲比作蜀中夫子严君平，称赞其“善易卜”；下句把友人比作谢安，夸奖其“工诗”，上下两句形成工整的对仗，符合传统诗歌的审美观。
异文“诸生”则指有知识、学问之士或儒生，置于诗句中语义亦通。“书”与“诸”语音相近。书，鱼韵书纽；诸，鱼韵章纽。二者韵相同，声母则属旁纽双声。在语音层面上，二词的表层形式相同、话语意义相近。从修辞上来看，异文“诸生”是仿照“书生”制造出来的，二者之间有着藕断丝连的关系，这正与中华古文化温和渐进的维新方式相符合。
三、从表达效果来看，一些非典故异文的改动是失败的
从文化发展史上来看并非所有的创新都是成功的。反观唐诗典故异文，无论从新词的产生规律还是诗意的表达来看，一些非典故异文本身就是错误的。
王维《酬比部杨员外暮宿琴台，朝跻书阁，率尔见赠之作》“桃源迷汉姓，松树有秦官。”《校编全唐诗》：
源，赵本注“一作花。”树，赵本注：“顾元纬本、凌(初成)本俱作径。”也就是说“桃源”一作“桃花”，“松树”一作“松径”。
此二句皆用典。前用陶渊明《桃花源记》的典故，意指杨的隐居处为世外桃源。从缩略语的一般形式来看，“桃花源”可以简称为“桃源”，一般不简称为“桃花”；且“桃花”一词已经在词汇系统中存在，用以指桃树开的花、或者用来形容女子的美貌，也就是说，“桃花”已经占了位子，“桃花源”不可能再简称为“桃花”了；下一句用秦始皇封松树为“五大夫”的典故，诗句的意思是松树封有秦朝的官职，用以指杨的隐居之处有极古之树。如果是“松径有秦官”则指长着松树的小路上有秦朝的官员，显然有点“时空大挪移”的味道。不符合该诗写实的风格。两个异文出现的深层原因也是文化的减负特质推动而致，但从表意效果来看并不成功，它不仅减掉了原诗的历史感、文化感，还曲解了作品原意，造成阅读误导，给阅读造成了更大的障碍。
无论从逻辑上还是语言材料上来看，以上分析的四组典故异文应该更加符合作品原貌，非典故异文“还乡、诸生咏、桃花、松径”并不符合作品的原貌。当我们用文化减负这一文化发展的规律来佐证异文考证时，就发现舍弃非典故异文，而确定典故异文为是，因为这符合文化发展的从复杂到简单，深奥到平白的减负走向。有了文化学发展规律佐证，这就使得多用或然性推理来进行的异文考证越发逼近真实，同时唐诗典故异文又从一个侧面验证了这
一文化发展的规律。
注释：
①在此，我们采用的是“回溯推理”(abduction)的逻辑方法，这是基于事理和常识的推理，得出的结论不一定为真，要证明结论是真，还必须运用其他的材料和方法。
②该年十月曹丕正式即位。七月时曹丕虽尚未正式即位，但已领有实权。
③《新唐书·礼乐志》：“太宗生于庆善宫。贞观六年幸之，宴从臣，赏赐闾里，同汉沛宛，帝欢。赋诗，起居郎吕才被之管弦，名曰《功成庆善乐》。以童儿六十四人冠进德冠，紫袴褶，长袖漆髻，屣履而舞。”
④在这里我们使用了“或然性推理”，历史文献的原貌已不可复制，我们目前无法得到直接证据，但多种条件同时指向一个结果，众多的合力即使不能到达事实，但至少从概率上来看可以无限地逼近事实。参见麦耘：《汉语史研究中的假设与证明——试论一个学术观念问题》，载《语言研究》，2005年第二期第7-15页。
⑤范之麟，吴庚舜主编《全唐诗典故辞典》(下)第1517页解释此典故时说：“洛下书生咏是一种带鼻音的吟咏法。东晋名士谢安精于此道，后因用作吟诗的典故。”此说未切中肯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