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线刻画像铜器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周论文,铜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线刻画像铜器是东周青铜艺术的一种特有形式。解放前发现过几件出土不甚明确的器物。新中国成立以后又有一些出土，虽然不多，但其分布地区还是相当广泛的，江苏、河南、山西、山东、湖南、北京、陕西均有出土。正是由于它分布的广泛，所以学者大多把它纳入东周青铜艺术的普遍现象中去加以研究，而对其文化属性认识模糊。近年来，东南沿海一带为数众多的线刻画像铜器的出土，使我们对东周线刻画像铜器的区域特征、文化内涵、流传情况等方面有了新的、更加明确的认识。我们认为东周线刻画像铜器是在中原周文化的影响下，产生于吴越地区，具有鲜明吴越文化风貌的艺术作品。吴越地区以外发现的东周线刻画像铜器也当属吴越之器，它们是通过各种渠道从吴越地区流传出去的器物。（图1）
东周线刻画像铜器的区域特征
图1 出土东周线刻画像铜器分布示意图
一、线刻画像铜器的出现与吴越民族的纹身习俗
目前发现最早的线刻画像铜器，是江苏六合程桥东周墓出土的时代为春秋晚期的线刻画像铜匜残片，①在铜器上刻画图像的方法最早出现于江苏，我们认为这很可能与吴越民族的纹身习俗有关，是纹身启发了这种艺术形式的产生。（图2）
图2 江苏六合程桥出土铜器残片
“断发文身”是吴越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外貌特征，自古以来人们一提起吴越民族，除想起吴戈越剑外，就是“断发文身”这种外貌特征。最早记载吴人“断发文身”的是《左传》，《左传·哀公七年》载：“太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发文身，裸以为饰，岂礼也哉，有由然也。”《墨子·公孟篇》载：“越王勾践，剪发文身。”《春秋谷梁传·哀公十三年》：“吴，夷狄之国也，祝发文身。”范宁注：“祝，断也。文身，刻画其身以为文也。”《说苑·奉使篇》也说：“是以剪发文身，烂然成章，以象龙子。”另外，《淮南子》、《史记》、《汉书》也有类似的记载。吴越民族“断发文身”习俗的众多文献记载也为考古发现所证实，1984年考古工作者在丹徒北山顶吴王余昧墓出土的鸠仗和悬鼓上发现有纹身人物形象。②
一种艺术形式的出现有赖于社会生活，生活中的风俗、习惯、时尚往往引发一种新的艺术表现形式的产生。在纹身习俗普遍流行的吴越地区，把纹身的方法移植于铜器的刻画上是完全可能的，虽然一种材料是肉体，一种是金属，但其方法和表现出的艺术效果却是一致的。所以，我们有理由推测，在铜器上刻画图像的方法来源于吴越地区的纹身。
二、东周线刻画像铜器工艺、制作上的特点
东周线刻画像铜器皆为锻打而成，器壁极薄，一般为0.5-1.0毫米不等，它同传统的中原厚重礼器不同，多为造型轻巧灵便的实用器。有学者专门对高庄线刻画像铜器作了抽样分析，六件器物的化学成份含量平均为：铜87.100%，锡10.557%，铅2.322%，他们认为这样的比例分配最适合于锻造和刻画工艺。③镇江的同志也认为线刻画像铜器的这种工艺作风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同武进淹城出土的牺匜、三轮盘、尊等一批春秋早期吴国铜器有相通之处，两者应有一定的承袭关系。④从目前出土的器物来看，这种工艺最早、最流行的地区也应是吴越。
另外，我们还要说一点，就是工具在线刻画像铜器制作中的作用。线刻画像铜器器壁薄如纸张，如没有非常坚硬、锐利的工具，在这样薄的器壁上进行繁复、流畅的刻画，那是不可想象的，铁制工具的出现才使这种表现成为可能。《吴越春秋》和《越绝书》都有关于吴越采铁铸剑的记载。考古发现也告诉我们：目前所知我国最早经人工冶炼的铁，是江苏六合出土的春秋晚期的铁条和铁块。⑤所以说春秋晚期相对发达的吴越制铁工艺，为线刻画像铜器的出现也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物质条件。
三、线刻画像铜器所反映的吴越蛇图腾崇拜
吴越民族崇蛇有着远古的历史，古越人以蛇为图腾在考古资料中得到了印证，南方几何印纹陶纹饰中普遍发现类似蛇形的纹饰。⑥吴越人崇蛇的风气在文献中更是多见，“断发文身，以象龙子”的记载就说明了这种风俗。据闻一多先生所说，古龙蛇相通，那么龙子也就是蛇子。《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载：“越在东南，放立蛇门……。”“越在己位，其位蛇也，故南大门上有木蛇……。”《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说：勾践降吴后，曾使刻工雕木“状类龙蛇”，并把它献给吴王夫差。《说文解字·虫部》也说：“南蛮，蛇种。”越人崇蛇之风一直延续了下来，在越裔聚居的江浙、福建、广东、广西，这种风俗直到近代仍很流行。⑦至今南方广大地区，人们仍以蛇为益虫，不轻易伤害之。
大部分东周线刻画像铜器上都有生动的龙蛇图案，尤其在高庄出土的器物上，还出现了大量珥蛇、操蛇的神怪形象。⑧为什么同样题材在中原同时期的艺术品中没有太多的表现，而在南方广大地区，尤其在吴越文化中表现的如此强烈，我们认为这同吴越文化密切相关，它是吴越蛇图腾崇拜的集中表现。由于线刻画像铜器的不断发现，也为研究《山海经》中有关蛇神话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图3）
图3 江苏淮阴高庄出土铜匜残片
四、线刻画像铜器同吴越的鸟崇拜与“鸟田”
在几乎所有的线刻画像铜器中都突出地刻画了鸟的形象，或成行、成群，或散居于田野树间，或漫步于宫室内外。这种刻画在其它文化的艺术品中也没有发现，独见于线刻画像铜器上，这很可能与吴越民族的鸟图腾或“鸟田”有关。
在吴越文化嚆矢的河姆渡文化及良渚文化中出土了大量有关“鸟”的艺术品，最为著名的是河姆渡的“双鸟朝阳纹”象牙雕刻，另外还有11件有关鸟的作品。这也就说明：作为吴越先民的河姆渡人“……对鸟有着特别的感情和爱好，很可能是他们的图腾崇拜。”⑨1986、1987年先后在反山、瑶山良渚文化遗址中也出土了不少刻有鸟的玉琮、玉钺及玉鸟雕塑。⑩在进入青铜时代以后，吴越仍大量保留着鸟图腾的遗风。除线刻画像铜器上有大量鸟的刻画外，很多铜器上都有鸟的塑造，如丹徒母子墩西周墓中出土有飞鸟盖双耳壶和鸟形盖钮提梁卣。(11)绍兴306号墓出土有鸟图腾柱房屋模型。(12)另外，不少吴越兵器上隽秀洒脱的“鸟书”也可能同鸟图腾有关。
《尚书·禹贡》载：“淮海惟扬州，彭蠡既猪，阳鸟攸居……岛夷卉服。”“岛夷”即“鸟夷”，据考是以鸟为图腾的部族，且是越族的一支。《史记·越世家》记载：“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吴越春秋》还说：“大越鸟语之人”，《拾遗记》载：“越王入国，有丹鸟夹王而飞，故勾践之霸也。起望鸟台，言丹鸟之异也。”这些记载虽已成为神话，但它确确实实反映了吴越民族与“鸟”的非同一般的关系。
吴越地区还有一种特殊的现象，即所谓的“鸟田”这是自然界候鸟迁徙云集的一种现象，由于候鸟的云集给吴越地区的农业生产带来了很大的益处，所以使吴越民族对鸟有了一种更加特殊的感情。《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地传》载：“大越海滨之民，独以鸟田，……（禹）教民鸟田，一盛一衰。”《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载：“人民山居，虽有鸟田之利，租供才给宗庙祭祀之费，乃复随陵陆而耕种，或逐禽鹿而给食。”汉代王充在《论衡·偶会篇》中对“鸟田”作了充分的解释，他说：“食自食草，土蹶草尽，若耕田状，壤靡泥易，人随种之。”“鸟田”在汉晋时仍存在，《十三州志》说：“上虞县有雁民田，春拔草根，秋除其秽，是以县官禁民不得妄害此鸟，犯则有刑无赦。”东周线刻画像铜器上群群攸居于田头、漫步于林间的各种鸟的形象，不正是一幅生动的“鸟田”图吗？（图4）
图4 江苏六合和仁出土铜匜残片
以上主要从四个大的方面分析了东周线刻画像铜器的区域特征。另外，从线刻画像铜器很多细节上，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吴越文化的特征，比如在六合程桥铜匜残片、谏壁王家山铜鉴残片、山西潞城潞河铜匜残片上均有手执角状器的人物形象(13)，而这种角状器则是吴越青铜文化所特有的器物。
东周线刻画像铜器的文化内涵
东周线刻画像铜器同吴越地区青铜文化的总体发展是一致的，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延续和保留了本地区古代文化的形态，表现出显著的地方特色和鲜明的文化面貌，同时又大量吸收和融合了其它外来文化的因素。因此，它所具有的文化内涵是相当丰富的。
一、线刻画像铜器中吴越地区史前及早期青铜文化的因素
吴越文化具有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的解释，这里我们指的是狭义的吴越文化，也就是春秋战国时代形成并发达于东南沿海江、浙一带的青铜文化。吴越文化属于文明早期阶段的文化，它形成的土壤和基础是本地区高度发达的史前文化，吴越文化中许多鲜明而突出的地域特征都是该地区史前文化所赋予的。新石器时代江浙一带存在着并行或先后发展的几种文化，这几种文化或先后承继，或相互影响、融合，最后发展成为具有基本共同内涵的文化——吴越文化。关于吴越文化的渊源，学术界有不同认识，现在一般认为吴和越有两个不同的文化源头，吴文化来源于宁镇地区的北阴阳营文化，经湖熟文化发展成为吴文化。越文化较吴文化要久远，它来源于太湖及杭州湾，它的序列为罗家角文化——马家浜文化（马家浜、崧泽）——良渚文化——马桥文化。位于宁绍平原的河姆渡文化（晚期）同马家浜文化相互影响，最终促成了良渚文化的诞生。
江浙一带的青铜文化虽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但其地方色彩还是相当浓厚的。所出器物不论在造型还是纹饰上，都承袭了本地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的传统，比如说器物上的鸟形装饰、几何印纹陶纹样装饰等。线刻画像铜器是吴越青铜文化高度发达后出现的一种新兴的艺术形式，它作为吴越青铜文化的组成部分，其形式和内容上也都留下了该地区传统文化的印记。陶器上的蛇形图案，河姆渡、良渚文化的鸟图腾遗风，都点点滴滴地融入到了线刻画像这种艺术形式中。线刻画像铜器上有大量的蛟龙、盘蛇图案，而与之类似的图案在上海金山亭林出土的陶片，江苏吴县草鞋山出土的陶鼎鼎盖，这些良渚文化的器物上都能看到。（图5）
图5 (1)上海金山亭林出土陶片(2)江苏吴县草鞋山出土陶鼎鼎盖
二、线刻画像铜器中浓郁的中原文化色彩
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看，地处东南沿海的吴越文化，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青铜时代早期就同中原文化发生了关系，而这种关系往往是由于部族间大规模的迁徙造成的。考古学为我们展示了这种文化交流的有力证据，高度发达的良渚文化为何没能在本地区辉煌下去，而在中原早期青铜文化中放出了它的异彩。二里头、陶寺文化中的良渚色彩；江南早期青铜文化中的二里头因素，都是这种交流的见证。(14)
从文献记载来看，夏越关系就不一般。《吕氏春秋·安死篇》、《越绝书·外传记地传》、《史记·夏本纪》、《史记·越王勾践世家》都有禹到会稽或越为禹后的说法，《淮南子·本纪训》还有夏桀奔南巢而死的记载。至今江浙一带还保留着不少与禹传说有关的古迹。这些说法和遗迹是否可信，还有待探讨，但线刻画像铜器中展现出的某些神话图像，我们认为同夏人的传说和夏越关系有着一定的联系。比如说高庄铜器中就出现了不少九尾狐这种瑞兽的形象，《山海经·海外东经》郭璞注引古本《竹书纪年》载：“少康中兴后，柏杼子征于东海，及王寿，得一狐九尾。”另《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载：“禹三十未取，恐时之暮，失其制度，乃辞云：‘吾取也，必有应矣。’乃有九尾白狐，造于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者证也。涂山之歌曰：［绥绥白狐，九尾庞庞。我家嘉夷，来宾为王。……］明矣哉！’禹因取涂山，谓之女娇。”
相当于商末周初的湖熟文化和马桥文化都已进入了早期青铜文化阶段，其遗址中出土的小型铜器同商文化中的同类器就非常相似，如南京锁金村、北阴阳营的环首刀、双翼镞等，与殷墟同类器基本一样。句容出土的戈同湖北盘龙城、河北蒿城出土的某些戈具同样特点。(15)这些都说明中原先进的商代青铜文化已波及此地，并对当地青铜文化的形成产生了影响。
中原青铜文化大规模进驻江浙，是在周人南下，吴、越立国以后。关于吴为周后，即吴的统治者为南下的周人，已为文献和考古资料所证实。《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太伯奔荆蛮，自号勾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其它很多文献都有吴周关系的类似记载。新中国成立以后，江苏丹徒、仪征、溧水、丹阳出土了一大批中原周器、或仿中原周器的地方器，尤其是带铭的宜侯矢簋、伯簋、子作父宝鼎的出土，为周人南下的文献记载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在中原周文化的强烈影响下，春秋晚期至战国，吴越青铜文化发展到了辉煌的顶点，线刻画像铜器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应运而生的。
中原文化的南下，不仅在青铜技术上对吴越产生了影响，而且在观念上对吴越文化也形成了冲击，中原的思想文化、风俗礼仪等制度也深深地浸入了吴越文化的核心。《吴越春秋·吴王寿梦传》载：寿梦元年，寿梦“朝周适楚，观诸侯礼乐。鲁成公会于钟离。深问周公礼乐，成公悉为陈前王之礼乐，因为咏歌三代之风。寿梦曰：‘孤在夷蛮，徙以椎髻为俗，岂有斯之服哉！’因叹而去，曰：‘于乎哉，礼也！’。”《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中有吴公子季札在鲁国观赏中原礼乐时，对各国歌舞的精辟品评：“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见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可见吴国贵族对中原文化是多么的精深乐道。
中原周文化所确立的某些礼乐制度，在线刻画像铜器中得到了鲜明的表现。祭礼是周王室及贵族们极为重要的一项礼仪活动，其程序非常复杂，有祭前准备、乐舞、燕射等仪式。《礼记·祭统》载：祭前“天子亲耕于南郊，以供斋盛，王后亲蚕于北郊，以供纯服。”还说：“夫祭有三重焉：献之属莫重于裸，声莫重于升歌，舞莫重于舞宿夜，此周道也。”《诗经·小雅·宾之初筵》、《诗经·小雅·楚茨》都生动地描写了这种隆重的祭祀过程。东周线刻画像铜器上那“温温其恭”、“威仪仅仅”的祭礼仪式，那撞钟击磬、“屡舞仙仙”、揖让周旋的燕乐场面，不正是典型的中原周文化的内容吗？线刻画像中有身着高冠袍服的吴越贵族，也有短发裸饰的土著居民，这不也反映了统治者为周人，人民为土著的吴越社会结构吗？(16)（图6）
图6 江苏淮阴高庄出土铜盘残片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原周文化对吴越文化的强烈影响，周文化的南下，大大地改变了吴越落后的文化面貌，在整个吴越青铜文化中，周文化的因素盖过了当地传统文化的因素。可以这样冒昧地说：没有中原周文化的影响，也就没有璀灿的吴越青铜文化，也就没有东周线刻画像铜器的出现。线刻画像铜器题材内容的很多方面都是周文化所赋予的。
东周线刻画像铜器的流传
上面区域特征和文化内涵的分析表明：线刻画像铜器并不是春秋战国时代普遍兴起于华夏大地的一种新兴的艺术形式，而是吴越青铜文化特有的产物。全国部分地区虽有出土，但是极其零星，并且，这些器物在用途、造型、工艺水平、形式构图、表现方法、题材内容上，同江苏出土的为数较多的东周线刻画像铜器极为一致。所以，我们认为散布于吴越地区以外的东周线刻画像铜器也当属吴越之器，它们是从吴越地区流传出去的器物。（图7）
图7 (1)江苏谏王家山出土铜匜残片
图7 (2)山西长治分水岭出土铜匜残片
图7 (3)河南陕县后川出土残铜匜
从东周列国间的关系看，吴越同山西、河南的晋，山东的齐、鲁关系最为密切。《左传·成公七年》载：“巫臣请使于吴，晋侯许之，吴子寿梦说之，乃通吴于晋。”《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晋将嫁女于吴，齐侯使析归父媵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吴子使屈狐庸聘于晋。”《左传·哀公十三年》：“秋，七月，辛丑，盟，吴晋争先。”从考古资料来看，山西、河南晋地出土的吴器最为丰富。最具代表性的要数河南辉县出土的“禺邗王壶”，其铭文19字，记载了哀公十三年，吴王夫差和晋定公会盟黄池争长，晋国代表赵孟送铜、锡给吴王，吴王用它作成此器。在晋地的吴器还有：传出河南辉县琉璃阁的“吴王夫差鉴”，山西原平峙峪出土的“吴王光剑”，万荣的“王子于戈”，榆社的“吴王
发剑”等。吴器流入晋地，主要同吴晋间的会盟、聘使、媵嫁等交流有很大关系。越灭吴后，又有大量吴人入晋，这可能也是吴器入晋的一个原因。所以，线刻画像铜器流入晋地也是不足为奇的。(17)
吴越自新石器时代起就同山东发生了联系。东周时代，通过互访、联姻、战争，吴越同山东齐、鲁的交往更加频繁，史载吴公子季札自公元前544年历访鲁、齐、郑、卫、晋等中原国家。春秋末年吴又通江淮，北上中原，伐陈，服鲁、宋，败齐。越灭吴后也曾直驱北上，《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说：“勾践已平吴，乃以兵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吴越同齐、鲁的这种交往必然会促使青铜文化的传播，山东沂水、平度、临朐出土的吴器，就是这种传播的结果。胶东半岛所出东周线刻画像铜器，也应是通过这种交往从吴越地区流传到此地的器物。(18)
另外，湖南长沙、北京通县、陕西凤翔也有线刻画像铜器出土。(19)史书记载，吴越同楚的关系也颇不一般，出土过两批线刻画像铜器的江苏六合县，曾是吴越交战的要地，吴器通过战争进入楚地是很有可能的。楚灭越后，大量的吴越器物流入楚地，更是可想而知的。楚地出土的大量精美的吴越兵器就说明了这点。燕同吴越也有交往，北京海淀就曾出土过一件带铭吴器：“叔繁簠”。1977年陕西凤翔秦国铜器窖藏中出土一件线刻画像铜匜，同时还出土一件带铭吴器：“吴王孙无土之脰鼎”，发掘者据《史记》中的记载推断，这件带铭吴器应为秦出兵救楚，吴师败北后，秦军俘获的器物。据此，我们也可认为同窖藏的线刻画像铜匜也当为俘获的吴越之器。并且，这个窖藏的发现，为有关东周线刻画像铜器流传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有力证据。
东周线刻画像铜器出现于春秋晚期，兴盛于战国早、中期，战国晚期彻底衰落了。它在中国古代青铜艺术史上犹如耀眼的流星、一现的昙花，它的寿命虽然短暂，可它的成就同吴越青铜兵器一样辉煌。它那轻灵奇巧的工艺造型，娴熟流畅的绘画风格，涵盖宏巨的社会内容，受到了当时各国贵族的喜爱，通过各种途径流布于华夏大地。在它的影响下，战国中期中原出现了富丽华美的嵌错画像青铜器。
注释：
①《江苏六合程桥东周墓》，载《考古》1965年第3期。
②《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发掘报告》，载《东南文化》1988年第3、4期合刊。
③何堂坤《刻纹铜器科学分析》，载《考古》1933年第5期。
④刘建国《春秋刻纹铜器初论》，载《东南文化》1988年第5期。
⑤华觉明等《中国古代冶铸史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8月版。
⑥陈华文《几何印纹陶与古越族的蛇图腾崇拜》，载《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2期。
⑦何光岳《百越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12月版。
⑧《淮阴高庄战国墓》，载《考古学报》1988年第2期。
⑨林华东《河姆渡文化初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4月版。
⑩《浙江余姚反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余杭瑶山良渚文化祭坛遗址发掘简报》，载《文物》1988年第1期。
(11)《江苏丹徒大港母子墩西周铜器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84年第5期。
(12)《绍兴306号战国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84年第1期。
(13)《江苏镇江谏壁王家山东周墓》，载《文物》1987年第12期。《山西省潞城县潞河战国墓》，载《文物》1986年第6期。
(14)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11月版。
(15)刘兴《东南地区青铜器分期》，载《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5期。
(16)李学勤《宜侯矢簋与吴国》，载《文物》1985年第7期。
(17)《山西长治分水岭古墓的清理》，载《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山西省潞城县潞河战国墓》，载《文物》1986年第6期。《1957年河南陕县发掘简报》，载《考古通讯》1958年第11期。《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山彪镇与琉璃阁》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18)《山东平度东岳石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与战国墓》，载《考古》1962年第10期。《山东长岛王沟东周墓》，载《考古学报》1993年第1期。
(19)《长沙楚墓》，载《考古学报》1959年第1期。程长新《北京市通县中赵甫出土一组战国青铜器》，载《考古》1985年第8期。韩伟等《陕西凤翔高王寺铜器窖藏》，载《文物》198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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