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基于空间批判的视角
刘 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北京 100732）
摘 要： 五四运动发生于重大历史转折时期，承载着特殊的历史使命，融合了大众媒介的动员集聚效应，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质。从空间批判的视角厘清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渊源，有助于其以更丰富、更立体和更完整的形象呈现出来。五四运动的爆发和发展推动了空间格局的裂变与重塑，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营造了场域环境，孕育和培养了主体力量，丰富了空间叙事方式。坚持以完整准确的思维、偶然与必然性相统一的观点理解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不仅要看到救亡图存道路的复杂性和曲折性，而且要看到五四运动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必然性，重点是依托媒介融合的时代条件有效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关键词： 五四运动；媒介；空间批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传播
五四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伟大转折点载入史册，同时也因为其发展的偏向性而饱受争议。无论是正面肯定，还是质疑和非议，都进一步提高和升华了研究的热度和意义。关于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研究不断深入细化，推动了五四运动风范的再现，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延续。然而，以往的研究成果虽然汗牛充栋，却大多数集中于时间维度的叙事和评析，忽视了空间也是理解思想和行动的重要工具［1］。伴随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传播和发展迈进一百年的关键节点，从空间批评的视域阐释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渊源，使其以更丰富、更立体和更完整的形象呈现出来，不仅是一次学术研究范式的尝试，更是一种纪念仪式的表达。
一、在空间批判中理解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发生于重大历史转折时期，承载着特殊的历史使命，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质。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按照利润增殖的需要构建空间格局，形成了世界殖民体系。中国被动参与世界历史进程，被撕裂的不仅是国土，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也因此发生断裂，思想观念、话语体系、叙事方式等都遭到激烈的批判甚至否定。空间的变革与重塑不仅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创造了战略机遇期，同时也为五四运动镶嵌了时代纹路。
（一）五四运动是重大的、持续性的媒介参与事件
媒介事件是一个现代概念，不同于简单的新闻事实报道，而是强调媒介事件的文化内涵，突出集体记忆、社会关系的构建和重塑等功能指向。关于媒介事件的定位与媒介信息的发展状态密切相关，需要结合具体语境进行细致分析。媒介的本质为信息传播的工具，在资本权力的操纵之下获得惊人的力量，肆意干扰事件本身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认为，媒介事件多是有意安排的事件，甚至是为各种竞选服务的假事件；丹尼尔·戴扬认为，“媒介事件具有非常规性”，“经过提前策划、宣布和广告宣传”［2］。这些是对信息社会发展状态的现实写照，指陈传播与现实的关系错位颠倒，人们生活在媒介信息制造的幻象之中。相反，在五四运动时期，媒介的广泛参与主要是作为正面进步性的过程而被深深铭记。古老的中国以分散而孤立的社会关系模式为基本存在形式，更倾向于知识和信息的传承和积累，缺乏推动信息空间扩散的内在动力。它将造纸术和印刷术贡献给西方文明，为世界交往创造了媒介条件，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维持近代报业的空白，最终只能嫁接西方的传媒成果。皇室贵族、地主、知识精英掌控信息的来源和传播渠道，广大普通民众长期被排除在事件之外。五四运动之前，中国面对的主要问题不是信息的虚假和泛滥，而是资源和信息配置的严重失衡。在五四运动时期，以报纸为主导形式的大众媒介迅速萌发，推动了信息传播空间的深层变革。
在这里将五四运动定位为媒介广泛参与的事件，主要强调其以大众媒体为媒介和渠道，以民众的互动参与为重要内容。报刊历史悠久，但是古代的报刊主要以刊载官文书为主要内容，维持官报官营、官报官阅的传统，起到上情下达的作用［3］。在鸦片战争的压力下，求变求强的思想纷呈泉涌，民报获得长足发展，也为民众提供了表达空间。以报纸为主的大众媒体发挥了重要的动员作用并产生了集聚效应，因此推动五四运动产生较大规模的社会影响力，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为五四运动的发生拓宽了思想的空间维度。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引领之下，传播事业蓬勃发展。这些进步报刊报道事实、评论时事，宣传民主与科学，介绍新思潮，推动了民族民主意识的觉醒。于是乎实现民族复兴不再是少数民族精英的洞见，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责任。救亡图存与每一个人的利益休戚相关，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群体冷漠心态日趋瓦解。在近代报刊营造的舆论环境之下，人们的思想逐步挣脱封建主义的囚笼，开始关注爱国救亡、民主科学、大众教育、妇女地位、叙事方式等意义体系。传媒事业的蓬勃发展推动思想主体和思想内容发生深刻变革，为五四运动的发生奠定了思想基础。第二，拓宽了五四运动影响范畴的空间维度。五四运动期间，众多报刊进行了集中全面报道，甚至一些外媒也提供了道义上的声援，形成强大的舆论场，为学生运动提供了支持。《晨报》上刊登了一则题为《外交警报敬告国民》的新闻，确定了中国外交的失败，形成思想动员效应。《申报》先后刊登《青岛问题失败之警耗》和《爱国之厄运》等文章，及时报道巴黎和会进展，表达了对学生爱国热忱的同情之心，同时发表声明拒绝刊登日商广告，以独特的方式参加五四运动。这些期刊基本肯定了五四运动的爱国性质，形成集体关注，进一步增强了五四运动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推动了五四运动向更深层次发展。第三，促进了五四运动的跨时空延伸。五四运动标志着近代史的开端而不是完结，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更加清晰而紧迫，五四运动的启蒙意义仍然具有时效性。每逢5月4日，很多报刊都会发行五四运动纪念特刊，构建了宣传研究五四运动的坚强阵地。国共两党以及学术界分别周期性地开展纪念活动，关于五四运动的评价与阐发成为唤醒民族记忆的重要手段，瞿秋白的《五四纪念与民族革命运动》、张太雷的《五四运动的意义与价值》、毛泽东的《五四运动》和《新民主主义论》等构成示范性力量。“人类行为研究就是要关注有意义的事件，而不是事件本身。”［4］在回顾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以期推动国家独立、民族自强的顺利实现。五四运动的纪念活动作为五四运动的再现与超越，推动了五四运动精神的跨时空延伸。人们根据时代需要，结合媒介语境和条件，构建了新的空间意义体系，形成了五四运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互动关联。
（二）五四运动是内涵丰富的复杂性运动
五四运动的复杂性特质是显而易见的，企图将五四运动简单还原的做法是很难站稳脚跟的。“五四运动本身的复杂性，和后来各党派的不同解释，更使亲身参与者、所见者、所闻者、所传闻者，前后的回忆往往自相矛盾，或添油加醋，或畸轻畸重，或无中生有，或抹杀事实，或夸张减料，或抹黑抹红，几乎无所不有。”［5］当然，要想得出科学准确的认识，必须透过复杂事物的表面，把握事物的本质联系。
五四运动是伟大的开始，而不是转折的完成时。其一，五四运动显示了批判的勇气，却缺乏批判的科学性。启蒙思想家们勇于批判旧道德、旧文化，赢得了后世的广泛赞誉，标志着人们与封建秩序彻底决裂。不过，五四运动所展现的批判勇气与马克思主义所崇尚的批判精神还有一定差距。各种思潮主义庞杂繁芜、无序泛滥，本身就是缺乏批判性精神的体现。马克思主义所内含的批判精神是辩证批判，强调肯定与否定的辩证统一关系。然而，启蒙思想家们对新思想、新文化存在绝对肯定和绝对否定的态度，有时甚至将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一同抛弃，对西方文化存在全盘吸收倾向。马克思主义所内含的批判精神是实践的批判，强调主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8］502然而，五四运动避开人的阶级本质，抽象地谈人道主义、人的价值、人的解放，因此尽管取得初步的胜利，但是尚未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其二，五四运动播种了可能性，也带来很多不确定性。从国内看，五四运动沉重打击了封建思想、封建文化，使广大青年知识分子接受了民主与科学精神的洗礼，对广大民众起到宣传动员的作用，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从国际上看，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使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有了更加理性的认识，追求国家独立、民族富强的诉求更加强烈清晰。从向西方学习器物、思想到学习制度，说明启蒙思想家对中西方差距的认识不断深化。但是，志士仁人对中国的发展阶段、复杂国情的认识还不够全面，对中国的未来发展走向仍然存在不确定性。每一种选择都意味着一种价值的判断和取舍过程，每一种判断和取舍同时蕴含各种偶然性。以至于论述者众说纷纭，很多问题没有统一的定论。社会在争辩中前进，知识分子不断分化，更多的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偶然性中孕育着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五四运动逐渐摆脱了迟疑和畏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务，符合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历史和人民的最终选择。五四运动为各种思想碰撞提供了平台，更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创造了契机。
在五四运动时期，新的社会力量得以生长和发展，不仅壮大了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的阵营，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孕育培养了新生力量，而且顺应了民众争取独立和解放的美好愿望，有利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
（三）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空间结构和空间秩序调整的开始
强调五四运动的划时代意义，不仅在于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而且在于新的历史条件下工人、青年、妇女以独立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同时激发了商人、市民群体的爱国热情。“社会关系的改变与社会空间的改变之间是相互促进的。”［12］第一，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中国工人阶级从诞生之日起就要承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具有强烈的革命意识和反抗精神。受辛亥革命、世界第一次大战的影响，工人阶级不断成长壮大，工人运动得到较快发展，当然最初还带有自发性、分散性的特质。五四运动是工人运动的转折点，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将五四运动推向新阶段。此次参加罢工的有纺织厂工人、金属产业工人、运输业工人、市政工人、印刷工人、烟草公司工人、查礼饭店工人等，总共人数无确实统计，大概有六七万人［13］。以上海为中心，波及江苏、浙江、江西、安徽、河北、湖北等多个省份，形成全国性的联合罢工。在这次运动中，因为工人的积极主动参与，而取得了重要胜利，达到了一定政治目的，彰显了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第二，妇女解放得以再次活跃和发展。性别压迫与阶级压迫紧密相连，中国妇女深受封建专制、父权制的双重压迫，境遇非常悲惨。“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14］五四运动总结和继承了以往妇女解放思想的成果，将妇女争取经济独立、就业平等、婚姻自由、教育公平等诉求和活动引向深入。五四运动时期，不仅有《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著名期刊对妇女解放的关注，还有《新妇女》《妇女评论》《劳动与妇女》等专门论述妇女运动的报刊大量涌现，共同承担了妇女启蒙的使命，促进了妇女的自主意识和自觉意识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妇女走上街头，组建或参加进步团体，积极探索真理，将民族解放与自我解放结合起来，成为五四运动中不可忽视的新兴力量。第三，青年学生作为新生的社会力量得以锤炼。在封建官僚体制之下，鲜活的革命力量难逃被压制的命运，青年即使有所行动也大多有始无终。他们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低下，依附于皇权和封建家族势力，缺乏独立性、自主性。新文化运动提倡新文化，反对封建伦理纲常的束缚，主张个性解放，在青年学生群体中引起广泛共鸣。青年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蜕变的关键阶段，朝气蓬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易受新思想新思潮影响。这些青年在比较分析中了解马克思主义、认同马克思主义、选择马克思主义、推广马克思主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1920年，留日学生陈望道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对早期共产党人产生深远影响。同期，赵世炎、周恩来、蔡和森、邓小平等热血青年以勤工俭学的方式到法国留学，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思想，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五四运动时期，青年学生发挥先锋作用，将爱国火焰点燃全国。同时，五四运动也将创新精神、担当精神植入青年学生的基因之中，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积蓄了鲜活力量。
世界的统一性在于物质性，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于历史性和空间性。五四运动的复杂性取决于其特殊的历史坐标和具体的空间结构，必须结合其所处的历史阶段、所波及的空间范围以及所融合的思想内容进行综合考量。第一，五四运动处于中国近代史、世界现代史的转折时期，兼具多重阶段特质。各种社会关系结构交织，多种社会形态理念交叉呈现，不屈的中国人仍然在寻找和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6］辛亥革命并未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封建军阀割据混战，帝国主义在中华大地肆意横行，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俄国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主动发表了《第一次对华宣言》，旨在废除侵华条约和俄国在华特权，赢得了中国人的一丝好感。与此同时，帝国主义之间的新旧矛盾构成冲突的世界局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内在矛盾已经暴露得比较充分。特殊的历史阶段和时代特征决定了五四运动的性质和承担的多重任务，救亡和启蒙共同构成五四运动的复杂主题。第二，五四运动拓宽和加深了民主革命的广度和深度。五四运动在参与主体、活动范围、思想内容等各个方面刷新了历史的高度，扩展了救亡图存活动的广度和深度。从发生的原因看，它是国际国内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直接原因在于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根本原因在于国内阶级矛盾的日益激化。从参与主体看，由知识精英的思想文化动员、爱国学生的游行示威，发展到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阶层的广泛参与。从活动范围看，以北京、上海为中心，“波及全国20 多个省，100 多个城市，比辛亥革命的群众基础更广泛，它的伟大功绩在于‘启导广大人民的觉悟，准备革命力量的团结’”［7］。而且，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产生了重要的国际影响，构成了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部分，推动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第三，思想文化领域形成百家争鸣的格局。四万万中国人在争取独立和富强的路上，没有现成的章法可以遵循，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中国就像一个试验场，每一个要取代封建地主阶级统治地位的群体，都企图将自己的利益打扮成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每一种理论流派和思想体系都标榜出身清白，积极推出“济世良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国家主义等思潮竞相涌动，良莠不齐，鱼龙混杂。很多西方思潮被原封不动地借用，并没有实现内化。思想体系的广泛性增加了探索道路的复杂性和曲折性，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刊物转变为非马克思主义刊物，也有非马克思主义刊物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刊物；号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有时却兜售非马克思主义元素，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流派也经常夹杂着先进性精神；很多人物的思想意志更是摇摆不定，困惑质疑时有发生。然而，复杂并不是错乱无章，短暂的迷失更渴望找到前进的方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刚刚起步，但其优势却日益凸显，逐渐引领着中国的未来走向。
在对礼仪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进行课堂讲授时，强调在课堂教学中积极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开展课堂讨论，培养学生的思维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例如，在“礼仪内涵”的教学过程中，先利用一些礼仪知识自测题引导学生进行思考，学生给出自己的答案并进行讨论，然后老师对错误观点进行纠正，并让学生自己通过对比讲出其中缘由，能够让学生对知识点的印象更深刻。
二、空间批判视阈下的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
五四运动时期，媒介变迁与社会交往、社会实践活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为交往的普遍性发展创造了现实条件，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创造了场域环境。
[例 9](E)very so often,perhaps once in a century,there’s a sort of act of faith.A well of faith fills up,and there’s an enormous heave forward in one country or another,and that’saforward movement for the whole world.（1972:248）
（一）五四运动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营造了场域环境
近代中国各种思想理论、学说主义相互碰撞，马克思主义能够脱颖而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五四运动的爆发和发展推动了空间格局的裂变与重塑，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创造了契机和条件。
媒介是信息存储传递传播的重要工具，是感觉器官和感觉能力的延伸，是社会交往得以建立、延续和扩展的重要基础。时间观念和空间观念的演进历程反映了媒介对文明的重要意义。倚重时间的媒介，其性质耐久，适合垂直化的行政体制；倚重空间的媒介，有利于集中化，适合分层性质不太明显的行政体制［9］。在古代社会，文化的交流和碰撞是偶然存在的，文化信息的纵向传播是主流，因此对媒介的要求更倾向于时间传承。进入近代社会以后，文化信息的横向传播更加频繁而广泛，而通过媒介实现对最大空间的控制正是近现代传播的价值所在。如果说古代媒介条件影响了人们改变环境的能力，大众媒介的发展则拓宽了个体在空间上的范围。行为空间的运动部分是个体日程活动所直接接触的场所的子集，而报纸等沟通渠道所建构的场所则构成个体日常活动的间接场所，为跨空间交流创造可能［10］。在五四运动期间，报纸等媒介的普遍参与推动了信息的跨空间传播和扩散，对于启发民智，推动群众运动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大众传媒采用报道、阐释、评论等形式，通过信息的传递和分享，以协调或适应社会关系，并对经济社会生活产生重要影响。五四运动时期，报刊、通讯社、报摊等大众化、社会化的场景、场所、平台和载体蓬勃发展，促进了信息的交换和传递，为新思想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刊载新闻和时事性政治材料的近代报纸获得较快发展。尤其是“在五四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1919年全国各地新出版的报刊约500 种。北京、上海、天津、武汉、湖南等地涌现的为数众多的学界报刊尤具特色，著名的有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周恩来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11］。从当时的形势来看，近代报纸发展迅速、数量众多、质量上乘。这些报刊版式灵活，取材公开广泛，内容丰富多元，报道迅速，满足民众的思想文化发展需求，对启发民智具有重要作用，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准备了思想基础。以报刊、通讯社、报亭、学会、新式学校等为引领构成新的媒介群，构筑了新的社会空间形式，为新思想荟萃发展提供平台载体，为社会变革孕育新生力量。《申报》等众多报纸售价只有几分钱，对于普通民众的经济基础而言具有可获得性。以大众媒介形式为基础，新思想、新观点得以迅速集结、流畅表达和广泛传播，营造了共同关心时政的氛围。它划破了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切合交往走向普遍性的发展趋势。“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8］540-541无产阶级的解放只有在世界交往中才有意义，共产主义只有在普遍交往中才能真正实现，五四运动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二）五四运动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孕育培养了空间主体力量
质量评估包括对水泥浆的黏稠、河砂含沙量、砂浆配合比例、砌体孔隙率。建立严格的质量评估体系，能够保证工程的质量，从而保证工程有效抵御洪水侵袭，达到防洪标准。
中国古代建筑立于高高的台基之上，烘托出皇家贵族的恢弘气势，服务于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古代空间秩序中的利益格局和权力结构难以维系，而新的空间秩序尚在探索之中。
（三）五四运动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丰富了空间叙事方式
叙事形式与话语体系是观念形态的上层建筑，是思想和观念表达的重要载体和依托，是引领社会发展变革的重要力量，在思想文化传播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媒介形态与叙事形式、话语体系相互作用，推动舆论空间的变革。“空间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它真正是一种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15］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的经济思想文化正发生深度变革，传统的思想文化体制正在迅速瓦解，新的文化体系正在探索构建。随着社会交往更加普遍而多样化，叙事形式和话语体系也呈现新的特点和趋势，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新的条件。第一，叙事主体和叙事对象下移，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奠定了群众基础。在以往的史学、文学等文化形式中，基本以“精英”为叙事主体和叙事对象，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推崇士大夫阶层的思维方式、审美情趣、情感思想和价值观念。五四运动时期，启蒙思想家们开始关注人的价值、人的解放和人的精神状况。文化焦点和主题开始围绕下层民众展开，关注普通民众的利益诉求，褒扬工人阶级的奋斗进取精神，关注青年人的思想动态。《狂人日记》《祝福》《潘先生在难中》等很多著名作品，都侧重描述雇佣劳动阶层、小市民等小人物的贫困悲惨和愚昧麻木。第二，叙事语言更加大众化。自秦汉以来，比较正式的文章都是采用文言文的表达形式，明清之后又采用八股文体进行考试。这些文体和语言形式精炼优美、合乎音律，但是表达格式比较固定，属于小众化的表达形式，与日常生活实践相距较远。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拉开了白话文运动的序幕。白话文摒弃了文言文的刻板、晦涩，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大众化的表达和传播形式。它通俗易懂，更加切合普通民众的文化层次和表达需求，易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第三，叙事思想更加多元化。五四运动时期，封建秩序日益解体，新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秩序尚在孕育。各个阶层的利益诉求相互碰撞，推动了各种思潮主义的传播和发展。地主阶级、买办阶级附庸于帝国主义的势力，在压迫民众中获益，千方百计维持旧秩序的存在和延续，代表中国当时最反动的生产关系。民族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夹缝中求生存，兼具革命性和软弱性。小资产阶级虽然在经济上能够基本维持自给，但生活质量和社会地位有所下降，为国家和民族的困境而困扰，往往是被裹挟着前行。无产阶级、农民阶层长期陷于封建秩序的桎梏中，反抗意识有所增长［16］。此时的思想融合启蒙和救国多重使命，呈现分歧对立的姿态，切实反映了五四运动思想的丰富性和多元化倾向。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思想都有所孕育发展，为中国未来走向提供诸多选择，进一步增加了发展的不确定性，古老的中国一直在艰难地探索涅槃的可能。
三、五四运动精神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代启示
要坚持以完整准确的思维理解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必须结合具体的历史条件进行分析，不能超越历史条件苛责五四运动，既要看到五四运动的局限性，又要看到五四运动的开拓性。五四运动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至此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自觉有组织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尚处于传播的初级阶段。“一种学说或理论大众化传播效果与其同时代的文化环境契合程度呈正相关关系。”［17］正是由于具体历史条件的限制，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还是粗浅、零散和片面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和先进本质的介绍存在碎片化的现象。因此，不难理解当时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甚至相信“共产共妻”的说辞。然而，“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18］。这些人对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已经具备比较充分的认识，或者是在五四运动进步刊物的影响下，最后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对五四运动产生了极大的关注和兴趣，先后多次派人到中国了解中国革命情况，与进步人士接触，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同时，还有瞿秋白、刘少奇、任弼时等人奔赴苏联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开始从事革命活动。借由五四运动的契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开始生根发芽，马克思主义的基因和种子开始在中国萌发。在此过程中，虽然也存在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经验化的现象，尤其是对革命的领导权、革命的道路缺乏深入的认识，但是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认识更趋理性，展现了前所未有的革命态度和决心。而纪念五四运动的活动是五四运动精神的传承和延续，对于重塑广大民众的集体记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具有特殊意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必须结合时代发展的主题和形式，弘扬和继承五四运动的开拓性精神，摒弃五四运动的局限性，有效地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一）要完整准确地理解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五四运动时期，很多新思想或者是从西方传播而来，或者是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之下产生，然而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则为势之所趋。中国从选择到信仰马克思主义经过了艰难曲折的过程，无论是夸大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还是否认二者的关联，都是违背客观事实的。
作品《家·国》以江南民居为元素组合成一个鼎的形状。鼎象征国家而江南民居则指代百姓。作品讲述一个关于中国梦的故事。这是笔者《水墨徽语》系列的新作。在整体构成上，使用腾空式代替之前的落地式，取得一股向上的力量。另一方面也能使整体造型更加契合鼎的形状，徽派建筑的元素依然是主体。画面上的点、线、面、黑、白、灰依然是形式语言的重点，这也是徽派建筑元素的精华。
任何一种手术方案也有它的局限性，有以下情况者不宜使用此手术方式：（1）距下关节、跟骰关节同时受累时；（2）由其他原因导致的平足，而非由于舟骨坏死、内侧纵弓塌陷、跟骨外翻畸形所导致的平足。此外，此手术较为复杂，手术时间较长，术中要求手术医生不断观察下肢力线，对手术医生经验求较高。
（二）坚持偶然与必然相统一的观点看待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坚持用偶然与必然相统一的观点分析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既要看到五四运动时期中国人民探索救亡图存道路的复杂性和曲折性，又要看到五四运动促进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必然性。
任何事物在时空中的运行都具有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双重属性。必然性是由事物的本质联系所规定的，揭示事物发展过程中确定不移的趋势，体现事物发展的稳定性、规律性。偶然性产生于事物的外部联系、非本质性原因，揭示事物发展的可变性、不确定性，体现事物发展的复杂性和多向性。偶然性的过程中包含着必然性的因素，而必然性的过程往往通过偶然性体现出来。没有纯粹的偶然性，同样也没有纯粹的必然性。“科学、特别哲学的任务，诚然可以正确地说，在于从偶然性的假象里去认识潜蕴着的必然性。”［19］社会发展历史是人的实践活动在时间空间中循序渐次地展开，既践行客观规律，又充满各种曲折性、跳跃性。坚持偶然性和必然性相统一的原则，既要科学把握历史发展的宏观态势，又要充分尊重历史发展的丰富性和生动性。五四运动为志士仁人挽救民族危亡提供了各种可能性，最重要的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而历史和人民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主义坚持使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充分挖掘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和伟大力量，为中华民族复兴找到先进的思想武器和物质武器，所以必然脱颖而出。然而，形式逻辑认为历史是经验的简单堆砌，是偶然性联系的构成体，同时否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以及规律的层次性。一些学者着重挖掘五四运动中的个性案例，多元化思想，肆意夸大偶然性因素的作用，否定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和力量，否定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忽视五四运动的客观结果。事实上，这种观点以历史假设否定历史发展现实，企图通过否定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必然关系，进而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的合法性。
（三）依托媒介融合的时代条件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以无产阶级的解放和人类解放为己任，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标，是迄今为止最先进的思想理论体系。“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8］11。要发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以人民群众所需要的形式展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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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重道远，永无止境。五四运动时期，国家民族呈岌岌可危之势，启蒙与救国成为时代主题，民众有切肤之痛。适应时代主题和革命任务的现实需要，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更倾向于采用宏大叙事的形式，以系统全面地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逻辑结构和方法，为社会变革提供根本依据。与此同时，报纸传媒的迅速发展、白话文运动的广泛开展，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大众化的媒介条件和平台。进入21世纪以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成为新的时代主题。赤裸裸的、直接形式的殖民掠夺已经穷途末路，资本的掠夺形式更加隐秘，更具欺骗性。为了维持资本机器的疯狂运转，促进过剩生产能力的转移，资本不仅重塑世界空间格局，而且全面向日常生活渗透。日常生活看似琐碎乏味，却涉及最基本的物质和精神关系，关乎人民群众最直接最切实的利益。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拓宽微观叙事的表达形式，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宏大命题与日常生活相结合。时至今日，“全媒体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20］。传统媒体与现代媒体相结合，综合利用图像、声音、文字、图形等符号，形成立体化的传播形式，使信息的传递更加个性、碎片、直接。马克思主义传播必须结合时代语境，适应新的媒介主体、媒介对象和媒介形式，开拓新的媒介平台和渠道，以更丰富、更灵活、更微观的形式展现出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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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y 4th Movement and the Spread of Marxism in China:On the Perspective of Space Criticism
Liu Yan
(Academy of Marxism,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100732)
Abstract: The May 4th Movement took place in a period of great historical turning point and undertook a special historical mission.Moreover,it fused the mobilization and agglomeration effect of mass media,so it had obvious transitional characteristic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ce criticism,we can clarify the origin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and Marxism,which is helpful to present it in a richer,more three-dimensional and more complete image.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promoted the fission and remodeling of the spatial pattern,which created a field environment for the wide spread of Marxism,nurtured and trained the main force,and enriched the spatial narrative mode.We should adhere to the viewpoint of complete and accurate and the unity of contingency and inevitability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y 4th Movement and Marxism.And we should not only see the complexity and tortuosity of the road to salvation and survival,but also see the inevitability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in promoting the spread of Marxism.The key point is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by relying on the era conditions of media convergence.
Key Words: the May 4th Movement;Media;Space Criticism;Chinese Communication of Marxism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空间视阈下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观研究”（18BKS104）。
［中图分类号］ A811
［文章编号］ 1673-0186（2019）05-0014-010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19.05.002
作者简介： 刘燕（1981—），女，汉族，黑龙江尚志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发展、空间哲学。
标签：五四运动论文; 媒介论文; 空间批判论文;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传播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