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交融与近代中国传统农业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传统论文,中西论文,近代论文,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传统农业非常发达，它与传统中医一样，堪称中华文明最富有生命力的精髓。那么，在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潮流下，中国延续数千年的传统农业文化是怎样适应新的发展趋势，步履维艰地走上坎坷的近代化之路？本文拟从中西融合的角度探讨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农业嬗变的主要特征。
一、中西交融是近代中国传统农业演变的主流
融合与吸收，是中国文化的主要传统。有的学者把中国传统文化说成是放射型的核心文化，虽然有一定道理，但并没有揭示问题的全部。何则？因放射需要一定的能量，而这能量并非凭空而来，而是通过各种方式聚集起来的。也可以这样说，一种文化的放射力是由其吸收力决定的。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有那么强大的辐射力，关键之点在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强大的融合力和吸收力。
19世纪末，西方科学文化潮水般地涌入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中国传统文明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是对抗，还是西化？富于韧性、惯于调合的中国人，又象他们的祖辈一样，走了一条中庸路线——融合，即一方面吸取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的某些因素，另一方面仍顽强地保持着本民族基本的文化传统，走上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交融之路。
在中西交融过程中，出现了两个影响很大的学说——西学中源说和中体西用说。西学中源说的基本观点是：西方某些科学技术乃至事物，本源出于中国，是西方人从中国学习和引进了这些东西。因此，中国学习西方，实际上是在恢复自己的旧物。例如，晚清著名学者郑观应曾说：“自《大学》亡《格致》一篇，《周礼》缺《冬官》一册，古人名物象数之学，流徙而入泰西，其工艺之精，遂远非中国所及。盖我务其本，彼逐其末；我晰其精，彼得其粗；我穷事物之理，彼研万物之质。秦汉以还，中原板荡，文物无存，学人莫窥制做之原，循空文而高谈性理，于是我堕于虚，彼征诸实”（注：郑观应：《盛世危言·道器》。）。清季《农学丛书》编辑者罗振玉首开编译西方农学著述之风。他自述编辑丛书心得时说：“先后垂十年，译农书百余种，始知其精奥处，我古籍固已先言之。”
按照西学中源说，学习西方变成了“光复旧物”，“譬如家有秘方，再传而失于邻人，久而迹所在，或不惮金以购还之，……正当考求古制，参取新法，藉其推阐之妙，以收古人制器利用之助。乃不考失所由来，恶其异类而正弃之，反以通其艺为辱，效其法为耻，何其隘也！”（注：黄遵宪：《日本国志》卷32《学术志》。）因此，西学中源说的流行，有力地削弱了保守派对引进西学的阻力，调合了中学与西学的矛盾，为中西交融架起了一座桥梁。当然，该说也是曾经拥有辉煌民族文化的中国，在与西方对比下显得落伍但又不甘落伍，开始向西方学习又耻言学习的一种复杂心理的产物。
中体西用说是晚清中国对中西交融的另一种流行观点。早在1861年，冯桂芬在谈到吸取西学时就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观点（注：冯桂芬：《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1895年4月，沈毓桂在《万国公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匡时策》的文章中，正式使用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提法。主张中体西用说者，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顽固维护封建统治的保守派，他们以此为借口反对引进西方民主制度。著名洋务派官僚张之洞就曾在《劝学篇》中大肆鼓吹中体西用说，对此来攻击变法维新运动。另一类则是主张学习西方的变法派，他们提出中体西用说，是为了避开保守派“以夷变夏”的攻击锋芒，以迂回曲折的方式，为引进西学开辟了一条通道，也为中西融合奠定了理论基础。
中国近代在引进西方农学的过程中，深受西学中源说和中体西用说的影响，形成了中西农业兼容并蓄的交融态势。正如梁启超在为《农学报》做序时所云：“远法农桑辑要之规，近依格致汇编之例……近师日本，以考其通变之所由；远摭欧墨，以得其立法之所自；追三古之实学，保天府之腴壤。”在这里，梁启超把“近师日本”、“远摭欧墨”与“追三古之实学”结合起来，代表了当时中西交融的基本思潮。
我国虽然早在明朝末年就已开始接触西方近代科技文化，但直到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西学才开始大量涌入我国。1855年合信所著《博物新编》一书在广州出版，该书系统介绍了西方天文、地理、物理、化学、光学、电学、生物等科学知识，其第三集“鸟兽略论”相当于动物学。1858年，上海墨海书局又出版了韦廉臣、艾约瑟与李善兰根据英国植物学家林德利的著《植物学基础》而编译的《植物学》一书，是我国最早一部专门介绍西方近代植物学的译著。随着西方生物学的传入，近代农学也开始传入我国。1877年在《格致汇编》中就收录了《农事略论》一文，首次系统介绍了西方农学和农业的概况（注：白鹤文等主编：《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稿》，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6年第6页。）。
罗振玉也是我国较早从事西方近代农学引进的学者之一。1896年，他与徐树兰、朱祖荣、蒋伯府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了农务总会，并在第二年创办了我国第一份农业学术刊物——《农学报》。该刊到1906年共出版315期，发表了大量介绍国外农学及本国传统农学的文章。此外他还主持编辑了一套大型的《农学丛书》。这套丛书共分七集，内含233种译著并汇辑了中国历代重要农学典籍。这套丛书可谓中西农学的混合体。丛书所收译著的内容涉及农业政策、农业经济、农业科技、农业教育、农业法规等诸多方面，大体上把当时英、美、日、德、法等资本主义国家有关近代农业的最新成果都介绍进来。另一方面，丛书按照新式农法，将中国传统农业经验及技术重新分类摘编，使之与西方新农学互相参证，以收相得益彰之效。这种把西方新式农学与中国传统农学相比照，并找到二者相通之处的研究方法，对后来我国的农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我国出现了西方近代农学和中国土著传统农学同步发展的奇特历史现象：西方农学借助传统的形式得以传播，中国传统农学吸收西方农学的某些因素而得以延续、完善和发展。
近代农学与传统农学的融合不仅存在于理论上，而且应用于农业技术改良的实践中。我国清末开始在各省普遍设立农业试验推广机构。这些具有近代性质的、全新的农业机构不仅在管理上仍采用封建官僚体制，其工作内容也是结合传统农业进行的。例如，清末吉林省农事试验场的工作方针是“以向来旧法为基础，发挥其所长，补救其所短，藉以灌输新法，渐进改良”（注：《吉林行省档案》，1(6-1)-285。）。该场最初所进行的农业试验，大多系利用西方近代农学理论，对当地的传统农法进行验证和分析，或者运用新法对当地作物品种进行优选。总之，近代农学理论只是被用来验证和改造当地的传统农业。这种现象在当时全国其他农业试验推广机构中也是普遍存在的。
这种对待西方近代农学及本国传统农业的态度，从清末以来，一直延续下来，形成了中西交融的历史传统，对我国现代农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建国后，我国进行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基本上是沿着这个思路进行的：即在保持和发展本国农业优良传统的前提下引进和消化国外先进的农业科技。有些同志把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概括为“用现代技术强化了的传统农业道路”。毛泽东同志在大力提倡实现农业半机械化、机械化的同时，仍强调“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69页。）。他为此提出了发展农业的“八字宪法”，即“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其主要内容仍是传统农业技术。从农学界来看，建国以后，我国农学家系统地发掘、整理和出版了我国历代传统农学典籍，并对传统农学进行了全面、深入、系统的发掘和研究，形成了一个比较繁荣的农史学科。一位外国专家在评价中国农业发展时指出：新中国农业之所以取得较大成绩，关键在于没有盲目抛弃中国优良的农业传统，使中国得以在耕地面积缩小的情况下，仍能解决人民的食粮问题。
总之，中国近代农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中西农业交流和融合的历史。我们在研究中国近代农业史时，一定要抓住这个历史主流。
二、中西农业融合进程的节律
中西农业交融是个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融合的方式、内容、程度及结果，受中国各地的自然、社会、历史、风俗、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呈现出异彩纷呈的风貌。中国原本就很丰富多彩的传统农业，又不同程度地注入西方近代农业的某些因素，形成更加多样化的复合型农业。但就其交融的基本过程来看，仍可看出其大致的发展节律。
从区域来看，近代农业的影响从东部沿海地区向西部内陆地区呈现由强到弱的区域差异。尤其是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早在明清时期就出现了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农业商品经济比较发达，以经济作物为主的农业生产达到了较高水平。在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趋势下，东南沿海地区率先接受了西方近代农业的影响。我国设立最早的近代农学团体是1895年孙中山在广东发起创办的“农学会”。该会宗旨是“搜罗各国农书，译成汉文，俾开风气之先”。不久，因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清政府封闭了广东农学会。翌年，罗振玉等人又在上海设立农务会，创办《农学报》，编辑《农学丛书》，使上海成为新农学的中心。1893年，上海设立育蚕试验场，是我国设立最早的一家农事试验机构。与俄罗斯及日本接近的东北地区，也是近代西方农业技术传入较早，农业近代化发展较快的地区。早在1896年，俄人就在哈尔滨香坊设立了农事试验场，试种糖用甜菜。1904年，俄国割草机械被引进兴安岭以西草原。1906年，在沈阳成立了奉天省农事试验场，在黑山县创办奉天官牧场，在大连也由日本人成立了关东农事试验场。1907年，黑龙江省出现了引进外国“火犁”（拖拉机）进行开垦的机械农场——兴东公司（注：《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稿·大事记》。）。而西北、西南等边远地区，因僻居内陆与外界隔绝，直到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才开始大量接受西方近代农业的影响。
就融合过程而言，中西农业交融在技术、制度、精神三个层面上依次展开，呈现出先易后难，从浅入深，由表及里的发展过程。最初，中西农业交融是以引进西方新式农业技术、新式农业机构开其端的。1894年，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提出了他关于中国农业近代化的设想：“农政有官，农务有学，耕耨有器。”也即由官府主持引进西方农学和农业机械。1895年他在广州成立农学会，计划“首以翻译为本，搜罗各国农桑新书，译成汉文，俾开风气之先。即于会中设立学堂，以教授俊秀，造就其为农学之师。且以化学详核各处土产物质，阐明相生相克之理，著成专书，以教农民，照法耕植。再开设博览会，出重赞以励农民。又纠集资本，以开垦荒地”（注：孙文：《创立农学会征求同志书》，载1895年10月6日广州《中西日报》。）。孙中山提倡译农书，设学堂，核土质，开博览，集资本，皆属物质技术层面上的引进和改造。1898年，光绪帝下诏变法，涉及农业方面的内容主要有：“劝谕绅民兼采中西各法”；编印“外洋农学诸书”；“于京师设立农工商总局”；“设立农务学堂”；“广开农会、刊农报、购农器，由绅富之有田业者试办以为之率”。这些措施基本停留在农业技术引进和改良的层面上，并未触及封建制度，因而戊戍变法事败时，其他方面的“新政”多被扼杀，唯独农业方面的改良措施却未被取缔。1899年，慈禧“懿旨劝农设学”，派留学生赴日、欧、美各地“学农”。1901年湖南设立农务局和农务试验场。山西省设农林学堂，湖北创办《湖北农学报》。1902年，直隶创办农事试验场和高等农业学堂。1904年，江西省创办农事试验场，山东建立林业试验场，河北保定设立北洋马医学堂，上海成立水产学堂。与此同时，技术引进、品种引进，农机引进也陆续展开，中西交融在农业技术、农业教育和农业推广领域有了较大进展。
技术引进和推广虽然对我国传统农业改良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落后的封建制度成为中国农业近代化的严重障碍。到了本世纪二十年代，中国一批先进分子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逐渐认识到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变革封建土地制度。孙中山先生在1924年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政治主张，他在《三民主义》一文中明确指出：“农民问题真正完全解决，是要耕者有其田，那才算是我们对于农民问题的最终结果。”（注：《孙中山选集》，第849～850页。）孙中山从力倡农业技术改良到主张“耕者有其田”，反映了他对中西农业融合的认识已从物质层面深化到制度层面，也即从改造传统的农业技术转向改革传统的封建制度。从此以后，中国农业近代化的主题从技术引进转换为制度变革，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全面接受了西方马列主义理论并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列主义理论在中国进行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消灭了中国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土地制度，改造了旧的农村经济结构，把中国亿万农民引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发展之路。
土地改革的胜利虽然从经济关系方面为中国农业现代化解开了束缚，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全部问题。随着实践的发展，人们逾来逾清楚地认识到：技术及制度只是表层的东西，它可以通过引进、投入、改革或革命等方式予以解决。但几千年来传统农业在人们内心深处积淀起来的旧意识却不可能一下子根除。因此，如何从意识形态上改造传统农业，至今仍是困扰国人的重大问题。
中西农业交融的层差不仅表现为时间上的先后，在其交融的方式及程度上也有显著的体现。大致来说，在技术层面上，中西融合进度快、程度深，近代技术对传统技术的改造较为明显。在制度层面上，虽然不象技术引进那样畅通无阻，但一旦时机成熟，便以革命或改革方式而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当然这种改造过程要比技术引进更痛苦，付出的代价也更高。尤其传统农业制度往往改头换面后，再次登上历史舞台，使这种革命或变革往往多次反复，极其曲折。至于精神层面上的中西融合，则是在潜移默化中一点一滴地进行，随着技术革新及制度变革而悄悄发生着不易被察觉的变化。由于旧的价值观念根植于人们潜意识的最深层，外来因素的渗入极其艰难，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小农观念成为中国传统农业的最后堡垒，也是中国走向现代化所要面对的永久性难题。
三、中西农业交融的异变现象
在中西交融的过程中，西方近代农业在渗透中变异，中国传统农业在融纳中异变，其结果产生了非驴非马、畸形变种的农业形态。这与中医和西医的情况有很大的差别，中、西医虽然也有互相交流的一面，但二者仍保持各自的独立性。但在农业上却很难把中西农业判然区分开来。学界有些同志认为中国目前存在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两种农业类型，但揆诸农村现实，则大谬不然。从整体上看，中国大部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都是近代技术与传统技术兼而有之，不存在某些农民完全使用传统技术，另一部人完全使用现代技术的情况。因此，中西融合后的中国农业，已经合成一个有机的综合体。
在这个综合体中，西方近代农业及中国传统农业各自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异变。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例如：化肥、农药等近代农业技术推广到中国农村后，很多文化素质较差的农民不会科学使用，仍凭借传统经验滥加施用，经常发生因施用不当而遭受损失的悲剧。近代东北一度大量引进拖拉机，一些农场主不知科学驾驶和保养，为了节省燃料费，竟想当然地用廉价的豆油代替柴油，结果使大批拖拉机很快变成一堆废料。
中国在引进西方农业技术过程中，大多对这些技术进行一番选择和改造，使之适应中国农业生产的实际。例如，东北在引进西方农业技术时，东北的南部地区和北部地区都根据当地农业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宜的农业技术。在开发较早的东北南部地区，20世纪土地开发已趋饱和，土壤肥力下降，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于是采用关内传统旱作技术和水田技术，注重施肥和水利，提高作物单产，走的是一条精耕细作的集约化道路。因而，东北南部在引进西方近代农业技术时，侧重于利用实验手段验证和改良传统农业，进行科学的选种和育种，使用化肥和农药，使之适应精耕细作和提高单产的要求。但是，东北北部地区则大不相同。东北北部开发晚，地广人稀，耕作粗放，因而对西方农业技术侧重于农业机械的引进和应用，以与粗放式规模性农业经营相适应，提高劳动生产率。由于东北南部和北部地区从当地农业实际情况出发，对外来技术进行了不同的选择和改造，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农业改良模式。
我国农业科技人员在引进西方近代农业技术时，十分重视对国外技术的改造。麦孟华1895年5月在《时务报》撰文称：“西国农工，竞以新法。石膏以化土，鱼料以肥培，电气以速长，沸汤以暖地，玻罩以御寒，汽机以播刈，一切机器，日新月异”。因此，中国如“徒守旧法，必不足以尽地利矣”。但是，他又明确指出：中国农业经营规模“罕及百亩，一用新机，必至亏损”。可见他对引进西方农业机械采取了审度国情的科学分析态度（注：《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稿》，第91、95～96页。）。为了使西方农业机械适应中国农业的实际，中国的农业专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例如，20世纪20年代辽宁双辽人张鸿钧曾在美国密执安州立农科大学研究院攻读农科，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在内蒙古通辽排山达子营自办农场，经营垦植事业。他先从美国引进了一批农业机械，但经过试用后，皆不适用。于是，张鸿钧便对这些农业机械进行改造，研制成车式一次两垄上垄播种机、一次两垄下垄播种机，由3～4匹马牵引，一人坐在车上操作，开沟、播种、覆土和镇压可以一次完成，一天可种40～50亩地。他还研制成禽式锄地机，前后各设铁轮，一匹马牵引，一人操作，既可铲除垄底杂草，又能用两旁的铲锄除掉垄旁杂草，一天可锄地20～30亩。这几种改良农具系“为东省特殊之农作物制定，因地制宜”，“既属便捷，又省人工”，因而很受当地政府重视。东北当局特给予专利，批准设厂制造，加以推广（注：《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稿》，第95～96页。）。这种把机械拖引的农机改制成畜力拖引农机的事例，在中国各地是非常普遍的。畜力拖引农机因适应当时中国农业发展的水平，因而易于推广使用。
西方农业经营方式及管理制度引入我国后，也普遍出现了“中国化”的趋势。例如，清末我国各地仿照西方公司法而集股组建起来一批农垦企业。但这些企业在管理上仍采用传统方式，尤其是普遍实行租佃经营，因而学术界一些同志把这些农垦企业看作是“挂着公司招牌”的地主经济，或直呼其为“集团地主”（注：黄希源主编：《中国近现代农业经济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59页。）。例如张謇创办的通海垦牧公司，其土地只有10%是雇工经营，其余土地垦熟后都分给各股东，然后各股东再分散地租给佃农耕种，收取地租。公司还与佃农订立租约，每年两季按收成情况议租，一般为四六分，佃六公司四。佃农承租前，须交纳“顶首洋”和“写礼费”，这是当时崇明、通州、海门一带地主租地的常规。因此，我们看到的通海公司，是个西方近代公司制与中国传统租佃制的混合体，是个中国化了的变种了的农垦公司。
再如伪满时期大搞“合作社”经济，表面看是组织农民进行社会化大生产的新式农业经济，但实际上这些“合作社”是与日伪政权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它并不是农民自己的组织，根本不代表农民的利益，而是作为日伪政权的爪牙，是对广大农民进行殖民压迫和剥削的工具。伪满“兴农合作社”的社长一般由伪县长兼任，其下属办事处和兴农会则与保甲制等行政机构合二而一，因而完全是一套伪政府的行政组织（注：衣保中著：《中国东北农业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第558页。）。
至于传统农业本身的变异就更为显著了。在技术方面，我国传统农业技术中的豆谷轮作、中耕除草、优选良种、施用有机肥、生物防治病虫害、保持生态环境、实行立体经营等，在西方农学传入后，仍以其勃勃生机而活跃在历史舞台上，并深为国外农学家所艳羡，认为这些传统技术可以克服近代西方“无机农业”所造成的诸如环境污染、资源破坏等缺陷，甚至誉之为二十一世纪农业发展的新方向。我国农学界也大为振奋，把这些传统技术冠以“有机农业”、“生态农业”，“立体农业”或“生物化农业”诸美名，大加赞扬。其实，“有机农业”、“生态农业”虽然与上述传统农业技术有历史的渊源关系，但两者仍不可同日而语。同样是精耕细作，但古代是建立在直接经验的基础上，而现代则是建立在实验农学基础上。传统农业一旦与实验农学相结合，那么它就在本质上发生了变化。因此，现在所谓的“有机农业”、“生态农业”是一种披着传统农业外衣的现代农业技术。
再从封建生产关系上看，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制度和租佃关系在近代仍然被保留下来。但是，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渗入和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沿续下来的封建农业制度也在逐渐发生异变。
在土地制度方面，清末官庄旗地制度迅速解体，大批官田被丈放给私人所有，标志着封建性身份性地主的消亡，代之而起的是活跃的私人非身份性地主。清末以后，土地交易日益兴盛，土地逐渐成为一种商品，不再是政治权力和身份等级的物化形式，越来越具有经济意义的农业生产资料的色彩。在这种以私人地主为主的农业经济结构下，土地投资逐渐成为农业投资的有机组成部分，投资土地和土地经营便有了赢利的经济意义，在此基础上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经营地主经济、富农经济乃至农垦公司便出现了。
中国近代的租佃关系，虽然形式上与古代封建租佃关系区别不大，但因商品经济的渗入，其内容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是租佃关系与借贷关系、买卖关系交织在一起，那种传统的单一的封建租佃关系已不复存在，佃农对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依赖往往超过了对地主的从属关系；另一方面是租佃关系中的封建超经济强制因素大大削弱，地主大多利用“押租”、“借贷”等经济手段控制佃农，便租佃关系越来越表现为一种纯粹的经济关系。例如，前述通海垦牧公司，在实行租佃经营时，是以法人身份与佃农签约，凭借佃约调节双方关系。佃农拥有人身自由，对公司没有依附关系。佃农只按规定交租，不必负担额外劳役，如有其他工作，则由公司招请佃雇农，按日计值，实行雇工劳动。在公司章程中规定：“田主佃户以资本劳力合为一事而治生者也。”明确指出主佃双方是“资本”和“劳力”的关系（注：孔经纬主编：《东北地区资本主义发展史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51页。）。因此，这种租佃关系已不再是传统的纯粹的封建租佃关系，其中已或多或少地渗进了某些资本主义的因素，使之异变为一种新的农业经济关系。
总之，变异的传统农业和异变的近代农业，相互交融在一起，构成了中国近代复杂的农业形态。中西交融的结果，使中国的农业近代化走上了一条极其曲折的道路。一方面西方近代农业被引进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在促使中国传统农业逐渐近代化的同时，自身也在逐渐适应中国国情而发生着变异。另一方面，传统农业仍然顽强地延续下来，在一点一点地消化着西方农业影响的同时，自身也在逐渐发生异变。这样一来，我国农业近代化长期处于量变过程中，传统农业没能被取代，农业近代化也未得彻底实现。中国的农业国情，就是在这种中西交融的过程中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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