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可持续农业系统调控的操作系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持续论文,操作系统论文,农业论文,系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可持续农业（Sustainable Agric ulture）是当今世界农业和世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前沿课题。它是在人类面临紧迫的人口、资源和生态环境危机，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结构功能失调，使得持续发展受到阻碍的背景下提出的，是一种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增加农民收入为前提的，兼顾农业资源环境保护的，以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的现代化大农业。但可持续农业不是一种单纯的农业技术、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是一种涉及面甚广，必须进行系统调控的现代化大农业。从可持续农业的内容看，它涉及到经济、社会、资源、生态、环境、人口及相应的政策与管理，单靠技术手段或行政手段、法律手段、经济手段、教育手段等都无法取得实质性成效，必须进行系统调控，才能保证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因此，对可持续农业我们不想全面论述，只就可持续农业的操作系统，从政府行为、科技能力、公众参与等三方面来简要阐述。
一、政府行为：可持续农业系统调控的推动力量
作为一切社会经济活动组织者和调控者的政府无疑是可持续农业第一位的推动力量。由于市场经济是以当前经济利益最大化为导向，而可持续农业对于当前和未来人类生存环境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因此在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下还需要政府干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家们为了追逐自己的私利，不惜污染“市场失灵”的水资源与空气资源，因此不能单纯依靠市场行为配置资源，必须有政府的调节措施。再者，可持续农业涉及的是自然——经济——社会大系统，需要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技术的等方面因素的协调行动，若没有政府的大力提倡和合理调控，很难设想可持续农业实践会自然而然地开展起来。可持续农业调控过程中的政府行为主要通过以下几方面表现出来。
1.增强生态意识
阻碍农业持续发展的人口爆炸、社会不公、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所谓的“全球问题”，说到底都是由于人们（特别是决策者）缺乏生态意识的行为造成的。只有公众生态意识的觉醒才能为可持续农业的发展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使其能够“持续”下去。应当指出，在对公众的意识改造过程中，重点应放在知识层和决策者的观念转变上，政府工作人员应率先垂范。
2.调控经济运行
包括完善经济体制、稳定宏观经济，建立健全市场机制和社会化服务体系等。各级政府要根据本区域内人口构成、经济发展水平和农业资源状况，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本着“整体、协调、优质、高效”原则制定和完善可持续农业的总体发展规划和分区、分步骤地实施规划并提交国家权力机关以法律（法规）形式确定下来使之纳入地方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中，落实国家法律法规、制定并落实地方行政法规，尤其是严格执行资源、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协调各职能部门，依靠科技力量发动和领导群众进行可持续农业工程建设；进行环境信息监测、服务建设，扶植环保产业等。
3.社会协调
建立并完善保障社会可持续正常运行的法律体系，引导人们以合理的行为方式从事经济、社会活动；控制人口数量，促进社会公平。
4.区域协调和国际合作
可持续农业是跨地区、跨国界的系统工程，需要整个社会统一行动。政府调控应主要以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同时辅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和其他手段；在调控方式上以间接手段为主，直接手段为辅；在调控原则上做到三个匹配，即各种评价原则的相对协调匹配、各种对策目标的协调匹配和各社会共同体之间利益差别所造成的社会压力的协调匹配，以实现整体联系原则。
二、科技能力：可持续农业系统调控的根本手段
科技能力是实现可持续农业必不可少的条件。能否充分发挥科技能力不仅直接关系到社会公众参与能力的强弱，而且也直接关系到决策者对可持续发展的调控力度和效果。只有恰当的核心技术被真正纳入规划，只有真正在政策上向科技倾斜，可持续农业才会有可靠保证和发展的潜力。这也是为什么我国在强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的同时亦强调“科教兴国”、“科教兴农”的原因。尽管当今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科技的滥用，但人们不应因噎废食，排斥科技的作用。目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合流趋势已日益明显，而技术生态化亦成为世界科技发展的潮流。在生态文明观的指导下，人们完全有可能创造出一整套可持续发展的技术体系。经过长期的探索，工程专家们提出了在我国建立包括生态农业的一体化技术在内的十大可持续发展的技术体系的设想。各生态—效益农业试验区也都在探索适合本地区的生态—效益农业技术体系。实践已经证明，只要遵循生态价值规律，“技术上恰当”的可持续农业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
1.技术进步能促进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靠资源投入获得的增长；另一种是靠非资源（即广义的技术）投入获得的增长。工业化前，自然资源是经济发展的战略资源；工业化中，资本是经济发展的战略资源；现代社会中，科技信息则是经济发展的战略资源。现在，发达国家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已高达60～80％，有的部门甚至达到100％。在面临资源约束的情况下，人类已认识到靠增加资源投入获得的增长是有限的，而靠技术的进步获得的增长则有无限的趋势。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近10年来已有25000多项，而转化率仅为30～40％，农业科技能力的发挥潜力极大。虽然我国已提出了实行资源节约型低耗高效农业的目标和有关的指导原则，但有一大批农业技术问题需要研究解决。以农业为例，化学农药对环境和人体都有危害，而且据专家估计已有450种害虫具有不同程度的抗药性，因此发展生物农药、采用生物技术和基因工程育种栽培应成为今后农业技术发展的一大主流——尽管因其技术要求高、资金投入量大而目前进展并不顺利。
2.技术进步是解决人口问题的有力保证
人口增长应与生活资料的增长相适应，当两者不协调时就会产生所谓人口问题。从世界范围来看，“人口爆炸”主要还不是一个人口绝对数量过大的问题，而是一个粮食缺短问题。科学技术在解决人口问题上的作用已显示出来：绿色技术革命和基因工程为粮食和副产品的安全生产和增产提供了新途径；现代医学提供了无副作用的避孕工具和药物，可控制那些本不想出生的人口，相应地也减少了对于粮食的需求。科技进步在保证优生优育，提高劳动者素质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3.技术进步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最根本手段
环境问题主要是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资源短缺问题主要靠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和寻找替代资源来解决，所有这些都离不开科学技术。我国要建立起资源节约型农业经济体系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环境污染的产生主要是科技落后或者滥用科技，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手段也是依靠科技。科学技术不仅能帮助人们认识环境污染的性质和程度，而且能从根本上治理污染。当然，这有赖于人们在认识上真正认清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实现环境技术产业化。
4.科技进步可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发展
科学是历史进步的巨大杠杆，是第一性的推动力量。农业科学技术水平低是导致农业生产者参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低下的深层原因。随着科学技术的普及，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农民最终会谋求到社会公平。科学技术还是社会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的科学技术水平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全面进步和发展的重要指标。要使科技能力在可持续农业发展中发挥应有的作用，需要采取正确的政策导向，主要包括：（1）科技投入政策。保证政府对农业科研的资金投入增长幅度不低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调动集体和个人资金投入的积极性。对于一些科研开发投资大、风险大，私人资本不愿意投入的研究部门和项目，政府要以恰当方式给予资助或担保；政府的科技投入方向还应该以农村基础设施如水利设施、市场设施为主。（2）科技发明奖励政策。进一步完善专利制度，保护知识产权和发明者的权益，建立科研发明和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3）科技推广政策。通过适当的政策诱导和开拓需求领域，促使科技成果尽快转化，稳定科技推广技术队伍；从税收、信贷等方面给予科技推广以有力支持，尤其是在政策上向环保技术倾斜。（4）科技教育政策。通过各种形式向全民进行科技教育、技术培训，增强“绿色技术”、“清洁生产”意识。
三、公众参与：可持续农业系统调控的群众基础
公众参与是可持续农业的群众基础。政府行为和科技能力最终都要通过公众参与才能得到落实。只有公众（其主体是广大农民群众）人人意识到自然—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自觉投身于可持续农业的实践中，可持续农业才会有持久的生命力和成功的希望。公众参与的内容和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既包括公众在控制生育、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问题上的自律，也包括公众对他人不利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种种行为的预警、监督和指控；既包括投身于可持续农业工程的建设，也包括对政府的规划、调控和服务行为加以监督和提出改进意见；既包括投入“活劳动”，也包括投入资本和技术。
1.公众参与的激励机制
可持续农业所追求的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目标由于能从根本上满足公众的物质、精神和生态需求，因而能激发公众的参与热情。但这需要以合理的制度安排为前提。1978年改革以前，资源的计划方式配置因缺乏必要的信息而使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缺乏竞争使企业效率低下，个人利益不能充分实现而使劳动激励不足，大锅饭、铁饭碗而使投入激励不足，这在农业部门表现尤为突出。缺乏激励机制造成了严重的效率损失。而农村改革初期的巨大成功，正是来自于农村微观激励机制的重构。
然而，中国经济发展深层次的问题是宏观经济政策扭曲和资源配置方式的不合理。微观机制的改革是必要的，但只是初步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微观机制的改革初步完成后，应将改革及时引向宏观政策环境方面，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将市场机制导入农业的相应制度（如建立可行的资源流转和土地资源集中制度，劳动力自由转移制度），建立经济个体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规范，制定必要的行为规则以使经济个体的自利行为的结果与社会目标相一致，构建起完善的经济激励机制。只有当农业在市场上也受到激励，成为赢利产业时，这种宏观的“市场激励”机制才算是完善的，才能从根本上促使公众有持久的参与热情。
2.政府行为与公众参与
一般来说，一项社会经济活动能否持久地激发公众的参与热情取决于：第一，它能否有助于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实现；第二，它是否公平。
按照“激励相容不可能”定理，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都能导致社会效益的提高和社会目标的实现。一方面，以个人效用最大化为准则的经济个体的“自利”行为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种种矛盾和冲突，这不仅会使经济个体间的经济交往的交易成本上升，容易诱发影响、制约社会发展效率的“不经济现象”，而且也会使个人效用最大化目标难以实现；另一方面，个人效用最大化若与社会目标相背离，则会导致社会目标无法持续实现。因此，只有通过必要的制度安排，按照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去诱导、约束和修正经济个体的效用最大化行为，确立相互冲突的经济个体之间的行为规范，才能使效用最大化的目标能够合理有序和有效地实现。
合理的制度安排有助于公平的实现。公平并非是收入分配的均等或财产分配的均等，而是指获取收入或财产的机会的均等。一般来说，市场经济越发达、市场体系越完善、市场机制越健全，机会均等越有可能实现。但这并不意谓着机会均等可以自发地实现。在经济生活的实际中，由于个人禀赋和环境的不同，机会均等还必须在政府合理的制度安排下才能逐步实现。个人禀赋的差异主要包括先天素质的差异和后天所接受的教育程度的差异，由前者造成的个人收入的差异不能被认为是不合理的，但个人禀赋的差异更主要的是由其所接受的教育程度造成的。为公众提供平等的受教育的机会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环境的差异也往往是先定的，但环境是可以改变的。合理地调节地区收入、群体收入差别亦是政府应尽的职责。即使在机会均等大体上已实现，收入分配的差距大体上也能保持在合理范围内的条件下，政府仍需在第一次分配——市场分配（着重的是效率）的基础上进行第二次分配，以实现经济意义上的收入分配的差距合理性之外的社会意义上的收入分配差距合理性。经济意义上的收入分配的差距，只要是合理的差距，则不管差距有多大，在经济上所反映出来的后果将是积极的、直接的：效率的增长、生产力的发展、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然而社会意义上收入分配的差距，如果偏大，即使这种差距在经济意义上是合理的，也会导致社会的不安定。虽然这种社会不安定因素往往并非直接表现出来，但政府仍能根据一些指标加以判断，防止其尖锐化。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这些指标包括：
A.个人绝对收入满意度；
B.个人相对收入满意度；
C.社会平均绝对收入满意度；
D.社会平均相对收入满意度；
E.社会平均综合收入满意度。
其中，A是个人所得到的收入同期望值的对应程度，B是个人收入同他人收入的实际比率同期望比率的对应程度，C是A的平均数，D是B的平均数，E是C、D的加权平均数（C所占权重大一些），C、D、E都有临界值。政府要特别重视的是临界值E1和E2。E1的意义在于：当低于这一数值时，社会将开始出现较轻的、局部性质的不安定；E2的意义在于：当低于这一数值时，社会将会开始出现严重的不安定（剧烈而全面的动荡）。E1和E2之间便是政府调整行为、改变政策策略的时空区域。考虑到收入分配差距并非是社会不安定的惟一原因，因此还有必要借用基尼系数来表示收入分配差距以便于描述其与社会不安定的关系。基尼系数越小，越接近于收入的均等化。当基尼系数小时，不管E是高还是低，都表明社会不安定受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较小；当E较高时，不管基尼系数是大是小，也都表明收入分配差距不致于对社会安定产生较大的不利影响；当E趋于较低而基尼系数趋于较高时，表明收入分配差距趋于成为社会不安定的主要原因，对于这种情况可以进行量化分析；当E趋于较高而基尼系数趋于较低时，表明收入分配差距是社会不安定的非主要原因，对于这种情况较难进行量化分析，但人们仍能根据具体情况粗线条地进行研究说明。
3.人力资本与公众参与
人力资本是指体现在人身上的技能和生产知识的存量。由于公众的参与能力受到其所接受的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的极大制约，因此为了推进可持续农业事业，必须高度重视人力资本的开发、积累，把社会发展观从以开发自然资源为主转变到以开发人力资源为主。
20世纪中叶以来的大量研究成果表明：人力资本对于可持续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正如罗马俱乐部《学无止境》报告所指出的，面临自然资源的逐渐衰竭，人们应当看到“人类依然拥有没有束缚的想象力、创造力和道德能力等资源，这些资源可以被动员来帮助人类摆脱它的困境”。加强人力资本积累、优化人力资本结构，既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也有利于收入分配的平等化，还有利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是一项具有综合效应和长期效应的基础性工作。
（1）人力资本的积累和结构优化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这是由于人力资本具有内外两重效应，内部效应使人们进行人力资本积累成为有利可图，外部效应则使所有的生产要素都变得更加有效，这弥补了物力资本边际生产力递减的效应。早在20世纪60年代，宇泽就证明：教育部门的存在是技术进步从而经济增长的源泉。巴罗的研究也表明：不同国家经济增长率的差异并不是主要由物力资本的差异引起的，而是因为各自所拥有的人力资本数量和质量不同。美国劳工部对1948～1989年间美国经济增长的源泉的估算表明，教育和知识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2％，超过了物力资本的贡献率（37％）。若把投入的劳动力的数量贡献也包括进去，则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高达63％。
（2）人力资本的积累和结构优化有利于机会均等的实现，从而有助于社会公平和消除贫困。从微观上看，机会不均等往往是由于个人受教育的程度不同，而受教育的程度不同又影响着个人的参与能力进而影响着个人收入水平的差异。机会均等的实现固然与政府合理的制度安排有关，也与市场参加者有没有足够的市场意识（包括市场规则意识）、机会均等意识、科技意识等密切相关。从长远看，人力资本的收益率要大大高于物力资本的收益率，（Psacharopoulos，1985）且人力资本在人群间的分配要比物力资本的分配更平等（Ahluwalia，1990）。
（3）人力资本的积累和结构优化有利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如前所述，人与自然关系不和谐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人类的知识结构中缺乏全新的生态文明观。而通过知识和技能积累，人们不仅能增强保护环境的自觉性，而且也能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人力资本积累和结构优化的基本途径是教育和培训。广义的教育既包括学校教育也包括家庭、社会教育，既包括书本教育，也包括“干中学”。只要我们把视野放得更开阔些，我国人力资本的潜力就一定能够被充分挖掘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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