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新安全观形成的国际背景及其内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内涵论文,背景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国家安全面临一系列新问题和新挑战。不少国家开始重新审视和界定自身的安全思想和安全战略。我国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综观世界政治、经济、安全环境的新变化，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来安全政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的新安全观。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再次重申：“国际社会应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努力营造长期稳定、安全可靠的国际和平环境。”
一、国家安全环境和安全理论的变化与中国新安全观的提出
安全观是“一个国家对其自身安全利益及其在国际上所应承担的义务和所应享受的权利的认识，是对其所处安全环境的判断，同时也是对其准备应对威胁与挑战所要采取的措施的政策宣示”（罗援：《两种安全观念，两种安全模式》，《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3期）。简言之，安全观是对所处安全环境的认识，是指导具体的安全政策的理论和思想。研究中国新安全观提出的国际背景，需要从世界安全环境的变化和安全理论的发展入手加以分析。
1.世界安全环境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所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基本上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冷战时期的国际安全环境和冷战后的安全环境。冷战时期，特别是中美两国建交之前，中国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的主要特征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以及美苏之间进行激烈争夺和尖锐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了政治上对抗、经济上封锁和军事上遏制的冷战政策。在冷战的大背景下，中国的周边还多次发生热战，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以及因边界问题而引发的中苏边界冲突和中印边界冲突。中国国家安全直接表现为有关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军事安全，军事对抗成为我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
冷战结束后，国际安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呈现出复杂化、多样化的新特点，概括起来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全球范围的两大军事集团的对抗不复存在，国际形势总体上继续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但是，冷战思维依然存在，利用“民主”、“人权”干涉他国内政的现象还很严重，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是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主要根源，“和平与发展这两大课题至今一个都没有解决，天下仍很不太平。”（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二，原来被美苏矛盾所掩盖的各种矛盾凸现并迅速发展，包括民族矛盾、领土争端、宗教冲突等。不仅如此，当今世界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相距遥远的地域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交往日益密切，其后果之一是全球性问题增多。全球性问题包括移民和难民问题、国际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环境恶化、跨国犯罪、贩毒和艾滋病等。这些问题给国家安全带来了新的挑战。第三，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加速发展，使经济因素取代军事因素成为国际关系的首要因素。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世界力量组合和利益分配正在发生新的深刻变化。同时，经济全球化的消极影响也显现出来，如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对经济的冲击，南北贫富差距扩大等。
上述国际安全环境的变化及由此产生的新的安全问题，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新的安全观念，以对国际安全的现实和未来发展进行新的理论认识。
2.安全理论的发展
冷战时期，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安全理论是深受现实主义影响的传统安全观。它认为，国际政治是处在无政府状态下和权力的争夺中，一国只关注自己的安全，安全的核心是军事安全，威胁的主要来源是敌对方强大的军事力量，保障安全的手段是拥有能够与对方相抗衡甚至超过对方的军事实力。而提高军事实力的一个重要方式是军备竞赛和军事同盟。事实证明，这种安全理论并不能带来持久的、真正的安全。
冷战结束后，与复杂的国际安全环境相适应，合作安全、共同安全、综合安全等理论逐渐被人们接受。德国外交部外交政策研究所所长克劳斯就主张合作安全，他在《合作安全：战略目标和利益》一文中认为：“制定合作安全政策的原因之一是，没有哪个国家能单独消除影响军事、经济和政治稳定的因素。”但是，冷战后，以意识形态划分敌友、追求军事优势的冷战思维在安全理论领域仍然存在。美国把中国、俄罗斯看作威胁其安全的潜在对手，并不顾中国和俄罗斯的强烈反对，执意部署破坏战略稳定、可能引发新一轮军备竞赛的导弹防御系统。美国还加强了在冷战中形成、在冷战后本应消亡的军事同盟。在欧洲，北约确立了战略新概念，并极力东扩；在亚洲，美国和日本调整了安全防卫指针，加速联合研发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这些行为是背离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的时代潮流的。历史已经证明，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加强军备为手段的旧安全观，已不合时宜，无助于保障国际安全，更不能营造世界的持久和平。国际安全的严峻现实需要有适应时代发展、公正合理的安全新思维，以保证国际安全朝着良性方向发展。
中国认为，新的安全观必须从冷战已经结束这一现实出发，摒弃冷战思维，积极探索维护和平与安全的新途径。1999年3月26日，江泽民同志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发表了《推动裁军进程，维护国际安全》的讲话，全面阐述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随后，江泽民同志在2000年9月6日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2001年6月15日“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大会上，以及2001年7月1日纪念建党80周年的讲话中，多次重申了新安全观的内涵，初步形成了冷战后新型的国际安全理论。
二、中国新安全观的内涵
1.从国家安全的含义看，中国新安全观主张的是综合安全。它认为，国家安全不应该像在冷战时期那样只注重军事安全，国家安全应该是包括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科技安全、环境安全和信息安全等多方面的综合安全体系。首先，新安全观强调经济安全在新的国家安全环境下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经济安全通常指“一个国家的经济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参加国际经济竞争的能力及其带来的相应的国际政治地位和能力”（樊莹：《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经济安全》，《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5期）。江泽民同志指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经济相互依赖已经发展到了必须将保护主权国家的经济安全列为最迫切问题的阶段”（《人民日报》1998年11月24日）。其次，中国新安全观强调传统的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仍然重要。政治安全涉及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政治制度和主导意识形态的稳定、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这些从来都是国家安全的核心组成部分。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要坚决维护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努力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在冷战思维依然存在、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盛行的情况下，军事安全仍然是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再次，民族分离、宗教冲突、领土争端以及环境恶化、国际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成为国家安全需要面对的新课题。
2.从国家安全与他国安全的关系看，中国新安全观是合作安全和共同安全，不针对第三国。传统安全观是一种零和模式的安全关系，片面追求自身的绝对安全，不尊重他国的安全利益，甚至谋求对他国的控制和影响。对此，中国是一贯反对的。中国的新安全观认为，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各国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加深，一国的安全必然受他国安全和世界安全的影响，应对全球性问题给国家带来的新挑战也不是一国所能胜任的。只有加强与他国的合作，才可能获得共同的国家安全。合作的基础是国家间的信任和利益的互补性、不针对第三国，这是合作安全与集体安全的区别之所在。江泽民同志指出，要“努力把国际社会的持久和平建立在促进各国相互信任和共同利益的新安全观的基础上。应通过对话增进信任，通过合作谋求安全”（《人民日报》1999年9月4日）。中国不把本国安全利益凌驾于他国之上，更不为维护本国的利益而损害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而是在维护共同利益基础上争取共同安全。共同安全是防止冲突和战争的可靠前提。
3.从威胁国家安全的因素看，传统安全观认为，他国的强大和实力优势就是对自身安全的威胁；中国新安全观则主张国际安全的威胁并非取决于实力差距，而在于国家集团之间的政治关系，在于国家所奉行的内外政策（参见《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而共同努力》，《人民日报》1997年4月24日）。这意味着，判断国家安全威胁的来源时，他国的强弱、大小、贫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看它是否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侵略扩张政策。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江泽民同志指出，“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在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依然存在，并有新的发展。一些大国奉行新的‘炮舰政策’和新经济殖民主义，使许多中小国家的主权独立和发展利益遭到严重损害，使世界和平与国际安全受到威胁。”（《人民日报》1999年9月4日）
4.从维护国际安全的方法看，传统的安全观认为，国际安全的基础是实力优势、军事同盟和相同的政治制度；中国新安全观主张，安全应当依靠相互之间的信任和共同利益的联系，通过对话增进信任，通过合作谋求安全，相互尊重主权，和平解决争端”（《人民日报》1999年9月4日）。只有建立新的安全观和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才能从根本上促进裁军发展，使世界和平与安全得到保障。江泽民同志在日内瓦裁军会议的讲话中进一步详细阐述了维护国际安全的原则和方法：第一，维护和平与安全的政治基础是各国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第二，维护和平与安全的经济保障是互利合作，消除经贸交往中的不平等现象和歧视政策，逐步缩小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谋求共同繁荣；第三，确保和平与安全的现实途径是各国通过对话与合作增进相互了解与信任，谋求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
中国新安全观不仅是与时俱进的新的理论，同时也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成功指南。“上海五国”进程和“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充分体现了中国新安全观的思想。“上海五国”进程首倡了以相互信任、裁军与合作为内涵的新型安全观，丰富了由中俄两国首创的以结伴而不结盟为特征的新型国家关系，创立了大国小国平等协作的新区域合作模式。上海合作组织六国签署了《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是成员国以共同利益和目标为基础的合作安全模式的具体实践。我们有理由相信，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为核心的中国新安全观，对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将发挥重要的作用。